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羽球人生》
编著：林建成
编著者生平：
1939年生，印尼归侨，中国羽毛球队第一代队长(1963年)；
1972年，任福建队教练；
1974年，任国家队教练。
（羽道客：《我的羽球人生》共18篇，博客文章中有大量非常珍贵的照片。为了手机阅读方便，本文不插图了）。
●我的羽球人生⑴
--印尼巨港童年的记忆
1939年2月2日，我出生于印尼巨港（印尼苏门答腊岛南部的一个大城市），祖藉是福建晋江马坪乡西坑村。
父亲林铁垣，是集美师范第一届的毕业生。母亲杨孔雀，也是毕业于集美师范。父亲家境很穷苦，是永宁镇上一位老先生出资让父亲能够念上书，毕业和母亲结婚后，就到南洋去当老师。
日本侵占南洋群岛后，父母亲不愿当汉奸，到巨港山里一个叫—吗老濑的小山巴，开荒种田过着农民的生活。维持生活都很困难，所以有时还钉一些肥皂箱、做烟卷卖些钱维持生计。
三年的山巴生活，是很艰难的。记得二、三岁时，爸爸抱着我到原始森林去砍柴，把我放在树杈上，叮嘱我要常喊“爸爸”不然爸爸就回不来了。我就喊呀喊，爸爸从喊声中知道我没事才放心。同时，他也能从喊声中辨别回来的方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知道了要帮助大人做事的道理。
五、六岁时我，就经常用爸爸给我做的一担小水桶和一把小斧头，到河边挑水，帮爸爸劈那种很容易就裂开的木头。当劈不开时，就在缝里插上一个尖桩硬是把木头挤裂开了。爸爸常夸我“很聪明”。爸妈是教书的，所以一有空他们就教我识字。二、三岁时我就会识很多字，五、六岁时就念小学二年级的书了。
我是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半个中国被日寇占领，中华民族差不多成为亡国奴，爸妈常教育我日本鬼子怎么残酷地杀害中国人，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特别痛恨日本鬼子。
大概五、六岁时，有一次我见到两个日本兵到我家附近的小铺买东西，我悄悄地上前在日本兵的屁股上打了一拳，因年小没力气，鬼子还以为我仅仅是无心碰到他，回过头来摸摸我的头没把我怎样，可妈妈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爸妈给我起了“建成”这个名字，意思是祖国“抗日必胜，建国必成”。爸妈的愿望终成现实，日本鬼子投降了。父亲被当地华侨留下开办了学校，我也开始入学读书了。
一年后，我们又回到巨港。爸妈在一所小学里当教师，我插班念第六册(三年级下学期)。可是一开始跟不上留级了，还因为贪玩读书不用功念到五年级又连续留了二次，爸爸担心我对学习失去信心。一方面加大了对我的教育，让我懂得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会成为有用的人。另一方面要求校长让我暂时升上六年级，如果上学期还不及格，再回到五年级。其实我并不是不会念书，而是太贪玩，我出家门玩常穿一双木拖鞋，玩疯了木拖鞋放在那里自己都记不得了。总之，木拖鞋丢了无数双。有一次，要出去玩之前爸爸再三交代，不要再忘记”木拖鞋”，可是回来时还是忘了。爸爸气极了，抓起藤条就打，痛得我大哭，爸仍还不解气，还要打，我只好赶快往外跑，逃到学校的讲台下的储物柜里关上门，也不敢回家吃午饭。这下妈可着急了派人到处找，一会儿回来的都说找不着，急坏了妈，派更多人再找，整个校园都找遍了还是找不到，巳经是下午了，妈心想不可能跑出校园，告诉大家每个可藏人的地方都得找，终于找到了，原来我已在柜里睡着了。她们都不知道我可是躲迷藏的高手。从此我再也不丢木拖鞋了，因为被打的感觉是那么强烈。所以要出去玩之前先把木拖鞋拿着跑回家往家里一丢就跑去玩，这样就保证木拖鞋不会丢失，可见我是一位多爱玩的小孩。
有时也跟爸爸一起打羽毛球，我在网前爸在后场。可以说我学打羽毛球的启蒙教练，就是我老爸。除了打羽毛球、打篮球、过五关、放凤筝、小木头段打远、玩弹珠球、躲迷藏、玩牌二十一点，凡是当年孩童爱玩的，我是样样都会，样样都精。
从小我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小孩，“过五关”为了过关，除了用灵活和速度过关外，有时被关在一个方块里，速度没用了，只好用惊险的动作滑过去，像坐滑滑板一样一下了采用钻扑下去，有时双手都磨破了，只要能过关，痛一些也不要紧。
“放风筝”，那就更好玩了。“放风筝”不止是能让风筝飞得很高，而且还会在空中“作战”，看谁的风筝能把其它的风筝线割断，那你就是“王者”。为了能当“王者”，我到处去请教看用怎样的胶加上怎样的玻璃，能制成最锋利的玻璃胶，然后把风筝前面的一段风筝线放到煮好的玻璃胶里，让线粘上玻璃胶，拉起来晒干，重复几次。有时在粘时不小心把手指都割破了，说明这线的玻璃胶是很锋利的。制成后就锋利的线缚在风筝的前面，在放飞风筝时可要小心了，有时拉的太紧也会把自己的手指割伤。这样的线不能太长，太长不利在作战时要用力拉放线时会把自己手指割伤，而且成本也太高。那就是说风筝前一段的线是有“战斗力”的，一般在20至50米之间，超过这个长度的线是一般的凤筝线，是经不起玻璃胶线的切割一下就断了。当你把凤筝放飞后，就要提防其它的风筝栏腰给你切割一下你就成不了“王者”了。所以放风筝又要斗智斗巧斗技术还得斗勇，因此，是很好玩的一种游戏。当年，我们都是孩童那来那么多钱来卖风筝、线、及玻璃胶呢！所以，我们常在大操场上等待人家断了线的风筝有时可看到飘落下的断线那就拼命的追去抡那断的线及风筝，抡到了就好像获得了战利品，可高兴了，有时还去抡人家断了风筝后面的线，有时与人家抡拉，获得一段没玻璃胶的线，那都是我们一帮玩风筝小孩常干的事，多有趣呀！！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特别是我的风筝把别人的风筝割断线之后的那种感觉真是妙极了，大家欢呼好像打了一场胜仗，如果当天能在天上称王称霸一段时间老打胜仗，那么，你的风筝也出了名，第二天会引来更多的对手，那又将是一场有趣的“空中战争”。
一般很少有常胜将军的。玩小木头段打远更是我的强项，挖一小长形的沟，把小木头段放在里面一头露在上面，玩的人拿一根长些的小木棒，对着露在上面的小木头段一打小木头段就跳起来，这时持木头棒的就得对准小木头段一击，把它击到远处，再用小不棒丈量距离。几次后加起来，谁距离远就是胜者。有时为了一击定乾坤，可采用垫几次小木头段最后再一击，那可就厉害了。垫一次再击是以小木头段为丈量单位，垫二次就以小木头段的几倍来丈量，如以5来计数，再垫一次就以10来计数，要想能垫上三次再击远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一般都以垫二次再击远，以小木头段量一段就计5，第二段就是10，以此加起来，我常有很好的感觉垫了二次再一击往往就可获胜了。
至于玩弹珠球进洞和躲迷藏，都是孩童爱玩的游戏，到了七、八岁时记得我交了几个玩牌点胜橡皮圈的孩子，一玩就是一整个半天。玩到累了他们就抽起烟来了，我看他们抽的很有味道，烟还会从鼻孔里冒出来。此时，他们就邀我一起吸几口，开始吸几口就吐出来，不会从鼻孔里冒出来，他们就教我要吸进肚里才能从鼻孔里出来，为了能从鼻孔里冒出来，我就深深吸了一口往肚里去，可要从鼻子冒出来时给呛到了，不止是咳得半死还流了泪和鼻水，那滋味真难受极了。从此，我再也不沾烟的边，很快也不和这些孩子玩了。
总之，在我的童年我是一个聪明、好动、爱玩、好斗、求胜心很强的孩子，学习一般，但懂得要好好学习后就再也没留过级。
高小毕业那一年正好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很快接受了新的教育、新的影响。学校升五星红旗，唱国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
由于父母亲思想进步，当时人们议论他们是“比较赤化的一对”。这样，父亲就任了巨港一小的校长、母亲也当了教导主任。一家人就住在巨港一小的校舍里。
高小毕业后我，便到巨港中学就读初中。该校是祖国解放后新办的一所初级中学，入学后我们参加了无数次建校的义务劳动，培养了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在初中就读的一年半中我最着迷的就是打篮球，我参加过“少锋”、“旭光”、“球友”篮球队。
经常和朋友、同学一起练球，参加球队之间的比赛，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培养了我争强好胜、永不服输、敢冲敢拼的运动员优秀品质，为我走上专业运动员生涯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2.1952年9月15日，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个转拆点。
父亲热爱新中国，但在印尼这个国度里执政者是反对共产党的。
有一次，印尼两派斗争，就拿中国人出气，我们学校是升“五星红旗”的，当然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们在校外乱开枪，却跑到学校来抓人。当然就是冲着我爸来的，他是一校之长嘛！
还好爸爸巳躲好了没被抓到，但总是有很多麻烦事。因此，在亲友的说服和支持下，我们全家离开巨港投向祖国的怀抱。
●我的羽球人生⑵
1. 回国--广州行李被烧
1952年10月1日，回到祖国怀抱—广州市。
在爸爸的朋友安排下，在广州住了一个月，主要是参观游览广州的名胜古迹，增加我们对伟大祖国的认识。祖国社会秩序好，学生很幸福、很活泼，使我觉得回到祖国的幸福。祖国社会制度好，政府是真正在为人民办事谋福利的，
一个月后，我们全家又从广州乘公共汽车返回家乡。当时，汽车是烧木炭的，开得很慢不说，还很不安全。行李托运，就在这种木炭车上。爸妈、我和姐，及唐兄，我们一家人共五人坐在客运车里，行李全部放在托运车内，行李车提早一小时开车。当我们的车开离广州约60公里的地方，发现前面一部行李车起火，看见好多农民在抢救行李。当我们停下车一看，全惊呆了，那不是大部分我们的托运行李吗？！
一了解才知道，因木炭火星飞溅到行李中，把我们的行李给烧着了。幸亏当地农民相救，才不至于全烧光。但我最喜爱的“雷利”自行车，被烧的体无完肤，只残留下一个骨架了。那一箱箱皮箱看起来没烧掉，但也被烤焦了。爸爸打开皮箱查看，里面放着一匹匹各种布料，结果靠箱周围的，都被烤焦。而经一翻，成了一片片的布片，真是残不忍视呀！
为了处理这个不幸事件，爸爸押着被烧的行李返回广州处理，我和妈、姐、堂兄和弟弟，暂时到汕头住了一个星期，等爸爸回来。当见到爸爸时，我们都吓了一跳。年青的爸爸突然变老了，头发白了一大片。爸爸就给我们讲了“伍子胥一夜白了发”的历史故事，说如果政府不赔可能就会全完了。还好政府照顾华侨的政策得到落实，虽没有投保还是给予赔赏。使我觉得祖国好、祖国的温暖。但是给我另一感觉，就是祖国还很贫穷，怎么汽车不烧汽油而烧炭呀!
当回到家乡时，先到了石狮亲戚家中住了几天。记得第一天晚上，就被臭虫咬得我周身全烂掉。第二天，还要到医院去打“盘尼西林”才得于消炎。白天，看到那椅子缝里一头头臭虫的小嘴朝上，只要有人坐下就成了它们的美餐，狠狠地吸你的血，看了都让我毛骨棘然。当时，家乡就是这么不卫生，这么穷。
2.“常留级生”成为“保送三好生”
1953年，我们一家搬到泉州，爸妈分别在泉中中学、华侨补校任教，我在泉州西隅中学念书，当插班生。记得我考英文时，英翻汉中“毛主席万岁”，我只看懂了一个单词“Long”我翻了“长”。现在想起来多好笑呀！可见，我水平之差。所以，只好从初一下学期开始了我在祖国的学习生活。
记得开始上学时，由于没什么朋友，念完书就回家，连课外活动都很少参加。上体育课跑百米时，跑到六十米就觉得脚轻飘飘的，好像就要摔倒了。后来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向全国学生提出当＂三好生＂的号召，课外活动后还留在学校进行跑、跳、球类的训练，慢慢身体素质有了提高，对体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年后我被同学们选为文体股长，负责组织同学的文体活动。到初三，我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学习好、身体好这“二好”的标准。为了达到“三好生”的标准，我开始靠拢共青团组织，和一些团员交朋友，也常去参加团组织的活动—听团课。认识到共青团是青年的先进组织，是党的好助手，是青年要求进步的榜样。只有参加了组织，才能更好地接受团组织的教育，向党靠拢，把自已培养成一个有知识、守纪律、不怕任何困难、朝气蓬勃、思想进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我是一个很正直有追求的人，一但看清了要追求的目标，就会拼命去追求，并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终于大胆地向团组织提出入团要求，并在1955年3月11日，由林德赞、林加贞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就这样，我在泉四中的最后一学期，已经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三好生”。谁能想到一个在海外的常留级生，经过祖国的培养教育，竟成为一位“三好生”，毕业后被校方第一批免考保送到泉州市最重点的中学—泉州五中。
3.运动少年
1955年9月，一进入新学校就当选为学生会文体部长，组织同学们参加各种文艺体育活动。自已也参加了校排球队，当时我的理想，是毕业后去考地质学院，当一个开发祖国宝藏的地质勘察人员，奔走在祖国的山山河河，多么有意思呀!
可是，当了一年文体部长后，渐渐对体育有了很大兴趣，自已又经常参加比赛，在田径、排球、羽毛球等项目中，我不仅在市里获得名次，到省里参赛也频频挂名。在第一次参加省里组织的为国家选拔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的比赛中，110米高栏获第一名、400米中栏获第六名、故被选为福建省参加国家“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拔赛”的省田径代表队，后因国家没进入奥委会而取消。为了此次活动，我在福州呆了一段时间，影响了学习。回校后，学生会文体部长也不当了。后来，我代表泉州队参加省排球赛获得冠军，被留在省排球集训队，迎战上海队。当时，我个子不高但弹跳力很好，是队里的主攻手，主要打2.5快攻。我防守也很灵活，后排的鱼跃救球是我拿手好戏，参加羽毛球赛更是常获冠军。
由于我具备有一定的田径运动的身体素质，速度、弹跳、协调性、灵活性、爆发力都有一定水平，我还把排球的挺胸收腹的扣杀动作运用到羽毛球的杀球动作中既优美又有力度，把排球的鱼跃救球动作也运用到羽毛球救球动作中。
由于在各项比赛中均获得好成绩，也常参加优秀运动员座谈会，在体育运动方面有了一定的成就感，看到了我可能在体育运动上的希望和前途，想当一名祖国优秀运动员，为国争光的理想逐渐取代了当一名地质人员的理想。
当时，就想高中毕业后去念体育学院。就在这个时候，福建省体训班成立了，首先建队的就是羽毛球队。就在1957年3月接到调令，调我到体训班羽毛球队。此时，我正念到高二下学期，心情无比的激动和骄傲，一个18岁的青年心中憧憬着上体育学院，学成就可以为国争光。一下把梦想变成了现实。父母亲也很支持我。4月25日到省体训班羽毛球队报到，开始了我一生追求的羽毛球运动生涯。
从1952年9月回国到1957年4月，这短暂的四年半中学时期，在党团组织的帮助下，在祖国大家庭温暖怀抱里，我茁壮成长天天向上，从一名天真无邪充满幻想的青少年，成长为一名祖国的运动员，开始了漫长的羽毛球运动生涯的一生追求。这四年半是成长的基础，值得我去回味。
四年半的学生时代，我可以说变了一个人，从一个不懂事只知道玩的常留级生，变成了“三好生”。
学习成绩总平均分数都在87分以上。学校的评语:学习努力，能深入理解问题，学业成绩一贯表现良好，能按时认真完成作业，虽然工作负责多，但能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这是好的表现。工作热情、认真、负责，几学期来领导班级文体工作表现都很好，能加强体育锻练，体育成绩优良，性刚直，能遵守学生守则，热情做好校间义务劳动。政治、时事亦能加强学习，但尚深入不够，课堂秩序一般比上学期扭转，但较缺乏掌握分析批判个别落后现象，今后须更努力加强政治时事学习，更提高认识，防止自满现象，就能更好地成为全面发展的青年，将来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回想起这段历史，我非常感激培养教育我的班主任许思源老师、陈全法、陈泗东校长。是他们把我培养成一位有用的人材，他们培育之恩使我铭记心间。
除了学校老师的培育教导，我自已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我的体会是:上课时要集中精神听老师讲课，做到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老师布置的作业要及时完成。这样学习起来就很轻松，效果较好。
4.初生牛犊
刚到福州，往进了当年的体育训练基地。那是省体育场的地方，有一个标准的田径场、周边有二排木制的看台、中间主席台后面有个体育馆，高度只有七米多。有一个篮球场地，可划四片羽毛球场，这就是福建省体训班的所在地。1956年12月底，福建省羽毛球队就建队在这儿。
省体训班，也只有一个羽毛球队，五六个人。原来也是调我这个时间入队的，但我因生了一场大病误了时间，后又因要离开学校，办手续一直到1957年4月25日才到福州报到。
往在体育场的红楼里，那是一座二层楼的运动员宿舍及办公楼，一个房间大约十几平方米，放了三个上下床，住六个人，教练也是住在一起。
每天不到十元的伙食费，每月的工资待遇只有28.5元，在当时我一个刚离开学校就能拿到工资感到很满足了，一心就想着打球，别无他求。
训练结束后，洗澡要拿水桶从井里打水上来加上热水，到一个很简易的木房子里洗澡。一边男的一边女的，刚来搞不清楚还会走错了呢！还真闹过笑话走错了呢。
总之，那就是当年中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建队的条件。
到队没几天，于1957年5月12日至31日，就出发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十三城市羽毛球锦标赛，和杨人燧配对双打获第二名。这是我步入羽毛球生涯的第一次比赛，竟然能获得如此好的成绩，让我激动不已，并增强了不少信心。
其实当时我的水平还是很差的，我只会打高球和杀球，及水平很低的防守技术。但是，从一开始我就具备了敢打、敢拼、从不认输的作风。为了弥补技术上的不足，教练在每堂课上安排了时间很长的（60至90分钟）吊球训练，一节训练课下来感觉是脖子低不下来。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的吊球技术有了很大长进，而且成为我得分的武器，一直到我退役后，我的吊球技术还那么稳、狠、准。可见，当年训练的扎实。
教练还规定训练过程中不准喝水，有科学吗？我们只知道服从教练，记得每次上训练课之前在宿舍里我就泡了一大口杯的“糖水”，这就是当年我们感到最有营养的水了。训练回来后，累的精疲力尽。靠在墙上，脱完鞋子，要脱那双很紧的袜子的力气都没了，拿起那大口杯“糖水”喝完了再脱袜子。
一到夏天，训练就更苦了，训练一节坐下休息片刻，马上坐椅下就是一堆水。由于流汗太多，虽然巳经戴上护腕，但汗水还是湿透了护腕流至拍柄上，一不小心用力杀球时还会把拍子摔出去。那还了得，为了保护那把一年才发一把的“登乐普”进口木拍子，我们不论是比赛还是训练都用一根绳子结在拍柄上另一头做个套，套在手腕上一旦拍子摔出去也不会掉在地上。
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经过一年的刻苦训练，于1958年9月14日至10月3日，又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全国十五城市网、羽球锦标赛。我们福建队又夺得全部五项冠军，我和杨人燧又获得男双第三名。名次虽然是退了一名，但水平却有了进步。
1959年9月14至27日，我和队友一起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运会。当时，一个省只能派二男二女参赛，所以，我和杨人燧、陈守信等队友均担任第一届全运会的裁判员。可是，由福建队组成的才判队伍实力也很强，除福建、广东队外，我们可说是第三名了。
全运会后，还留在北京体院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那是我一生难忘的二天狂玩。
十月一日，我和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初中同学郑文箴，到北海公园玩了一整天，又是划船、又歌唱，虽唱的不好但过瘾。九龙壁多么的漂亮。下午，我们早早就爬到白塔上找好了观看天安门前放烟火的最有利地形就坐下来闲谈。晚餐，也就在那小山上应付过去，直至晚上九时才开始放烟火。一生第一次看到那么精彩的烟火，每当炮声一响我们也跟着欢呼雀跃。十点过后，我们下白塔朝天安门前走去。天安门前，聚集了那么多狂欢的人，烟火从天而降，广场上人们尽情的欢呼、跳午、唱歌。讲话都要大声嚷，不然就听不到，全都被欢乐的声音所淹没。到了半夜，我们走到西直门想乘公交车返回清华。可是，等车排队约有上万人，想想还是走回去吧!反正我们正年青，青春的活力正充满全身。我们两人就这样边走边谈，高高兴兴的走了三个多小时。约凌晨四时，到达清华挤到文箴的床上一躺就睡下了。
可是，六点多我的生物钟却让我起来，匆匆地往北京体院走去。到北体正好上午要去长城游览的车要开了，来不及回宿舍就爬上大卡车跟着队友上长城去玩了。这也是第一次上长城，心情多么激动。“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一下我要当个“好汉”了。上了长城就拼命地往上跑，等到跑不动了回头看时长城巳是在我脚底下很长一段了。呀!多雄伟呀!可想起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使我想起那是牺牲了多少民工才修建起来的，为了抵御外犯劳动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傍晚，返回北体，我差一点累倒了。晚餐后，北体广场放电影，看电影是我最大的爱好，我也不能放弃。为了看电影学生们早就排好长凳子，我自然是只好站在凳子后面看了。其实，我真累极了，还是硬撑着，看着看着我竟站着打起瞌睡了。可见这两天真是玩的太疯太累了，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玩的最疯的一次。
以后，由于对事业的追求和执着，我根本没有玩的时间。有一点空闲就会去抓紧练技术，如练双打发球啦、吊球，网前搓勾球，我还习惯写点东西，把平时训练、比赛的心得总结了记下来。后来我当教练直至写论文，并能成为国家体委组织的羽毛球岗位培训的老师，完全得益于从一开始就认真积累，勤于总结。
所以，那还有玩的时间，因此，才把这两天疯狂的玩记得那么牢。
5.全国第五个羽毛球运动健将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后，国家首批羽毛球运动健将，只有4人，就是新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奠基人：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
谈到四位新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奠基人，我想简略地谈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史。
羽毛球运动自1918年传入我国后，只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开展这项运动，但从未举办过全国性羽毛球赛。新中国成立后，羽毛球运动很快成为我国体育运动的重点项目之一。
1953年5月2日，在天津举行了全国篮、排、网、羽四个项目的球类运动大会。羽毛球作为表演项目，参加的有华东、华北、中南、西北和火车头体协五个单位，共19名运动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赛，对其后羽毛球运动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53年6月，印尼华侨组织了体育观光团到国内观光、巡回、表演。该团的羽毛球队，由印尼著名球星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苏添瑞等华侨青年组成。当时，王文教、陈福寿巳是印尼国家队的主力队员，在国内各地区的表演及对抗，令国内羽毛球界及广大观众大开了眼界。他们的技战术水平之高超令当年国内选手无法对抗，还拿不到一两分。
1954年5月，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四位爱国华侨青年，受到党和政府对体育事业重视的影响，为振兴中国羽毛球事业的落后局面，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王文教巳有女友，并已在谈成家之关键时刻，但为了祖国羽毛球事业，他放弃了“爱情”，不告而别。在北京体育竞技科成立了临时国家羽毛球队，并在全国各地进行表演、辅导。在他们的推动之下，福建省于1956年12月成立了我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随后，上海、广东、天津、湖南、湖北等相继建队。此时，国家体委决定解散临时国家羽毛球队。王文教、陈福寿申请到福建队，黄世明、施宁安申请到上海，开始了新中国羽毛球运动快速发展期。
1960年，为了争夺运动健将，我们福建队当时就是我和杨人燧两人，为了达到运动健将标准而努力在拼博。
当时，国家规定获得各单项前三名的，或一年内打败运动健将二人三次以上者，均可批准为运动健将。
我当时为了达到运动健将标准，有三个动力。一是有竞争者；二是个人动机—要谈恋爱、要入党；还要达到运动健将三者都要缺一不可，思想境界还没达到为国争光的高度。三就是为了教练，那时，老教练林丰玉年纪已四十出头，还没结婚，他立下誓言：我培养的队员成不了运动健将，不结婚。为了让教练能早日成家，我暗下决心尽早达到运动健将。
1960年3月20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的五省市羽毛球友谊赛，我有了长足的进步，获得男单亚军、男双和杨人燧配对获冠军。在小组赛中，打败了全国冠军(以后成了我的教练)王文教，决赛中又打胜了施宁安(上海队)，还打败了广东的方凯祥(全运会男单第三名)，获得男子单打亚军，这也是我参加男子单打的最好成绩。我以为我已经打败了三名运动健将，便要求省体委向国家体委申报我达到运动健将标准。几个星期后，国家体委的批复是，方凯祥还未申报还不是运动健将，我只算打败二人。在年内还必须再打败一名运动健将，才能达到标准。一年的时间已过了大半，省体委为了让更多的年青队员去冲击“运动健将”特地申请了一次“等级赛”。赛前一个月我不幸在训练中手腕严重受伤，医生让我仃练技术，上肢动作也不能做练习，只能练身体。这可把我急坏了，如果这次等级赛不参加，我前面打败两个“运动健将”的纪录将被取消，意味着前功尽弃。因此，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参加这次“等级赛”，而且一定要想办法达到打败健将的目的。于是，我选择了从未胜过的陈福寿，他是当年的运动健将。陈是靠控制四方球准确，找机会再进攻的打法。我是打快攻、抢攻的，花体力多，而自已体力又不是很好。所以，对陈的打法只能发挥我快攻的特长能速战速决，才能战胜他。
为了取胜，我正好借着我不能练技术的时间，坐在陈福寿练球的背后拿了本子，详细地记录下陈的球路，然后分析出他的习惯球路。经过两周的详细纪录和分析，我可以跟着陈击球前的一刹那口中念出他想打什么球，是平高球、吊球，或是突击杀球；是直线还是对角，可以说已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精确度。
我是有心人，而陈却是无在意的，他还是按自已的一套稳扎稳打。我就在这种治伤没练技术的情况下，练了战术并熟记了陈的整个球路。然后，在身体训练上我又特别注意提高我反复跑的能力和一般耐力能力的提高。
整整一个月的治疗，我手腕的伤基本好了，我要求参加一周后的“等级赛”。老林教练不同意我的要求，怕我参赛后再伤，为了达到“运动健将”的目的，我坚决要求参战。老林教练爱护我的积极性，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参赛。
正好我又分到了陈福寿这条线上，当我和陈比赛时，我频频地发动突击快攻，让陈措手不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陈打得无法招架。三十分钟就以2比0战胜了我从来没胜过一次的陈福寿。事实充分说明，战术准备、分析、熟知对手球路的重要性。
由于，我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打败了三名运动健将，国家体委很快就批准了我的申请。全国第五个羽毛球运动健将，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总算在第一年冲击运动健将的征途上，完成了我自已定下的目标，也完成了林丰玉教练可以成家的条件，不久老教练真的成家了。我为他祝福、为他高兴，也为我能为教练做件好事而高兴。
●我的羽球人生⑶
1.爱情动力
我的恋爱故事，也并非一帆风顺。
我进入省体训班不久的一天，我接到由北京的一位原来在印尼巨港中学的女同学寄来的一封充满热情的求爱信。那么早就谈起了恋爱实在是太早了，当时我一心要出成绩，所以可以说这种只靠书信来往的恋爱方式我不仅接受了，还感觉是一种充满干劲的“动力”。
所以，每天那么艰苦的训练，我总是那么快乐地去接受和完成，成绩也是有目共赌地在进步。正当我以更大劲头在冲击运动健将的时刻，我很突然地接到她的“绝交”信。为什么那么突然，在没有任何“绝交”信号的前提下，突然来了绝交信真不可理解。当时，我很相信组织，我也正在申请入党，所以，我马上向组织汇报了这个情况，组织上很同情我的遭遇，让我上京和她商量，看能否挽回，并答应我如对方提出要结婚的要求也可答应。
当我听到这个条件，我马上回答：“那是不行的，我还要打球、还要打健将”。这条件我不同意。组织上还说:“不要紧，反正她在北京你在福建”。
很快我上京了，谈判那天还是王文教教练和我一起去的。怎么说她死活不接受，最后摊牌才知道她马上大学毕业了，有一位家住北京的同班同学也向她示爱，如和他好就可分配在北京，如和我好那就不可能留在北京。我才明白亳无基础的爱情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从此结束了我的“初恋”。
这时，组织上通知我留在北京把腰痛病治好了再返回。就这样我留在北京和省自行车队驻京训练的队伍住在前门旅馆里，然后到北医三院看腰痛。记得当时自行车队的女队员也很同情我，给我介绍了不少女朋友，我都一一回绝了。
当时，我心里就纳闷为什么她们不介绍陈玲玲给我呢?
她给我的印象很深，她长得漂亮，在体工队算得上“美女”一个，而且还很温柔。自从我认识了她可以认为就被她所俘，我们还在体工队同上一个文化班，王教练还常称她是我的“表妹”。失恋后，是她的“影子”经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有一次，我向自行车女队员打听她是否有对象?回答是否定的，但追她的人不少。从此，我再也不想此事，安心、认真、积极地治疗。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情有了好转，我高兴地约了同学去爬长城。回来第二天腰又痛了，医生告诉我:“你的腰痛属于职业病，停止止训练来治疗，效果不好，不如回省边训练边治疗效果会更好”。医生这个意见正中我意，因为在我的心中己经有了一个“她”，也想尽早返回家会会她。因此，我把医生的意见并征得组织同意后于春节前返回福州。
为了返回福州，我一个人到王府井前的火车站购票点排队购票。当时正值春节前，返乡过节的人特别多，为了买一张车票要排一个晚上的队。第二天上午才能买到票，一个晚上如果是夏天那是没什么问题，可春节前在北京那是严寒的冬季，我穿了棉大衣、棉裤、棉帽可说从头到脚全付武装，还是抵御不了那刺骨的寒风。排了队取了号码，还不能离开，每一小时就有人来点号。前半夜总算顶过去了，到了次日凌晨又困又冷，为了抵御严寒及睡意，我开始进行小跳及高抬腿。搞了半小时真的有效果了，即不怕冷也无睡意了，很快也影响了许多人跟着我边跑边跳，现在想想也真可笑为了一张票，却要受那么多苦。第二天，总算购到票了，但我也因受寒感冒并发烧了，为了回家我还是坚持上了火车回到了福州。
到福州后第二天正赶上单位组织春节跳午晚会，虽然，我还发着烧，但我还是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当第一支舞曲响起来时，我主动地邀请“表妹—陈玲玲”跳了第一支舞。没想到的是当跳完时，她告诉我今晚每当舞曲响起就要我请她跳舞，因为当时有一个外省的教练在追她，她不愿意，故要我“独占”她。当然，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就这样我们一跳完就坐在一起，第二支舞曲一起我们又一起走入舞池，就这样我们二人从开始一直跳到结束。一连跳了三个晚上的舞，那种感觉真是美极了，我们一边跳一边谈，是那么的愉快那么甜蜜，真有一种难于形容的幸福感。
第四天我开口请“表妹”一起去看电影。记得她还问我:“和谁一起去看”，“和我们队的高竟先”，“那好吧!”，就这样我们一起到西湖电影院看电影，在看电影时我突然轻轻地握着她那柔嫩的手，这是我大胆地向她表示我对她的好感，她静静地让我握住她的手，她默默地接受了我的“爱”的信号。
第五天我回泉州老家，一到家马上发烧病倒了。其实从北京返回时已经开始发烧了，为了跳舞、为了……，我坚持着，所以一回到家就倒下了。马上给“表妹”写信告知她我的情况，没想到的是“表妹”的慰问信很快就到了，更没想到的是信被妈妈折开看了，并对我说“写信的人对你很关心，你和她是什么关系?”我没有正面回答。但妈已经从我的反应中知道了是什么关系，妈默认了。回到福州后我们的关系就飞速地发展，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
我们在训练之余，经常约会到田径场看台上、于山顶上的小树丛中幽会，一切是那么的美好。每当热烈的深吻之后，我们互相鼓励，要尽快达到“运动健将”标准。如果要问恋爱对训练是“动力”还是“阻力”，对我来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一股巨大的“动力”。美好的爱情给我带来好心情，我吃得好、睡得香、练得带劲。所以，很快我们都达到了”运动健将”标准。
正当我们沉醉在幸福的爱情怀抱里，一心一意在朝更高的目标冲击时，组织上对我们谈恋爱进行了干预。希望我们能中断“恋爱关系”以免影响训练、减少群众影响、尽快出成绩。可是我怎么会同意组织上的干预呢!组织上找我谈话问我:“你到底要老婆、要健将、还是要党员”。当时我正在积极争取入党，但我还是坚定的回答:“我为什么不可以三者都要呀!”。最后组织上让步了，希望我注意影响，不要在大庭广众中过份亲热，我听明白了就是要把我们的“关系”转入“地下”。我同意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活动”反倒使我这个坦坦荡荡的人别扭得很。周末了训练结束了，我们约好了在那见面都得各走各的，回来虽然都没违规按时归队，但也得一前一后距离拉开，总之，就是要偷偷摸摸，本来是光明正大的嘛！结果变成了好象不正大光明了。
因此，就在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当时我在日由班主任张风阁、大队党总支副书记刘德厚介绍入党，正当在预备期间)。省体委党组书记李威参加了我支部的组织生活，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之后，我终于下决心在“羽球妈妈-党组书记”面前汇报“地下活动”的苦恼。
当李威主任听完我的汇报，我等待着受到她严厉批评，没想到李主任给了一个爽朗的笑，“哈……，怎么恋爱还要搞地下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我没受到批评，但我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组织上怕我因谈恋爱而影响出成绩，所以关键是恋爱能否成为出成绩的动力。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搞“地下活动”，自由自在地双双对对进出体工队大门，我们的恋爱在体工队大院可以说人人皆知。
但另一方面我更疯狂的训练，当时我是队长，向队里提出把宿舍搬到球馆里，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休息前抓紧时间训练一些轻技术，就在我决定那么做之后的那一年，我真的付出了很多，但也的确得到了回报。
1963年5月5日，全国羽毛球锦标赛我获得男双冠军。同年7月11日，代表中国迎战印尼队来京访问，二次战胜世界男双冠军陈景元/杨金美。11月10日，又代表中国队参加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而且是第一代中国羽毛球队队长。
从那以后组织也认可了我们的“恋爱关系”，我们的爱情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63年，我真的达到了“全国冠军并打败世界冠军”、“获得党藉”、“获得爱情”三者均得。
由此，我也得出一个出乎领导的看法，那就是爱情处理恰当那是会有无尽的动力。那个年代一般领导都认为“恋爱=不出成绩”，可是我却认为“恋爱=出成绩的动力”。因为我就是在热恋中出成绩的，也可以说是她给了我无穷的攀登技术高峰的动力。
2.十年内打败“世界冠军”口号的提出与拼博
1958年，党和国家向全国各行各业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省体委从省政府拨给的建设费中抽出12万元，按国际规则和专项要求，建了一座高10米并拥有6个场地的羽毛球训练馆。这是我省乃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羽毛球专项室内训练馆。为的也是让我们有更好的训练条件。
作为刚刚成立不久的羽毛球队，在这种形势下也大胆的提出了“十年内打败世界冠军”的口号。可是大家清楚当时队伍刚刚成立不久，国际比赛还没打过一次，什么“世界冠军”连影子都没见过，我们在形势的感召下，大胆提出这口号虽然有些不可想象，但作为我们运动员和教练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实践者。
自从提出这口号之后，我们就更刻苦地训练，记得当时我训练时经常是汗流夹背，全身湿透了坐下来休息时淌下的汗水就流的满地一滩水。回到宿舍连脱袜子都感到吃力。1959年全运会上，福建队就包揽了比赛的全部冠军。当时参加全运会羽毛球赛一个省只能报二男二女，我省报了王文教、陈福寿、陈家琰、黄彬。而我和杨人燧、陈守信、白国运等一批男队员只能当裁判员，但参赛队伍中除福建、广东之外我省的裁判员却可摆上第三名。可见，当时福建队实力之雄厚。
1960年，正当我们要向更高目标进发的时刻，国家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时期，伙食标准上不去，粮食标准只能每月36斤。运动员训练之余，还要开荒种地瓜、青菜、牛皮菜，以补助伙食的不足。由于营养不够而训练量又大，我和许多运动员一样患上了浮肿病，一双腿都浮肿了，用大拇指一压就凹下去，很久都不能回复。
医生说要休息要吃药要治疗，运动量被减下来，只能多练些轻技术如单打的吊球、网前搓球、勾球，双打发球、抽挡等。虽然1960年在上海的五省市羽毛球友谊赛我和杨人燧获得男双冠军、我获男单第二名，但经过困难时期的折磨，训练水平下降，又患了浮肿病，所以1961年在福州举行的华东羽毛球邀请赛上福建队一项冠军没拿到，被剃了“光头”。我只获得男单和男双的亚军。汤仙虎也只获男单第四名。
记得当时从印尼归来一些羽毛球新秀加入了福建队，当时有汤仙虎、张铸成、吴俊盛、薛从良、颜存彩、梁柏均、黄鸿图。他们当时就是热爱祖国、热爱羽毛球运动，在家长的支持下放弃了在印尼优越的生活条件投入祖国怀抱，为羽毛球运动奉献自巳的青春和满腔的热血。
回到祖国就碰到困难时期，吃都吃不饱，营养不足。为了能练好，他们有的就变卖从国外带来的物品和修车工具，去买高级饼来充饥增加营养。何谓“高级饼”，其实就是一般的做的可口一些的饼，就像现在的圆面包。原来一个就几毛钱，但当时成了高价品达到10到15元一个，没有经济条件的是吃不起的。为了增加营养，其实是为了充饥，大家很风趣的称之为“钢铁变肌肉”。
他们的归来，给福建队增添了不少的新鲜血液，最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国际羽坛技术发展的信息，为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我们提出的“十年打败世界冠军”的目标起了决定性作用。
因为当时的汤仙虎已是印尼新秀，曾代表印尼青年队获得过国际比赛的经验。
1961年比赛被剃“光头”，在福建羽坛被视为耻辱之事，引起了省领导的关怀和重视，指令有关部门将运动员的粮食标准从每36斤提高到45斤，付食品供应也予以特殊供应解决。队里也及时总结在技术训练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步法速度上不如广东队，打法就显得速度慢。队内展开了“快和慢、攻和守打法的大讨论”，从而坚定地确立了“强调以快速为中心的训练原则”。并向广东队学习快速步法训练，提高前后场进攻速度，并在大讨论的基础上统一了认识，提出了”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这也是1964年第一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提出的“快、狠、准、活”技术风格的初型。这时，由于运动员队伍的扩大，教练队伍也进行了调整。王文教因伤转为男队主教练，杨人燧因年纪大转为男队助理教练，加强了男队教练实力。从此福建男队就一直领先并为“打败世界冠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经过一年的努力，1963年5月5日至22日，在福州举行的六省市羽毛球锦标赛上我省又夺得了两项冠军、五项亚军、三项第三名。我和新配对吴俊盛夺得男双冠军。在男双项目上还夺得第二、三、六、八的好成绩。
从此福建男双一直领先，代表中国的男双打法。
3.提前五年完成打败“世界冠军”誓言
1963年7月中旬，蜚声羽坛、蝉联世界汤姆斯杯赛冠军的印尼羽毛球队来华访问。
他们阵容整齐，实力雄厚，但在北京的三场比赛，中国队和中国青年队均获得全胜。当时，我和吴俊盛是1963年全国男双冠军，因此，首场比赛我们是当然代表。而我们面对的对手，是多次世界男双冠军杨金美/陈景源。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国际比赛经验一点都没有。一下就碰世界冠军，尽管我们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拼劲和冲劲，但是，一上阵不免还是十分紧张。第一局紧张得有些离谱，一开局发球时，持球的手竟然控制不住一直在发抖。当然，球也发不好。比赛过程中碰到网前扑球机会时，莫明其妙地发生漏击打空球。可见，当时我们有多紧张和失常，第一局就稀里糊涂地以5比15败下阵来。
经过教练的疏导，紧张情绪有些好转。对手此时根本看不起两个初出茅芦的无名小卒，打法上有些不在意，无形中放松了下来，正好给了我们喘息和可乘之机。在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克服了紧张和缩手缩脚的感觉，那种敢打敢拼的作风得以充分发挥，我们的眼前只有对手没了“世界冠军”，15此10拿下了第二局，大比分1比1。座无虚席的北京体育馆沸腾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给了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第三局我们心中更有数了，知道他们主要是靠强有力的防守技术来调动我们再找机会反攻封网成功的，第二局可以说我们是靠拼下来的。但第三局如果仅靠“拼”是不够的，还得增加一些“巧”打才行。因此，第三局我们也改变了第二局抡攻、硬攻的打法为先软攻即吊杀结合的打法。牢牢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从容不迫、拼巧结合，打得有章有法，得心应手，一鼓作气打到底，以15比10拿下了第三局。就这样一场与世界冠军的争夺战以2比1宣告结束，战胜了这对不可一世的世界冠军。我参与了战胜“世界冠军”的比赛，而且可以说是第一个打败世界冠军的人，因为印尼队是世界冠军队，但所来的队员大部分不是主力队员，只有杨金美/陈景元是获得好几届男双世界冠军的队员。我和俊盛，为完成“十年内打败世界冠军”做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比赛后，杨金美/陈景源很不服气，扬言要和我们于第二天再打一场，而我们心里对如何对付他们巳是胸有成竹。那种紧张的情绪完全消失，变为从容不迫、拼劲十足，打法更有章有法，防守由于不紧张对方也攻不死我们，我们反而抓住他们怕在我们进攻中的突然吊球，我们打得得心应手，15比10胜了第一局，第二局打得他们失去了获胜的信心，我们轻松地以15比5以2比0轻取了这对不可一世的世界冠军。
1963年下半年，是中国羽毛球队发起向“世界冠军”冲击的第一年。
为迎战印尼队来访，在北京成立了第一支“中国羽毛球队”，我是该队第一届的队长。
当时，教练是：王文教、林丰玉、徐权芳。
男队队员是：吴俊盛、张铸成、汤仙虎、林建成、付汉询、侯家昌、方凯祥、黄鸿平、施宁安。
女队队员是：陈家琰、陈丽娟、梁小牧、曾秀英、林小玉、陈玉娘。
这支球队一成立，就以崭新的面貌，不负众望，在京的三场比赛以4比1、3比2、4比1，获得第一站的胜利。我和吴俊盛配对的双打也均获胜。
同年的7月22日，在天津由福建组队与印尼队比赛，我队又以3比2获胜。7月30日，在上海与中青队比赛，我队又以4比1获胜。
从北京到天津到上海总共打了五场，印尼队未胜一场。
当时，印尼队队员看到我们国家队也跟到上海就说“怎么你们又跟下来了”，意思很明显“那我们（指印尼队）还得输”。所以，以后我们也安排了几场二队上场，印尼队也胜了几场，我们也完成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任务。
这一仗，彻底把印尼队不可一世的气焰打了下去。也可以说提前完成了“十年内打败世界冠军”的口号。但骄傲的印尼队是不服输的，而我们却是实实在在地了解了自己的实力。我们拥有三员单打虎将侯家昌、汤仙虎、方凯祥，两对实力很强的双打林建成/吴俊盛、黄鸿平/付汉询。我们完全有把握把印尼队打扒下。
从1958年提出“十年内打败世界冠军”的口号，由于各级领导和组织的重视和关怀，全国各省一伙海外赤子热爱祖国的一颗颗鲜红的赤子心，是他们刻苦训练、无私奉献，获得了技战术的迅速提高，因此，可以说提前五年就完成了“打败世界冠军”的任务。
●我的羽球人生⑷
--周总理的胸怀，有幸与总理三次接触
1963年11月10至22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证实了我的看法。
“新运会”，是印尼总统苏加诺倡议举办的。这一赛事，实际上是支持中国的举动。因为当时奥运会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把持，阻挠我国以合法的权利进入奥运大家庭。因此，参加“新运会”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记得出发前，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大厅接见中国代表团。周总理听取了贺龙副总理的汇报后，了解了印尼只有羽毛球这个项目具备了夺得冠军的实力，而其他项目水平不高，而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周总理还是了解的。
那是在四个月前印尼队来访时，周总理出席并观看了首场式。从头看到结束，还接见双方队员并在场地上还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回忆的合影照片。如果按当时的实力水平，周总理心中清楚印尼队要想在羽毛球项目上，从中国羽毛球健儿手中夺取冠军怕是大有难度。
此时，周总理心中想的不是羽毛球队能得几个冠军，而是在考虑应该让印尼队在“新运会”上能多得几个冠军。周总理胸怀世界，当即手一指“羽毛球队谈一下，这次比赛共有几个项目”。
我当时是羽毛球队队长，立即站起来非常激动地向周总理汇报：“比赛设男、女团体、男、女单打、双打共六个项目”。
周总理听完后，马上转回头问贺龙副总理：“你要几个冠军呀!”
“最少三个越多越好，哈!哈!…”
“那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了嘛!印尼队只有羽毛球是强项，你又要越多越好，行吗?我看最多拿二项，让印尼队拿四项，4比2就可以了吧!”
“还是3比3吧”
“哈!哈!…你看着办吧!男子团体一定不能拿，总得要让我把总理当好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国家领导人谈笑风生，是在谈比赛、谈外交、谈国策，站得多高，看得又多远、多深呀!
我深深地记得当时国家领导人对话的情景。多么和蔼、可亲，又多么的富有外交国策呀!
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就把我们这一伙单纯幼雅的小青年很容易地明白了体育竟赛必须服从国际斗争的需要，思想境界一下子就提高了，什么个人的名利、个人的委屈立即抛到九霄云外，自觉自愿地把祖国的利益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回忆起来，这生动的一课还历历在目。周总理和蔼可亲的形象让我一生难忘。
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了幸福感，我庆幸能在中南海与国家总理直接面对面的对话，虽然只是短短几句，可我充满了光荣感、幸福感!我还曾站在周总理背后留下一张值得一辈子珍藏的照片，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我回味一生吗?
“新运会”结束后，我们顺道访问缅甸。回到昆明后，返回北京时总理的专机空下来正好要返回北京，而访问缅甸时的代表团团长赵正洪原是空军首长，使我们这个队又能有幸地坐上周总理专机返回北京，我们还参观了机舱里的总理办公室。我们都是“幸运儿”。
“新运会”比赛开始了，我队凭着当时实力轻松地进入了决赛。
决赛前一天，我们接到上头的指示“放开打”。“放开打”意思就是不存在什么让不让的问题了。可是，周总理最后那句话“男子团体冠军一定不能拿”难道有变吗？
总之，我们听上头的“放开打”，就是可打败印尼队。那天晚上大家都磨拳擦掌的，就希望明天早点来临，好让我们队把印尼队给收拾了。
第二天上午赛前还没有新的指示，比赛队伍出发了。侯家昌第一单打对印尼第一单打，打得轻松自如。侯家昌快要2比0取胜时，李威团长把我叫去说：“马上把仙虎叫来研究一下，贺龙副总理在使馆看比赛，看到这么轻松胜了，发展下去可就向周总理交代不了。要让球，按周总理指示办，这场团体要让印尼队获胜”。
当时简单研究决定，汤仙虎这场球要让，不然这场团体要让都让不下来。完不成任务那可是大事，为了执行周总理、贺副总理指示，汤仙虎的单打、俊盛和我的双打都得让。大家都一致认为，要让还得让得真一些。如果让观众，或者印尼队感觉到了我们是在让，这将有失印尼队的尊严。所以还要打得精彩，1比2输就可以了。
此时侯家昌2比0轻取对手下场了，接着汤仙虎上场。
第一局经过多拍打得十分精彩，汤仙虎胜了第一局。第二局又经过多拍让下了，1比1下场时印尼选手巳被拉得体力透支被场外球友扶着狠狈地走下场。
当时执行教练林丰玉上去和印尼队教练说：“多休息一会儿，不要紧，休息好了再上场”。回到队里大家为了这场球能否让掉倒是提心吊胆，怕印尼选手没体力，跑不动，最怕对手受伤或抽筋。这样想让都让不成。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一上场就得主动失误，尽快输掉才是上策。
果不然，一上场印尼选手，已经是毫无斗志。他那里能想到，他竟然是成为了“英雄”。汤仙虎一反常态东一个失误，西一个下网，很快以5比15输掉了关键一局。
印尼队死里逃生，高兴得又跳又叫，多么可以理解呀!
我们也只能在心里暗庆我们完成了周总理的指示。外表上还得表现出可惜的样子。第三场男双也是要让的项目，我们只有坚决执行任务。比赛结束时，印尼队已是2比1大比分领先。下面两场是汤仙虎对印尼第一单打，侯家昌对被仙虎打得快走不动的第二单打。经研究只能让汤仙虎再让一场，所以汤又以0比2输了这一场。
此时，印尼队已是3比1获胜了，所以快走不动的第二单打弃权，印尼队以3比2获得了男团冠军。中国女队获得女团冠军。
第二天上午，很多华侨到新运会我团驻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华侨睹输了不少钱，还砸了不少电视机呢!问我们为什么打得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失误那么多，他们到中国访问不是都输给你们吗?你们是不是搞“友谊第一”呀?为什么?为什么?……
面对侨胞的疑问，我们只能一再表示我们还年轻经验不足，水平不稳定，失误过多，请他们多多谅解，其实真正的让汤仙虎受委曲了。
单项比赛中四个项目，经研究只能男单获冠军，其它三项均得让印尼队。所以，我和俊盛男双也只能获得第二名。男单最后决赛由候家昌对汤仙虎，按当时做法，侯家昌是1963年全国男单冠军，应由他获得冠军，但当时为完成周总理的指示汤仙虎表现很好，连让了两场，因此团部决定，最后决赛真打。汤仙虎就在这次“新运会”男单决赛中获得男单冠军，并一直保持了十年的冠军。
我在“新运会”比赛中，只获得男团亚军和男双亚军。但可以说羽毛球队圆满完成了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因此，回国后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一等功”。
●我的羽球人生⑸
--“断腿冠军”的一段故事
1963年12月2日至16日,参加“新运会”后羽毛球队顺访了缅甸仰光，我队取得了全部胜利。
1964年5月23日至6月7日,在广州举行了全国七省市羽毛球锦标赛。正当男团进入决赛，由福建队对广东队。按当时实力我们是可以战胜广东队的，因为当时汤仙虎已胜了一场，前面两场大比分是1比1，第三场是双打，也是关键的一场，谁胜了男双也就胜了男团。
因为最后两场单打汤仙虎还可以胜一场，因此，这场双打的火药味就特别浓，开局不久就进入了高潮。观众对这两队高超的技艺、顽强的拼博精神不断地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此时显得特别兴奋，什么难度球都被我一一救起。记得有一个回合我们被动防守，被对方打得非常狠狈，但我们不放弃每一个可挽回的来球，打了十几回合观众已报以多回掌声，球还在快速的来回飞奔，对方又获得了进攻机会一个凶狠的扣杀，眼看球就快着地了，此时，我飞身一跃，把球又挡过了网。
“哗!”，观众看呆了，整个体育馆在欢呼。对方在网前紧接着又一个快扑，我同伴为救此球也摔倒了。我们二人均为救险球而摔倒在地，又是一阵更热烈的掌声和叫声。球还在继续飞行，我马上站起来准备对方的攻击。果不然，对方看准了我刚站起还末站稳，一个快速的边线杀球，他们完全没估计到“拼命三郎”滚地救球的能力，一个滚地对角勾球打得漂亮精彩，观众疯狂了，体育馆沸腾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对我们精彩拼博的鼓励。
由于对方没估计到能打出一个他们判断之外的球路，我方获得了主动，“反攻”，得分了。很快我们以7比2领先了。就在这个回合出现了痛心的场面，我在右后场进攻时，当我蹬起向头顶方向用力时，对方改变了击球路线，球又向我的正手区飞来，为了能在最高、最快击到此球，我的上身又向右方倒过去击球，球是打到了，可是，一阵强烈的振动使我的右膝内侧付韧带被振断了。
躺在场上的我，再也站不起来了。到休息室，喷上一些止痛冷冻液，顿时膝关节麻了，什么痛感也没了。“可以上场再打”，我还想拼，医生说:“不行，你做一下半蹲左右移动”。我这个动作一做马上就让医生下决心““不能再打了，再打后果太严重了”。
就这样我的右膝内侧副韧带断裂，被送进了广州中山医院。不久，膝关节肿起来，内出血使整个膝关节变成黑褐色。此时，我才感到医生的决定是多么的正确。不久，中山医院的邝教授来病床前为我诊断，是内侧付韧带断裂要尽早做手术。
可是，此事当晚就汇报至省体委“羽毛球妈妈—李威主任”处，李主任出于对优秀运动员的爱护又汇报到省委。林一心书记马上就打电话给广州市市长曾生，希望他关心此事，如能不开刀而又能保住脚最好，因为培养一名国家优秀运动员多不容易呀!
结果，曾生市长在百忙中抽了宝贵的时间到医院看望我，并把我从普通病房搬到高干病房，单人单间很是舒适。邝教授也到了，曾市长指示要多叫一些专家会诊，看是否能不开刀用保守疗法，使我今后还能上场打球。所以，又经过一周的反复会诊，邝教授的意见是正确的：“内侧副韧带已断裂不开刀功能无法恢复，要想再当运动员只有开刀把断裂的韧带接起来，如果功能恢复的好是有希望再重新上场”。
邝教授是全国外科手术的一流专家，他也是羽毛球运动爱好者，他决定亲自为我开刀。手术很成功只是内侧韧带断裂，其它如半月板、十字韧带均没问题，当然，断裂的韧带又接上了，缝合的技术是高超的。
我经过半年的治疗和功能恢复后又能活跃在羽坛上，我从内心里感激邝教授和中山医院的外科医生、护士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也感激我们的羽毛球妈妈—李威主任，是她的关心让曾市长了解并关心了我、是她指示体工队派出最好的医生跟随天天护理我，为我天天按摩做功能恢复，才使我很快得以恢复行走功能。
在医院治疗期间，我只有一个信念我要重返羽坛。右膝关节上了一个长长的石膏行走都不方便，但医生还是要求我每天要行走一二小时，那是我每天的必做的事情就是从中山一路走到中山三路。那是一拐一拐地走每迈一步都还会有点痛，有一次一个顽皮的小孩在我前面学着我一拐一拐走的样子，当时心里很气但也没辨法，我当时有多狼狈就不用说了。
我只是一心想重返球场，回到医院我又借来了一副哑铃练上肢。我想恢复后我只要练下肢不必再练上肢，右膝不能练我就练左膝关节徒手左膝下蹲。在医院里我训练的行动，都感动了周围的医护人员，他们更尽心的给我方便和治疗，往院期间正值夏天天气热又加上我训练更是汗流夹背，那包起来的石膏筒流进汗水，又痒又臭，痒了只好用小竹子去搓，也搓出伤了。医护人员看在眼里打了报告，把第一筒石膏剪掉，里面是又酸又臭，再给我的伤上好药清洗好再包上石膏，这样就舒服多了。后为了让我能去看中印友谊赛又一次剪开石膏，换上一付轻便的石膏。
一个月后，我的石膏全部拆掉了，一看大腿成了小腿整整消掉了一大圈的肉，而左膝关节只能向上翘，向后屈都屈不回去了，走起路左腿还是直筒筒的，还是一拐一拐，也走不快。
医生说功能恢复是目前最重要的，膝关节目前就如生了锈的零件，如不及时除锈，万一锈死了，就动不了了。那就无法再打球了，为了能重返球场，按摩医生每天来给我治疗时，我要求他大力给我压腿，使我生了锈的膝关节能恢复屈的功能。但压腿是很痛的，每次治疗我都紧咬牙关一顶再顶，治疗结束我已是满身是汗，但心里是高兴的，因为每天都有进展，半个月的治疗，我的伤膝已能屈至90度。
行走比较方便了，我便告别了中山医院。回福卅又进行了半年的腊疗、按摩、坐单车、及慢跑。那是一种毅力的考验、一种对事业追求的执着，一天又一天，慢慢地恢复，我坚信，我一定可以重返战场。
又迎来了新的一年——1965年，我的右膝关节功能总算完全恢复了，但腿部力量、跑动能力、技术情况，都是很差的，要想能重新代表国家队去“为国争光”还有距离，我下定决心从头来。
开始天天的慢跑，技术训练被编到女队陪练，从定点陪练到复线定点再到陪女队训练，从女队最差的陪到最好的，我安份得很，因为我知道不能操之过急。古语云:“欲速则不达”。这也是一门科学。
就这样经过一个冬训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恢复，技战术水平很快也跟了上来。于是，1965年4月9日至5月13日，我又代表中国队访问了巴基斯坦。
队员大部分是福建的，男队有吴俊盛、张铸成、张光明、和我。女队有刘晓征、杨素云。领队郭雷，教练王文教。
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巴基斯坦的八个城市进行了42场比赛，胜38场负4场。到过拉哈尔、白沙瓦、拉瓦尔品弟、白瓦尔铺、海德拉巴、米铺尔哈斯、首都卡拉奇、及达卡。
在巴基斯坦的访问中我们生活在友谊的海洋中，到处受欢迎，到处都是鲜花，天天都有宴会，开始吃羊油炒的饭还感到好吃，天天吃倒吃怕了，最后炒饭不吃了，羊油炒的菜也不吃了。宴会一开始我们就吃炸鸡腿和翅，还有就是生黄瓜。但是，巴基斯坦人民的友好情谊我们始终不能忘怀。那里天气真热，坐车不能开窗，外面吹进来的全是热风，就如巴基斯坦人民的热情真让我们一生难忘。
回国不到一个月，我们这六人又由王文教教练带领我们于6月6日至27日访问尼泊尔，并参加了为庆祝尼泊尔国王生日举行的联欢节的体育比赛，并为各界人士进行了七场表演赛。
连续的出国比赛，旅途的劳累，加上天热气候不适应，当地卫生条件也较差，回国不久就得了腮腺炎。病得很重，打针、吃药、搞的我筋疲力尽，体质也下降了。当然，技战术水平也下降了。
可是，九月份第二届全运会又即将在京举行。
福建队为了迎战全运会，也很早就把队伍集中在北京训练。记得接近全运会前的一次训练中，由于我的情况不隹，练的不怎么好，同伴急了多怪了我几句，如果在平时我还能接受，因为我每次比赛都比平时训练好，比赛时我常超水平发挥，我会尽力抡救所有的难度球，按我的看法是“拼老命”，但平时训练我想每天都这样“拼老命”那么那里还有“命”。所以，我平时训练就没那么“拼”必然就会挨同伴怪啦!
但这些天由于病刚好，心情不太好，自已也就发起脾气来：“我水平差，你去找个好的，我也可找另外的人配对”，球拍一丢不练了。总之，不欢而散，想拆队，这是双打组合常发生的事。可过十天全运会马上开始了，那还了得，主力双打要散伙。
第二天，“羽毛球妈妈——李主任”马上到队里召开会议，谈了二个经典的观点。第一点，“双打二人要会三条腿走路”；“国内比赛是阶梯”。让我们要团结、协调、一致，做到两人三条腿走路，其中各人的一只腿缚在一起。那么，步调不一致、不协调怎能走呢?另外大家都想出国为国争光，首先，要打好国内比赛，它是通往出国比赛的阶梯”。
多精辟的见解呀!我认识到我的错误，暗下决心在全运会上一定要“拿冠军”。
1965年9月12日至17日，第二届全运会羽毛球赛在北京举行。
我队首先获得了男团冠军，单项比赛开始我和俊盛的双打也顺利打入了半决赛，对手是老对手广东的黄鸿平/付汉询。1比1后，第三局打得非常紧张激烈，广东队不仅还曾以14比10领先并还握有两个发球权，很多人都认为广东队必胜无疑。这样，广东队还能获男双冠亚军这都是广东队的了。因为另一条线广东的方凯祥/侯家昌巳获得决赛权了。就在这么关键的紧张时刻，我们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对方反而紧张的失常，付汉询发球下网，黄鸿平再发虽过了网，我一个快扑又被黄挡过来了。记得来回快速的对打三个回合，对方起高球了。我们抓住战机狠攻猛杀直至夺回发球权，轮到我方发球了，没想到第一个发球权被对方攻死，只剩下我一个发球权了。但我却沉着、冷静地连续发了六个质量很高的网前球，并得了6分，反以16比14领先，并最后以17比15取胜，进入了决赛。
赛后回想起那惊心动魄的场面，真有些后怕，在来回对打时，我心无杂念，胆大心细，既不起高球又敢于对打，凭借拼的胆量，加上熟练的平抽对打技术逃过了一劫，最后六个发球，那真是胆量和技术的混合结晶。
决赛时，我们又以2比0轻取了对手夺得双打冠军。
原来十月份出征丹麦、瑞典的出国名单双打巳定了鸿平/汉询，但由于全运会我们出色的表现，力挽狂谰的能力，国家体委临时决定更改出国名单，把我们换上了，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全国冠军。
这也印证了李主任的名言”国内比赛是阶梯”。
这次出征，是贺龙副总理亲自批准的。为了适应北欧的环境和气候，我们提前十天出发，在莫斯科仃留了三天。住在使馆里，在这三天里，我们只到莫斯科红场参观“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墓”，其他时间我们抓紧一切时间训练。休息时间，就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当我打开毛主席著作，一次又一次地读，看那些闪烁着革命英雄主义光芒的字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学习会上，我表示了我的决心:“我们打球也是干革命，干革命就要不怕洒热血抛头颅。所以我一定会努力去拼去博，为了祖国的荣誉即使再把腿摔断也在所不惜，是值得的”。
为什么我会说“再摔断腿”，那是因为一年半前我曾在全国赛中跳起振断了“右膝内侧付韧带”。虽然经过缝合，膝关节功能已得以恢复，但还存在隐患，就是膝关节如在不正确位置起动。起跳时，还会出现重新断裂的可能。但为了祖国的荣誉，五星红旗能高高升起，我们的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创造了新世界。我最多断条腿那算什么呢?难怪人们会称我为“拼命三郎”。连命都不要了，还有什么可“怕”，我就是带着这么一个决心去“拼”的。
这次访北欧我们以34比0获得全部的胜利，报刊作了大量的报导，特别是我这位曾断了腿又在最短时间里重夺全国冠军，紧接着又远征北欧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事迹，让我收到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来信，有的是鼓励和赞扬，有的是询问我是怎样再走上战场的。总之，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激励。
但是，正当我以极大的积极性投入更艰苦的训练，迎接1966年11月25日至12月6日，在金边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当时已通知我尽快到京集中准备再次出征）时，不幸的事件又发生了，在一次训练中，就在跳起扣杀落地时受伤的膝关节再次扭伤。
从此，结束了我的运动员生涯。
●我的羽球人生⑹
--奠定“无冕之王”的四大战役
这四大战役,即“1963年誉满京城的中印之战”、“1963年新运会实力较量”、“1964年决一雌雄的中印之战”、“1965年横扫北欧奠定无冕之王桂冠之战”。
在两年半时间里,一批年青的爱国归侨,把我国羽毛球运动水平从默默无闻到名声显赫,从弱到强，被世界羽坛承认为“羽坛无冕之王”。
在这四大战役中我亲历了三大战役，而且是这三大战役的队长。
1963年“誉满京城的中印之战”和“新运会实力较量”，之前己有写到，而1965年“横扫北欧奠定无冕之王桂冠之战”可以说是我在羽毛球运动生涯中最辉煌的、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征战的、值得我回忆和骄傲的战役。
1965年10月初，在教练王文教的率领下，我和队友吴俊盛及三虎将——仙虎、家昌、凯祥，女队冠亚军玉娘、小牧和混双好手丽娟一行，离开北京踏上出征北欧之途。
途经莫斯科，这一队既年青又充满活力的运动队，严格的组织纪律、艰苦的训练热情、为国争光的豪迈气概，深深感动了使馆上至领导下至工作人员。
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对我们说:“等你们胜利归来时，一定让你们多休息几天带你们逛逛莫斯科”。
十月中，我们住进丹麦使馆。第二天，丹麦的一家报纸就报导了中国羽毛球队的来访。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访问丹麦，他们是不了解中国呢?还是看不起中国，竟在报上刊登了题为“黄种人会打羽毛球吗?”并把中国人描写成是留着长辫子的满清人，按他们的描写“留着长辫子”的黄种人那里会打羽毛球。
我听王教练一说，气上心头：“他们太看不起我们了，要好好教训他们一下才解气”。
我们安排训练，怕他们刺探军情，故商量好只要有外人来看我们训练就随便打。总之，要保密。
可是，一连几天的训练，都没一个人来看。可见他们并没有把我们看在眼里。而丹麦队当时确实拥有很强的实力，他们拥有连续至今六次全英锦标赛男单冠军科普斯；男双也是全英赛冠军获得者，吹嘘他们的手法，可以打得对手互相碰撞之神奇；混双更是强项，女单、女双也不弱。这样的实力阵营，当然就可以不在乎一队“无名小卒”了。
我们可憋了一肚子气，大家都想好好大干一场。而使馆的领导柯伯年大使心中无数，看我们这几位男队员，特别是汤、侯二大将脸白白的，个子也不壮，就关心我们要不要多些营养，能打胜丹麦吗?心中总悬着一团迷雾。
1965年10月19日至20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了中丹国际邀请赛。
第一天，共举行了六场男单、两场男双、两场混双、两场女单。
男单，是一个国家队水平的象征。所以，双方各排出四名选手。对方头号选手是科普斯、二号是汤姆·巴格、三号是约肯·莫登森、四号是斯·安德森。按丹方要求，一号对四号，四号对一号。按这么一排，我方要由吴俊盛去对科普斯，我们感到没把握，因俊盛单打水平不如他的双打。所以，就把方凯祥排至四号先对科普斯，俊盛对二号、家昌对三号、仙虎对四号。
按丹方估计，最差科普斯也能进入第二天决赛。比赛这一天，丹麦队倒是提早半个多小时就到比赛场热身了。这倒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世界水平”的技术，原来也只不过如此而已，就是打得稳些准些，而速度并不快，这一看增强了我们战胜他们的信心。
比赛开始了，四场男单一齐出场。丹方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的情况下，已被我方四位选手打得摸不着东西南北先丢掉一局，大约半小时左右四场单打已告结束。
汤仙虎以15比0和15比4战胜安德森，侯家昌以15比9和15比10战胜莫登森，吴俊盛以15比12和15比3胜巴格，方凯祥以15比6和15比10胜科普斯。
紧接着女单两场，陈玉娘以两个11比2轻取汉森，梁小牧以11比3和12比11胜斯特朗特。
接着二场混双上场了，我和梁小牧打第二混双对丹麦的世界冠军尼尔森/汉森。我从来没打过混双，但排阵之需要，我只能上去顶一下了。一上场我们商量好我们打轮转进攻，并非女队员一定要在前场。我要求小牧后场进攻就朝最好攻的边线杀，我相信对方的防守逃不过我快速而又大范围的飞行封网。果不然第一局15比4，世界混双冠军就败下阵来。我们这种混双的轮转，让丹麦观众大为惊奇，女队员在后进攻男队员倒是转到前场封网。马上把摄像机转架到我这一场，要把这新打法拍下来。第二局我思想开小差，总感到我都不会打混双还拍我干什么。心里老滴沽着，这摄像看了总别扭，思想不集中失误也多了所以12比15输了。一下场王教练问我为什么第二局输了，我如实谈了想法。王教练说:“你管他们拍什么，你就集中精力按第一局那样打就可以了”。其实我也很清楚，是思想开小差惹的祸。第三局，我就不再想那讨厌的摄像机，而专心打球了，“世界冠军”也真不堪一击，15比3我们轻松地胜了。
六场比赛，宣告丹麦队惨败，倒是“不会打球的黄种人”获得了全胜。比赛后大会还留大家吃了晚宴，回到使馆巳是凌晨两点了。万万没想到，柯大使和夫人和全使馆的人员均在等待我们回来，欢呼我们的胜利。这时使馆的人们才放心，原来这一队小伙子、小姑娘还真厉害，把不可一世的“世界冠军”打得那么狼狈，使馆的领导直夸我们“你们是中国人的骄傲”。
第二天晚上进行决赛，因为我们只来了一对女双所以女双决赛才有丹麦人上场，其它四项男单、女单、男双、混双都由中国队自已决赛。
男单汤仙虎冠军、女单陈玉娘冠军、男双林建成/吴俊盛冠军、混双方凯祥/陈丽娟冠军、女双陈玉娘/梁小牧冠军。
第一场比赛，丹麦队表示不服输，他们的男单骄子科普斯在报上刊登了文章表示“要在奥胡斯进行报复性比赛”。
经过第一场较量，我们已经了解了丹麦队的实力，可以说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是他们不服输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开始他们太轻敌了，既然要进行报复性比赛，那我们还得好好重视和研究一下。这时，我们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论述来武装我们，决定在奥胡斯进行七场针锋相对的歼灭战。
我们排出了冠军对冠军的比赛，结果全部2比0歼灭了对方，其中男单和男双分别各打了一个0分。
当然最值得回忆和骄傲的就是汤仙虎对科普斯一战，15比5、15比0大振中国的威风大灭丹麦队的士气。第二天，还是那份轻视我们的报纸以大幅横标刊登了“世界冠军吃鸭蛋”的报导。据说科普斯从此退出羽坛，真如同“无颜见江东父老”了。而奥胡斯这个羽毛球比赛馆从此悬挂汤仙虎上网动作的大幅照片，以示崇拜，时间长达十几年。
紧接着，又在赫尔辛格和瑞典的马尔摩和斯德哥尔摩，进行了十几场结果，均是2比0的比赛。可说是，我方所到之处节节高奏凯歌。此次北欧之战，共计是34比0，只有我的混双是2比1其它场次均2比0获得全胜。
下面，我将摘抄丹麦各报盛赞我羽毛球技艺高超的文章。
国际羽坛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大国”
《时闻报》在评论中国选手的技术时侯说：“人们认为中国女子选手是最强的，但中国男队也不能藐视；在羽毛球运动的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大国”。中国人的技术好而且具有雷电般的速度。中国队的特点是进攻多、击球快。
《贝林氏时报》发表题为《闪电般快的中国人把丹麦人一扫而光》的文章说:中国人打球的特点是进攻多。他们击球的速度那么快，以至于使人相信，那是乒乓球运动员在另一个球种上在试试自已的运气。
判断球路的能力了不起
《日德兰邮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比丹麦优秀的羽毛球选手高一级》的文章说:中国选手十分卓越的技术给人们很深印象。他(她)们对球路的判断能力简直了不起。他(她)们的动作虽小而快，但非常有力。中国运动员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击杀动作。他们都是跳起来在空中击球的。
多彩而又神妙的打法
《政治报》说:中国运动员打得像节日的礼花，多彩而又神妙，像一颗真的炸弹。他们的打法是一种艺术。
认真对待自已的任务
《外号报》说:中国人对待自已的任务都很认真。中国运动员用心做准备活动，当丹麦选手坐在观众席上与朋友闲聊的时侯，这些中国人正在做三十至四十分钟的准备操。
最没有希望的球也能救起来
《民主报》在题为《中国的神手们一局球也不丢》的文章里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球队赢得了所有的七场战斗而未丢一局。他(她)们灵巧的动作与非凡的打法一再引起了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他(她)们闪电般迅速的反应能力常常把最没有希望的球救了起来。他们所掌握的击球假动作的艺术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许多外国报刊也作了报导:
“中国羽毛球队是世界球坛上初升的太阳”
“世界强队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红灯’”
“世界冠军是中国的”
从此中国羽毛球队成了“无冕之王”
“世界在我脚下”，成了我的口头禅。
意思是我走遍天下，天下就在我脚下，踩到那里就把对手踩死。
（羽道客：林建成的《我的羽球人生》共18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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