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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奇:歌声、笛声都没有远去
时间： 11:15:00作者：新闻来源：正义网
&&& 个人简介:刘宝奇,男,1965年3月出生,陕西省检察院公诉二处原正科级助理检察员。历任铜川市王益区检察院批捕科科长、公诉科科长、检察委员会委员，2007年被遴选至陕西省检察院，主要负责死刑二审案件的办理工作。
&&& 26年来，他恪尽职守，严把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关，先后办理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案件1040件，死刑二审案件240件300多人，均无差错。日，他远赴旬阳县出席两起重大复杂案件的庭审，在连续工作一上午，身体已明显不适的情况下，他不顾劝阻，坚持出席当天下午的第二起死刑案件庭审，有理有据地批驳被告人的无理翻供。庭审进行中，他突发脑溢血，牺牲在公诉席上，时年48岁。　
　　日上午9时,陕西省西安三兆殡仪馆哀乐回荡,挽联低垂。陕西省500多名司法机关干警和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向刘宝奇同志遗体告别,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公诉厅敬献了花圈。“向检察事业捐躯与日月齐晖,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
　　刘宝奇走了,走的那么不舍,倒在了他挚爱的岗位一一国家公诉席上。
　　48岁的人生无疑是短暂的,但他26年的从检生涯却在严密中细织丝锦、在笃实中劲写精彩,他身后留下的是一道靓丽的工作风景!
　　刘宝奇走了, 走的那样匆忙。但他的歌声、笛声都没有远去,仍在战友、同事的耳畔回响!
　　生命旅途中的“最后一庭”
　　日,一个人们谁也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从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传来,陕西省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刘宝奇在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程军敬故意杀人死刑二审一案时倒在了公诉席上,脑主干破裂出血18毫升,超过了人类生存线的3倍还多,不幸因公殉职。
　　目睹了刘宝奇倒下全过程的旬阳县公安局法医贺学强,第一时间在手机上发出微信,表达着自己沉痛和崇敬的心情:“向倒在岗位上、敬业的、我们尊敬的、优秀的人民检察官学习!”随后同事们、同行们的微信如潮水般在网络上刷屏、转发:“宝奇,好样的!” “生命之火虽熄、奉献精神永存!”“真的吗?太遗憾了!”……
　　在他的工作搭档、同事、陕西省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高琳的倾诉中,刘宝奇用生命心血履职的最后一庭渐次变得清晰――
　　“7月30日,由我俩公诉庭审的两个重大刑事案件,都是为适应修改后刑诉法实施,有省、市、县级公安干警和当地检察院干警旁听的观摩指导庭,庭后还要组织交流座谈,特别是宝奇的庭审还安排了公安机关鉴定人员当庭作证环节,平时把工作就看得很重的他对这次出庭更是异乎寻常的操心费神。”
　　这是在高琳心里永远难以抹去的一幅幅画面。
　　“7月29日晚上7点多经过5多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从西安到达庭审地点安康市旬阳县,酷热当头,草草吃过晚饭,宝奇便钻进招待所房间里再没有出来。我知道按他的工作习惯,肯定还会细看一遍案卷、审查报告、举证提纲,预测论辩焦点,细抠答辩提纲,甚至要再推敲论告词,晚上肯定又要开夜车了。果然第二天早上,他的双眼布满血丝。”
　　“30日,天气闷热难耐。上午的庭审是我主办的抢劫杀人案,按分组工作规定,宝奇担任记录,庭审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我看见宝奇的状态与平时不大一样,在装有空调的法庭上,他的额头上竟冒出了层层细密的汗珠,执笔的手也在颤抖,显得极为乏力,即便如此,他在细致记录的同时,仍与我简单交流一些答辩观点。时至十二点,上午的庭审终于顺利结束,我问他,是不是身体不适需要休息或者看医生?宝奇对我摇摇头说:‘没事儿,休息一下就好了,工作第一,不能耽误了下午的开庭。’”
　　这是令高琳印象更为深刻的一幕。
　　“下午到达法庭的时候,宝奇的双颊潮红,脸庞也有点发肿,但当审判长一宣布开庭,他马上又精神抖擞。庭审一开始,他主办的这起故意杀人案的被告人程军敬就突然翻供,矢口否认自己先前历次供述的故意杀人事实,声称自己只是将刀架在被害人的脖子上,是被害人与其抢刀挣扎时不慎受伤身亡。宝奇即刻因时应变,在讯问时并没有按照原先思路,而是从主要犯罪事实入手,重点反复讯问被告人深更半夜持刀来到作案现场的想法和起因,一下子就使被告人的辩解露出破绽,自相矛盾。我认真地做着庭审笔录,暗自为他高超的讯问谋略叫好。在这夏日易困的午后,庭下观摩的公安检察干警也都精神振奋起来,大家都完全被这激烈精彩的控辩对抗现场吸引了,我也一下子忘光了宝奇在出庭前的种种身体不适。”
　　毕竞有公诉人的历练,高琳在回顾刘宝奇生命最后一刻的情形依然真切清晰,“可就在他向法庭向法庭出示第二组证据后,我忽然感觉宝奇的声线像是被重物击了一下,突然变得低沉和缓慢。他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我说:‘小高,你帮我宣读下面一段证据’。这时,我发现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雨点般滑落,他整个身躯倒向椅背,并从椅子上缓缓向下滑!惊呆间,我又听见奔跑过来搀扶的法警对审判长说 ‘我看见刘检察官刚开始宣读证据时就身子摇晃,我还以为他中午违反规定喝酒了,走近他身旁,才嗅觉到一点酒味都没有。病重这样还要硬撑着工作的检察官,我从来没有见过!’”
　　陕西省检察院检察长胡太平急切地从西安打来电话关切地询问情况,主管公诉工作的院领导从西安赶赴现场,安康市检察院检察长和市上领导带着市上两名医学专家赶来,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但这一切己无济于事。
　　庭审还没有结束,但一个忘我工作的检察官的生命却进入了倒计时!
　　得知刘宝奇去世的消息,当天下午主持庭审的陕西省高级法院审判长赵明华泪水夺眶而出,内心甚至有些自责:“天气太热,是我把工作安排得太紧了,让他没有休息好?!”
　　陕西省公安厅负责组织观摩活动的李笑松调研员和苗青科长眼圈通红:这是我们见过的一次高水平的庭审,确实非常精彩!我们当时还在下面连连赞许,准备庭后向他好好请教,可谁知这么优秀的检察官突然就走了,我们永远也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了!
　　担任被告人程军敬辩护人的雷绍云律师深切地说:亲眼看到刘检察官倒下,我非常震撼!他对司法公正的追求和执著,值得我们钦佩和敬重!
　　“工作洁癖”守护法律“生命线”
　　刘宝奇曾对他带的徒弟、工作助手说:“我们公诉二处,负责死刑案件的审查和法律监督工作,扼守的是死刑案件审查的最后一道隘口,我们可谓是名符其实的法律生死线上的把关人。公正执法必须处处精细, 务必保持 ‘洁癖’, 一丝不苟,法律文书上写错字,就是废纸!”
　　2007年,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刘宝奇从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检察院被遴选进陕西省检察院。
　　死刑二审案件的审查工作在全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先例可循,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了准确把握死刑二审案件的审查尺度,刘宝奇不仅重视巩固常见罪名的业务知识,还特别重视熟悉新罪名和新的司法解释,不仅重视和同事交流,还重视和法官、专家的交流。每次出庭、出差,他的行李包里总有专业书籍和一叠叠业务资料。
　　陕西省高院法官刘岩至今还记得刘宝奇 “抢书”的轶事。“有一次,我刚得了一本大部头的《新罪名解释》,我粗翻了几页就被他抢去!”。“书非借不能读也,这书你们法院有的人多,你可以借其他人的,我今天就要你的”。拿到这本书,刘宝奇如获至宝,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这本长达900多页的书通读了几遍,还做了厚厚一大本的摘抄。
　　对专业知识的一贯苦学,对审查监督工作的一贯钻研,使刘宝奇成为大家公认的工作业务能手、高手。他工作26年,一直从事刑事检察工作,共办理各类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案件1040 件,凡是经他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案子无一错案。自从2007年选调到陕西省检察院工作后,他足迹遍布全省的109个基层检察院,审查办理死刑案件240余件300余人,是处里办案数量最多、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最多、赴外地办案最多公诉人。
　　2010年5月,陕西省高院移送了丁玉江、马风龙等提起上诉的17人贩卖、非法持有毒品一案。此案涉罪犯人数众多、毒品数量和涉案金额巨大,犯罪行为跨越宁夏、陕西多地,案情十分复杂,领导研究后,决定将此案交给刘宝奇办理。他接案后加班加点“连轴转”,利用两个多月时间,认真审查了20多万字的案卷材料,13次赴陕北榆林看守所讯问上诉人,逐一核实证据,制作了长达180多页近10万字的案件审查报告。为了使庭审举证一目了然,他又将审查报告中上诉人的71宗犯罪事实按照犯罪时间、地点、买毒人、数量、毒资等制成一览表。庭审当天,当他有条不紊,一桩桩、一件件陈述完每宗犯罪事实的来龙去脉后,犯罪嫌疑人都深感吃惊,面对这位明察秋毫的检察官有理有据的反驳,原想避重就轻甚至抵赖一些犯罪事实的上诉人,辩解显得苍白无力,从胡搅蛮缠到不语默认。
　　工作上的‘洁癖’, 刘宝奇严谨细腻地一次又一次发现漏罪漏犯:
　　2000年8月,刘宝奇还在铜川王益区检察院担任侦查监督科科长,一次他在和人闲聊时无意中听到了这件一件蹊跷的事:有人把老婆杀了,过去十年了,如今却好象无事人一样。这没有逃过听话听音,遇树拔根的刘宝奇的视线。
　　日,铜川市环卫处车队原队长的赵同理因怀疑妻子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持刀将妻子杀死,随后从铜川市一桥上跳下,自杀未遂摔成重伤,瘫在病床上,案件侦查遂被搁置,时间一长,这起案件竟然不了了之。
　　刘宝奇带领科室干警走访周围群众,仅用了几天时间就查清,赵同理不仅早已伤愈,而且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侦查机关的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
　　日,犯罪嫌疑人赵同理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逍遥法外即将满十年的前一天被抓获归案,最终赵同理被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案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宝奇立案监督的这起故意杀人案在铜川引起了轰动,该案也被评为陕西省检察系统有影响的十大案件之一,后经《陕西日报》报道,在全省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专题报道了这一案件。
　　“正能量”聚满生活
　　刘宝奇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患病的妻子下岗后在一家超市打工。他的工资收入不仅要供养老人,还要负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为了节省,一家三口人在西安南郊三爻村附近租住了一间20平米小房子,但他们夫妻俩依然把小家布置的雅致温馨。
　　刘宝奇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是公交汽车、地铁或自行车,他笑嘻嘻地对妻子说:“别羡慕人家有私家车,发达的欧州人好多都像我这样绿色出行,既低碳环保,又锻炼身体。”
　　刘宝奇热爱生活,他的生活充满阳光。他是陕西省“老三届”艺术团的台柱子,特别是唱起抒情歌来水平不亚于正规歌手,噪音高亢,声如洪钟,空暇时经常参加当地社区文艺演出,为四方百姓献歌献艺。大家说,在单位里,工作上埋头苦干、顶梁立柱的刘宝奇,在各种联欢会上、系统文艺汇演中是当仁不让的明星,在陕西省检察院拍摄的第一部微电影《芳香》剧中,刘宝奇扮演一位农民老大爷,表演得惟妙惟肖。
　　歌如其人,刘宝奇最爱唱的是《红梅赞》、《再见大别山》《高原红》等境界高尚、意境开阔的歌;乐如其人,众多的乐器中,刘宝奇特爱竹笛,他说,笛子形简质美,声音欢快清亮,还可提气练息。繁忙的工作之余,宝奇或高歌一首、或吹奏一曲,被同事们称为:“松糕”和“开心果”。 在宝奇看来,音乐表演艺术与公诉工作是相通的,音律流畅、音节顿扬、音质优美、音域洪亮,如果很好地借鉴运用到公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会更加富有感染力,营造气势恢弘的气场,不仅能感染法官、律师和观众,也能给被告人带来威慑。
　　收拾遗物时,同志们流泪满面。刘宝奇随身携带的包里,除了案件卷宗文书、衣物、洗漱用品外,还有始终随身携带一枚检徽和一支竹笛!
　　高琳记得,去旬阳的山路上烈日炎炎,崎岖颠簸,刘宝奇见大家昏昏欲睡,他就让司机停车,到路边买了两串葡萄,“先解渴提神”,又拿出他那只喜爱的竹笛说:“这次出差路远,任务也重,工作完毕时我带你们到旬阳的山顶放松一下,清凉山风裹着笛声,是多么的爽快、浪漫!”
　　“我真想再听听刘老师的笛声。”与刘宝奇绝别了40多天高琳仍触景生情:“每当我走进办公室,几次朦胧中看见刘宝奇正在打扫卫生、正在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审查案卷,我明知这是幻觉,但我多么希望一切又是真的!”高琳说,“有时想起宝奇,几种影像在折叠,他四处奔忙的取证身影、他精彩激昂地答辩场面,他的歌声、笛声、笑声。他是一个多么快乐、单纯、热爱生活的人,为了检察事业,他可以舍弃一切,甚至生命!”
[责任编辑：孟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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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1983年严打回忆：监所人满为患用防空洞关人|公安局|严打|防空洞_新浪新闻
&&&&&&正文
<h1 id="artibodyTitle" pid="1" tid="1" did="" fid="年严打回忆：监所人满为患用防空洞关人
　77岁的马仁华时任西安市司法局宣教处副处长
80岁的张斌生时任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副局长
　　时隔30年，对于那场“严打”，记者走访的很多老警察、老法官仍记忆犹新：社会治安混乱、犯罪分子活动猖獗，让这场战役一开始就火力凶猛。一夜之间，监所人满为患，嫌疑人多得只得分流关押，就连基层干警们的警用装备也紧俏了。
　　他们也承认，当年的“严打”的确对震慑犯罪分子起了巨大作用，但因为“指标”的影响，有的地方的确存在打击面过宽、扩大化的倾向。“轻罪重判的有，罪不该死却被枪毙了的也有。”
　　1983年春的一天，邮递员老马去咸阳市火车站的邮筒里取信件，结果发现里面有一双手铐。手铐上还夹着一张纸条，白纸黑字写着“耀县(现铜川市耀州区)公安局收”。
　　邮寄手铐，这还了得，案件惊动了陕西省公安厅。经查，手铐是耀县公安局丢失的。原来，前些天该局在西安抓获了一名重犯，押解返回耀县途中，办案民警吃饭，便将嫌疑人拷在了饭馆院子的树上。结果嫌疑人辛某自行捅开手铐逃跑。该嫌疑人此前就被耀县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出于挑衅，就将手铐“邮寄”给了耀县公安局。
　　当时正处于全国“严打”前夕，给记者讲述这个细节的警察叫邹少陶，当年28岁，是耀县公安局刑警队的刑警。
　　“犯罪分子都可以如此戏弄公安，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可想而知。”邹少陶回忆说。邹如今是西安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副调研员。
　　这次刀子一定要放“K火”
　　此次关于“严打”的采访中，所有记者寻访到的老民警都谈到，1983年“严打”前的社会治安很糟糕，各种社会治安犯罪、恶性犯罪层出不穷，群众意见很大。
　　当年，邹少陶刚大学毕业分到基层不久。他说当时耀县群众对欺行霸市的“混混”意见很大，但都敢怒不敢言。比如有农民进城卖瓜，一伙混混就围过去，一个装着挑西瓜，然后装着不小心西瓜掉在地上摔破了，农民很心疼上前和其论理，其他人就乘机抱了西瓜四散而去。在一些老警察的记忆中，当年白天坐公交，甚至可以看到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小流氓在车上调戏年轻女性，但路人大都不敢管。因为这些流氓往往三五成群，怀里揣着刀子。
　　在邹少陶的记忆中，当时耀县公安局有17个派出所，但大多数派出所只有一个民警，叫公安特派员，既是所长也是办案人员。由于人力紧张，有的公安特派员遇到辖区的混混闹事，一旦自己力量不足、对付不了，就哄着给对方说好话：这是哥管的地盘，你给个面子、不要闹事给哥添麻烦，“当时当警察也是很委屈的。”
　　“严打”动员会始于当年8月17日。邹少陶至今清楚地记得，在县局会议室里，动员会先是传达中央精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打”的决定，随后宣读省厅和市局的命令。宣读完毕后，当时的耀县公安局局长吴宏义突然站了起来，提高嗓门斩钉截铁地说：党中央这次给咱政策了，我们这次刀子一定要“K火(chán，陕西方言，厉害)”，下决心把耀县的这些“哈怂”一网打尽。
　　局长话毕，会场掌声雷动。警察们觉得终于等到了扬眉吐气、大显身手的机会。
　　动员会次日，耀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按照提前摸排好的“重点名单”开始抓人，被收捕归案者几乎都是平日里在各地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作奸犯科，“气死公安、难倒法院”的“流氓”和“混混”。由于被抓的人太多，手铐不够用，于是就用警绳代替。后来警绳也不够用了，就直接用麻绳代替捆绑。
　　关于1983年的社会治安，时任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副局长张斌生也有着深刻的记忆。
　　今年已80岁的张斌生当年是碑林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他说记忆中当年有个“218”抢劫案。西安交通大学一学生坐7路车(和平门往纺织城方向)回学校，被小偷偷了钱包，学生反抗，结果被小偷拿刀捅伤。在张的印象中，当年通报的恶性案件还有幼女被强奸案4起，数起劫财伤人案，比如一女子去银行取钱，刚一出银行门，被人用砖头砸昏，钱被抢。案子截至张退休，好像一直未破。
　　“当年的‘严打’，只要是重大怀疑对象，就会被先抓起来收容审查。”张斌生认为，1983年的“严打”和当时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有着直接关系。
　　陕西省公安厅前厅长王锐也认为1983年的“严打”是形势所迫，各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太猖獗，不“严打”无法起到震慑作用。
　　一夜之间抓的人太多，没地方关了
　　在张斌生的记忆里，“严打”期间西安市被抓的嫌疑人太多，各分局监所人满为患，后来连几处防空洞里都关的是嫌疑人。
　　1983年9月，张斌生被临时抽调到西安南郊的三爻收容审查所，负责监管收容审查被抓的嫌疑人。
　　对收审工作，张斌生至今印象深刻：各区县分局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用大卡车给收容审查所送人。每个卡车四个角站四个警察，每人手里拿一个笤帚，嫌疑人都抱头蹲在车厢里。一旦谁说话或抬头张望，警察就拿笤帚把敲头，大喊“蹲下蹲下，不许说话”。
　　“被送来的人一部分被劳教，一部分被收容审查。收容审查一般为三个月，但在实际操作中经常是啥时候问题交代清楚了，啥时候才能办其他手续。收容审查没期限，弄不清楚问题不放人，后来这个制度被取消了，取消的好。”
　　按照张的回忆，收容审查所正常关押的人数约1500人，但在1983年“严打”开始后，最少时关押约3000人。“关押者都是统一编号，在这个地方没有名字，只有号。当年秋天实在没地方关了，怕出事，就开始分散转场，分别送往宝鸡、渭南，咸阳等地。”
　　一次，张斌生负责押送约400人去旬邑县的槐树庄劳教所。当时一共14辆车，第一辆是卡车，坐着全副武装的武警，还有一挺重机枪。卡车后是10辆轿子车，每车里有约40名嫌疑人，和4名警察，警察都拿着电警棍。十辆大轿子车后又是一辆全副武装的大卡车，武警、重机枪。卡车后是两辆拉行李的车辆。
　　早晨，车队从西安南郊出发，过富平，黄陵，再一路向西到旬邑。
　　路上犯人提出要大小便，为了安全，找了一个深沟，武警在沟畔持枪戒严，犯人在沟内大小便，然后每人发了两个馒头两个鸡蛋。晚上到了旬邑，谁知，在距离目的地约2公里时，过河的桥塌了。于是分车组织犯人跑步前往目的地，并警告说谁敢跑出队伍，就地枪毙。第二天早上，路上留下许多鞋子，“原来犯人们担心停下来拾鞋，会被误认为想跑，即使鞋掉了也不敢捡。”
　　关于三爻收容审查所的这段特殊时期，30年前，时任该收容审查所武警、当年32岁的罗警官回忆说，几乎是一夜之间，收容审查所人满为患，楼道里全是各分局送过来的嫌疑人。“严打”前这里只有武警一个排警戒，后来增加为三个排。
　　不仅西安的监所人满为患，邹少陶说，当时耀县也是嫌疑人多的都没地方关。耀县看守所容纳不下，就临时关到了消防大队的窑洞里，结果晚上发生了意外，被关者中有人用钉子捅开了窑洞大门的锁子，跑了五六个。
　　耀县公安局连夜组织追捕。邹少陶清晰地记得，当晚月亮很亮，天气很冷，追捕途中摩托车被钉子扎破了轮胎。大家伙只好推着走。第三天，逃跑的人全部抓回。
　　“当时全公安局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北京吉普，一辆是囚车。刑警队约10个人，一辆三轮摩托车和一辆两轮摩托车是主要办案交通工具，其他主要是自行车。”邹少陶说。
　　公判大会：“镇压反革命”声势浩大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老警察都谈到1983年“严打”处决了许多人。
　　今年77岁的马仁华时任西安市司法局宣教处副处长。在他的记忆里，当年的警服都是白上衣、蓝裤子、红领章。每次处决人之前都要游街，第一辆车都是司法局的法制宣传车，车顶上有高音喇叭，播音员在驾驶室里宣读政法机关的公告，宣传车上的警报都是靠人工手摇才能响。
　　宣传车后是数辆大卡车，有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押着被五花大绑的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每人脖子上插着一块木牌，上面用红涂料写着犯罪类别和姓名，比如“杀人犯某某某”。
　　罗警官回忆，当年处决犯罪分子主要是武警负责执行。处决前，武警战士负责将处决犯从监号里拉出来，先是用铁锤和錾子打开脚镣，然后法院的人宣判、验明正身。武警战士再将其五花大绑，然后沿长安路北上，进南门，四条大街游行，然后去了西安市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
　　会前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会沿着体育场跑一圈，口号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镇压反革命”。其中“镇压反革命”要喊两遍。
　　公判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对公众宣布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结束后，处决犯则被拉到西安北郊草滩去枪毙。当时西安枪毙人主要有三个地方，人数比较多时在草滩河滩，人数少时在三爻村附近的沟边，或者在如今东三环的马腾空村附近。
　　行刑队伍到达前，刑场会事先按照死刑人数挖好土坑。死刑犯一字排开跪在坑边，子弹飞出，死刑犯倒入坑中。这时就会有法医上前查验是否死亡，没有死亡的会补枪。
　　确认死刑犯死亡后，马上将尸体埋起来。土上覆盖一张法院的公告。上面再插一块犯人游街时后背插的木板。有的尸体随后会被家属拉走处理，有的则无人认领。
　　在罗警官的印象中，当年大概是11月一个月就枪毙了两次人，第一次40多，最后一次60多，最后一次枪毙后是拉去统一火化的。
　　罗警官后来从武警部队转业到西安市公安局，两年前退休。
　　“严打”的秘密：有“指标”
　　30年过去，汉中女民警罗英(化名)说她的心里一直藏着一件让她欣慰的秘密。
　　在罗英的回忆中，当年“严打”开始，先是各单位、村上汇报嫌疑人名单，汉中某村干部汇报说，经常有附近工厂的工人到村里某妇女家留宿，怀疑有男女关系。某日夜晚，公安局和厂保卫科冲进该妇女家，结果发现床上真的躺着两男一女三个人。于是就以涉嫌嫖娼卖淫将三人带到了公安局。
　　当时对流氓罪的定义是，一男一女非夫妻在一起属于乱搞男女关系，属于作风问题，如果两男一女、或两女一男在一起乱搞男女关系，则属于流氓罪。
　　审讯中，不到40岁的妇女向罗英大喊冤枉，她说自己和两男子只是“相好”，没有金钱利益关系。“相好”的主要原因是，自己丈夫意外事故去世，家里穷没有钱，两男子经常借钱给自己。出于报答，自己自愿和两男子睡觉。
　　做完笔录，38岁的罗英决定去妇女家实地走访。结果发现妇女真的没有丈夫，家里有三个孩子，两个面黄肌瘦的男孩坐在门槛上等妈妈回家做饭，屋内一个女孩子躺在床上发高烧。
　　该女和两男子认识的村民也向罗英证实，那两个东北籍工人的确多次借钱给该女买化肥，之间没有金钱交易。
　　在掌握了这些证据后，罗英向公安局领导写报告，认为该妇女不属于卖淫，建议批评教育为主，并汇报了其家中很穷苦的具体情况。为不让领导怀疑自己是给嫌疑人“说情”，罗英在报告的后面还写道：如果发现查实我接收了妇女的任何好处，我愿意无条件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理，包括开除党籍和公职。
　　后来妇女在被关押了两天后释放，两个工人则被劳教，都没有判刑。三十年过去，罗英说她经常会想起在妇女家看到三个孩子的那一幕，“也许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吧，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为那位母亲辩解。
　　罗英说她之所以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是因为当年的“严打”是有指标的。为了完成指标，包括公安在内的各政法部门对个别案件的处理存在量刑过重的问题。
　　80岁的张斌生说，如今回头看，当年的“严打”的确对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震慑犯罪分子起了巨大作用。但当年一些政法单位领导为了追求政绩，给“严打”下指标，基层单位为了完成“指标”或争创优秀，有的地方打击面过宽，有扩大化倾向。一些犯小毛病、小问题的无辜群众也被牵连伤害了。“当年的‘严打’是运动，对一些人难免判刑过重。”张斌生说。
　　1983年的“严打”扩大化倾向，陕西省公安厅前厅长王锐也有同感。当年，29岁的王锐是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刑警大队的一名刑警。他说，“严打”的初衷是好的，但后来有点扩大化了，比如一些群众在马路边打麻将，带1毛钱的小彩头，结果也被抓起来当做赌博处理。这是明显的把治安处罚当做刑事犯罪处理。
　　今年80岁的张斌生直言：当时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也给枪毙了，说明当时执法过严。有的犯罪分子已经判决过了，但长官一致认为判得太轻，为了完成指标，拉出来重新判死刑。“轻罪重判的有，罪不该死却被枪毙了的也有。这些数字和案例都成了秘密。”张斌生说。
　　曾在三爻收容审查所工作过的罗警官记得，当年对犯罪分子还有一个惩罚措施，叫“注销户口”。被注销户口的人，即永远再也无法回到城市生活，往往会被送边远山区的监所劳动改造。
(原标题：监所人满为患 西安用防空洞关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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