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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了推行“平权运动”的时候
文/张文魁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5年。在这不平凡的35年里，中国经历了高增长奇迹，经济和社会格局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变化是积极有益的，另一方面，变化也意味着挑战。在改革开放35年之际，认真审视这些挑战很有必要。研究“前沿距离”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考察与前沿国家之间的距离，对于一个经济体在某一个时段采取合时宜的发展政策和制度，是有帮助的，而当与前沿国家之间的距离发生改变时，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重构就很有必要。尤为重要的是，促进起飞的政策和制度在发挥预期威力的同时，也会带来非预期的副产品，对副产品的处理是发展征途上一项无可回避的挑战，如何清理这些副产品以保持发展态势的持续，必须适时进入决策者的议程。其中一项副产品是，垄断和寡头力量不断积聚，而自由的、公平的竞争受到压制，甚至政府监管被俘获，这会蚕食持续增长和社会安定的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士已经意识到挑战的严峻性。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呼吁进一步改革以应对挑战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并期望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做出有针对性的改革筹划。现在，三中全会已经落幕，全会公报和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将改革的范围向更广的领域延伸。我认为，与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是行事的时候了。 经济起飞的东北亚版本和东南亚版本 垄断和寡头与经济租联系在一起。不过，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对于垄断和寡头的看法仍然存在一些分歧，特别是全球一体化快速推进的情境影响了一些人的判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来自创新、差异化、起始阶段规模经济之外的经济租是有害的。现实观察能给人更有价值的启示，“二战”之后许多经济体都经历了起飞过程，但是，在处理垄断和寡头这个副产品方面却大异其趣，发展结局也因此存在天渊之别。我们所在的亚洲地区，东亚国家有着政府强势、人民勤劳的共性，但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在过去几十年里却出现了令经济学家们讨论不休的巨大分野。 东北亚的典型经济体是日本和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由于深受日本的影响也算是带有东北亚印记的经济体。日本开始经济起飞很早，在“二战”前工业就有相当好的基础。在其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财阀体系形成，三井、三菱、安田等十大财阀基本上控制了日本的经济，并且与政治体系结成了紧密而不透明的关系。在麦克阿瑟管制时期，财阀遭到解散。尽管一些财阀的核心企业后来又以新的方式结成了企业集团，但是，财阀时期那种窒息经济和社会的垄断控制体系得到了有效的纠正，《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等法律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自由竞争的复活，日本经济得以再现二三十年的景气奇迹。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经济的低迷有许多原因，学者们一直在探究中，但是，日本前十家大企业在过去20年更替率之低,还有更多企业的“僵尸化”，越来越引起学界的注意。现在，为了恢复经济活力和增长动力，日本正在筹划推行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要促使“僵尸企业”退出市场，要进一步促进自由竞争和鼓励创业，让那些“平民化”的中小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经济资源和获得成长空间。 韩国在战后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大财团，它们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都有较大的左右局势的势力。财阀体制一方面促进了出口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巨大的扭曲和失衡，包括过度投资、大举负债、掩盖低效、转嫁风险，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末酿成系统性金融危机。而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韩国力推以自由化、竞争化为导向的IMF体制，在政府、金融、公司、劳动这四大领域果敢实施结构性改革，大财阀的垄断和寡头力量遭到显著消减，向财阀倾斜的产业政策得到扭转，财阀们要么倒闭，要么实行自我革新、更加依赖市场。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积极推进的结构性改革，促进了韩国经济重拾升势，不过，韩国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破除垄断、抑制寡头的任务仍未完成，新任总统朴槿惠也誓言要进一步推进鼓励竞争的结构性改革。 东南亚则是另一个版本。东南亚经济体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我不把新加坡纳入经济起飞的东南亚版本之中，因为要透彻分析这个有些神秘且非常年轻的城市国家实在不容易。我也不把文莱这样的产油国纳入东南亚版本，把产油国剔除是学者们做研究时的通常做法。与东北亚经济体一样，东南亚经济体在“二战”后也曾经历过一段高增长，尽管“雁行发展”让这些国家的起飞更晚一些。东南亚经济体的高增长也出现了垄断和寡头这个副产品，而且一度非常严重。无论是在进口替代产业还是出口导向产业，国家补贴和其他资源的流向起初是鼓励竞争力的提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获得较强市场地位的企业，或者那些更有渠道与政府结盟的企业，开始垄断国家补贴和其他资源，并排斥来自其他企业的竞争以强化其垄断和寡头地位。更加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企业进一步诱使政府在管制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基础产业、资源开发、不可贸易的服务业等产业私有化，随后促使政府选择事实上的关闭市场、阻断可竞争性的政策。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会流向那些具有垄断租的领域，竞争性行业反而凋敝，创业和创新受到压抑，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无法持续赢得国际竞争力。因此，不少东南亚经济体在经过起飞阶段之后，经济增长开始失速，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一些国家还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境地，然后要花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代价，才能重新回到较高增长的轨道。 当垄断与权力联姻 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在许多情形下，垄断和寡头的形成并不是来自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产业政策和政商联结，这与权力有关。当前沿距离非常大的时候，亲商的政府、向特定企业倾斜的政策，可能是有利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若那时政府还比较廉洁，效力会更大。 但是，副产品会不断积聚，并且随着与前沿距离的缩小，副产品的毒性将会急剧增加。如果说，自然垄断可以通过严格监管、业务分拆、构造可竞争性来缓解效率低下、减少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且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地位也可以通过分拆、业务限制、降低进入壁垒等方法来疏解，而当垄断与权力联姻，问题就变得很严峻。 垄断与权力联姻，既腐蚀经济也腐蚀政治。既然垄断与经济租有关，如果权力或明或暗地支持垄断，整个社会就会出现设租和寻租轮番加码的局面，不但经济增长会被阻断，腐败、不公平、两极分化、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也会不断恶化，整个社会就容易陷入动荡和失望之中。凯文·墨菲和安德烈·施赖弗曾经分析过寻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寻租行为能带来递增收益且具有高度的自我维持性（self-sustaining）, 清除起来非常困难，同时，寻租会扭曲资源配置和损害创新行为，因此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一些拉美国家曾经的经历能够验证他们的分析。那些拉美国家在起飞阶段，即使在竞争性的工业部门，经济精英们很快就垄断了进口替代补贴的现金流，并且巧妙地与政治精英结盟，借助于国家权力来获取生产要素和排斥市场竞争，从而构筑了垄断和寡头地位。与东南亚国家一样，资源、银行、电信、电力等许多不可贸易部门陆续被精英们所控制，而需要大量创新投入的制造业却被逐步放弃，增长陷入疲软、社会分化加剧，这不仅会使经济发展的进程停摆，也会刺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大幅度摇摆，民众对立情绪强烈，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平权化改革，改革也容易变得激进和草率，进步主义运动会走向反面，不但不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旦陷入这样的境地，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 这些足以警醒中国。当中国的高速增长在缩小前沿距离的时候，副产品的毒性增强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起飞，所积累的垄断这个副产品一点也不比其他起飞国家少，这在现实中很容易观察得到。在我看来，中国反垄断的难点不在于垄断行业的改革，而在于如何遏制垄断与权力联姻。诚然，电力、电信、铁路、石油石化等垄断行业迫切需要深化改革，以引入更多的竞争和提高效率，但是,一定要看到这些行业可能存在着垄断与权力联姻，这种联姻披着高贵而又洁白的婚纱。更加严峻的是，在更多的其他行业，与权力联姻的行政性垄断破坏了本应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一旦通过与权力的联姻而获得市场势力，就会妨碍自由与公平竞争，就会阻碍要素使用和财产保护方面的平等权利。与权力联姻的垄断者和寡头们在貌似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成为特权者，所攫取的巨大经济租转化为高额会计利润。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凯文·墨菲和安德烈·施赖弗所得到的结论有可能不幸被中国所验证。 许多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教训显示，垄断势力最喜欢也最容易盘踞于不可贸易部门。出于对垄断者的痛恨，一些国家选择在这些部门实行国有化。中国的不可贸易部门本来就是国有经济占主导，但中国的情况表明，其他国家的实验也证明，即使对不可贸易部门实行国有制，也并不自然而然地改变垄断格局。要知道，所有制是所有制，市场结构是市场结构，垄断行为是垄断行为，国有资本顶多只会改变垄断租金的分配，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消除垄断租金本身，更何况国有制还会导致另外的严重问题，如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低劣、需要国家巨额补贴。更进一步，国有制更有可能强化垄断与权力的联姻，更有能力排斥自由和公平竞争。在中国，不但自然垄断领域都由国有资本控制，这些领域显然存在严重的效率低下问题，而且在更多的非自然垄断领域，巨量国有资本分布于许许多多的行业，行政性垄断广泛存在。要破除垄断，要清除垄断与权力的联姻，对分布广泛的国有经济实施收缩性改革是必须的。 其实，我国借助于国有制和行政权力来排斥自由和公平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不可贸易部门。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将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划定由国有资本绝对控制的领域，换言之，非国有资本一般不得进入这些领域，即使有少量进入，也不可以在市场当中占有多大的份额；同时，将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划定由国有资本保持较强控制力，这些领域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但显然要将非国有资本限制在从属地位。上述十几个行业绝大部分并不是自然垄断领域和不可贸易部门。这些行业如果对非国有资本采取排斥态度，即使能够在国有企业之间构造竞争，这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这种高度同质化的竞争不能涉及更深的层面，更何况国家作为统一的出资人，可以通过企业合并重组的方式来限制竞争和消除竞争。在电网、铁路等自然垄断行业，尽管国有资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控制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何通过分拆等方式构筑更多的竞争，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在石油石化等资源性行业，如何使资源租更好地显性化并得到合理分配，必须要纳入考虑之中，而对于与资源开采无关的下游业务，需要去捆绑化并开放竞争。总之，国有制并没有改变垄断，反而可能强化垄断与权力的联姻，因此我们不但要处理自然垄断，消除行政性垄断，还要改革国有经济。 垄断同盟的强大性 不但普通民众、中小企业能感受到垄断对经济和社会的危害性，恐怕连垄断者、寡头们自己都知道这一点。在那些深受垄断长期困扰的经济体当中，并不缺乏对垄断的批评之声，但是，垄断者往往会结成同盟，而且这种同盟一旦结成，就会越来越强大，以极力抵制各种破除垄断的力量。 垄断者、寡头们自己会结成内部同盟。在一个权利获得保障的社会里，具有相同利益的群体结成利益同盟、形成利益集团没有什么不正当的，但令人忧虑的是，垄断利益同盟由于攫取了足够的垄断租金，拿出其中一小部分来游说政府、影响社会，就可能改变社会均势，从而使垄断变得长期化、合法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政府推行本土产业扶持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那些获得政府资源注入和资金注入的本土企业，会尽量使政府支持长期化，如果国家的产业体系和贸易体系开放程度不够或者开放进度太慢，本土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不能及时提高，这些企业就会逐渐养成吃优惠政策的习性，并使这种优惠垄断化，他们容易结成垄断同盟，形成强大的与政府讨价还价能力，政府甚至被绑架。继而垄断同盟会不断向非贸易部门和资源性领域扩张，高度扭曲资源配置和严重窒息经济活力。 国有企业群体更容易形成垄断同盟，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可以优先获得国家分配的资源和资金、排斥平等竞争和优胜劣汰，但由于国有企业从国家手里拿走任何东西都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即使这些资源和资金被低效地使用和无谓地浪费，也是“肉烂在锅里”，难以受到追究；同时，国有企业手里有一张绝好的牌，就是国有企业的职工群体，这个群体也可以加入到垄断同盟的行列中去。国有企业职工与国有企业高管有利益冲突的地方，但更有利益一致的地方，大家分食垄断租金，这就是最大的共同利益。因此，在许多经济体当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都明显好于私人企业，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更高，而是因为国有企业通过强化利益同盟得到的垄断租金更多，普通职工也参与分羹。 不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也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破除盘踞在英国的包括国有企业职工在内的国有企业垄断同盟。那时，国有企业工会具有很大的势力，不断向政府要价以维护和强化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但是，这种垄断同盟严重损害了英国的竞争力，所以“铁娘子”才忍无可忍，断然改革。数年前，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时，对日本邮政等国有企业实施了改革，那时，日本邮政的职工和高管结成的利益同盟也非常严重，而垄断造成的效率低下、排斥竞争早已为社会所诟病。所以，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消解垄断同盟、破除垄断结构，都是一项十分棘手但又时常会碰到的任务。 最强大的垄断同盟当然是垄断者、寡头们与政府结成同盟，这就是前面所论述的垄断与权力联姻。政府权力可以通过强制力量获得税收，垄断者和寡头们可以明目张胆或者瞒天过海地获得垄断租金，如果这两个最重要、最稳定的现金流都流到一个同盟体当中，这个社会一定会非常地扭曲、失衡。许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恰恰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同盟中的政治权力者和经济垄断者，可以相互反哺，因此非常强大，同时不必通过生产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升来获利，而是热衷于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导致经济资源浪费在无助于生产效率提高和全球竞争力提升的无谓行为中，社会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动能会受到压抑，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构成严重伤害。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垄断同盟能够便利地占据经济领域之外的许多其他资源，如政治资源、教育资源、传播资源、文化资源、卫生资源，以及其他重要的公共资源，形成赢家通吃的格局，强化赢家更赢、输家更输的“马太效应”，社会两极分化就会加剧，社会流动性就会受阻，不但会出现很多的“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也可能出现“政二代”和“垄二代”，“二代化”继而演变为“三代化”“代代化”，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一个“二代化”的社会，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将缺乏前进和进步所必需的活力和希望，会导致社会焦虑、社会挫折和社会对抗不断加剧，最终带来社会动荡并拖累发展进程。 垄断联盟会尽力寻找垄断的粉饰物，使垄断变得貌似正当有理。垄断不可怕，就怕垄断有文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垄断者通常使用的粉饰物就是保护民族产业、保障经济安全、掌握战略资源，等等。在一个全球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民族主义越来越流行的年代，这种粉饰物非常亮丽。此外，意识形态也可以成为一种粉饰物，比如说国有企业垄断同盟可以用意识形态来化解批评之声。因此，要破除垄断，必须要对维持垄断的理由加以甄别，必须要去掉那些粉饰物，才能使垄断者露出原形，才能使破除垄断的改革得到广泛支持。 在我国，垄断当然存在，虽然垄断同盟似乎并不明显，但在这方面保持一定的警惕也并非多余。在经济领域，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企业，如果占据了一定的垄断地位或者获取了一些优惠政策，他们尽量联合起来排斥竞争，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的。特别是国有企业，还比较广泛地获得行政性保护，享有行政性垄断，他们会尽量形成合力来游说政府，强化保持和维持垄断。 我国的许多行政性垄断很有隐蔽性，或者拥有一些貌似正当的道理。在一些行业，垄断势力或寡头地位的形成，貌似是在市场化经营中由于规模经济和先入优势形成的，但深究下去仍然可以发现是借到了行政权力的东风。如汽车工业曾经实行的目录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帮助先入者，主要是少数几个国有企业，来维持和巩固其寡头地位。这就是行政性垄断，因为它借助行政权力来排斥潜在进入者的可能竞争。通过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在服务业尤其突出，银行业是一个典型，行政管制设置了严厉的进入壁垒，价格竞争和其他方式的竞争手段也受到管制。无论是曾经的汽车制造业，还是当前的银行业，行政权力限制进入和竞争总能说出振振有词的道理，因为这些行业看起来好像是存在激烈竞争，但其实，这些行业的企业数量之多和市场集中度之低并不能反映竞争状况，行政权力在游说下容易夸大竞争，从而以政府产业政策的名义限制进入和竞争。这些都值得高度重视，并在未来加以解决。 不仅国有企业，其他国有单位，如国有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在我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国有企业有4000万左右的职工，国有事业单位有3000万左右的职工，国家机构有将近1000万的职工。这个大约8000万人的国有单位职工，与私营部门的职工相比，特别是与那些非正规就业人员和农民工相比，无疑享受着更加优厚的待遇，这种优厚待遇有一部分是来自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不可否认，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垄断租金，是来自机会垄断、资源垄断、身份垄断等带来的租金，这些垄断导致了机会的不均衡、资源的不开放和身份的不平等，预先排除了自由的、公平的竞争。很难说这8000万人会结成垄断同盟，因为他们内部不同板块、不同层级的人物之间有利益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比较共同的诉求，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发出共同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着巨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下一步，如何对这些国有单位推行有力度的改革，是一项极为棘手的任务。 中国需要平权运动 如果垄断者和寡头们享有特权并且固定化，而社会上的其他分子失之于合法权利和平等待遇，这个社会是无法持续发展、和谐安定的。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在经济领域，继而在整个社会，推行平权化改革。美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很多人都误认为，美国现在比较自由、比较充分的竞争局面，机会比较均等的社会，是一直就有的，或者是移民登上新大陆就与生俱来的。其实不是这样，这样的局面，这样的社会，是经过平权化改革才得以确立的。美国在大约100年前的西奥多·罗斯福时代，就开始了经济领域的平权运动，开启了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从而为美国成为一个强盛的现代国家扫清了障碍，西奥多·罗斯福也因此被美国人尊为最伟大的四位总统之一，其巨大的头像被镌刻在拉什莫尔山崖上。 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一些垄断和寡头企业，数量有限的托拉斯控制了许多重要行业，生产高度集中，市场的平等竞争受到了很大的妨害，强势利益集团成为赢家，而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得不到应有保护，无论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强与弱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社会分歧也因此加剧。当西奥多·罗斯福就任之后，致力于反托拉斯和推行经济领域的平权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平衡发展确定了航向。其之后的两任总统都致力于反托拉斯、促进竞争和平权，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平权化改革贯穿于几乎每一任总统。平权运动有力地扭转了一度严重困扰美国的垄断横行、竞争受制、自由受压的现象，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不断地注入活力，使“美国梦”的实现大量体现于那些没有背景、没有势力的普通中小企业和平民大众的成功之中，全世界许多怀着梦想而一无所有的人都筚路蓝缕来到这片土地，成为美国确立强大全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基础。 中国正处在与美国100年前相似的重要关口。那时,美国经过南北战争后50年的高速发展，国力空前强大，精英自我陶醉，而清醒者，如西奥多·罗斯福和他的同僚们，却洞察到无所不在的垄断所具有的毒害性，从而启动了将美国带向伟大国家的平权运动。 中国经过过去35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今非昔比，国家自信不断提高。但是，高速发展也积累了很多垄断、不平等、不平衡等副产品，如果不及时清除这些毒性越来越强的副产品，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变异为有特权的资本主义。 中国何时会出现自己的西奥多·罗斯福？这不得而知。但是，中国现在到了推行自己的平权运动的时候了。 在经济领域，平权运动的首要任务是破除行政性垄断，重组和监管自然垄断行业，清理垄断与权力的联姻，消除资源分配和经营保护方面的特殊待遇，促进平等竞争。自然垄断行业并不多，可以通过进一步拆分、重组和发展替代型竞争的方式来引入竞争机制、构筑有限竞争，并在不可竞争的环节设置严厉的规则，进一步强化政府监管。对于在市场化经营中由于规模经济和先入优势等因素而形成的垄断和寡头，可以通过强制分拆、限制合并、鼓励进入等等措施来消解垄断、强化竞争。 对于行政性垄断，则需要斩断行政权力与有市场势力者之间的联姻。行政性垄断是典型的来自权力的垄断，不限制对经济过当干预的行政权力，就不可能消除行政垄断。我国并不是没有限制行政性垄断的法律。2007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其中有一章专门针对行政垄断，但是，其内容仅仅限于处理地方政府组织跨地区的商品流动等事项，属于明显的避重就轻。未来，我们有必要修改和充实相关内容，使那些借权力之手行垄断之实、阻碍公平竞争和经济发展的行为得到真正的限制。特别重要的是，行政性垄断主要存在于国有经济领域，因此，要消除行政性垄断，必须对国有企业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国企民营化的方式显著收缩国有经济战线，继续存在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要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促进公司治理的商业化，这样才能基本做到政企分开和国企的市场化经营，从而实现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平等竞争、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和优胜劣汰。 对我国行政性垄断的遏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家治理转型。国家权力太大，国家权力缺乏约束和监督，将会滋生垄断和助长垄断。 国家治理转型至少需要构建一套可以自我实施的授权、限权、分权、制权机制。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这些论述具有深刻意义。我们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些方针能够得到落实并且制度化，期待我国的国家治理转型能够启动。 经济领域的平权化一定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平权，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劳动力一方面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创造力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归宿。令人痛心的是，我国的劳动力，我国的公民，存在严重的身份分割以及由此带来的非平权格局，农村人和城里人，国有单位人和私营单位人，有着巨大区别，这不但成为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阻碍社会活力释放和社会公正提高的重要因素。未来一定要推进劳动力的平权化改革、人的平权化改革。当然，这方面的改革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有单位改革、政府职能改革、财政体系改革密切相关。 在资本领域，最重要的非平权就是资本几乎全部由国家以及国有银行来筹集和分配，这样，资本的流向自然而然地向国有企业倾斜。因此，未来应该大力发展民营银行来改变这种格局。最近，国务院多次表示要发展一批民营银行，民间资本也显露出很高的积极性，希望这项改革能够早日落地。 土地是另外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在我国存在一种奇特的“地权分置”现象，即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所对应的权利严重不一致，农村集体土地被剥夺了商业化使用、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权利，从而农村土地的拥有者不能确切地获得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这不但无法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同时也在不断剥夺农民的正当利益。 所幸，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表示，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意味着土地要素的平权化改革即将破题。 除了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也必须推进平权化改革，尽管这比经济领域的平权化改革更加重要，也更加艰难。破除社会领域的机会垄断和资源垄断，推进社会领域的机会开放和资源开放，才能使一个社会充满盎然生机。社会领域的平权化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尽力遏制社会中的“二代化”现象，因为如前所述，一个“二代化”的社会，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尽管在学界有一些争议，但其大刀阔斧的“去二代化”改革举措，打破了贵族对土地和其他资源、对封爵和其他机会的长期垄断，使平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通道，使整个社会爆发出一股奋发向上的动力，民众财富、民众士气以及国家财富、国家能力都有了一个大飞跃。 总之，当下中国的平权化改革不应仅限于经济领域，而应该是全方位的。十八大提出，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 这样的论述无疑是鼓舞人心的，我们期望，这样的论述能够早些从文字变为现实。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观点不代表其所在单位观点） 文章来源：财新《中国改革》，原题为《从垄断到平权》======中国智库======《中国智库》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具有杂志特点和思想库色彩的连续出版物。旨在让决策者更多地了解民间声音，让决策内容和过程更多地为民众理解和认可，在政府与理论界和民众之间搭建桥梁。 中国发展出版社暨《中国智库》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八层（100037）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中关村石景山园西山汇）17号楼六层（100144）《中国智库》官方微博：@中国智库DRC 如何分享本文——点击右上角按钮→分享到朋友圈/发送给朋友/收藏 如何订阅本号——①点击本文标题下的蓝字“中国智库”→关注②点击本文右上角按钮→查看公众号→关注③打开通讯录→点击右上角按钮→查找公众号→搜索“中国智库”或ithinktank→关注④扫描下面的二维码→关注 【中国发展出版社其他微信公众号】中国发展出版社（ID：zgfzcbs）中国发展出版社发行部（ID：CDP-FXB）中国发展出版社网络销售部（ID：CDP_IMD）今阅·财经（中国发展出版社第四编辑部）（ID：cheerful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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