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囧图:日的一场热身赛，葡萄牙4—0战胜西班牙，这场比赛中，晃倒皮克后，C罗在禁区内挑射，球越过卡西利亚斯头顶，这时纳尼多此一举地头球攻门，助理裁判示意纳尼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刚准备庆祝的C罗一看进球无效，怒摔队长袖标
发布： 16:35:04作者：搜达足球
【足球囧图】日的一场热身赛，葡萄牙4—0战胜西班牙，这场比赛中，晃倒皮克后，C罗在禁区内挑射，球越过卡西利亚斯头顶，这时纳尼多此一举地头球攻门，助理裁判示意纳尼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刚准备庆祝的C罗一看进球无效，怒摔队长袖标。画蛇添足[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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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看看牛视网络传播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西班牙，葡萄牙最先走商海上探险的原因有哪些？其早期殖民活动的主要地域和各
&他们是当时国力比较强的封建国家，有实力，能力去进行航海；有是临海国家，国土面积小，迫切需要开拓殖民地，这也是许多西方列强侵略的原因．
西班牙主要在美洲；葡萄牙是亚非和巴西．
特点；掠夺当地各种特产，压迫当地人民，掠夺黄金．
[2]什么叫徽商精神?
第一，内涵丰富的徽商精神，为现代商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谐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3]徽商,晋商的发家之谜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世纪之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山西人为什么经商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山西商业资本的发展？社会传说和文字记述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唐王朝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于太原，他们的不少好友伙伴都参加了太原起事和建立统一国家的斗争，李氏父子夺取政权后，这些好友也做了官，后来一些人在官场失意，走上了丝绸之路。“彼时苏杭绸缎还未发展，所销中亚一带之绸子，多系山西上党潞安一带之绸子，以及河南鲁山、山东潍县绸子，其中潞绸最多。”
但是，政界人物失意官场而经营商业，会不会成为山西人经商多的原因？商人人数远比政界人物为多，从唐初山西从政人物看不出与山西商人的因果关系，而且也没有史料可资证明。倒是相反，商人资本发展，子弟入学读书踏上仕途的却有事例，恕不赘述。
第二种，明末李自成的遗金是山西商人的原始资本。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一书中说：“李自成入北京，将明朝文武诸臣八百余人持打求金银，及李自成由山海关败归，将所掠及宫中藏的银器等，熔铸成饼，每饼重约千两，共数万饼，用骡车载走。清兵进至定州，李自成败伤……自山西大道上经过时，……乃沿南山行走，至祁县南二十里孙家河时，或者曾将现银一部分遗弃，现在祁县尚传说元丰玖票号股东孙郅系孙家河人，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弃金。”据卫聚贤调查，孙郅的高祖孙高山的墓碑云：“家道中落，未有厚产……乃走关东，经营产业，渐积万金”，孙高山是1676年（康熙十五年）到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人，那么高山之父或祖父一定家道富实，“有拾李自成遗金之可能。”晋商万荣县潘家，也是清代有名的大工商业户。民间传说，“潘家发家的起因，是在莱河老城东门外灵青山拾得了一些生金子。”据《荣河县志》：“明末李自成一部，曾由荣河城渡河而西去”之记载，潘家商业资本来自李自成遗金。日本《中国经济全书》说，李自成军队经过山西，把从北京带来的黄金存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后康（亢）氏拾得黄金八百万两．成了票号资大的来源。李自成败退时有无遗金，未见实证，即使真有遗金一事，亦非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来源。因为明代中后期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此时尚无李自成起义，这是什么原因？并且，有机会能够拾得遗金的人毕竟是个别人，能成为山西
商人资本的原始资本吗？恐怕都是附会之词。
第三种，是著名经济史专家傅衣凌先生的看法，他在《明清时代的商人与商业资本》一书中说：“内地商业资本的发展，如山陕商人，则靠着宠大的农业地区为基础以其地方的丰富资源，先由农业上的积蓄，逐渐地形成为巨大的地方商人。”全国有很多地区农业条件比山西好，它们的农业积累自然要比山西多，然而却没有形成像山西商人这样的商人势力。
第四种意见，历代王朝均以食盐专卖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运城盐池是山西商人致富的主要原因。但是，长芦盐、淮盐比运城潞盐在数量、质量、销路上都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在那里就没有出现著名商人势力？相反却由山西商人和徽州商人垄断了淮盐贸易？
第五种意见，认为山西的平阳、安邑、晋阳等地曾几度建都，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这是造成山西人经商多的原因。其实这都是五代以前的事，宋以后山西未曾建过都，但山西商人的发展却是在宋以后，特别是在明清时代，这又如何解释？
还有人说，山西人贫志劣，贪图小利，善积蓄。这恐怕更是无法成立的。
[4]什么叫经营?
商人们常常使用的经营手段（也可称为经商之术）有以下诸种：
独壁蹊径，择地治生。古代商人很懂得地点对商业经营的作用，如果选择了一个对做买卖非常有利的地点，如交通便利之处、居民集中之点、物产丰赢之地，都可使经营业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商人范蠡，选择了叫做「陶」的一块地方，他认为此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货物交易的理想之地，在这里做生意可以致富。果然，他19年之中，三致千金，发了大财。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富商卓氏，在秦国攻破赵国的时候，实行了移民政策，卓氏在赵国，也要被迁走。当时有许多人通过贿赂官吏等手段，要求留在近处，而唯独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因为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当地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卓氏毅然到了那里，也发了大财，成为富翁。司马迁说他：「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可见其富有的程度了。后世商人「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也大有人在。
大家知道，明清时期几个地方的大商人集团，他们的经营大多不在本地，都是外出经商，到那些利于商业发展的地方去，所以当时凡是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之地，都有各地的商人们在那里。就拿扬州来说，唐宋以来它就是一个很繁华的都市政最，因为它地处交通孔道，南北货运，频繁往来。其本身又是土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所以很多商人都看中了这个地方，纷纷到这里来经商，有名的徽商、晋商、陕商就在这里定居经营，特别是徽商有很多人定居在这里，有的人甚至这样说：「扬（指扬州）盖徽商殖民地也。」徽州的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徽商之所以成为明清时期大的商人集团，和其在扬州的商业活动有极大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徽商的发家就是从扬州开始起步的。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作为一个商人要善于观察时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那么何时买何时卖，这里大有文章可作。
比如，古代的商人们就非常地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供需情况，当丰收之年或粮食大量上市的季节，粮价下跌，而丝锦和织物价格则上涨，这时应把粮食收购进来，把丝锦和织物抛售出去；歉年或青黄不接之际，粮价上涨，而丝大量上市，价格下跌，应及时地把粮食销售出去，把丝锦和织物收购进来。范蠡和白圭把此称作为「与是逐」和「东观时变」，在他们看来「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利用这种手段做买卖，关键就是要抓住有利的购销时机，当时机一到则不能犹豫，要「趋时若猛兽鸷之发」，要当机立断。徽州商人做买卖就经常地使用这种办法。《徽州府志》称他们「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买之所入，视他郡倍厚」。
刘伯温在《郁离子》书中讲了一个「蹶叔之悔」的故事，说一个叫蹶叔的人，不顾取予以时的经商规律，与别人争买卖之价，结果使自己日渐困窘，他总结教训说：「从今后不敢不改悔了。」这个故事从反面证明了经商必须乘时射利。「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这也是山西商人常常说的话，在实际经营中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是以搞长途贩运贸易为特长的，何时到什么地方去买，何时到什么地方去卖，对他们来说是性命攸关的，时机稍微掌握不好，该进不进，该出不出，就会失去赚钱的机会，甚至会造成倾家荡产的结局。
预测市场，捕捉信息。古代商人们是非常注意市场供需变化的，他们往往能够预测出近期或将要出现的供需情况，根据预测来决定他们目前应买进什么、贮存什么，以备将来所需。
《史记?货殖列传》载：秦末战乱的时候，一些人争着抢购、贮存金玉珠宝，而有一位姓任的商人唯独购时粮粟，贮存于自己的窖中，很多人不得其解。后来，楚汉相争，民不得耕种，粮食奇缺，这时任姓商人把他贮存的粮粟拿出来销售，那些曾抢购金银珠宝的人们也不得不用他们抢购来的金银珠宝换取任姓的粮食，结果大量的金银珠宝尽归任姓的大商人手中，由此而大富。《夷坚志》载：宋代绍兴十年，有一次临安城着了大火，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烧着了，但是他没有求自家的火，而是立刻组织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房材料去了。火灾过后，市场上急需建房材料，出现了抢购的情况。这时政府还给予销售建筑材料免税的优惠，于是，裴氏不但弥补了他在火灾中的损失，而且还获得了极大的额外利润。
在市场讯息上，商人们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注意捕捉和收集，以便于经营决策。山西商人一般经营规模都是很大的，他们往往建立不止一处商号，有的几处，十几处，而且建于不同的地区，比如在山西本部建有总号，在外省的一些城市就建有几个分号。他们收集信息，一般都通过分号与总号之间的业务联系获得的。总商号和各分商号之间，一般五日一函，三日一信，通过书信通报本地的农业生产、市场销售情况，便于总商号的经营决策。
无敢居贵，薄利多销。范蠡经商，其中一条就是「无敢居贵」。他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说在市场上某种商品很贵的时候，要大量的销出去，因为极贵之后，必然出现低贱的情况；当某种商品极贱时，要及时购进来，要像珠玉那样珍惜它，因为极贱之后，必然出现上涨的情况。
对此，大商业理论家计然也持认同的态度。
在商业经营中，不贪图过高的利润率，而是积少成多，这样的经商术被很多的商人所采用。司马迁说：「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得厚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
《郁离子》上记载：有三个商人一起在市上做生意经营同样的商品，其中一人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而卖，顾客都来买，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个商人不肯降价而售，在获利上远不及他。
前面提到的山西商人乔氏在包头开「复」字商号，他经商的原则之一就是薄利多销，他的字号所用的斗秤，比市面上其它的商号所用的斗秤都要略让些给顾客，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号的东西，生意越做越好。
炫人耳目，方便顾客。古代商人招揽顾客的方法很多，常见的做法有下列几种：
一是装饰铺面。有的店铺高高挂起自己的招牌，到了晚上点上五光十色的纱笼灯，把街面照得如同白天一样，甚是吸引顾客。那时的商人已经懂得广告的作用，在他们的铺面前都放着或挂着自己经营商品的宣传字画。
二是在店铺内张挂名人字画。宋朝的苏东坡在海南儋县曾为一卖馓子的商人写过一首咏馓子诗，这位商人把这首诗张贴在店堂里，引来许多顾客，自此生意兴隆起来。
三是搞一些文娱活动吸引顾客，比如一些茶肆、饭馆、小吃店等，安排有乐器演奏或戏曲演唱和说书的表演等。在服务方面也尽量周到，达到顾客的满意。宋朝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顾客「百端呼索取复，或热，或冷，或温，或绝冷，精浇熬烧，呼客随意索唤」，伙计们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伙计们对待顾客是十分恭敬的，顾客有求必应，不敢怠慢，因为稍有差错，「坐客白之店主，必致叱骂罚工，甚至逐之」。
以义待人，诚信兴利。古代商人非常讲究「义」字，这个义字主要是指生财有道，以正当、合法的手段去赚钱，决不要见利忘义。清道光年间徽州黟县有一位商人叫舒遵刚，他从小学习经商，精榷算，善权衡，而立之年就在商界站住脚根，创下了一份家业。他一有空闲，就去读《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句解字释。他读圣人之书，把义理用于经商之中，成为他经商中的一种道德标准，所以他这样说过：
「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商业活动中做了许多见利而不义的事情，所以在黟县的志书上记载他「疏财仗义之事，指不胜屈」。
有名的山西商人也是以谨厚重义而著称的。史书记载说，在山西商人的身上有一种「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他们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没有丢掉道德信义这个前提，有一位叫王文显的大商人曾这样训诫他的儿子说：「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
相反地如果有人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地赚不义之财，必然地要受到惩罚。《郁离子》上记载这样一则故事：越国商人虞孚去吴国卖漆，当时漆的行情看涨，本可望获得厚利，但他在漆中掺了假，被买主识破后，失去了信任，结果商品变了质，连本钱也赔进去了，后来他沦为乞丐，饿死在他乡。
流而通之，贸而迁之。要搞活商业，必须使资金和商品流动起来，古代商人深明其理。要使资金和货物得以流通，首先就是要求经商者了解「万货之情」，即掌握市场行情，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货要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要做好准备，以防不虞。
具体的说，作为商品要做到「务完物」，即贮藏的货物要完好，「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即容易腐败的食物不要久留；作为资金要做到「无息币」，即不能反货币滞压在手中，「货币欲其行如流水」，即货币要像流水那样不停地流通。这样买卖就做活了。宋朝的沉括有更为具体的说明，他说10万元资金倘不周转，「虽百岁故十万也」，假如贸而迁之，加快其周转，「则利百万矣」。
出奇制胜，智勇仁强。商人们常常把兵家权变之术用于商业竞争中。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凡战者，以正名，以奇胜」。商业经营就是要想别人未想，做别人未做，以奇取胜
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就曾指出：「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就强调了商家以奇制胜的重要作用。司马迁还列举的卖油脂的雍伯、卖浆的张氏、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都是深钻一门业务，掌握一技之长，以经营奇特的商品而致富的。后世的「张小泉剪刀铺」、「陆槁荐熟肉店」等都是如此。经商以奇制胜还表现在出人意料、做别人连想都未想到的事情。
清朝山西太谷县一个姓曹的商人，其驻沈阳分号的掌柜，有一年回家探亲，途中看到高梁长得穗大茎高，十分茂盛。随手折断几根一看，却发现茎内生了害虫。掌柜立刻返回沈阳，让店铺连夜收购高梁。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遂大量出手。结果高梁成熟时多被害虫咬死，而曹家商号却因未萌见着，及早采取措施而大获其益。他们的做法可以说既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又有些反常而出人预料。
在商场竞争中如何出奇制胜，如何立于不败之地，这就需要经商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他既要有仁义之心，也要有勇谋之略，经商不是行善，需要赚钱，但赚钱要有道，在符合仁义的前提条件下，要使出你的智谋和果敢的手段去赚钱发财。所以古人对经商者提出了要具备「智勇仁强」的基本素质和要求。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在竞争中求得发展是很不容易的，作为一个商人要深谋略，通权变，要知彼知已、斗智斗勇。
大商人白圭在总结他自己经商的经验时说：「吾治生产犹伊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他把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兵家的运筹权变，法家的刚毅果断集于一身，运用于商战之中，有勇有谋，成为后世商人崇尚的楷模，所以凡经商者都以白圭为祖师，如同木匠以鲁班为师爷一样。
纤啬筋力，勤俭为尚。「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意思是说，要发家唯一的正道就是要依靠自己聪明的头脑、勤劳的双手，以及俭朴的生活习惯。前边提到的宣曲任氏的大商人就「折节为俭」，要求家人「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在后世的商人中也常常有勤俭从商的记载，如商人程善敏「行白圭治生之术。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同甘苦，克俭克勤，弃取异尚，米几而家温食厚，享有素封之乐」；商人李祖理「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名当于用，业以日起，而家遂饶」，等等。这类的记载很多，所以古人经商理财常常这样说：「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
知人善任，严格管理。任用什么样的助手，雇用什么样的伙计，选择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对自己经商的成败至关重要。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人都不喜欢用头脑灵活的所谓「黠奴」为自己做事，而有一位齐国商人刁闲却专门使用此类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黠奴」干得十分卖力，刁闲因此而致富。
与此相反，冯梦龙《广笑府》记载一愚人卖药的故事：一药铺主人离家外出，令不懂业务的儿子应付门市，有人来买中药「牛膝」和「鸡斥黄莲」，他却将自家耕牛的膝和鸡斥斫下拿给顾客，不仅生意没有做成，而且白白赔上了自有的牛和鸡，闹出了大笑话，这就是因为药铺主人用人不当所致。
在严格管理方面，古代一些商人做得也很出色。清朝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述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其店分为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清干隆年间）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苏州是个五方杂处、店铺云集之地，而孙春阳的杂货房生意兴盛了200多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店规之严，先制之精，合郡无有也」。
以上罗列数条，可见古代商人经商手段的大概情形，这些手段的使用，不仅活跃了当时的商品交易活动，发展了商品经济，也为我们后世的经商者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和发扬的东西，如何赚钱但又不失去其商业道德，如何使自己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如鱼得水，古代商人的许多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吸取并发扬光大，同时也有些教训需要我们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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