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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反右运动,与后面的文化大革命,其同义词都是毛.泽.东.说说一些现象,您自己分析吧.1.每个单位的右派有指标,是5%,因为毛说了“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好人”2.当时的很多右派,在文化大革命时都成为受迫害的对象,命运都十分悲惨.这些右派里（包括文革后新增加的）的包含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史方面的,以及很多高校,中学的校长和老师；大多数的国家干部,省长,市长,县长,乡长,村长,大队书记：体育运动员,唱歌跳舞相声戏曲的演员；当然还有很多老百姓.幸免遇难的人,很多都造成了别人的苦难,批斗揭发,是家常便饭,甚至有人会揭发和批斗自己的父母亲人,以显示自己忠于革命,忠于毛.网络和社会中,对毛及其运动的看法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一种是主要以老红军,那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下岗工人为主,他们怀念毛的时代,把毛神话,认为毛说的都对,都要照办.在他们眼里,反右与文革都是应该的,那些死难者是死有余辜.另一种就是以各种运动的受害者,加上后来的向往“自由平等博爱”的年轻人为主,其观点与以上完全相反.著名诗人聂绀弩对毛泽东的评价,在网上应该能查到.如果你认为毛.泽.东（或者说权力)就是法律,甚至高于任何法律,那你很快就会变成第一种.如果你认为,不管是谁,不论他有多大功劳,多大权力,多大威望,他都要服从法律,那你就是第二种人.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很多人都平反了；至今还有五个人,没有平反,他们当初提意见,说“D天下”,“要轮流执政”等等,毛泽东很高兴,认为有人要多他的权,于是发起了这个运动,把这些人统统定为右派和反革命,实施“专政”-----这五个人基本都死于非命,很惨,好像是储安平先生至今下落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开始毛泽东提出让大家,尤其是民主党派畅所欲言提意见,并表示不会报复；于是那五位正直得有些迂腐的先生,就提出了意见,后来就有了反右运动.当时***（名字我忘了）问毛：以前说了不秋后算账,现在出尔反尔,这是个阴谋.毛说：这是阳谋,不是阴谋.阳谋这个词就这么诞生了.当今的右派,经常被人混淆概念,被认为是“精英”“专家”,从而被认为是卖国,与老百姓对立,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觉得不然,但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太清楚,但一般来说,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人,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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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如何看待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相关的作业问题
1956年秋冬,在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我国一些农村、工厂、学校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在中共八大及八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指出要以波匈事件为鉴戒,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克服部分干部脱离群众的苗头和缺点,酝酿开展全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初期,发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运动.从发生的历史背景看：相同点：都根源于中共理论认识的失误和指导思想的失误.不同点：反右派斗争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发动的.“反右倾”斗争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初期,发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运动.从发生的历史背景看：相同点：都根源于中共理论认识的失误和指导思想的失误.不同点：反右派斗争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发动的.“反右倾”斗争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在理论上成为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内容的"左"倾理论逐渐形成的起点,在政治上导致了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和政策的变化,破坏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促使了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思想的发展,推动了"左"倾思想的滋长和发展,在社会心理方面,是人们患"思想封闭症"的开始.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正确认识社会主义
彭德怀上书
解题思路： 解题过程： 对不起，因故答案是1.2.3.4.最终答案：略
领导人认为国家被右派包围了～
1956年秋冬,在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我国一些农村、工厂、学校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在中共八大及八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指出要以波匈事件为鉴戒,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克服部分干部脱离群众的苗头和缺点,酝酿开展全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直到1958年夏基本结束.
没错 起初还是正路 扩大化后慢慢就变邪路了很多无辜的人都被批斗了最无辜的就数彭德怀了 1958年后 党政军就再也看不到老彭的身影了 直到1975年去世 都没有还他清白
1、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2、1957年6月,因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为此,中共中央发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不少发言者都提到肃反运动,提到肃反运动的偏差.鸣放期间和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有更多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些人是讲他看到听到的事例,有些人是倾诉本人所受的冤屈.总之,这是那时人们思考和谈论的一个热点.　　为什么这一问题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这是因为不久之前刚刚结束一场规模
1957年6月,因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但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将错划的予以改正.
解题思路： 1957年整风运动过程中，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称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解题过程： 1. 1957年整风运动过程中，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一批
首先,形势错综复杂,良芳难辨.客观的多方面性的东西与党的地方领导主观的不良的理论修养相遇,增大了运动中的不严肃性及不正确性.其次,由于历史上战争的环境,我党绝大多数干部已比较熟练地掌握了用激烈的办法去解决政治问题,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处理一切.第三,由于地方领导干部本身对形势,任务的认识不清,不能结
解题思路： 解题过程： 项目 反右派斗争 时间 1957年 反右倾斗争1959年 起因 整风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制度进攻 彭德怀等向党提出改进意见 范围 党内外 党内 评价 反右派是必要的，扩大化是错误的 完全错误 后果 逐步导致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连续犯错误的根源；使国家的建设事
赵梅 《美国研究》提起“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一词,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美国60年代的摇滚乐、吸毒、性反常、堕胎、裸奔等迷恋怪癖和追求荒诞的嬉皮文化,以及嬉皮士们在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和纽约郊外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昼夜狂欢,及至以后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
围观和皱眉的力量原来你也看了, 这只是说的是,人的本性, 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之后美国发作了迫使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Civil Rights Act 》宣布天才做股票，鬼才做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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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的“反右”谈一个亲历者对文革的思考编者按：此文为陶善生同志的投稿，作者从一个文革的亲历的角度，对他眼中的文革做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总结。且一些观点和看法颇具挑战与创新，纵然与传统的解读并不完全相同，但并不失为一篇有一定史料价值和思想的好文章。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作者从自身以及他人的亲身经历出发，去对往昔做出自己的思考与总结，并丰富和发展文革遗留下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现将陶善生同志的文章刊登如下，以飨读者。&&&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倡议建立“1957年学”。他认为1957年的事件，上承反胡风、肃反，下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关键环节。为加强对“1957年学”的研究，他本人曾先后撰写了《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谭天荣：右派学生的另一个代表与象征》等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向我们介绍了林希翎、谭天荣等当时的一批热血青年为追求真理、追求民主与自由不屈不饶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与来自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同时还向我们介绍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很多内幕以及某些上层人士与政治领袖们各自的政治心态。我本人是1962年，即我国三年经济困难刚刚过去、全国人民正在认真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精神的那一年有幸考入大学的，没有直接参加过1957年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整风反右”运动，但却差不多从头至尾参加了时隔9年之后发生的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下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同时，尽管由于年龄和知阶的关系，我未能直接参加1957年的“整风反右”，但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轻公民，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以及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如“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三年经济困难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等等，不仅曾经耳闻或目睹，而且有些事件还曾亲身经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1957年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事件，包括“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直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在此，我想结合钱理群教授《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以下简称《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和个人的亲身体验，谈一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体会。一、“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历史根源&&&&&&&&&&&&&&&&&&&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为要弄清楚“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历史根源，首先还得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谈起。而要想深入了解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首先必须弄清楚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发动“整风反右”。&据《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提供的资料，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要发动“整风反右”，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桩特大的历史事件：其一是赫鲁晓夫于日晚在苏共20大所作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其二是发生于1956年10月的波、匈事件。这两桩历史事件，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了当时的毛泽东以极大的震惊和启示。&据《林希翎》一文援引时为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对报告曾作了两点评价：&“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斯大林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2]&又据该文援引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曾被错划为“右派”的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李慎之的回忆，原新华社副社长陈适五当时曾跟他说：&“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3]，所谓“喜”，是因为“揭了盖子”，解除了长期压在毛泽东头上的“紧箍咒”。毛泽东后来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就说到他一生曾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都“不是出于内心的意愿”，因为自己所要反对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而且斯大林还一直视毛泽东为“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这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现在，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盖子”揭开了，毛泽东自然有“解放”之感，甚至称之为“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4]。而且，正如钱理群教授在文章中所说的：“更重要的是，从此，毛泽东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走自己多年梦想的中国、以至世界革命的道路了。”&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又使毛泽东觉得是捅了一个“大漏子”。据《林希翎》一文援引“文革”前曾经长期跟随过毛泽东的我国著名理论家胡乔木的话说：“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其所受的“国际范围内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于毛泽东的剌激是非常深的”[5]。而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方法，即生前处处顺从，并大肆吹捧，死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发难，全盘否定，又给了毛泽东以极大的警示。使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在自己的身边有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其次，1956年10月相继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也给了毛泽东以极大的警示。&波兰、匈牙利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苏联红军从法西斯德国的手中解放出来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受斯大林路线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全盘采用苏联的模式，用苏联的经验建立国家政权和进行建设，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曾搞过像斯大林那样骇人听闻的政治清洗。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以后，这些国家的人民纷纷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自己的错误，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并要求彻底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苏联的控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不仅纷纷走上街头向当局展开抗议活动，而且还酿成了严重的政治骚乱。最后，波兰以妥协的方式，由原来曾遭受过斯大林路线迫害的哥穆尔卡上台执政；匈牙利则是在苏联的坦克和直刀的威逼下，骚乱才得以平息。&我们国家虽然和东欧各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而赢得全国（除台湾省外）的执政权的，不像东欧各国完全在苏联的卵翼之下，处处都受到苏联的控制。但毕竟由于当时的中国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曾经得到过苏联以及共产国际道义上的支持；同时，由于当时的毛泽东因为对苏联及斯大林的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对斯大林难免过于迷信，认为苏联、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中国要想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必须照搬苏联的经验；加之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及西方各国采取了孤立中国的政策，在此情况下，当时唯一可以争取的朋友就是苏联，为了搞好同苏联的关系，必须一切都向苏联学习，尊称苏联为“老大哥”。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当时采取的很多政策，如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等等，实际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斯大林路线的影响，有的甚至是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既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有些作法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及民族感情，从而引起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感。这种不满情绪不仅在具有一定独立思维能力和政治头脑的党外民主人士及中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存在，在普通民众中也同样存在，甚至连一些曾经得到过共产党很多恩惠及好处的普通工人及农村贫下中农也对共产党的某些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反感。比如，当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些地方由于过多地侵占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从而引起了不少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有些农民便采取了讲“怪话”的方式，含沙射影地咒骂共产党。所以当时农村中讲“怪话”的现象非常普遍。记得1956年我刚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家的一位邻居，本是“雇农”成份，是共产党使他彻底翻了身，不仅分到了土地，而且还分到了房子，并取上了老婆。而他的这位老婆也是贫下中农的女儿，没有文化，但人很聪明，也很泼辣，啥话都敢说。由于对共产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有一次，她曾站在自家的门前故意高声嚷道：&&“只怪蒋介石没有教会我们吃草，害得我们现在天天挨饿。”&多亏她是贫下中农的女几，又没有文化，所以当时也就没人找她的麻烦，她的话也就当成了耳边风。如果是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子女或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知识分子的话，“反党反社会主义”或&“反革命”的帽子早就落到了她的头上。实际上，当时的农村还不是真正挨饿的时候，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真正挨饿时，农村中说“怪话”的现象倒是再也找不到了。&还有一些贫下中农，刚刚分到了土地，又要动员他们入社，思想上也很抵触，特别是家庭劳动力较多又善于盘算的农户，抵触情绪更大。我们家乡有些农户（除了贫下中农之外，也包括某些中农及富裕中农在内），村干部反复动员他们入社他们都不愿意，各别人甚至为入社问题同村干部发生了口角或肢体冲突。&上述现象我想决不单纯在我的家乡这个很不起眼的农村存在，全国各地也都普遍存在。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一些部门和单位（如文艺界、新闻界、高等院校以及各民主党派当中），或者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受到过一定冲击的工商业界，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情绪更是可想而知。据说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少数工人学生走上街头向共产党展开抗议活动或罢工罢课的事件，确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国内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共声浪、阶级斗争形势表现得愈来愈严峻的同时，由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问世，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反苏反共浪潮。加之在我们国内，国共两党正处于严重军事对峙的状态，败退台湾之后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对大陆局势正虎视眈眈，天天叫喊“反攻大陆”，随时都希望卷土重来。&面对着当时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原本对斯大林路线并无好感，并希望借助群众的力量彻底清除共产党内因受斯大林路线的影响所产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毛泽东，由于担心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上演，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重新“检起了斯大林这把刀子”，首先对准了国内那些公开咒骂共产党、公开反对共产党的现行政策、公开宣扬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右派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整风”的名义开始，重点却放在“反右”方面的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尽管毛泽东亲自发动了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但据《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来看，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实际上是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或“两难”的境地。因为当时被他公开点名的一些所谓的“右派分子”，实际上和他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共同点。比方说，以林希翎、谭天荣为代表的人大及北大校园内的那一批学生“右派”，他们的很多观点实际上和毛泽东后来发表的观点就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有些观点甚至成了后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政治口号。比如谭天荣等人当时曾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主张，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报纸上便正式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政治口号；又比如，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曾有人提出了“大民主”的观点，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便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的政治口号。尽管这些政治口号已在原来字义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修饰，加上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等字样，但并未改变其实质内容。而且，人大及北大校园内的这批学生“右派”，尽管他们提出的某些观点有些过激，但他们却毫无例外地不反对毛泽东，都对毛泽东抱有好感甚至崇拜，就连锋芒毕露的林希翎，在谈到毛泽东时也是充满了敬佩之情，强调“毛主席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有辩证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个人崇拜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6]。并把毛泽东当作他们可靠的支持者或后台，正如谭天荣当时所说的：“（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并且说，“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持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7]。在谭天荣等人的脑海里，毛泽东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与北大学生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是相互配合的，并且是“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本人与年轻的大学生们是心心相印的相互支持的战友。&尽管林希翎、谭天荣们的这些论点和美好的愿望已被后来无情的现实所否定或粉碎，因而引来了很多人对他们当时这种“幼稚”行为的嘲笑，但也从中反映出了当年的毛泽东和这些“右派”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可割舍的思想感情的“红线”。&另据《林希翎》一文回忆说，毛泽东当年在一个内部讲话中甚至还提到，“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之处”，“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此处是毛主席就政协问题的阐述)”，并提议“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8]，等等。他的这些言论即使在今天很多思想僵化的共产党员看来，也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右派”言论。&尽管毛泽东的观点和当年林希翎、谭天荣等人以及其他一些“右派分子”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共同点，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形势，却不得不违心地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这批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又比如，当时的中苏关系，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分岐，另一方面也由于某些苏共领导人长期存在的以国际共产主义领导者自居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加上中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与领土争端，从而使得毛泽东愈来愈感到处处顺从“苏联老大哥”是一种屈辱。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那种不愿长期当“小弟弟”或“被领导者”的思想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愈来愈占了上风。所以，当时的中苏关系，实际上已到了彻底摊牌或公开破裂的边缘。但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表面上的团结和统一，当时的毛泽东又不得不违心地将一大批有反苏言论的人士打成了“右派”，其中包括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龙云先生在内。&正由于当时毛泽东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所以，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并不希望使“反右”运动扩大化。据有关资料介绍，按照毛泽东的最初估计，当时“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在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9]。尽管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右派数量的估计已由原来的4000人增加到了8000人左右，但和后来实际被打成“右派”或“极右分子”的人数相比较，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其次，尽管当时在舆论上曾经把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正如“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舆论上也曾把人民群众同“走资派”的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一样，但对于已定的极少数“右派分子”来说，仍然主张按照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进行处理，反对采取左倾机会主义者历来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式。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这一主张，当时被他公开点名的几位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张乃器、浦熙修等人，尽管在被批判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强加给了他们某些不实之辞或“莫须有”的罪名，但至少还被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政治光环”。可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客观事实和毛泽东的主观愿望则有着天壤之别。&据后来人们最保守的估计，当时全国共抓出了55万多名“右派分子”，加上1959年补漏的一批，全国“右派分子”总数估计不下100万，约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0~20%，而且对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采取了非人道的惩处措施。他们当中有的人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被开除了工作，并被发配到边疆、农村或农场劳动改造；还有的人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于是，很多人便把产生这一切后果的原因统统归结到了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特别是对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的“阳谋”论产生了很大的反感。但是，据《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提供的资料和我本人的亲身体验，我认为毛泽东作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的发起人，对于“反右”运动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世界上的事情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现在回过头来看，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之所以严重扩大化，并对很多“右派分子”采取了极不人道的惩处措施，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用著名理论家胡乔木的话来说，由于“国际范围内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但我认为这种影响并不单纯反映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身上。说实在的，如果这种“集权制”思想仅仅反映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由于毛泽东本人的特殊地位，也就无可非议。但实际上，当时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人人都具有这种“集权制”思想。所谓“集权制”，换言之，也就是“专制主义”或“特权”思想。在当时，差不多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看成是党的化身，谁反对自己，谁就是反党。为了清除周围的异己分子，很多单位的领导还恶意歪曲毛泽东当年的一些讲话精神，提出了所谓“引蛇出洞”的整人战术，即采用欺骗的手段，引诱那些对自己有不满情绪的无知青年向党提意见，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统统给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如据“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些当事人的相互检举揭发，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期间，我的母校原武汉水利学院（后改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已合并为新武汉大学）中的某些人就曾采用过这种“高明”的整人策略：事先安排一些平时最信得过的党内“积极分子”带头向党提“意见”，引诱那些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无辜群众也站出来向党提意见，然后再将他们打成“右派”。这种现象我想决不单纯在我的母校原武汉水利学院存在，其它很多单位也同样存在，从而引起了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毛泽东本人极大的反感。&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当年很多单位所采用的这种“引蛇出洞”的整人战术决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根据我所读到过的迄今为止已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著作来看，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引蛇出洞”这句话。“引蛇出洞”一词实际上是共产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而故意编造出来的一个新名词，然后再强加在毛泽东的头上。钱理群教授在《林希翎》一文中曾经引用了毛泽东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的有关内容，这些内容一般认为是最能够反映出毛泽东“引蛇出洞”思想的。毛泽东在发表这个讲话时，据说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在讲话中特意提到石家庄一所学校，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利用学生对毕业分配的不满，煸动游行。要夺取电台，并高喊“打倒法兰西！”、“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口号；毛泽东因此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而根据钱理群教授的分析，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蚂蚁”，除“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这些“被剥夺的阶级”之外，“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跟我们也是对立的”，“学生中跟我们对立的也不少。”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学生不过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言人，“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搬出来了。”既然客观存在，但又“隐藏”着，并且迟早要引爆，不如现在就将其引诱出来，“让他们唱对台戏”，“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钱理群教授还引用了毛泽东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了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浓泡），利益极大。”&钱理群教授所引用的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内容在很多人（其中也包括钱理群教授本人在内）看来，这正是毛泽东玩弄“引蛇出洞”“阳谋”论的铁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当时的客观形势，我认为毛泽东发表这些谈话的真实目的不仅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恰恰相反，而是为了防止那些真正的“蛇”趁着当时人民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共产党在很多领域还没有真正取得领导权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跑出来兴风作浪，同时也是为了警告那些天真幼稚的年轻学生，不要成为对共产党心怀忌恨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言人，或成为他们的工具及牺牲品。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从表面上看来确实火药味实足，似乎暗藏杀机，使人不寒而栗，但他的真实意图我认为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而是为了“敲山震虎”，使那些真正的“蛇”不敢轻举妄动。这和当年很多单位采用欺骗的手段引诱那些无辜群众（特别是年轻学生）向党提意见，然后再将他们打成“右派”的行动完全是两回事。&退一万步说，即便“引蛇出洞”是毛泽东亲口说出来的一句话，我认为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蛇”也决不是指那些思想单纯的年轻学生。就从钱理群教授前面所引用的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来看，即便是那些高喊“要杀几千几万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子弟，在毛泽东的眼里，也只不过是一些“没有经验”的“学生娃娃”，并不是毛泽东所要引出的“蛇”。从毛泽东的个性来看，他对于年轻学生向来怀有特殊的好感。就在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运动的1957年，他在出席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时，曾于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学生的代表，并向留学生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年轻一代所寄予的厚望。而对于象林希翎、谭天荣这么一批“右派”学生来说，他们既没有反对过毛泽东，并对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好感，他们本人又无职无权，对共产党构不成任何威胁，加之在他们的身边也没有任何“掩体”，他们的行为完全是赤裸裸的，对于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政治家来说，都不会把这些人当作隐藏在洞中想吃人的“蛇”看待。由此不难看出，将“引蛇出洞”一词说成是毛泽东的发明，完全是对毛泽东的污蔑。&其二，由于当时被毛泽东选定为接班人并负责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完全推行了一条和毛泽东绝然相反的思想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思想上表现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极左。由于一方面刘少奇当时在党内的这种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这条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也就决定了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不可能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路线进行，只能按照刘少奇的路线发展。现在还是让我们把话题转移到林希翎本人的不幸遭遇上来，从林希翎本人的不幸遭遇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或以他们为代表的两条路线对待学生“右派”的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据《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披露的情况，尽管毛泽东当时曾违心地将林希翎、谭天荣等一批学生打成了“右派”，但从毛泽东的本意来说，并不希望对这批学生“右派”采取过火的惩处力度。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曾明确指示：“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在由他亲自批准的对林希翎、谭天荣两人的处分决定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尽管毛泽东在由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和经他亲自批准的文件中对“右派”学生首领提出了不尽相同的惩处方式：一是“彻底批判”,一是“开除学籍”，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张将他们&“留在学校，当反面教员”。&为什么毛泽东当年一再主张将这批“右派”学生首领留在学校，而不是将他们遣送到工厂、农村或其它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呢？我认为从这里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对这批“右派”学生的特殊关怀与青睐。&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大学既是培养人才最理想的场所，也是政治斗争的漩涡及中心地带,特别是象北京大学这样的全国最高学府，更是政治精英们汇聚的场所和政治运动的策源地。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政治运动，如“五.四”爱国运动、“整风反右”时期的“五.一九”民主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最早都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曾经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就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领军人才。就连毛泽东本人，实际上也是从北京大学开始发迹并走上革命的人生之路的。但政治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不能单纯靠课堂去完成，而必须到革命的熔炉中去经受锻炼和考验，正如孟子所说的：“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回忆一下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不难发现，毛泽东有时候提出要打倒某个人，其实并不是真想打倒他，而是让他在逆境中经受考验，涤除身上的污垢，以便将来承担起治国理政的重任。如他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经两次将邓小平打倒又将他起用，就是最明显的例证。&由此看来，毛泽东当年主张将林希翎、谭天荣等人“留在学校，当反面教员”，我认为很可能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对这些“右派”学生首领进行保护，防止他们被遣送到其它地方以后会遭受更大的磨难与不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这些政治精英们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经受更多的考验，以便将来担负起更大的历史使命。也许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据说周恩来总理在主持召开1957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大会时，还特地让林希翎参加，在讲话中，也只说她是在整风中“犯了错误”的青年。&可能有人还会问，既然毛泽东对林希翎、谭天荣等“右派”学生首领从心底里是出于关怀和爱护，为什么还要提出开除他们的学籍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对于一个热心于政治及社会活动的青年，在给予生活出路的前提下，开除学籍算不上是最严厉的处分。他本人学生时代就几乎被他的母校湖南一师开除学籍。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对于当年主张开除他学籍的湖南一师校长张干不仅不怀恨在心，而且对这位老校长的生活还给予了多方面的特殊关怀。&可是不幸的是，林希翎等人的命运和政治前途并不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一个人的手中。最后终于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另一只&“黑手”给断送殆尽，并由此将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引向了歧途。&据《林希翎》一文披露，当时发生在中国大学校园内的“整风反右”运动，一直处在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那条极左路线的严密监控之下。当林希翎于1957年5月在北大、人大发表讲演以后，《人民日报》立刻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遂即作出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们注意。”&&按照刘少奇的批示精神，据说北京市公安局已于当年11月就整理好了逮捕林希翎的材料，并报北京市委审批。也许由于有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讲话，北京市委对这份材料并未立即批准。&可是到了1958年，据《林希翎》一文援引因受林希翎冤案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王文提供的资料，在中山公园的一次联欢会上，刘少奇曾问起林希翎的情况，人大学生反映她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便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就亲临人大，在党委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罢，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于是，在日的深夜，林希翎便遭到秘密绑架，并被投进了监狱。随后，即以“反革命罪”判处林希翎有期徒刑15年。&林希翎在狱中的生活状况自不待说，但从《林希翎》一文所披露的几个细节却很值得人们回味和深思。&细节一：由于林希翎在狱中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一位半夜审讯林希翎的老情报人员看到林希翎一副桀骜不驯的姿态，盛怒之下，曾训斥说：&“你看着办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轻轻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这位老情报人员的话一语道破了罗瑞卿当年在人大秘密会议上所说的“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的“天机”，用林希翎后来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镇压万能论”和“暴力迷信论”。但他们的这套办法在林希翎的身上却始终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细节二：1965年，林希翎因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于同情，曾冒险为林希翎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毛泽东的信。不料这位以前曾称林希翎为“才女”的大文人郭沫若，竟把信转交给了北京市公安局。从而使得毛泽东对林希翎后来的情况一无所知，而这位小护士因为给“右派分子”通风报信立即被关押了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被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细节三：当时受到林希翎案件牵连的除了北京市监狱的那位小护士之外，还有一大批善良无辜的群众，其中包括曾经关心和同情过林希翎的几位中共中央委员的部下和亲人（他们本人由于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当时尚不敢直接加以迫害）。如：时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秘书曹志雄；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的外孙兰其邦；时为内务部部长、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等等。据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中透露，单单北京市因林希翎案件遭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就达170人之多，其中有的人同样被逼得家破人亡。而在全国各地因受林希翎案件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人则更是不计其数。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个人的亲耳所闻：&“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一位系党总支书记为了防止同学们再犯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时那样的政治错误，特向我们讲述了一件往事，以示警告:&据《林希翎》一文透露，林希翎当年曾叫人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分别抄寄给了西安、南京、武汉等地的某些人。而据我们的这位系党总支书记介绍，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林希翎在人大及北大的讲演材料传达到武汉大学以后，立即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引起了轰动，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一天，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正在武汉大学旁边的东湖游泳，武汉大学的一些学生得知这一消息时，立即去找王任重，要求他去武汉大学看大字报。王任重当时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我们的这位系党总支书记并未向我们讲明，但最后的结果，这些学生全都被打成了“右派”。&上述事实不难看出，林希翎案件在全国各地的影响。&细节四：正当林希翎准备“将牢底坐穿”之时，不想毛泽东突然于1973年向时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的情况：&“在哪里工作？好不好？”&当他得知林希翎被捕并被判刑的消息时感到非常气愤，认为林还年轻，很能干，是有用之才。于是指示立即放人，并给安排了工作。[10]&尽管林希翎的冤案到此并未完全了结，但由于有毛泽东的直接干予，林希翎总算获得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并在她的老家给安排了工作，且已结婚生子，从而使那位老情报人员让她“断子绝孙”的预言和诅咒彻底破产。&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对待学生“右派”的态度可以说是绝然两样，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两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也就绝然相反。而问题并不单纯反映在林希翎一个人的不幸遭遇上，全国范围内和林希翎有相同遭遇者实际上大有人在。&由于刘少奇、罗瑞卿等人所奉行的“镇压万能论”与“暴力迷信论”，全国各地已有大批的“右派分子”被投进了监狱。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据说当时至少也有两名“右派分子”被投进了监狱，其中一位是当时的俄文教授，另一位是在“整风”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的学生，大概和林希翎、谭天荣的情况有些类似，据我们那位系党总支书记介绍，记得他的名字叫古希天。武汉水利学院的前身是原武汉大学工学院水利系，1955年院系调整时才脱离武汉大学成为独立的学院，估计当时的人数不会太多。即便如此，至少也有两名“极右分子”被捕入狱，其比例看来也不算太低。&更有甚者，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仅对准了大学校园内的“右派”学生，就连一些未成年或刚成年的中学生也未能幸免。我于1959年刚上高中时（我原在另一所乡村中学念初中），我的这个母校就在学生中抓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其成员主要是高一或初中的学生。而这个“反革命集团”头头的主要罪行实际上就是反对当时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和一位党员教师，最后被判刑8年，另外两名学生分别被判刑3年，还有多名学生被开除学籍或团籍。&类似的事件并不单纯在我的母校――湖南省安化二中――发生过，其它中学也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地发生过。据一位中学的老同学后来对我说，另一名曾在安化二中上初中的同学，和我们同一届毕业后考上了湖南省桃源师范学校。时隔不久，这位同学也被桃源师范学校开除回家，原因是他也曾参加了桃源师范学校的一个“反革命集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湖北省汉阳一中事件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不堪回首。&1957年6月，湖北省汉阳一中的学生为升学问题，闹了一次小小的事，历时仅一天半，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其中3人被判处死刑，9名教员和一名高一学生分别被判处2至5年有期徒刑，3名教员被送去劳动教养，3名教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11名教职员和10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11]&由此看来，当时被刘少奇、罗瑞卿所把持的公安政法系统，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完全变成了一个专门镇压无辜群众的法西斯工具。难怪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罗瑞卿、刘少奇等人先后被“造反派”群众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一些“造反派”群众甚至愤怒地喊出了“砸烂反革命的公检法”的口号，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整风反右”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作为“整风反右”运动发起人的毛泽东，由于刘少奇等人对他刻意封锁消息，自然不可能完全了解。就象林希翎被判入狱的问题，直到1973年他才从吴德的口中了解到一样，而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刘少奇等人已经被打倒，无法对毛泽东封锁消息了。但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恁着他敏感的神经和清醒的理智，他对于当时的一些不正常的风气或多或少还是有所体察，并对这种风气感到深恶痛绝。&据回忆，吴冷西曾说：“毛主席说我们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12]。当然，毛泽东当时的这些言论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传达，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自然不可能知道，甚至连想都不敢这么想。&又据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介绍，上世纪50年代末，有一次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和几位湖南老乡一起吃饭，席间有一位老乡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泽东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从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当时共产党内因“整风反右”运动而进一步加剧的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作风是既痛恨，但也很无奈。凡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我想都会有这样的映象，在所有的历史人物中，最受毛泽东敬重、最被毛泽东推崇的人就是鲁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曾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3]&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在毛泽东心目中顶天立地的英雄，即使在黑暗的旧中国，仍然有他的生存空间，仍然无人敢于扭曲他高尚的人格，而在由毛泽东本人亲自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之后的新中国，却只能是“要么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悲哀！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当时党内那种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作风是多么的痛恨，又是多么的无奈。&其所以毛泽东对当时党内的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如此痛恨但又非常无奈，主要由于专制主义的产生并非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一方面，诚如胡乔木所说，由于“国际范围内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专制主义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习惯势力。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从而使得曾经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毛泽东产生了“撼‘三座大山’易，撼专制主义难”的想法。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在毛泽东的脑海中便产生了一个念头，希望将来能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以彻底铲除共产党内及中国土地上的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这也为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从表面上看来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失败而告终。但实际情况与此完全相反。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并对那些所谓的“右派分了”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不人道的作法，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及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以前的中国老百姓，确实把中国共产党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和毛主席亲”，这句话确实反映出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心声。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少老百姓的心目中，却变成了伴随在他们身边的一只“老虎”，随时随地都担心被“老虎”吃掉，所以说话和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对于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管有多么严重，也不敢挚言相告。从而使得党内的政治投机分子及野心家得以大行其道，并使得党的最上层领导的政治“瞳孔”变得愈来愈小，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一时难于发现，只有等到问题成了堆，并涉及到党自身的安危时才会猛然省悟。也正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从而造成了“大跃进”的彻底失败和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发生。&&&按照毛泽东原来的构想，通过“整风反右”运动，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应该不失时机地组织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以，从1958年开绐，便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可是，时隔不久，由于“整风反右”运动带来的直接后果，便造成了“五风”问题在中国土地上的迅速蔓延。所谓“五风”，系指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风，其中尤以共产风与浮夸风刮得最为激烈。一时间，各种高指标、高调口号纷纷见诸于各级党报党刊。粮食亩产不仅超千斤，而且超万斤，甚至超10万斤；各种脱离实际的高调口号纷纷登台亮相：“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五风”问题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从而造成了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并出现了“饿殍遍野”和“人相食”的悲惨景象。当然，从全国的情况来说，由于自然条件及“五风”危害的程度不一样，人民群众挨饿的程度也就有所区别，据说当时遭受“死官僚主义”危害最深的主要是甘肃、河南、山东等少数几个省份。1971年，我曾被派参加了甘肃省组织的“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了甘肃省相对贫困的静宁县从事支农工作。我所在的这个生产队，总共才一百多人，据当时的生产队长对我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非常正常死亡共60多人，超过了全队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有的家庭一天就抬出了两具尸体；另据一位家在甘肃省民乐县的老同事亲口对我说，他的家乡就出现过一名小女孩被人煮吃的惨剧。由此不难想象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于是，人们又很容易地把“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了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由于毛泽东一时头脑发热，从而造成了“五风”问题的横行，并最终导致了“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但是，据一些当事人后来所写的回忆文章来看，这又是对毛泽东最大的污蔑和误解。在“大跃进”的全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始作俑者仍然是刘少奇等党内的高级领导同志。毛泽东不仅从来没有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强加在全党的头上，而且对当时的一些错误思潮及错误行为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就以对“浮夸风”的态度来说，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回忆：&“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油自给），我怀疑是错误。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呼声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影响至今仍感内疚”[14]&从吴冷西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当年对“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抵制是非常坚决的，但由于在中央高层领导者当中，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支持“浮夸风”及“共产风”的人占了多数，毛泽东是属于少数派，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浮夸风”及“共产风”的抵制也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如果有人对吴冷西的回忆文章所反映的事实还有所怀疑的话，另一个铁的事实则更能说明毛泽东当年对待“共产风”及“浮夸风”的态度，这就是日毛泽东致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毛泽东共谈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前五个问题是具体的工作问题，其中包括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问题、机械化问题，但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是给当时的浮夸风及生产瞎指挥风拨凉水，要求大家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而最后一个问题则是专门谈了讲真话的问题，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他还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所以，他最后强调指出：“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15]&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极度繁忙，如果不是因为对当时的“五风”问题非常忧虑和反感，决不会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写下这封长达1600多字的公开信。记得我当时正在上初三，即将升入高中，学校刚刚结束了1958年仃课大炼钢铁的热潮，已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但社会上“大跃进”的战鼓仍然擂得震天响的时候，突然听说毛主席发表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我当时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对“五风”问题的批评和抵制态度确实是非常坚决的。&&&在“大跃进”的过程中，还出现过一段小插曲。虽然只是一段小插曲，但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导火线。这就是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期间，开展了一场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本来，这次会议的宗旨据说主要是纠正“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但由于彭德怀的一封“意见书”，却引发了中共高层领导者之间一场激烈的思想政治路线的交锋，并将会议的宗旨由纠左转移到了反击“右侧机会主义”。&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由于这是党的高层内部发生的事情，目前有关会议的资料仍未解密，现只能根据会议召开前后已经公开的有关资料以及某些会议亲历者所写的个人回忆文章进行分析和评判。按照传统的说法，由于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便把彭德怀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还有一些人借此大肆宣染毛泽东的专断，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他个人的权力。但从目前一些网站所披露的史料来看，这种说法有违历史事实，也有失公允。&一位署名“佚名”的网友曾在“今古博览”网站上发表长篇评论，题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庐山会议的传统看法必须打破》[16]，用详尽的史料证明，将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始作俑者依然是刘少奇及其追随者，而非毛泽东。因为彭德怀在“意见书”中所批评的左的错误实际上是刘少奇等人犯下的，与毛泽东毫无关系。文章曾引用了毛泽东于日―27日召开的武昌会议及日―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两段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不仅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还以“右倾机会主义者”自居。如他在武昌会议上曾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我已经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了，我就是要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首先对“共产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共产风’的实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抡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然后便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作者对毛泽东当年为抵制以“共产风”、“浮夸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所采取的很多行动无比敬佩，并用“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这句古语加以形容。&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到头来却把彭德怀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呢？按照文章作者的分析和解释：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经过八个月的努力改正了或正在改进着的事，再翻腾这此“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吸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才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少奇1959年4月刚刚接替了国家主席的职务，“在这样形势严峻的时刻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全部摊牌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党极有可能出现分裂”（我想这是毛泽东当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一概否定，泼冷水。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担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据介绍，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的6月24日，毛泽东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路上曾同王任重谈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为了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给彭德怀带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上述观点是否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当然还值得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有些问题看来只能由未来的历史再作判断，但过去那种把全部责任都归咎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的作法显然是不公正的。特别是有极少数政治投机分子把自己当年犯下的错误一股脑儿推到毛泽东的头上，更是一种可悲和可耻的行为。&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本应该反左的关键时刻却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主义”，根源看来还是出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上。由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使得本来已经非常严重的党内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思潮进一步抬头。社会生活的不民主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从而造成了共产党内政治生活的高度不民主；其次，由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再也不敢向共产党反映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从而使得一大批政治投机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大行其道，他们刻意对毛泽东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从而使得毛泽东的政治“瞳孔”在一段时间之内也变得相对狭小，对于“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很多问题的严重性一时还估计得不足，从而使得这位政治伟人在本该反左的关键时刻却顺从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极左势力的意愿，作出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比如，文章作者曾提到，彭德怀的“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经过八个月的努力改正了或正在改进着的事，再翻腾这此“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我的印象中，尽管毛泽东已发表了致六级十部的公开信，但社会上的“五风”问题并没有明显的好转，某些方面甚至比原来更为严重，而且全国性的经济灾难已经迫在眉睫。由此看来，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表正当其时，它不仅不是“陈芝麻、烂谷子”，即使再写上十封类似的“意见书”也不为过。&通过庐山会议党内两种思潮的激烈交锋，更加突显出了敬爱的彭德怀元帅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在全民族遭受深重灾难的时候，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挺身而出，对党内的错误思潮及错误倾向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斗争。有人曾将彭德怀元帅比喻为历史上的海瑞，我认为历史上的海瑞远不能和当今的彭德怀元帅相提并论。因为历史上的海瑞只不过是为他治下遭受豪强恶霸欺凌的普通老百姓请命，而彭德怀元帅则是为当时正遭受“五风”危害的六亿中国人请命，他们的功德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由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并罢免了他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职务，从而使得本来非常严重的“五风”问题更加火上加油，使得全国性的经济灾难愈演愈烈。但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全国性经济灾难的日益恶化，并出现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最后终于使得毛泽东的政治“瞳孔”恢复了正常，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不得不于1960年下半年采取了“急刹车”的措施：中共中央迅即于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放弃了庐山会议之前的一些错误的政策，并颁布了以彻底纠正“五风”问题为中心内容的新政策，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形势得以迅速好转。1961年，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又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形势得&以进一步好转。&\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到1961年“大跃进”的彻底失败和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发生，给了当时的毛泽东以极其深刻的教训和启迪。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通过总结几年来由他亲自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的历史经验，在毛泽东的思想上曾产生了两大飞跃，正是这两大飞跃，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及理论基础。这两大飞跃是：&一、必须正确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辩证法思想家的毛泽东向来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17]”但在1961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之前，他在运用这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时，着重点基本上放在矛盾的“统一性”方面。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统一，在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违心地将一批同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相同的党外人士和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敢于正视现实、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内同志打成了“右派”及“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对于党内的错误思潮及错误行为则采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特别是对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党内的激进分子或极左分子的错误作法采取了非常容忍的态度。为了保护刘少奇，为了息事宁人，他有时候不得不把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责任统统归到自己的身上，由自己一人担当。&1961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之后，他在运用这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思想上便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由过去注重矛盾的“统一性”转化成了注重矛盾的“斗争性”或“对立性”。日，在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论断。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分为二”或“两分化”的观点，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可分的。1965年6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毛泽东专门为这篇文章写了编者按，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他的“物质无限可分”的辩证思想。毛泽东的这些新理论或新思想预示着在未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或两个“司令部”的彻底决裂，同时也预示着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覆灭。&二、&&&&&&&&&&&&&&&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新发展。&毛泽东向来重视阶级斗争哲学，他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曾运用这一哲学原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据此制定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以及各个具体历史阶段的斗争策略，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那么，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之后的中国社会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呢？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列宁曾经给阶级下过如下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8]&从列宁对阶级所下的定义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生产资料已由过去的私人占有转化成了全民或集体所有，但由于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仍然存在着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现象，所以必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但是，在1961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之前，当时的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社会上一般的敌对阶级或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这些敌对阶级及敌对势力主要包括已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但尚未得到彻底改造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社会集团。而在1961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之后，此时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主要并不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同社会上一般敌对阶级或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而是表现在共产党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其所以自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那么多严重的问题，根源并不来自于社会上一般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而是来自于共产党内部，来自于共产党内的一批野心家、阴谋家及政治投机分子。他们对毛泽东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从而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毛泽东的战略步署。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内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或工作作风的问题，而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为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采取过去那种整风的方式，而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即通过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全面的阶级斗争，而斗争的矛头主要应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产生决不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随意作出的决定，而是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通过总结国内自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的必然选择。由此也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运动决不是一桩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三个主要阶段&&&&“文化大革命”运动通常认为是从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的那一天开始，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整整历时10年，才告结束。但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力军――大专院校的师生来说，实际上是从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之后才正式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的。在此之前，虽然报纸上早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宣传，特别是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便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序幕，但作为一般大专院校，特别是理工科院校的师生来说，当时基本上还是按部就班地从事专业知识的教学。记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那一天，我们年级和专业的同学正在湖北省安陆县进行专业课实习。当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高吭的声调播放新华社的通信《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的一个大阴谋》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同学们的热血便立即沸腾了起来，再也无心从事专业课实习了。没有过几天，学校党委便正式通知我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在大学的正常学习生活也就基本画上了一个句号。&&&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要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彻底否定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并把被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所颠倒了的部分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但一方面由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发动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共产党内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表示赞成的人员占了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就对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予以公开否定，并给当年的“右派分子”全部彻底平反的话，必然会遭到共产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的坚决反对，不仅目的达不到，而且还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口实，把“文化大革命”运动说成是“右派翻天”的运动，同时也不利于解决共产党内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我想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当年的毛泽东一方面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仍然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仍然将当年的“右派分子”暂时划归到“阶级敌人”的行列，统称为“地、富、反、坏、右”，或叫做“五类分子”。（从某种意义来说，我认为当时的这一作法实际上也是对那些所谓的“右派分子”的一种保护，防止他们中的某些人再次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牺牲品。）但从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来看，我们一点也不怀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彻底否定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并把被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所颠倒了的部分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要选择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突破口，我认为这并不是毛泽东随意作出的决定，而是有其深层次的考量。因为北京大学正好是1957年“5.19”民主运动的发源地，而且据说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地方也正是当年谭天荣等人贴出他们的第一张“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字报的地方。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此举也许是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他对1957年那批“右派”学生们的“右派行为”的默认和首肯。&正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是要彻底否定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必然会遭到共产党内那些对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抱着习惯思维的人们，特别是对于那些靠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起家的既得利益者们或“反右英雄”们的激烈反抗，从而引发了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与斗争。这也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可能一帆风顺，并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回顾“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过程，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第二阶段可以统称为“斗、批、改”阶段；第三阶段是落实并调整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阶段。现将这三阶段的情况简要回顾于下。&&&&一．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的情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说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头戏，通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批判，基本上动摇了共产党内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的政治基础，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从而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大解放，为未来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崛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就是指早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就已经实行过的那条将千百万无辜群众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从而导致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祸国殃民的路线。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最早出现于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不管这个名称用得恰不恰当，但我想重要的是看它的实际内容，名称和内容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一方面由于很多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并不完全了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当时差不多所有单位的领导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行了这条路线，对于单位内部起来检举揭发自己问题的群众进行镇压，组织自己的亲信抄录“有问题”的大字报，并整理那些起来揭发&自己问题的群众的“黑材料”，以便到时候将这些群众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他们还扇动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对那些敢于起来检举揭发自己问题的群众进行围攻，特别是组织一些不明真象的工人对学生进行围攻。如当时长沙、西安、兰州等地都先后发生了工人围攻学生的情况，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也于1966年6月份贴出了一张以工人的名义署名的大字报：《我们工人阶级要出来说话了！》，摆出一幅太上皇的姿态，公开提出要揪出学生当中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吓得很多学生噤若寒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围攻学生的情况，实际上完全是各地的当权者一手操纵所造成的。由此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笼罩上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阴云。&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为了维护旧的社会秩序，并保护各地当权者的既得利益，曾作出了两项重大的决定：一是向各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协助各大专院校的领导调查整理那些“有问题”的学生及教师们的“黑材料”；二是批转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该校“6.18事件”情况的简报。&据说日，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无视工作组的决定，对以陆平为首的原北京大学六十多名党政干部（即所谓的“黑帮分子”）进行了批斗，在批斗的过程中，曾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后被驻北大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刘少奇在这份简报上曾作出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并将简报转发全国，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就这样，一场继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反右”运动终于在全国各地普遍进行开了。&&&关于“第二次反右”运动的情况，全国各地看来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叫法也不统一。据说有的地方叫“反干扰”，有的地方叫“抓牛鬼蛇神”，还有的地方叫“抓孝子贤孙”或叫“抓游鱼”，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湖北省委工作组的直接操纵下则名正言顺地叫做“反右”。尽管叫法各不相同，而且中央也从来没有统一过口径，将这次在学校师生中捉拿“右派”的行动正式定名为“反右”，但从湖北省武汉市的情况来看，其作法实际上与1957年的“反右”运动完全一致。&据后来有关人员的检举揭发，早在“反右”运动全面展开之前，原中共湖北省委即对当时的“反右”运动作了周密的部署，并将1957年划分右派的标准重新印发给各高等院校，作为“文革”初期划分右派的标准。他们还再一次歪曲毛泽东所谓的“引蛇出洞”思想，将斗争的矛头再次对准那些思想单纯而革命热情极高的年轻学生，将他们当作“蛇”进行诱捕。&日，当时名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曾从北京给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写去一信，他在信中明确指出：现在“差不多一切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引蛇出洞，好打。”“有条件就把左派队伍组织好……抓住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斗倒斗臭……擒贼先擒王（按：指在武汉大学对以校长李达为首的所谓“三家村”的批斗），枪打出头鸟……集中的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尽管王任重当时名义上已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从北京传回的实际上是刘少奇的旨意。后来，王任重又提出了著名的“秋后算帐”论。&所以，尽管王任重以前表面上一直紧跟毛泽东，并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赏识，但此时的王任重，实际上完完全全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正由于他当时的这些表现，他也许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位念念不忘“引蛇出洞”的“捕蛇高手”，他本人最后也终于被毛泽东作为“蛇”给清理了出来。&&在王任重及湖北省委的周密部署下，大概从1966年7月中旬开始，武汉市各大、中学校便全面展开了抓捕“右派”的行动。据有关资料介绍，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内，武汉全市各高等院校共抓出了数以千计的“右派分子”，其中华中工学院共抓出“右派”383人，华中师范学院被批斗300多人，武汉邮电学院被批斗23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仅有学生1400人，被批斗者达200多人，武汉医学院共批斗62人，特别是武汉建工学校仅有学生500多人，竟有18人被逮捕，30多人被批斗。……[19]&另据我本人的回忆，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作为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典型单位，记得是从日开始进行“反右”的。第一次由湖北省委批准公开点名的“右派”虽然只有8人（其中教师及学生各4人），第二次公开点名的只有5人，但实际上已有一大批内定的“右派”正等待着分期分批地被公开点名，多亏毛主席已从外地回到北京，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清算和批判，才使他们逃过了被公开点名的厄运。尽管这些内定的“右派”没有来得及在全院被公开点名，但实际上已经当作“右派”在批斗。据一位曾经参加过由省委工作组及院党委共同主持召开的“左派”会议的同学后来对我说，当时工作组曾下达过一个指标，要求每个小班（平均约30人）至少要抓出一名“右派分子”，当时全校共有3,000多名学生，所以全校学生中内定的“右派分子”至少不下一百人。而听有的同学说，他们班里内定的“右派”就有好几名。由此看来，当时学校内定的“右派分子”实际上远不止100人。&对于那些被公开点名的“右派分子”，除了本班的同学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批斗之外，还被拉到其它班级进行游斗。另外，还有一名同学被当作“持刀杀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武汉市公安局实行逮捕。在逮捕这位同学的那天下午，省委工作组特召集全院的师生员工在学校体育馆开大会。在大会上，首先将那些已被公开点名或半公开点名的“右派分子”传唤到主席台前接受惩训，有的人因此而被吓得晕倒在地。当公安人员刚宣读完逮捕令时，台下的很多“阶级斗争觉悟”特别高的同学立即冲上前去要殴打这位被逮捕的同学。多亏执行逮捕任务的公安人员将这位同学团团围住，才保全住了这位同学的性命。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都使人感到胆颤心惊！&在此值得说明的是，据后来一些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理论家所写的文章介绍，当年驻北大工作组之所以将北大“6.18”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是因为当时有些学生无视工作组的决定，在学校设置了“斗鬼台”、“斩妖台”，“对从四处抓来的以陆平为首的六十多个‘黑帮分子’进行批斗，‘黑帮分子’被戴上高帽子，脸上涂上黑墨，身上贴上大字报，批斗时采用了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等武斗形式，最后还要游街、游斗。[20]”情况是否属实？我们无从考究。但是，从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情况来看，当时被公开点名的一些所谓的“右派分子”，没有一个是由于动手打人或其它违法乱纪的行为而被定性为“右派”的，他们全都是由于贴大字报检举揭发院党委及工作组的问题而被打成了“右派”。其中的四位教师实际上是由于“文革”之前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也被定成了“右派”，其中两位最后被迫自杀身亡。而其中的一位是当时的高级讲师，本是共产党员，曾被派留学于前苏联。据说他在“文革”前的一次党内组织生活中曾向组织暴露了他对当前中苏关系的一些真实想法，结果被定成了“右派”，因思想不堪重负而自杀身亡。另有三位同学因对当时工作组及院党委“捂盖子”的行为十分不满，出于年轻人一时的激情和义愤，曾自费跑到北京，希望向党中央反映学校“文革”的真实情况。但由于当时正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期，结果，他们不仅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一回到学校便被打成了“右派”（其中两人当时尚未公开点名，实际上都已内定成了“右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因“持刀杀人”罪而被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忠厚老实并出身于农村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原本是该班的班长，“文革”刚开始，曾被院党委及工作组加封为“左派”。有一次，他在参加完由工作组及院党委主持召开的“左派”会议之后，因对工作组提出要在学生中进行反右的言论不理解，散会以后，特地找了一位工作组的成员反映他当时的思想情况。他认为工作组的言论不符合中央在报刊上宣传的精神，违背了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想他同那位工作组成员的谈话被周围的几位普通同学听到了，这几位同学连忙将他拉到自己的宿舍，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及盘问。结果，这位思想非常单纯，自以为“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的非常忠厚老实的同学终于把会议的内容全部抖了出来，从而捅了一个“大篓子”。记得这一天正好也是6月18日，当天晚上，那几位愤怒的同学曾在学生八舍门前贴出大字报质问工作组，要求工作组出面沉清事实，在全校闹得沸沸洋洋。所以当时人们也将这一事件称为“6.18”事件。从此以后，这位同学也就由过去的“左派”变成了工作组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有一天，临近吃晚饭的时候，他和他的几位同班同学提前进入了学生食堂。正在这时，这位同学突然发现饭桌上有一把菜刀，曾好奇地拿起这把菜刀在空中一扬，并对着一位平时和他关系最好的同学（据说他们两人还是老乡关系）开玩笑说：“我宰了你！”另一位和他关系同样不错的同学连忙从他的手中夺过了这把菜刀，并严肃地对他说：“小心，别碰到别人身上！”然后立即将这把菜刀送进了厨房。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玩笑动作，却被另一位“左派”同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工作组作了汇报。于是，工作组立即找那位平时和他关系最好的同学谈话，反复作他的思想工作，启发他的“阶级斗争觉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同学不得不违心地承认，他以前的这位好朋友由于和他观点不一样，确实要持刀杀害他。就这样，我校“文革”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案终于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影下形成了。从这件事不能不使我联想到，在“第二次反右”的过程中，在其它学校和单位，有没有类似的冤案发生？确实很值得人们怀疑和深思。&在那段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日子里，全校除了两名教师被迫自杀、一名学生被逮捕入狱、十多名学生终日被批斗之外，还有多名学生被迫向组织写了血书，或终日徘徊于东湖之滨，产生了跳入东湖自杀的念头，另有两名被内定为“右派”的同学由于心理压力过大而导致神经失常。&就在武汉市各大专院校正大张旗鼓地开展“第二次反右”运动之时，当时的毛泽东实际上正在武汉进行视察，并于7月16日由王任重陪同他再次横渡长江。尽管毛泽东表面上显得非常平静，对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完全由王任重等人说了算，但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时的毛泽东，他的政治“瞳孔”也不再是当年的政治“瞳孔”，他不仅对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了如指掌，而且对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也了解得非常清楚。而正在这时，全国各地实际上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据说仅北京市24所高等院校就抓出了一万多名“右派分子”，还有广州、上海、南京、西安、兰州等地的情况也不相上下。&&&面对着全国各高等院校正大张旗鼓地进行“第二次反右”的严重情况，原本对1957年“反右”严重扩大化就心存不满的毛泽东，再也无法容忍，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彻底纠正当时的这一错误作法，从而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路线或两个“司令部”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以后，立即对刘少奇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是“犯了方向性错误”，从而将“文化大革命”运动弄得“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并愤怒地指出：“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7月24日，毛泽东又立即作出指示，要求将已派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全部撤回。并要求将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群众予以彻底平反。&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地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地指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已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8月8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又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对学生们的革命行动曾给予了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