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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凯少归来 分卷阅读本卷共0字第一卷凯少归来
第一卷凯少回归第一章苏醒？&第二章计划！游戏？&第三章踏入《星辰变天》&第四章初体验！震撼！&第五章强悍的属性天赋&第六章【炼药术】&第七章变异飞蛾&第八章厄运之剑&第九章任务奖励&第十章初遇死对头【第三更】&第十一章黑暗骑士来袭&第十二章 火拼的两团&第十三章装备大发啊！卖吗！&第十四章叶凯归来的消息（上）&第十五章叶凯归的消息（中）&第十六章叶凯归来的消息（下）&第十七章 各方的动向&第十八章 转职&第十九章死水绿洲&第二十章 小聚（怪名字）&第二十一章发飙&第二十二章PK规则&请假一天&第二十三章人界宝藏&第二十四章BOSS级别【第一更】&第二十五章 疯狂的经验 【第二更】&第二十六章 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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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朋友推荐 |一九九九年，距离新世纪开端还剩一年。很多人开始思考一些宏大的问题，特别是人类的终极命运问题。这时候有两件事被炒得很热：一件事古老而迷信，说根据古老的预言，人类末世即将来临；另一件事现代而科学，说人类的计算机面临巨大的“千禧危机”，所有的电脑都将陷入瘫痪。后来两个说法融为一体，意思是由于人类对计算机存在严重依赖，所以计算机的末日会导致人类末日的来临。　　
那时我正在读研究生。我的专业既不是古代预言，也不是现代计算机，我压根就不相信那些所谓的末日危机。我学的是地质，专业教给我的信条就是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所以我对未来充满憧憬，也在认认真真的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准备考博士，准备拿个更高的学位，这关系到我未来的学术生涯和生计问题；另一件事就是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关乎我的政治生命。换句话说，我想当一个又红又专的人。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生的政治生命由三个时刻构成：入少先队、入共青团和入共产党。三个时刻之间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但每一时刻却又独立成篇。我在一九七九年读小学一年级加入少先队，当时心情无比激动。就在红领巾系上脖颈的一霎那，我自豪地举手行礼——我举得是左手。我政治生命的开端就成了一个笑柄。这件事我惦记了很多年，深以为耻。所以我一直盼望着一九八七年，那时我就十四岁了。我一定要在入团上一雪前耻。一九八七年终于到来，于是我赶紧递交了申请书。可我没能入团。不是我不够优秀，而是组织讨论的时候发现我的十四岁是虚岁，还不到年龄。没人关注我为什么没入到团，他们只知道我没入到团，因而我又一次沦为笑柄，可以说“旧仇未报，新恨又来”。从那时起我就对加入同龄的先锋组织犯了怵。后来到了可以入党的年龄，我却一直不敢写入党申请书，生怕节外生枝，只能在心底暗暗地渴望。　　写入党申请书源于系党总支书记的鼓励。那天我去办公室领优秀研究生的奖状——我是我们这一届唯一的连续三届优秀研究生。老董，就是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把我叫到一旁：　　
“孟格木，你们研究生支部书记改选，你认为谁比较合适？”　　
我尴尬：　　
“董老师，我不是党员。”　　
老董吃惊：　　
“你怎么会不是党员？”　　
我红了脸：　　
“真得不是。”　　
当天晚上，小李，就是我们系研究生党支部的书记，来到我的宿舍，给我带来好几份入党申请书和一本党章，说是老董交待的，让我好好学习，两天后交入党申请书。我当时眼泪溢满眼眶，先谢谢了老董，又谢谢了小李。那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党的温暖。可我还是有些犯怵，就问小李：　　
“写了入不上咋办？”　　
小李：　　
“怎么可能？你那么优秀，就是一次入不了，好好表现，第二次也不会有问题。”　　
可我不想第二次。于是我问：　　
“中间不会出什么枝节吧？”　　
小李说：　　
“应该不会，只要你信仰坚定，好好表现。”　　
老董和小李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于是我暂停考博复习，开始学习书记带给我的材料，专心写入党申请书。小李说两天后交给他，我写了两个星期才交给他。厚厚的，一共三十多页，笔迹工整，绝无修改涂抹痕迹。小李一看眼泪差点掉下来，说：　　
“第一次见这么认真的申请书。”　　
我肃手立在一旁，全无平日里和他一起抽烟喝酒打牌哥们混的模样。而是请求他认真看看，有什么问题我马上去修改。小李为我的精诚所感动，就一页页翻。一个小时后他叹了口气说：　　
“太深刻了，比我认识的都深刻。不可能入不了党。”　　
我并未因此而放心。我边复习边学习党章和党的理论。同时尽量抽时间参与学校和系里的各种活动，我要好好表现。我每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每次都写得很长。我可不是做样子，而是仔细的剖析自己、检查自己，认真地审视自己身上的缺点，然后提出改进措施并提请党组织监督。只要见到了老董和小李，我就向他们当面汇报思想。后来老董和小李一见我就远远地绕开。有一次在系里的楼梯上老董实在绕不开，就说：“真的，我都想你马上入党，马上。”　　
我放了心。可是，到支部会议讨论的时候，我还是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我在会议室外不停的踱步，一根一根的抽烟。小李出来的时候，我甚至想转身跑掉。小李喊住我，如释重负地说：　　
“一切顺利。马上就会寄社会关系调查表，然后你就是预备了。”　　
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放下心来，开始专心地复习考博。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很快就到了考博的日子。题目不难，我做的也很顺手。考完最后一门我有些兴奋，这个博士帽子基本上十拿九稳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写硕士论文。而这在复习考博之前就准备好了：野外调查扎实、实验数据理想、分析条理清楚，就连基本结论我也得出来了，剩下的无非就是把它们组织好，写出来。那天的阳光也很明媚，正好配我的心情。我哼着“风风火火闯九州”回到宿舍，推门就见小李埋怨的眼神：　　
“你呀你，怎么不把情况说清楚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了？”　　
小李吞吞吐吐地说：　　
“你爸坐过牢是不是？”　　
我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养我的地方，那个遍地马兰花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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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来　　　　1 　　　　一九七六年对全中国来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且是大悲大喜，且是先悲后喜。一月全国人民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从而引发出三月下旬全国各大城市人民群众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活动，这一活动到四月初达到高潮，随即遭到“四人帮”镇压，史称“天安门事件”。七月初伟大的朱德委员长逝世，七月底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二十多万人丧失生命。九月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更是把一九七六年的悲情推向极致。可喜事也接着来了：十月“四人帮”遭粉碎，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了十年的浩劫终于宣告结束，中国现代史走向新的一页。似乎是为了给这件大事添个注脚，年底又发生了一个不太那么引人注目的喜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功研制了一台高速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从而为这大悲大喜的一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一年也是我记忆的起点。这么说不是因为我和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了大悲大喜，我根本不懂得这些事的伟大意义：那年我才三岁。三岁的孩子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记忆，所以那年仅存在我脑海中的记忆极其模糊而又片段化：一只狗正在向我下毒嘴。至于我个人的这个悲事是如何发生的，完全依赖于后来爸妈的讲述。那时候我们那里狗很多，基本上每家都喂有一条，而且都是纯种的藏獒或血统较为纯净的藏獒杂交品种——我们一律称之为藏狗。养藏狗不仅仅是为了看家，而是我们那里人很少，有狗就少了一些寂寞，狗叫起来就多了一些生气。那时妈正在做饭，而手脚滑溜的我趁她不注意一溜烟跑出家门，看见路上蹲着一只藏狗。我跟自家的狗一直很亲切，所以我有限的经验误认为天下的狗都一样亲切，都会接受我的爱抚，所以我摸了摸狗的头，拍了拍它的嘴，然后没喂它什么就走了。狗当时没在意，可待我转身之后它有些想不通，就跟上了我。妈出来找我，看见狗跟着我就着急地喊起来。狗意识到再不下口或许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于是毫不迟疑地向我下了毒嘴：两口，第二口撕掉了我稚嫩膀子上的一条鲜肉。它咬完后就舔舔嘴飞速跑开了。妈边哭边赶紧抱着我来到医疗所。老王，就是我们那里医疗所的医生，为我的伤口消了毒，然后不知道用了些药给我敷上，包扎好，说没问题了。可两三天后我的伤口就化了脓，而且愈发严重起来。妈再次哭了，又抱着我来找老王。老王看了一眼我的膀子说：　　“没法了。还是去场部吧。”　　妈抹了一把泪，然后就去找爸。爸二话不说，就和妈一起站在去场部的大路旁等着搭便车。太阳落山的时候，车没来，来了一头小毛驴，毛驴上拖着一个老藏民。老藏民骑着驴围着我们打转，他看看头上流汗的爸，看看已经哭哑嗓子的妈，又看看不停呻吟的我，然后就下了驴：　　“藏狗咬的？”　　爸：　　“嗯！”　　老藏民骑上了驴，一溜烟抛开去。快看不见的时候他大吼一声，大风把他的话送过来：　　“等着！”　　爸和妈等着。他们在等车。车没来，来了一头小毛驴，毛驴上拖着刚才那个老藏民。老藏民下了驴，拿出几包东西给爸：　　“洒在伤口上。”　　他看见爸犹豫的目光：　　“藏狗咬的要藏人治。”　　几天后，我膀子痊愈了，可有了一块伤疤，粉红色的，表面毛细血管分明，看了十分恐怖。可我的膀子确实好了。爸这时候才想起那个老藏民，于是他去找队长。他对队长说了狗，说了我的膀子，说了老藏民和他的药。说完后他请队长帮忙到周围的藏族公社打听一下那个藏民，他想去当面谢他。队长一直在听，直到爸不说话了他才说：　　“是该去谢一下。不过有点难办。”　　爸：　　“咋了？”　　队长：　　“那个藏民我知道。原来是庙里的活佛。后来破迷信的时候还了俗。你说怎么谢？一个搞封建迷信的治好你儿子，这传出去怎么说？说得清吗？”　　爸也犯了难。然而他觉得还是该谢。所以他问：　　“那咋办？”　　队长果然是队长。几天后他去了红旗公社——就是老藏民所在的那个地方——去拜访公社书记，说是要加强联系。走的时候路过老藏民的破土坯房，在门口放了一瓶爸买的白酒。　　妈至今都觉得有些对不起我：　　“唉，哪个想到狗那么毒。”　　我安慰妈：　　“那时条件不是差嘛，再说，就难看点，也不影响啥。再说，难看也难看在膀子上，衣服一穿谁看的见。”　　那时候的条件真得差。全国的条件都差，我们那里尤其差。我们那里叫星星滩，位于美丽的青海湖南边七八十公里的地方，边上也有一个湖，叫更尕海，里面生长着和青海湖里一样的青海湟鱼。那是一种很好吃的鲤鱼，没有鳞，可刺多，且刺小。这个地方本来是一片草原，地上跑着牛羊，天上飞着雄鹰。雄鹰向下看的时候能看见牛羊，还有田鼠。到了一九五五年，雄鹰看到的东西多了起来，有了很多油菜花田、小麦地、土坯房子，还有绿色的衣服，还有黑色的衣服。绿色衣服手里有枪，他们是军人和警察——我们叫管教；黑色衣服手里有铁锨和镐头，他们是劳改犯。这之后若干年，地图上也出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圈，旁边标注的地名叫星星滩。从我后来学到的地图标记知识来看，这种单圈意味着乡镇，原来叫公社。可我们这里既不叫星星滩公社，也不叫星星滩乡或星星滩镇。我们这里叫星星滩农场，官方正式名称叫青海省劳改局第三十三劳改支队，县级单位，代号六一三。地图上有圈后这里的衣服颜色杂起来，比如灰的、蓝的、白的，一方面是因为警察们服装的颜色变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依附于劳改农场的人多了，有管教的家属，有当地就业劳改犯——称为农工，即农场工人之意——和他们的家属。农场的新兴单位也多了起来，医院、学校、修理队、机耕队、车队、新华书店、供销社、水库……，所以也就有了各行各业的人，依附于劳改犯生存和生活。一九九〇年我离开星星滩的时候，这里已经汇集了近万人，相当于青海省全省人口的四百分之一。　　青海的劳改农场很多，并以此闻名，而且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青海的知名度。据说，在上海等大城市，大人吓唬干了坏事的小孩最常用的就是：“你就这样下去吧，总有一天你要被送到青海去。”这种恐吓往往颇为见效，小孩总会乖上一段时间。如果追溯这个代名词的源头，那就是一九五二年的“全国第一次劳改工作会议”，决定要“稳步地、分期分批地”向地广人稀地区转移犯人。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上说：截止一九九四年，青海累计收押、改造罪犯二十四万余人，曾有时期青海的在押犯人数占当时全国在押犯总数的四分之一。然而我很困惑：为什么会把犯人押解到青海来。这片养我的土地高寒、缺氧，生存条件恶劣，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诗意的荒原风光。的确，这里有很多诗，最著名的是杜工部说的：“君不见，青海头，自古白骨无人收。天阴雨愁声愀愀。”即便是整个青海最繁华的西宁，在古诗里也是“西宁城头空有月，黄沙渍里本无春”。我想，是不是一片诗意的荒原有助于坏人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恶，从而发誓要荡涤自己的灵魂？这个问题在困扰我很多年后，终于在偶然看到的《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隐隐约约得到一点答案。里面记载说，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指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一九五七年，青海省委书记在一个重要会议上说：青海的劳改，在青海省的经济总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分天下有其一”。当年，青海省监狱系统的农业耕地面积占全省国营农场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二。而劳改农场总数约二十个，耕地面积仅为三十万亩。随后，青海的劳改农场曾经猛增加到三十二个，耕地三百八十二万亩；创建劳改工矿企业十多个！有资料统计，全省农业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三为监狱农场开垦。部分监狱农场曾被称为青海省的“粮仓”和“粮油生产基地”。从一九六零年代至八零年代的二十余年时间里，监狱系统每年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星星滩那么多的人其实不是靠劳改犯生存和生活——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所有人，无论是不是劳改犯，有依赖生产而活，而生活。　　
　　一九八零年之前，我和爸妈，还有小我两岁的妹妹都挤在星星滩农场三大队的一间十平方米的土坯房里。那时候我爸在修理队修车，每天早上去上班，晚上就敷上一身油黑溜溜的回家，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不过我很喜欢闻，后来附带上也喜欢汽油的味道，百闻不厌，直到上大学在西宁城才有所改变：那里车太多，汽油味太重，闻的我头晕。我妈没有工作，依附爸的工资而活，而生活，她们叫家属。家属们平日里就在家里做饭洗衣，养儿育女。有时候会去拣些牛粪羊粪，回来烧火用。有时候也会去做些零活，尤其是农忙的时候，拣些剩余的小麦或着豌豆，还可以挣上几毛钱。　　三大队是一个很偏僻很荒凉的地方，离农场场部还有四十多公里。有一条灌溉用的渠道从大队中间穿过，渠道的右岸是大片大片的白杨林，一般都是光秃秃的，每年五月底到十月会长出绿色的叶子，而这个季节散落中林子里的几间土坯住房也就显得分外的不协调。渠道的左岸先是一条土路，土路左边依次排开一些大队的核心单位。爸工作的修理队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停着些待修理的农机具和几间土坯建的修理车间，车间里面还有些机床。修理队的北边是学校，有小学和初中，高中只能到场部去上。南边是其它一些单位和家属区，密密麻麻地分布有几十栋土坯房。再南边就是一个的土坝，坝的底部就是大队最大的风景：监狱。监狱的围墙很高，也很宽，大门上边和围墙的四个角都有岗哨，站着手握钢枪的战士。他们无比威武，是我一直崇拜的英雄。那些穿黑衣服的人进出的时候都要立正：　　“报告政府……”　　这些黑衣服就是劳改犯。他们每天早上编成队，在一两个别着手枪的管教带领下，在几个手握钢枪的战士监督下，肩扛铁锨或镐头穿过渠道边的土路去劳动的场所改造——改造也就是去劳动。下午要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又原路返回。这时候，没上学的孩子都会喊：　　“快，劳改犯们回来了。”　　于是我们就赶紧在土路边集合，列队，等着他们来。时不时总有劳改犯向我们撒出一些糖果，我们就赶紧去抢——这就是我们列队的目的。没抢到的孩子——通常都是些小孩子，眼巴巴地看着那些抢到的孩子——通常都是些大孩子，可怜兮兮地说：　　“让我舔一口。向毛主席发誓，就舔一口。”　　然而在我快满六岁的一天，劳改犯们没出来——他们在打架。当时我只记得他们在打架，还记得打架的双方分别来自中国名气最大也最重要的两个地方：一是全中国的首善之地，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一是全中国的经济中心，能生产各种东西的上海。若干年后我又一次想起这次打架事件时，才发现自己居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于是我很虚心地问当时三大队的一位管教，他说：　　“嗨，还不是因为北京犯人耍赖！”　　犯人是当时大人们对劳改犯的称呼。我读中学了以后也管高墙里的人叫犯人，以示自己不再是小孩。我问：　　“北京犯人咋耍赖？”　　原三大队管教：　　“上海不是啥都能产吗……”　　原来正因为上海什么东西都能产，所以上海犯人的家属来探监的时候都会带上一些上海的特产——通常都是些好吃的。他们会劳动的路上分给我们一些，当然，是用扔的方式。他们喜欢看我们抢，更喜欢看我们吃。然而，他们光记得惦记我们，忘了自己的北京难友。于是这些北京难友的病多了起来，而且轮番生病。一般的药对他们不起作用，最好的药在上海难友们枕头下、被窝里和那些难以发现角落里。这本来也没什么，可偏偏他们吃药的时候都是上海难友们上工的时候。上海难友们一次忍了，两次也忍了，甚至三次四次五次六次都忍了。终于有一天他们决定不忍的时候，这两个伟大城市就在远离故土的这片青海腹地不知名的荒原上干起了仗。　　整个大队如临大敌。战士都站在围墙上，手里端着钢枪，还架起了机关枪。管教有的站在围墙上，有的站在锁着的铁栅栏大门外面。住在西宁的劳改局大官也来了，可没人敢进去。他们就在门口站着。站在他们后面的是我们，站在我们后面的是一些大人。我们看着劳改犯们你追我赶，忙得不亦乐乎。先是一群徒手的人追另一群徒手的人，后来是一群手拿从桌子凳子上面拆来的木腿的人在追一群徒手的人，再后来是一群手持从铁床或其它什么铁家伙上卸下的铁棍的人追一群手拿木棍的人。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究竟哪些是北京来的劳改犯，哪些是上海来的劳改犯。后来有人头上流出了红艳艳的鲜血，他跪在地上求饶，然后就被抓起手放在一块砖头上，一个孔武有力的人把铁棍高高举起，一下子砸下去。骨头断裂声响起的时候，我后面的一个大人，方大伯，叹了口气，声音很低：　　“现在的犯人太差劲，哪像我们坐牢那阵。”　　我吃了一惊：方大伯原来是劳改犯！方大伯是爸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大伯。他在大队种菜，夏天的时候会自己掏钱拿上几个地里的番茄给我吃，直到今天我仍然对番茄情有独钟。可是我不知道他也当过劳改犯。虽然这无损我对他的亲切，但却让我遇到一个重大的政治难题：以后还该不该吃他的番茄呢？以后还能不能吃他的番茄呢？这个问题就孩子来说过于复杂，完全超出我的决策能力。于是，我撇下那些正在你追我赶的劳改犯，心事重重地回到家。浑身发黑的爸正好在家，他看到我就笑了，从油黑油黑的衣服里拿出一把木头枪给我。我瞬间就有了一种战士的自豪感，啪啪起来。爸看着我，那种含笑的眼神直到我自己当爸后才真正能看懂。　　我问：　　“爸，以后我还能不能吃方大伯的东西？”　　爸：　　“怎么了？”　　我：　　“他当过劳改犯。我刚听他自己说的。”　　爸眼中的笑意顿时消失了。他一言不发。爸生气的时候很可怕，要打人。其实他打的还没妈打的多，但爸打人的时候不说话，妈打人的时候嘴里一直在念叨。所以，我更害怕爸。可爸这次没打我，他只是看着我，也没有拿走我的枪。他看了我一会儿就出去了。直到很晚他才回来，浑身的酒气压过了原来的油气。他很少喝酒，更别说喝醉。　　爸走了妈开始打我，一边打一边念叨：　　“你这个短命的。劳改犯咋个了。你爸也是劳改犯。劳改犯的东西咋个就不能吃了。那你为啥子要吃你爸的，喝你爸的。你饿死算了。”　　我大声哭起来，声音比原来哭的还大。一是因为疼，二是因为爸是劳改犯。　　后来我才知道，整个星星滩最多的就是劳改犯和刑满就业人员。就拿三大队来说，常住人口里（战士不是常住人口，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服役期满他们就回家乡去了），除了队长和中队长、教导员和指导员、管教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其他人要么是劳改犯，要么就是劳改犯的家属子女。爸那天晚上回家时，我已经不哭了，一听到开门声就闭上眼睛假装睡觉。因为我害怕，爸万一想起还没打我怎么办。但我睡不着，还在想爸是劳改犯这件事。这时候我听见妈说：　　“跟孩子怄什么气？还喝酒。”　　爸说：　　“谁跟他怄气？队长、指导员找我喝的酒。”　　妈说：　　“他们怎么会找你喝酒？”　　爸说：　　“他们说调我到学校去当老师。”　　我差点暴露自己的假寐。劳改犯也能当老师？我只知道爸车修得好，也教过我认识几个字。可我没想到他能当老师。爸怎么能从一个劳改犯变成一个老师呢？这中间的演变过程确实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然而，以后的事情表明，爸当然能当老师——劳改犯也能成为不错的老师。爸学识渊博，懂得很多。我不知道爸是怎么懂得那么多的，直到我第一次回老家。　　
　　那是我初一时候的冬天。这之前我对家族的了解只局限于爸妈和妹。爸妈只是告诉我说爸是江苏人，妈是四川人。他们还说爷爷奶奶已经没了，外公也没了，只有外婆还在妈的老家。他们说起这些的时候我没什么感觉，因为我周围的大部分孩子都只有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偶尔会有些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造访三大队，可时间还没有渠道两旁的绿色持续的久，就梦一般地来，又梦一般地走了。　　老家是一个江南的大城市，我诧异那儿冬天不烧火，阴冷阴冷；河里的水也不结冰，凛冽地流着。这不好玩。哪里像星星滩，屋里有火，屋外冰雪。烤热了就到外面去把多余的热量肆意挥霍在冰雪上，堆个雪人，冰上摔几个跟头，要不然就对着北风怒号。热量挥霍完了又赶紧进屋，围在炉旁，从炉火里扒拉刚烧熟的洋芋。然而江南有一样我很喜欢，就是绿，冬天也望不到边的绿，绿色里面还有花，比夏天星星滩草原的马兰花还要鲜艳。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绿色情结才是促使我离开星星滩，离开青海的原动力，而不是当时自认为的要奔向一个更美好的前程或者是要去一个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也只有现在，我才能真切地认识到自己为什么当初要那么执意且义无反顾的离开，那儿太少绿了。不是环境中的绿，也不是战士身上的绿，是心底下的那种绿。同样也只有现在，在星星滩已经不是星星滩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儿其实有很多绿，不是环境中的绿，也不是战士身上的绿，是心底下的那种绿。　　第一次回老家住在爸的姐和姐夫家，爸教我喊大姑和大姑父。大姑见到我们泪水涟涟。她说二弟呀你可终于回来了。爸说就是就是。大姑说老家就剩你这个姐了。爸说就是就是。然后他们开始数，我还有个二姑，要饭要到了安徽，就在安徽安家了。还有个三姑，说是我二奶奶生的，后来二奶奶改嫁后就失去了联系。还有个小叔，说是奶奶生他的时候死了，没法养，就送给了乡下的农民。大姑说你该按辈份给孩子取名，叫什么格木，怪怪的。爸没说就是就是，而是说没啥关系，到了我这辈那个字不好取名。大姑掰着指头数，修身治国平天下，下，嗯，确实不好取。　　晚上爸和大姑父在喝酒，大姑就带我去看电影，看得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说的是中国和日本的民间友谊。看完电影回去的路上，我正在想原来日本也有好人，也有中国人的朋友，大姑突然说：　　“你爷爷就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日本的早稻田大学。”　　我说：　　“啊？”　　大姑说：　　“你太爷爷在美国留得学，哈佛大学。”　　原来我们家竟然是“书香门第”。那时候我刚学过这个词没多久，所以大姑一说这些我就复习起这个词：指上辈有读书人的家庭。我还知道，“书香”不是指书真得有香味，而是古人为防止蠹虫咬食书籍，便在书中放置的一种芸香草的香味。可我没听说过早稻田，那究竟是一所建在稻田里的大学还是主要学稻田的大学？我也没听说哈佛，但这个名字很外国。爷爷和太爷爷都是大学生，这很了不起。我还有一事不明：　　“姑，啥叫太爷爷。”　　大姑：　　“太爷爷就是你爸爸的爷爷，也就是你爷爷的爸爸。”　　我眼前立即浮现出一个很老的老人形象。戴着眼镜，白色的头发一丝不乱，穿着中山装，而且是四个兜的那种。我知道我的这个想象不对，因为我小学每次填家庭成分，爸都让我填地主。于是我只能将太爷爷的形象进行修正，瓜皮帽，太阳穴旁边一副四方的狗皮膏药，下巴上一缕山羊胡，身穿印花黑绸衫，拄着一根拐棍，随着准备吹胡子瞪眼睛欺压贫苦农民。因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所以仍然可能戴着眼镜。可大姑又说，太爷爷还做过国民党的少将，后来退职做起了老家的教育局长，专门赴欧洲十多国考察过教育，目前大姑教书的小学就是太爷爷当年主持建立的，原来一直是江苏最好的小学。这些叙述彻底把我弄混了，太爷爷原本清晰的形象开始模糊不堪，一会儿中山装，一会儿黑绸衫，一会儿又是国民党军服。再大一些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成份上光填“地主”显然不对，正确的应该是“官僚大地主”，爸当年教我填的明显有避重就轻之嫌。　　太爷显然享受到旧社会的种种好处，他是世家出身，现在老家的一条街还叫孟家街。孟家就是我们家。一条街上都是我们家的深宅大院，现在已经成为老家著名的历史文化兼旅游街区。托世家的福，他当过大官，也见过大世面，吃穿不愁，抱负尽展。然后老了就躲在孟家街的大院子里颐养天年。孟太爷老年的时候最窝心的就是小孟，也就是我爷。因为家境很好，爷虽然在早稻田的大学成绩优异，回家后却懒得做事，整日里游手好闲，博得了“小孟公子”的雅号。太爷给爷娶了个燕京大学毕业的太太，希望家庭的责任感能对他有所约束。可爷后头自己又找了个太太，且无任何学历，先娶的太太就郁闷地吃上了鸦片。于是我就有了大奶奶和二奶奶。大奶奶是亲奶奶，生了四个儿女：大姑、我爸、小姑和小叔；二奶奶生了一个女儿：三姑。爷当上了“小孟公子”还不是最让太爷窝心的，真正让他窝心的是爷开始卖家里的地。那时太爷已经病的很重，整日睡在家里，读读最新的美国小说，把家事全交给爷打理。初时还不见有什么异样，可爷后来交了个朋友后情势就急转直下。朋友原先穷的叮当响，太爷颇看不上。后来穷朋友进了做文具生意的老胡开文，就改了姓姓胡，自此财运不可收拾，当上了分掌柜，发了大财。小胡原来穷，跟着爷胡吃海喝，就此向往上了地主恶霸的奢靡生活。所以他有了钱就想当地主，就想买地。爷喜欢他，就把家里的地卖给他。小胡能买多少，爷就卖多少；小胡说多少钱买，爷就多少钱卖。小胡的钱买完了，却买上了瘾，就去借钱买，贷钱买，后来干脆赊账买，就这样爷也一律照卖不误。小胡有些不好意思，爷却说：“别，谁让咱们是朋友呢？”而爷对朋友的慷慨终于惹恼了太爷，他把一本《Lost Horizon》向爷砸去：　　“败家子！”　　爷灵巧的躲开了。他开始给太爷讲道理：　　“都要变天了，还心疼什么地？”　　他告诉太爷，看形势，共产党要不了多久就会打过来。共产党喜欢打土豪，分田地，留着多么地干嘛，等共产党来打？来分？　　太爷老了，老人的特点就是固执。因为老了，所以不喜欢想未来，而是更喜欢看过去，看他留给子孙的书香门风和殷实家底。所以他对爷吼：　　“再敢卖地，打断你的腿！”　　爷不敢明着卖了，只能偷偷地卖。截至一九四九年四月老家解放，爷一共卖了三分之一的地。后来算成份的时候，我们孟家还是当仁不让的头号大地主。可怜的是爷的朋友，小胡，一年多以前，他还不是地主，或顶多是个小地主，可清算的时候也成了老家的大地主之一。他不服，说让小孟公子坑了，他没那么多地。政府问他：　　“这些地是不是你的？”　　他说：“是，也不是。是我的，也是孟平远的。”　　孟平远就是小孟公子，也就是我爷。政府找爷对质：　　“这些地是不是你的？”　　爷说：　　“不是。”　　小胡说：　　“咋不是呢？我从你那买的。”　　爷说：　　“是啊，所以这些地原来是我的，现在是你的。”　　爷这句话终于理清了那些地、小胡和爷之间的关系，所以小胡也没话说了。出来的时候爷对小胡说：　　“其实说那些地是我的也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是大地主了。我说是你的是为你好，是为了让你不要欺骗政府，实话实说。我们这样的人，只有实话实说才有出路。”　　爷说的真心话，可小胡不信。他依旧整日缠着政府，说他的大地主才当没多久，而且还欠了一屁股买地的债，根本没享到地主的福。归根结底，他这个地主当的冤枉。他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讲了好几年。终于有一天政府来找他，说好好和他讲讲，这一讲他就再没有回来。　　这时候的太爷很幸运，因为他已经溘然长逝了。　　
　　爷的好日子终于结束，他一下从小孟公子变成了老孟。地自然是没了，新社会只允许一夫一妻，所以二奶奶也带着三姑含泪离开，后来改嫁他人。大姑进了师范，有政府的补贴，倒不用管过于操心。爷要操心怎么养活还在读小学的爸和还没读书的小姑。这也不算什么，因为政府还是给了活路：为了让爷这些旧社会的蛀虫能自食其力，新社会办了财会班，爷们就是学员。三个月的财会班结业，爷就成了会计。民脂民膏是吃不成了，自食其力倒也还养得起自己和敷住孩子的嘴。要命的是大奶奶，她有孕在身。有孕在身也没什么，她要吃鸦片。瘾一阵一阵的上来，折磨的她一阵阵的哭，一阵阵的号，一阵比一阵哭号得难听。终于，在一个下雨的日子，小叔提前来到了这个世界，而大奶奶则提前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只有四十岁。爷埋了大奶奶，坐在坟头，想着才出世的小叔，哭了。小刘，孟家以前的佃农，帮着爷埋了大奶奶，看见爷哭，就说：　　“别难受了。”　　爷：　　“我没哭她。她走了好。活着哪去弄鸦片烟？走了就不想那玩意儿了。”　　小刘：　　“那你哭啥？”　　爷：　　“哭小儿子。妈没了，奶也没了，怎么养。”　　小刘慈悲心一下上来了。他媳妇也刚生了孩子。刚有孩子的人最见不得孩子遭罪。所以他就说：　　“把孩子给我吧。不姓孟了，姓刘，变天了，姓孟没啥好。我来养，我媳妇刚生孩子，奶多，吃不完。”　　爷感激地看了小刘一眼，说：　　“管他姓啥，能活，能有口奶吃就行。”　　于是小叔就姓了刘，跟孟家没了关系。但有奶吃，这很重要。大姑说他们从小就没缺过奶。家里添丁，总是会请最好的奶妈，一个奶妈的奶不行了，就换一个。大姑说原来孟家的孩子吃奶要吃到三岁，爸就是这样。爷虽然当小孟公子时游手好闲，可对孩子从不亏待，而且颇为上心，吃奶就是一例。对孩子的教育是另一例。按他的话说：“家有金山银山是假富，只能富肚子。读书万卷才是真富，那是富脑子。”所以他对子女的教育分外严格。每天早上爷会喊人叫他们起床，在他卧房外一字排开，然后诵读国文或英文。稍有停顿，卧房内便会自动接上，继而加以痛斥。数学若有不会，请教时便要跪在地上，口述问题。爷头也不抬，依旧吃他的蜜饯，看他的摩登杂志，嘴里嘟哝。那时便要将他嘟哝的内容赶紧记下，完事后交于他检查，竟然是题目的完整解法。姑说爸聪明，又极好学习，是遭痛斥和下跪最少的。为了印证，姑翻开一口老箱子，拿出一摞摞的作业本，文字秀丽，纸面整洁，说这就是爸当年的作业，她留到今天是为了教育我的表哥表姐，教育她那些不成器的学生。姑摇摇头说，可惜我的表哥表姐并无半分像爸，现虽然都已离家工作，可都是胸无点墨。而且还都把好端端的名字自作主张的改成卫东、小红。　　一九四九年四月后的生活开始对爸也没什么影响，书照读，日子照过。只是没有上下学坐的黄包车，饭食也不似原先那么精致。爸不在乎，他就只喜欢读书，喜欢自己的成绩高高在上。像爸那样的地主子女，高高在上显然不对，显然应该得到纠正。于是，在爸读高中的时候，状况终于起了变化：爷被政府喊了去，说是交待问题，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　　后来听找到了的三姑说，政府有一天找到了二奶奶，说爷病了，想见她一见。于是二奶奶就赶紧带着三姑去见爷。那是一间半塌的土房，顶少了一角，可以看天，门板上面已经烂完，也可以看天。土房里面陈设简陋：看不见天的屋角放在两只碗、一口锅、半袋米和几捆秸秆；另一个看不见天的屋角铺着一张草席，上面是一团油黑的棉絮。棉絮下面躺着爷。爷本来就瘦，可现在已经瘦骨嶙峋，脸色蜡黄，头发长且白且乱。爷看见二奶奶就颤抖着拉二奶奶的手，他的手冷若寒冰。二奶奶哭了。她哭着对爷说，虽然她改嫁了，可孩子还是爷的孩子，孩子依然姓孟。爷摸了很久摸出两元钱，拿给三姑，又指着屋角的小半袋米，让二奶奶带回去。爷还想说什么，可什么也没说。二奶奶问：　　“是不是担心那几个孩子？”　　爷凄然一笑，摇摇头：　　“我还担心什么？我能担心什么？狂风扫落叶，各自去飘零吧。”　　二奶奶问：　　“到底是什么病。我明天抓了药再来看你。”　　爷又是凄然一笑：　　“不知道。贱命一条，无人理会。”　　二奶奶走的时候问门口背枪的人：　　“老孟什么病？”　　背枪人白了她一眼，走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二奶奶就去看爷。她手里拿着一个饭篓，里面装着稀饭，还有两个鸡蛋和半只烧鸡。烧鸡是二奶奶现在的丈夫出去买的。他说：“带话给老孟，挺住。他可还有几个孩子。”二奶奶走近破屋的时候就感觉不对：门开着，门口背枪的哪儿去了？她走到门口就看见爷没了。她就在附近转，碰到人就问老孟去哪儿了，老孟就是破屋里被看着的那个老孟，他怎么了？终于碰到一个人，见二奶奶神色迷离，有些不忍心，说：　　“半夜死了。拉走了。”　　二奶奶流着泪问：　　“拉哪儿了？”　　人：　　“谁知道？找个地方胡乱埋了吧！”　　二奶奶后来拉着三姑在那一带问了五天，也没问出爷被拉到哪儿去了。所以直到今天，回老家上坟的时候就只能在大奶奶的坟前给他们一起上，嘱咐大奶奶给爷多吃点，因为他老人家走的时候全是骨头。还嘱咐大奶奶给爷理理发，因为他老人家走的时候头发长且乱。　　
　　爷被喊走后，爸就只能依靠大姑了。好在大姑已从师范毕业，在太爷一手创立起来的小学当教员。小姑跟着她，两个人也算是相依为命。爸住校，学校不在城里，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每月月初，爸都要走上将近一天到大姑那里拿生活费，住一晚，然后第二天再走回学校。大姑一个人的工资要养三个人，爸正在吃长饭，老吃不饱，就越来越瘦。所以大姑一见爸就哭，说爸越来越见瘦。到了毕业那年，爸瘦且高，于是得了个雅号：竹竿。尽管爸越来越瘦，可成绩却一直优异。爸的学校很好，每年都有学生直接到苏联留学，是一所培养留苏预备生的名牌中学，中学期间就要学习大学二年级的基础课程。于是爸仗着自己成绩依旧优异，就填报了留苏预备生。他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姑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激情，瘦削的脸上透着无比的坚定。大姑知道说什么也不管用了，所以只能悲哀地看着爸，看着爸因憧憬美好未来而激情四溢。　　打击如约而至。爸被告知他没能通过政审，所以没有资格报考留苏预备生。爸在宿舍坐了两天。然后，他来找大姑拿生活费。爸平静地告诉大姑，自己不能考留苏预备生了。大姑担心地看着爸，爸说：　　“没事。我就考大学。大学一样能读书。能上什么大学我就能上什么大学。我不挑。”　　大姑：　　“要是考不上呢？”　　爸斩钉截铁：　　“不可能。”　　可大姑的话变成事实。其实这理所当然，然而爸受不了。高考发榜那天爸在榜单前足足站了一天，直站到日影西斜。校长下班的时候看见了爸，他知道爸学习优秀，有些于心不忍，就说：　　“回去吧。”　　爸红了眼：　　“没地方回。没脸再让姐养。”　　校长知道爷没回过家，是姑在养爸，就说：　　“那就去找点活干。大小伙子，自己能养活自己。”　　爸的眼更红了：　　“那就没书读了。”　　校长想了想：　　“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新华书店的经理是我的同学，我举荐你到那里去当个临时工，这样你就又能养活自己，又能读书了。”　　爸就这样去了新华书店。他来新华书店后书卖的明显多了。因为他会给顾客介绍书，说什么书好什么书不好，说这本书有利于陶冶情操那本书有利于提高觉悟而且文字优美，说这本书和那本书里讲得技术是一回事但这本书更通俗而且价格更便宜……经理也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知道爸爱看书，就对爸说：　　“书尽管看，只要不耽误正事。还有，只能在书店里看，千万不能带走。”　　爸点头。现在他觉得上不上大学也无所谓，反正有书读。这样的日子一过就过了大半年。爸慢慢地没那么瘦了，时不时还带些吃得去看大姑，带些水果糖给小姑。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一位常来书店看书且脸颊泛着红晕的地主女儿给爸织了一件毛衣，爸的脸红了。他的身躯在毛衣里空空荡荡，他说：　　“你的手真巧，你看，正合适。”　　地主女儿蹙了一下眉头，说：　　“没事，你会胖起来的，那时候就合适了。”　　后来地主女儿来得更勤了，让爸给她说哪本书好。爸在书架上琢磨半天，然后取出一本说这本很值得读。地主女儿说是吗？那你给我讲讲这书。爸就给她讲书。讲完了爸说你看，这本书真得不错吧，值得一买。地主女儿说确实是好书，不过你都讲完了，所以我也就读过了，你讲的比写的都精彩，现在你重新给我找一本吧。爸又在书架上琢磨半天，然后又取出一本，说这本也很好。地主女儿说讲的啥呀，你再说来我听听……　　两个月后，地主女儿不来了。爸也没心思给顾客介绍书了。爸等着地主女儿再出现，可一直没等到，等来的是地主。地主说：“拜托拜托，别在和我家囡囡一起了，两个地主子女在一起能有什么好。再说，你爸那个地主，比我这个还要大得多。”　　爸：　　“可是……”　　地主：　　“没什么可是了。千万千万别和囡囡在一起了，拜托拜托，就当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家囡囡。”　　爸不再说话，他红了脸。　　地主走了没多久，地主女儿来了。她脸颊泛着红晕：　　“给我说说有什么好书。”　　爸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说：　　“回家吧。”　　地主女儿急了：　　“别听我爸的，我就是我……”　　爸：　　“回家吧。”　　地主女儿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最后她猛地一跺脚：　　“走就走，明天我还来。”　　下班后，爸没走。他在书架上选书，说：　　“这本书不错，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的，要不要我给你讲讲。”　　他接着说：　　“你看，这是海涅写得。知道海涅不？他可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伟大导师马克思的朋友。伟大导师恩格斯曾宣告‘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的诗曾被誉为德国工人阶级的马赛曲。来，我给你读一段。”　　他清清嗓子，说：　　“就读这段吧！听好——从无限欢乐的海洋/升起这灰色的云翳，今天我必须受苦，为了幸福的昨日。”　　他像发现什么，就又大声念道：　　“今天我必须受苦，为了幸福的昨日。今天我必须受苦，为了幸福的昨日。……”　　他念得满面通红，他念得泪水模糊。然后，他收拾起眼泪，又从书架上拿了几本一样的《海涅诗选》，装进包里，踉跄着夺门而出，带翻了书架上的两排书。　　
　　第二天，经理上班的时候，看见门口围了一群人。他挤过去，看见书店一片狼藉。他问怎么回事，最先来的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说她上班来就发现大门开着，门口站满了围观的人。她走进书店发现地上都是书。她得意地说她马上就想到是不是有小偷偷书，所以立即托人报了案，而自己就赶紧把现场保护起来。　　经理心里骂了句：多事。刚骂完公安就来了。他们给现场拍了照，然后叫清点清点少了什么。很快清点结束：少了五本《海涅诗选》。经理白了一眼胖女人说：　　“没什么没什么，公安同志辛苦了。麻烦您们白走一趟，都怨我们，没事瞎报案……”　　公安打断他：　　“怎么没事？不是少了五本什么涅诗选吗？你这个同志，怎么警惕性这么低？”　　经理：　　“是是是，您说的是。是海涅。”　　公安：　　“书店的人都在这吗？”　　胖女人抢前几步：　　“还有孟天文没来。”　　孟天文就是我爸。　　经理带着公安找到爸的时候，爸两眼布满血丝，正在大声地念：今天我必须受苦，为了幸福的昨日。他手上拿着一本《海涅诗选》，桌子上摆着四本《海涅诗选》。公安笑了。爸不念了，直勾勾地盯着公安。经理赶忙上前说：　　“这孩子，把书带回来也不说一声。同志，书在这里，您看，没丢。孟天文，还不赶紧去上班，把书带上。真是，带书回家看一本就行了嘛，拿那么多干啥。”　　他边说边给爸使眼色，爸赶忙收起书，准备出门。　　公安把手一横：　　“慢。”　　他盯着爸：　　“什么成分，你！”　　爸恐惧地低着头，很久才吞吐，声音小的似蚊子叫：　　“地主。”　　公安听得很清楚，他点头：　　“这就对了。嗯，难怪你昨日幸福，今天受苦，嗯，你昨天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怎能不幸福。嗯，今天被人民夺了权，又怎能不痛苦！”　　爸：　　“这是海……”　　公安：　　“我知道，海涅，对吧！嗯，所以你就偷书，嗯，发泄自己的不满，嗯，盗窃国家财产，嗯，你胆子不小！”　　经理头上出了汗：　　“公安同志，误会，误会，……”　　公安瞪着经理：　　“什么误会。你呀，就是觉悟低，警惕性差。他的成份是地主，不明白吗？他刚才嚷什么你也不明白？要他把书店偷空了你才明白？”　　他又转向爸：　　“把书拿好。嗯，跟我走吧，嗯，孟天文，嗯，还磨蹭什么，快走！”　　一个月后。爸以盗窃国家财产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他至今不知道被公安带走的那天地主女儿是不是去找过他。　　大姑被停了课。让她交待爸的问题。爷是个官僚大地主就已经够让她喝一壶的了，现在爸又出了事。有一次大姑一个星期没回家，小姑的生活就没了着落。她到大姑的单位去等大姑，没等着。大姑同事说大姑在什么地方，小姑就去那儿找大姑。那儿的人不让小姑进去。小姑说，我找我姐，我饿。那人说，去去去。小姑于是就去去去了。她站在一个馒头铺跟前哭，人家问她为啥哭，她说我饿。人家想了想就给了她一个馒头。她又饿了的时候就走到另一个铺子跟前哭着说我饿。人家给了她五分钱，她说我不要钱我饿。于是她就开始要饭——不是乞讨，因为她不要钱只要饭。这一要就要的很远，从江苏要到了河南，又从河南要到了安徽。就在她准备再次从安徽要到河南的时候，在边界的一个革命老区县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当时只是给了小姑一些吃的，然后把小姑的脸擦干净，露出小姑虽然营养不良却依旧光彩照人的小脸。夫妻问：　　“你爹娘呢？”　　小姑眼泪打转：　　“没了。”　　夫妻叹口气：　　“有哥哥姐姐吗？”　　小姑眼泪滑过脸庞：　　“走了，就没回来。”　　夫妻的眼泪也掉下来，他们商量了很久，最后夫恶狠狠地说：　　“不就是添张嘴嘛，没啥大不了的。”　　妻说：　　“就是。”　　然后夫妻对小姑说：　　“跟我们过吧，我们养你。”　　小姑说：　　“爹，娘，我叫孟天香。”　　于是小姑就在安徽找到了家，也有了饭吃。后来她成了安徽人的妻子，再后来成了安徽孩子的母亲。　　当时爸不知道这些。他正坐在一列火车的货箱里，呼啸着从江苏到了河南，从河南到了陕西，从陕西到了甘肃，从甘肃到了青海。他和同车的人在西宁被分成若干组，然后上了卡车。有的组去了海西，有的组去了海北，有的组留在西宁的南滩。爸去了海南，去了星星滩，去了星星滩农场三大队监狱。不对，正确的说法是，爸来了海南，来了星星滩，来到了星星滩农场三大队监狱。　　史载，一九五六年，从外地往青海调犯三万人。爸是三万分之一。　　那年爸十七岁。　　从火车呼啸离开江苏开始，不，从被告知判刑开始，爸觉得心就死了。　　
　　@孟格木
3:43:00　　 引子　　　　 一九九九年，距离新世纪开端还剩一年。很多人开始思考一些宏大的问题，特别是人类的终极命运问题。这时候有两件事被炒得很热：一件事古老而迷信，说根据古老的预言，人类末世即将来临；另一件事现代而科学，说人类的计算机面临巨大的“千禧危机”，所有的电脑都将陷入瘫痪。后来两个说法融为一体，意思是由于人类对计算机存在严重依赖，所以计算机的末日会导致人类末日的来临。　　　　 那时我正在读研究生。我的专业...........　　-----------------------------　　塘格木 非常熟悉的地方！占位，慢慢...
　　作品生动而不失真实，感情真挚，年代感很强，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是一部不错的作品，想与你谈谈这部作品，QQ号：
　　2　　　　对中国来说，一九七九年远没有一九七八年重要。一九七八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而邓小平在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二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户农民代表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中国的最高层和最底层分别从理论和实践试图改写中国和中国人的面貌。而一九七九年最重要的事情一是中美正式建交，二是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中美建交不过是确认之前私下里的小动作，特区也不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的一个体现，远没有一九七八年那么波澜壮阔，那么影响深远。　　但一九七九年是我有记忆后仅次于狗咬的另一个重大时刻：在知道爸是劳改犯半年后，我上学了。对于爸妈来说，一九七九年也意义深远：“四类分子”的帽子全部被摘掉，刑满释放就业人员也不再是“继续改造对象”。而且，以后再也没有认定过身份，也再没有戴过政治帽子。换句话说：爸真正被释放了。这一天距离他名义上的释放已经过了二十年。　　如今我努力地回忆这件事情对我们家的影响，却徒劳无功。爸那时已经当了半年的老师，他坐在办公室里，屋中央的炉子上烧着刚打来的鲜牛奶。煮沸的牛奶溅出一滴落在烧红的炉盖上，吱的一声，屋里便洋溢着奶香。爸端起奶给我：　　“喝。”　　这是奖励。因为我刚刚在三大队小学一年级算术竞赛中得了第一名。能得第一名是因为我比第二名多做对了一道题：树上有十只鸟，解放军叔叔“砰”的一枪，打下一只，树上还有几只？我天才般的在这道题的下面画了个大大的〇，且很圆。爸说：　　“别骄傲。以后也要这样多动脑子。”　　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得骄傲是什么意思，所以也就没有很好地执行爸的嘱咐。我故意不舔完嘴角残余的奶皮，然后回到教室。迎着同学艳羡的饿目光，我有些飘飘然。这时候第二名走过来，看着我的嘴角，问：　　“你咋想到要画个〇？”　　我舔完奶皮：　　“就你家的鸟听到枪声不飞。”　　这句话显然伤害了她。她怏怏地走回去，想了一会又走过来：　　“孟格木，你别得意。”　　我说：　　“我没。但我高兴。”　　她说：　　“你画个〇有什么了不起，你爸是劳改犯。”　　搁到现在，这句话也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嫉妒时的精神胜利法。就如现代人常说：张三当官了有什么了不起，没看他没当上官时有多孙子。或者是：李四现在发了？没啥，丫穷的模样你还没见过呢！所以听到这样的话大可一笑而过。但当时我还是孩子，要等到中学课文里才有阿Q，所以我不懂什么是精神胜利法，更谈不上一笑而过。我的应对措施有些偏激：解开衣扣，裸出膀子，恐怖的伤疤狰狞而出。同学们啊的四散而去，这时我感到一丝真正的得意。然而第二名没逃，她走过来，仔细看了看，又用手摸了一下，像发现了什么似地，说：　　“红的。”　　我泄了气，又添了气。泄的是豪气，添的是怨气。我穿好衣服，来到爸的办公室。爸和教导员正在说话。教导员说：　　“孟老师，这下可真的没帽子了。也用不着继续改造了。”　　爸说：　　“哦。”　　然后爸又说：　　“没啥。在这，有没帽子都一样。我都忘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爸，爸的头上分明戴着帽子，那种普通的软有檐帽。教导员头上也有帽子，硬梆梆的大盖帽，中间别着国徽。教导员说：　　“也是。没啥区别。”　　这时候我对教导员说：　　“游叔叔，刚才游红梅骂我，说我爸是劳改犯。”游红梅就是第二名，是教导员的女儿。　　教导员说：　　“哦。”　　这个回答过于简单，我心有不甘，于是我又跟爸说：　　“爸，刚才游红梅骂我，说你是劳改犯。”　　爸说：　　“哦。”　　教导员说：　　“好了，传达到了，走了。晚饭到我家来吃，我爱人包了饺子，全家都来。”　　爸说：　　“好。”　　我顿时因为饺子欢快起来：孩子的嘴连着心，嘴里有好东西，心里就有好情绪。　　成人后我有一次复习老电影，《牧马人》，看到许灵均因平反而落泪哽咽，便想：爸的反应是不是过于平淡了，平淡得竟然没有电影真实。那个因为判刑而心如死灰的爸，是如何在一个完全迥异于江南的荒原上度过宝贵青春的，我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想问爸，可我开不了口。　　
　　好在爸老了。爸老了会说，说些过去的点滴。常常是应景或应话而发。　　一九九九年，系研究生党支部的小李书记让我写一份关于父亲入狱的说明。我写完后突然想回家。我想看看爸，想看看妈。于是我就请了假回家去写硕士论文。那时候我的家已经在四川，也就是妈的老家，一个长江边的城市。倚在船舷上看东去的流水，我突然变得多愁善感：长江，长江，从历史流到现在，流走了多少人多少事，也流走了多少记忆多少故事。江上刮起了风，我衣袂飘飘，头发散乱，自我感觉像顺江出川的诗仙太白。太白一路出了三峡，我在三峡前面下了船。到了家，风还没停。于是我说：　　“一路的风。”　　爸说：　　“这点风算什么？你还没见星星滩的风。”　　他竟然忘却了我也生于星星滩长于星星滩。我当然见过星星滩的风。尤其是春天，黄沙蔽日，天昏地暗，号若千军万马自草原上踏过。我小时候刮大风屋里要点上煤油灯，读中学后刮大风屋里要拉开电灯。若是在外行走，要侧身，否则走起来很吃力。走起来吃力也没什么，最重要的迎面走的话风会很重，压得人透不过气。　　爸说他第一次到星星滩的时候也在刮风，刮大风。他用了一个比喻：　　“那风啊，吹得人就跟浮萍似的。”　　我不知道爸是在说风，还是在说他的命运，抑或二者都是。我想，爸可能当时看了看太阳，乌蒙蒙已经辨不出轮廓的太阳。那种太阳会让他忧伤吗？还是仅仅看了一眼太阳，什么都没想，就随着黑色的人流消失在黄尘当中。　　我像抓住了什么赶紧问：　　“然后呢？”　　爸白了我一眼：　　“然后不就在那扎根了。”　　我异常失望。扎根总需要一个过程，更何况扎根的是浮萍。而爸谈到他以往经历的时候常常跳过过程，因而我能听到的只能是一个个缺乏连续性的片段。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扎根真的挺简单，因为扎不扎根，在哪儿扎根，浮萍说了不算。让你扎就得扎，让你在哪儿扎就得在哪儿扎，谁让你出身在污泥中呢？那天爸们到了监舍就睡了。第二天开始入监教育。先是大队领导教育爸们要好好做人，不要再当新社会的蛀虫，不要再对旧社会怀有幻想。教育爸们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认罪伏法，积极改造。领导讲完后，游教导员，当时还是游管教，把刑期短的犯人召集起来，问：　　“知道这是哪儿吗？”　　无人吭声。没吭声不是没人知道这是哪儿，而是没人不知道这是哪儿。　　游管教说：　　“我的意思是别把这当监狱，得把这儿当家。”　　他停了一下觉得不妥，又补充说：　　“我说的这儿不是说监狱，而是星星滩，是三大队。”　　他还说：　　“别想着回老家了。”　　最后他说：　　“其实这儿不错。”　　爸们的确得把这当家。不当也不行。因为星星滩不光是监狱，它还要生产，要把大荒原变成大粮仓。变成大粮仓就要有人干活，可那时候没多少人愿意到青海来。所以，一九五三年第二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决定：“在今后四五年内，刑满的罪犯，应将百分之七十留队就业。”这个队不是部队的队，是劳改队的队。一九五八年，重申坚持“多留少放”政策。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劳改工作的决议指出：“对调往边远地方进行劳动改造的罪犯，在刑满释放后一般应经过动员说服一律留下”。而青海省结合向省内移民的需要，进一步明确指出；除表现好，有家可归，有业可就，家居本省农村，回去后确无重新危害社会可能的个别释放外，一律要留在劳改单位就业。这也就是所说的留场就业，他们的身份是“继续改造的对象”。一九五八年留场就业三千三百余名，占刑满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八；一九五九年留场三千一十余名，占百分之九十六；一九六零年留场一万六百余名，占百分之九十八点五。到一九六三年底，留场就业人员在册人数己达两万三千一百八十名。截止一九九四年，累计刑满释放后直接留场就业的有十二万四千六百三十六人。《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中说：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时实行‘多留少放’开辟了一条就业途径，对维护社会治安、巩固劳改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左”的影响和主观条件限制，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主要是在留放上未能认真贯彻自愿原则，在政治上仍按改造对象看待，在经济上同工不同酬，在生活上得不到妥善的安排。”　　这个政策直到我上学的那年终于改变。一九七九年公安部三十九号文件提出；“从现在起服刑期满的人不再留场”。一九八一年《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强调；“今后犯人刑满释放，除强制留场就业的以外，均应放回捕前所在地或直系亲属所在地。”青海腹地这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大规模特殊移民潮终告结束。　　还是回来说爸。爸本来以为自己的心已经死了，可以什么都不在乎。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日子是唯物主义的，生活也是唯物主义的。所以爸那些所有形而上的幻想注定要破灭。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劳动，劳动改造的劳动，彻底唯物主义的劳动。爸本是文弱书生，没有任何劳动经验，且瘦，所以根本不是劳动的对手。改造才几天，满手都是血泡，继而皮开肉绽，继而又是血泡，铁锨把上鲜血淋淋。　　爸这时候才发现心死原来敌不过体肤之累，他的手几乎已经握不住铁锨。　　然而奇迹也就诞生，爸的心活了过来。不活不行，因为身体活着，活着手就会疼痛，腰就会酸痛，痛会连着心，就像现代医学里对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会用电击一样，痛也会刺激濒死的心灵。　　除此之外，爸能活过来，是因为他发现，游管教说的对——这儿真的也不错。　　
　　游管教是河南人。河南地贫人多，平常都很难吃饱，更别说荒年，遇灾只能逃荒。游管教小时候叫游有食，从名字就知道他小的时候爹娘对他的殷切期望。这也不光是爹娘的期望，游有食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也跟家里人逃过荒，深知那种日子有多凄惨。所以他想认认真真地读书，读完书就到县城里当个工人，或者运气好考个大学，就不用逃荒了。于是游有食从村里的小学读到乡里的初中，又从乡里的初中书读到县里的高中，名字也从游有食换成了游有志，又从游有志变成了游学工。游学工高中毕业的时候开始犯难，因为他知道自己考不上大学，县城的几个厂招工的名额少，而且优先照顾城镇户口。游学工是农村户口，却又不想回村里。不想回村里不是因为怕吃苦，游学工有力气，不怕吃苦，他怕吃苦也养不活自己，怕到时候自己的名字又退回到游有食。就在他第一次为前途迷茫，丧失人生方向的时候，老师喊他到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穿着警服的人。　　老师说：　　“学工，想当干部不？”　　游学工说：　　“我哪能当干部，能当工人就好了。”　　穿警服的人说：　　“要是能直接当干部呢？”　　游学工说：　　“有这样的好事？”　　老师说：　　“有是有，不过远了些。”　　游学工问：　　“有多远？有关外远不？”　　老师想了半天：　　“差不多吧！”　　游学工还是游有食的时候去关外逃过荒，所以他说：　　“那不远。”　　于是游学工就成了干部，成了管教，成了公家人。为了纪念这个命运转折的时刻，他当即把名字改为“游致公”。他来到星星滩农场三大队后更加认为自己的选择很对。对的原因有四条：一是新管教集中学习的时候，场长和政委向他们宣讲了他们工作的伟大和神圣，这让游致公感觉到无比光荣；二是警服比工装神气好看，更不要说和农民的衣着比了；三是他最先见到的那个穿警服的人，农场负责到内地招干的政治科科长胡冠今，请他们新来的管教吃了好几次手抓羊肉，而游致公每次都吃饱了，且吃撑了；四是他刚到星星滩的时候正是八月，星星滩最好的季节，天蓝得像宝石，天下面的草绿得像军装，草里面的花儿灿烂得像碎花棉布，绚烂得游致公眼睛都舍不得闭。虽然秋天一来这一切都转瞬即逝，但他已经把它们刻在脑海里，且丝毫不褪色。而且他坚信，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重来，而且会更加璀璨。中午吃完饭休息的时候，他给犯人们讲：　　“看到这一窝草没有，可绿可绿，扎眼；可高可高，舒服。”　　另一个盗窃犯方蒲志，也就是我方大伯，马上说：　　“报告政府，没看见，只有枯草一堆。”　　游管教笑了：　　“过几个月你就懂了。不光这绿，漫山遍野都绿，还有花儿，到处都是马兰花，可漂亮。”　　新犯人眼神中顿时充满了期待。游管教也站起来，满意地看着土黄的荒原，荒原的尽头本来是延绵的群山，群山的顶上本来有白色的积雪，积雪的上面本来是蔚蓝的天空，天空上面本来有一个红艳艳的太阳。可现在啥都没有——漫天的风沙遮住了一切。然而，游管教看见了本来看不见的一切，也看到了爸远远地靠在田垄上，望着天。　　他走到爸身边坐下，也望着天。爸赶紧站起来，这里的管教虽然不像老家的公安，可他们穿着一样的衣服。　　游管教指着黄风说：　　“看，明艳艳的太阳。”　　爸：　　“哪儿？”　　游管教看着爸：　　“透过风你就看见了。不会总刮风的，没风的时候你就看见了。”　　他站起来，又说：　　“其实不管刮不刮风，太阳都在那儿。”　　爸的眼神顿时也充满了期待，还流下了眼泪。流泪不是因为期待，而是风沙实在太大，迷了眼。老了的爸一到雨天的时候就喜欢望着天空发呆，我开始以为他对淅淅沥沥的小雨和哗啦哗啦的大雨情有独钟，所以养成了这个富有诗意的习惯。那天我毕业论文正写至酣处，痛快地大汗淋漓，也就想着去看看雨。到了阳台上，我没看雨，看着爸。终于，我问：　　“爸，在看啥？”　　爸指着雨：　　“看，明艳艳的太阳。”　　我：　　“呃？”　　爸这回真的流下眼泪：　　“游管教，好人呐！”　　
　　爸的眼神顿时也充满了期待，还流下了眼泪。流泪不是因为期待，而是风沙实在太大，迷了眼。老了的爸一到雨天的时候就喜欢望着天空发呆，我起初以为他对淅淅沥沥的小雨和哗啦哗啦的大雨情有独钟，所以养成了这个富有诗意的习惯。那天我毕业论文正写至酣处，痛快地大汗淋漓，也就想去看看雨。到了阳台上，我没看雨，看着爸。终于，我问：　　“爸，在看啥？”　　爸指着雨：　　“看，明艳艳的太阳。”　　我：　　“呃？”　　雨水被风吹到爸脸上，顺着脸颊往下滑。他说：　　“游书记说得对。管他下不下雨，太阳都在那儿！”　　他又看着我：　　“记着，他对我们家有恩。”　　游书记就是游管教，也就是游教导员。教导员之后他到场部当了政治科科长，后来又当了星星滩农场的纪委副书记，游书记就是他这一时期的称呼，也是他在星星滩最后的称呼。一九八九年他离开了星星滩，去了西宁的省劳改局，在那里当个什么处长。他当什么不重要，对爸来说，他是一个值得一生信赖的朋友；对读高中前的我来说，他是游叔叔，对读高中后的我来说，他是游红梅她爸。一九九九年夏天方大伯来我家之前我以为游书记确实对我家有恩，因为他经常会给我家带些羊肉、拉些煤、送几张电影票什么的，这些关怀至今无以为报；一九九九年夏天方大伯来我家之后我终于懂了游书记于我家确实有恩，是大恩，永远无以为报。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已转为预备党员，在家里等着博士研究生的报到日。突然间孤身一人的方大伯云游来到了我家。爸和他已经有十五年未见，所以他们当即开始就着往事下酒，喝着喝着就喝干了一瓶。就在爸开第二瓶酒的时候他们说起了游书记。方大伯声音高亢嘹亮：　　“记得游致公不？就是游科长。”　　爸笑了笑：　　“游书记？一辈子都忘不了。”　　方大伯也笑：　　“确实。跟他喝酒痛快！”　　然后他说：　　“我到星星滩第一顿酒就是和他喝的。不过，他当时没咋喝。”　　方大伯在星星滩曾是传奇人物。他也是江苏人，不过跟河南只隔一条河。他比爸大八岁，解放前家里很穷，喂不饱他，于是一九四四年他十四岁的一天，他爹让他好好吃了一顿饱饭，然后就把他交给了在苏豫交界地带那些走乡串村的一个草台戏班，并嘱咐他要好好学本事，还说艺多不压身。方大伯忠实地实践了他爹的嘱托，学会了一门绝技——开锁，没有他打不开的锁，也没有他半顿饭功夫还打不开的锁。学到这门绝技不是说开锁是唱戏所需，而是这个戏班子主业就是开锁，业余才唱戏，唱河南豫剧。他们常说，到了大户的地头，不去拜访于礼不合。但事先通报人家又会诸多盛情，实在太麻烦人家。所以，悄悄地开锁进去，然后悄悄地走，让大户浑然不觉才是正道。他们还说，这些大户客气，如果知道有人拜访却没什么回礼一定会于心不安，所以，为了让大户心安，方大伯们每回去拜访都会很为难地悄悄开上几把锁，然后带些礼物离开。　　但方大伯最终还是决定离开戏班。他说：“知道他们客气，可开锁的时候还是心虚，跟做贼一样。”十七岁的时候他从戏班逃跑，想回家，结果在路上被国军抓了丁。他想起爹说的艺多不压身，就在军队里学会了开卡车。刚学会他就参加了著名的淮海大战，在家乡附近一个叫商丘的地方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给他两条路让他选：是参加革命队伍还是回家？参加革命队伍发枪发新军服；回家发路费发路条。方大伯想已经当过一回兵了，所以就选择了要钱要路条。这段辉煌的军事经历给他日后带来了麻烦。他被带到派出所交待问题。人问他：　　“为什么要加入反革命军队？”　　他说：　　“抓丁。”　　人：　　“为什么要把枪口对准人民的军队？”　　他：　　“长官后面拿手枪逼着，枪口不往前不行。”　　人：　　“究竟杀害了多少革命军人？”　　他：　　“还没等开枪就一炮过来，昏了，醒来就当了俘虏。”　　人：　　“还要狡辩！想清楚，不想清楚不准走，不想清楚不准吃饭！”　　人说完把门一锁回家吃饭。方大伯想，我没狡辩啊。他又想了想，确实没狡辩。这时候他肚子饿了，就施展了一下开锁绝技，然后回家看爹娘吃饭。饭吃到一半公安找上了门，他就这样来到了星星滩。他来星星滩的时候正在刮风，刮大风，天地昏黄。游管教说几个月后漫山遍野都是绿，绿里面还有花。可方大伯没耐心，他只等了一个多月，没等到，就打算回家看爹娘。正是这个打算使方大伯成了星星滩的风云人物。　　话说方大伯主意已定。于是就在一个月黑且风大之夜，不知怎地竟跑了出来。他顺着夜色沿着土路向东边跑边走，天蒙蒙亮的已经走了十多公里来到场部。然后他不走了，猫在场部干警单身宿舍旁边等。他知道这时候三大队已经发现了他的出逃，他不能再走了。无论自己有多快，都快不过汽车，更快不过电话。现在政府一定会在公路和公路沿线的那些公社和县等着抓捕他，他才不会主动往口袋里钻。不一会儿，他就看见一个管教来喊一群管教，说三大队有个犯人跑了，要他们去设卡。不一会儿他又看见一群管教骂骂咧咧地走开，说至少又要两晚上睡不成觉了。管教们走后方大伯就沿着空了的宿舍隔着玻璃挨个看，终于挑了一间干净且整洁的屋子，把锁打开后进去闷头就睡。醒来已是黄昏，方大伯等到半夜去了管教食堂，搞点馒头之类的吃喝，又拿了四五天的干粮。然后他又去场部商店，不告而借拿走一辆自行车，顺便还捎了些罐头、糖果、零钞和一套干净衣服，把它们藏在管教宿舍区的厕所房顶上。接下来他就开始往回走，天亮的时候已经走回三大队一个回老家探亲的张管教家里——整个星星滩都在紧张兮兮地要抓他，他却在张管教家里踏踏实实地过了五天。　　方大伯在张管教家常常隔着玻璃看风景。他看到搜捕他的管教陆陆续续地回到三大队，还听到他们说方蒲志现在有车有钱，肯定已经跑远了，可能已经出了青海。方大伯突然觉得有些寂寞，一个人的日子有些难熬，且很羡慕那个有车有钱且出了青海的方蒲志。于是他离开张管教家，重新回到场部，夜里取出放在厕所顶上的车、钱和食物，又换了新衣服，向东而去。第二天大亮的时候他到了五十多公里外的海南州州府共和县恰不恰镇，就在一个小旅社兼小面馆吃面。一辆卡车也在这个面馆停下。师傅开了一夜的车，眼里布满血丝，边登记住宿边喊徒弟去给车放水防冻。方大伯灵机一动就提了个开水瓶，对徒弟道声“辛苦”，然后让徒弟把水给师傅送去，喊他们烫脚解乏，说剩下的事他来做。徒弟充满倦意的眼里充满了感激。方大伯说去吧去吧，徒弟才欣喜地飘飘然去了。方大伯待徒弟一进屋，就飞快打开车门脚踩油门上了路。七八十公里后方大伯停车，在路边撒尿。这时候另一辆卡车也停下来，里面的人也出来撒尿。他们俩对望了一眼，方大伯“啊”了一声，说：“政府！”那个人“咦”完一声后顺势拔出了枪。　　游管教所在的卡最远，在湟源县的日月山，因而也最后一个得到撤卡的通知。他搭了到恰不恰的便车往三大队赶，没想到半路撒尿竟然会抓到逃犯方大伯。然后方大伯开着车往回走，游管教在旁边用枪比着他。他们回到方大伯吃面的那个小旅社兼小面馆，看见丢卡车的师傅正痛哭流涕地揍徒弟。徒弟不躲，把头强硬地一抬，就看见了方大伯，然后大喊一声恶狠狠地直扑过来。师傅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腰一弯也捡了块板砖。方大伯瞬间就紧紧地贴在游管教身后，跟着游管教一同前后进退，腾挪闪躲，步伐竟丝毫不差。游管教知道这时候说话不管用，就又一次掏出枪，逼退师徒二人。二人见复仇无望，就蹲在墙根闷闷地抽烟。
　　没有人看吗？唉！本文已转移至榕树下。
　　@孟格木 呵呵你写的相当不错，咋不继续？我本人就是塘格木的人。感觉很亲切。不过告诉你一下，你七九年上学我七九年下乡。望你能继续写下去。
　　去年7月份我去了，塘格木和新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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