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超强台风“山竹”来袭，全年24小时无休的澳门赌场全城停业。这是澳门博彩业自1847年合法化以来的第一次。

马飞在会所里连续待了两个晚上，整整37小时之后才得以下班回家，睡了一大觉。

马飞是澳门银河综合度假城高级会所里的一名调酒师。他所在的银河娱乐是澳门的龙头企业，2018上半年营业额280.58亿港币，平均一天营业额1.5亿。

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澳门博彩行业总收益为2680.1亿澳门元，折合港币2604.3亿，平均一天7.1亿。（注：澳门赌场多用港币交易，下文没有特别标注，货币单位均为港币）

有百年历史的澳门支柱产业，因台风的到来，突然被按下暂停键，就好像一部用了很久的手机突然关机了一样，屏幕暗了，却仍在由内而外散发着余温。

9月17日早上7点，天已经亮了，马飞走出会所时，跟其他被滞留的赌客和从业者一样，有种重见天日的感觉。

2018年9月16日，澳门，超强台风“山竹”正面向珠江口吹袭，风雨中的渔船。

马飞是广东人，这次“山竹”的登陆点正是他的家乡，阳江台山。父母在家里养殖生蚝，离海十来公里，因为2003年一次大台风破过产，现在只养风险较低的固定蚝排，所以这次没什么损失，但其他养殖户损失惨重，他们养的是浮在水面上、利润较高的海产，全都被冲走了。

在银河工作，一周要做满48小时。马飞周一休息，上夜班，平常一天上7个小时，晚上七点半打卡，凌晨两点半下班，但周五至周六要上10个小时，下午五点打卡，营业到凌晨3时45分。

9月14日周五晚上，马飞等工作人员被告知，第二天上班要带上三天的衣服，在酒店留宿。第二天他上班时，还以为周日就可以走了，没想到一直等到周一早上。

公司给每个员工发了水、食物、毛巾、牙刷、眼罩等，后勤部门的人，也给顾客分派了一些干粮和水。

15日晚上11点赌场停业。16日凌晨2点挂八号风球（注：指港澳地区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俗称为“8号风球”），凌晨三点会所停止对外营业。三点到六点，马飞和同事准备好贵宾厅，以便VIP大赌客随时过来休息、打牌。但那段时间没人来。

马飞说，这个会所装修就“花了几个亿”，是整个银河最高档的酒水消费场所，最便宜的是几百块的鸡尾酒，贵的有几万、十几万的酒，原本只对VIP客人开放，现在也对外开放了，可以进来参观。

比较兴旺的那几年，会所接待的都是内地的大老板，也会定期请一些怀旧明星来驻唱。去年有一个很火的90后明星公开恋情，在此之前，他们在澳门拍摄，一起来银河玩，马飞就是招待他们的人。

留宿的两夜里，马飞了解到，赌场那边的公关、高级服务员5个人睡两张床，剩下的餐饮部、住房部、保安部，基本被安排在大型的宴会场所，铺一些床位，“像在避难所一样。”赌场一停业，荷官（注：又称庄荷，在赌场内负责发牌、收回客人输掉筹码赔彩的一种职业）就回家了，其他非荷官的澳门本地人也有人留守，因为道路封了。

马飞说，八号风球挂起的话，友谊大桥、西湾大桥、嘉乐庇总督大桥全部会封，“整个氹仔就成了一个孤岛。”还有一个让公共巴士通行的地下通道，九号风球挂起后也会停掉。

九号风球是16日上午9时挂起的，11时改挂十号风球（注：澳门最高级别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9时45分

马飞下班，10点又收到公司通知，说会所对外开放，VIP可以来此安置。

马飞说，其实来的多数不是VIP——VIP一般直接回酒店休息，主要是普通赌客、叠码仔（注：博彩中介）、游客，他们听说会所可以玩牌、打麻将，就过来了。平时会所里不允许抽烟，但当时公司默许了。这些人一直待到17日早上8点赌场恢复营业。

16日白天，马飞几乎没睡，非营业时间也被叫回会所帮忙、顶岗，一直在接待那些非VIP客人。虽然公司规定工作超过16小时可获得一天补休，十号风球来上班可获1200澳门元补贴，但他依然认为这超出了工作范围，且工作时间过长，是不合法的，打算去劳动局举报。

马飞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毕业后在广州工作一年，去年8月14日入职银河，23日就遇上了“天鸽”，一场近几十年来澳门遭遇的最强台风。

在他看来，这次“山竹”澳门赌场算是“比较平静”地度过了。去年“天鸽”袭澳，整个城市几乎瘫痪，海水倒灌，多区水浸，路上所见汽车都泡在水里，很多地下仓库、房屋和部分赌场被淹，门窗损坏严重，造成澳门10人死亡、240多人受伤。

当时很多人冒着风雨去上班，也有很多人没办法回来上班，待在公司的人只好继续上班，连续上了两天，吃不消了，后来很多人去投诉。马飞说，当时银河员工加上赌客，至少有1万人被困在公司里。

像银河这样的大赌场都在新区，受灾情况没那么严重，而且赌场很安全，身在其中感受不到台风的威力，又是综合体，吃住娱乐购物都在里面。对赌客来说，“天鸽”最大的影响是断水断电。

“全澳门都停电了。（赌场）大概从上午11点开始停电，到下午三点半才有电，有电之后，很多客人都涌到了餐厅等地方，场面比较混乱。”

同在氹仔的“叠码仔”杨峰对去年断电情况也印象深刻：台风过境后当晚八九点，他出门看到外面被吹得“一片狼藉”，树倒得乱七八糟，打不到的士，也没有巴士，只能走路去赌场，公司宿舍在赌场附近，走过去要15分钟。

叠码仔一般白天休息，晚上活动，工作比较自由，想去就去，不想去可以不去，但不去就没有收入，去了可能有收入，也可能一无所获。

他们处在一个灰色地带，政府不支持也不反对，也许是“整个澳门消息最灵通、办事效率最高”的赌场外围人员。他们的服务范围比赌场要广，可以安排一些赌场不能安排的事情。

叠码仔会根据赌牌风格、注码大小给客户介绍赌场，杨峰一般会带去银河玩，因为银河覆盖了低、中、高端赌场。公司提供平台，赌场给佣金，如果客户赢了会给小费，“我肯定希望他们赢，赢得越多越好，如果他们赢了，下次他们还会来。”澳门某知名集团董事长就是从叠码仔做起来的。

杨峰说，他们一进赌场，凭穿着就能判断哪些可能是老手，哪些是第一次来的。因为来过澳门的人都知道，赌场空调很冷，夏天一般在18度-20度之间，这是为了防止打牌的人打瞌睡。

因此赌场的工作人员穿的衣服都比较厚，一年四季都是同样的工作服。去年供电不足，赌场空调关了，大厅人多，热得不行，荷官一边发牌，一边扇个小扇子，赌客也一样。

杨峰说，去年赌场照常营业，没有采取任何安置措施，任由赌客困在里面，所以抱怨、恐惧的情绪比较多。

当时一个客户住酒店，他买了几瓶水和面包，爬上18楼送给客户，又爬下来。那栋楼三十多层，整栋楼电梯都停了。

澳门低洼地区出现达1.5米高的水浸。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卢克文工作室

最近几个月香港疫情爆发，抗疫成绩拉垮得惨不忍睹，每天确诊几万例，两三百人死亡，还连带深圳得了一场重感冒，算是有疫情以来，大中华地区最差表现。

香港疫情刚爆发时，我个人推测可能会造成几百人病亡，没想到现在一天两三百人，远远超过常人想像的底线。

在中央派出大量医护人员到达香港后，仍然不见好转，一般内地任何城市发生疫情，中央一声令下，大概就是一周内基本扑灭，唯独香港油盐不进，到发稿时还是每天有200多人死亡。

这中间不管是建方舱医院，还是内地医护到港，中间都发生过不少摩擦，又把内陆网友搞得忿忿不平。

内地这边每天给香港供应2000多吨蔬菜、3000头活猪、26吨冰鲜猪肉、8万只家禽，好吃好喝伺候着香港，香港怎么就是不领情？

疫情搞不定就算了，还传染到深圳，传染止不住就算了，派出三甲医院300名医生护士好心援港，香港媒体这边居然在新闻发布会上问怎么投诉内地医护人员？

这种好心当成驴肝肺的操作频频出现在香港，跟内地各城市热情互助形成巨大反差，也算得上是中国城市里的一朵奇葩了。

最近林郑在新闻发布会上时，说出“叫我们做全民强检的人士也要反思”，这种在内地理所当然的事情，变成要反思，内地更是打破头都想不通啊。

早在2月15日香港疫情泛起，单日确诊2000例时，林郑就宣布香港无封城计划，不封城一是香港是金融中心，要和全世界保持沟通，二是香港政府根本没有这个动员能力，他没有内地深入基层的组织架构，也没有详实的居民资料，无法保障隔离管控期间的生活必需。

比如内地的公务员在封城期间，可以为市民去购买物品，香港可不行，得改合同，敢让我当外卖仔？非得去法院告政府不可。

香港其实连全民核酸的能力都没有，更不可能有封城的能力。

大家不禁好奇，为什么香港在中国是如此的奇特？它待遇如此之好，为何总对内地或中央抱以敌视？它明明是中华文明圈的一份子，却总是表现得像游离在外的陌生人？

所以打算写下这篇文章，解释下香港形成这种局面的由来。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香港形成今天这个局面，始生处，是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当年解放军占领广东后，完全可以一波拿下香港、澳门，要知道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开进长江，还想玩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把戏，照样打得他们回家找妈妈。

1950年志愿军可以在朝鲜对抗世界最强的美军，1949年怎么可能打不下小小的香港？

香港、澳门弹丸之地，那点可怜的防守不堪一击，要拿下唾手可得。

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新中国几乎一概废除或不予承认，英国人占领香港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就属于不平等条约，属于废除之列。

既不存在法理，武力也搞得定，那为什么不收回香港和澳门呢？

1949年1月，毛主席在西柏坡，跟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起香港、澳门问题，是这样说的：

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利用这两地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的决定。

那时英国人也需要香港，眼见我们没有马上收回香港的意思，刚被揍过的英国人秒懂，1950年1月6日，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与台湾省国民党的关系自然终止。

不收回香港、澳门，其实就是给我们和欧美国家留下一个交流的口子，建国后，我们确实站在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但我们也需要吸收欧美资本主义阵营的营养，发展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

留下港澳，就是不把事情做绝，给未来的大战略留下回旋空间。

从那以后，香港就成为我们跟欧美沟通的重要窗口，石油、化学物品、汽车、机械设备都是通过港澳两地（主要是香港）转运进内地的。

比如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棉布、药品、以及制作汽油桶的黑铁皮。

尤其是黑铁皮，关系到汽油运输，战略意义重大，赚得又少，霍英东说自己“我没有（打破禁运）那么高的认识，但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他还是选择多运送利润更低、更重的黑铁皮，想尽办法躲过英海军巡逻，送到深圳蛇口，为抗美援朝做出过巨大贡献。

因为这个原因，英国官员不与霍英东同坐，不接受霍英东捐赠，处处刁难霍英东，霍英东也是港岛富豪中，唯一没有获得英女王授勋的人。

我们也知道霍英东在英国人那里受了委屈，2006年霍英东病逝，获得棺椁盖五星红旗，行政区降半旗致哀的国葬级礼遇。

这种待遇，李嘉诚这辈子就不用想了。

在1960年代苏联意图控制我们，我们激烈反对后，中苏关系破裂，这时候，香港就不仅仅是对欧美，而是对世界沟通的唯一窗口。

找人、找货、找钱都得依赖香港，香港一手对接欧美的产品和资金，一手对接十几亿人的消费市场疯狂输出，不富才怪。

香港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红利期，高速发展起来，建立在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物质文明向精神文明推进，又陆续形成了文艺界的高光时刻，诞生了一大批拥有巨大影响的明星和电影、电视、音乐、文学作品。

出于这种特殊的地理和政治位置，让香港人长久成为内地和欧美之间的中间商，赚足了差价，连语言风格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比如他们日常说话方式，粤语中间夹杂着英文，就是典型的要两头打交道形成的生活方式。

其实香港人也不是故意装逼，而是有些词对应不上中文，或者想不起中文怎么说造成的粤英交杂。

比如“brunch”对应的早午餐、“position”对应的头寸，后来就习惯了，日常说话就“check一下e-mail”、“我有个friend叫jason”这样。

但鼓吹什么“香港人独有的狮子山精神”，那是人富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其实说穿了就是个中间商。

准确地说，香港和内地是一直相互需要的关系，香港没有内地巨大的消费市场，就不可能富裕，而内地没有香港的产品、资金输入，就会受到更多的压制，大家各取所需。

内地一直希望香港好好做中间商，香港急需的事物，内地都会全力提供。

香港人口飞涨，广东1959年迅速开建深圳水库，每年向香港供水50亿加仑（2275万立方米），当时每一千加仑仅收取0.1元人民币。

香港缺少生活用品，1960年代时，70%的日用品、90%的副食品都是新中国供应。

香港现在的主要供水，还来自东江，电力也主要向内地购买。

我们对香港这么千依百顺，是因为真的谁也离不开谁。

香港是两头对接，两头拿好处，它既享受到了天量市场、特殊待遇，也能在欧美国家拿免签、做贸易中间商等优质资源。

在珠三角的台湾人明显比香港人要小家子气一些，给福利加工资给得抠抠搜搜，那是因为台湾人的钱都是开工厂，一毛钱一毛钱赚来的血汗钱，而香港主要从事贸易中间商，不干苦活累活，钱来得容易，花出去也容易。

我问过一些香港人的想法，其实他们就想谁也别管他们，一直这样享受两边的好处，逍遥自在地过下去。

曾经的香港，吃红利吃到挣钱简直易如反掌。

举个例子，以前大量的内地外贸企业，是必须注册一家香港公司，必须在香港有账户。

因为外贸公司如果是深圳公司，深圳户头，这批货值10万，就只能报10万，如果以香港公司报关，这批货值10万，只要报2万，因为钱是打到香港户头的，可以少交税。

这样的外贸公司其实有两套账，一套给海关，一套给客户。

香港账户上多出来的钱，最后再通过地下钱庄运作回内地。

香港许多人就能依靠这条利益链生存，有人帮开公司，有人帮转账。（现在不行了）

再举个例子，香港关税极低，苹果手机和名贵手表之类，在香港的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

这就催生了巨大的水客群体，来往穿梭于深圳口岸，想办法将东西带到内地赚差价。

这些利益链条，都只有在香港才会发生。

但历史的红利迟早是要吃尽的。

香港回归时是1997年，中国经济还没有开始飙升，香港基本没什么变化，安心搞一国两制，该怎么过怎么过，继续吃两头。

但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后，经济狂飙突进20多年，内地城市飞速发展，香港的职能很快被内地城市一一分解，GDP也被内地的北上广深逐一超越。

香港的三大中间商功能是人、货、钱，人跟货香港的参与度越来越小，到现在，就剩下钱，成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核心。

这个是香港独一无二的东西，深圳、上海是无法取代的。

我们都知道美联储通过减息和加息两大杀招，不断地反复收割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减息时美元流入各个发展中国家，加息时美元流回美国，导致发展中国家因缺少流动性资产崩盘，美元再回去低价回购发展中国家的资产。

为了避免被美国收割，中国实行了严格的金融管制，但这种做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外面的钱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们觉得不安全。

香港的资本与金融账户是开放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有较低的税率，而且还采用了英美法系的司法体系。

因为这些钱的主人，大部分来自英美国家，或者受到英美庇护的下级国家，他们天生更信赖英美司法，所以香港的司法部门里曾经那么多英国人，外资一看台上都是自己人，他们就放心了。

这也导致在2019年香港动乱时期，这些英国法官理所当然帮助乱港分子。

如果拿到香港身份，那就更爽得飞起，肉体上资本家是事实上的多重国籍，几乎全球免签，金融上钱可以自由进出，有什么不对可以快速跑路。

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企业需要融资做大，就需要外部资本对内地企业进行投资，这个功能在内地城市是无法展开的，但香港可以。

2020年，在港交所挂牌的新上市公司共154家，共募资3942亿元，其中四分之三是内地企业。

香港的金融市场不是香港市民撑起来的，是全球资本撑起来的，这是香港跟东京、深圳的区别。

最近中概股在美国股市遭到了血洗，这些中概股要是有一天要被逼退市，他们最好的选择是回香港。

如果不上市，你让中国这些企业到哪拿钱搞研发？怎么给员工提供高薪岗位？

那明年新手机推不出来怎么办？新的电动车上不了市怎么办？请不到优秀的工程师怎么办？

能同时兼容英美法律体系、中国内地企业融资功能的香港，是现阶段不可替代的！

保护现在香港现有的模式，对中华民族暂时是利大于弊的。

香港模式是一个整体，包括了大量内容，比如在意识形态上，香港更亲欧美，毕竟这么多年了，欧美一直领先世界，许多香港人其实骨子里是把自己当高等华人的，他们从内心深处不屑于跟内地人交往。

现在内地人居然做了他们顶头上司，部分内地人居然还比他们有钱，这真是不能忍，这世界，明明只有盎撒白人老爷能管我们这些中间商。

香港多年来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是欧美化的，所以欧美控制不了疫情，香港也控制不了，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纽约能管好疫情吗？伦敦能管好疫情吗？巴黎能管好疫情吗？既然他们做不到，香港当然也做不到。

想让香港彻底控制疫情，就得让香港换成内地城市的模式，要换模式，那香港就不是香港了，谁都付不起这么大的代价。

这是基因里决定的东西，微操改变不了基因。

香港很多奇怪的事情，你只要摸到这个底层逻辑，你就能搞明白了。

香港是中国最特殊的一座城市，它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上是亲欧美的，动不动就闹情绪，我们也觉得不好，但现在只能容忍。

我们暂时也没打算换模式，它闹情绪就只能哄哄，因为香港还有个特殊的金融功能，这个功能是不可替换的，对我们利远大于弊。

在这种模式下，香港会产生一些弊端，比如无法控制疫情、司法亲欧美、记者医生教师一堆反中分子，经常搞一些妖蛾子实在很烦，但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我们不能莽，我们要继续忍。

一直忍到人民币完成国际化，一直忍到将美国从世界霸主的位置掀下来，一直忍到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什么时候，人民币走向了世界，我们站在金融的顶层，才可以让香港切换模式。

打碎金融霸权的路还十分漫长，我们还要有足够的大局观、足够的耐心等待。

最后的最后，我想讲一个小故事。

1956年冬天，一位仅21岁，在内蒙古工作的上海年青人，因为天气太冷，把附近一座木桥拆了当柴火烧，他因此被定上一条破坏交通罪，接受隔离调查。

年青人决定逃往外蒙古，但坐火车坐错了方向，往北变成往南，竟坐到了大连。

他在大连投靠哥哥，哥哥不敢收留，给了些钱叫他继续逃。

年青人颇有些手艺，亲手伪造公章、证件、介绍信，一路从大连又逃到了广州，在广州时，看到一条偷渡香港的广告，最后交了450元偷渡费后，成功逃到香港。

最后在香港靠写作杀出一片名头，代表作是《卫斯理》系列，对的，这个人就是倪匡。

从个人角度上来说，倪匡的经历充满传奇，他在内地最苦的时候，逃到了最繁华的中间商香港，实现了个人价值最大化。

中国内地是多么艰苦，苦到冬天人冷得要拆桥御寒。

倪匡可能是了不起的，但有一部分人，更加了不起。

因为倪匡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是靠换平台获得的，而有一部分人，则靠着苦干实干，直接让平台升值，让内地一点点发展起来，让无数人摆脱了贫穷。

是的，我说的是那些为了中华民族而奋斗至今的人。

如果内地没有发展起来，香港永远是香港，它永远是吃得满嘴是油的中间商，对大陆保持着既同情又陌生又怜悯的距离，这种距离，还掺杂着一丝丝的优越感。

为了个人奋斗，是了不起，而为了全民族奋斗，则是伟大的。

我始终认为，我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为了帮助家乡，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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