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神话：“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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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寿张大胆放“卫星”，名气越来越大，成为山东著名的“大跃进”典型，并被树为山东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红专标兵”，山东省委还多次在寿张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其经验。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这里所说的“不是什么遥远将来”，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呢?据薄一波回忆，提交北戴河会议讨论的一个文件写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即1967年以前，毛泽东改活了一点，改成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但在有的地方则表现得更急一些，走得更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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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酷降厍2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卫星集体农庄，全农庄有耕地90447亩、山林56865亩，共有6566户、30131人，其中有整劳力11960人、半劳力3406人，下设20个生产大队、215个生产队，开了河南省小社并大社的先河，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6月8日和6月12日，卫星集体农庄又在《人民日报》放了两颗小麦高产“卫星”，先是宣布“5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继而又声称“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每亩亩产钱”。卫星集体农庄顿时闻名全国，并引来了众多的参观者。
这年6月26日，酷轿佬枪绯鎏艘环荨1958年到1962年全面规划(草案)》，该《规划》主要内容有：
(一)提高粮食、油料、棉花、烟叶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具体要求是：粮食平均亩产斤，1962年4万斤;棉花平均亩产斤，斤;烟叶平均亩产斤，斤;麻类平均亩产斤，斤;蔬菜平均亩产1958年5万斤，1962年15万斤;芝麻平均亩产斤，斤;甘蔗平均亩产1958年2万斤，1962年4万斤，达到每人平均80斤糖。
(二)兴修农田水利，做好水土保持。《规划》提出：“全体社员一条心，风云听令水服人;沟河节节筑成坝，遍地修成水库群;500公厘(即降雨量)不成灾，一年无雨保丰收;旱田变成自流化，幸福生活乐无穷。”
(三)发展地方工业。计划1958年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40%，1962年超过农业产值80%。其中，机械工业要做到小修不出队、大修不出社，1960年前试制成功并生产小型拖拉机20台、锅拖机200部、煤气机200部;钢铁工业1958年开采铁矿5座，产铁50万吨、钢10万吨，1962年发展到16座钢铁厂，年产铁180万吨、钢40万吨;化肥工业1958年兴建化肥厂一个，年产3万吨，1962年扩建为2个厂，年产10万吨;1958年开采煤矿一座，年产煤10万吨，1962年提高到60万吨。还对电力、纺织、建筑材料、食品、被服、药材、造纸、陶瓷等工业一一订出了发展目标。
(四)交通运输业。到1962年，卫星公社的公路将全部修成柏油路，到时大队有电车，小队有1至4辆大卡车，各户有自行车和收音机。那时的情景将是：“社会主义多华丽，高楼排房平地起，到处安装电话网，户户都有收音机，兴建石子柏油路，汽车电车驰如飞，四通八达多方便，生产运输不费力。”
(五)发展家畜家禽和山区多种经济。到1962年，卫星公社将有羊93000只，鸡280万只(每人60只)，鸭38万只，兔47万只，蜂5万群，鱼2亿尾，果树300万棵，年产水果10亿斤，用材林3亿棵，油茶产油3万斤，药材50万斤，蚕2000筐。
(六)文化教育。1958年，每个青壮年达到初中程度，能看书报写信;队队建立图书馆、俱乐部、报刊发行网和老年幸福院。1960年前，社员全部达到高中水平，队队有10至20个大学生;各小队建立俱乐部、大队建立文化宫，社有6个电影队、2个电影院、6个养老院、6个跳舞厅;户户有1至3个弹簧床，2至5个沙发椅;队队都建立露天电影院，每个社员1月看5次电影。1962年，社员普遍提高到相当于大学文化水平。
(七)除四害讲卫生。1958年，消灭狼、虎、野猪和臭虫，基本控制乙型脑炎、流行感冒、黑热病、痢疾、百日咳、白喉、肺结核、霍乱和麻疹，并消灭全部甲状腺病;队队有卫生室、保健站、医疗组，社员全部实现公费医疗。1960年，建立6个疗养院;村村有浴池，每人每月可洗5次澡。
到1962年，卫星公社将是：“坚决执行总路线，乘光驾电赶苏联;全面实现电气化，工厂林立像鞍山。牛羊成群猪满圈，绿林遮日不见天;苹果结的赛西瓜，棉花桃儿像鸭蛋;鲤鱼长的比船大，粮食收的堆成山;年年喜庆大丰收，米面鱼肉顿顿餐。房子全部换新里，户户住在楼上边;街道修成柏油路，五彩电灯两边安;澡场戏院电影院，人民公园养老院;青年男女入大学，各个学的红又专。祖国建设需人才，人人都是技术员;儿童送进托儿所，妇女产期住医院;吃饭都是食堂化，苹果罐头作另餐;出门坐着小卧车，夜宿沙发去安眠;休息时有俱乐部，假期逛逛酷;大干苦干三年整，幸福生活乐无边。”
按照这个规划，卫星公社到1962年已不是共产主义而胜似共产主义了。
1958年9月，遂平县多个公社合并为一个公社，将遂平县改为遂平卫星公社，实行一县一社。10月1日，遂平卫星公社委员会制订《遂平卫星人民公社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规划》，提出到1962年，全公社(即全县)的工业产值将达到48亿元，工业产值将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0%，实现高度工业化和高度电气化。到时，卫星公社的交通将极其发达，将有通往酷降那岜闾芬惶酰厥迪质庸坊偎炱街寥昴系暮较50公里，全遂平将公路如网、水陆贯通，达到河内通汽轮、两岸通汽车，队队有汽车，户户有自行车，社员上工外出一般不再步行。社员的文化程度也将有极大提高，年满18岁的社员一律提高到中等文化程度，现有中等文化程度者提高到大学程度，并设立工、农、林、医、艺、师、水产等学院。人均粮食将达到22000斤以上，皮棉100斤，食油1600斤，肉类1000斤，糖600斤，水果1500斤，牛奶350磅，蔬菜4200斤，鱼1000斤，海味5斤，鸡蛋1000个，社员生活达到丰衣足食。到1962年，“广大社员生活水平正式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据时任酷焦芾砬澄榧堑某卤匾洌1958年10月，到遂平进行调查研究的陈伯达，还曾设想在酷礁愎膊饕逍麓宓氖匝椤Ｔ酷秸倏囊淮位嵋樯希虏锼担骸叭缃袢嗣窆绻ぁ⑴⑸獭⒀А⒈逦灰惶澹绾弦唬饩臀傻焦膊饕逄峁┝思崾档幕　５钦嬲墓膊饕迳缁崾鞘裁囱幽?谁也不知道。所以，我建议咱们选个地点，搞一个共产主义新村试验，成功了为将来积累点经验，失败了我们吸取教训。”经过卫星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将该项试验放在酷降厍耐辽浇小Ｊ匝榈闹饕谌菥褪侨∠醣摇３虏锏睦碛墒牵汗膊饕迳缁岣魅∷琛葱璺峙洌沟紫鹆怂接兄疲擞肴酥涞幕醣医换唤鸩较觯闪宋抻玫亩鳌
随后，陈伯达与遂平县人民银行行长共同设计了一种代替货币的交换券。这种交换券没有面值，只起证明作用，社员拿交换券可以在共产主义新村进行物物交换。他们又制订了几个小册子，确定了进行内部交换的标准。由于物资紧缺，没几天的工夫，供销社的物品就被交换一空。不久，中共中央通知陈伯达去郑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酷降墓膊饕逍麓迨匝橐簿筒涣肆酥
(责编：张淑燕、周斌)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人民公社运动还是大跃进啊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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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人民公社运动还是大跃进啊
我有更好的答案
是大跃进。
准确的说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与总路线并称三面红旗，这是一个时期的事情，也就是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生在一个时间段，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当时的口号。当时建设的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三面红旗就是这个时期政策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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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理由是
就是那时候的口号 有什么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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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原因再探
　　摘 要：继农村合作化运动后期进入高级社之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农村普遍建立起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的热情及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取得的成就，造成过渡至共产主义的时机已趋成熟的假象，在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下，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其兴起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原因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式的认同、毛泽东对“大同”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因素的影响以及适应国家工业化需求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工业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X（8-04 　　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运动是党和毛泽东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发动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高速变革。人民公社自宣传发动至在全国普遍实现为时不过半年，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掀起了人民投入公社建设的极大热情，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畅想，人民公社被誉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自1958年建立到1984年基本结束，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整整二十六年。这期间在集合全国大多数人力、物力进行生产创造的浩荡激情中，人民公社制度取得了一定的社会绩效，但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人民公社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探索，分析其兴起动因在今天倡言改革的大背景下，仍有必要。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式的认同 　　承袭民主革命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土地国有”、“集体经营”进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重要革命目标，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正是沿着这一预设目标前进的。但是，在怀揣梦想进行热火朝天的改造与建设过程中，党内对马克思等革命导师的某些理论存在误解之处，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以及实践与现实发展渐行渐远之状况。 　　首先，对公有制理论的僵化认识。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寻找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快捷途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论述的“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立即实现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直接分配社会产品”，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前实现了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步步提升，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所有制上也实现了从农民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革命的目标并不止于此，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理论的解读也不止于此。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建立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才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且要求这种过渡的时间越短越好。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党内主要领导人有一股急于过渡的思想潮流。毛泽东考虑的是“趁穷过渡”，他认为人富就会变质，会“变修”，所以“反正迟早要过渡，早过渡比晚过渡好”[1]。不少领导者对富裕有恐惧感，甚至把富裕视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故而党内对“趁穷过渡”的路径是认同的。另外，对于共产主义建立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等领导人亦有其特殊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跨度越短越好。因而主张快速过渡，主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过渡的桥梁便是人民公社，如“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基层单位”[2]。在这种认识下，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的理论，中共认为既然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就必须在所有制上死守单一的公有制，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形式越单一越好。因而，在中国实现合作化不久，农村集体组织就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阶段演进，经济成分的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的曲解。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用以解说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之间相交换的平等权利。他指出“这种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但也强调“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方面通行的还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4]也就是说，所谓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才有的规则，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经济社会发展还没有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时，按劳分配的等价交换原则是允许在一定范围存在的。 　　建国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全国性的合作化运动，集体土地所有制普遍建立。在高级合作社阶段，农民主要的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统一劳动，实行按劳取酬的工资制。但是，对于工资制分配制度下由于个体或家庭劳动能力差别所导致的收入差异，中共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表示不满，将这种分配制度下所出现的不平等关系视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社会主义的表现。他认为现行的工资制度是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范畴，是向资本主义让步，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而供给制是共产党自革命战争年代就成功实施了的，他认为在战争年代采取的行之有效的供给制也应适用于和平建设时期，以它来逐步破除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即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后）仍存在的社会差别和不平等问题。毛泽东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意向直接指向取消工资制、实行供给制，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培育更多的共产主义因素。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无疑是盛装这个共产主义因素的最好容器，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即是对残存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 　　二、毛泽东对“大同”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选择都离不开领袖个人政治偏好的影响，而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或可以说是执政者的政治理念及目标追求的体现。作为一种外在的制度安排，公社体制在农村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按理想蓝图有计划地改造乡村社会的一次尝试。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不是由毛泽东一人完成的，但从人民公社的建立直至其消亡的过程，毛泽东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人民公社体制是毛泽东“大同”社会理想在执政实践中的充分表达，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座桥梁实现他心中的大同世界。
　　首先，受传统文化中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追求社会平等和天下为公是精英人物和大众长期认可的社会价值观。早在春秋时代，诸子百家就对理想社会提出了种种方案。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也明确提出平均主义的口号，从唐末黄巾军的“黄天太平”、北宋初年王小波的“均贫富”、南宋初年钟相的“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赋”，一直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大同”思想是一条贯穿千年的农民战争的主线。近代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也无不渗透着平均的观念意识，如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三民主义”理想等。可见，传统平均主义已经内化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对“大同”世界的认同与追求，为毛泽东实践其个人信念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对这些“大同”思想颇为赞许。在1949年所写《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三次使用“大同”一词来类比新中国将要建成的理想社会。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谈到家庭将来的命运时还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他说家庭是原始公社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他还非常推崇三国时期张陵、张鲁倡行的五斗米道中所包含的原始共产主义成分，并认为这些可为人民公社之历史渊源，为人民公社运动所借鉴。 　　其次，受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西欧近代社会，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设计的美好社会蓝图，是一种善良愿望和主观空想相结合的产物。它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核心都在于对平均主义的追求。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以俄国为中转站，经俄国革命者的理解传入中国，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在其中。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他们的主张大同小异，都追求财产公有，人人体力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5]。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学生之工作》，阐述了他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而设计的“新村”社会。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转向马列主义并将俄式社会主义模式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追求，但是他始终未忘记青年时代的理想。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中国的农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总体上是贫穷落后的。作为一个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对传统“大同”社会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综合体现的共产平均有不懈追求的人，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的还存在不能温饱和贫富不均的现实是不满意的。在思考改变现状的积极探索中，早年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的思想又开始复燃。1958年4月，毛泽东向其他领导人描述几十年后中国的社会情景，提出“那时中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6]。毛泽东心中所向往人民公社与其青年时代设计的“新村”社会多有相似。“毛泽东这些想法，是对未来农村组织形式的一种设想，事实上相当程度地带有他所说的‘乌托邦’色彩。”[7] 随后，毛泽东即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因素的影响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是为探索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想以此突破苏联经济建设的模式。“1958年春季和夏季，毛和他的同事们大力推行大跃进计划，用以代替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采用的从苏联引进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说，毛泽东和中共把“大跃进设想为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束缚的一条出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了由“照搬苏联”到“以苏为鉴”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全面经济封锁，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形成两大阵营的对立。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大力进行本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规划。由于刚刚摆脱战争的泥潭并缺乏全国性经济建设的经验，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孤立和威胁，中国的经济建设只能取经于苏联。而苏联的经验以及资金和技术援助的确对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完全照搬苏联僵化的体制进行脱离中国实际的经济建设也存在一定问题。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以及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保证重工业的发展，农业上实行高度集中的集体农庄制度，农民缺少生产经营的主体性，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对此，毛泽东感到很不满意。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8]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更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走自己的路的信念。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了有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9]。从而正式向全党提出了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苏联和中国几乎同时开始走出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在苏联积极推行的各项改革被党内主要领导人斥为“修正主义”，毛泽东坚持在“原则与苏联相同”的前提下着重从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上进行思考，想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他在《论十大关系》时就这样想过：“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9]加上此时社会主义国家萌动着一股“赶超”浪潮，强邻在旁，激励着中国人民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扩大经济建设规模。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上，赫鲁晓夫再次语出惊人，提出十年内苏联将在人均方面超过美国，二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在此情形下，中国也不甘示弱，掀起了“赶英超美赛苏”的热潮，提出要十五年建成共产主义。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公社作为过渡形式，因为“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10]由此可见，中苏关系的转向导致中苏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赛跑，而非理性的赛跑竞争又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
　　四、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求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同时并举，农业合作化是与农业现代化、国家工业化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现代化需要工业提供技术支持，而工业化目标的实现也需要来自农业原始资金积累及原材料供应。“工占农利”、“以农养工”，以支撑工业化的起步及其稳步发展，是适应建国初期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经济不甚发达的自然的选择倾向。因而，在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寻找一个保证工业化资本积累顺利进行的组织形式，是加速农业集体化运动并最终产生人民公社的重要原因。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现代国家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宿愿。且由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工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所以在建国后农业经济有一定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再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非常险恶，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实行的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孤立、封锁和制裁措施使国家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威胁，而要缓解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就必须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体系。依照苏联的工业化建设经验，一切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实现。 　　发展重工业需要巨额的资金积累和原材料资源，如何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统筹重工业发展的资金和资源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稳妥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来完成现代工业的原始积累。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在美国操纵下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中共同西方国家包括资金往来在内的经贸关系被冻结而处于断绝状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浩劫之后忙于重建，也不可能为中国提供更多的资金[11]。因而，中国在当时进行重工业发展必须依靠国内现有经济基础所能积聚的资源条件。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较大，因而在国家工业化战略面临资源困境时，农村和农业都将不可避免地承载起国家工业化的经济重负，农业剩余成为工业化初始积累的重要来源。毛泽东也认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12]；陈云也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不从农业上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13]。 　　汲取农业剩余铺垫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已成共识，那么通过何种方式或者说如何才能更便利地将农业资源向工业建设转移？这就需要“在生产环节建立一种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制度，以便既能囤积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将农民稳定在土地之上，又能使之根据国家计划及时间安排农业（首先是粮食）生产活动，以保证农产品供给与国家需求相结合”[14]，在合作社不能满足国家大工业建设有效的资本积累时，人民公社应运而生。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组织，把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形式的乡与作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合作社合并，消弭了实施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基层政权与合作社作为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弥补了农村基层政权与合作社之前相分离而不利于行政机构利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缺陷。总体上，人民公社的建立适应了国家在资源稀缺条件对主要经济资源进行控制的制度需求，降低了国家收购农业剩余的成本。正如毛泽东所说，社并大了，头少了，好管，好纳入计划，好领导；工农商学兵结合，便于领导[15]。实践也证明，中国的“工占农利”、“以农养工”由于有了像人民公社这样完整的制度保障，结合统购统销这种促成城乡物资流转的方式，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人民公社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和思想根源，从合作化阶段的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实际过渡，则主要是为满足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现实因素所致。人民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兴起，其膨胀之势及其所实行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做法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因而，在以体制改革为的国家政策重点的转型阶段，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历史阶段制度变迁发生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改革新阶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文献： 　　[1] 曲庆彪.超越乌托邦[M].北京：北京出版社，. 　　[2] 国家农委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7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1. 　　[5] 张允候.五四运动时期的社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6]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6. 　　[7] 毛泽东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8]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1] 焦金波.工业化视野中的人民公社新探[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12]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3] 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7. 　　[14] 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 [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7. 　　[责任编辑 陈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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