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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日 13:38&&【字号:&&&&&&】
:近年来,淮安认真落实“两聚一高”,扎实推进“两大目标”,实施创新驱动、工业强市、开放引领、全民创业、城乡一体化、绿色发展“六大战略”,并取得特色产业培育、县域经济发展、对内对外开放扩大、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五大重点领域的突破。
人民网沈阳2月7日电(蒋山)近日,金属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非平衡金属材料研究部张海峰研究员团队和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德国Leibniz固体材料所以及奥地利科学院ErichSchmid材料所科研人员合作,发现了一种新的固态非晶化机制―马氏体相变致非晶化机制。
为了体现评选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所有获奖人均由民众选出,从2017年12月活动开展以来,2017年度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从近百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经专家和民众数百万次票选产生,活动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在四川经济类评选中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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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据公诉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2001年7月至2008年1月,孙新利用担任原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财务出纳,负责收支公款,保管银行预留印鉴、支票等单位财务手续以及领取银行对账单等职务便利,将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2275.18万元转入其控制的个人证券账户,用于证券交易,先后归还人民币472.46万元,其余1802.72万元尚未归还。
其中,宁波(中国)―新加坡(新加坡)运价指数环比上涨%;宁波(中国)―巴生(马来西亚)指数环比上涨%;宁波(中国)―胡志明(越南)运价指数环比上涨%;宁波(中国)―曼谷(泰国)运价指数环比下跌%;宁波(中国)―林查班(泰国)运价指数环比下跌%;宁波(中国)―马尼拉(菲律宾)运价指数环比基本持平。
而手机自媒体阅读只能培养即时短时间娱乐趣味,欣赏欧洲杯一要长期关注对球星很熟悉,二要一看比赛至少花2个小时,习惯自媒体娱乐方式的当代中国人,对这种传统消遣只会排斥,哪有的耐心情怀长时间追一个时间成本极高的体育竞赛?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以为沉迷自媒体的都是新人类,而事实是中国最爱微信朋友圈的恰恰是成长时娱乐极度匮乏的60后、70后、80后,这些曾经的欧洲杯铁杆现在玩微信乐此不疲,欧洲杯情怀正离他们越来越远。
与会人员提出了近百条修改意见和建议,包括进一步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加大对损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强对网络购物等新的消费方式的规范,细化相关规定,并建议适时将草案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各方面特别是广大消费者的意见,使有关规定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
随后,办案民警又在成都市新都斑竹园镇三河村,查获了该团伙翻包某知名商标糖果的加工作坊和3个仓库,现场挡获参与制假人员15名,查获假冒某知名商标品牌糖300余件、假冒某知名商标糖包装袋上百万份及大量制假工具,查获原辅料约10吨。
网络“死亡游戏”真实上演――青少年沉迷暴力电子游戏调查发布时间:2:56星期三来源:新华网新华社长沙2月7日电题:网络“死亡游戏”真实上演――青少年沉迷暴力电子游戏调查新华社记者袁汝婷、苏晓洲这是一个极端悲剧的案例。
结合黄冈实际,市工商局制订印发《关于促进市场主体发展深化创新创业行动的实施方案》《关于推进市场主体增量提质工程考核方案》,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任务进行分解,按照总人口、GDP、上年市场主体存量各占60%、20%、20%的比例,将市场主体发展目标量化到各县、市、区。
同样是官员,为什么不同行业的形象会有巨大差距?尤其是同属执法类的城管和警察,同属服务类的学校领导、医院领导和民政干部,为什么也差距甚大?不可能是因为人以群分,进入学校和医院的官员素质,比进入其他系统的普遍低很多,最关键的因素恐怕还在体制。
二、工作成效在习近平总书记“219”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在前一阶段学习贯彻的基础上的一次深化学习教育,让广大党员对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2?19”重要讲话和对新华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润滑油2018年度盛典于日在哈尔滨喜来登酒店隆重举行!来自加仑特北京总公司、各分支机构和600余位嘉宾不畏严寒如约而至欢聚一堂!告别难忘的2017,迎来全新的2018!回首多年奋斗路,展望加仑特新前程!加仑特石油化工(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永胜、技术总工陶桂生、加仑特武汉销售分公司总经理李阳、副总经理王发楼、各部门领导以及全国各地600余位中心库代表出席了本次盛会。
搭伙生活,晚年更幸福受访专家: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杨萍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人类平均预期寿命正以每年约3个月的幅度增长,过去十年间全球百岁以上人口数量增加了71%,英国神经生物学家科林&布雷科摩尔认为,人类寿命有望延长至120岁。
邓继海以十九大报告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转化”为焦点,深入分析了绿色经济的5大新使命,即: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保护绿水青山、并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服务于区域经济更充分、更协调的发展,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记者走访市区部分水果销售市场了解到,目前,砂糖橘的价格每公斤12~14元,海南西瓜每公斤约9元,花花牛苹果每公斤6~12元,海南香蕉、芭蕉每公斤8~14元,广西菠萝每公斤9~12元,赣南脐橙、广西橙的价格每公斤7~14元……“桂圆、香蕉、砂糖橘等水果差不多每公斤各涨了2元,而苹果、梨子、橘子等大众水果价格基本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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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日 13:50&&【字号:&&&&&&】
:大赛期间还举办了“中英双创教育示范基地建设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英双创教育示范基地单位代表围绕双创课程体系、双创师资培训、双创评价指标体系、双创实训基地建设、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构建以及双创教育的国际化发展等内容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中国小康网重视团队文化建设,坚持人才队伍的开发与培养,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了和谐高效的工作氛围;在“2015年中国新媒体门户大会”和“2016年中国新媒体门户大会”上,连续两年荣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颁发的“上升最快行业门户”奖项。
周恩来的活动日程安排的很紧,一般他一天的日程安排,都是在头天晚上由秘书提供项目或由他自己考虑,分别按轻重缓急进行安排,确定的日程记在他办公桌的台历上,并在值班室小黑板上公布,这样所有工作人员都可知道他当日的活动……周恩来白天忙于参加和主持各种会议、接待外宾,会见各种专业会议的代表,约人谈工作……每晚晚间九十点钟以后才是他批阅文件的时间。
据元代熊梦祥所著的有关北京民俗文化的名著《析津志辑佚》记载,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日,西镇国寺都举行金牌大佛游城活动,即游佛活动,由帝师等率领,僧众鼓乐队引导帝坐金牌和金身佛像游城,供世人观瞻,并供善男信女朝拜。
计划打造温哥华CBD慕阳国际公司(MYIE)办公地点在列治文市中心3号路附近一幢并不起眼的二层商业楼的二层,楼下有家连锁书店,邻近有加拿大皇家银行RBC的一个营业部,该营业部因多次遭到武装打劫在当地小有名气。
这样,这本《陈云》摄影画册就在陈云那里压了多年;二是一家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写的是陈云在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前往上海,然后从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电视台知道陈云的“脾气”,拍好后不送陈云过目。
同时,还始终把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作为自己和企业回报社会的方式,作为培育企业文化、教育企业员工的有效形式和载体,在促进企业和谐建设与发展,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出了高度的政治和社会责任感。
张裔炯指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建院30年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育人导向,创建了新的藏传佛教僧才培养模式,实现传统经院式教育与现代院校式教育的有机结合,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爱教代表人士,为维护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发展,为西藏和四省藏区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了解,奥凌(OOHLink)自2016年11月上线以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逐步搭建起一套基于户外广告的OSSP(线下媒体管理平台)+ODSP(线下广告交易平台)+ODMP(线下人群数据管理平台)系统,在媒体方、广告客户、用户间构建起生态服务闭环。
毛泽东同志强调“靠实事求是吃饭”,邓小平同志提倡做“实事求是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严三实”,一个“实”字,道出了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道出了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
他要求各级工会要培育和引导广大职工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职工坚定不移跟党走,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中建功立业;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产业工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要把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落到实处,解决影响职工生产生活的“后顾之忧”。
公司为人人提供发展空间,人人为公司创造竞争优势是我们处理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二者关系的原则公司倡导员工做好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把个人目标和公司事业紧紧结合在一起,但只有认同公司文化,急公司所需,能为公司创造竞争优势并围绕公司发展需要而不断提升个人能力的人,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
我国的互联网,在国家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在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使人们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对于加快我国国民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服务信息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此次分论坛围绕宜居城市的构建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开展对话和深度研讨,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并表彰一批亚太范围内的最佳居住区案例并授予亚洲宜居住区奖,为第九届世界城市论坛《新城市议程》的贯彻发展与具体落实做出积极贡献。
很多同学都经历过,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大顺眼,谁知道后来那么密切……”张宗益的短短毕业致辞中,既包含了当时热门的喜剧电影《泰濉返那榻冢钟辛餍懈枨兑桓鱿裣奶煲桓鱿袂锾臁返母璐剩昧送堑暮炔剩醒谕铣坪羲白蠲刃3ぁ保揭捉恕⒎缛び哪男蜗笤谕缟匣鹆艘话选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口铁矿砂亿吨,增加6%,进口均价为每吨485元,上涨33%;原油亿吨,增加12%,进口均价为每吨元,上涨%;煤亿吨,增加%,进口均价为每吨元,上涨%;成品油2689万吨,增加%,进口均价为每吨元,上涨%。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王希)世界黄金协会6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黄金投资需求在2017年年末有所复苏,使得去年第四季度黄金需求同比增长6%至1095.8吨,但全年黄金总需求仍下降7%至4071.7吨。
原标题:项宗友:拐卖儿童一律判处死刑有违法治精神近日,朋友圈突然被广大网友刷屏:“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相关话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议,70%的网民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表态支持一律死刑。
文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最“重”的文化,也是文学、影视等各个艺术门类汲取养分的母体,文博领域在线上的活跃,将唤起线下的复苏,十分有助于人们精神生活中文化、娱乐比例恢复平衡,这是文博领域、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努力的方向,也是互联网时代为人们所向往的生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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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物理并非弱项的重点中学也产生了影响。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承认,报考物理的实际人数,的确在减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虽然重点中学的教学质量和成绩在全省排名靠前,但非重点中学出现的“弃物理”现象,使得重点中学报考物理的学生也面临着被赋低分的风险。
  “一共21个得分档,1%的人得最高分,按成绩算,应该主要集中在重点中学。中间档的人最多,主要集中在普通中学,现在普通中学不报了,重点中学的学生有一部分就可能降为中间档。许多学生是喜欢物理的,可发现后面没人了,也不敢报了。”
  教育界对此提出了两种解决思路。一种是改变物理考试的赋分制度,比如将最高分的赋分比例提高到5%,吸引更多学生选考。但反对意见认为,如此会破坏高考公平,即便解决“弃物理”现象,可能还会出现第二个弱势学科。
  另一种思路,是在高校招生环节中,增加要求物理成绩的专业数量,以提高选考物理的考生比例。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就表示:“如果30%的物理报考比例过低,那么多少是合适的?依据又是什么?”他认为,问题的根本是给学生选择权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就要坚持,只能做引导,但无法保证结果。”
  选考物理人数大量减少,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高中物理老师面临失业。上述嘉善高中目前在读的高二学生中,选考物理的学生仅有5人,只需要一名物理老师上课。因此,原有的物理老师中,有两人转岗去教新增加的技术课,1人转岗做了会计,还有几个则干脆调到当地初中当物理老师。
  上述杭州市普通高中的情况也类似。该校副校长说,学校高中每年级有12个班,以往至少8个理科班要学物理,如今只有几十名学生选考物理,这样下去,“高中只需开一个物理班,一个物理老师就够了,物理老师必然都面临转岗。”
6月7日,2017年高考大幕正式拉开,上海5万余名考生步入考场,参加考试。据悉,今年是上海第一年实施全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实施“3+3”新高考方案。 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35种选课模式的大走班
  选考制度另一个直观变化,是不同学生选考不同的科目,给高中教学管理带来的难题。根据测算,浙江的“7选3”制度最多可有35种选课模式,上海的“6选3”也有多达20种选课组合。
  同时,由于浙江采取两次选考、择优报考的原则,根据学生对自己的成绩要求,第一次选考结束后,有人会选择再考一次,这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了更多的选课组合。
  浙师大附中课程中心主任徐仲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每学期选课结束,他都要带着两位同事用整整3天排课,同时依靠计算机辅助,仅为一个年级打印课表,就要耗掉整整一天。
  在《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但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由20至35种选课模式带来的“走班”制,也让许多学校头疼。
  前述嘉善高中副校长就坦言,无法完成35种模式的走班,最后是学校规划了18种选课模式,再由学生选择,有18种模式以外选择的,学校再做动员协调;前述杭州普通高中副校长也表示,学校条件无法保证理想状况的走班制,实际操作中采取了折中方案,先以报考最多的两门为基础分班,外加1门课走班,最终实现了十五六种。
  “走班制”难以实施,一个原因是教室数量有限。在《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采访中,多数高中都将能够动用的空间全部改为教室,但仍无法满足需要。即便是实力较强的杭州第二中学(下简称“杭州二中”),据其原校长叶翠微介绍,也是将能挖掘的空教室都挖掘出来,包括图书馆、实验室、会议室,以满足排班需要。据他估计,实行新高考之后,学校的场地设施需要整体增加20%至30%,杭州二中已提出了校园扩建的申请,但最快到2019年才能有新的教室投入使用。
  师资力量是另一个掣肘因素。杭州二中为保障35种走班模式,为高中每年级平均配备了约60名教师,但在多数普通中学,高中每年级只有二三十名教师。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介绍说,在大量乡镇学校和农村高中,一个年级仅有200名学生,师资也仅够保障4至5个教学班,“不可否认学校采用套餐制走班是下策,但也是无奈之举。”
  多次选考的制度,也带来教师需求量的增加,在地理、政治等报考比例迅速提高的学科中,教师短缺的现象极为突出。同时,“二孩”政策的倡导,许多女教师请假生二胎,又导致了师资的进一步短缺。在上述嘉善高中,以往每名地理教师每周平均上12节课,新高考后,由于师资不足,每名教师每周要上16节课才能满足需求,工作量增加了三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对此做过测算,不论各高中每年实际选考某科目的学生规模大小,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高中,都需要行政班数量1.5倍的教室,以及6至7个科目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一倍,才能保证教学安排。
  不同的学校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介绍,温岭中学根据全校师资的总体情况安排开课,比如高二、高三需要更多的生物教师,那么高一上学期就不再安排生物课,改在高一下学期开设。
  上述杭州普通高中的最大难题是技术课师资不足。该校副校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一方面增加了原有计算机教师的工作量,同时,让校内有计算机知识背景的其他学科教师分担一些简单的内容,再将2至3个教学班合并上课,才勉强应付。
  还有学校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的做法是向市教育局申请“临时教师用工”人数,外聘有教师资格证的师范专业学生顶岗代课。
  “师资是个结构性问题。”一位校长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每所学校的教师编制都是固定的,各学科教师人数也根据原来的教学需要形成平衡,但新高考方案实施后,很容易出现一门学科的选考人数突然增加,另一门又突然减少,作为学校,很难动态地应对所有变化。
  师资力量雄厚的高中则显现出了巨大的优势。比如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介绍说,学校的师资力量不仅可以保证全部学生的35种模式走班,而且每门课程还能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开设两到三个层次的教学班。不仅如此,根据学生兴趣及薄弱环节,浙师大附中还开设了专项教学项目,如数学科目中,再专门开设代数专项班、几何专项班等,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授课。
  但即便在浙师大附中,也面临着新高考后如何评定教师工作的问题。何通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高考成绩、学生感受相比,教师的感受被很多人忽略了。“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但既不能按照以往的‘唯分数论’,又不能单纯地按照课时量化计算,如何增加教师在改革后的成就感和获得感,需要认真研究。”
山西太原某高考考点,家长在考点外等候考试结束。 张云 摄
  育分VS育人
  同时试点新高考的上海和浙江方案,最大的差别,是上海的新高考方案中,选考只能参加一次,而浙江允许参加两次。因此,不少评论认为,浙江的高考方案比上海“复杂了不止一倍”,也带来更多争议。
  在浙江方案中,每名高中生在三年中,要参加全部13门高中课程的学业水平测试——简称“学考”,每门科目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7选3”的高考自选科目考试——简称“选考”,每门也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两次外语考试;以及最后的语文和数学的统一考试。最后报取志愿时,使用语文和数学的统考成绩,外语和选考科目的最优成绩。
  浙江省教育厅曾多次公开解释这样的考试制度设计的初衷:“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学生、学校不断的选择中实现的。”因此试点方案着力彰显选择性教育理念,强调要把选择权尽可能多地交给学生和学校。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样的方案引发了一些学生高中三年始终处于刷分、频繁冲刺的现象。比如,由于高二即可参加选考,许多学校在高一便突击开设全部选考科目,以便学生一上高二就能参加选考。
  针对这种情况,浙江省教育厅曾在2016年10月专门发布了《关于纠正部分普通高中违背教育规律和教学要求错误做法的通知》,规定高一年级每学期开设课程不得超过8门,每周课堂教学不得超过26小时,并全面实施选课走班教学。
  两次考试的设置,本意是为学生减少“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但在现实操作中,为追求更好的成绩,许多学生都选择考两次。前述嘉善县的高中副校长就表示,他所在的普通县级中学里,多数学生参加过一次考试后,都想再考第二次,不过,“第二次比第一次考得好的人比较少”。
  即便在选考只有一次机会的上海,一些学校也安排学生在某一学期集中“拿下”某一学科的选考,后来的时间便集中用来攻克语、数、外三门主课。
  不过,南开大学教授刘清华仍认为,相比浙江,上海的整体情况仍然较好。他通过一项针对两地高中教师的调研发现,新高考后,浙江省高中选修课程明显减少,认为学校开设校本课程、特色课程等“数量增量”的教师,不及上海一半; 而选择“数量下降”的教师比例则是上海的3倍。
  宁波一名高三毕业生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她的高中生活:她所在的学校本来是按正常的教学进度上课,高二第一次选考后,突然发现别的学校在“钻空子”,便也开始赶进度,快速讲完了地理和技术,她的高二学期,整年都在“背书+刷题”;高三的最后一次选考结束后,只剩下语、数、外三门,她笑称“好像回到了小学时代”,每天上午全是语数外,下午全部自习,“课表就像顺口溜,反复出现几个字”。
  早在2015年年底,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浙江新高考改革试点改革的忧虑》的文章,其中提到:“浙江方案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学生具有完全的选择意愿和选择能力,但在目前条件下,这一假定并不成立。”
  他说,在浙江调研后发现,学生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尤其是进入按照原本自己的分数和能力可能进不去的大学;学校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则是全体学生中进入好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的比例最大化。在这个目标指导下,学生很难真正根据兴趣去选择,中学也不会允许学生选择,而是在7个选考科目中选择本校师资力量最强的3个科目,然后将全部资源投入最能产生成绩最大化的3个科目上,集中强化训练。在这种趋势下,学生和学校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如何获得更高分数,而不是考虑学生真正的兴趣、落实学生的选择权。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也注意了这个现象。在他看来,新高考中反映出的问题,如“弃物理”表面上是赋分法导致的,实际是遭遇了功利文化的算计;本来是希望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报考,现实中他会选择最能得高分的。“SAT考试(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过去一年有6次考试机会,但据统计大陆学生的参考次数是美国学生的2倍还多,只要有考的机会,很多人就会为了刷成绩一直考下去。这种国情我们未来不得不加以考虑。”
  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无法真正落地,也与学生并不了解自己真正的兴趣、对学业缺乏自主规划有关。
  2015年12月的《教学与管理》杂志上,刊登了宁波市第二中学针对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择与学业规划的一篇调查,其中提到,只有 15.2%的高中生对学业规划比较了解,对学业规划认识不足或认识程度一般的高中生占到 84.8%;落实到行为层面,仅有 7.8%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做过规划;面对新高考,仅 18.6%的高中生愿意主动寻求解决方案并自信能够应对,高达 81.5%的高中生采取了消极或被动的应对方式。不少学生希望校方提供选科指导,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及擅长的学科,甚至有学生认为学校应直接给出选考意见。
  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杜芳芳也在同一年做了类似调查。她在浙江省不同地域随机抽取了5所中学的500名高一学生,结果是:尽管有43.08%的学生认为新高考有助于选择感兴趣或擅长的科目,但不知该如何选择的学生占比也高达41.32%。究其原因,31.65%的学生表示自己各学科比较平均,没有特别擅长的科目,还有 17.36%的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难以抉择。
资料图:高考结束后考生走出考场。王康明 摄
  被拉大的学校差距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是以高考为指挥棒,全面推进中国的素质教育。但对于不同学校来说,其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大。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学校中,以杭州二中和浙师大附中为代表的重点高中,对新高考表现出的态度是游刃有余,不论是排课、师资或学生压力都相对较小,新的高考模式及录取模式,对原有的教学安排造成的冲击也较小。
  在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的描述中,杭州二中从10年前就开始推广素质教育了。比如高中生的“60本必读书目”计划,“一个美国优秀中学生一年读多少书,二中的学生就读多少。”他说,“高中生应该读言情小说吗?应该读《资本论》才对。”这60本必读书目与高考都没有直接关联,选择标准是“人类永恒的知识”,有《论语》《古文观止》《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有《鲁迅全集》,有《美的历程》,还有《莎士比亚悲剧集》等外国名著,以及不少英文原著。“这些书影响的是学生的人格形成,为他们创造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更能使二中学生和世界一流中学的学生保持一致的学习行为。”
  不仅如此,杭州二中共开设过300多门选修课,组建了近百个校园社团,积极参加国际竞赛,这些教学之外的活动并没有因新高考制度的实施而有所减少。2017年,杭州二中在各类国际竞赛中拿到了40多块奖牌,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项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4枚金牌。
  这些活动也没有与新高考形成竞争。2017年实行新高考后,杭州二中创下了浙江省最高纪录——51人考入清华北大,近70%的学生升入985大学。叶翠微说,通过玩调动了学生的内需,让学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以及要做什么,从而自主决定学习的内容和节奏,达到个性发展。
  重点中学里代替学生规划选考科目、“田忌赛马”式的报考现象也很少。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就明确表示:“高考改革的目的就是由选分变为选人,琢磨这些干吗?我们没有这么低档次,也没有必要。有些学校动员学生选这门选那门,人为制造紧张,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任吗?”
  2017年高考,温岭中学第一批次录取的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5%,3人被北大录取,3人被清华录取,全校最高分在全省排名第二。
  在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看来,新高考制度首先带来的,是教师使命的变化。他说,过去,教师只要把课教好,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教师的教学要求则细化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培养全体学生基本科学素养的通识教育;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学生所希望报考大学的需要,完成高水平的知识传授;第三个层次,则是针对有浓厚兴趣、有意从事相关职业的学生,不仅教授课本内容,还要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一些课外内容。教师使命的变化,必然对中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由于生源、师资、教室数量等限制,很多普通中学完成“大走班”都有困难,更谈不上课外班和社团建设。
  上述嘉善某高中副校长举例说,新高考后英语口语采用人机对话的考试方式,嘉善县各高中直至2014年高考改革正式宣布实施后才陆续有所接触,“但对于杭州的学校来说,这种方式已经使用多年,教学条件和经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差距,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的本地家庭,早早就把孩子送到杭州、宁波等地教学质量高的寄宿学校就读。“不只为好的教学条件,最根本的还是理念差异。”
  这位副校长仍以英语举例,新高考后,英语考试加入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内容,这些能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高,只有依靠长期的课外阅读和知识积累。“但我们小城市,资源有限,视野有限,拼不过大城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与“物理遇冷”相比,更应警惕的是新高考成绩区分度的降低:每等级分差为3分,起点赋分40分。有的报考科目,相同赋分的人数高达上千人。
  区别度会直接传导到高校选材端。他以浙江“三位一体”招考改革举例。2011年,浙江开始在省属高校中尝试“三位一体”招生模式,即把考生的会考成绩、高考成绩和高校对考生的测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分数,之后择优录取。
  试点5年后,参与高校已由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扩大到省内外54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科大等8所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招生计划也从2011年的260人增加到多人。
  这位专家说,“这种模式中,实际放大的是高校录取的权力。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2016年,清华大学在浙江录取的考生几乎全部是通过‘三位一体’录取的,2017年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高考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高校来解决。”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教育事业的本质意义,就是让一个社会的各类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优秀者可以进入高水平大学进一步学习,其余的人,也能找到人生的未来方向。
  不过他表示,“这是个过程,最终大家都将学会自我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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