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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阳光网版权所有 &高尔夫球场规范何时出台？ 国土官员称问体育总局_综合体育_新浪竞技风暴_新浪网
高尔夫球场规范何时出台？ 国土官员称问体育总局
整饬高尔夫
　　时代周报记者 刘娟 傅明 实习生周苗苗& 发自广州、北京
　　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在了山盛高尔夫球场头上。11月27日，这个占地超1000亩、毗邻成都4A级休闲旅游胜地三圣花乡的球场，接到了停业通知，管理团队面临解散。
　　此前的11月21日，数辆铲车和推土机进场，成都天府高尔夫球场被官方清铲，成都地区整治高尔夫风暴自此掀起。
　　成都并非孤例。这一幕在北京、广东、山东、湖北等省市亦频繁上演。一场清理整治高尔夫球场的大幕，在全国迅速拉开。
　　政策“紧箍咒”源于一份官方文件―今年7月前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中央11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发改社会[号)文件。
　　该文件明确，全国各地高尔夫球场按照取缔、退出、撤销、整改四类要求进行处理。
　　按通俗解读，“取缔”就是直接关门；“撤销”主要针对在建项目撤销相关批准手续；“退出”是退出违法占用的地块；“整改”是球场针对违法违规的方面进行整改再验收。在时间点要求上，取缔类球场必须在日结束；退出和整改工作都必须在明年6月30日前完成。
　　据时代周报记者多方了解，本轮高尔夫球场整饬工作由中央最高层力推。这意味着中国高尔夫球场迎来了命运的节点，地方违建与国家政策长达10年之久的博弈将宣告结束。
　　10年来，我国高尔夫球场建设的提速期，恰恰与政策禁止期高度啮合，新增球场超过400家。尽管有禁令，球场数量却野蛮增长。在未来，如何规范引导高尔夫健康发展仍将是重要命题。
　　清理整治大幕拉开
　　最近几天，观澜湖地产集团营销总经理洪刚的手机响个不停。几乎在第一声铃响，他就接起，不厌其烦地对会员、同行和媒体解释，“退出不等于关门”。
　　11月10日，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省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工作会议，要求确保在12月15日前完成全省5家球场的取缔工作，并要加紧开展退出、撤销和整改类球场的相关工作，严格问责机制。
　　11日，深圳发改委发文，明确了深圳15家球场的清查范围。深圳观澜湖等6家球场在退出之列，沙河高尔夫等9家球场须“整改”。
　　“我们的球场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兴建并运营的，土地、环评、立项手续均在1993年中已取得，土地性质就是高尔夫球场用地。”洪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深圳观澜湖这次被列入“退出”的主要原因是，按照新修的相关规划，部分球场地块属于二级水源保护区。
　　此前，湖北、海南、山东、北京等地已先后响应中央11部委的“清理整治通知”，对部分不符合政策的违规球场纳入整饬范围。湖北早在今年8月底，就对省内高尔夫球场进行清理整治，要求取缔球场1个、撤销1个、整改12个。这是自2004年禁建高尔夫球场以来，省一级政府首次以实际行动回应。
　　中央11个部委下发通知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6部委就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这6部委将采取分头和联合等形式，重点督查全国违规高尔夫球场。
　　其中，发改委重点督办顶风建设、弄虚作假的球场；国土部重点督办违法违规占地的球场；环保部则重点督办违法违规占用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球场；住建部重点督办违反城乡规划、违规占用风景名胜区的球场；水利部重点督办存在防洪隐患和违规取水行为的球场；林业部重点督办违法违规占用林地的球场。
　　在本轮重点督办的取缔、退出、撤销的高尔夫球场中，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承担督办的有22个。
　　“这轮排查后不久，国土部有能力全面摸清我国高尔夫球场实际建设量。这项工作早在10年前就已启动，但各个项目土地性质复杂，多个部门博弈，让国土部无法确信以往任何一组数据。”国土资源部地籍司的一位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按照上述官员的说法，清理整治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但长期的政策滞后，给这项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这些球场如何统计、归类，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怎么定，以后如何规范发展，考验的是政府的执政智慧。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04】1号文，要求各地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当年2月26日，国土资源部时任副部长寿嘉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到目前为止，全国经过国土资源部审批的高尔夫球场只有10个。”
　　“这也就意味着，2004年以后新建球场都是违规球场。”崔志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审批暂停，但一停就是十年之久；尽管有禁令，球场数量却野蛮增长。
　　崔志强现任北京泛华新兴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下海”前是原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副主席。据其介绍，目前行业内普遍采用的全国高尔夫球场数据来自深圳朝向管理集团的“高尔夫白皮书”―― 521家。
　　实际数量远远大于这一数字，以上白皮书称，还有上千家练习场和在建或建成未营业的球场游离在统计之外。
　　而按唐高网的统计，我国高尔夫球场数量从2004年的178家增加到现在的585家，10年净增超400家。一位对高尔夫旅游颇有研究的人士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民间粗略统计中我国高尔夫球场约家。
　　时代周报记者至今尚无法从官方拿到我国高尔夫球场数量的权威统计数据。
　　“有禁不止”的尴尬
　　“我国高尔夫建设经历了鼓励、限制和禁止三个阶段。”崔志强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作为促进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的重要措施，高尔夫被引进中国，北京、深圳、上海、天津、珠海、中山等地陆续有球场建成，除了1990年9月开业的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以外，当时其余的球场都是外资投入建设的。
　　但诟病接踵而至，以抨击领导干部打高尔夫为发端，质疑“高尔夫是腐败温床论”渐成社会共识，政府的管辖随之益发严厉，球场用地被纳入限制性政策。
　　时代周报记者翻查资料发现，有关高尔夫球场的最早一道禁令，要追溯到1993年8月，当年国务院转批国家计委文件规定为停缓建设、不宜新建。日，中央下发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占用耕地、林地和宜农荒地用于高尔夫球场和高档房地产开发建设。
　　目前被广为提起的禁建文件是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04】1号文，要求各地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高尔夫审批大门自此正式关闭。
　　2009年11月，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6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尔夫球场建设情况调查摸底；2010年，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7部委对高尔夫球场摸底。
　　日，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11部委签发特急的《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成立工作组，将本地区所有球场名单及违规球场清理整治情况汇总，当年6月底前报国家发改委。
　　2012年，环保部会同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等，在全国地下水调查评估中，对高尔夫球场进行摸底……直到今年7月左右，中央11个部委再次下发“清理整治通知”。
　　然而，这些“摸底”调查，最终无果―无论有关各部委还是“高尔夫大省”，均无任何信息公开。为此，今年5月新华社发表评论质疑：“一直在‘摸底’，一直摸不到底。”
　　“法令规章不停地发，执行力却停滞甚至萎缩，其后果是严重的。”新华社评论援引高尔夫球行业资深人士说法表示，我国高尔夫球场建设的提速期恰恰与政策禁止期高度啮合。
　　10年10道禁令难阻违规球场蔓延的尴尬。这在崔志强看来，最终是多输结局―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挑战，地方政府的信誉遭到质疑，投资商的利益亦受损。
　　“高尔夫球场属于多头监管，没有哪个部门愿意出面主抓这个事情。”崔志强说，近年来，未经审批的高尔夫球场在登记信息中大都回避“高尔夫”字眼，往往偷换概念，以体育公园、生态园、休闲园、绿化项目、新农村建设等名义经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建设。
　　国土部地籍司官员亦向时代周报记者坦承，多年来，高尔夫球场禁而不止，主要在于地方政府监管问题，当然也与以往政府文件和指令，以及各部门协调中的一些矛盾有关，“中央部委态度各有暧昧，国土部也不好跳出来当‘出头鸟’。”
　　“一个高尔夫球场占地少则千亩，多则上万亩，如何能获得立项并运营？”长期游走于我国高尔夫活跃区域的高球教练谭毅向时代周报记者称，“没有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谁敢在禁令之下大规模建高尔夫球场？有了地方政府的庇护，投资商就有了回旋余地。一旦出事，由当地政府出面斡旋，甚至借机漂白。”
　　“遇到高尔夫违建，监管并非不在场，而是不敢管，不能管，管不住。”云南昆明某国土局办公室人士朱建敏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地曾有一个案件国土部门执法100余次而奈何不了，“我们去了他们就停工，一走又干上了”。
　　“在云南，有很多省里招商来的房企巨头或央企大鳄，地方行政部门要想对这些企业实施监管，无异于胳膊对抗大腿。”朱建敏说，行政执法部门“监而不管”的坏榜样，会引发致命的破窗效应。
　　江苏苏北一县政府招商部门高小姐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高尔夫球场能为地方政府带来不菲的经济效益。一座18洞标准球场，投资至少1亿元，建成后周边土地价格至少翻倍，开业后即便按照10%的低税率计算，每年至少也会有250万元的营业税收和会员费买卖带来的1500万元的一次性税收，“领导大多政绩要紧，对高尔夫项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过就给过。”
　　而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在高尔夫项目建设中均有地产作陪衬。对开发商来说，高尔夫球场盈利状况并不理想、甚至亏损，配套的房地产才是真正盈利点，比周边地段项目溢价达三成。
　　反腐背景下的力度
　　崔志强很清楚，这一次动真格了，比以往来得都狠，“多年的雷声大雨点小，一度让圈内不少人有些麻痹，但现在都不那么乐观了，顶风作案和涉及耕地的，在本轮清理整治里概不能免。”
　　事实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确保政令畅通被提上重要日程。据时代周报记者多方了解，中央最高层力推了此轮高尔夫球场的整饬工作。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联合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也强调，严禁在流转农地上建高尔夫球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称，目前，国内高尔夫球场搞得太多，土地利用效率太低，与我国土地政策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制止土地使用浪费的基调相悖。
　　前述国土资源部地籍司官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说，与以往走过场、罚款了事的处理方式不同，这次清查整治高尔夫球场是国家整体行动，力度巨大，将坚决取缔不合法存在的高尔夫球场，这也是与国土资源部上下的反腐决心成正比的。
　　“在中央大力反腐的背景下，土地管理方面出现的所有问题，作为监管责任方之一的国土资源部都会被追责。因此，国土资源部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这位官员说，此轮高尔夫整治行动也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一致，力度之大“史无前例”。
　　高尔夫属“贵族球”运动，在球场频频违规建设的同时，谁在消费一直引发外界关注。事实上，高尔夫球已成纪委重点关注对象。
　　今年7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反腐三人谈》节目中，中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处长方文碧谈到海南前副省长谭力的落马细节：谭被中纪委调查之前还在外省，由私企老板陪同打高尔夫球。
　　在谭力之前，交通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孙国庆因公款打高尔夫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原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受贿罪入狱，受贿的3张高尔夫会员卡超过了50万元；原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唐若昕夫妇落网，腐败目录里仅高尔夫会员卡一项就有百万元。最典型的例证，是2010年浙江温州的官员群体任职高尔夫协会事件，当地20多名现职副厅级至副处级领导干部出任了高尔夫协会的领导职务。
　　今年10月，中纪委公布中央巡视组对中粮集团的巡视反馈意见，提到“公款支付打高尔夫球费用等奢侈浪费问题突出”；审计署近日披露的央企审计报告也显示，华润集团公款列支高尔夫消费211万元。
　　“在国内，高尔夫会籍卡入会费最便宜的10多万，最贵的有200万，每年还要交不等的年费，打一场球一般场地最低收费200多元，在北上广则要2000元左右。” 江苏苏南某球场运营人士肖劲(化名)说，会员持卡有多少是自己掏钱办的，这个不好多说，大家都心照不宣。
　　肖劲说，其实仍有不少退休官员担任各大俱乐部的名誉主席、副主席等职务，但现在风声紧，不太露面或干脆辞职了，“在职领导避嫌，也不敢过来打球了；球场本身敏感，这个节点尽量少宣传，免得撞枪口。”
　　几个月里，李晓峰简直愁白了头，他是北京五环外某球场的运营副总，多方压力让他倍感疲惫。
　　球场在近年越建越多，有限的打球人口使得球场经理人走上了价格竞争老路。家庭卡、不记名卡、订场公司、分时度假卡等一系列促销戏法，已让他的球场生意冷清了许多，“去年以来，官员、国企等重头客户的减少，让本就疲软的营运收入更加步履维艰”。
　　危局中的希望
　　“每天即便不开业，也要一大笔开支，尤其是在水价疯涨之后。”李晓峰说，今年5月1日起，北京市将高尔夫用水纳入特殊行业水价管理，大幅上调高尔夫球场用水价格，用水价格从每吨61 .68元统一上涨至160元。
　　“按照调整后的水价，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水费每年平均近5000万元。”李晓峰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北京不少球场为省钱选择去附近农家买水。而像北京远郊的九松山高尔夫球场等因用不起水，一大片草地都变黄了，只能关门歇业。
　　高尔夫扎根中国的30个年头里，从没有像2014年这样冷清过。李晓峰没想到，以往被形象比喻成“绿色地产 ”的高尔夫地产销售，在地产和高尔夫两大行业政策调整之下，踌躇不前。
　　此轮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让整个行业“大兵压境”。今年10月，300多位球场经理人齐聚山东荣成，商讨未来如何救危图存。华彬集团董事局主席严彬是高尔夫业界资深人士，他在会上就鲜明指出：面对目前形势，特别是全国近90家球场面临“关停并转”，整个产业链都在遭遇严峻考验，“如企业收购和改造步伐放缓或者无法进行，一些有年头的高尔夫球场改造计划要延后，对从事球场设计、施工等的企业也都是坏消息。”
　　崔志强对时代周报记者坦承，北京市政府对高尔夫球场采取高压政策，除之前国家提出的严禁新建之外，也给续建、改扩建高尔夫球场堵上了大门，这对公司的高尔夫业务将带来直接影响。
　　“对高尔夫球场的处理态度，这次政府的态度不再暧昧，坚决要求还原，原来是防风林的恢复防风林，原来是滩涂的恢复滩涂原貌。”一位国土资源部官员向时代周报记者强调说，球场投资者的利益受损不是政府的不当行为导致，政府没有赔偿的必要。
　　“这次清查，我们没有涉及耕地等问题，只有一些小整改，能熬过去。”李晓峰说最惨的是那些直接关门的球场，会员会费赔偿等都足够让企业破产。北京观唐高尔夫球场被铲除后，上百位会员登门向球场方索要会费。
　　海南一知名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李人帅向时代周报记者证实，目前他一些朋友的球场已被关闭并要求恢复土地原貌，“这些朋友在电话里说到这些时，真的是哇哇地哭啊。”
　　安徽滁州琅琊山麓旁的冠景国际高尔夫球场目前已整体被叫停。投资商一纸诉状起诉了滁州国土部门。滁州南谯区法院的消息显示，诉讼理由是冠景不服国土部门要求其将高尔夫球场地块整改至“恢复原状”：“从土地投标到建设批复，我们冠景都经过合法审批。”目前该案尚未开庭。
　　遭遇严厉整肃的同时，一些高尔夫投资商也怀抱希望。据中央11部委文件，整改措施落实到位的球场，待国家出台规范高尔夫球场建设的意见后，符合规定的要重新申请办理审批手续。
　　这份规范建设意见制定情况如何，有否具体的时间表？国土资源部有关官员建议时代周报记者询问国家体育总局，这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工作协调范畴。国家体育总局下属体建办有关人士则称，暂未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指令和计划。时代周报记者亦未得到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的相关回应。
　　“对中国高尔夫行业来说，最重要的当属制度建设。制度应是一座桥，能有效保证社会运行顺畅、合理、高效。”崔志强希望这座属于中国高尔夫行业的桥能尽快搭建起来。(原标题：整饬高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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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别人丢的东西竟然会犯盗窃罪，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贵州省修文县。在那里，一个高尔球场边的村民们因为捡拾了球客们丢弃的高尔夫球被逮捕，并且被判处有期徒刑。而且，这个村庄和这个高尔夫球场之间种种的冲突和纠葛，已经发生延续了15年。那么捡拾高尔夫球的村民们为什么会被判盗窃？他们与高尔夫球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近日，记者前往贵州进行调查。
　　解说：青山、绿水、白沙、修剪平整的草坪，这里是贵州省惟一的一座高尔夫球场，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与高尔夫球场一墙之隔，是一个普通的山村，300多名村民，这里是三元村一组。
　　滕彩荣，是三元村一组的村民。从2007年开始，滕彩荣陆陆续续地在高尔夫球场附近捡拾别人打丢的高尔夫球，到2008年11月，已经积攒了满满一编织袋。可是让滕彩荣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白色小球，让他背负了盗窃的罪名，被关押了1年多时间。
　　滕彩荣(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他们就看我家里有球。
　　记者：当时放在什么地方？
　　滕彩荣：放在卧室里。
　　记者：有多少个球？
　　滕彩荣：699个。
　　记者：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每个都登记吗？
　　滕彩荣：我们这公安数的。
　　解说：三元村派出所的民警是因为另外一起案件来滕彩荣家开展调查的，无意之中，却发现了滕彩荣家里的高尔夫球。
　　记者：这600多个球，你用了多长时间捡到这么多？
　　滕彩荣：一年多。
　　记者：你捡它做什么呢？
　　滕彩荣：他们不是在这经营二手球，他们说捡了以后可以卖给他们，卖给他们1块钱、2块钱一个、3块钱一个，他们再拿去卖。
　　解说：卖几个球，不过是十几元钱，不经意就会花掉，腾彩荣舍不得这样做。所以他把捡来的球都积攒起来，就像银行零存整取一样，希望攒多了可以卖个千八百元，这样也好给并不富裕的生活做一些贴补，可是没想到，却被警察发现了。
　　滕彩荣：他问我这球是怎么来的，我说是在林子里捡的，他当时跟我说，就说我是偷的，我说是捡的。
　　解说：&滕彩荣被带到了修文县公安局三元派出所，刘城是当时的派出所所长。
　　记者：你是因为什么样的依据来判断他是盗窃行为的？
　　刘城(修文县公安局三元派出所原所长)：他私自多次翻爬，从铁丝网进入高尔夫场地捡拾里面的球。当时公安机关认为肯定高尔夫里面的球，是归高尔夫的。
　　记者：你这盖的还是两层楼啊？
　　滕彩荣：一层，上面有个炮楼。
　　记者：楼顶上是做什么的？
　　滕彩荣：养点鸡。对面就是高尔夫球场。
　　记者：环境挺漂亮的。
　　滕彩荣：一般。
　　记者：你捡球的话，一般是在哪儿捡的呢？
　　滕彩荣：就在对面的树林里面。
　　记者：那片林子也是高尔夫球园的吗？
　　滕彩荣：这片林子不是，这是我们三元村一组的。
　　解说：滕彩荣所说的两片林地，被高尔夫球场的球道环绕着，三元村村民有这两块林地的林权证，证明林地属三元村集体所有。在派出所，滕彩荣也一再强调自己是在三元村的林地里捡球，而不是到高尔夫球场里偷球。
　　记者：他们也辩解，这片山林是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在自己村里面集体所有的地上捡了球，也属于盗窃吗？
　　刘城：我们公安机关就是这样认为的。
　　记者：涉嫌盗窃罪，达到多少的这样一个数额才能到立案标准？
　　刘城：盗窃罪它是500元达到立案，它这个物价(部门)，当时鉴定下来是一万多吧。
　　解说：滕彩荣曾经把积攒起来的球卖出去一次，每个球卖1到3元不等，400个球换来了600多元；这一次699个球，在滕彩荣看来最多也就千八百元；即使是在高尔夫球场，这种捡拾回来的二手球再卖给球客，也只5元钱左右一个，699个球也就三千多元。可是，司法部门委托做出的鉴定，699个球竟然价值1万多元，如果盗窃罪名成立，就可能因数额巨大被判处3到10年有期徒刑。
　　记者：在后来出具的这个鉴定报告中，很多球都是以新球的价格来定的，那就说明当时送过去的时候，新球占的比例比较大，那既然是从高尔夫球场捡拾的球，应该都是已经使用过的球，怎么能按照新球来定价呢？
　　刘城：这个就是物价部门的事了，你说是不是？
　　解说：其实，在高尔夫球场以及周边地区，客人打丢的高尔夫球有很多，球场也会定期组织员工捡拾高尔夫球，再低价卖给客人。这样一来，三元村村民在球场和附近捡拾高尔夫球，就会抢了高尔夫球场的生意。多年以来，因为捡球、卖球，双方的矛盾时有发生。
　　记者：这是你的营业执照是吗？
　　段贵友(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对。
　　记者：当时怎么想起要办这个呢？
　　段贵友：我们这里卖，他们(高尔夫)，打电话给当地派出所(报警)，当地派出所就过去把我们球收了，然后就走掉了，后来我们说这样我们肯定不行的，我们就去自己办营业执照，本来就不关他们当地派出所的事，这是属于工商所的事。
　　解说：段贵友本以为在工商局申领了经营高尔夫球的营业执照，就可以合法地捡拾、出售高尔夫球，就是正当经营。可是这一次，段贵友却因为曾经在滕彩荣那里收购过400个捡来的球、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而被关押了近一年时间。
　　段贵友：我跟他买400个高尔夫球，才600块钱。他们公安机关，给我算的经济价值是6000多元。
　　解说：过去，接到高尔夫球场的报警，三元派出所也会出动警力对捡球、卖球的村民实施没收、罚款，甚至15天以内的治安拘留。而这一次，滕彩荣、段贵友却都是因为涉嫌犯罪而被拘捕。
　　记者：这片平整的草坪就是高尔夫球场的球道，而旁边的这片山林就是村民滕彩荣所说的41号林权证上标明的毛栗坡，他也就是在这片山林里面捡拾球客们丢失的高尔夫球，而被当地的派出所拘留，并被修文县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了有期徒刑。那么修文县人民法院究竟是依据什么？作出了这样的判决让滕彩荣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在自己村里面的土地上捡拾高尔夫球，反而成了盗窃犯了呢？
　　解说：事实上，在这高尔夫球场一墙内外所发生的纠纷，还远不止滕彩荣一案，各种矛盾、冲突、治安案件就从没有中断过。段国祥是三元村村民一组组长，因为与高尔夫的纠葛，曾经先后两次被三元派出所治安拘留。
　　段国祥(修文县三元村一组组长)：这是我的手卡在这里，卡的印印。
　　记者：什么卡的呀？
　　段国祥：手铐戴的印印。
　　解说：那么，高尔夫球场与三元村村民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矛盾冲突？事情还要从15年前，高尔夫球场在三元村征用土地时说起。
　　记者：当时你知道什么叫高尔夫吗？
段国祥：不知道。
　　记者：那政府怎么和你们讲呢？
　　段国祥：高尔夫来这个地方，对你们如何如何好。
　　景大林(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起带动龙头作用。
　　记者：怎么带动呢？
　　景大林：当时我们扎佐镇的镇长来征地做工作的时候说，你们以后可以在你们家门口卖盐葵花(籽)，做点小生意也能够维持生活。
　　解说：当时，修文县是一个贫困县，以农业生产为主，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和第三产业。与很多地区一样，修文县也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王雄飞，贵阳市修文县副县长。1995年高尔夫球场征地的时候，担任三元村所在乡镇扎佐镇副镇长，可以说，他既是当时征地手续的执行者，也是15年来三元村变迁的见证者。
　　记者：当时你们这些中层领导，对于招商引资的压力大吗？
　　王雄飞(修文县政府副县长)：大，很大。
　　就在：大到什么程度？
　　王雄飞：每一年都要求，包括到今天为止，年年上面都有指标的。
　　记者：当时招商引资主要的思路是什么？
　　王雄飞：当时我认为，只要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都尽可能引进来，实际上就像一个馒头，大家都想要，是不是？要来要去，要我理解，根本不搞招商引资，招来招去都在中国的地盘上，是不是？但是问题在于你不去招，人家招去了，人家的经济就比你好，发展比你快。
　　解说：当时，高尔夫度假中心是贵州省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能够落户修文这样一个贫困县，已经很不容易。三元村一组村民至今还记得，当时，高尔夫球场被有些领导描绘成一个大型的旅游、度假项目，充满美好的前景。可是，无论前景多么美好，招商引资多么重要，说到要征用农田，还是遭到了大部分村民的反对。
　　段国祥：我做农民(种地)半年，我都可以随便种来吃一年、吃两年。剩余的时间我都可以再去打点工，有点零花钱，如果(土地)给他征了，我根本没有什么出路，上外地打工，我没有技术，没有文化。
　　景大林：包括我们中国都有这样一句俗语“但存方寸地 留予子孙耕”，因为土地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活的、生存的资源。
　　解说：从当时修文县人民政府与高尔夫球场签订的投资合同可以看出，修文县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出面征用土地，办理相关的立项手续，最后把一块净地交给高尔夫球场。所以高尔夫球场并不直接与当地村民打交道，所有的征地事宜，都是修文县和扎佐镇政府在负责。
　　段国祥：推、用推土机推，推这个地，我们当时很心痛，我们村民在山上去，在田土去坐着、堵，堵了不让他们推。
　　景大林：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给你们看一看，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记者：什么通知？
　　景大林：就是强制性的通知书，你看这是通知书。
　　记者：这是发给农户的，就是日之前领取补偿费，不按时到者由此产生的差错你户自行负责。
　　解说：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的三元村一组村民，并不知道高尔夫球场究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可是，政府的通知一份比一份措辞强硬，村民们最后也只能服从。虽然已经过去了15年，可村民们还保留着这一份份通知书。
　　记者：你们每个村民没有签这个征地合同吗？
　　段国祥：没有签。只是这家好多钱，那家好多钱都发给你，喊着大家去签字。
　　记者：为了企业的一个项目，政府利用公权力这样一种强制的方式，通知村民的话，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行为？
　　王雄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这个是一个法制进程的过程，我还是要强调背景，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作为当时，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你说谁又怎样怎样了的话，我还不认为哪个在这个过程中有私心，都是基于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解说：&三元村一组的村民，大多数家庭的土地都被完全征用。水田每亩4000元、旱地每亩2000元，这在当时的贵州省，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也是三元村村民在几番上访、协调之后，为自己争取来的最大程度的补偿。总数算下来，平均每个家庭少则1、2万，多则3、4万元，这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很多村民开始拿这些钱筹措盖房子。村民翟建国则用分到自己名下的几千元娶了媳妇。那一年，翟建国刚好25岁，年富力强。
　　记者：没有土地怎么来维持生活呢？
　　翟建国(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它在里面不是搞建设吗？
　　记者：你去做什么呢？
　　翟建国：修坝坎、挖泥巴。
　　记者：纯体力活。
　　翟建国：是，我们地方上的人在里面打工，工资最少，并且是最苦最累的活，曾经有一个里面的中上层干部说了一句话，我10块钱一天你还得给我做，甚至8块你还得给我做。他说这话也说明当时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没有土地，我们没有土地我们就是靠打工。
　　记者：你们不能够讲条件吗？
　　翟建国：讲条件他不要你。
　　解说：那是翟建国第一次去给别人打工，虽然干得不顺心，但毕竟收入要比种地好一些，所以坚持着干了下去。两年后，高尔夫球场建成了，有了围墙和保安，虽然仅一墙之隔，但是高尔夫球场已经离村民越来越远。
　　翟建国：这一块是我们的旱地，以前下面全是我们种水稻的，我家那一块，有几亩地都在那个地方。
　　记者：是现在那个房子那个地方吗？
　　翟建国：贴大理石那一块。
　　记者：都修成别墅了，其实从你这儿看高尔夫球场，挺好的这风景。
　　翟建国：但是看它不能当饭吃。
　　记者：现在你们那三元村一组多少村民呢？
　　段国祥：有300多人。
　　记者：那在这个高尔夫球场打工的这些村民，在你们一组能占到多少？
　　段国祥：在我们一组有二三十个。
　　记者：那其他的这些村民还要靠自己去谋生吗？
　　段国祥：全部在外地打工。
　　景大林：当时我们扎佐镇的镇长来占地做工作的时候说，你们以后可以在你们家门口卖盐葵花(籽)，做点小生意也能够维持生活，但现在我们看高尔夫是贵人、富豪人进去的，你根本卖什么东西无从谈起，进你都不能进去，你卖给谁。
　　记者：那道围墙是一个特别的一种障碍。
　　景大林：也是障碍，也是它的界限，外面的人要进去，你只有翻围墙。
　　解说：高尔夫球场建成后，很多三元村一组的村民就再也没有走进过那片被围墙圈起来，曾经属于村民们的土地。失去土地，村民们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漂泊不定。翟建国一家四口，老母亲没有收入，孩子在上学，妻子在高尔夫球场打工做打扫卫生、洗衣服等零活，每月500元左右的收入远不够家庭的开销，一家人的生活基本上是依靠翟建国跑运输来维持。
　　记者：跑运输赚钱吗？
　　翟建国：有时候一天拉个趟把活也就完事了，有时候几天没有一趟活。
　　记者：那等于说每个月的收入都很不稳定？
　　翟建国：没有稳定的，收入好的话可能挣到千八百块钱，还有时候几百块钱。
　　解说：虽然家境并不富裕，可是翟建国还是宁愿每月多花200元左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教学质量更好的镇小学。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可以走出这个山村，有更大的出息。
翟建国：用教育这一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曾经对他生气，你读不了书，地也没有可种的，你能干什么东西？
　　记者：你给孩子讲这些话，他能理解吗？
　　翟建国：可能不太能理解。
　　解说：高尔夫球场征地的时候，段国祥33岁，没过两年，父母、兄弟相继去世，为他们办丧事，段国祥花光了3万多元的征地款。15年中，段国祥打过很多的工，最后买了一辆“发展号”三轮车，在乡间跑起了客运。
　　段国祥：当时(有土地时)我的家庭情况只是差点经济来源，但是生活来源不愁，生活因为有粮食吃，有田土种一点菜，所以也不愁吃，差点经济可以在外边去随便打点工，卖点东西变点钱也可以。现在田土都没有了，跑车嘛。
　　记者：这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段国祥：几百，千把块钱，过一天算一天，今天早上我6点多钟就去跑车，跑了20块钱了，除了油钱，多余的可以买一点东西了，甚至晚上我都要跑。
　　记者：那很辛苦。
　　段国祥：很辛苦，(晚上)十一二点钟我都要跑车。
　　解说：过去有地种，就不愁没有饭吃。现在，段国祥仍然还是农民，却已经没有了土地。妻子在高尔夫球场打零工，每月收入500元左右，除此以外，一家人的生活就只能依靠这辆小小的“发展号”了。
　　高尔夫是英文“golf”一词的译音，也是绿色(green)、氧气(oxygen)、阳光(light)、步履(foot)四个英文单词第一个字母的组合。在充满新鲜空气和阳光的绿草地漫步击球，这就是高尔夫所代表的时尚生活，无疑，这也是一种昂贵的运动。可是对三元村一组来说，很低的就业率、很低的工资标准，都让村民们感到失望。
　　王雄飞：很多东西是比照的，去进行的，也就是说在当时，老百姓觉得并没有吃亏，也并没有不合理。实际上，在后来爆发的这一系列的矛盾，它是随着经济发展以后才出现的，当然我们的这些法律法规相对的这些政策逐渐完善了以后，老百姓的想法也就逐渐来了。
　　记者：高尔夫球场建成之后，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打球业务的拓展。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后面的山地上又建起了这样成群的观景别墅，随着房地产的开发，当初低价征用的土地上已经衍生出了巨额的财富，而这些增加的财富和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们已经毫无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存在让当地的村民们内心很难平衡和接受。
　　解说：有争议的两片林地就是滕彩荣进去捡球的41、42号林地，三元村一组村民拥有这两片林地的林权证。据村民说，从2005年开始，他们陆续发现高尔夫球场进入这片林地，毁林建别墅。那么，既然林地不是属于自己的，高尔夫球场为什么还敢于毁林呢？经过联系，我们见到了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总经理林子刚。
　　记者：这是当时颁发的土地使用证？
　　林子刚(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总经理)：没错，2004年颁发的。
　　记者：这是一个总的宗地图。
　　林子刚：公司的一个总的宗地图，证件上面，就是刚刚提到的2号地这块，就在我们这大地块的这里面。
　　记者：这个红线以内，全是你们征用的土地是吗？
　　林子刚：对，没错。
　　记者：也就是包括41号和42号两块的土地。
　　林子刚：使用权都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拿到这块土地是通过合法手续来拿到的。
　　解说：原来，早在1985年，三元村一组村民就拥有了两块林地的林权证。可是到1995年，为了建设高尔夫项目，修文县政府未经三元村一组村民同意就把两块村民的集体林地收为国有，然后划给了高尔夫球场，并且在2004年为他们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记者：41&、42号林地位于高尔夫球场的中心，许多球道都是围绕着这两片山林而建的，三元村一组拥有的是这两片山地的林权证，而在采访中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高尔夫球场竟然拿出了这两片山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这事实上也就造成了这两片山地既属于三元村一组所有，同时也属于高尔夫球场所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尴尬呢？
　　解说：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已经公开的秘密，那就是在高尔夫球场落户三元村的时候，整个土地的征用划拨，修文县政府都没有取得任何审批手续，以至于后来因违法用地还被国土部门罚款250万元。
　　记者：违法用地也就是指当时在征地的过程中存在一些违规和违法的行为？
　　王雄飞：对。我们国家很多不规范的用地，上升一点就叫做违法用地。但是违法用地总要有一个处理的渠道。
　　记者：那处理过之后呢？罚款之后呢？
　　王雄飞：处理过以后就视为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视为合法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贵州省你要发展，连这么一个东西都没有，反过来又会去问，那么其它那些地方那么多个，他们又是怎么批下来的呢？最后大家可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地方思想不够解放。
　　记者：为什么在当时的背景下不能够先完善手续再去操作呢？
　　王雄飞：因为高尔夫项目，应该说是不是一直都受限制的项目，当时可能也限制，跑个手续可能很难，可能就变相地有点儿“先上车后补票”了。
　　记者：但是这样的话，为了一个企业作出这样的违规，对政府而言不担心丧失政府的一些公信力或者承担风险吗？
　　王雄飞：这个东西理论上讲是很对的。
　　记者：现实呢？
　　王雄飞：现实的话，我不这样认为，也就是用一句假设的话来讲，如果没有高尔夫在这个地方或者有一些企业在这个地方，三元村绝对没有今天的富裕。
　　解说：&“先上车后补票”，违规操作带来的隐患是林地权属的不清。当年，修文县政府直接把整片的土地划给了高尔夫球场，却并没有收回三元村村民的林权证。当三元村一组村民看到高尔夫球场在砍伐本属于自己的林地，修建豪华别墅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的林地已经归属了他人，于是开始群体阻止高尔夫球场的施工，并四处上访。
　　段国祥：晚上12点钟把我的这个门破碎，破碎进去捂着我的嘴巴，就把我拖走了，我就只穿一条短裤。
　　记者：谁拖的？
　　段国祥：公安局的。
　　记者：因为土地既然存在纠纷，双方在这样一个纠纷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具体的对抗和摩擦，从法律上严格来讲的话是什么行为？
　　刘城：你比如说像段国祥们多次去阻挠、干扰，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县里面、镇里面也做了多次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人家高尔夫来到派出所报警，我们也要出警、要维护人家合法的权益。
　　记者：但当地村民会不会认为这样就是把，公权力针对他们来做了。
　　刘城：不知道村民是怎么想的。
　　解说：&村民们也在试图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他们首先对修文县政府1995年划拨林地的行政行为提出行政复议。结果，贵阳市政府支持了修文县政府的行政决议。随后，村民们又把修文县政府告上法庭。不久，修文县人民法院维持了修文县政府的行政行为。接着，村民们又继续上诉，并且寻求法律援助，聘请律师，杨大飞代理了他们的诉讼。
　　记者：案件的关键点在哪儿？
　　杨大飞(北京市嘉木律师事务所律师)：程序违法。
　　记者：具体讲哪个程序环节？
　　杨大飞：那就是说我撤销你这个41&42号林权证，我必须要进行公告，然后我必须要给你送达，这些他都没有。
　　记者：没有这些程序环节意味着什么？
杨大飞：那就意味着你这个行政行为是违法的，程序是违法的。
　　解说：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撤销了修文县政府的行政决议，也就是说，村民们的林权官司胜诉了。之后不久，修文县政府又出台了一个308号文件，第二次通过行政决议撤销了村民们的林权证。为了自己的林地，村民们继续第二次到法院提起诉讼，结果官司又赢了。法律最终把林权判给了村民，但与高尔夫球场之间的矛盾却仍然存在。
　　记者：那事实上，现在双方都不可能为此而让步，那对于修文县政府来讲，处于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地。
　　杨大飞：对，是，他所谓的两难是他自己造成的，不是说是怨人家经营企业，或者是怨三元村一组，这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当时程序不合法。事实上，我觉得(修文县)政府在处理这个案子(方面)，只是一味地消极不作为，把这个事情能压就压，然后能拖就拖，这就是他们的心态。
　　记者：对于很多村民来讲，费尽了这么多的周折，打赢了这个官司，拿到了这样一个林权的证明，又有什么意义呢？
　　杨大飞：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现实，也比较可悲的。如果修文县人民政府仍然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他们的矛盾将源源不断。
　　记者：所以说，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时候面对这样的现实，是不是也有一些无奈？
　　解说：三元村一组村民绝大多数的土地都在1995年被征用，15年生存的压力，让他们越来越认识到了土地的重要性。打了四年的林权官司，两块林地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希望；而对高尔夫球场来说，当初是从修文县政府那里拿到了土地使用权，如今两块林地要是被村民拿回去，那就完全破坏了球场的整体性。
　　记者：你们拿着这个判决书，没有和高尔夫球场去交涉过吗？让他看一下你们是胜诉了？
　　景大林：他们也知道，交涉过，但是他们毕竟是老板，有钱，我们毕竟是弱势群体，拿他们也没办法。
　　林子刚：作为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企业也是弱者，在这里投资也不容易，我们作为外面来投资的，我们肯定要依靠当地政府。
　　记者：去找过政府吗？
　　林子刚：找过的。
　　记者：政府怎么回答你？
　　林子刚：暂缓嘛，当时。
　　记者：怎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拖是一个解决的方式吗？
　　林子刚：我们也在等。
　　记者：那现在怎么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王雄飞：这个事已经明晰了吧。
　　记者：还在拖着？
　　王雄飞：不存在。今天这个背景也很尴尬，也就是说基层干部已经很难当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是弱势群体，我是这样认为的。
　　记者：您看您这个说法，我们觉得在采访中遇到的问题就很值得深思了。村民说他们是弱势群体，高尔夫球场企业说自己也是弱势群体，政府也说自己是弱势群体，那究竟谁是弱势群体呢？
　　解说：2005年开始的林权纠纷进一步激化了高尔夫球场与三元村村民的矛盾。此后，一些村民开始对高尔夫在建的别墅项目进行公然的盗窃，钢筋、水泥、门窗，只要有可能，什么都拿。三元派出所针对高尔夫球场的系列盗窃案开展了一次严打，仅三元村就有十多个村民涉案。2008年，又有村民为报复高尔夫球场纵火烧毁了更衣间的一些球杆、球包等物品，结果因犯纵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另外，因为村民捡球、卖球引发的社会治安案件则更是层出不穷。
　　村民：我们这个球放在这里，派出所的一来就给你把球拎走了，要是你运气不好，他还把你人抓进去拘留15天，我在这里卖球，可能派出所多的不说，可能没收了300个左右了。
　　记者：什么理由呢？没收球。
　　村民：没有理由啊。
　　记者：你这个球从哪里来？你怎么说呢？
　　村民：我说我的球捡来的呀，他说谁叫你进去捡的，我说我要生活，我不进去捡我从哪儿来钱，我没生活啊。
　　解说：林权官司的胜诉，在法律上形成了占地1400多亩的高尔夫球场内，却有两片林地属于三元村村民。所以，总有村民以“看护山林”为理由，进入高尔夫球场捡球，滕彩荣也是其中的一个。
　　记者：高尔夫球场建成之后，很多村民都到里面去捡拾过遗弃的高尔夫球，但是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处理，为什么滕彩荣这个案子处理得这么重？
　　刘城：为什么抢劫的你把这个案子破了，把那个案子没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啥，我只发现滕彩荣，可能其他人同样的行为公安机关没有发现。
　　记者：从公安机关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想通过这个案子，震慑一下这种行为的这样一个意愿？
　　刘城：法律就是起震慑作用的，惩前毖后。
　　解说：令村民们不解的是，捡球能算偷吗？修文县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算“偷”，结果，以盗窃罪判处滕彩荣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款1万元；曾经从滕彩荣手里收购过二手球的段贵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两年。拿到判决，滕彩荣的妻子杨景兰立即为丈夫四下筹措罚款。
　　杨景兰(滕彩荣的妻子)：我是很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的，但是我就想只要能出来就算了。
　　记者：罚款交了吗？
　　杨景兰：我借，到处借，找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去借。
　　段贵友：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是我家里面，已经把5000元的罚金交了，就算是舍财免灾吧。
　　解说：只要能被放出来，滕彩荣、段贵友都愿意“认罪伏法”。出来之后，他们得知，修文县检察院认为修文县法院的判决量刑过轻，提起了抗诉。吴玉霞，修文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员。
　　记者：为什么在第一次判缓刑的时候，检察院要进行抗诉？
　　吴玉霞(修文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员)：盗窃一万以上就属于数额巨大，标的刑就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还有他盗窃跨度的时间特别长，连续性作案，时间特别长。从这种角度来考虑，我们觉得法院判缓刑是不应该的，从法律这个角度是不应该的。
　　解说：因为捡来的几百个高尔夫球，丈夫滕彩荣已经被关押了近一年时间，罚款也交了1万元，为什么还要加重刑罚呢？妻子杨景兰接受不了。这时候她想到了曾经为村民打赢林权官司的律师杨大飞。让杨景兰感到欣喜的是，了解案情后，杨大飞的第一判断是，滕彩荣无罪。
　　记者：争辩双方的焦点在哪儿？
　　杨大飞：也就是说这个球的权属。
　　解说：通常，客人所购买的高尔夫球，总会有打丢的时候，一旦客人不再寻找，就等于放弃了这个球的所有权，这种球就被称作遗弃球。那么，遗弃球究竟应该归谁所有？捡拾遗弃球是犯罪行为吗？此案的特殊性还包括，在村民拥有林权的两块林地里捡拾高尔夫球算是盗窃吗？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成为法庭上控辩双方的焦点。而且在激烈辩论的同时，一些与案情无关的话题也被提起。
段贵友：公诉人说了一句话，你们农民每一年种土地时只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你们在高尔夫上班，每个月五六百块钱，拿这五六百和你们种田地相比，差距太大了，他反过来就说高尔夫给我们带来好处太大。
　　杨景兰：他说高尔夫是一种富人的运动，不是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出的场所，你进去你就是为了盗窃，你不是进去消费，你进去消费不起，你就是为了盗窃。
　　记者：这是检察官说的话吗？
　　杨景兰：对，我们很气愤。他们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对法律一点责任心也没有，他们有钱嘛，也是他们自己挣的。但是我觉得，但是从平等方面，他们应该是跟我们一样的。
　　记者：你们在公诉意见中也谈到了这个高尔夫球场建成之后，对当地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带动和影响。
　　吴玉霞：是。
　　记者：你们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一段呢？
　　吴玉霞：其实审判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就是教育人，所有的村民应该以勤劳来获取财物，不应该以非法的这种行为。
　　记者：对本案有关吗？
　　吴玉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作为公诉人来讲，他应该有这个职责教育，教育公民。
　　记者：别人会不会认为有一些倾向性？
　　吴玉霞：我们是根据事实。
　　记者：您做过调查吗？
　　吴玉霞：那没有。
　　解说：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采纳公诉人的抗诉意见，以“认定事实不清”发回修文县法院重新审理。此后，修文县法院改判滕彩荣、段贵友等人无罪。之后，修文县检察院又第二次提起抗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员宋庆松，负责审理了此案。
　　宋庆松(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员)：就是说会员带球，在高尔夫买球以后，这个球就已经不属于高尔夫管理中心所有了，当这个球打出的时候，会员退场以后，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抛弃物。
　　记者：这个抛弃物的权属怎么来划分呢？
　　宋庆松：谁捡拾了球谁就具有所有权，这个案件还有它的特殊性。
　　记者：特殊在哪儿？
　　宋庆松：高尔夫里面有块林地，就是说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有一部分林地是三元村一组的，滕彩荣作为村民在里面捡球，就是说他没有社会危害性，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解说：2010年3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滕彩荣、段贵友等人被宣告无罪。
　　记者：你觉得滕彩荣这个案子是铁案吗？
　　刘城：滕彩荣这个案子，当初的时候我认为我没有办错，但法院现在判了，我也认法院的这个结果。
　　记者：那一个无罪的这样一个公民，在看守所关押了那么长时间，那付出的代价又该谁来承担呢？
　　刘城：这个就按照国家的相关赔偿。
　　记者：对于这样一个办错的案子，你内心一点点的这样的一种内疚或者是歉意都没有吗？
　　刘城：内疚和歉意，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吧。
　　记者：您现在还是用盗窃这个词，是吧？
　　吴玉霞：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观点，但是至于说法院的判决，我们本身就是属于执法机关，那么我们也坚决执行。
　　王雄飞：改个无罪，所以现在好，现在你如果有空，你随时可以，到高尔夫高速公路收费的门口一筐一筐地在卖，搞不好现在去都在卖，没人敢管了，谁敢推定这个东西呢，人家无罪。
　　记者：你接受不了这个判决吗？
　　王雄飞：我接受不了。
　　解说：&15年中，三元村村民们与高尔夫球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积累中不断升级，原因更是错综复杂。如果在最初征地的时候，地方政府就能够重视农民失地后的生存安置问题，或许三元村与高尔夫球场的矛盾和冲突就不会像今天这样难以解开。
　　记者：这些失地农民他们的生活保障，又该怎么来面对呢？
　　王雄飞：就是说除了其它的扶持以外，应该在我们国家的保障体制里，来思考它比如说民政、低保这一类的保障体制里头。
　　记者：但是它又到不了保障低保这样一个标准。
　　王雄飞：达不到要我理解，至少它还不属于比方说生存不下去这些群体。至于对它好的，更快的发展引导，这个是需要引导的。
　　记者：谁来应该尽这个责任呢？引导的责任。
　　王雄飞：我认为政府。
　　演播室：三元村的村民们和高尔夫球场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因为林地的权属不清造成的。但是追根溯源，15年前如果当地政府不是因为急于发展经济、招商引资而违规征地的话，如果对农民失地后的就业生计多一些考虑的话，或许很多冲突就能够避免。尽管今天国家关于征地、补偿和安置的法律已经越来越完善，但在大量项目征地上马的过程当中，发生在三元村和高尔夫球场之间的纠葛仍然是应该引以为戒的典型样本。
　　采访人物
　　滕彩荣&&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
　　刘&&城&&修文县公安局三元派出所原所长&
　　段国祥&&修文县三元村一组组长&
　　景大林&&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
　　段贵友&&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
　　王雄飞&&修文县政府副县长&
　　翟建国&&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
　　林子刚&&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总经理&
　　杨大飞&&北京市嘉木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景兰&&滕彩荣的妻子&&
　　吴玉霞&&修文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员&
　　宋庆松&&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员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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