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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宇森 当年情，如何添上新鲜？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本刊记者
发自北京 编辑 郑廷鑫
&吴宇森，日，拍摄于北京（姜晓明）
未变与新鲜
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试肩并肩。
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当年情》（张国荣演唱，《英雄本色》主题曲）
吴宇森坐在屋子中央，等待拍摄。他穿着黑色西装外套，里边是白色衬衫和白色毛衣。白色的灯光打过去，需要在脸上涂一些粉才能避免反光。墙上挂的画是白色的玉兰、白色的百合、白色的梅花。北京冬日的下午，让人发困。我盯着白色的墙壁看，想象那些平面正在迅速凸起，长出鸽子的脑袋，拍打着翅膀，在房间里飞舞，然后，子弹如同暴雨一样飘过来，血像茄汁一样溅在墙上。
雪白和血红是吴宇森电影色彩的两端。在《喋血双雄》中，周润发和李修贤身处的教堂是一片素白，白色的西装，白色的T恤，白色的蜡烛，白色的鸽子。然后，枪声响起，血光四溅。甚至在《辣手神探》里，当别人的血要溅到周润发头上时，他的脸先被白色的粉末覆盖。
原研哉写过一本叫《白》的书。他说，他是在尝试探究一个叫作“白”的实体，以找到由人们自身文化设定的那些感觉之源。“白的纯洁是很难保持的，因为它太容易被玷污。它的美之所以能如此强烈地打动我们，皆因我们痛苦地意识到其短暂性。”我还想到老子，他说，知其白，守其黑。吴宇森说，他受老庄影响。
桌子上放着装有白色卫生纸的黑色盒子。吴宇森指着盒子说，“老庄让我明白要过一个潇洒的人生。这是一张简单的纸巾，但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只蝴蝶。”吴宇森喜欢老庄的飘逸。在他看来，如果了解生老病死是自然时序轮替的话，人就不应该计较那么多。“我现在觉得，人与人之间还是要减少恨意。仇恨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障碍。年纪越大，我越希望能达到老庄的境界。”
这也是耶稣的境界。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吴宇森是受洗的基督徒。
我戴着3D眼镜对着巨大的IMAX幕布看了电影《太平轮（上）》。当佟大为扮演的国民党通讯兵和共产党士兵在雪地里举枪相对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一定不会扣动扳机。当国民党军队溃败的时候，黄晓明扮演的军官一定会留守阵地，与之共存亡。佟大为也一定会带着长官黄晓明的嘱托，登上太平轮。这是吴宇森的道义逻辑，“重然诺，轻死生。”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逻辑体现在狄龙和周润发、周润发和李修贤、梁朝伟和张学友、周润发和梁朝伟、尼古拉斯o凯奇和亚当o比奇等人扮演的角色身上。
这是吴宇森价值观的体现。他的电影叙事有恒定的“道”负载着。这是他内在的标签。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会减弱电影的悬念。如果你足够了解吴宇森，就会明白电影中的人物一定会如此行事。“《太平轮》里，发生过两次战争，发生过生离死别，大家最后互相谅解，迎接新的生命。这是一个越来越讲功利主义的时代，我们需要这些。我以后不管是再拍喜剧或者是武侠电影或者是时代的悲剧，都是朝爱与美的方向走。”吴宇森说。
胡大为是吴宇森电影风格形成的见证者。吴宇森所拍的许多电影都是由胡大为剪辑或配乐。他很明白吴宇森要什么。比如说吴宇森的标签之一——定格。
“他一讲定格，我就知道在哪里定格。”胡大为坐在我的对面，侃侃而谈，他的样子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年轻。
《太平轮》里，有一个场景是黄晓明的腿部中枪了，旁边的炸弹将要爆炸。剪辑的时候，胡大为在此处停了下来，定格一秒钟。吴宇森看到这，拍了拍他。“他知道我明白他的意思。”胡大为笑道。
将个人风格融入商业电影，这是吴宇森一直努力去做的事情。胡大为觉得吴宇森这些年变化不多。“他好像是一瓶红酒，越久越醇。依然那么浪漫，还热爱电影，还没有想到过退休。没什么变，变的是他戒了烟，懂得珍惜健康了。他样貌像老头，但心还是年轻。不像我，样貌年轻心也年轻。”胡大为总是很兴奋地说。
张家振是《太平轮》的制片人，也是吴宇森多年的合作者。他觉得吴宇森这些年还是有变化的。“他是一个浪漫的人，不光是对爱情，对生活的态度也浪漫，但在工作上浪漫过分就有点任性了。”
《太平轮》里有三段爱情。他的电影里，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多女性角色。之前的电影几乎都在讲男人之间的情义，即便有爱情，也是作为副线。这次集中讲几个爱情故事，对他是一个挑战。
魏君子是香港电影的资深研究者。我采访他的时候，高仓健去世不久，他找出自己在2009年采访张艺谋时删掉的一段文字，这篇张艺谋回忆高仓健的文章叫《士之德操》。魏君子与吴宇森接触过几次，他觉得吴宇森身上也有这种“士”的精神。“士为知己者死，在他电影里是非常明显的。吴宇森特别谦恭有礼，无论你是陌生人、后辈，都是如此。他是我见到的导演里面做得最好的一个。”
与许多内地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小镇青年一样，魏君子对香港电影的感情是在气味浑浊的录像厅里培养的。他在90年代初看的第一部吴宇森电影是《英雄本色2》。他原本的梦想就是开录像厅。“吴宇森电影里面男人的那种英雄主义，还有男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还有他在枪林弹雨里制造的浪漫，对我的青春和人生观，都有影响。”
“青春”和“人生观”——这是很重的两个词。想一想，确实如此。每个如今三四十岁的男人，几乎都能跟你讲一两个他和吴宇森电影的故事。
“吴宇森的电影里，无论遇到多灰暗的事情，总是有希望在里面。”张家振认为“希望”是吴宇森电影的底子。
见到胡大为的时候，他刚刚在台北完成《太平轮（上）》的混录，来到北京。他像影视剧里标准的香港人一样，喜欢用“开心”这个词。“也没有怎么休息，就是跟导演吃了两顿饭，马上又要开工了，哇，很开心。”他觉得最享受的时候是最后的混录。“好像是在帮他儿子穿上美丽的衣服，导演的儿子就是我儿子，导演的电影就是我电影。我跟他说，《太平轮》之后不要再隔6年再来下一次了，快点啊，我们都老了。”
1970年代，吴宇森（左）和师父张彻在片场
现实与理想
觅理想，为理想，共你齐心找理想。不畏难，寻求人生的意义。
受创伤，被创伤，遇到疑难仍旧上。不怕困倦，不怕旅途受挫折。
——《共你觅理想》（罗文演唱，《八彩林亚珍》插曲）
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中，那位长得神似小马哥的小混混对来重庆奉节寻找妻子的山西矿工说，“现在的社会不适合我们了，因为我们太怀旧了。”
这段台词源自《喋血双雄》里周润发和朱江在香港半山腰上的对话。“这个世界变了，我和你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因为我们太念旧。”
当我向胡大为提到这段台词时，他非常感慨。
“你猜我和导演认识多少年了？”胡大为问我。
“应该有三四十年了。”我说。
“44年了。”胡大为说。
那就是1970年，胡大为18岁，吴宇森24岁。彼时，他们都身处邵氏片场——香港最大的电影“少林寺”。胡大为和吴宇森都是张彻的学徒。吴宇森是副导演，胡大为是助理剪辑。
“那时候很穷，我做学徒是300块一个月，相当于现在50块。我给家里老妈200块，剩下100块留给自己，这100块里，有60块拿去看电影。我比John（吴宇森的英文名叫John Woo）有钱。因为他拍一部片才600块，一部片要拍两个月。我是在剪辑室里，他的工作比我辛苦很多，整天在外边，风吹日晒的。”
那时候，电影院里放很多西方电影。他们就在黑暗里记笔记，学习里边的镜头。他们看山姆o佩金法——吴宇森的慢镜头和定格来自于此。看梅尔维尔——周润发的风衣造型来自于梅尔维尔导演的《独行杀手》里的阿兰o德龙。《纵横四海》的某些镜头直接致敬特吕弗的《祖与占》。当时几乎每个导演的偶像里都有黑泽明，吴宇森也是，他一直想拍出《七武士》那样的电影。
在胡大为看来，吴宇森是他在邵氏片场里见过的最勤力的副导演。“那个时候拍电影，收工了都喜欢去喝酒。John去得少。首先，他口袋没钱。还有，我师父张彻拍片从来不进剪接间。他拍完，John就把当天拍的素材整理好。经常整理到很晚。我也是很晚还在那。他就坐在那，没有吃饭。那时他很瘦，头发很长。看他的可怜样子，我就把自己留下来的苏打饼干拿出来：哎，你吃你吃。我们的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所以我说，我们的友情是苏打饼干的友情。”
1974年，吴宇森离开邵氏片场。胡大为1976年离开。“他什么都比我快两年，他1992年离开香港，我是1994年离开。”按胡大为的说法，吴宇森到好莱坞去开大炮，他是到好莱坞练剑——拍小成本电影。“邵氏是我们的校园。”胡大为说。
吴宇森是一个怀旧的人。张彻去世的时候，他表达了自己深挚的怀念。吴宇森的儿子吴义方的名字是张彻取的，“教子以义方。”在《太平轮》里，这个名字被用到了黄晓明所扮演的国民党军官身上。
吴宇森26岁就拍了第一部电影《过客》。他是香港当时最年轻的导演。但这部电影一波三折。先是不能上映，接下来又卖不出去。但嘉禾的老板侯冠昌从电影里看出了他的潜质，签下他做基本导演。《过客》也改名《铁汉柔情》上映。“我很多部戏都亏本的，但他们还是一直让我拍，对我很好，我觉得那个年代最让我怀念的是那些老板和投资人。”
“我问他（侯冠昌），为什么找我签约？那只是一部普通的动作片，但他们很喜欢我拍感情的部分。” 吴宇森以动作片为人所知，但他在其中注入感情的内核。所以，他一直对自己拍情感戏有信心。
当时，港片的时代气候是喜剧和动作片。吴宇森在嘉禾拍的许多电影都是喜剧，这让他感到厌倦。
现在的内地电影的状况多少有些像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一个喜剧火了，许多人都跟风。对此，吴宇森有自己的看法。“年轻人都需要好的精神生活，难道每部电影都嘻嘻哈哈？我们是不是去尝试，让观众看到喜剧之外还有另外的类型。别人老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好莱坞？我讲，我们赶不上好莱坞。好莱坞早就把电影的类型分得很清楚，每一种类型电影都有固定的观众群。动作片会有动作片的观众群，文艺片会有文艺片的观众群，喜剧有喜剧的观众群。每一种类型的片子不管收入多少，都有得拍，很多人都有发展的机会。我们这边是只要一样电影流行，大家都一窝蜂地拍。有的年轻人能拍很出色的又商业又艺术的东西，但是没人注意。这就限定了观众观影的态度。观众真的是这样吗？我不相信，我相信好东西大家都喜欢看的。”
1982年，吴宇森拍完《八彩林亚珍》后，决定离开嘉禾，其中一个原因是新艺城答应让他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在电影《八彩林亚珍》里，胡大为客串扮演了一个刁蛮苛刻的导演。“那部戏，萧芳芳是老板，吴宇森是导演。吴宇森拍喜剧是很夸张的。他说，我们以前邵氏片场里那些导演，动作就是这么夸张。萧芳芳就说，过了过了，含蓄一点含蓄一点。”
胡大为扮演的导演是香港导演一种普遍的类型。吴宇森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直到现在，吴宇森给人的印象就是脾气太好了。而他的师父张彻的脾气就不太好。
魏君子编写过一本关于张彻的书，主持过纪念张彻的活动。“我觉得吴宇森从张彻那里得到的更多是经验。他是一个在大片场制度下经验非常丰富的导演。他发明了监制制度，他来做总导演，让其他导演帮他拍戏，他能够同时统筹。张彻拍的都是当时的大片，像《刺马》放到现在就是《投名状》这样的电影。吴宇森当时能跟到这样的导演，对学习大场面和动作片的拍摄是很有帮助的。”
在听魏君子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脑袋里又冒出了张彻电影里的场景：血从白衫的刀口里迸出来，像茄汁一样。张彻被称为“茄汁导演”。吴宇森学到了这些，只不过，他是让血从弹孔里迸出来。
在嘉禾拍最后一部喜剧《八彩林亚珍》时，吴宇森放入了他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电影里有一个企图收购整个香港的沙达集团，到处想办法拆迁建楼。这与当今的中国相似。“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香港贫富悬殊很厉害，很愤怒，觉得好人得不到应有的报偿，太多的不公平。我就想把这样的情绪表达到戏里。但除了对抗恶势力，还是要心存希望。”“心存希望”——在吴宇森每部电影里都能找到。
《八彩林亚珍》有一场在海底隧道拍的戏。车祸造成的拥堵让大家都陷入困境。每一辆车里的人都有自己的心思。巧的是，此时，吴宇森的二女儿吴飞霞正好在美国出生，他于是在混乱的隧道里加了一场婴儿出生的戏。没有什么比新生的婴儿更能代表“希望”了。
萧芳芳跟罗文是好朋友，想让罗文来客串一下。于是，罗文也出现在那条海底隧道里，如同歌舞片一般，唱了一首《共你觅理想》。那是一首《狮子山下》风格的粤语歌曲，与香港的时代气候甚是贴切。
1978年，张家振从纽约大学修读电影制作后，回到香港，加入嘉禾。“当时嘉禾有一批邵氏和国泰下来的老人，他们对我有歧视，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不是从最低层开始工作一步步上来，你一开始就管着他们。而且，他们有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下班后去夜总会，有美女陪喝酒。我不是这样的，我很正常的生活，他们就觉得这怎么做电影。当时在香港，如果你结婚没有小三，人家会瞧不起你的。香港那个时候的风气非常不好。后来我去了美国，发现别人都是6点半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吃饭，跟香港完全相反。”
“刚回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开始当制片人，第三部就是吴宇森的片子。”张家振说。那是一部没有拍出来的电影——《龙潭老鼠》。
一切都准备妥当的时候，嘉禾老板和吴宇森在用谁做主角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吴宇森和老板大吵了一架。开拍前一天，老板把这个戏停了。吴宇森离开了嘉禾。“他从嘉禾的大门走出去之后，我有10年没有见到他。”
去了新艺城，吴宇森也并不开心，他被调到台湾去做并不擅长的行政工作。
《八彩林亚珍》，许冠英与萧芳芳，1982年
沉浮与荣辱
饮落去饮落去，无醉呀我无醉，杯中沉浮无了时，
小小失败算什么，啊，免失志免失志，机会若到满满是。
——《免失志》（陈小云演唱，《英雄本色》配乐用曲）
在北京的这家餐厅里，我看着吴宇森从通道里走过，想起枫林阁酒家里的小马哥，抱着美女，将两支手枪放到花盆里，背景音乐是闽南语歌曲《免失志》。
这是一首励志歌曲。吴宇森的电影其实一直挺强调励志。他甚至把《赤壁》都拍成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励志故事。他自己本身就是励志故事。一个香港石硖尾徙置区长大、依靠基督教会资助才读完中小学的穷孩子，成为国际大导演。他可被当作香港的一个社会学标本进行研究。
吴宇森在餐厅里回忆起当年的困顿。“我劝勉一些年轻人，不要急，虽然我是26岁就做导演，但年轻人做导演，除非你是特殊的天才，否则只能把这当一个磨练的机会。我到40岁才拍出《英雄本色》。那个时候我积蓄了很多人生经验，才把人性和感情拍了出来。在此之前，我只能拍拍喜剧。人生阅历很重要，这个行业不怕晚，三十几岁才做导演没关系。当然，有机会也要把握。”
《英雄本色》开头，在一大版伪钞的画面里，出现的字幕是——音乐作曲：顾嘉辉；配乐：胡大为；作词：黄霑。二十几秒之后，香港电影的一个经典镜头出现了，周润发扮演的小马哥用一张100美元伪钞点燃了香烟。这个镜头同样被《三峡好人》里的“小马哥”用燃烧的报纸点烟模仿。
“去枫林阁是John的想法，他在台湾呆很久，知道那些餐厅放什么音乐，他就把那个背景音乐变成一个配乐。”胡大为说。
《免失志》的歌词暗合了吴宇森当年的境遇。《英雄本色》整部片子都充满吴宇森个人情感的投射。他在台湾的3年并不如意，电影既不卖座也无口碑，有的人甚至劝他就此退休好了——你已经过时了。
“我衰了3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吴宇森为小马哥写的台词，完全是自己的心声。
《英雄本色》枫林阁的枪战场景是香港电影经典中的经典，开启了一个时代。他向我详细地回忆起这场戏时，仿佛重新拍了一遍。
“双枪是偶然间想出来的。”吴宇森说，“周润发是为了朋友去复仇，他作为一个杀手，可以很容易冲进去拿个机关枪把人杀了。但我觉得拿机关枪扫射不是一个侠义的行为，不够漂亮，跟一般杀手没有两样。我当时有一个念想，要拍一个在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枪战场面。我对枪支并不熟悉，我让道具给我一一展示从英国租来的道具枪。我看了周润发的手，看他的手掌有多宽手指有多长，给他挑一把合适的枪。我还问了每把枪能打多少发子弹，我想把那场戏拍出音乐感。有一种德国产的枪叫贝雷塔（Beretta），那种枪可以连发9颗子弹。如果一个杀手进去，他有9发子弹不行，如果两支枪呢，就有18发。两只手一起开，我找到了那个音乐感，就决定用这两支枪。作为一个精明的杀手，应该要很审慎的，不能够有失误，万一出什么意外的话，他应该要有一个防备，所以，他进去时带4支枪。他预先把另外两支枪藏在门口的花盆，他逃生的时候要有机会拿另外两支枪。他开始踢门进去时，慢镜头，很冷静的，没有声音，忽然两支枪就啪啪啪打，剪接的节奏跟枪声的节奏配合得非常好。音乐对我非常重要，我以前受歌舞片的影响太深了。我会用3台机器，一台机器24格，一台机器48格，一台机器150格，3个不同格数的机器拍，快慢剪出来，就会形成一个有魅力的节奏，能欣赏到演员动态的美感，产生不一样的风格。”
那种用不同拍摄速度表现射击节奏的剪辑，像音乐上的什么呢？我觉得像不断重复一个主题的“卡农”。子弹形成了织体，让杀戮和死亡充满了节奏感。
吴宇森是彻底的完美主义者，他拍戏前会做很细致的准备。为了拍杀手，他甚至真的找到一个曾经的杀手，去了解他的生活。“香港以前有个鼓手很厉害，他同时也是个杀手，但他人非常好。那时候，我就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喋血双雄》里的那个杀手有他的感情，有他的义，他伤害了一个不该伤害的人，他要去帮助她。你从不同人的角度去看，很多事情并非只有黑与白，不要忘记坏人里面也有好人，值得我们去关注。”
吴宇森的电影里，道义的承担者往往是帮会人物。这形成的反差更为巨大。从这些人身上，我们能感到强烈的存在主义气息。
“存在主义对你有什么影响？”我问吴宇森。
“存在主义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肯定个人的价值。”吴宇森说，“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为生存，必定要跟其他人接触，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要丧失了自己。我自己给自己定位，让自己有能力去抗拒命运。”
吴宇森读过萨特。他喜欢的法国新浪潮电影诸位导演，也是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萨特是那个时代全世界年轻人的偶像。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无神论存在主义，你是基督徒，会有产生冲突的时候吗？”我问吴宇森。
“我把宗教当作一种学问，我有宗教信仰，但是我不迷。在我心目中，宗教里的神并不重要，其实神也就是人，活在每一个人心中，活在你的周围。”吴宇森说，“我喜欢看《圣经》，除了了解人类的历史，还了解做人的道理。耶稣说，爱人如己。你爱你的邻居，帮助别人，这就是行侠仗义，这与更大的牺牲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一个妓女被人丢石头，然后耶稣就拿着石头跟人说，谁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你就丢她，结果没人敢丢。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好的地方。这才是我相信的宗教。我把这样的认识引申到我的电影里面。我好像在讲一个中国的侠义故事，其实在讲爱心，这跟《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跟佛经里所讲的都是一样的。”
在《英雄本色》里，小马哥跟宋子豪说，神其实也是人来的。宋子豪的重新做人也都是在践行存在主义所认为的人对自我的界定。
吴宇森的价值观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西方哲学的源头则来自古希腊。卡尔o波普尔说：“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是非柏拉图的。”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吴宇森提及影响自己的人有柏拉图，但几乎找不到具体的文字说明他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这一次，我有机会问他：“柏拉图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你看起来不存在，实际是存在的，幻想可以变为现实。你能不能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都找到一种美？当你发现这种美丽你就应该很快乐，你不需要拥有它，你不需要把它拿在手上，你享受了这样的美，你就在精神里拥有了美。柏拉图不是虚幻的，他让你想象并拥有一个美丽的人生。”
吴宇森的这番回答，让我甚至觉得美才是他最高的信仰。我不想用“暴力美学”这个词去形容吴宇森的电影，这显得过于狭隘。吴宇森的审美是无处不在的。既然一张纸巾里都有美，那让美附着在白鸽和子弹上，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无处不在的还有电影里流露的对友情的珍重。“为什么要给周润发和朱江设计那样的对白，你是一个怀旧的人吗？”我问吴宇森。
“我们都会怀念过去，怀念我们所拥有的那些友情，那个时候，我感觉到现代社会缺乏一种珍重友情的情怀，所以才想出那样的对白。”吴宇森说。
胡大为回忆起制作《英雄本色》的最后一晚。那天，台风来临，香港挂起了10号风球。“按道理，所有人要回家，要不然他们回家受伤，公司要赔偿。结果，全不回家，全都在那儿看。那个时候，混录完，大家松口气，去夜宵。当时有我、吴宇森和石天。大家提议，各自说一个数目，预测一下票房。导演先说，这个戏花了500万，成本很小，有700万票房我就满足了。石天问我，我就拍马屁说，这个戏是蛮好看的，会过1000万。贪心的老板石天说，我看1500万吧。结果，《英雄本色》的票房是3400万，反应好得不得了。《英雄本色》之前，全是警匪片，全都看警察怎么正义，谁要看黑帮片。结果出来，讲话的人闭嘴了。”胡大为的语速忽然慢了下来，“那是1986年的事情了，是电影让我们年轻，真的。”
《辣手神探》，周润发，1992年
念旧与自由
远望蒲公英，心中怎么能静。浮云旁尤自若，
你引活我的情。实在浪漫最最美丽，向往你无根的个性。
放弃世界去拥抱自由，天边不留身影。
——《蒲公英之歌》（甄楚倩演唱，《喋血街头》插曲）
《太平轮》上映的时候，《星际穿越》也在上映。《星际穿越》里，人类遥远的目的地所在星球的景色实际上是在冰岛拍摄的。这让我想起《辣手神探》里，作为卧底的梁朝伟驾船开往的目的地是冰岛。
“为什么是冰岛呢？”我问吴宇森。
“因为那里很纯净。”
《辣手神探》是吴宇森在香港拍的最后一部片子。而这部片子的拍摄竟然是由一座香港要拆迁的茶楼而起念，足可以看出吴宇森的“念旧”。
“茶楼没什么特别，一个老茶楼，惟一特殊的是，以前人去喝茶喜欢带个鸟笼。一大清早，大家比哪个鸟唱得好，赢了就是一顿茶一顿饭。那是蛮有趣的场面。我发现茶楼里有个长的楼梯，忽然有个想法，如果我们的男主角从楼梯滑下来，开枪打上面的歹徒，一定是很漂亮。于是，我们先拍了这场戏，才去写剧本。”
这场戏反映了香港人拍电影的特点——足够灵活。而《辣手神探》将近结尾处，医院枪战中那个漫长的长镜头仿佛吴宇森香港电影生涯的总结。
“那是我们拍的最后一场戏。”吴宇森说，“大家困在布景里面，不眠不休，一个多月，因为要赶时间。本来有一些国家一些戏院排了片，圣诞节要放，但是等不到片子。到底什么时候拍完？很多人都很沮丧，我也很沮丧。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给结束掉，而且要结束得很漂亮。我想到要拍一个在香港电影里没有见过的六七分钟的长镜头。枪战要从底层打到第二层，但我们的布景只有一层，怎么办？我们就做了一个电梯的活门，两个人进去把门关上，在20秒之内设计一些对白让他们讲。20秒之内后面换布景，把打碎的玻璃换新的，血沾到墙壁上马上涂掉，把桌椅道具换过来，把尸体拖出去。20秒时间把整个布景换了，一推门出去好像打到第二层。拍了三四次都没拍成，因为那个电梯门是假的，关不上。我很泄气，因为没钱了，想要放弃。结果所有工作人员不放弃。他们说，导演，这是经典镜头，你想出来的我们要做到，再拍吧。最后我们完成了那个长镜头，很多人都很喜欢。”
当时，吴宇森的工作室对面就是小学，有个篮球场。“他每次写剧本遇到困难，就一个人跑道篮球场去吸烟，他有时候是很孤独的狼。我跟阿John说，分头啦，你到篮球场吸你的烟，我吃我的饼干，一回来就想到了。《辣手神探》最后那场戏就一个镜头，最好了，因为我不用剪接。”胡大为说。
胡大为就像是吴宇森的一个节拍器，负责帮助把控节奏。有时是剪辑的节奏，有时是音乐的节奏。
《喋血双雄》里，有一个场景是圣母像被枪击碎，然后响起了弥撒曲。“原来的配乐还可以，就是紧张配乐，我跟John听了，觉得不够特别，但一时想不到其他音乐。我老婆说，礼拜天我们去教堂。在教堂里面，我听到一首弥撒曲，我就说，就那段了。我就跟老婆说，走了。我打电话给John：明天我给你东西看。”
9个月后，有一天，胡大为在剪《辣手神探》。吴宇森走进剪辑间。胡大为说，又吃饭啊？吴宇森把一封信递给他——那是马丁o斯科塞斯写给吴宇森的信。“他在信里跟John说，我现在这把年纪，很少在电影院看电影了，我喜欢什么电影，就叫我的助手把拷贝拿到我私人工作间看。有一天下午，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喋血双雄》，喜欢得不得了，特别是那场玛利亚的像给那个反派打碎的时候，响起弥撒曲，我看傻了。”
《喋血双雄》为吴宇森赢得了世界声誉。为了采访吴宇森，我把小学时看过的电影都找出来重温一遍。年纪小的时候，只是看热闹，现在看，会有很大不同。周润发和李修贤在教堂里与恶人对打的那一段，竟然让我想到了李商隐《锦瑟》里的两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两句完全是李商隐的想象，是造境。吴宇森是通过鸽子、子弹、教堂在造境。这个“造”出来的场景几乎有吴宇森所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之所以选择教堂，是因为教堂是象征天堂一样的地方，让人有圣洁的感觉。但是，人类的邪恶往往会把天堂变成地狱。我们的英雄李修贤和周润发是义无反顾的人物，他们维护正义，跟他们对打，一个是警察一个是杀手，他们两个到那个时候已经是不分彼此了，回到一个人的本位，为了应该做的救赎，与邪恶对抗，这是我心中觉得要去发扬的精神。用什么来点题呢？我想到了鸽子。雪白的鸽子代表他们内心的神圣。他们中枪的时候，让鸽子飞过，让观众内心会有撼动。所以，我叫他们去买一群鸽子回来，用慢镜头拍，然后剪接起来，果然得到一种非常美丽的效果。”
吴宇森坐在我对面说这一段时，我感到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个炮制了你记忆的人此刻详细地说明这些都是怎么来的，这样的经历真是美妙。
“我觉得白鸽太美了，太优雅了。人们很喜欢白鸽的镜头。好多人跟我说，拜托，再用这个吧。”吴宇森于是把鸽子放在了他的每一部电影里。找鸽子成为了看吴宇森电影的习惯，包括眼前的《太平轮》。
吴宇森离开嘉禾10年，张家振都没有再见过他。1988年，徐克请张家振当他公司的总经理，吴宇森正好在给徐克拍《喋血双雄》，他们再次重逢。不久，吴宇森在一些理念上跟徐克发生了分歧，离开了那里，并且把张家振也带走了。
吴宇森离开后拍的第一部戏是《喋血街头》。吴宇森此时有了非常大的自主权，他终于可以拍他想拍的片子。《喋血街头》的票房和口碑在当时都不好，亏了很多钱。但出品方金公主的老板对吴宇森说，这是你拍得最好的一部片子。吴宇森非常感动。
金公主又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叫新里程。吴宇森这次为老板的新公司拍了《纵横四海》，这次票房大卖。《纵横四海》是吴宇森在香港拍的电影里最卖座的一部。
《纵横四海》从有想法到拍出来，只花了两个半月时间，为的是赶贺岁档。“中间我们还跑去美国见好莱坞的人，所以，很神奇。”张家振说。
张家振当时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徐克的电影工作室的电影推向海外，包括吴宇森的电影。他当时主要跑法国、意大利和美国。西方人非常喜欢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好莱坞的公司找到张家振，想邀请吴宇森到好莱坞拍片。
几经波折之后，吴宇森、张家振、胡大为都去了好莱坞。几乎与此同时，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结束，开始走向衰落。
“80年代其实是很光辉的岁月，不喜欢的是90年代初期。”胡大为说，“那个时候就像现在中国电影的情况一样，很光辉很华丽，百花齐放，什么人都投资什么人都拍戏，但越来越多不专业的人来搞电影，一看电影这么好搞，都来搞。工资越来越高，戏越来越烂，我觉得再干下去就要不喜欢电影了。幸好那个时候，John跑了，两年后我也跑了。要不然，我大概接着要拍《古惑仔》那样的电影，我不喜欢。”
时代就这么从《英雄本色》一代开始过渡到《古惑仔》一代。“走了就不回头。那个时候蛮多人叫我回香港，我也不回。”胡大为说。
《喋血街头》，梁朝伟（右）、张学友（中）与李子雄，1990年
四海与风语
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
——《风继续吹》（张国荣演唱，《纵横四海》插曲）
2011年的新年，我在洛杉矶中国剧院前的水泥地上寻找吴宇森的手印和签名。大家都在找各自感兴趣之人的手迹。这是世界电影人的圣地。晚饭是在柯达剧院旁的一家餐馆吃的，那里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但是，世界上太多做电影的人都希望能在此地得其门而入。
在经历了《终极标靶》被尚格o云顿剪辑的不快之后，《断箭》让吴宇森被好莱坞认可。而《变脸》让他成为了好莱坞拥有最终剪辑权的5个导演之一。这是好莱坞的最高待遇。
汤姆o克鲁斯找到了吴宇森。“那个时候他在伦敦拍戏，他想跟我合作。他跟我的代理谈，我的代理就来找我说，可以跟世界级大明星合作是个好机会，接了吧。我就说，好吧。”
拍《碟中谍2》的时候，汤姆o克鲁斯问吴宇森，他可以像周润发那样双手持枪吗？约翰o特拉沃尔塔则在《变脸》里努力地学习周润发的一颦一笑。就连《太平轮》里，戴着墨镜的黄晓明都能看到周润发的痕迹。
当时，《变脸》是张家振作为制片人接过的最大的戏。“我的压力非常大，血压高得不得了。”
在好莱坞，张家振是吴宇森重要的帮手。《断箭》是张家振从别的导演手上抢过来的剧本。“拍完《终极标靶》，很多人来找他，他接了一个戏，为此，很多其他的人都推掉了。包括史泰龙、莎朗o斯通找他拍戏，都推掉了。但那个戏也没有弄成。当时环球公司不想让他拍那部戏，也不想别的公司用他。好莱坞就这样。那怎么办呢？有不同的人找我回香港，我也想回去，因为已经有两年没收入了啊，但吴宇森是不回头的，他一定要留下来。正好遇到《断箭》的剧本，其实之前已经找到了导演，但我还是抢过来了，让吴宇森拍。”
吴宇森在美国的朋友不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会开车。“他现在都不会开车。”张家振说，“在纽约还好一点，你可以坐公共交通，但在洛杉矶不行。”吴宇森住在洛杉矶。
在美国，吴宇森喜欢看央视，他想了解中国内地的情况。“那个时候，一些比他年轻的导演，比如陈凯歌、李安拍华语电影，在国际上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吴宇森在家看中央电视台，看到中国有那么多题材，就很想回中国拍戏。”
“你当时是什么反应呢？”我问张家振。
“我就当他没说。我说，你在美国拍一部戏那么多钱，怎么回去，拿不到钱怎么办？我当时是很专心留在美国的。有好几年我都没有看港片。全身心投入，不然不会做得好。”
“好莱坞最重要的戒条就是不能超预算。”吴宇森说，“不管是大导演还是新人，不管你的戏拍得多烂，只要不超预算，就永远都有戏拍。他们的计算都很准确。有一次，他们预算拍摄期是93天。我说，怎么那么肯定？果然就是93天拍完。”
“我们在香港拍片养成了一种应变能力，有一些东西不对劲马上改，随时有灵感随时改，在好莱坞不那么容易。我拍《变脸》的时候，超预算两天，是因为我的灵感来了，我想加一场两个人对着镜子开枪的戏。制片部门就说不行啊，这会多出两天的预算。我说，好，这两天我拿我的片酬来付。在好莱坞，一天的费用非常大的。拍完那场戏后，老板一看，戏很好，就说算了，不用你付了。”
好莱坞不是每次都这么通融。拍《风语者》的时候，天气很糟糕，但这次公司就没有再多给吴宇森回旋的余地。很多场景都是在没拍成的情况下，靠原来的素材东拼西凑完成的。
《风语者》虽然不卖座，但里边的史诗气象是吴宇森喜欢的，也是他追求的。
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的程度表现得有多深，这是吴宇森界定“大片”与否的关键。吴宇森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大片。他觉得，中国电影里，最接近他所理解的大片定义的是张艺谋的《活着》。
“《活着》是我最心爱的中国电影之一。虽然是在大陆发生的故事，但我看起来就好像自己的故事一样。里边人性的东西描写得很好，拍摄手法也很好。”吴宇森说，“我们在制作上可以做成大片，但并不是说你花了多少钱、做了多少雄伟的布景、用了多少大明星就是大片。我认为的大片，表达的主题，表达的人性，能够让国际上的观众欣赏到。一方面能够看到我们的时代，同时，也让大家共同分享一份感情。像《阿拉伯的劳伦斯》、《七武士》，现在不断地重看，也能受感动。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感受到其中的人文精神，我觉得这样才叫大片。”
“《碟中谍2》算大片吗？”我问。
“制作上是大片，在感情上还是比较弱一些，顶多是娱乐大片。几年之后你再看，只不过是个好玩的电影，并不会永远。”吴宇森说。
吴宇森希望把《太平轮》拍成他心目中的大片。更为具体的参照影片是《日瓦戈医生》。
“本来我很想拍一部中国的《日瓦戈医生》，但比较困难。难在技术和时间。《日瓦戈医生》一部戏可以拍一年两年。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已经超支了。还牵涉到专业问题。虽然我们电影业很多人的技术都已经达到好莱坞的水准，但并不全面。大家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花的心思也不够多。有一些掌控权力的人，跟一些真正懂电影的人，有时候合不来，这会产生一个不平衡的作用。有时候要做成一件事，要花过多的钱和时间。在好莱坞，每一个部门都很专业，谁也不会看扁谁，大家都各有各的任务去做。因为有工会制度，工会保证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有他的水准，出现摩擦的机会比较小，很多工作都会按时间按预算完成。这是我们要改进和学习的。”
“有没有某个时刻，让你觉得从事这个行业很有满足感？”我问张家振。
“拍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这只是一个工作，尽我能力去做。在《变脸》公映之后，影评非常好。我收到了派拉蒙公司送我的一个本子，把所有影评放在里面。”张家振说，“那是我感到最满足的一个时刻。”
《碟中谍2》，2000年
剪辑师胡大为（左）与制片人张家振（右）（摄影/ 本刊记者 姜晓明）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暂寄天地之间，主客难分。
多情应笑我华发生，但为君故，独沉吟至今。
——《大江东去》（阿兰演唱，《赤壁》主题曲）
几乎所有的导演到了一定年龄，都想拍史诗电影。采访许鞍华的时候，她说她曾经梦想着拍一些大场面的戏。
“大场面指的是什么呢？”我问。
“比如历史片，像文成公主进藏、太平天国这样的题材，我喜欢这种。当你的想象力达到那种境况你就想拍了。”许鞍华说。
1980年代，许鞍华在香港最初为人所知是拍了《投奔怒海》。“她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有了史诗格局，已经不限于香港了。”对香港电影非常熟悉的魏君子说，“对于时代的掌握还是吴宇森掌握得最好，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自己认为，吴宇森最好最具情怀也是最具史诗格局的依然是《喋血街头》，虽然不卖座，但是真的把家国情怀全部都拍出来了，整个格局是商业性和个人情怀结合得最完整的。惟一问题就是太长，吴宇森的电影一直都拍得很长。”
《太平轮》也拍得很长。《太平轮（上）》上映之后被批评很多的就是，几乎整个上半部都是在铺垫，“太平了。”
“《太平轮》为什么要分上下集呢？”我问制片人张家振。
“有一部老电影叫《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分上下两集，这个传统很早就有了。”张家振说。
《一江春水向东流》讲的是个人与时代的命运。看完《太平轮》，我多少联想到了两者之间的一些影子。
《赤壁》也是分上下两集。想拍三国，一直是吴宇森的愿望。在《纵横四海》里，周润发意兴大发，念了几句辛弃疾的《永遇乐o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吴宇森喜欢三国，但他也意识到了小说《三国演义》中某些他并不希望表达的东西。
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写过一本书叫《双典批判》。他觉得《水浒》与《三国》已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双典”严重地影响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并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刘再复在书中对“双典”的核心价值观提出了质疑。
1935年，鲁迅就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
刘再复提到了“义”。他认为中国“义”的原型是伯牙和钟子期那种没有利益考量，无需契约，无需结盟，只有纯心灵的既真且美的关系。而《水浒传》里的“聚义”和“忠义”，《三国演义》里的“结义”是有所图谋的，更像是组织原则。
显然，《三国演义》里的“义”其实并不太符合吴宇森的价值观。从吴宇森的电影里，我们看到其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组织的“背叛者”。或者说，当个人的价值观与组织原则发生冲突时，吴宇森镜头下的人物选择坚持自己心中的道义，而不是组织的忠义。《喋血双雄》里，杀手发现周润发没枪，把枪给了周润发，这才开始他们的决斗。《辣手神探》里，杀手和周润发举枪激战时，发现有医院的病人在场，停止了射击。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正因为如此，吴宇森把三国的故事改造成了励志故事。一方面是为了市场，一方面想传递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人形象。吴宇森一直要找美好的东西，而不是阴暗的东西。这是他的价值观。
“我在海外这么多年，我很不高兴外国人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他们对中国人有很多错误的解读。”吴宇森说。
“比如呢？”
“比如说，我拍《赤壁》的时候，找到一个跟我合作过的特效制作人，《赤壁》里有大量特技大场面，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高兴的事，但他们决定不来了。我让制片人问他，为什么不来呢？他说，他怕在大陆没有电话。那已经是2006年了，他竟然担心大陆没有电话，做不到一个好的效果。我让人跟他讲，中国是全世界使用手机第二多的国家。”
吴宇森还说了一件事。拍《赤壁》的时候，女儿帮他做助理。她在美国的同事知道她要去中国工作，就送了一样东西给她，说这在中国一定用得上的。她把礼物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肥皂。她有些啼笑皆非，问吴宇森：爸爸，怎么办？吴宇森说，你在这里买同样的一打肥皂寄回去给你的同事。“我女儿还真买了一打肥皂寄到美国。”吴宇森说，“外国人有一些可笑的偏见还在，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美丽宽容可爱的一面表现出来。”
1992年，吴宇森第一次去美国拍戏。跟他一起拍戏的一些人对中国人印象不好。当时正好发生了一些中国人偷渡、运毒的事情。他们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吴宇森希望用一种工作的表现和做人的态度让他们改变看法。“虽然我只是一个拍电影的，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就要让人家更了解我们。当时整个戏拍完后，有几个人过来跟我道歉说，导演，不好意思，我们看错了。大家不讲就明白了。全世界都有好与不好的人，大家最好能够互相认识更多一点。”吴宇森说，“我回来拍《三国》，如果再拍周瑜和诸葛亮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很小家子气嘛，我不要让外国人这样认为。我希望用《三国》打通国际市场，难道我要让外国人看到我们中国人喜欢耍阴谋，勾心斗角吗？我希望让周瑜和诸葛亮成为好朋友。这些对电影的构想和考量，跟我在海外生活的经历有关。”
这些年，吴宇森开始回归亚洲电影市场。《太平轮》之后，张家振接下来跟吴宇森合作的有两个片子，一个是日本的黑帮片，一个是拍飞虎队在中国抗战的故事。张家振觉得，吴宇森很难再去拍香港题材的片子了。
“我虽然生在香港，但我对香港没有强烈的归属感，1997年之前，我就变成加拿大人了，后来我又变成美国人。我自己有时候很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的人，我可能是一个世界人吧。”张家振说，“我喜欢的很多故事都是不同文化之间产生的故事。”
张家振的父母都是浙江湖州人。1949年，他在香港出生。上学的时候，籍贯填的是浙江。让他印象很深的是，因为不是香港本地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骂了他。“当时在香港，大多不是广东人就是上海人，往往就用上海人来指外来的人。老师对我说，你们上海人是不是吃臭豆腐？我说，我吃啊。他就说，那你全家都是臭的。他让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罚我站了一天。那些感受是很深的，这影响到我对香港的感情。”
张家振对当时的英国统治者也没有什么好感。“有一次，英女王有一个什么表妹之类的亲戚来香港访问，我们那天就不能上课，还要掏5毛钱买个英国国旗站在路边摇。那个时候，5毛钱可以吃一顿饭。很多人那时都没饭吃啊，空着肚子在摇旗，天又很晒，有人就晕倒了。我就觉得真是岂有此理。”
张家振特别为《太平轮》成立了一个“1949公司”。原来电影就叫《1949》，“但那个片名是没法通过的。”
在那艘开往台湾的太平轮上，有张家振的亲戚。“他是我弟妹的父亲，我弟妹比我大几岁，他们是东北人，一家5个兄弟姐妹，已经搬到台湾去了，但是，他的伯父说有什么黄金在上海，我弟妹的伯母怀孕了，他的伯父就不愿意离开台湾，就派她的父亲把上海那批黄金带回台湾，他在回程的时候就出事了。他们的命运一下就改变了，一个富有的家庭变得很穷困。”
张家振的命运也是在1949年之后被改变。1949年后，有人去了台湾，有人去了香港。张家振的父亲原来在上海商业银行打工，抗战时逃亡去了澳门，待了几年。抗战结束后，银行因为他对港澳非常熟悉，就把他派到香港去。“他和我母亲也是坐船，小职员没什么钱，我母亲坐头等他坐三等，就像泰坦尼克号里面那样，他们每天在船上的一个地方见面，这样来的香港。”
“1949年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吴宇森说，“因为政治的因素，没有办法，有很多人都要离开家园。”
吴宇森的父亲是广西平南人，母亲是广西桂林人。吴宇森的祖父，是平南的地主。吴宇森的父亲对在家乡继承父业没有兴趣，16岁便离开平南，出外闯荡。他爱好文学，以教书为生。遇到吴宇森的母亲后，一起到广州生活。1946年，他们在广州生下吴宇森。1951年，他们跟随大时代的浪潮，来到了香港。
刚到香港，父亲就患上了肺病，一病就是十余年，没法劳动。母亲一个人拼命工作，支撑起全家。
石硖尾位于香港九龙北部。日，石硖尾木屋区发生一场大火，5万多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港英政府为了安置灾民，决定在石硖尾灾区兴建大厦，这是香港最早的公共屋村。吴宇森小时候就住在这。这在香港被称为徙置区，相当于贫民区。
年少时光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挥之不去的。
吴宇森在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他的青少年时期。托尼o朱特说，1960年代是理论的伟大时代。“首先是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同时也包括人文科学，甚至在后来也包括了实验科学。在大学迅速扩大的年代，各种期刊、杂志和讲师们迫切搜罗‘本子’，各种‘理论’都有市场——这些理论并不是因为知识的改进而产生的，而是被无法满足的消费需求催生的。”
60年代，吴宇森上中学，受《中国学生周报》的影响非常深。这是一个介绍许多新理论的文字园地。吴宇森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刊登在《中国学生周报》上，叫《杀狗记》。写的是他看杀狗的过程，他觉得这很残忍，他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写了下来。他说，没有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与大学生活电影会，就没有现在的吴宇森。
吴宇森一直在强调自己的知识分子属性，他一向对知识分子尊重有加。“我受父亲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敬重，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知识分子的味道应该重过其他方面。”
作为知识分子，他喜欢历史。历史人物中，他非常喜欢孙中山。
“孙中山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我觉得他很伟大，在我们那个年代，都很敬仰他，他不光是为中国的改变起到了领导作用，还在精神上思想上，让很多中国人都觉醒了，他把西方的价值观带了进来。我希望继承他的一点精神。做人，不能只顾自己活着。宗教里面讲，大家为了众多的人来生活，要有忘我的精神。”
“你会拍一部关于孙中山的电影吗？”
“我想拍，但拍这样的题材不是那么容易的。历史人物都不好写。写一个让不同政治背景的人认可的故事很难。我看过一部动作片，里边有孙中山，但我看了不太舒服，不是我心目中那个形象。用动作片的方式来拍孙中山，不太合适。我想拍一些精神上给我们以鼓励的历史人物，但又不想拍得很八股，这都得考虑。”
吴宇森的妻子牛春龙曾经说：“John Woo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会说，假如他生于革命时代，他很可能就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因为他很希望帮助人，他也会像那些革命战士一样，为国为民。”
《太平轮》主创合影
理智与情感
If happy little blue birds fly beyong the rainbow，why, oh why can't I ?
-- &Over The Rainbow（《绿野仙踪》主题曲，《变脸》配乐用曲）
电影《变脸》里，约翰o特拉沃尔塔饰演的美国FBI高级探员西恩和尼古拉斯o凯奇饰演的恐怖分子特洛伊互换脸壳之后，各自进人了对方的家庭。在一场枪战中，凯奇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年幼的儿子听到枪声，给小孩戴上了耳机。耳机里播放的是电影《绿野仙踪》的主题曲：Over The Rainbow.
这是吴宇森小时候最爱的歌舞片。当时住在石硖尾徙置区的他，感觉身处地狱。他希望能够离开那里，寻求新的世界。歌舞片的律动和富于想象力的情节带给了他某种慰藉。
《太平轮》结束的时候，在影院里，我听到有人说，跳舞的场景怎么会这么长？这其实和吴宇森个人经验有关。他年轻时非常喜欢跳舞。他的电影里出现跳舞的场面并不少。《喋血街头》的开头，在教堂里教人跳舞的梁朝伟就是吴宇森本人的翻版。
在吴宇森的香港电影里，英雄流泪是经常的事情。但到了好莱坞，让英雄流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莱坞的英雄模式里，英雄的泪腺通常是关闭的。
带着一张恐怖分子的脸回到家中的西恩，为了让妻子相信他就是她的丈夫，讲述了一段他们恋爱时的有趣经历。这场戏拍了两个版本。尼古拉斯o凯奇先是笑着说了一遍。吴宇森的建议是，哭着说一遍。电影留下的是吴宇森的版本。
“吴宇森把重点放在了夫妻感情里，我觉得做对了。”《变脸》制片人张家振说，“当时公司说美国动作片观众哪要看那么多感情，要把它剪掉。”
原本被剪掉的还有结尾的一场戏。教堂激战之后，恐怖分子特洛伊和他的妻子死去，留下他们的小孩。将脸换回来的西恩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在原来的版本里，电影在此戛然而止。
吴宇森坚持要加拍一场戏：FBI探员西恩回归自己的家庭后，带回来一位小朋友——他收养了恐怖分子的遗孤，并且得到全家人的支持和欢迎。
公司坚持的版本试映的时候，观众打分很低。修改后的吴宇森版本，得到了96分的高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变脸》结尾，是吴宇森坚持的结果。
这可以视作吴宇森的作者风格影响了好莱坞显得死板的惯有模式，也可视作是吴宇森价值观的体现。从所有吴宇森的电影里，我们最后看到的都是“情”。
这让我想到哲学家李泽厚提出的一个概念——情本体。2009年冬天，我到北京王府井附近的社科院宿舍拜访了他。他说到了“情本体”。“西方政治最高理想是正义，讲的是理性裁决。中国文化强调情感和理性统一，合情合理、通情达理，政治上也是这样。我为什么要提出‘情本体’？就是认为中国光讲理性不行。中国人劝架不是搞清谁有理，而是讲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以《秋菊打官司》为例，秋菊打赢官司伤了人情，并不是最好的结果。”李泽厚说，“‘情本体’是未来的事情。目前中国连‘理’都没树起来，什么都讲关系、讲人情、走后门。需要先建立公共理性规范，把‘理’建立起来，才能接上传统讲‘情’。”
一年后的冬天，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办公室里拜访了文学评论家王德威。他跟我说起了他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研究，谈到“情本体”概念对他的启发。“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方面有中国古典的渊源，另一方面也有西方浪漫主义所带来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在中国的语境里，‘抒情’这两个字不见得只是吟风弄月、伤春悲秋而已。第一个讲抒情的是屈原，他是在政治的语境里讲抒情的。”王德威说，“大概前些年，我看到李泽厚的一本书《情本体和新感性》。李泽厚在1950年代和朱光潜美学大辩论的时候，朱光潜谈抒情，李泽厚谈马克思，可是李泽厚几十年之后告诉我们‘新感性’的必要。这个国家不能永远在革命，不能永远在启蒙。李泽厚后来更令人大开眼界，他干脆把‘情’字拿出来——情本体。”
这又是一个冬天了。《太平轮》里，人们在白雪飘落的冬天战场上互相厮杀，然后在一片混乱中登上开往台湾的太平轮。
3年前，我采访过《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作者张典婉。张典婉曾是记者，尽管已经转行多年，但还是喜欢写作，她得过两届《联合报》文学奖。“在台湾，关于历史的书籍已经越来越少人写，台湾的出版市场都是些翻译小说，或者是很轻松的男女爱情故事，流行文化为主。以我的性格，还是想写那个年代的故事，太平轮本来是为我母亲而写，这是我的一个心愿，也是为1949那个年份做一个符码的连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我不用‘政治正确’来说。我看到一本书上说，历史是没有颜色的，只有温度。这蛮适合诠释1949年的。”
“1949年是什么温度呢？”我问张典婉。
“极冷又极热。但我宁可相信，当太平轮航向台湾的时候，他们想象的是一个温暖的南方岛屿。”张典婉说，“在一个大时代里，他们是因意外而死的冤魂，他们一辈子到不了台湾的岸边。”
我在张典婉的书里看到了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的故事，他是在最后时刻才从太平轮三副那里获得一个让出的床位而登船。临行前，吴伯超给在台湾的女儿发了一封电报：“要到台湾来了，与你们一起过年。”遗憾的是，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
我在一篇文章里，把这作为了结尾。据说，在《太平轮（下）》里，将会有以吴伯超为原型的人物登场。我想，他们的目的地是一样的，都是亲人的团聚，都是——情。
我问吴宇森：“在你的观念里，会不会觉得情是大于理的？”
“我是这么觉得的，电影也是一样，情大于理。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合理的东西其实是最有情感的，那你该感动就感动，不要被理所困扰。”吴宇森说。
“拍《太平轮》前，你被查出了淋巴癌，这会让你对生命有新的思考吗？”
“我发现在世的生命非常宝贵，非常感谢我的家人，给我特别的照顾和关怀。有些决定性的医疗，都是孩子帮我出的主意，他们都大了。这次生病让我发现，我以前太多时间都生活在虚伪里。虽然我拍了一些像《英雄本色》这样的电影，但我还是活在虚伪里，有一些事情我避开，有些事情，因为工作关系我不得不虚伪。我对别人的关心不够。有些人焦虑得不行了，我都没有办法去帮助人家。我有这个心，但做不到。还有，我都很少跟小孩讲话。当他们需要跟父亲讲话时，父亲只顾拍戏，没有好好地听他们讲。我只是鼓励他们去做好，但没有真正听他们的心声。我觉得这是遗憾。经过这次生病，我对我小孩感觉到更多亏欠，所以我一定要跟他们好好生活一段时间，去了解他们，起码让他们觉得有一个父亲可以听他们讲讲话。我以后不要再虚伪下去，是好就是好，是不好就不好。另一方面，我还没有拍出一部真正十全十美的好电影，如果就这样死了，觉得很可惜。每一部电影我都能发现很多的不足，自己不满意。我觉得人生是永远学不完的，每一部电影都是我学习的过程。”
胡大为和吴宇森平时都喜欢呆在家里。“其实他跟我很多乐趣相通，我在家里就喜欢厨房，烧菜煮饭，他也是，他一到家里，没人可以进厨房。”胡大为说。
有好几年，胡大为没有跟吴宇森联系。但是，他们会互相寄贺年卡。吴宇森寄出的贺年卡上印着鸽子。胡大为寄出的贺年卡上印着风铃，“鸽子是他的标志，风铃是我的标志。”
《太平轮》里，宋慧乔在台湾的住所就挂着一个风铃，微风吹来，叮当作响。“有风没有铃响不了，有铃没有风也响不了。”胡大为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风和铃。”
美好与明天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着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儿童合唱，《英雄本色》配乐用曲》
电影《太平轮》结束的时候，灯光亮了。吴宇森从电影院前排站了起来，他一直跟观众坐在黑暗里看片。他穿着黑色的风衣，白色的衬衫。看着这一幕，让我想起他电影里的形象。这不只是一艘轮船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太平”的故事。
“太平”这个词并不令人陌生。《纵横四海》里，钟楚红、周润发、张国荣扮演的3个窃贼开着红色的跑车行驶在戛纳海边的时候。周润发、张国荣和钟楚红在说各自的愿望。钟楚红说，我最希望住在一个太平不打仗的地方。
他们开始怀念元朗的老婆饼、深井的烧鹅、避风塘的虾蟹、上环的鸡蛋糕。这些是香港的标志。80年代后，这些带着地名的食物开始在大陆的许多地方出现。这是连同电影在内的香港文化曾经的辉煌。
“你怎么看香港电影的现状？”我问魏君子。
“香港电影的状况很简单，香港的市场已经没有了，台湾的市场也没有了，台湾电影自己都养不活还养香港电影，新马泰的市场也不行了，现在只有内地的市场。香港人自己都不看香港自己的电影，都看西片。这是现实，没有办法。内地一个电影，如果是时装片，如果是一个两千万的制作，商务植入就可以收回成本。香港电影连植入都没有，因为香港的市场太小了。”
对于香港电影的现实，魏君子觉得已经无力感叹了。“像梅兰芳那个时候，不听京剧怎么可能啊？80年代，不看香港电影怎么可能啊？现在呢？现在已经不听京剧了，不看香港电影了。《天水围的日与夜》很好，《岁月神偷》也不差，香港卖得很好，但是内地不卖啊。70年代末和80年代，内地多匮乏啊，我们没东西看，我们看红色经典，我们看译制片，看香港电影，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候，因为我们没得选。现在我们的选择太多了，香港电影就算跟以前一样好，我依然可以有其他选择，你已经不是惟一了，就跟京剧是一样的。”
说到香港的符号。吴宇森电影本身就是香港的一个文化符号。我问吴宇森：“你以后还会拍香港题材的电影吗？”
“比较困难，因为香港人口实在是太稠密了，几乎没什么地方可以拍，我比较喜欢把重心放在大陆。老实说，我实在想不出来什么样的题材可以在香港拍，那边有很多钱，我也很难拍。我不会去拍《英雄本色》第四集，再拿起枪来对射，没意思了。”
香港正在经历“占中”风波。吴宇森没有太多的担心，“香港不会有太大的事情。很多人都需要被了解，我觉得，双方了解的程度还不够，还需要花功夫。香港的应变能力非常强，还有，大家都想安定，这是我的希望。”
“香港题材也好，内地题材也好，什么题材也好，能让我跟这个老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就行。”胡大为说，“友情其实是不需要怀念的，我们都知道，友情不会变，有些时候怀念的是过去，一起吃苏打饼干的时光，现在不可能再回去了。”
日晚，吴宇森在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o穆勒的陪同下，从当届评委会主席昆汀o塔伦蒂诺和徐克手中接过了终身成就奖的奖杯。
“怎么看你这几十年的人生？”我问吴宇森。
“我很骄傲能成为电影工作者，能拍到自己理想的东西，因为电影结交了很多好朋友，让我的人生没有孤独感。我没有浪费我的一生。惟一感到缺憾的是，我没能帮助更多的人。年少时家里穷，没机会去读更多书。我一心想在大陆的贫穷地区建一个免费开放的图书馆。这个心愿还没做到。我做不到，会让我的子女继续做，直到计划完成。以前，像我这样住在贫民区的人想学电影学艺术，根本是妄想。还好我的父母没有阻止我，但我怎么去读这些书呢？没钱买，只能蹲在旧书摊看，有些书是偷回来的，从图书馆借了就不还。虽然让我学到了知识，但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我要建一个图书馆，补偿我以前的过失。”
采访完，我走在北京的街头。这座城市已经进入夜晚，灯光闪烁。在KTV里，如果你点一首张国荣的《当年情》。一个通常的版本是张国荣1989年的告别演唱会。伴奏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张国荣的原声。他围着白色的围巾，站在台上，用粤语说，“如果话拍吴宇森的电影喺一种享受的话……”
我经过公交车站，站台上有《星际穿越》的广告。倘若时空在五维空间里能像纸张一样折叠起来，然后用铅笔戳出两个洞。此刻，时空的虫洞里，会出现小马哥、宋子豪、宋子杰、小庄、李鹰、袁浩云，会出现朱宝意、叶倩文、袁洁莹、钟楚红、毛舜筠。每个人都能从这些人身上想到自己身上曾流淌过的时光。这些时光也总是跟各种“情”有关。就连诺兰的电影里最终想表达的也是——Stay——留在亲人的身边，比拯救人类更为重要。
沈从文说，“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沈从文认为，好的作品“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的东西”。这些特别的东西和“情”有关。“这个情即深入体会，深挚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上的理解与认识。”大概正因为如此，《边城》最后那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才那么的打动人心。
《英雄本色》里，除了《当年情》之外，还有一首配乐用曲广为人知。在离开香港之前，宋子豪去合唱会现场找宋子杰的女朋友，希望她转交一盘磁带给弟弟。此时，会场上的孩子们正在唱《明天会更好》。
1986年，《英雄本色》制作快要完成的时候，吴宇森和伙伴们在一起给电影想一个英文名。“大家都很头痛，想过叫true color或者true hero，想了很多，定不下来。”
吴宇森想到了那首歌——《明天会更好》。“这部戏讲的是某一些人的牺牲让另外一些人得到了新生。”他觉得这首歌能够点出电影本身隐含的主题：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最终，《英雄本色》定下了英文片名——A Better Tomorrow。
（实习记者黄昕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英雄本色》，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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