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主席 中国篮球怎么打？_网易新闻
姚主席 中国篮球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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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姚主席 中国篮球怎么打？）
中国篮球翻开了新的篇章——昨天，中国篮球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了姚明出任新一届中国篮协主席的决定。从此，姚明多了一个“姚主席”的称号，并踏上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征途。全票当选“成人达己是工作态度”从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建议请姚明担任篮协主席，到篮协新领导的7大标准几乎均为姚明量身打造，姚明的当选，几乎是板上钉钉。事实也的确如此，昨天姚明全票通过，正式当选新一届中国篮协主席。“成人达己将是未来中国篮协的工作态度，所谓成人达己，指的是只有通过成就和帮助他人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姚明当选后在会上发言，“中国篮协将和相关部门一道，在环境优化上下功夫，全力为运动员营造更好的训练和比赛环境，为教练员营造更好的深造和执教环境，为裁判员营造更好的学习与执裁环境，为俱乐部营造更好的运营和竞争环境，为赞助商、供应商、运营商提供更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成才成长环境，为新闻媒体提供更好的采访报道环境，为广大会员单位提供发展环境，为广大的球迷和篮球爱好者提供更好的观赛体验环境。”卸任老板“下赛季寻找新投资人”姚明身兼多职：篮协主席、中职联公司董事长、CBA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大鲨鱼队董事长。对于上海队老板这个身份，姚明表示将卸任。“我目前在中国篮协的身份很简单，现在就是篮协主席，从今天开始，上海男篮俱乐部的事务将交给董事会处理，我将不再过问，我们也会寻找热情的投资人，下赛季开始前，我们会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姚明在发布会上表示。姚明新政国家队变邀请制、延长CBA赛程接下来，姚明将面临包括国家队、联赛、青训等在内的各种难题。目前一些关于接下来工作的想法，已经浮出水面。姚明表示，希望将国家队的球员征召制度改为邀请制度。“我希望将球员征召制度改为邀请制度，在充分尊重运动员个人意愿的同时，让大家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同时，我希望在选拔制度上有所创新，将一定时期内水平高、状态好、意愿强的运动员推送到国际赛场上。”据了解，未来CBA联赛的赛程将会延长，让联赛有更多的比赛场次。同时，谈到时常出现的裁判问题，姚明表示：“希望成立相对独立的裁判员组织机构，为各级联赛、各种比赛提供服务的同时，实现裁判员的培养、选拔、任用、监管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为了CBA更好地发展，篮协将继续放权。去年年底，CBA联赛公司成立，姚明出任CBA公司副董事长，篮管中心主任李金生为董事长。按计划，篮协将在CBA联赛公司占股30%，而另外20家俱乐部则各占股3.5%。在篮协换届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李金生表示CBA联赛公司在未来会有更大的自主权：“篮协现在已经把商务权授予CBA公司，下一步要授予CBA联赛公司竞赛组织权，之后篮协也会将30%的股份交出来，未来我也会辞去CBA公司董事长一职。”姚明将获得更多权力若姚明担任篮协主席，他将得到前任都未得到的机遇：本月出炉的《中国篮球协会章程》（征求意见稿），也预示着篮协主席在中国篮球未来的工作中，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新的章程中，中国篮协将实行主席办公会议制度。主席办公会议由主席、党委书记、秘书长、司库等组成，由主席定期召集和主持，督促、落实全国篮球代表大会和理事会决议，全面主持本会日常各项工作的会议决策机制。外界分析，主席办公会将是中国篮协日常决策的主要权力机构，而参与主席办公会的秘书长、司库则均需要由主席来提名，这意味着主席还有着绝对的人事任命权。篮协和篮管中心有何区别？中国篮协成立于1956年6月，隶属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加入国际奥委会和各大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协会均应是民间协会，所以出现了中国篮球协会这一名义上领导中国篮球发展的民间组织，但并没有实质存在（没有专职人员、办公地点）。此后，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按照运动项目改设各种体育管理中心。由于篮协有名无实，篮协主席不对篮球事务有管理权，真正管理篮球事务的是篮管中心，因此篮管中心和篮协之间“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情况延续了很多年。2015年《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出台，要求全国各类协会分批逐步去行政化，篮协和篮管中心开始了管办分离的步伐，未来重心将向中国篮协倾斜。本报记者 包靖姚主席的首功 是凝聚向心力人们渴望英雄，就像紫霞仙子希望自己的盖世英雄踩着七彩祥云到来一样。但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即便是姚明，也不可能仅靠他一个人，就成为中国篮球的救世主。姚明的当选，是在中国体育产业蓬勃发展、进一步深化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的产物，与姚明成为“救世主”相比，中国篮球从行政管理转为市场导向的历史机遇，是更重要的标志。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篮球和中国体育的历史问题、现实问题、争论问题一大堆，不论是国家队、职业联赛、裁判、青训，甚至是篮球土壤培养，都不是即插即用立竿见影就能解决的。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路途很长，必须迈过崇山峻岭、打怪升级，一步也不能少。越难走的路，越需要一个好的核心。在电影里，唐僧首先要解决团队问题：要管住想废了自己的猴子、稳住成天想泡妞的八戒、沙僧看着老实但总是打着小算盘。好在姚明在这方面有着先天优势——自己就是一个经过实战检验、有国际认证的绝对高手，就像歌里唱的：only you can take me取西经……最重要的，是姚明国宝级的社会形象、绝对的影响力和超高的情商，让他具有绝对的向心力，能让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努力前行。虽然会有必不可少的投石问路和摸着石头过河，但姚明的当选，一定会为中国篮球带来多一些理性和理解，少一些浮躁、短视和谩骂。从这一点来看，姚主席当选的第一天，就为中国篮球立了一大功。文/包靖
(原标题：姚主席 中国篮球怎么打？)
本文来源：华龙网-重庆晨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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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叶克飞，专栏作家。
姚明能成为中国篮球的救世主吗？
且不说姚明个人的想法和能力，中国篮球错综复杂的大环境就已经断绝了“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的可能性。
2017年伊始，便有消息传出，国家体育总局做出重要批示，酝酿邀请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并兼任国家队主教练。该消息称，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按照中央精神推动体育制度改革，总局在篮球方面做出了十点重要批示，第二点就是“建议请姚明担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原因是“他有优秀的篮球经历，曾在美国打球，更有开阔的视野”。曾经雄霸亚洲，在世界篮坛也有相当竞争力，而且在职业化初期打下良好市场基础的中国篮球，近年来渐有向昔日中国足球靠拢的趋势。国际大赛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在亚洲赛场上也早已失去霸主地位，人才方面青黄不接，新人难堪大任。更可怕的是，作为根基的国内联赛已腐朽不堪，一方面人才流动如一潭死水，球员若想谋求转会，往往要自废武功停赛一年，以时间换取空间，方有希望。另一方面赛场上黑幕重重，黑哨偏哨昏哨已横行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以至于有“没有赢二十分以上的纯实力，客场很难赢球”的怪象。毫无疑问，中国篮球正在大幅倒退。但有些人将之归咎于职业化，显然是错了靶心。无论是中国足球还是中国篮球，其问题归根到底是职业化不够彻底，行政化阻碍了发展。世界上任何一项能够赢得广泛民众基础、实现巨大商业价值的运动项目或者运动联盟，根源都是商业化，NBA就是正面例子。商业化和行政管制则永远相悖，放开市场就意味着繁荣，过多管制就意味着僵化，关于这一点，到现在还不能自由转会、摘牌大会纯走过场的CBA当然是反面例子。去年，我曾在一篇关于足球的文章中写道：“中国足球的落后，其根源在于半吊子的职业化，也就是行政指令仍然大于尊重市场的伪职业化。比如当年阎世铎搞的什么‘只升不降’、‘只降不升’，无疑破坏了联赛根基。至于很多人感慨的‘中国足球群众基础不足’、‘踢球的孩子太少’，难道不也是行政指令惹的祸吗？你让各省市把用在奥运会、全运会那些没人看项目上的钱分一点出来，能给我们的孩子建多少足球场？中国足球想要进步，唯一的道路就是紧跟国际潮流，走上真正的职业化。”中国篮球的情况也一样。那么，罪魁祸首是口碑极糟糕的中国篮球掌门人信兰成吗？从个人好恶上来说，很多人都会得出肯定的答案。江湖上曾有一句名言：“谢天谢地谢亚龙，信神信鬼信兰成”。前者曾是中国足球掌门人，后锒铛入狱，后者近年来备受抨击，某门户网站更曾做过“信兰成的七宗罪”专题，将之视为中国篮球的罪人。信兰成但将一个巨大问题归咎于个人，往往并不准确。中国篮球之乱，信兰成难辞其咎，但他一系列的愚蠢昏招背后有着被动因素。换言之，他只是僵化体制手中的那根搅屎棍。作为一个体制内官员，他原本就不具备足够的篮球专业知识、体育市场化知识和开阔视野，同时，他又遵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官场原则，一切唯成绩论，只是过差的成绩和生硬的面孔放大了他的旧官僚气质和无能。在这方面，当年的足协掌门闫世铎也可作为类比。在其执掌足协期间，烂招频出，为了国家队成绩屡屡破坏联赛根基，其个人爱打官腔的官僚气质同样令人诟病。但当时便有人提出，体制内与闫世铎面孔类似的官员数之不清，同样没有专业素养，同样爱打官腔，同样追求政绩，但也只有足协这样一个部门，才会暴露在举国民众眼皮底下，并被任意抨击。从这一点来说，无论足协还是篮协，都可算是聚光灯下的软柿子，出气筒。当然，从成绩上来说，信兰成确实一无是处。中国篮球并非没有过职业化的曙光，在李元伟担任篮管中心主任的五年里，就曾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不仅联赛红红火火，中国男篮也稳居亚洲老大之位。但在北京奥运会后，信兰成接替退休的李元伟，再度成为中国篮球掌门人，一切又发生了巨大的倒退。李元伟要知道，这是信兰成第二次执掌中国篮球。1997年，他便已成为中国篮管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任主任，直至2003年调至北京奥组委。其间国家队成绩平平，并以2002年釜山亚运会的惨败而告终。早已在实际事务中证明自己并不能胜任这一岗位的信兰成，在时隔五年后又被安排在同样的岗位上，本身就是中国篮球行政官僚化的一个体现。他重新执掌篮协的消息传出时，舆论已是一片哀鸣，认为他的保守将使得中国篮球面临倒退。但在中国体育界的行政体制里，民意从来不是被考虑的因素。相比篮球专业出身、曾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的李元伟，信兰成爱打官腔的生硬气质很难令球迷接受。何况，第二次出山的他，一上来就推出了“信八条”，对李元伟的战略全盘否定，强调奥运战略和举国体制，废除联赛南北分区，联赛周期缩减到四个多月，成为世界上篮球联赛的一朵“奇葩”，一年的休战期几乎是比赛期的两倍。也因为赛程缩减，联赛水平下降，联赛的口碑和经济收益一再下滑。至于国家队的成绩更是惨淡，2013年甚至输给中华台北，跌出亚洲四强。其后虽有宫鲁鸣的带队反弹，但改变仅限于“精神”而非技战术层面，仍与“专业化”相去甚远。但对信兰成来说，这一选择实属必然。当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蔡振华就曾说过“中国篮球还是在举国体制下进行发展，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信兰成岂能不跟着领导走？在中国官场上，像李元伟这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甚至不惜为了维护“真理”与上级发生摩擦，以致一度提出辞职（如女篮马赫事件）的官员，只能被视为不成熟不具备领导素质。相比之下，信兰成显然更能受到信任，即使民意恰恰相反。但篮球领域毕竟与一般行政机构不同，它无法回避职业化，也无法在民众关注下隐藏。近年来，中国篮球屡屡发生“话语权之争”，一方是掌握了行政权力的篮协，另一方则是以俱乐部为代表、争取市场诉求的势力。作为中国篮球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早已转型为老板的姚明始终是后者的代表人物。日，姚明出席2016职业篮球产业资本论坛在这一系列争斗中，篮协的僵化和拙劣无从隐藏，但有体制作为依附，总能立于不败之地。举个例子，CBA公司成立前的谈判过程中，姚明曾代表中职联18家俱乐部要求作为单一股东入股CBA公司，篮协却以“必须征得另两家俱乐部（浙江队和山西队）同意”为由驳回。按照篮协的说法，“中职联的这种做法，剥夺了每家俱乐部作为独立股东在CBA公司发表意见和主张的权利”。但不尊重个体选择，难道不是篮协的习惯吗？当年的王治郅，今年的联赛指定用鞋事件，哪个尊重了个体的权利？但事关篮协自身利益时，它便拿个体权利出来当武器。尽管CBA公司已经成立，但在谈判过程中，篮协对于政策、制度和规则的随意曲解、切割，都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这种通过行政权力和解释权固守自身利益的行为，在许多领域都很常见，无疑是改革的巨大阻碍，类似行径在未来也不可能马上消失。关于姚明将出任篮协主席的消息，真伪暂时不明，而且即使为真，因为涉及体制问题，实操阶段也需解决大量具体问题，但这样的声音其实并非首次出现，在门户网站上随便打开一篇有关中国篮球暗面的新闻，在评论区里几乎都能看到类似的声音，呼吁篮协官僚走开，提倡市场化和专业化（专业化人才的代表当然是姚明）。行政层面的酝酿也早有端倪，“管办分离”从2015年起就一直在推行之中，2016年11月，CBA公司正式成立，姚明当选副董事长。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提出的协会制改革办法，中国篮协等协会都要按照社团组织法人程序来完成，原总局人员将不能再任职，这也使得姚明成为中国篮协主席存在了可能性。但姚明就能成为中国篮球的救世主吗？答案显然是“不能”。且不说姚明个人的想法和能力，中国篮球错综复杂的大环境就已经断绝了“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的可能性。姚明如果上任，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大赛成绩、联赛困局，还有各种人际关系和行政阻碍，更重要的还有行政体制下的利益切分，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导致所谓改革的停滞。纸上写得再好，执行起来都会变味，这样的“改革”我们见得还少吗？“拒绝外行管理内行”的呼吁又在几个领域落在了实处？何况，即使“管办分离”真的实现，“管”字也依然存在，它意味着行政指令依然没有离开。以往，篮管中心和篮协一直是两块招牌一套班子，责权不明晰，这也是推行“管办分离”的动因。但按照目前可以查到的中国篮球改革的整体规划，未来管理机构将会由三个主要的部分构成，分别是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中心（篮管中心）、中国篮球协会（篮协）、CBA联赛公司（联赛公司），三者则有不同的分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姚明担任篮协主席，他能掌控的范围和改变的东西都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他压根不可能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去触碰中国篮球僵化体制的根基。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简称CBA公司）正式成立新闻发布会暨公司揭牌仪式如果以姚明的声望、身份都无法触碰这些问题，其他人更加无法做到，甚至只能成为僵化体制的依附乃至帮凶。仅举一例：目前中国篮球人才流动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地方体育局固守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全运会这一毒瘤），将球员视为自己的附庸，以球员人事关系为要挟，阻碍自由流动。这个问题的背后推手恰恰也是信兰成，他在上任后引导了地方体育局的“复辟”，辽宁篮球甚至曾有放弃联赛主攻全运的笑话出现。近年来，虽有一些球员选择抗争，甚至不惜以“自废武功一年”的方式寻求转会，但对于大多数吃青春饭的球员来说，退役后的出路问题，无论是人事编制还是福利待遇，都需倚仗地方体育局，抗争也许只是内心挣扎的一部分，很难落到实处。即使竖起姚明这杆大旗。即使国家体育总局有放权之举，呼应者也得三思而后行，甚至选择与旧体制妥协。至于人们最关心的市场化改革，尽管有“彻底化”的诉求，但这种诉求本身就有意识形态的限制，即使在最为宽松的体育领域也举步维艰。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姚明不可能成为救世主，而搅屎棍却可能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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