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合国际国内形势，谈谈你对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环境问题的1200字论文。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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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其发展已日益依赖于世界。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不对已融入世界的自身利益，从而对自己的海上通道安全即海权问题有所关注。当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时，就免不了与世界霸权发生矛盾。但太平洋战争及冷战时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亚地区太，只有中美联手，才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从长远的战略层面上说，中美关系是亚太任何国家都难以取代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接受中国的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是大混乱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　　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　　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及“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事实上，这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领土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比如，美国领土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而在中美冲突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土之外，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　　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当然，一国的国家安全值也是相对于特定的对手而言的，比如排除美国的因素，印度在南亚的国家安全值是非常高的，但若印美之间冲突，印度的国家安全值则相对要小得多。因此说，一国的安全，取决于他国，尤其是大国对该国安全边界的具体规定，而不取决于该国政治家一厢情愿的想像。　　领土边界安全必须要有一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目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而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如果我们失去台湾，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南沙群岛，而失去这两个地区，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最起码应据有的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外延空间。正因此，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便发生了不可调合的冲突。　　美国人对中国批评和赞扬兼而有之，其实美国是在按自己的需求在描写中国，这正如中国人也在按自己的理解来赞扬和批评美国一样。那么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　　有许多人以为，美国人不希望中国发展，也有人认为美国希望中国强大。这都不准确。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他希望中国最好就在你国内发展，尽管你生产力变得强大了，你吞吐资源的胃口变大了，但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等到没有东西可吃了，你就只有吃自己(的资源)。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美国则不同。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中国应当积极准备迎接高科技战争的挑战　　目前有一种观点，即把是否发生世界大战作为战争与和平的标准，认为只要不打世界大战，和平与发展就应当是时代的主题。且不说，世界大战出现之前的时代如何判断，也不说古罗马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和平，是否是真正的和平，现在的问题是自从有了核武器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大战就几乎不会再发生了，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战争的双方都将同归于尽。但战争形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未来的战争形式更多的是有限战争，是快速打击。高科技条件下的有限战争的成败将决定着21世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有限战争而不是世界大战将是未来世界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具有远程打击和卫星制导技术的时代，像过去那种大规模的诺曼底登陆式或克劳塞维茨式的主力决战，将在今后的大国冲突中成为历史。卫星制导意味着准确，远程打击则可以超越敌方陆军控制的地理空间。这两点使战争发生了革命：人力的作用将让位于技术力的作用；攻击方不需要大规模的士兵突入就可以有效打击对方。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都因不能有效地赢得英国在海上和日本在空中的军事挑战，而使我们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现在，历史又把中华民族再次送到高科技战争的面前，中国要积极迎接这种新式战争的挑战。　　根据冷战时的经验，大国之间的冲突有两种，一种是“掰手腕”即局部和间接军事试探，比如说美国把中国大使馆炸了，叫“误炸”，然后说抱歉，但其真正目的是用间接的方式让对手明白并被迫默认美国的安全边界所在；另一种就是代理人战争。比如20世纪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未来大国间冲突也主要是采取这样一种间接形式而非直接宣战的形式。在这些战争中的成败往往决定国家的成败。　　现在对中美而言，双方矛盾的关键就是海权问题。海权问题的核心就是海军问题。海军是非常专业化和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军种。中国海军不能再是“旱鸭子”，她是一定要携带导弹并伴着外层空间运转的中国卫星远航，并在远航中推展我们的安全边界。当代中国海军一定而且必须像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一样，也要有一个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中国的未来系于现代化的海军；中国的命运系于现代化的海军。　　国际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文明只能在有法律(也是一种国家暴力)保障的地方发生；国际间文明也只能在实力对等的国家间发生。弱肉强食是国际斗争铁的法则。弱者是有权利但无能力享受有保障的文明的。　　19世纪80年代，中国和美国当时的海军都很弱。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其发展之所以迅速，是因为它面临着并且必须打破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在当时，冲出霸权关乎美国的命运。结果是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打败并从此失去台湾，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靠种地吃饭，因而大家往往认识不到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但等你失败以后再认识到这个问题，为时已晚。国家失败之后的那种感觉，那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南宋时期中国哲学出现实学之风，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文人对北宋时期学界脱离实际的空谈导致大宋王朝倒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的事实痛心疾首；同样也正因为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王明的左倾空谈所导致共产党的两次大失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才提出“杜绝空谈”和“实事求是”的口号。实践的失败往往是认识变革的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会有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大变革，但愿不要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有人说，生产力上去了，经济发展了，国家也就强大了。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清王朝的财富拥有量在当时的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o塞耶o马汉(AlfredThayerMahan，)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将欧洲世界提升到当前水准的工具。”[6]历史经验表明，安全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确实就是军事问题。只要综合国力拉得不要太远，安全，尤其是主权安全主要是靠军事实力来保卫的。这一点，毛泽东看得透彻。1950年，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毛泽东做了两件对未来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第一件事是进军西藏。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1947年印度独立，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试想一下，这时在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若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发生，其后果将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是，就在同一年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中国在万隆会议上那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7]目前，中美将在台湾问题上再次交手，我们应当知己知彼，从最坏处准备，往最好处努力。　　在军事准备方面，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好好回味一下毛泽东批评陈独秀放弃革命武装做法时说过的那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如果我们将这个思想运用于国际政治斗争领域，也会发现：国际政治也不能只仅是请客吃饭和作文章。对一个国家而言，它应当是实力，尤其是一个国家靠得住的至少是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研究一下当年美国崛起的经验就会发现，迅速提升强大的国防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是当代中国的当务之急。英国和西班牙曾在海上封锁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如果当时美国逃避挑战，不去主动迎接与英国和西班牙的冲突，它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美国和英国，英国和西班牙没有一个不是打出来而是让出来的。中国在这件事上也不能例外。与大自然优胜劣汰的原理一样，对大国成长的历程而言，有些战争可能是想回避也回避不掉的。　　目前看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哲学似乎走到非强力则不能实现飞跃的“关节点”。这方面，目前中国人尚未达成共识，但问题是我们已有了俄国人的经验，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国人为了这个“共识”曾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丧失了多少宝贵的历史机遇。当时美国人特别赏识叶利钦，而叶利钦则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请求人民原谅。　　做学问总应当是实事求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讲的是国家利益，一厢情愿的“价值判断”迎来的结果一般都是冷酷的。目前中美矛盾是国家现实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的冲突。现实利益在多数人的眼中，总要重于长远利益。卡特总统想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却被勃列日涅夫的现实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打得落花流水；戈尔巴乔夫想的是长远利益，但与美国现实主义交手后，迎来的却是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各国人民的艰难。即使如此，美国人也并未就此罢休，它反倒变本加厉实行北约东扩，继而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联盟，现在又调头直逼尼克松曾请求联盟的中国。台湾和南沙群岛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但美国人并不十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从上游源头上扼住中国发展必需的能源进口线路。马汉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8]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日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在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但中国尚未真正崛起，因此，我们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作好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中美终究是朋友，但美国人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　　但是，太平洋战争及冷战时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太平洋洋面上，只有中美联手，才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从长远的战略层面上说，中美关系是亚太任何国家都难以取代的战略伙伴和朋友的关系。但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七国集团，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力量，它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有些人认为顺着美国就是朋友，但美国往往以顺从者比如蒋介石、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为最后的牺牲品，而以真正打不败的对手为朋友。　　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就像尼克松认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一样，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若从中美对抗最坏的结果看，除非中国自废武功或陷入清末式的内乱，根据20世纪初及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及当代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分析，彻底和绝对地肢解中国并不是美国的外交目标，因为这意味着日本、俄国和印度将填补这块政治真空。[9]周边某些国家和中国台湾的某些政客的愿意看到中国彻底分裂，李登辉还提出“七块论”，认为中国应当被肢解为以台湾为腹地的七个部分，中华民族应当为各地区的新人群所替代。[10]而美国只是要用有限分裂即促使中国国内某些地区实行“高度自治”或“分而不离”的方式瘫痪中国——这是军事“瘫痪战”的政治运用。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美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因为欧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统一，融合本身就不足以形成挑战美国的力量。所以布热津斯基就认为欧洲不可能强大到挑战美国的地步。如中国被彻底解体，亚洲就可能会出现类似欧洲中世纪曾出现过的大混乱时期，这对世界而言，这将是一场灾难。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那分而不散的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又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但问题是，目前的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足以在东方再支撑一个新“欧洲”出现；如中国持续保持快速发展，世界资源不足的矛盾又会加速激化中美或我国内部各类矛盾。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中美及其他关系，以实现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在本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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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委员会定国安邦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并于19时发布公告，提出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其中包括“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中国论文网 /1/view-4439255.htm　　这立即引起世界各国高度关注。英国路透社称：“中国已开始‘修补’安全问题，以此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安全隐患。”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令许多分析人士感到惊讶……但随着中国石油、矿业及建筑企业在全球扩张业务，中国政府确实也面临着在海外保护国民及国家利益的压力。”日本《朝日新闻》认为：“该委员会将成为中国推进反恐等政策的统一组织。”韩国《首尔日报》称：“该委员会很可能集中处理中国安全最现实的问题——周边邻国关系。特别是如何对待与之存在钓鱼岛争端的日本，未来该委员会很可能会划下‘红线’。” 　　实际上，早在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之后和2003年十六届二中全会之后，香港媒体和外媒就出现“中国首次提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方案”、“中国再次讨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反恐法’”等猜测性报道。今年5月，香港大公网、凤凰网和韩国《朝鲜日报》预测，“中国正在推进组建负责情报、军队、外交、公安等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它是习近平想在今年年底推出的政改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 　　11月12日晚，解放军少将罗援表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我国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这次在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表明时机已经成熟。主要是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周边安全环境、保障国家安全的长治久安。” 　　创造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必然需要 　　一个走向复兴的中国，一定是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军事强大的中国。然而，近20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并不太平，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 　　1995年，美国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并发表公开演讲，台湾海峡两岸形势骤然紧张。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 　　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20余人受伤。中国政府紧急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和最强烈抗议，提出必须正式道歉、全面调查、公布结果、严惩肇事者四点要求，并派遣专门小组赴南联盟处理使馆遭袭事件。 　　2001年4月，一架美国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故意撞向跟踪监视的中国海军战斗机，造成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王伟死亡。美国侦察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降落到海南岛陵水机场。中国政府坚决要求：美国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 　　2011年2月，利比亚局势动荡，战争一触即发。中国通过海、陆、空三种方式，并首次派出“徐州”号护卫舰、伊尔—76飞机等军事力量执行海外撤侨任务。 　　进入2012年，我国的东海、南海主权争端骤然升温。4月，菲律宾派军舰驶入我国中沙群岛的黄岩岛海域，携带武器强行搜查在此躲避恶劣天气的中国渔船，并与闻讯赶来的中国海监船、中国渔政船对峙一个多月。7月，我国正式成立三沙市，下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海域，同时成立解放军三沙警备区。 　　同年9月，日本政府与所谓的钓鱼岛“所有者”签订“购岛”合同，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等3座岛屿“收归国有”。2013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登上离钓鱼岛最近的石桓、宫古二岛，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死守“领土”。8月，为宣示主权，中国海军编队开始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 　　这一连串涉及主权、领土、人员安全的摩擦，让中国有了深刻的教训，也积累了外交、军事等多方面应对的经验。与此同时，国内的反恐形势也面临严峻挑战——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即致电美国总统小布什，表示愿意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2002年，出没于中国新疆地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先后被美国、联合国列为恐怖组织。 　　日，“世维会”分子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制造了打砸抢烧事件，造成197人死亡；今年4月23日，恐怖分子在新疆巴楚县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5人死亡，2人受伤；10月28日，恐怖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策划制造了汽车撞击游客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5人死亡，38人受伤。这些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给无辜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危害。反恐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安全所系、利益所在。 　　国内外的安全形势都表明，我国急需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整合力量，高效应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外国对中国的关注更高，各种情报活动也更加多样，渠道更加多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家安全的概念大大扩展。除了传统意义上以领土和主权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外，以能源、环境和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再加上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发展，利益分布越来越广，各领域间安全问题的相互渗透也越来越明显。为了加大各部门的协调力度，让它们能在面对各类安全问题时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尤为必要。”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如何运作 　　那么，我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如何构成？会如何运作？能起到什么作用？李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 　　环球人物杂志：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前，我国安全决策机构主要有哪些？ 　　李伟：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必须分清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和国家安全决策机构的不同。新中国成立后，每当遇到重大安全问题，往往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根据不同形势，临时召集不同部门的人员进行决策。以抗美援朝的决策为例，毛泽东针对是否入朝作战这个问题开了多次会议，召集了不同的人进行决策。这种国家安全决策机制，这么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化。
　　但我国一直没有成立正式的、制度化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正因如此，我国安全决策的透明度不高，外界对决策过程了解不多。这次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看到有媒体列举了我国一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机构，包括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中央军委、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等。 　　李伟：这些机构的确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但这种说法将国家安全的相关决策部门和具体执行部门混淆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是国家层面上的安全决策部门，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防部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部是具体领域上的执行部门。 　　环球人物杂志：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是什么关系？ 　　李伟：1981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2000年又组建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两个小组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由主管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相关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些与外事、国家安全工作有密切联系的相关机构部长组成，负责对日常的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问题作出决策。 　　而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增加一个负责日常工作的机构，它只对涉及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问题和突发安全事件进行决策。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陷入日常琐碎事务中，那么这个机构完善国家决策体制的目的就无从谈起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后，将主要负责国家重大安全问题的协调统筹，而日常的一些安全事务则由各个部门处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仍然可以作为处理外交日常事务的机构存在，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有可能被替代。 　　环球人物杂志：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由哪些成员组成呢？ 　　李伟：国家部门的设置本就与国家功能有密切联系，因此，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一些部门应该都会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作为国家安全最高决策机构，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应该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核心成员应该有外交、安全、公安、解放军等与国家传统安全直接相关的部门首长。另外，为了同时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还可能包括能源、交通、财政、卫生等与非传统安全有关的部门负责人。 　　环球人物杂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对我国有何重要意义？ 　　李伟：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国家安全协调层级，使我们在面对重大、突发安全事件时，能更好地协调现有各部门，消除各部门之间的行动障碍，做出快速应对。同时，也能防止资源浪费，减少应对安全问题的成本。 　　环球人物杂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可能首先采取哪些措施？ 　　李伟：首先会制定国家安全的整体战略，然后针对未来可能出现问题的不同领域，建构不同战略，最终形成一个既长远又相对具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一旦出现突发的安全问题，我们就能按照相应的战略采取行动。但诸如东海、南海的领土争端，新疆恐怖主义等具体问题，常规状态下不会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点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的发展跳出常规范畴，才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决策。 　　环球人物杂志：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什么特点？ 　　李伟：我们知道，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置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它们虽然名称、职能各有不同，但都是为了应对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 　　我国在外交、维护领土主权、处理国内危机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具体原则，一直以来也执行得很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在一些具体做法上，会结合中国处理上述问题的原则。这些原则与其他国家处事原则的不同，决定了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其他国家该机构的做法也会有所不同。 　　美国国安会诞生于冷战，强大于反恐 　　美国国安会是美国政府讨论和研究重大战略决策的核心组织，为总统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美国总统为国安会主席。目前，定期参加会议者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此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国安会法定军事顾问，国家情报总监是法定情报顾问。经常参加会议的还有白宫办公厅主任、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等重要官员。艾森豪威尔时期设立了一个总统特别助理来处理国家安全事务，后来这个头衔定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习惯性地被称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现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是国安会日常工作的负责人，由总统直接任命，无需经过国会批准。当然，其实际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总统的信任度和政治需要。 　　美国的国安会诞生于冷战的风雨之中。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一个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这个讲话，被后人视为冷战正式开始的标志。一年后的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国安会由此诞生。国安会下设中央情报局，协调政府各部门的情报工作。 　　美国的国安会起初并无太多权力。时任总统杜鲁门担心这个机构权力太大，会影响自己的权威。日，他第一次参加了国安会会议，此后国安会的会议他只参加了1/5。国安会工作人员缺乏，不能经常开会，总统也常绕过它决策，并直接指示各部部长执行。 　　随着冷战的加剧，国安会身上的“情报血统”得以凸显，这让杜鲁门看到了国安会的价值。当时，担任国安会情报顾问的是中情局局长。国安会开会时，经常由中情局局长率先汇报有关情况，然后进行讨论。此后几十年，抓情报和采取秘密行动一直是国安会的重要功能之一。由于一些秘密行动被曝光后给总统带来尴尬，里根时代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卡卢奇改组了国安会，提出国安会主要职能是向总统提供政策咨询，协调政府工作，秘密行动应由中情局去执行。 　　然而，这并未改变国安会在安全领域统揽全局的地位。目前，美国有16个情报机构，除中情局这个独立情报机构外，还有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军情部门，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缉毒局。此外，国土安全部、能源部、国务院和财政部也各有情报机构。这些情报机构由国家情报总监统管，他又将情报汇总到国安会。
　　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安会可以在东西方情报战中大打出手，也可以推动震惊世界的秘密外交，更可以站到反恐的第一线。日，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恐怖袭击。从那一刻开始，美国的国安会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反恐。当天晚上9时，时任总统小布什对全美发表电视讲话，随后立刻召开国安会会议，拍板“严惩策划和发动这些袭击的组织及任何庇护这些组织的国家”。10月7日，美国主导的联军开始进攻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反恐战争”正式打响。小布什还成立了国土安全委员会，建立了国土安全部，与国家安全系统平行，以加强美国的国内安全工作。 　　小布什的8年总统任期，“反恐”是其底色。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把持国安会的是两位鹰派人物：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缺少军方背景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对反恐战争比较外行，但小布什非常信任赖斯，无论出访国外还是在戴维营度假，他身边总有赖斯的身影。白宫甚至流传这样的说法：总统会听副总统切尼的意见，对国务卿鲍威尔的提议也很重视，但总是和赖斯商量后做最后决定。 　　2009年，奥巴马上台。他对小布什的“反恐战争”一直持批评态度，力主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抽身。入主白宫后，他做出一些改革姿态，包括将国土安全委员会并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精简了机构设置，强化反恐情报的共享。 　　在加强反恐措施方面，奥巴马毫无松懈。他选择了海军陆战队上将琼斯担任自己的第一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弥补自己在安全事务方面经验的不足。接替琼斯的是他的副手多尼隆，后者在个性上与奥巴马更合拍，与奥巴马核心圈关系也很密切，其妻子凯西曾是副总统拜登夫人的办公室负责人。如今的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更是奥巴马的亲信。在国安会领导之下，刺杀拉登等一系列反恐行动得以展开，美军的无人机袭击行动也在全球多个热点地区进行。美国反恐专家穆德表示，“基地”组织曾是美国的心腹大患，如今其影响力已大大消退，意图袭击美国的恐怖组织也减少了，虽然始终有恐怖分子扬言袭击美国，但行动能力今非昔比，而这也证明了国安会反恐机制的有效。 　　美国国安会从无到有半个多世纪，产生了不少“明星型”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他是尼克松主政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在基辛格之前，时任总统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权力很大，肯尼迪及其继任者约翰逊不断升级越南战争的行动，就是在邦迪等人的催促下实施的。邦迪还搞过与中国有关的“秘密动作”。上世纪60年代，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决心和新中国建交。1963年秋，他派前总理富尔以私人名义访华，商谈建交。10月24日，邦迪收到中情局的情报，认为中法不会建交，戴高乐“得看华盛顿有什么反应”。但邦迪不放心，仍多方试探戴高乐的态度。11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富尔，中法建交谈判顺利结束。1964年1月，法方通知美方，法国即将与中国建交。约翰逊急坏了，找邦迪商议。邦迪说，这时唯一的办法是不让台湾的蒋介石当局宣布与法国断交，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现实，让北京难堪。但这样的小动作，最终被证明无济于事，沦为笑谈。 　　接下来的基辛格吸取了邦迪的教训，表现不俗。为结束1973年到1974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基辛格乘飞机辗转往返于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进行调解，“穿梭外交”一词因此而诞生。他还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71年7月，他秘密访华，周恩来与他举行会谈。当时，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也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基辛格恭恭敬敬地聆听。中美关系是基辛格一生引以为豪的成就，因为这改变了世界局势。他是唯一一位健在的见过所有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美国政治家，至今在中美关系上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基辛格之后，活跃于外交舞台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一个传统，这个位置上又先后出了不少外交名人。卡特时代的布热津斯基，老布什时代的斯考克罗夫特，小布什时代的康多莉扎·赖斯，奥巴马时代的多尼隆、苏珊·赖斯等都是如此。当然，假如总统更看重国务卿，或希望大权独揽，情况就不同了。里根就不重视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执政期间换了6名顾问，且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不能直接向总统报告，是历届总统班子里最没权力的顾问。 　　俄罗斯国安会前身是克格勃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展，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界被分为两个阶段。 　　苏联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身是1917年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1954年，契卡更名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它是苏联对外情报、反间谍、国内安全和边境保卫等工作的主要部门，是一个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机构”，只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 　　契卡的第一任首脑捷尔任斯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苏联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为了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他倡议并领导成立了契卡。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族人。他1877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家庭，1896年放弃学业投身革命。在整个革命生涯中，捷尔任斯基从未有连续3年以上不被捕的时候。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多年的流放和3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布尔什维克。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他的领导下，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力量做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1921年，列宁高度评价了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敌人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有力武器。 　　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另一位极具影响的领导人是安德罗波夫。 　　1914年，安德罗波夫生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25岁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先后在一些州和加盟共和国担任共青团领导工作，并相继出任驻匈牙利大使、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1967年，安德罗波夫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连干了15年。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发展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机关——约3万名外勤专职间谍分布在世界各地，刺探国外机密，连西方各大城市商品价格的涨跌，也一日不漏地报回国；在国内也时刻与外国间谍进行殊死较量。安德罗波夫很崇拜捷尔任斯基，书房里一直挂着他的画像。他自己也和捷尔任斯基一样，全身心投入克格勃的事业，亲自过问所有重大决策和行动。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从安全工作领导人升任为苏共党的最高领导人，这在苏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说到克格勃，不能不提到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特工出身的他擅长摔跤、格斗、射击，还会开飞机，是克格勃的形象代言人。1975年，23岁的普京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随后加入了克格勃。9年后，他被送到莫斯科的间谍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并在培训结束后被派遣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工作了近6年。 　　1991年10月，苏联解体前夕，总统戈尔巴乔夫撤销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俄罗斯重建了自己的安全力量，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任主席，成员包括总理、联邦安全局长、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紧急情况部长等。 　　现在，俄罗斯国安会更多地是一个多方力量的协调机构，负责审议重要的国家和社会安全事项，制定统一的国家安全政策。 　　日本建立国安会的三步 　　几乎与中国同步，今年11月7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法案，新设负责制定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王屏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说明日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上走出了“第三步”。 　　1978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了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主要从事综合性国家安全政策调研，但研究所只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在王屏看来，那是“第一步”。 　　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受制于国会党派众多和自民党内派系林立，安倍没什么太大权力，更像是个领头的，没办法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决策层。为了扩大权力，安倍晋三上任后不久就向国会递交议案，建议设立固定机构，让首相、外务大臣、防务大臣和内阁官房长官能够定期会面，就应对外交和安全挑战整合意见。不过，安倍晋三在任仅一年就下台，国家安全委员会动议也就不了了之。这是日本在建立国安会上迈出的“第二步”。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担任日本首相，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也随之提上日程。这一次，安倍晋三的理由是“安全保障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需要经常分析研究应对措施”。在王屏看来，安倍晋三所谓“安保环境的重大变化”，实际上是指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呈上升之势。 　　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创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相关提案。提案在日本众议院获得通过后，并送到参议院进行讨论和表决。安倍晋三希望，能在今年12月6日召开的参议院特别会议结束前通过这项提案。王屏认为，提案经众议院批准后，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不成问题。这样，日本设立国安会的“三步走”基本完成。 　　根据该法案，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以首相、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和官房长官组成的“4人会议”为核心，下设“国际安全保障局”，负责各中央部门间的协调，以及政策的策划、起草等工作。曾有媒体称，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成为日本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最高决策机构。据王屏介绍，由60人组成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主要分3个部门，分别针对中国和朝鲜、同盟国以及其他国家，每个部门大约有20人，最重要的是针对中国和朝鲜的部门。她说：“中国没有对日本构成威胁，但只有对内散布‘中国威胁论’，安倍晋三才能将政权进一步向前推进。他不敢和美国叫板，不敢说美国是威胁，因为东京上空的制空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建立国安会的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后，日本政府做出决定，任命谷内正太郎担任即将成立的日本国安会的第一任事务局长。谷内正太郎是安倍晋三的心腹，在安倍第一次组阁时担任外务省事务次官，是日本“民主与自由之弧”价值观外交的积极倡导者。 　　不是对任何国家的效仿或模仿 　　除美国、俄罗斯、日本之外，还有很多国家已经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报道称，日，法国政府宣布成立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取代国防委员会，在总统领导下统筹制订国防、国安、外交、经济等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领域的大政方针。日，宣誓就职才两天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召开首次内阁会议，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旨在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的工作。此外，智利、南非、土耳其、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也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问题专家华益文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拥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成了大国“标配”。 　　中国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答记者问时说：“毫无疑问，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恐怖分子紧张了，分裂分子紧张了，极端宗教分子紧张了。总之，那些想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势力紧张了。”显然，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针对中国具体的国内外安全局势产生的，它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是对任何国家的效仿或模仿，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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