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
整风运动开始
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
整风运动开始
09月16日 16:24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中国中央电视台版权所有《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作风建设问题》
二、延安整风运动
日13:27&&&来源：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不过，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尚未完全树立起来，以教条主义为主要形态的主观主义仍有不小影响，且有重新滋蔓之势，主要代表依旧是王明。
日，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六年的王明乘苏联专机抵达延安。毛泽东亲自冒雪到机场迎接，兴奋得将帽子抛向空中，口呼“乌拉”，并在致词时称王明“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不过，毛泽东很快就失望了。王明因背景特殊，在延安颇受追崇，四处作报告。他熟悉马列经典，演讲时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在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形下，王明唬住了不少干部和进步青年，被视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当时延安有个较为流行的说法，叫“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毛泽东的实践”。其实，王明缺乏在国内的实际工作经验，讲得很空洞。不久，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强调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矛头直接针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的主张。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少与会者表示附和，就统战工作做了自我批评。事实上，苏联当时担心自己两面受敌（德、日），希望中国战场能拖住日本，故唯恐国共合作破裂。但如果中共放弃斗争，一味对国民党妥协迁就，就会沦为国民党的附庸，其反制作用和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就会落空，也就很难出现和维持全面抗战的局面。后来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血的事实证明王明是错的。除意见对立外，王明还有宗派主义毛病，闹独立性，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有心争当领袖。因此，王明的回国反而给党的工作造成干扰和混乱。
好在有毛泽东等人的坚持，好在共产国际在了解情况后，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党的领袖，并由王稼祥回国传达了这一指示，这才使中共稳住阵脚。1938年9月末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认识上达成一致，及时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困扰。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抓住了要害：党内反复出现、带来严重危害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其共同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即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或书本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强调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表示，希望这次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说：“在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然而，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王明随即将他1931年撰写、集中反映其“左”倾错误路线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他在自序中表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这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排斥毛泽东所讲但老祖宗和共产国际没有说过的“新话”；二是有意掩盖“左”倾错误使党蒙受严重失败的历史，为自己辩白。这使毛泽东愈发意识到清除党内主观主义影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很显然，不解决思想作风、思想路线问题，全党就很难真正实现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也就无法有效应对日趋严峻复杂的抗战局面。但是，在路线问题上掰扯清楚并非易事：一来党在过去长期为主观主义统治，遵义会议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历史问题作结论，“左”的传统在中共党内仍有不小影响；二来王明等人自称执行的是“国际路线”，而中共党内长期存在对共产国际近乎盲目崇拜的情结，人们的认识一下子不容易转过弯来。
毛泽东很注意策略，从总结党史上的经验教训入手，以统一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为重点，耐心等待时机成熟。1940年12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回顾党史，指出苏维埃后期“左”的政策是路线错误。但这没有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1941年3月、4月，毛泽东着手将自己过去写的几篇农村调查报告结集出版，特意写了序和跋。他在序言中说，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批评了“钦差大臣”现象，指出：“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旧事重提，矛头直指王明等教条主义者。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明确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即整风问题，对主观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都是极坏的作风。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即运用马恩列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强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指导性文献之一。7月和8月，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调查研究局，由毛泽东挂帅，开始组织具体的调研工作。
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重点讨论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自1940年秋开始主持编纂党的重要历史文献，此时从中挑出86件，以散页形式发给大家阅读研究。1941年12月，这些文献汇编为《六大以来》选集本，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在延安出版，时称“党书”。 有文献作依据，党史上是否存在“左”倾路线错误以及路线斗争的是非，就一目了然了。会议因此得以顺利召开，就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基本形成共识，为延安整风运动定下基调。不少人在会上对自己在历史上所犯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唯独王明丝毫不作自我批评，在遭到众人批评后，称病不肯到会。他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是错的，要到共产国际打官司。而此时苏联正全力抗击德军的入侵，已无暇顾及中共事务。
会后，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学习组，延安及各根据地成立高级学习组，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的决议。于是，整风学习在高级干部中普遍开展起来，为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打下了基础。毛泽东认为，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并加以克服，需要进行全党动员。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共自抗战以来发展了70多万新党员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了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的任务。同年底，党员总数从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猛增到50余万人。党的组织已走出狭小圈子，党已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 ，大多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并删去“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等句。 的报告，接着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进行整风动员，阐明了整风的任务、方针和意义。这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嚆矢。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副之，成为领导整风运动的具体机构。6月8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遂从延安延伸到各敌后根据地，从高级干部扩大到全党范围。
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反对主观主义放在了第一位。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他分析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现在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道理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马恩列斯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指出，这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其残余在党内依然存在，首先就是违背民主集中制，为个人利益、局部利益闹独立性；再就是山头主义、闹各种不团结。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同时处理好与非党人员的关系，铲除宗派主义残余，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他列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诸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号召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关于整风运动的意义，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整顿党的作风》（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
整风的具体方法，主要是学习整风文件，按照整顿三风的要求，对照检查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情况，进行自我批评或相互批评，提出努力方向。对犯过错误的人，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批评教育。毛泽东说，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只要他不讳疾忌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中共中央共把22个文件列为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包括中央相关文件，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以及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相关论述，而以毛泽东著述最多，计6篇，排序也在前面。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已在全党确立下来。在延安，机关停止一些不紧要的工作，学校停止一些课程，将学文件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按照规定，对文件先浏览后精读，要写笔记，开讨论会，还要进行考试。中央党校的4道考题事先由毛泽东审定，第一道考题是：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写笔记是硬性要求，内容以自我反省、解剖思想为主，须接受单位的抽查。女作家丁玲写有两本学习笔记，分别冠名《脱胎换骨》和《革面洗心》。《解放日报》还陆续刊发一些反省文章，起了示范和动员作用。
文艺界人士是延安令人瞩目的一个群体，大多来自上海等大城市，有爱国热情，思想活跃，多才多艺，但与延安的政治环境融合得不够紧。1942年5月，延安召开了为期21天的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作总结，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指出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会后，延安文艺界切实整风，深入基层，创作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便是其一。
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从组织上确认了毛泽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既成事实，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为中共放开手脚地解决党内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便利。国民党却以为这是一个机会，鼓噪解散中国共产党，并调重兵准备突袭陕甘宁边区。事实再次证明王明的抗战路线是错的。中共中央沉着应对，打退了这股反共浪潮。在上述有利背景下，整风运动进入最后阶段――在高级干部中反省和总结党的历史。大批敌后干部也被抽调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不少人须长途跋涉，途中还得穿越日伪封锁线；有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同年9月7日至11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揭批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路线错误；博古等人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一些过去挨整的人对那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干部有过火行为，在毛泽东干预下得到及时制止。毛泽东强调，只有弄清路线是非，全党才能真正团结；党内斗争要避免历史上的错误方法，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王明称病，始终没有参加会议。随着讨论的深入，党史上的盖子都揭开了，问题都摆出来了，大家的思想和认识大大统一。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同时展开，巩固了党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日寇已呈颓势，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不断增强。毛泽东仍保持清醒，担心骄傲懈怠情绪会在党内滋蔓。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毛泽东十分赞赏，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看待，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单行本。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七大的筹备会，断续开了11个月。日闭幕当天，在反复讨论、酝酿和修改的基础上，全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抗战之前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结论，重点分析了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上的表现及其社会根源。《决议》宣布：“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延安整风运动至此顺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历时三年多，规模空前，部署周密，特点鲜明，富于创新，开创了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独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在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通过整风学习，妥善解决了党内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来了一次大扫除，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使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团结和统一，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延安整风运动也有失误。为纯洁队伍，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审查，但对国民党特务的渗入作了过度估计。不久，胡宗南试图进攻边区。延安在备战声中加紧审干反奸。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作题为《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结果，延安地区在十多天里就清查出1400多个“特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这一教训说明，“左”的倾向在党内影响很深，对“左”倾错误的防范和斗争是长期性的，远非一次整风运动就能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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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是中共保持“金身”不败的“法宝” 改开以来，“不搞政治运动”已成不可忤逆的“天条”。为此，一些公知精英和权贵党棍，恶意将“整风运动”污名化、妖魔化为十恶不赦。以致“整风运动”不仅成了禁区，甚至成了禁言，皆怕谈“政治运动，”被扣上“文革余孽”，唯恐避之不及。可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绝对非也！一、思想建党是毛泽东对马列建党学说巅峰性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追求本源、本质、本来。要认清一个事物，要讲清一个事物，所要坚持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无疑是追本溯源。而要刨根问底的了解“整风运动”，则必须要了解思想建党。1、在特殊的国情如何建立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一个经济极为落后的农业国；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在小资产阶级思想像汪洋大海包围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纠结在一起，反动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家；在以革命的武装对阵反革命武装，长期处于严酷军事斗争的国家，如何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并保持这个先进政党的先进性，这成了横在中国革命面前一个尖端课题。尤其，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随着吸收大批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就成为党内突出矛盾。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信念危机，甚至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旧军队军阀作风和各种旧军队习气盛行。在以军事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历史时期，建党和建军必须一并进行，很多建党精神，也直接体现在建军上。2、毛泽东创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思想建党”。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最先看到贫苦农民的革命性，他认为：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人的思想可以变化。把出身与思想分开，破解了党建一个死结。而他早期提出的思想建党学说，就包括：坚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理论武装和积极的思想斗争；树立“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依靠群众进行战斗的宗旨；教育党员“为人民打仗”、“为主义而牺牲”；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坚持官兵一致等。 如果说，“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那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党小组，则保证了红军艰苦奋战而不溃散，更使党组织彻底改变了旧式会党的格局。毛泽东通过“思想建党”，带动了“思想建军”，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并使之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二、“整风运动”是进行思想建党的最佳形式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这是哲学一个重要范畴。毛泽东创造的“延安整风运动”，为思想建党创造了最好的形式。1、“延安整风运动”是个伟大创举。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高干会议上作《》的报告开始，到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运动”进行了四年，时间之长，民主革命时期绝无仅有；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将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穿越敌占区集中到延安，克服千难万险实属不易；参加两期整风学习的干部近两万名，同时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可见整风运动普及之广；毛泽东不仅亲自抓整风，还亲自撰写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并亲自讲课作报告，并将这三篇雄文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教材，更古今唯一。2、“延安整风运动”的五大意义影响深远。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运动”，它是中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普遍教育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它还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指示神圣化的；它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使全党达到了空前团结，如没有“延安整风运动”的统一思想，就绝没有“七大”团结胜利的大会，也没有全党空前的统一；它还为中共抓思想建党创造了一个成功的模式，为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提供了自我净化的主要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极具创造性的贡献！。如果说，在中共的历史上，“遵义会议”的伟大，是从组织上选择了毛泽东；那“延安整风运动”的不朽，则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遵义会议”是历史的定论，“延安整风运动”更不可颠覆！三、用“整风运动”去保证中共金刚之身不坏当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当共产党从地下党转向执政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而“进京赶考”，该如何保持“两个务必”？该如何不当李自成？毛泽东的答案：不断抓思想建党，不断抓“整风运动”。1、建国以来加强党建的“整风运动”不断。建国以来，以加强党的建设为主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就搞了十几个。诸如，日起到年底，全党全军开展大规模整风运动；1951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展开“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1953年1月起，全国各地开展“新三反”运动（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和反违法乱纪运动）；1955年7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运动；1957年4月，展开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6月转入反右派斗争；1957年8月，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0年5月，中央发出在全国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以反贪污为重点）；1963年2月，全国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 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整党内走资派，“防止和平演变”为目的，决定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期间还穿插了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思想运动等。2、加强党建的“整风运动”有五大特点。这些带整风性质的政治运动显现出五大特点：一是毛泽东高度重视“整风运动”，把它作为保持金刚之身不坏的“法宝”；二是将政治运动和思想建党紧密结合，让党员干部在运动中受教育；三是常抓不懈，让整风运动不断；四是突出反贪污的重点，建国后，仅直接反贪污的政治运动，就有“三反”、“新三反”、全国农村的“三反”（以反贪污为重点）、城市中的“五反”等；五是绝不整老百姓，绝不运动群众。整风是整中共自身，整中共自己，整领导干部。应该十分肯定地说，毛泽东连续发动的这些整风运动，对于加强党建，特别对反腐败，保持干部廉洁自律，起到了不可估量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靠法治，能真正解决的腐败问题，毛泽东用“整风运动”做到了，他创建了举世公认的，全世界最为廉洁的政府和干部队伍。四、搞运动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充分体现1947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建国以来的各种整风运动，就是最充分的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用民主来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那毛泽东是如何“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对此，弄清两个问题，就能了然于胸。1、搞“政治运动”的依靠对象是谁？任何一场运动的性质，根本在于依靠谁？毛泽东搞的这些整风运动，到底依靠谁？《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时代什么时候专制过?容许人民贴大字报，容许人民大辩论，容许人民大鸣大放!容许工人罢工，还写进了宪法!容许人民批斗当官的，这是最真实，最彻底，最伟大的一人一票!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当年全世界都学习中国的民主，只有中国指责美国没有人权!美国哑口无言!”这就是聂老帅心中真实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民主，也是人民民主对政府监督的写照。再看看《秦基伟回忆录》里一个细节，秦在朝鲜战场上，那可是威风八面的王牌军军长，有回在战利品中发现一件美军的皮夹克挺好，就穿在身上了。可军部开党员民主生活会，就惹麻烦了，有个女文工团员在会场站起来，当面指责秦军长不像话，一切缴获要归公难道你忘记了？这件皮夹克应该给文工团，我们演美军军官正缺这个道具。秦军长挨批评后，被“掉价”后：“我只好把皮夹克脱下来，让人给文工团送去了。”或许，今天来看，这都是“天方夜谭”，可这就是整风，这就是群众监督，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定格。而这仅是毛泽东时代发扬民主的一个浪花，但窥一斑而知，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时代的整风运动，那是最充分的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而领导也习惯于在群众是照相机、录音机，这种民主监督的氛围中工作，对群众的批评也不感到讶异。2、所有“整风运动”的运动对象是谁？毛泽东发动的各种“整风运动”的英明伟大，就在于都是整共产党自己，都是整党内的“官僚主义阶级”，都是自我洗澡，绝不整老百姓。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阶级。20世纪70年代初期，毛主席更深刻指出共产党的最大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派”。这个关于党内走资派的论述，是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状况和特点的深刻分析为基础，以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也必然会产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根据。所以，他明确无误地讲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十分明确的整“党内走资派”。3、少奇的夫人和儿子如何看待“运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是共产党进行一场最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就在这场运动中，不管历史如何充满偶然性，但刘少奇是被打倒了，也遭受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作为“政治运动”被打倒的最高领导，他的夫人和儿子应该最有发言权来评判。对此，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夫人，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光美沉思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王光美发自肺腑的还在韶山题词：“深切缅怀毛主席！学生王光美 日”。在王光美家里，至今挂着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们亲切谈话的巨幅照片。作为少奇之子的刘源上将，更声言：“反毛小丑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其用心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再说我父母从来没反毛，对毛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线不同。经这三十年检验，我父亲的方法有问题。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以同情刘少奇的名义反对毛泽东的家伙。”相形之下，王光美和刘源的话，该让谁无地自容；王光美和刘源的品德，更将谁显得丑陋不堪？五、共产主义运动就是组织千百万群众的政治运动公知精英和权贵党棍，不仅恶意将“整风运动”污名化，更将“政治运动”一概妖魔化，可他们无论怎么妖魔化“政治运动”，但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却怎么也无法抹煞：共产主义本身不就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将亿万人民组织起来，为争取自身解放的伟大政治运动！1、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说到共产主义，它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理论体系，是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目标的确立等；一方面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用共产主义理论指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这个运动实践的本质，就是无数奴隶起来造反的群众运动。这个争取无产者和劳动者获得解放的伟大政治运动，包括非暴力的政治运动和暴力的政治运动。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靠搞群众运动起家，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直接体现，一方面为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罢工、罢课、罢市，游行、请愿、示威，抗租抗捐、分田分地等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运动（策动敌军士兵等兵运工作）。当年害怕农民运动说“糟的很”，毛泽东则深情的呼喊“好得很”。害怕群众运动的人，绝对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动员人民拿起枪来，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武装。正是这两个方面的运动，两条战线的运动，才汇成伟大的人民解放运动。而组织群众搞各种政治运动，不正是共产党起家的本领？不是共产党的看家绝活？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方面，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统一体。要不要搞政治运动，这直接涉及一个问题，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已证明，一切工作的进步都应以思想进步为基础，都应该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关系，决定生产中的阶级地位。所以，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绝没有“唯生产力”的纯粹经济建设。搞什么纯经济建设，那就如用工资的平等，掩盖剩余价值的剥削一样可恶。为此，毛泽东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而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就要组织群众，就要有群众运动。在新中国，领导开展了三大政治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这三大政治运动是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是革命和建设的统一，是国内和国际的统一，是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的统一。1955年1月起，全国开展的肃反运动；1955年10月，开展的农村合作化运动；1957年2月，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等，不都是动员群众将革命和建设一起抓。包括创造性开展地“扫盲运动”，若不搞“运动性扫盲”，中国文盲率能在很短的时间，能以世界历史最快的记录，由95%缩小到20%吗？！抓运动不正是精神转化物质，极大的解放人这个第一生产力！搞好各种政治运动，不更是动员群众对敌斗争的有效方式？而由这些政治运动传递的热能，不正燃烧着一个火红时代？六、不断搞“政治运动”是保护和爱护干部队伍公知精英和权贵恶棍们控诉和妖魔化“政治运动”，采取的一个基本手法，就是攻其一点的，就是夸大其词的，说什么政治运动中谁谁被批斗了，谁谁被迫害死了。连邓小平都认为：“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那么，搞政治运动到底是保护了干部，还是迫害了干部，这要用两个方面的事实来说话：一方面保护了整个中共干部队伍的金刚之身不坏。毛泽东率领共产党“进京赶考”没当李自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是世界最廉洁的政府，应该就是政治运动对干部队伍的最大保护；在政治运动中受教育警钟长鸣，不要忘记人民群众，毛泽东时代的干部队伍是紧密联系群众的，干部队伍是得到群众尊重的，这不是对干部队伍的最大爱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通过不断的搞“政治运动”，让中共的金刚之身不坏，这不是有目共睹，这不是世界公认，这不是破解了一个世界性的尖端课题，这不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改开后，中共“不搞政治运动”，至少在局部地区已发生根本性癌变，这绝对是不争的事实！仅以山西省为例，在 这轮反腐风暴中，就有升任副国级的领导被擒，7位省级领导在任时被抓（一多半省委常委）；11个地级市中5个市委书记+2个市长中箭；，以致省管干部一度空缺300人 。山西仅一个交通系统，下至建管处、事业单位负责人，上至副厅长、厅长，就涉案230人（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170余人，涉及各类企业人员60余人）。还有多少没查出来？整个山西的腐败“窝案”是“一坨一坨”的，是“塌方式”的，这话出自山西省委书记之口，还不令人震惊？让朴实的山西老百姓，“我该拿什么爱你”呀--山西的共产党！ 一方面“不搞政治运动”让大批干部走向反面。毛泽东时代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真正做到了领导干部，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而改开“不搞政治运动”，干部队伍是，不贪白不贪，敢想又敢贪，能贪抓紧贪。这种搞运动和不搞运动的严重反差，还不清楚的说明点什么吗？搞运动难免语言过激，行动过火。“延安整风运动”那么伟大，但非完美无瑕，也有“过火”的言行（公知精英们桀犬吠日，徒劳的进行污蔑和虚无）。但同改开的“不搞政治运动”，干部腐败达到登峰造极相比：省部级大员就有200多锒铛入狱，地厅级官员数千名身陷囹圄，县团级以下数十万被判刑（有人形象的比喻：能站满天安门广场），甚至被处以极刑掉脑袋。在毛泽东时代，你听说过有几个厅局级干部因腐败被审判？两相对比，不断地搞“政治运动”，给干部总敲警钟、总“洗澡”、总打“预防针”，让他们不敢走向贪污犯罪相比，这不是最大的爱护？而且，从近期反腐败呈现的特点看，一个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入狱，往往就是带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在腐败中毁灭。相比之下，搞“政治运动”教育干部即使过火点，那不是对干部家庭的最大爱护？文强被杀头前，曾遗憾的问：为什么我走到今天，组织都没和我谈过一次话，提过一次醒。若有“政治运动”，他又何至于此！假设给周永康、徐才厚等数十万被抓的贪官出一道选择题：是选择肆无忌惮的贪污入狱？还是选择在“政治运动”中受教育？试想：他们会选择啥？所以说，从改开30多年的实践来看，“不搞政治运动”，这是对干部个人成长的极其不负责任，遑论对整个干部队伍建设负责？当然，搞“政治运动”，会有过火的言行，是夸大一点，否定全部？是倒洗澡水，连孩子也倒出去了？还是实事求是的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纠正问题，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多大难度吗？鲁迅：“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如果说，我们真正要坚持毛泽东思想，那他老人家创造的“思想建党”和“整风运动”，我们的党能丢吗？敢丢吗？我们能丢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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