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医院附近的长途客运站有：

距离中心医院2383米，在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黄海公路588号 ，可拨打3进行咨询 。可换乘102,136,121,128,138路等公交车。

距离中心医院31271米，在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鸣远路21号正东方向120米 。可换乘温岭13,温岭4,温岭9,温岭2,温岭1,温岭6,温岭8,温岭10,温岭11,温岭7,温岭3,温岭5路等公交车。

离休老干部江仁志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8月，但每年3月，江仁志都会像生日一样刻骨铭记——1949年3月26日，江仁志和台州农校进步同学放弃即将到手的中等教育文凭投奔浙南游击队；1950年3月，江仁志与新河区同志多次剿匪，其中一次剿匪时子弹从头顶飞过，江仁志死里逃生……

1931年8月，江仁志出生在箬横原庙前乡三堂村。

“我是1946年夏天考入位于泽国丹崖山的台州农校初农农艺科。台州农校办学初时叫浙江省台属六县联立高级中学农科，简称联高。1940年初，联高从仙居迁入泽国。因为是高级中学，联高早年只招初中毕业生，教授高中课程。后来，为满足当地青年升学需求，1941年秋季开始添办初农、初中及区田、甽田等训练班。初农专业分农艺科和农产制造科，初农、高农都是三年学制。我们这一届是台农三年制初农最后一届，之后的初农改为五年制。”得知记者采访来意，原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离休老干部江仁志开门见山，从他进入台州农校谈起。

“1949年温岭解放前夕，我们放弃即将到手的学业文凭，没有告诉家人和学校老师同学，悄悄到永嘉参加浙南游击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江仁志回忆说，最主要原因是受党的地下组织和学校进步教师思想的影响。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国峰在我市分享台州农校在丹崖山办学史话时说：台州农校作为当时台州行署两所高中之一，共产党积极主动接近学校。早在1939年10月，担任联高教务主任的地下党员管听石，就被派任中共台属文化党团书记；1940年冬天，天台籍学生党员梅厥祥，受天台地下党指派，报考台州农校，在同学中组织阅读进步书籍。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向同学和周边老百姓宣传进步思想，管听石撰写越剧《反正锄奸》，排练话剧《好男要当兵》《我们不做亡国奴》等现成剧本，在泽国东岳庙等地上演；同时在泽国曹氏小学、新桥管街新祠堂开办民众夜校，宣讲党的抗日主张。

中共党员在联高及周边开展地下活动，使国民党不寒而栗，惶恐不安。民国廿九年（1940）七月廿四，国民党温岭县书记长和县长联名以中国国民党温岭县党部、温岭县政府名义，向省保安司令部求助：“查本县泽国镇台属联立高级中学代理教务主任管道中（即管听石）等在该校组织共产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希图赤化该校全体学生，并发展力量为温黄两县之共产党大本营，而该校校长系第七区专员邢震南兼任，本县党政军机关不便搜查，呈请钧部核示，最好选派干员搜捕或设法取缔……”

江仁志等进入台州农校时，管听石先生因入党介绍人叛变，已经被迫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但台农学生思想非常活跃，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十分痛恨，全校进步气氛较浓。

江仁志说，他在台农的近三年时间，吴理初（吴理初，1921年—1977年，温岭城北街道横塘村人，1947年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肄业后任教于台州农校。1951年8月任温岭中学副校长，1956年调省教育厅，先后任中教处视导员、副处长等）老师授课时穿插传递的信息，使他大开眼界，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吴老师除了讲正课外，每节课都会留一些时间讲当前形势，讲得比较透彻的是朱（德）毛（泽东）部队充分依靠群众，众志成城，总能打胜仗，东北解放等消息，非常鼓舞志气。可以这么说，吴理初老师是我们许多同学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还有一个原因是台州农校学生很多来自农家，对反动统治切齿痛恨。江仁志说：“记忆中，我小时候，家里经常遭受国民党骚扰，多次受到土匪洗劫。心里埋下对土匪和国民党的深仇大恨。小学时我写过一篇作文，主题是《记最难忘的一件事》。我写的是揭露土匪抢劫敲诈、国民党拉壮丁的丑恶行为。这篇作文获学校一等奖。像我一样，我们台农多数同学对革命进步思想有自然的亲和力，容易接受，强烈要求变革。所以，1949年春节后，在内外因素影响下，我们一批同学准备到雁荡山参加浙南游击队。”

“准备到雁荡山参加浙南游击队，选择什么时间离校，什么时间去找游击队，我们做了充分准备的。”江仁志说，1949年1月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基本摧毁，解放军渡江在即。在人民解放军乘胜挥师南下，直逼南京，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下，1949年春，浙南游击队活动的括苍地区革命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农村经过“六抗”群众运动，农民的政治觉悟空前高涨；军事上又连战告捷，3月上旬和中旬，乐清的虹桥镇和大荆镇先后解放，尤其是23日至24日，浙南游击队所向披靡，连续攻下温岭琛山、潘郎、虎啸三个据点，给他们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这期间，我们一方面打听游击队消息，一方面悄悄商议怎么去寻找游击队。可以这么说，从过罢春节回到学校，我们就一直在酝酿寻找游击队的事。”江仁志说，“但也有几个因素制约着我们何时走、怎么走。一个是到那边后，会不会接收我们，心里吃不准；第二个是路上是否安全，这个也很担心。万一路上被国民党或土匪抓住怎么办？

正当江仁志他们左右为难时，琛山、潘郎解放给寻找游击队的进步学生带来了斗志昂扬的消息，“潘郎解放了，我们可以从潘郎走，绕过大溪，这样就避开了路上被国民党或土匪抓住的可能。”

1949年3月26日，是江仁志难忘的一天。这天，江仁志和同是温岭人的林美海（详见本报2021年8月11日第三版《老游击队员林美海 亲历解放温岭县城》）、颜友根、王由田、梁宝玉等20多人，提早吃了早饭，从后山八德亭离校。“我们不敢走前门，分三批悄悄从后山八仙岩走，经潘郎、湖雾到大荆，那天晚上到达乐清北閤，住在北閤小学。第二天，由和游击队有秘密联系的交通员仇振纲的父亲带路，我们转往浙南游击队总部驻地永嘉宗保。”

江仁志等到达宗保的第二天，又陆续有台州师范、厦门大学和黄岩中学学生20多人，跋山涉水来到宗保，要求参加游击队。

3月下旬，中共括苍中心县委举办的第四期“青训班”尚未结束，为使这些投奔游击队的青年学生尽早参加革命，培训班将他们这40多人编入第四期“青训班”，临时参加学习。4月7日，括苍中心县委在乐清北閤村另开一期“青训班”，将江仁志等54人编入第五期“青训班”。据中共乐清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雁荡风云》记载，4月15日，第五期“青训班”转移至南阁村，人数逐渐增到100余人，同月21日又转移至永嘉境内的罗箬袅村，继又转至鹤盛村，学员增至130人。“这期间，游击区还很不稳定，我们‘青训班’经常转移驻地，有时夜间也在转移。”江仁志说。

过了十多天，括苍地区环境渐趋稳定，国民党反动派已从农村退据集镇，农村基本上在共产党和游击部队控制之下，“青训班”驻地不再像前期那样频繁移动。这期学员大多来自台州农校、台州师范和厦门大学等，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学生，思想活跃。驻地稳定后，班里经常组织学员收听新华社广播电台消息，记录速度快的学员记下来，编写成稿子刊登在浙南游击队的报纸上。班里还组织学员到群众中访贫问苦，出刊生活报，报道班务活动和时事新闻；周六组织文娱晚会等活动，配合括苍支队文工队演出大型节目，班级上下洋溢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气氛。

1949年4月25日至30日，中共括苍中心县委在鹤盛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鉴于当时工作需要，扩大会决定，第五期“青训班”学员中的40人提前分配工作。

“提前分配工作的主要是我们参加过第四期学习的学员。”江仁志说，“因为全国形势和括苍地区形势稳定，我们这批分配工作的学员，每人还领到了一块包袱布、一把雨伞和一只洋磁碗等，可以说是全身‘武装’起来，像个像模像样的游击队员了。我分配在永嘉县碧莲区，跟游击队员和乡政府工作人员一起搞形势宣传，具体工作是征粮、书写和张贴标语。”

工作没多久，5月28日，传来温岭解放的消息，江仁志等温岭籍同志奔走相告，大家沉静在一片欢天喜地中。欢欣鼓舞之余，江仁志等人议论说：“在永嘉工作，我们听不懂他们的永嘉温州话，而当地群众也听不懂我们的温岭‘彩色普通话’。”经过一番商量，颜友根、梁俊、王由田等四名温岭籍老乡决定，向组织申请调回温岭。

回到温岭后，江仁志分配到新河工作，在横河等地搞征粮和借粮，支援部队。温岭解放后首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后担任省高级法院院长）张学义在《我的革命回忆录》中写道：“来到江南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征粮，因为部队要吃饭。这是政治任务，任务也很重。第二项工作是剿匪。刚解放时社会还较稳定，过了一个月，土匪开始疯狂反扑，这时我们的工作中心转向剿匪反霸。剿匪中，我们县牺牲了四名南下干部。”

原来，温岭县政府成立初期，由于武装力量比较薄弱、干部队伍不够强大等原因，国民党残部与土匪特务、恶霸地主及封建残余势力等互相勾结，相继猖狂反扑，区乡政府时常受到袭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剿匪反霸任务十分艰巨。

为尽快剿匪并配合浙南游击队解放松门，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六一师一八六团进驻温岭，并很快于7月23日和8月10日，剿灭了盘踞在泽国黄茅山头的土匪，营救出被劫持的干部，缴获了一批轻重机枪，为温岭剿匪打开了良好局面。

因征借粮成效显著，剿匪工作积极，1949年7月，参加工作仅一个多月时间，江仁志就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河洋乡副乡长。

“温岭解放一个月后，土匪疯狂反扑，我们工作中心转向剿匪反霸。河洋乡边上的必胜乡第三村（现滨海镇金闸村）作为抗战时期中共温岭首任县委书记梁耀南的故乡，既有强烈的抗日剿匪意识，同时也是国民党和土匪恶霸经常‘光临’的地方，土匪扬言要‘杀尽必胜民兵的头，烧光必胜民兵的屋’。必胜三村村民为捍卫新生红色政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开展了一次次剿匪战斗，打退了土匪一次次的骚扰，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乐曲，描绘了一页页扣人心弦的篇章。”

“1949年8月的一天黄昏，土匪头目吴子寿率小股海匪窜入距必胜三村不到一里的石柱路廊，情况危急。必胜三村民兵四面埋伏，严阵以待。”江仁志说，“我们在新河区宣传委员牛宏香带领下，赶赴火叉角处阻击。地方民兵和区乡干部配合作战，狠狠打击，战斗到晚上8时，吴子寿招架不住，率匪狼狈而逃。在追击途中，牛宏香快速扔出一颗手榴弹在土匪群中爆炸。第二天，我们在追赶的路上，看到地上有一些血迹，估计是土匪被手榴弹击伤了。沿着血迹往前找，我们还在河里找到一支土匪扔下的步枪。像这种土匪袭击、我们及时阻击的小规模剿匪，在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中，不知进行了多少次。”

由于受到台州农校传统正规教育，又有“青训班”的革命教育基础，江仁志工作搞得头头是道，“尤其是在剿匪中，勇敢冲在最前面，领导经常表扬，夸赞工作积极，表现好。”1949年10月，参加工作不到半年时间，江仁志被提升为河洋乡乡长。

1950年3月7日，人民解放军驻温部队一八六团奉命调防，参加解放舟山战役。此时，盘踞在大陈等岛屿的国民党残匪王相义认为“反攻时机成熟”，乘机叫嚣反攻大陆，大肆扰乱温岭沿海。3月12日下午1时许，匪首吴子寿、尤明秀等率匪120多人，向金清闸地区窜犯。必胜三村民兵立即出动，投入战斗，从北路阻击敌人。江仁志说，“牛宏香带我们区乡干部从南路阻击敌人。我们两面夹击，一直追到古坟祠，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4时，全部土匪溃逃。”

3月13日和14日、15日，吴子寿数次纠集匪徒在金清街登陆抢劫，并欲进犯必胜三村。必胜三村民兵闻讯后，个个紧握钢枪，上好刺刀，打开手榴弹弹盖，与土匪进行你死我活的大决战，使土匪不敢贸然进犯。为了支持和鼓励必胜三村民兵的剿匪斗争，区公所发给必胜三村一支台枪和300多发子弹，这支台枪的威力相当于小钢炮，使民兵增强了杀敌的决心和勇气。“遗憾的是，3月15日，我们台州农校校友夏志同学（夏志原名夏连春，1932年2月出生于高龙乡夏程村，1946年入学台州农校，1949年10月分配台州支前司令部工作、驻守金清工作组），在剿匪追击途中被潜伏的土匪子弹射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18岁。这是台州农校泽国丹崖山时期校友牺牲在剿匪途中的唯一一名烈士。另有苏官送校友烈士1949年6月24日被土匪枪杀。”江仁志说，同一天，温岭县武装大队大队长王立云在围剿袭击箬横区公所土匪一战中，不幸牺牲。

3月16日上午6时，王相义在大陈纠集800多名土匪，组成“清扫队”，由土匪大队长陈季甫、吴子寿带领，分两路分别在黄岩金清和温岭永安等地登陆，向金清闸汇集。敌人一登陆，必胜三村民兵利用修筑的工事，严阵以待。当土匪迫近闸南岸向闸中心冲锋时，守卫的民兵立即开枪猛烈反击。后新河区和蔡洋等其他乡干部及解放军工作队及时前来增援，“力量更强了，火力更猛了，敌人难以招架。”江仁志说，“而我们是穷追猛打，一直追到四塘底，打得敌人仓皇下船逃跑。下午2时左右，战斗胜利结束，土匪的一艘大型机帆船被我们缴获。由于我们力量不够，无法守护，又怕在涨潮后被土匪夺回去，于是决定由一名解放军排长和当地乡农委主任两人爬上船，点燃船上油桶，将船烧毁。”

“船烧起来几公里外都能听到油桶的爆炸声，能看到油桶爆炸的冲天黑烟。”江仁志说，“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斗。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干部和民兵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剿匪斗争全面开展。”可惜在追击逃匪途中，刘广真中队长遭遇土匪伏击，不幸中弹牺牲。

3月底的一天，土匪中队长“八郞三”率领150多名匪徒在新街登陆，包围了横河五村三角炮台。驻守炮台的民兵与土匪展开了殊死战斗。新河区得知匪情后，江仁志和新河区公所同志前往增援。“我和颜友根等在麦丛中匍匐前进，向土匪占领的炮台靠拢。这时，土匪突然从炮台枪眼中伸出一支枪，准备向我们这边射击。颜友根看到后，快速将我按倒在地。就在我倒地的瞬间，子弹从我头上飞过，帽子也掉到地上。这不是迟几秒，而是稍微晚个零点几秒，差个几厘米，我可能就没命了。是台农同学、‘青训班’战友的快速一按，救了我一命，使我在剿匪途中死里逃生，捡回一命。”

1950年10月，江仁志任新河区宣传干事兼镇靖乡乡长。此后，江仁志先后任新河区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县人委办公室党组书记、温岭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等职，1991年享受副处级待遇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