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日子又回来了——张向持《代价》摘录（4）
坠地逝梦对愁眠
——苦日子又回来了
一连数日，路宪文感到头脑一片混乱，他弄不清自己该干什么，干过的事情不知道是对是错，执行上面的精神下面不满，尊重下面的意见对上面不好交待……环境使然，路宪文的头脑无法不乱。
1959年国庆节前夕，路宪文对张树藩说，这些日子脑子乱了，庆祝国庆节活动早该布置下去，却刚刚想起。他让张树藩赶紧搞个电话通知传达各县。
张树藩说，估计大家的心思也不会在这上面，庆祝活动是喜气洋洋的事，眼下这种困境中只怕大家兴奋不起来。
路宪文自然也知道这一点，但“喜气洋洋祝国庆”是省委的要求，无论怎样还得布置下去。
大难即至的严峻局面昭然若揭，而当局仍在起劲粉饰太平，继续称颂“大好形势”。
日，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物倾巢出动。声势浩大的场景，热情洋溢的气氛，尤其是中央领导人满面春风的表情，让人感觉不到一丝大难即至的味道。
这一天，举国欢庆，人们似乎忘记了饥饿。
这一天，《人民日报》社论说：两年来，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但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这一天，全国多家报纸还都转载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河南日报还发表了《红日出东方光芒千万丈公社康庄道
农村变天堂》一文，热情讴歌河南“人民公社健全发展坚如磐石”。
这一天，又为狂热中的民族加了一把火。
国庆节过后，信阳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以继续批判右倾思想为前提，以“乘大好形势跃进再跃进”为指导思想，部署下步工作。
部署什么？核心工作自然是继续“反瞒产”，为国家上交更多的粮食。这次会议上，各县领导的表态大出路宪文意料，以往的抱怨、质疑全然不见，尽显“积极向上”之状。路宪文当然能听出，都在反话正说。
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说，他做了个梦，一个仙翁点拨说，杨知县莫愁，百姓灶台下埋的都有粮。于是他带人连砸10家的灶台，果然都有粮食，一算，“反瞒产”任务再增加几亿斤都能完成！
路宪文哭笑不得，提醒大家会议不是开玩笑的场所，要严肃点。
可是遂平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的表态仍不严肃，他说：我前两天又去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社员说，书记，您弄的“瞒产”数字恁大，上面能信吗？不如让俺再放颗“高产卫星”配合下，上面知道咱产量高了，定会相信咱“瞒产”多。我一听大骂，操你妈，咱产量本来就高，还用你造假？我讲这话是想请地委领导放心，遂平有的是粮食，“反瞒产”再搞三五年也经受得起！
还是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态度比较“严肃”，他先是煞有介事地向地委报告一个好消息，水稻大丰收！继而“装腔作势”道：谁说水稻缺水不能生长？谁说大旱之年无高产？统统是右倾悲观论调！县委准备开会研究，把今年收的稻米全部交给国家，一粒不留，决不再出现“瞒产”问题。
另外4个县的书记也哄然“报喜”：水稻获特大丰收。
无疑都是戏言，是变个方式抵抗饥饿下的“反瞒产”运动。
哪曾想，“戏言”却成了党报的“好素材”，几天之后又让信阳地区多了一份“光彩”。
10月19日，河南日报以《高举大跃进的红旗阔步前进》为题，突出报道信阳地区“水稻高产”的消息。消息说，新县、商城、光山、固始、信阳等县战胜百日无雨的大干旱，水稻平均单产540余斤，获得“空前大丰收”。消息还引用光山县社员的话说：“1942年全县只有38天没下雨，结果，赤地千里，寸草不结籽；今年大旱80多天，却是特大丰收年，这真是奇迹。要不是共产党的好领导，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今年说啥也得不到这么大的丰收。”
人们注意到，省报在宣传“高产卫星”上似乎心虚了，因为1958年省报曾经有过信阳地区某县水稻“亩产万斤”的报道，而今的水稻“单产540余斤”，反差实在太大。有人讥讽说，应该把作者和报纸总编都抓起来，他们把这么小的产量称作“空前大丰收”，完全是诬蔑“大好形势”。的确，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水稻生长靠“喝水”，大旱之年水源几乎枯竭，水稻怎可能增产？所以百日大旱水稻获得“空前大丰收”完全是无稽之谈。无稽之谈也不得不谈，为了证明“共产党的好领导”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为了鼓舞人们“高举大跃进的红旗阔步前进”，谈而无妨。
这一“好消息”却让行署专员张树藩怒容满面，他拿着报纸来到地委通讯组，问：谁写的？谁审的？群众饿肚子，你们报“高产”，向国家交不出粮食谁负责？想没想过后果！
通讯组有人答道：这是地委扩大会上谈的情况呀。
张树藩说：说的都是气话，怎能当真？今后再写什么，先要核实情况，不能听到什么就是什么。
面对这样的“好消息”，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同样有苦难言，因为就在此时，接连不断的坏消息正令他不知所措，寝食不安。
案头是各县市上报的情况——
固始县报：过半大食堂已断炊；
光山县报：部分群众因饥饿出现浮肿；
罗山县报：村村断粮，野菜熬汤：
确山县报：外出讨饭群众增多，生产受到影响；
各地上报的情况已经清清楚楚表明，全地区总体形势极为严峻。大难临头之兆啊，路宪文思之心颤。
为了进一步证实各县上报的情况，路宪文下各县实地调查，首站赶往确山县。
确山县地处伏牛山余脉，是抗日名将杨靖宇的故乡。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南局、河南省委都曾设在该县竹沟镇，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等中共军政要员在这里培训了大批军政干部。确山，是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
车进确山县境，路宪文沿途果然看到了一群群外出讨饭的人。来到县委，他质问县委领导，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制止群众外出讨饭？县委领导说，太多，拦不过来；硬拦，怕起冲突。
路宪文最关心竹沟的情况，因为此地是“红上加红”的革命根据地，影响巨大，出不起问题。
走进竹沟听到的一首民谣，使路宪文感到头皮发麻。
十声熬成汤
头一声，麦出土，
二一声，麦起秧。
三一声，麦灌浆，
四一声，麦稍黄。
五一声，去割麦，
六一声，麦上场。
七一声，趁风扬，
八一声，麦进仓。
九一声，磨成面，
十一声，熬成汤。
喊了十声麦不熟，
饿得肚子咕咕响。
十声呼喊道出了小麦生产的繁杂环节，体现了面伏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劳动过程之艰辛。
十声呼喊只求“熬成汤”，并未奢求蒸笼雪白的馒头，庄稼人的要求已低得无法再低了。而如此低的要求仍难以实现，“喊了十声麦不熟，饿得肚子咕咕响。”庄稼人的百般无奈与遗憾尽在其中。
秋收都已过去，农民还在唱麦收季节的歌谣，说明了什么？说明夏季的粮食高征购和接下来的“反瞒产”使农民失去了全部劳动成果，说明百姓怨气难消且越积越深呵。路宪文暗暗感叹。
确山县委领导请路宪文对下一步工作做指示，路宪文却半晌无语。该说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手中无粮心里慌，此时他心中除了惶恐再无其它。
“你们自己先想个应急之法吧，地委尽快研究解决办法。”路宪文丢下这句“指示”，连夜返回信阳，第二天一早又驱车赶往大别山区。
大别山区，是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开辟的鄂（湖北）豫（河南）皖（安徽）革命根据地，也里是产生了洪学智、许世友、李德生、尤太忠等一批著名战将的“名将之乡”，更是刘（伯承）邓（小平）大军逐鹿中原的大本营。显然，大别山区的“红色招牌”更大，“通天”路径更多，路宪文不得不更加重视。
进山的路上，路宪文突然想到李先念副总理视察大别上时讲的一席话：大别上的老百姓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今后谁愧对这里的老百姓，我第一个不答应！
李先念的这席话让路宪文感觉到了沉重的份量，他心绪不宁。
一阵山歌飘过来——
低头是沟抬头是山，
草房避风布衣遮寒；
粗茶淡饭也觉香甜，
山里人哟活得简单。
清早睁眼不见炊烟，
忧忧虑虑又熬一天；
有地无米有锅无饭，
老老幼幼不得安眠。
祖祖辈辈简简单单，
朝朝暮暮岁岁年年；
风风雨雨磕磕绊绊，
山山水水声声怨怨……
确山听到的民谣，光山听到的山歌，让路宪文心中泛起层层酸楚，他禁不住暗叹道：好一声“清早睁眼不见炊烟”呵！唉，老百姓刚过两年好日子……真出错了？肯定错了！错在哪里？仅仅是“反瞒产”的错？没这么简单啊。
路宪文的车停在山脚下，他带着秘书走进一个农户家。秘书敲开门，发现这家人还都躺着，便问开门的老伯：“都日出丈高了，咋还睡着？”
老伯说：“没吃没喝，起恁早弄啥。”
路宪文跟着进屋，看到老伯的两眼只剩一条缝，便关切地问：“咋肿成这样？”
老伯说，是浮肿，饿的。
路宪文又问：“村里得浮肿的人多吗？”
老伯回答说，家家没吃的，得这病的人能少吗。
路宪文说：“要找医生治呵。”
老伯说找了，医生说这病好治，喝两碗粥就好了。
路宪文说：“医生说的是啊，真没想到搞成这样。”
老伯苦笑一声，告诉路宪文，医生已经被抓起来了，公社领导说他污蔑大好形势。
路宪文说：“这不明摆的事吗，说人家污蔑大好形势，不对；抓人就更错了。”
老伯反复打量起眼前这位明辨事理的人物，问：“一进门俺就看出您不是普通人，听说话口气像领导，县里来的？”
秘书介绍了路宪文的身份，老伯显得有些惊讶，忙说大领导就是不一样，打仗那几年自家院子也住过大领导，都很和气。要不咋说共产党和老百姓一家人似的。
路宪文连说对不起，让乡亲们过这种日子，自己有愧。
老伯说：“书记啊，说句良心话，起先，共产党干的都是老百姓盼的，所以俺老百姓铁心拥护共产党，共产党要人给人、要粮给粮、要命给命。可是眼下是咋回事？都弄得揭不开锅了，还逼着交粮。俺庄稼人弄不明白上面咋想，就知道苦日子又回来了，再下去非饿死人不可。”
路宪文显得有些激动，拉着老伯的手说：“困难是暂时的，请放心，共产党不会让老百姓挨饿，更不会让饿死人的事情发生。”
路宪文走出老伯家，吩咐司机直接去公社，要亲自把被抓的医生放出来。
路宪文在山里转了一天，走访十多个村庄，两眼装满了饥饿、浮肿，双耳灌满了怨声、哀叹。秘书看得出，这一天书记的表情显得少有的难看，心情显得极度沉重。
暮色苍茫，下山时，秘书看路宪文饿一天了，建议到县城先吃点东西。路宪文却归心似箭，对秘书说咱们只不过一日无食就觉饥饿难挡了，老百姓已经多天断炊……立刻赶回地委，连夜向省委报告情况，一分钟也拖不得。
路宪文回到地委时夜色已深，他没有回家，直接走进办公室，准备连夜向省委写报告反映群众面临的生活困境。
可是，看到案头10月30日《河南日报》的一篇消息，路宪文不得不打消向省委写报告“诉苦”的念头。这篇消息的题目是《我省秋粮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全文大肆渲染“广大农民欢庆大丰收踊跃交售爱国粮”的喜人景象，此时饥饿逼发的“告状潮”似乎并未影响河南省“反瞒产”和高额征购粮食的“辉煌成果”。
消息说，在超额完成夏粮征购任务的基础上，全省又超额完成了秋粮征购任务。加上国家收购的周转粮，河南省秋粮征购任务共超额完成10.54%。
一向作为“排头兵”的信阳地区在这篇消息中淡出，南阳、许昌、新乡、洛阳地区受到表扬。显然，信阳地区在秋粮征购中行动排不上“最快”，也没有“超额完成任务”。但隶属信阳地区的信阳县、淮阳县名列县级单位“榜眼”，总算为信阳地区拣回点面子。
消息还说，全省农民“干劲冲天”，打破了历年来秋收全部结束后才开始交售入库的常规，使秋粮入库时间“比去年提前七十天”。
大旱之年，完成秋粮征购任务既“超额”又“提前”，岂不抽干农民的血泪？不，消息称：广大社员……交售粮食热情高涨，他们高唱着“党的号召照四方，人民公社放光芒，无雨抗旱保丰收，金黄谷子堆满仓，丰收不忘共产党，交足公粮卖余粮。”
消息下边还配发了一篇社论《乘胜前进全面完成征购任务》。社论称颂了在特大干旱之年，广大群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夺取了农业生产的全面丰收”的巨大胜利，充分肯定秋粮征购进展快、质量好“是坚持政治挂帅，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
社论点名批评了一批仅完成秋粮征购任务30%左右的县，其中有信阳地区的正阳县、息县、淮滨县。要求这些县“反透右倾，迎头赶上”。
社论还要求普遍开展批判“先进吃亏，落后占便宜”论调，并分析说：生活富裕、满足于安逸生活的人，总是把完成任务多、进度快看作可怕的事情；而生活比较贫困，迫切要求进一步改变生活、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人，总是把完成任务多、进度快看作是可喜的事情。“先进吃亏，落后占便宜”的观点，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必须“结合当前粮食征购工作系统地批判”。
一篇消息，一篇社论，给当时的许多人带来不小的想象空间。无论这两篇文章所反映的事实是否符合客观情况，它代表的却是省委的观点，不可等闲视之。尤其是把粮食征购任务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高度，更让人意识到不保持一致的严重后果。于是，人们想象着，在省委如此“正确领导下”，河南面临的将是什么？百姓面临的又是什么？“想象空间”中填满了忧虑，飘荡着惶恐。
这两篇文章对信阳地委的震动更大，因为信阳地区落后了，所属几个县被点名批评了，省委显然对信阳地区的工作不满意了。对于行署专员张树藩和被点名批评的正阳、息县、淮滨等县的领导来说，内心的压力并不沉重，因为他们早知道在高征购和“反瞒产”中消极抵抗的后果，并且做好了承担一切后果的心理准备。无疑，他们是敢于为百姓舍弃个人利益的勇士，既然为此“在所不惜”，自然无需害怕什么。
压力最沉重的是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他的压力来自两头——上头是态度严肃的省委，下头是饥饿无助的百姓。作为本地区党的“一把手”，他必须执行“党的指示”，必须完成“党的任务”；作为一方“父母官”，他不能无视百姓的疾苦，更不能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而眼下“党的利益”和“群众利益”明明白白发生冲突了，究竟孰轻孰重？究竟何去何从？他必须在“鱼”与“熊掌”之间做出选择，其中的压力之重不难想象。
路宪文最终选择了“党的利益”，因为他完全“相信党的英明伟大”，也因为他完全“不相信党会弃民于水火”。人们无需怀疑路宪文这一善良的愿望，因为共产党的宗旨不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以长远的目光看待暂时的困难、暂时的冲突，难道有错吗？依照共产党的“理论”，路宪文的选择的确无错。
11月上旬，地委办公室主任王秉林两次向路宪文反映，信阳县鸡公山公社谢桥大队食堂停火，已有人饿死。路宪文当即批评王秉林道：鸡公山是“千斤社”，而前期征购总量才合每亩400多斤，还有每亩500多斤的“潜力”可挖，你却说食堂停火、群众饿死，你带的这个工作组太不深入！
路宪文随后下令撤出了王秉林的工作组，指派信阳县委第一书记徐国良坐阵鸡公山“反瞒产”。几天后徐国良终于带给路宪文一个好消息：“反瞒产”初见成效，已搞出700万斤粮食。
路宪文并不兴奋，因为他对这个“好消息”有些疑惑，他问自己：鸡公山公社真有这么多粮食？难道“反瞒产”没搞过头？难道群众生活没问题？虽然心存疑虑，他还是吩咐王秉林立刻召开电话会议向各县传达这个“好消息”。
紧接着，确山县也传来“好消息”：“反瞒产”成果3000万斤。
路宪文对确山县的数字有怀疑，心想能有百分之三十就不错，不能再浮夸了。
但路宪文对确山县开展的组织群众“向党交红心说实话”活动感兴趣，他评价说这一活动体现了对党的“忠诚”，随即命令在全地区推广。这项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召开群众大会，当场报“瞒产”数字。路宪文后来检讨说，自己只判断群众对党有感情，没料到这种形式实际上是对群众“强迫命令”，危害不小。
省委对“反瞒产”工作依然紧抓不懈，而信阳地区这项工作依然停滞不前，多次挨批。面对省委的批评，路宪文坐不住了，向省委表态“一定想办法改变落后局面”。既已表态必须行动，路宪文一个电话打往信阳县委：你们是地委所在地，是全地区的窗口，各项工作都应该走在前面，都必须发挥榜样作用。地委决定在信阳县开个现场会，进一步激发大家的“反瞒产”热情。
信阳县委第一书记徐国良受领任务顿时心虚，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粮食，上报“反瞒产”假数字原本是为了糊弄下地委，却引火烧身，内心一百个不情愿，也不敢不应下这个现场会。
信阳县反瞒产现场会在鸡公山公社召开，全县大队以上干部被召来参观。
现场排列着几十座用席子围起的粮囤，解说员告诉站在远处的参观者，这是反瞒产反出的数十万斤粮食。
不少参观者疑惑：为啥只让站在远处看，不准靠近？一位村支书悄悄告诉自己公社的书记：我刚才转过去踢了几脚，粮囤晃荡了。真是满囤粮哪能踢动？里面肯定有假。
这位公社书记也好奇起来，趁县委书记讲话动员的时候悄悄溜过去，手指一捅，探明白了——粮囤只有最上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是稻壳。公社书记回头对那位村支书说：“别瞎说，我刚去看了，满囤都是粮食，明白吗？”
村支书恍然大悟，忙点头称是。
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觉得鸡公山公社反瞒产现场会初有成效，便趁势通知全区公社以上干部前来参观，他要大张旗鼓推广鸡公山公社反瞒产的经验。正在西平县的张树藩专员接到通知也匆匆赶来。
然而，这些县、社领导根本不相信鸡公山公社能瞒产几十万斤粮食，断定其中大有蹊跷。终于有人发现了秘密，便风传开来。
这批以工农为主体的领导干部多属直来直去的性格，发现有假却无人当场揭露此事，为何？
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把本县几十名公社书记、村支书叫到一起，特意提醒大家说，地委路书记亲自出马搞起的现场会，他肯定知道粮囤装的是不是粮食。上级领导既然这样搞，自然有上级的意图，咱们做下级的就不要乱议论了，少惹麻烦。反正大家都没粮，不管报多少瞒产，横竖都无法兑现，顺着上级的意图干就是。
杨守绩的观点的确具有代表性，这也是几场大运动练就的心态。
只有一人按捺不住，又是行署专员张树藩。现场会结束的当天晚上，他找到路宪文质疑这次现场会。
路宪文语重心长地说：“树藩同志啊，咱俩一个书记、一个专员，工作上意见经常发生分歧。说心里话，我不喜欢你的时候多。但是该保护你的时候我坚决保你，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同志，你我没有个人成见。”
这番话让张树藩颇为感动，因为他知道书记说的是心里话。于是说道：“书记啊，这些我都明白，我也打心里感激您。可是一到工作上，常常觉得和您不对路，分歧就来了，这决不是故意唱反调，就这性子。就说这次现场会，仍然不理解呵，我们为何搞这种假东西？”
路宪文说他已经料到了。他提醒张树藩回头想想，大放粮食“卫星”那阵子，毛主席在遂平县问“一亩地能晒多少粮”？，说明他老人家知道粮食产量假得离谱；再想想，大炼钢铁，毛主席在新乡问“出了多少废铁渣”？也说明老人家不相信土炼炉的成果。可是老人家为什么既不马上反对“放卫星”，又不立刻制止“全民大炼”？
张树藩说自己只想过这些都是教训，没想别的。
路宪文说：“起初我和你一样，想不通。还是经省委吴书记点拨，才顿开茅塞。这都是为了鼓劲，给全国人民鼓劲！咱新中国一穷二白，又受外国封锁，不振奋精神能搞好建设吗？所以毛主席强调劲可鼓不可泄，为此付出些代价也值得。这是战略啊，我们的差距就在于站得没这么高，看得没这么远。你现在该明白了，我为什么常常不顾大家反对意见而坚决执行上级指示。”
路宪文这番见解，张树藩的确第一次听到，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但他仍不理解的是，眼下这场大规模的“反瞒产”行动已经使老百姓食不饱肚，甚至有饿死人的危险，实际效果并不利于人民群众振奋精神搞建设啊。
于是他说：“书记呵，您刚才见解确实有高度，启发了我。可眼下饥饿现象大面积出现，我担心出人命啊。这种情况下仍然大反瞒产，分明是极左行为，我觉得还是低调些为好，应该抓紧解决群众生活问题。”
路宪文说“反瞒产”是上面的要求，咋低调？执行党的指示，是“对党忠诚”，能叫极左？群众生活当然要管，“反瞒产”更不能松劲，这个原则不能变。
夜深了，路宪文说：“树藩呵，睡吧，明天你去遂平坐阵，遂平这杆旗不能倒。另外，在哪跌倒还需在哪站起。”
在“反瞒产”运动中，张树藩遂平放粮之举虽与上面精神背道而驰，却救了无数百姓的命，后来统计死亡人数遂平最少。而其它县市的百姓就没这么幸运了。名不副实的鸡公山公社反瞒产现场会的确激发了信阳地区反瞒产工作的“热情”，紧接而来的是各县市赛跑一般的反瞒产“成果”，几千万、几亿斤的数字都不断冒出。此情此景，倒让表面上“反瞒产”态度最坚决的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心里发怵：如此“假戏真做”，“反瞒产”成果一旦上报省委，交不出这么粮食将如何收场？
路宪文看到的只是“反瞒产”数字严重虚报，担心的只是交不出粮食不好向省委交待。而更多人忧心忡忡的是，种粮交光了，农民连口粮都保不住，还有活路吗？
最终形成的灾难性后果使许多人对路宪文口诛笔伐，似乎这位信阳地区的一把手祸害了百姓。可“祸根”是路宪文埋下的吗？的确不是，他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如此政治大环境谁能逆转？彭德怀大元帅“横刀立马”勇敢一搏，结果坠蹬下鞍；张树藩敢“唱反调”，也有顶风放粮之举，结果屡屡挨批……从中央高官到基层干部，直言忠谏者大有人在，可并无阻挡住一场灾难迎面而来。
[粉饰太平无太平]一个飘舞云端的民族轰然坠地，跌破了美丽梦想，“苦日子又回来了”，声声叹息道出了“欲速不达”之悲哀。
然而，大难即至，依然“颂歌”连天，只为渲染“形势大好”与“英明正确”。此时的虚假与虚荣被冠以政治、战略、大局的“堂皇”，使人把羞涩抛掷脑外，继续以往的错误且心安理得。殊不知优劣如晴阴显天，孰可遮掩？
问题成堆却粉饰太平，如此不良的执政作风无益于执政者的自身形象，无益于民众的信赖，它只能助推错行，最终酿出更大不幸。
粉饰太平无太平，只能使问题和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导致更大的乱局。
“自我表扬”代替自我批评是执政者的不幸，不幸在于失去百姓信任；弥足珍贵的是出自百姓心中的颂歌，如何获得岂需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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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平：一个村庄的新平民教育探索
一年前，河南省第一个新型农民培训学校在西平县盆尧乡于营村诞生。父老乡亲在这里接受言谈、礼仪、实用技术等全方位的培训。
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这个学校让人想起81年前的乡村教育运动。当时晏阳初、陶行知等一批教育家将视野从大城市转向农村，在山东、河北等地建立农民培训学校，在我国掀起了影响深远的平民教育实践运动。
把农民“请”进课堂，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开启民智、改善民生，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了河南第一所农民培训学校。
天热的时候，她穿着短裙、戴着金项链给庄稼汉们讲 “走路靠右、见人问好”的礼仪课
“近期最想做的，是争取抽出时间上美容院”，抬起右手轻抚一下自己的脸，40岁的张爱琳轻叹了口气。
10月8日，这位屡屡见诸报端的“新闻人物”告诉记者，近一个月时间，没有去过美容院，作为女性的她感到“不爽”。
张爱琳确实忙，她有四个职务。最高职务是西平县盆尧乡党委副书记，又担任于营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还是于营村新型农民培训学校的校长。
近期，繁杂的计划生育工作牵扯了她的主要精力。
在媒体以往的报道中，女支书很爱美，天热的时候，她穿着短裙、戴着金项链给庄稼汉们讲“走路靠右、见人问好”的礼仪课。
每月的10日、20日、30日，张爱琳要给于营村的4000多名父老乡亲上大课。主要讲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法律常识以及礼仪等文明礼貌课。
每次的课还要讨论一些村里的大事，沼气工程、安装自来水管道等，大家伙儿有意见都可以和爱琳沟通。
不仅张爱琳讲课，还有她从县里和市里请来的农业专家给大家讲喂猪、养鸡，蔬菜、水果的病虫害防治等实用知识。
9月30日的培训，全村4000多人，来了有400余人，课程讲的是有关绿色食品的知识，来自县农业局的陈技术员主讲。村里的老会计于贺九说，听过这堂课，他记住了绿色食品是从普通食品向有机食品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产品。
河南省第一个培训新型农民致力平民教育的学校正式成立
去年3月21日，经组织部门批准，于营村新型农民培训学校正式挂牌，这标志着河南省第一个培训新型农民、致力平民教育的学校正式成立。
张爱琳说，其实，早在1998年，这种培训就已经在于营村产生，挂牌仪式只是让“私塾”变成了“黄埔军校”。
于营村办学历史这么久，起因是什么？张爱琳说“说来话长”。位于西平县城东6公里的于营村，199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寄存全村80万公斤粮食的村面粉厂，因承包人不辞而别，一夜之间倒闭。人们开始四处上访，拒交国家公粮，村里工作陷入瘫痪状态。
这个时候，正在乡农经站上班的张爱琳接到了命令，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扭转混乱局面。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时年30岁的张爱琳上任了。针对存粮问题，张爱琳提出乡、村结合，多方筹资的办法。70多岁的老党员黄忠运说：“爱琳一个女人家，下着大雨，也和大老爷们儿一样，扛起麦袋子就走。”就是靠这股子干劲，过去几年处理不了的问题，张爱琳34天就基本完成。
在处理这起复杂事件的过程中，张爱琳感到部分村民的素质过低，当时的会计于贺九回忆说，几个膀大腰粗的男人围堵张爱琳，破口大骂，还险些动手打了她。
张爱琳说：“作为女人，我打也打不过人家，骂也骂不过人家。只能讲道理，可我发现，有个别人不懂道理，于是我想到了办培训班，既传授实用技术，又讲一些文明礼仪知识，双管齐下，提高村民的素质和文明意识。”
每个学期送两个村民前往河南科技大学学习，几个学期下来，也许我们就不缺自己的老师了
培训班开办之初，村民们不愿集中学习，觉得耽误自己的事。养猪大户康金荣就是这样想的。他说，通知让去学习，我想，学啥呀，还是自己摸索。
然而，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康金荣主动走进了培训班。
康金荣喂养的小猪突然得了怪病，由于不懂技术，耽误了治疗，一下子全死掉了。康金荣吃了不懂科技的亏。村里再举办养殖培训班，康金荣比谁都去得早，记得比谁都认真。
现在康金荣掌握了一整套养猪技术，他养的猪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个个膘肥体壮，三个半月就可以出栏。
在于营村新型农民培训学校，农民掌握了不少的农业科技知识，得到了可喜的经济效益。其实，这所培训学校的培训内容远不止科技知识，校长张爱琳说：“根据群众的需要，从计生上，土管上，法律上，治安上，包括经济发展等方面，我们要在课程中全部提到，丰富课程的课题，让群众真正从多方面学习到知识。主要是提高人的素质，培养新型农民。
去年6月份，村里为修一条通往乡里的柏油路，必须要拆掉58家的房子。
拆迁通知下发后的第二天，村民们就开始拆除自己的房子，一周后，58家村民全部搬迁完毕，没有一家向村里讨要搬迁补贴。
大家都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谁轻谁重，学校礼仪课上可是都教过。新农民，就得有这个觉悟，要不咋叫个新呢！”
去年8月，于营村已与河南科技大学达成协议，每个学期河南科技大学都会组织老师和学生来于营村的新型农民学校当“老师”，而于营村每个学期要送两个村民前往河南科技大学学习，“他们把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再带回来，形成良性循环。几个学期下来，也许我们就不缺自己的老师了。”张爱琳表示。
温铁军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当地政府不支持，因为带不来资金
于营村和大学合作办学的模式，和81年前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的“河北定县实验”非常相似，当时晏阳初先生带领一大批专家、学者历经10年，“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
“晏阳初、陶行知等一批教育家，将视野从大城市转向农村，历经11年努力，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我们的想法和晏阳初一样，要开发世界最大最富的‘脑矿’，把广大农民的智慧开发出来。因为对农民的教育是为最广大的国民谋幸福的具体表现。”西平县长王新强说。
据媒体报道，2003年，中国著名三农学者温铁军在晏阳初实验原址，又开办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些有志于建设新农村的专家学者给农民上课，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当地政府对此善意举措并不热情。
今年1月，温铁军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讲座中坦言：“地方政府觉得办学院对他们没有好处，不能为他们招商引资，学院在定州市教育局的注册问题一直是个难题。”
农民培训学校校长也是招商引资高手，领导说她是政治明星，于营村模式寄托乡村建设新希望
而农民出身、又是乡党委副书记的张爱琳却是招商引资的高手，1999年，她从村民王金元那里得到了广东客商林子强的地址，就独自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当时是1999年春节，她去时穿着棉鞋棉大衣，广东气温却有20多摄氏度，张爱琳买了一双凉鞋换上，手里掂着棉鞋，肩上背着棉衣，步行几公里找到了林老板的工厂所在地，可林老板根本就不愿见她。
倔强的张爱琳站在工厂门口整整等了一天。张爱琳终于拿到了与林老板合资办厂的协议。
1999年5月，于营村第一个打火机配件厂正式建成投产，当年创产值80多万元，并组建起了于营打火机集团有限公司，安排就业2000多人。仅此一项，全村群众就可增收400多万元，人均增收1200多元。于营村也成了豫南地区最大的打火机配件生产基地。
于营村的人均年收入达3600元，2008年村里定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5000元。对此目标，村民们认为不难达到，但他们有一个担心，他们的领路人张爱琳会不会高升调走？如果支书调走了，谁来领着大家奔小康？
西平县一位领导说，张爱琳是很有前途的政治新星，领导也有意培养。但于营村现在是县里新农村建设的一面红旗，领导担心换村支书会带来工作滑坡。
张爱琳说，去年确实有领导找她谈话，提出让她到县里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但她拒绝了，因为于营村的经济实力还较薄弱，放心不下。
在于营村的会议室里，记者看到所有的桌椅都是中国移动驻马店市分公司捐赠的，而图书室里的5000册图书，是驻马店市公路局等单位捐赠的。
张爱琳说，作为河南省第一个新型农民培训学校，该校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
张爱琳认为搞这个新型农民培训学校，最终要让村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发展潜能，当老板，成为新农民。于营村新型农民培训学校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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