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人文学会举办纪录片《徐志摩》专题讲座_中国作家网
华美人文学会举办纪录片《徐志摩》专题讲座
来源：海外网(北京)
　　据侨报网报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许多人从这首诗开始认识徐志摩，对于他完整的人生却缺乏了解。中央电视台(CCTV)年前推出20集大型文化纪录片《徐志摩》，结合时代背景，以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忠实记录了他短暂却生动的一生。华美人文学会18日邀请该纪录片总导演楼建军同华人们分享拍摄过程、花絮以及背景。
　　华美人文学会共同主席何勇说，“徐志摩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没有之一，他是中国新诗第一人。有关他的话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徐志摩的长孙女徐祺、孙子徐善曾、二孙女徐支放等多位后人来到现场。
　　央视导演楼建军称，之所以拍徐志摩的纪录片，源于他对现代文学的杰出贡献，“徐志摩的思想变化和作品，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整部纪录片耗时两年，通过照片、情景再现、文字手法以及对徐志摩生活、学习过的地方取景拍摄完成，曾在英国、北京、上海、济南、南京、海宁等多地拍摄。
　　“文化活动是整个纪录片的主线。通过记录他与朋友、恋人、知音的关系还原徐志摩人生的多个侧面”，楼建军说，这部纪录片通过“丧子痛楚”、“自带铺盖陪蒋百里坐牢”、“同郭沫若的友情”等细节刻画，还原了徐志摩待人之真诚。
　　楼建军解释，纪录片的第一集片名《志可摩天》，源于徐志摩留学美国之前，其父亲给他改名字，期望他在学业上能有所成就。“徐志摩在美国三年，一年完成本科学习，一年获得硕士学位，第三年即将拿到博士学位时，他选择了赴英留学。这么短时间内完成学业，徐志摩无疑是聪明的” 。
　　作为新月派现代诗人的灵魂人物和标杆，徐志摩的文学创作对中国文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与几位女性之间浪漫的爱情纠葛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就连楼建军导演都忍不住提出假设，“徐志摩如果与林徽因终成眷属或是与凌叔华喜结良缘，他们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模式，他们的命运又会是怎样一种轨迹呢？”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楼建军导演播放了纪录片的总序、结尾及多个片段，观众们在康桥的柔波中，共同追溯徐志摩的往事。由于现场仅出售8张《徐志摩》纪录片的DVD，无缘购买的观众纷纷同主办方预定。
　　纪录片《徐志摩》在央视戏曲和纪录片两台播出，受到较高收视率。该片的英文翻译已完成，下周起可在央视戏曲(CCTV11)的APP上观看。目前，该《纪录片》正在进行俄罗斯语和西班牙语的翻译。(孙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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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遇见影响他人生中诸多重要的人物。
他的远房亲戚蒋百里就是其中的一位。 蒋百里是民国时期军界的大人物。徐志摩的叔叔辈，故徐志摩称他“福叔”。
第二十集 因爱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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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录片的浙江选择
　　政府扶持，舆论助推，业界奋起，中国纪录片终于在2012年崛起中国，影响世界。在中国纪录片的新进行列里，浙江的纪录片在哪里？浙江纪录片的个性在哪里？一部《西湖》，尽管业界已有“五十年不必再拍”的溢美之辞，但连赞三年，连我们自己都不免难以为情了。
　　纪录片，作为一种影像阅读时代的普世国际语言，倘若刻意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的语法特点或价值特殊，进而“闭关锁国”“拉帮结派”，是无益和幼稚的。不过，同一种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说出来，总是免不了有“地方口音”。我们从“地方口音”里饶有兴致地倾听不同的风情，不同的世俗，不同的梦想。
　　因此，纪录片可以有、也应该有中国的选择，可以有、也应该有浙江的选择。
　　历史文化的浙江选择
　　每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它的历史文化内容，重要的是发现它们各自的独特在哪里。那么，浙江的独特在哪里？不能只是简单地叙述不同的文化人物，不同的文化事件和不同的历史背景，而应该从这些文化人物、文化事件和历史背景中发掘出浙江文化精神的具有“专利”的形而上的部分。那么，浙江历史文化的“专利”在哪里呢？
　　我们早就知道，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们后来知道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跨湖桥遗址，是后者立论的重要依据。200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杭州宣布，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这一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始的认识，标志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这是浙江历史文化的溯本求源。
　　尽管直到西汉，浙江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春秋时期成功的政治家、企业家范蠡和东汉的以《论衡》震动汉末京兆的王充，已经发出了浙江的先声；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使浙江文化得以繁茂。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沈括、毕N、朱肱……
　　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说：“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说：“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历史进入宋代以后，浙江更成为贯通中国历史文澜道脉的一个重要的时空点，因为宋室南迁。
　　朱熹在周敦颐、程颢、程颐之后，建立了“理学”体系；“程朱理学”之后产生了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哲学流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呈鼎足相抗，主张“明理躬行”“事功”思想的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的黄宗羲；有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的朱舜水；文学领域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场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如马远、夏、赵孟\、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近现代，我们则看到有章太炎、马一浮、鲁迅，如此等等。浙江土地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贡献突显重要。
　　佛教传入中国，香火鼎盛的是东南佛国的浙江。南宋时期禅院与教院之五山十刹中的五山分别为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阿育王寺，悉数在浙江境内。日本僧人荣西入宋拜虚庵怀敞为师，形成日本临济宗黄龙派法系；荣西弟子禅僧希玄道元到宁波阿育王寺，余杭径山寺，后入宁波天童寺，师事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师如净禅师习禅，受草洞禅法及法衣；南宋末期，径山寺临济宗成批禅僧以亡宋之痛，纷纷东渡日本，在日本佛教界自成系统，临济杨岐派自此广传海外，成为日本佛教禅宗三大宗派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的茶文化也经浙江传入东瀛。日本人荣西最早将中国禅林饮茶仪式（茶礼）传入日本，形成了日本人的茶道，并以天台为日本茶道的源头；圆尔辨圆1235年因慕南宋禅风入宋求法。在余杭径山寺习禅三年，于1241年嗣其法而归，并带回了《禅苑清规》及锡鼓，径山茶种和径山沏茶方法。
　　郑和下西洋未必是全民的狂欢，真正的大航海时代不是朝廷的圣旨，它应该是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参与认同的，是与各阶层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大气候。中国历史上符合这一条件的时代只有一个，那就是南宋。如果说汉唐是用马匹和骆驼通过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让更多的人认识了神秘的东方，宋人就是用风帆和海船通过东南海上丝绸之路把华夏文明带到了世界的另一端。浙江的明州（宁波）是其实东南的首要重镇。
　　中国的戏曲艺术作为一种完整的艺术样式，一种勾栏瓦舍式的表演形式肇始于南宋时期的浙江，戏和文自此合璧，南方人谓之“戏文”；中国戏曲的四大声腔，其中“两腔”海盐腔、余姚腔诞生在浙江；中国有四大民间故事，其中两个故事的发生地是在浙江：《白蛇传》和《梁祝》。《白蛇传》被中国几乎所有的戏曲剧种所演绎，《梁祝》更借以浙江的音乐――越剧基调而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誉满世界。其实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民间故事《红梅阁》――李慧娘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西湖；汤显祖、关汉卿、李笠翁、洪升等都在浙江这个舞台上有过充分的表演。
　　中国书画，中国诗词，中国藏书，中国音乐，中国陶瓷，中国园林，中国民居，耕读经商，民间艺术，隐逸文化等等，在浙江都有丰富的矿藏。
　　时代风云的浙江选择
　　近现代以降，当代以来，浙江的表现更可以笑面先贤。
　　晚清革命，早期主要有三个革命团体，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兴等领导的华兴会，还有是以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浙江革命志士为主体的光复会。与此主要活动范围相对应，广东、两湖和江浙三地也被人们称为辛亥革命的三个主要策源地。无论在思想启蒙、舆论宣传、组织发动、社会动员以及武装起义、光复东南各地等方面，浙江爱国志士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称“一部辛亥史，半部在江南”。
　　《浙江名人传记丛书》收录近现代影响中国的浙江人士有：鲁迅、朱自清、茅盾、巴金、徐志摩、王国维、周作人、艾青、梁实秋、郁达夫、夏衍、章太炎、陶行知、马寅初、蒋梦麟、蔡元培、周建人、经亨颐、丰子恺、沈尹默、沈钧儒、沈兼士、夏沔尊、张元济、张宗祥、钱玄同、范文澜、戴季陶、戴望舒、柔石、俞平伯、周信芳、柯灵、吴世昌、徐迟、穆旦（查良铮）、南怀瑾、金庸、冯骥才、黄宾虹、李叔同、马一浮、潘天寿、叶浅予、朱生豪、张乐平、吴昌硕、钱君陶、秋瑾、胡愈之、钱玄同、曹聚仁、邵飘萍、陈望道、张静江、陶成章、陈其美、陈果夫、朱家骅、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每一个都是一部深厚的纪录大片。
　　在每一段青史留名的时代，都有浙江人精彩的表演。在民族资本主义发祥的时候，浙江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浙江人“革命军中马前卒”慷慨以复仇；在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浙江人“以身试法”，为全中国提供了足以借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
　　如果此前的历史我们还可以自豪引述的话――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影像记录设备――历史发展到1980年代开始，浙江的纪录片人面对浙江人民的千古创业，“侪辈跟随愧望尘”。尽管有片段的非典型的记录，可惜没有全面正确而生动地记录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大地生龙活虎的历史画卷。
　　我们没有记录下浙江人在1980年代前后原始积累时期的艰难和精彩；我们没有记录下从个体经济到乡镇企业再到私营企业的痛苦而华丽的转身；我们没有记录下私营企业主两代掌门人之间有求同有存异，有成功有失败的接班过程；我们没有记录下鲁冠球何以“红旗不倒”；我们没有记录下陈金义为啥“归隐山林”；我们没有记录下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何以在浙江特别辉煌；我们没有记录下一夜之间浙江桐庐人怎样成了中国民营快递的“始祖”……
　　我们不可能即时记录下“浩荡的两千年”，我们也可以理解没有记录下“跌荡的一百年”，但我们不应该没有记录下“激荡的三十年”，更不应该的是，我们还丝毫没有准备如何地记录下2008年至2013年，以及已在进行中的2014年……
　　表达的选择
　　虽然中国的纪录片还缺少浙江纪录片人自己的选择，但浙江以外的纪录片制作人倒是不乏选择浙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尽管要考虑到全国的平衡，“尽量避免太多的浙江内容”，但还是难以割爱：临安的春笋、千岛湖的鱼头、台州的食饼筒、开化的青蛳、杭州的茶点、绍兴秋天的餐桌等等……用总导演陈晓卿的话说：“为什么好多导演总愿意到浙江来拍片，就是因为浙江是个题材富矿啊”！这是一种表达。
　　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浙江，我们更应该寻求如何表达。
　　一、再塑一个我。
　　上述众多浙江题材，尤其是历史文化的内容，我们并非没有创作，很多人物，故事，风景，我们早已经拍过播过，只是我们的表述方式过于简单和就事论事。我们拍过鲁迅，拍过秋瑾，拍过郁达夫，但是我们没有过“合纵连横”“纵横捭阖”，在更高的层面上探究过鲁迅、秋瑾和郁达夫之间的精神联系和“蝴蝶效应”；我们拍过浙江的风景浙江的文人浙江的文化，但是我们很少有过比较的态度，研究的态度，关照浙江以外的整个江南，北方，中国乃至世界；我们可以说朱熹，可以说王阳明，可以说黄宗羲，但是我们说不清楚朱熹和王阳明和黄宗羲；我们拍吴昌硕，拍黄宾虹，拍潘天寿，但是我们没有拍吴昌硕和黄宾虹和潘天寿……
　　网络时代快餐时代大数据时代，人们需要的是不同凡响。对于历史文化的表达已经不能满足孤立的知识播报，而是希望在这些独立知识的基础之上，解构而后结构出新的视点，以满足人们的新奇。“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在纪录片《西湖》中，我们读到了如“西湖所有的柳树，都将自己的枝条垂向了如绫的水面，这种一如感恩的姿势”这样的奇思；我们读到了“从白娘子游湖借伞的码头，一直撑到了戴望舒那条迷离的雨巷，这雨巷是那样的悠长，长到连接着遥远的宋朝”这样的妙想。这需要有“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的才气、勇气，因此《西湖》就显得大气。这样的作品太少。
电视技术的进步，学术研究的发现，电视使命的重托，都要求我们对浙江历史文化的题材重新塑造。
　　二、诗性生活范。
　　“如果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中国则人是早熟的儿童（马克思）”。这“早熟”是指中国人的智慧，这“儿童”便是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优美的生活态度：诗性的生活。
　　诗首先是美文。诗言志，主要作用在于表达情感，而不是记述，也不是说明，俊逸是它的首要。诗性的生活特点从感性层面上可以发现他的“韵律美”，从理性层面上可以领悟他的“哲思美”。浙江有独特风景，浙江人有独特的生活态度，于景于人，诗性的生活范儿，在浙江人尤为显现。
　　纪录片的诗性表达首先体现在优美。回溯浙江电视节目的风格，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美文美画”。以1990年代初的浙江电视台的“水墨浙江”形象片为标志，浙江电视人不自觉地总在追求完美。不用说像《文学工作室》《风雅钱塘》这样的“优美的解说，优美的画面”，即便是《纪录》这样表达“哲思”的纪录片栏目，他们也是努力追求优美的构图，细腻的剪接。这一时期的浙江电视台的“文化”气质，不完全是节目的内容，重要的还有节目的优美表达。重大题材的纪录片如《世纪的回响――青藏高原》《跨海看台湾》《飞越浙江》《百年越剧》《中国大使》《浙江文化地理》《西湖》等都有不同风度和程度的优美表达。这种诗性的优美来源于纪录片作者的气质，更来源于纪录片作者的追求。而新的表达，更需要有这种气质和追求。
　　纪录片的诗性表达还在于蕴藉。诗不是简单的排列，而是意味深长地组合。诗的行距与段落之间其实还有无限的“风韵犹存”。纪录片的诗性表达就是要如同诗歌一样，简洁而蕴藉。尽管有画蛇添足之嫌，还是愿意不揣浅陋，试以唐诗《寻隐者不遇》（贾岛）作比：“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诗写隐者远离尘俗的生活，清高悠闲，遗世独立。精彩之处在于寓问于答，本来应该是三问三答，却以一问三答简括。在构思方面煞费苦心，巧于锤炼。同时，简笔写繁情，想象丰富，一问三答之间，不可言传之中，意会到丰富的情境。无华丽之词藻，却别具华丽之韵致。
　　浙江的纪录片表达应该有这样的高远。
　　三、“隐忍”以成事。
　　“隐忍”是浙江人明显的行事风格，这也是纪录片制作的“葵花宝典”。“隐忍”则能成乐事，成大事。当然，这个“隐忍”已非本义，首先它是纪录片人的冷静、多思、耐得的境界。
　　“娱乐至死”的时下，冷静、多思、耐得的纪录片精神越来越少有。如果只是简单讲付出与回报，这种精神便是一种不合时宜。因此，不管掌权人如何重视纪录片，重视纪录片人，纪录片人自己依然需要拥有一种苦行僧的职业精神。我曾经向纪录片人陈虻求教：怎么样使初涉纪录片的人拍好一部纪录片？陈虻毫无保留的回答：“随着人物事件的进程，跟拍”。这真是一个捷径，所以我曾经说，纪录片不难，你只要肯花费时间，跟着拍，一直拍，十有八九，能拍出了个好作品来；纪录片很难，难就难在，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有多少人愿意花几个月的时间，几年的时间，一直、跟着拍一部纪录片呢？如果你愿意你就可能成功。
　　纪录片的表达，也需要“隐忍”。纪录片越来越“急功近利”，告诉你了事。因为画面加解说，是最省心省力的事情。我们猜谜语，快乐是在猜的过程，我们看魔术，兴奋是在目不转睛的瞬间。如果你立即告诉我谜底。如果你马上揭晓秘密，有什么乐趣可言。
　　所谓纪录片表达的“隐忍”，即是纪录片真实自然的风格特征。我们有不少的纪录片是以新闻的语调，社论的口吻，年终总结的行文加以随心所欲的画面，勉强合成，将就播放。纪录片和纪录片观众之间的关系是两情相悦，自由恋爱。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情相悦至关重要的便是各自要展现自己最美好的一面，而这样一来，“隐忍”是何等的关键，因为一旦你“慷慨”行事，自我意识就会出来逞强，两情就不再相悦，观众就离你而去了。我们所以说，纪录片是一种影像阅读时代的普世国际语言，这种谦逊的风度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就不是国际语言，是自言自语。 　　
投入蓝天你就是白云；投入白云你就是细雨。浙江的电视纪录片人曾经投入得很远，他们依然没有忘记当时为什么出发。现在所需的是再选择，再出发，别再犹豫。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