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东德到俄罗斯：政府又主导兴奋剂丑闻？
（文：何润锋）1972年至1988年，人口仅1600万的前东德在4届会上狂揽144枚金牌，在奖牌榜上成功超越美国，仅次于老大哥苏联。对此，人们除了感到惊讶，更多的是怀疑：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东德竞技体育奇迹般的崛起？直到进入90年代，答案才在世人的一片哗然中浮出水面：兴奋剂。一媒体披露，前东德政府推行了一个名叫“Staatsplanthema14.25”的计划，用大规模组织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方式，来提升竞赛成绩。当时最常见的兴奋剂，是一种简称AAS的蓝色小药丸，学名“同化性雄性类固醇”。据称，这种蓝色小药丸遍布各大训练基地和医疗中心，至少有1万名前东德运动员被当局唆使系统性服用这类兴奋剂。此外，东德政府每年还投入超过500万，用于新型兴奋剂的研发。这项有组织的兴奋剂计划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冷战时期，竞技体育成为美苏两大阵营的主战场。任何一场胜利、一座奖杯或一枚金牌，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包括前东德在内的一些国家更是举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希望在赛场上击败另一阵营的对手，证明己方的优越性。兴奋剂，就成了个别国家追求超速实现体育强国梦的催化剂。众所周知，这种不光彩的国家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批服用兴奋剂的前东德运动员先后出现心率不齐、流产、后代先天性畸形、抑郁症等情况，更有不少人罹患癌症。兴奋剂服用者：前东德运动员海蒂二但丑闻的曝光、兴奋剂副作用的浮现乃至冷战的结束，都未能阻止兴奋剂的泛滥。此后20余年间，兴奋剂现象屡禁不止，兴奋剂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令各大体育组织和反兴奋剂机构防不胜防。当然，服用兴奋绝非个别国家的专利。自80年代末以来，加拿大飞人本-逊、美国飞人-、美国车王等一系列西方竞技赛场的传奇人物都相继陷入兴奋剂丑闻。2003年，有关美国巴尔科实验室向大批顶尖运动员提供禁药的消息，更令美国体育界声名扫地。不过，类似前东德政府那样自上而下组织“磕药”的情况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再出现——直到本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一份报告把俄罗斯推上风口浪尖。兴奋剂服用者：美国飞人琼斯根据这份报告，俄罗斯自2011年开始便有组织、有系统地唆使运动员服用禁药，过程跨越了2012年会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具体涉及冬季及夏季奥运中的绝大多数项目。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体育主管部门被认为“指导、操纵并监控”了运动员尿检样本的篡改。实际上，俄罗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现象近年来已经引起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关注。根据早前的调查报告，仅在2013年，俄罗斯就有225人因服用兴奋剂被查处，占全球1953例兴奋剂事件的12%，在黑名单中高居第一；2014年，仍有148人俄罗斯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在全球1693例兴奋剂事件中占9%，继续排名第一。更让莫斯科感到尴尬的是，陆续有前俄罗斯运动员和体育官员逃往国外，向媒体披露俄罗斯体育当局唆使运动员服用禁药的内幕——甚至有偷拍的手机视频为证。2016年1月 前俄罗斯反兴奋剂官员斯捷潘诺夫向媒体爆料三在掌握更多的证据之前，我们或许不宜将俄罗斯大规模曝光的兴奋剂丑闻直接和克里姆林宫直接联系起来。但的确，俄罗斯竞技体育近年来的出色表现令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苏联解体后，由于经济状况不佳、举国体制瓦解，莫斯科的竞技体育实力逐渐衰败。1996年至2012年的历届奥运会，俄罗斯不仅在奖牌榜上接连输给美国，而且被中国超越。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甚至历史性跌出三甲。令人惊讶的是，自伦敦奥运会之后，俄罗斯的竞技体育实力开始迅速恢复。2013年喀山大学生运动会，主场作战的俄罗斯队狂揽155枚金牌；同年的莫斯科田径世锦赛，俄罗斯时隔12年再夺金牌榜头把交椅；2014年索契冬奥会，俄罗斯在最后时刻超越挪威，以13枚金牌赢得金牌榜头名。对于俄罗斯体育能在短时间内东山再起，外界一直存在种种猜测。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几份报告无疑让更多的人相信：俄罗斯王者归来，与兴奋剂密切相关。问题是，在如此大规模的兴奋剂事件背后，克里姆林宫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四对于外界把这次兴奋剂丑闻定性为俄罗斯的“官方行为”，莫斯科当局断然予以否认。有分析亦认为，相关言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动的又一次有预谋的诋毁。但不容忽视的是，就在俄罗斯体育奇迹般复苏的同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建设，又再度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工作重心。其中，竞技体育的复兴，更被普京政权认定是抵御西方分化思潮、实现俄罗斯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早在2003年，俄罗斯便成立了总统体育委员会，掌管全国体育事业。此后，俄罗斯在体育领域的财政预算大幅增加，大量资金被用于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运动员和教练员待遇等。同时，俄罗斯当局接连申办各大体育赛事，力图重塑“体育大国”的光辉形象。那么，这次被曝光的兴奋剂丑闻，会不会同样是莫斯科有关部门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所说的“俄罗斯体育主管部门有组织、有系统地唆使运动员服用禁药，指导、操纵并监控运动员尿检样本的篡改”，是否确有其事？五金牌背后的无限荣光和巨大的商业利益，曾诱使许多运动员铤而走险、落入兴奋剂的陷阱。但与之相比，更可怕的推手莫过于贪婪功利的价值选择之下被扭曲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了所谓国家的荣誉，一部分急功近利的当权者不惜牺牲无辜个体的健康和意志，把运动员单纯的梦想捆绑在国家意志的车轮之上。东德已经消失，那段历史也已淡去。但在现实的政治语境下，“有组织、有系统”的兴奋剂丑闻仍有复发的可能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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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东德青少年的体育运动--《北京体育》1982年01期
东德青少年的体育运动
【摘要】：正 东德是一个仅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国家,为什么在群英荟萃的国际比赛中每每获得优异成绩呢?这里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东德群众性体育运动,特别是青少年体育运动开展十分广泛,为体育运动攀上世界高峰提供了坚实基础。加强各级学校的体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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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再看东德体育神话
《那段体育神话早已被风吹散》
作者：曲飞
柏林本没有墙，乱窜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墙。
二战结束后，东西两边的德国人沿着不同的方向探寻重生之路，岔路口，就是柏林。截至1955年，已有超过50万东德人取道柏林迁居西方，远远超过西德移居东德的人数。《剑桥德国史》的作者·基钦调侃道：“东德版的《公主》，情节要改成3个小矮人了———另外4个跑到西德去了”。到了1961年，东德的人口出超额度再创新高，政府痛下决心终结这一尴尬局面，于是这年的8月13日，几乎是一夜之间，绵延千里的“反法西斯保护墙”横亘在柏林中间，两个德国、两个世界被墙隔断，这堵墙，也就是俗称的柏林墙。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一切诱惑和侵蚀都被高墙成功屏蔽后，东德人开始埋首建设官方舆论描绘的天堂。天堂的蓝图包罗万象，涵盖工业、科技、经济诸多方面，但要想在这些领域有所成就，都非朝夕间事，唯独体育，见效周期最短，展示效应又最强。于是这个原本居于边缘地带的项目，成了东德着力打造的国家名片。1965年东德加入了国际奥委会，3年后的墨西哥城奥运会上，初试锋芒的东德代表团一举夺下9金9银7铜，奖牌榜位列第五，压倒了西德。此后的历届奥运会上，东德健儿摘金夺银的画面成了奥运的固定风景，截至1988年，东德代表团总共获得了519块奥运奖牌，成了世界体坛上仅次于美苏两霸的无可争议的第三极。这些战绩被无限放大传递回国内之后，更激起了无比的成就感与自豪感，东德人暂时忘却了与西部同胞在其他方面越拉越大的差距，在“很好很强大”的幻象中欢呼雀跃，如醉如痴。
然而，体育英雄的感召力再强大，毕竟也不能当饭吃。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催生了变革的呼声；柏林墙再坚实，毕竟也不能在现实中阻隔出一片真空。东方吹来的一阵夏夜晚风，摇撼着坚不可摧的壁垒。终于，这座在当时被认为还将矗立一个世纪的墙，轰然坍塌了，那一天，距今刚好20年。
墙倒了，东德没了。作为其为数不多的遗产，东德的体育神话被拿到阳光下重新审视。包括东德人自己，此时才发现被炫目光环掩盖住的阴暗：与大赛上层出不穷的冠军互为表里的，是群众体育的落后乃至缺失，发展体育的资金设备都被用来修建冠军流水线，耗资巨万的体育设施，常年对公众封闭，普通纳税人得不到基本的锻炼休闲设施和指导，另一边运动明星和体育官员却享受着腐败特权；号称拥有20万会员的运动和体操联合会，其实培养的只是脑体失衡的运动机器，其中被淘汰者通常缺乏文化教育，有的甚至落下伤残，生计无着；更触目惊心的是禁药，已有不止一个前东德运动员现身说法，披露体育官员曾要求他们集体服药，据悉服药总人数超过1万，仅服药致死的就有百余人。还有一些现在在药物副作用下饱受煎熬，有的不得不做了变性手术。当然，一笔写不出两个德字，服食禁药在西德体育界也普遍存在，但那都是运动员在利诱之下的个人行为，相形之下，东德运动员的奉旨嗑药则更可悲可叹。
东德体育模式下，不但戕害了当时的运动员，也贻害于后世。举全国之力培养冠军的畸形思路，导致了群众体育的偏废和基础设施的缺失，昔日辉煌的前东德体育现在已无法同前西德的同侪分庭抗礼，德国足球甲级联赛上前东德球队的全军覆没，就可视为缩影。
柏林墙倒塌20年的今天，前东德体育的华丽气泡早已随风飘散，但把体育当工程来搞当政绩来捞当摇钱树来摇的思维模式，还在世界某些地方间或浮现。或许柏林人特意留下没拆的一小段柏林墙遗址，可供以史为鉴，那是功利体育之路上的一块警示牌，分明提醒着后来人：此路不通。
《两德的区别在于体育是否政治化》
采写：吴妮
11月5日，德国体育大学体育历史研究所主任斯蒂芬·沃松教授（以下简称沃松）接受了记者电话采访。他介绍说，统一前，两德体育方面的最大区别在于，东德体育完全由政府操持；而禁药问题，两德都存在，只不过，东德更具规模。
东德体育由政府操控
新京报：统一前，东德和西德的体育有何不同？
沃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体育组织形式。东德的体育完全由政府组织和控制，体育成为国家的重大议题。在西德，政府没有用政治手段干预体育。由此带来的是运动员选择和培养方式的不同，在东德，有潜力的孩子从很小就被选拔到各个项目，进行系统的、专业的训练；西德则没有这样系统地培养运动员。另外，东德将大部分资金和资源放在发展“高水平体育运动项目”上，就是着重发展能够在奥运会、世锦赛上竞赛的项目，对于大众体育、特殊人群如残疾人的体育并不重视。
新京报：1968年东德独立参加奥运会以后，从什么时候开始，两德联合参赛？
沃松：统一后首次联合参赛是在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这是自1956年以来东德和西德首次联合参赛。
两德都在使用禁药
新京报：能谈谈禁药问题吗？
沃松：我要强调的是，东西德统一之前，为运动员注射药物在东德和西德都很普遍，只不过在东德，这是由政府决定、组织并通过教练来操作的；在西德，则是由医生、教练和运动员本人来决定并操作的。
新京报：由于体制或管理培养方式给运动员造成的问题，德国采取了怎样的弥补措施？
沃松：统一之后，东德的教练要签署一份《名誉宣言》（declaration&of&honour），证明自己没有参与给运动员注射药物，就能继续担任教练。实际上，西德官方对切实调查有多少教练卷入禁药问题采取的态度多少有些放任。官方比较倾向于隐瞒真相，并从有药物注射经验的前东德教练身上获益。虽然政府发起了一些针对兴奋剂问题的调查，并且有一些个别案例的审判，但事实上，政府并不愿意严肃彻底地调查两德的禁药问题。
新京报：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沃松：最突出的例子是前东德田径教练戈德曼（Werner&Goldman），统一后，他很快被任命为德国田径联盟的教练。东德运动员雅格(Gerd&Jacobs）控告戈德曼逼迫他服用生化类固醇药物。由于长期服药，这名运动员在短暂取得好成绩后，很快成为牺牲品———现在，他只能依靠人工心脏生存。直到北京奥运会之后，戈德曼才被德国田联开除。
公共体育设施免费用
新京报：现在政府有没有对体育领域进行投资？政府对在世界大赛上获得优异成绩的个人或团队有没有物质奖励？
沃松：政府对一些高水平项目有资助，从2002年到2005年，政府投入约9.2亿欧元用于发展这些项目，希望在奥运会之类的国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但政府不会用公共资金来扶植那些不太流行、比较弱的项目。对于优秀运动员的奖励主要来自该项运动的联盟（或协会），联邦州也给予一定奖励。
新京报：近几届奥运会以来，德国名次逐步下滑，在国内有没有受到压力？
沃松：德国民众很重视奥运会，也很关注奖牌榜，但对于具体名次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不过，作为专业人员，我们虽然没有具体的压力，但对德国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也有担忧。我想，应该更多地关注我们的运动员培训机制。
新京报：德国的民间体育现状如何？比如人均健身设施等？都是商业化运作吗？
沃松：就我掌握的数据，粗略估计，德国约有13万处体育设施和体育场，其中大约三分之一属于俱乐部。公共体育设施和场地大都由地方政府、社区来筹资建设，使用这些是免费的。不过许多人加入俱乐部，交纳会费，来使用更为专业的设施，费用根据项目和城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东德体育模式不适合全德国》
采写：孙海光
柏林特雷索（Tresor）俱乐部在上世纪90年代，极大地影响了德国首次全国性的音乐运动。11月6日晚至7日凌晨，“特雷索之夜”在颂吧举行，歌德学院中国区促成了这次活动。7日，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阿克曼回到德国，参加“柏林墙之旅”纪念活动。
回德国前，阿柯曼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谈及20年前的东西德体育，阿克曼称此前东德的体育模式并不适合统一后的德国，而如今德国的体育地位跟过去的西德差不多，没有成为超级体育大国也是必然的。
东德体育罪人遭到清洗
新京报：东西德运动员培养机制有何不同？
阿克曼：东德在其他方面比如经济无法跟西德相比，但体育还是强一些。
在东德，孩子从小就由政府培养，在西德，培养运动员主要由个人的意愿决定。另一方面，当时东德的体育成就相当一部分是借助非法药物得到的。所有的档案都还在，我们比较清楚。
原来一些东德有名的队员之后也告诉媒体，他们在训练中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有时候他们知道，有时候他们不知道。
新京报：这种不同对统一后的德国体育有何影响？
阿克曼：其实很多好的运动员在东德和西德差不多，从竞技角度来讲不会有大的区别。但对竞技之外、比如大众体育影响大一些。
德国20年来一些体育活动的成就，特别是奥运会，都跟东德留下来的运动员、教练有关。长期来看，我觉得德国会变成一个跟西德差不多的体育国家。国家管、国家找、国家培养，这个系统不符合德国现在的培养模式。
新京报：资料显示，东德当时有7000名教练和1万多名体育工作者，这些人在统一之后是如何安置的？
阿克曼：每个人的安置情况都不一样，有人进入了新成立的俱乐部，继续训练，有人被解雇了。过去那些用非法方式培养运动员的人，坐牢的也有。好多事情，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估计一半东德体育人改行
新京报：1992年两德联合组队参加奥运会，有什么困难吗？
阿克曼：困难肯定有，主要是因为东德的体育系统破坏了，好多人没有自己的俱乐部，没有依靠。不过，那些最有名的队员很快就有了归属，当然也有很多人没有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
这个情况对西德的影响不是很大，对东德的影响很大，我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我据估计50%以上的专业运动员和教练就只能改行了。
新京报：很多人看来，东西德统一在体育层面来讲，是回归到了德国的正常轨道，而非强强联合成一个超级体育大国。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阿克曼：当时很多人也以为统一了，德国就会变成一个超级体育大国，这个很明显不符合实际。
因为基本上全德国实行了原来西德的体育系统，所有西方的体育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运动员个人意志决定，第二是商业化比较强。商业化的影响让那些善于商业化的体育活动（职业体育）比较强，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德国的体育地位跟过去西德的地位差不太多，是一个在体育世界上比较强的国家，但不是一个超级体育国家。
两德体育各有所长
新京报：在德甲联赛中，曾有几支前东德的球队战绩不错，但今非昔比，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职业赛场上举步维艰？
阿克曼：总的来讲，东德的体育俱乐部从竞技层面来看，比西德困难稍微多一点。不过这也看专业，比如足球很明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特别强的东德俱乐部。其他项目不一定，比如滑雪和田径，原来的一些东德俱乐部还是很强的。
新京报：柏林墙倒塌20周年，会有相关的体育方面的纪念活动吗？
阿克曼：我没听说过，也没看到有媒体相关的报道。在柏林，应该有一些回顾活动，对两个系统的讨论和回顾会有的。
(本文来源： 作者：曲飞 吴妮 孙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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