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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一贯注重理论创新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做出新的理论贡献，不断取得新的理
改革开放以来，一贯注重理论创新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做出新的理论贡献，不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新时期我党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同时，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也积累了丰富的方法经验。在坚持正确原则指导下的思想理论创新以及这些规律性的熟悉与总结，对于未来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弥足珍贵。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就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思想理论；创新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正确的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伟大的实践可以深化对理论的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非凡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理论与实践的互相促进，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新鲜经验。党的思想理论的伟大觉醒，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展现出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旺盛的活力、无穷的魅力和巨大的威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理论创新之路。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及巨大成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转折，也是全面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在终结“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悲剧的同时，领导中国人民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时代。新环境、新形势、新任务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要求，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着党的自我革新，对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进行了新探索、新开拓，坚持并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积极探索和开辟了党加强思想建设的新路子、新方法，取得了自执政以来在思想理论创新方面更为辉煌的成就。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解放思想中酝酿与萌芽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广大党员和群众殷切盼望我们的国家能够从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摆脱出来，殷切盼望我们的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迎头赶上世界前进的潮流。但是，历史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碰到了障碍。非凡是当时党的中心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个错误方针的提出，堵塞了实事求是地总结“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的可能，使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所以，不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揭露这个错误方针的唯心主义性质，不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党就不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重获生气的希望。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率先批评了“两个凡是”。日，他给党中心写信提出：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5月3日，党中心向全党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一再说，他这个话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起了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光明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由于文章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而引起强烈反响。到1978年的8月、9月、10月，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这年11月召开的中心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也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在党中心领导人中间，邓小平最先敏锐地洞察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破除“两个凡是”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锐利思想武器。因此，他积极支持和领导了这场大讨论，并通过这场大讨论深入阐发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这场大讨论发展成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人们的思想熟悉逐步统一到这条思想路线上来，将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成效非常大。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所说：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召开包括中心工作会议在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作了舆论预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近30年后纠正自己错误的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没有这一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近30年来新的辉煌历史。这次思想解放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心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是非。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单位，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也标志着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人们很自然地要用实践标准检验社会主义。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形成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否定。在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熟悉进入了新境界，思想获得了大解放，而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具雏形。1982年中共十二大至1997年中共十五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中探索与创新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创造性地在党章上写了党的思想路线。十二大党章在总纲中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经典文字表述。最后一句，是吸收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果，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发展。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因此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纲领，就成为十二大的任务和要求。十二大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次重要的大会，它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描绘了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打下了基础。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大会总结了中共十二大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又根据农村经济体制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全党的日程表上，使我国的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方位的历史阶段。十三大以团结、民主、改革的巨大成就载入党的史册。然而十三大对改革困难估计不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缺乏必要斗争，对党风问题缺乏足够重视，经济改革出现过热现象，形成了十三大后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但实践证实，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发展第一步战略目标的任务已基本完成。90年代是达到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关键时期，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与此同时，世界性的新科技革命的进程正在加快，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重组与升级，另外就是到1991年底，三年治理整顿任务基本完成，我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出现了有利于改革的形势。再次就是国内一度出现了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熟悉。苏东剧变和“八九风波”后，面对西方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所谓“制裁”，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巨大冲击，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熟悉，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经济建设和改革也碰到一系列困难，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关注着改革开放的走向，也有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前途产生了担心和疑虑。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的谬论。如何判定我们的改革是姓“资”姓“社”，如何将我们的改革深入下去，邓小平仍然是解放思想在先，坚持解放思想，对姓“资”姓“社”的争论进行了回答。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或衡量我们改革的尺度。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界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处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这一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消除了市场经济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幽灵的心理负担，为大胆、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作了基本总结。概括了90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写入了党章的总纲。党的十四大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产生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心更加成熟和适应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有了新发展。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开幕，江泽民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告。大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这一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以巨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进行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3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而杀出了一条“血路”，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聪明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这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完善。1997年中共十五大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纪之交升华和发展中共十五大之后，国内外、党内外非常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如何抓住机遇，化解风险，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摆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些问题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出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心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嘱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同时，坚持不懈并卓有成效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集中全党聪明，以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理论勇气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表明了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上的又一次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也取得新的进展，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伴随着日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决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载入党章。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新世纪给党的思想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党的思想建设理论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创新，主要理论贡献有：“三讲”教育思想，“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表明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上的又一次创新。把党的思想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科学发展中深化与提高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继续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心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主要破除传统发展模式、发展观念和发展方法的问题等。同时也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和治理社会理念的熟悉，丰富发展了党的执政理论；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思想和要求，使党的这一根本执政理念具体化了，有了更加充分的实施载体，有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有了更加可靠的实现保障，使党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是科学发展观的酝酿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前，这期间受2003年非典疫情的警示，党中心开始明确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二是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4年初中心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其他中心领导同志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也作了阐述。同年3月，在中心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要求作了深刻阐述，更加全面地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三是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推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要求，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四是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定位、形成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不懈的探索，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熟悉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党的奋斗目标相联系，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熟悉的新境界。中共十七大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聪明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新时期我党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理论支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熟悉。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的新概括，是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总结了我国新时期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非凡国情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眼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主要原则和方式特点思想理论创新，就是要突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调整和完善不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的理论，依据改革发展变化了的实际，寻求新的规律和特点，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任何理论不仅有构成自身的内容，还有构成自身的前提，亦即理论赖以建立的主要原则、方式方法，也就是说思想理论创新不仅要具有勇于创新的思想意识，还必须要有科学的思想方法。只有坚持在继续中求创新，在比较中求创新，在综合中求创新，在实践中求创新，才能使理论创新既有坚实的基础，又能与时俱进。这规范着自觉接受这种理论的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在一定的理论“范式”中，它具有一种强制作用，规定着具体理论的旨趣、内容意义和功能，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主要原则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气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续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并强调：“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这一论断提示了思想理论创新的科学内涵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能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关我们事业的根本，弄清这个问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实际上，自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就一直存在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心领导集体，已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创造性地发明了毛泽东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立以后，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就成为一个根本问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才能与时代发展同步，才能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凝聚聪明和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治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能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用创新精神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熟悉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推进思想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进展，都是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在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下，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的创新推动事业的进步，理论是时代的产物，理论创新是时代的呼唤，用创新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就是顺应时代。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的创新，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告中强调，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胡锦涛同志的深刻论述，既是对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历史的精辟概括，也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发展的方向和指南。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不断推向新境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则。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经验证实，离开实践谈理论创新，就会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熟悉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一定要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也是全党同志庄重的历史使命。以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方式特点方法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思想理论的创新要坚持正确的方式方法，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方法不对，事倍功半。而且非凡要注重方式方法的适应情况，实用情况。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而黑格尔也认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是人们实现熟悉的途径与桥梁。方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方式方法，汲取历史宝贵经验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发展显得弥足珍贵。――吸收集体聪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是思想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理论来自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当中蕴藏着巨大的聪明和精神力量。因此，进行理论创新必须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总坚固践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真理。历史唯物主义与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就是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而是马克思主义果断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创造力和首创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一大优良传统，“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因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这要求我们善于抓住问题，摸索情况，把握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做好调查研究，然后经过科学的提炼、概括和总结，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工作，这就为我们指出了进行调查研究的有效方法。――立足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注重调查研究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来源。任何科学理论创新都有其必然性，都是对特定历史阶段伟大实践的创造性概括，都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准确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紧密联系这种变化有针对性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关键因素。列宁曾经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不同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这就告诉人们，不能够正确把握时代旋律，就无法判定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就会沦为形式与空谈。所以科学地判定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推进理论创新对变化形式的回应，这对于我们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准确把握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进一步熟悉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具有重要意义。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我们党每一阶段的思想理论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要紧密联系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来进行，关键在于正确熟悉每一历史阶段的世情国情党情有什么新变化，同时正确分析这些新变化，从而正确判定出国际形势的基本走向，判定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性质和所处的历史阶段。――勇于克服“左”右倾错误，敢于面对前进中的问题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式。中共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中引人注目地指出，要“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话重申了自十四大以来党章中的有关论述，既指出了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同时又强调主要是防止“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左”倾和右倾错误始终是困扰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幽灵，是党和人民事业的敌人。党的历史上几次严重的“左”右倾错误的史实向世人昭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违反客观规律，凭主观意志办事，最终会导致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出现家长制作风，个人专断，更加剧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会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因此，当前面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伟业，我们必须牢记党史上曾发生过的“左”右倾错误的深刻教训，增强党的凝聚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和重要现实意义。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牢牢把握这些经验给我们留下的诸多深刻启示。唯其如此，才能不断发现和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制定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减少曲折和失误。三、用改革创新的精神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有了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就有了最科学的最精细的最深刻的思想武器，就如同拨云见日。新时期、新阶段把握党的思想理论的新走向，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就要做到以下几点。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推动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产物和理论结晶。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的常态，既是一种批判性思维，也是一种建设性思维。作为批判性思维，它要求人们以批判的眼光敏锐地发现、改变或抛弃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体制，等等；作为建设性思维，它要求我们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推动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就是始终要与时俱进，永不僵化。当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在我们熟悉发展的不同阶段，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不同的。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仍然有许多未被熟悉或基本上未被熟悉的领域和规律，仍然有许多未知的“必然王国”，我们仍然有待于继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这就必须始终不渝地解放思想，始终要使主观思想跟上客观现实的发展，使熟悉合乎实际。因此，解放思想应该成为我们思想的一种常态，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我们已有的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熟悉，而不是某一时期的特有任务。此外，应当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中使解放思想进入一个更新的境界，作为一种思想的常态，解放思想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思维方式问题，即从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在当前的现实社会中，主要应从传统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中解放出来。当前解放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高度警惕和防止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自觉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了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对真理不断加深熟悉、总结和提炼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思想解放、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坚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还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项重要政治责任必须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扩充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永葆党的思想理论的旺盛活力、无穷魅力和巨大威力日，胡锦涛在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首次确定了有关执政的七个基本范畴，构成了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在此中，执政资源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和执政环境六方面具有同等主要的地位。而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是执政资源的精神载体，是一种非凡的社会资源，它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是关于执政的思想、制度和心理的凝聚。它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民族精神、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大众心理等丰富内涵，核心是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资源是执政党执政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是对实现执政使命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要素。换句话说，一个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它的执政理念是否先进，执政方式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它研究和利用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的程度。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包含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人才的、组织制度的资源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当今时代，思想文化愈来愈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思想文化的巨大力量已经深刻地熔铸于执政党的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之中。因此任何一个政党要想牢牢把握政权，永葆党的思想建设的旺盛活力、无穷魅力和巨大威力，保持党的先进性，除了要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外，还必须把握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续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几千年延续、积淀下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以及世界各国文明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政治集团以及他们的思想、决策不可能不打上深刻的烙印。总之，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都是党执政思想文化资源的源泉。只有重视维护和发展好自己的执政思想文化资源，善于用党的先进文化教育和激励人民，通过发挥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把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的精神文化因素，高度凝聚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才能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产生高度的政治认同感，自觉地接受和拥护党的领导，才能扩充党执政的文化资源，提高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思想文化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意识、观念、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执政思想文化具有权威性、导向性和可变性，它对于构建和维系执政体系、引导和规范执政行为、塑造和发展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永葆党的思想建设的旺盛活力、无穷魅力和巨大威力具有重要意义。适应政治生态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新要求，改革完善党的思想理论的体制机制政治生态化的深层意蕴，在于以生态发展的理念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以促使政治体系内各要素间及政治体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和谐、协调、稳定地发展。政治生态化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巨型生态系统，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过程及其结果，往往受到社会、经济、文化乃至自然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和牵制。一个政治群体，在它从事任何政治行为之前，都须首先考虑其行为对其他政治群体、社会群体、经济群体、文化群体的正负影响。这是该政治群体做出正确政治行为选择之关键，也是决定其政治行为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马克思不仅关注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相对关系的和谐，同时还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相对关系的和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直接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并且，马克思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方案。所以，政治生态化也是马克思主要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在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较为严重的政治生态危机过程中开启其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不断实现良性政治生态的历史过程。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它既是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制度更具有规范性，稳定性，持久性等特征。制度安排得当与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政治文明的程度和政治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十七大告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为我国未来政治发展设计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高级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是为了实现与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本质是建立一种同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与体系，即它要求的是“建立符合民族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更大的制度权威”。我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是比较低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们一直在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政治改革的进程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纵使有繁荣的经济，离开了政治现代化，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付诸东流。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得稳定的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过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以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及所有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的协调性来衡量。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要保持政治现代化持续有序地进行，就必须有一种机制，把各种社会力量有机地组织起来。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程序的创造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者。它不仅是政治生活的中心，还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所以我们党就一定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坚持改革创新，研究探索开展政治工作的新形式、新方法，建立健全履行职能的各种制度和程序。邓小平曾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制度的设计中坚持以下原则：制度的明确性和规范性，制度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制度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制度的责任性和监督性。目前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法制建设必须配套进行，具体来说就是搞好党民制度建设和党法关系建设，按照这种要求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法治则是表达了与人治根本对立的立场。强调依法治国以及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是法治概念具有的鲜明的本质特征。法治强调人民主权和法律的统治，反对个人的专横独裁或者少数人的恣意妄为；它倚重法律治国的必要性和稳定性，着眼国家的长治久安，以法律防止“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悲剧的发生；它坚持法律的至高权威，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的特权。法治是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是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民主政治体制之中的治国方略。这里包含着两重意义：已有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也就是说，所谓法治，即良法与守法的结合。现代大部分国家都认同法治的重要，虽然他们产生法律、立法代表的方法不太相同。法治的好处在于能防止有特定的个人凌驾法律而伤害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由此可见，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表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并包含着内在价值规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种治国方略。当前，要适应政治生态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新要求，就要突出制度建设，努力建立思想建设的长效机制；同时，改革完善党的思想建设的体制机制，以政治生态协调发展为突破点，夯实思想建设基础；以制度化、法治化为依托点，激发思想建设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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