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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内&首发于07年第6期《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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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水泵之王
我爸爸说过，在工厂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遇到爆炸千万别去管什么国家财产，顶着风撒丫子就跑，跑到自己腿抽筋为止。除此以外，我必须努力工作，像驴一样干活，否则读职大的理想就会泡汤。
我说：“爸爸，你一辈子做工程师，吃屁个苦。你没资格这么要求我。”
我爸爸说：“你知道什么？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做搬运工，搬了整整三年的原料桶。”
我说：“耶？这事儿你可没跟我说过。”
我妈‮进插‬来说：“你爸那阵子倒了大霉了，而且不敢说，说出来就要被厂里送去劳动教养。”
我说：“你现在说出来。你们厂要是敢把你送去劳教，我就弄死你们厂长。”
我爸爸还真搬过原料桶。七一年那会儿，我还没生，我爸爸当时是技术员，陪我妈去看电影，陡然看见当时的厂长和一个女科员，并且就坐在我家二老前面。我听说那时候搞男女关系都是在电影院里，黑擦擦的地方，便于偷偷摸摸，还有人一边看着《红色娘子军》一边‮淫手‬的。很不巧，厂长一扭头看见了我爸爸，我爸爸没吱声，带着我妈就溜了。这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爸爸和厂长都仿佛它不存在似的，双方近乎默契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半个月以后，我爸爸去仓库领材料，农药厂的仓库大得很，我爸爸在里面转悠了一圈，听见有动静，以为是耗子，就走过去察看，先是看见了两双鞋，接着看见了一条裙子，接着又看见一个奶罩耷拉在一堆角铁上。再接着，我爸爸看见了厂长和女科员。我爸爸站在他们和一堆衣服之间，觉得这件事就像做梦一样。如果你不想捉奸而偏偏两次捉到了奸，就会有类似的幻觉产生，以为自己在做淫梦。可惜，淫梦之后是噩梦，我爸爸被调到了车间里去搬原料桶，六十公斤一桶的原料，从车间这头滚到那头，每天得滚上一百多桶，差点把腰给废了。
我说：“你别说了，我今天就找人去把那厂长给废了。”
我妈说：“八百年前的事了，那个厂长后来被抓进去了。”
我爸爸说，当时要不是忍气吞声，就该被那厂长捏造一个罪名送去劳教啦。当时，一个厂长要整一个小技术员，易如反掌，只要在他的抽屉里放几块钢锭，就能以盗窃罪论处，严重的还能被判成破坏生产罪，劳教都算是轻的，可以直接被送去劳改。我爸爸做了三年的闷葫芦，别人问他哪里得罪了厂长，他就装成是个白痴一样想不起来了，这才算躲过一劫。一直到拨云见日，那厂长被群众检举，判了徒刑，我爸爸才长叹一声，从白痴又变回了正常人。
我说：“爸爸，你真不容易，搬原料桶那会儿还顺带把我造了出来，辛苦了！”我妈听了，顺手在我脖子后面拍了一巴掌。
我爸爸埋怨我妈说：“当年，要不是你闹着要去看电影，我怎么会撞到厂长？”
我妈说：“你自己笨。在仓库里看见了裙子奶罩，还非要去看个究竟。你不会跑开啊？”
我爸爸说：“奶罩上又没写他们的名字，我怎么知道又撞上了厂长？”
我爸妈要是拌起嘴来，简直是无休无止。趁这个功夫，我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假如让我去搬一辈子的原料桶，从一九九三年一直搬到二○三三年，在这四十年里我每天搬一百桶原料，每桶原料重六十公斤，刨去星期天在家休息，我这一辈子就得搬动七万多吨重的东西。距离倒不是很远，也就几十米。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把一幢大楼挪到了街对面。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悲观的。
我受了安全科的教育，其实并不怕自己被炸死。倒B说了，被炸死是一种概率。看了展览室里的死人图片，人会产生两种错觉，一种是觉得自己明天就会有类似的遭遇，如我的化学课代表；另一种是觉得这事情横竖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比如我。我坚信此生不可能被炸上天，然后再一片片地落下来，我认为自己会老死在某一张病床上，身边有我的儿子孙子重孙子，我既不可能是烈士也不可能是案例，我的照片绝无可能出现在全国的化工单位里。但是，另一件事情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我：假如我被分配去做一个搬运工，那就没有任何概率可言了，这七万多吨的重量就是我的宿命。
后来我爸爸说，搬原料桶，如今都是农民工干的事情，绝对轮不到我这个拥有正宗高中文凭的人来做，这叫人才浪费，国家对此非常重视的。我爸爸拍了拍我忧郁的后脑勺说：“放心吧，你起码也是个钳工。”
其实，我爸爸还是不能理解一个悲观者的想法。我把这件宿命的事情想明白了，就知道，即使我做了钳工，也就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让几万个水泵起死回生。我当营业员是一辈子数人民币，当科员是一辈子看日晷，当工程师是一辈子画图纸，都没什么意思。我这个想法不能说出来，因为实在太无趣，无趣得简直想去死掉算了。
对于工种问题，有必要再解释一下。工厂里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干部，一种是工人。在工人看来，干部是从来不用干活的，其实不是这样，比如宣传科要出黑板报，工会要安排文艺活动，财务科要做账点钱发工资，这些其实都是劳动。但在工人看来，这种劳动因为不消耗卡路里，所以迹近狗屁。尽管如此，工人还是羡慕科室里的干部，道理很简单，没有人天生喜欢体力劳动。
工人之间也分等级。以倒三班为界线，凡是需要倒班的都是‮逼傻‬，凡是上白班的都是牛逼。化工厂的维修钳工就是上白班的，这种人既看不起干部（认为干部不劳动），同时又看不起倒三班的操作工（认为操作工是‮逼傻‬）。
那时我还没有进工厂，只觉得做钳工没意思，从字面上解释，这种人每天拿着老虎钳跑来跑去，身短脖子粗，胡子拉碴一身油污。这当然是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是最先进的阶级，可惜九十年代这种形象已经分文不值了。我爸爸急了，说钳工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工种，退休了可以摆一个修车摊子。他说过一百遍，修车修车修车。我说：“爸爸，我要是退休了就天天打麻将，修什么自行车啊？”
我爸爸说：“学一门手艺，混饭吃，懂不懂？”
在我正式成为钳工之前，为了纠正我好吃懒做的恶习，我爸爸带我去拜访了家里的一个堂叔。据我爸爸说，堂叔十六岁出来学生意，干了三十年的钳工，两只手都变得像老虎钳一样，随时都可以掐死人。这种描述很恐怖，我爸爸可能没想到，假如我有一双老虎钳一样的手，他是不是还能那么顺利地扇我耳光。正所谓病急乱投医，他为了让我安心做工人，什么招都使上了。
我堂叔家住在戴城的西区，此地从乾隆皇帝那一代起就是贫民窟，两百年过去了，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放眼望去，全是用毛竹和油毡布搭起来的棚子。这种棚子点火就着，小风一吹能烧出二十里地。我堂叔就住在这个地方。那天我爸爸带着我穿过贫民区狭窄的道路，绕过几条小巷，经过了一个淌着黄水的公共厕所，在一间黑擦擦的房间里找到了我堂叔。他们家简直就是一个钳工窝棚：椅子是钳工班里焊成的铁椅子；桌子是钳工班里厚重的工作台；电风扇是工厂里的老货，只有风翼没有罩子的台扇，随时都能把手给削掉的那种。唯独那张床，是一张红木雕花大床，古朴苍凉，看起来像是我们家清朝的祖宗传下来的，但我爸爸说，那其实是我堂叔在六六年从别人家里抢来的。
我们还没进门，就听见一个女人高声吆喝，此人是我堂婶。我那位随时都能掐死人的堂叔正被他老婆掐着脖子从屋子里赶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也是第一次看到我堂婶，前者确实五大三粗，胳膊比我的小腿还粗，拳头握起来就像一个树桩子。我堂婶的体积大概只有他的二分之一，但是，正是她掐着我堂叔的脖子，把他推出了五米远，并且哐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堂叔用他老虎钳一样的手擦了擦脖子，扭头看见了我们。场面有点尴尬，我堂叔倒是无所谓，他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带着我们去面馆吃面。
我堂叔往那儿一坐定，就露出了钳工的本色，他指甲缝里嵌着黑沉沉的油污，牙齿被香烟熏成了铁锈色，身上飘过来一阵润滑油的味道。我心想，我要是堂婶，恐怕也得把你丫给叉出来。
我爸爸说明来意，堂叔很开心，拍着我肩膀问：“小路，今年多大了？”
“二十。”我爸爸替我回答，“今天主要是来取取经，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我堂叔叼起一根香烟，问我：“知道钳工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我不防他用这么哲学的方式提问，只好摇头。我堂叔说：“技术！技术最重要。”
我堂叔说，做钳工是很需要窍门的，比如拧螺丝，并不完全靠蛮力，再大的蛮力也拧不开一个生锈的螺丝，反而会把螺丝口弄坏，那就永远拧不出来了；比如修机床，那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有些外国的机床，全中国都找不出一个人能修好，假如我恰好有这门手艺，那我就等于是一个外汇仓库，能给国家省很多钱；又比如设备保养，那需要很好的记性，因为设备就像女人一样，如果你同时搞二十个女人，难保上床的时候喊错了名字。我堂叔还说，做钳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捞点小外快，下班以后坐在弄堂口，摆一个修自行车的小摊，差不多可以挣五百元一个月。修自行车需要很好的技术，还得有一套工具和固定的地盘，还得时不时地往马路上洒些碎玻璃。我堂叔说，钳工就是一个技术工种，技术出众的钳工，连厂长见了都得让他三分的。做钳工还能收徒弟，徒弟得孝敬师傅，送上香烟白酒，否则什么都学不会，永远停留在二级钳工的水平上，永远拧螺丝的干活。总之，钳工比化工厂的操作工要体面，操作工要倒三班，从白天干到深夜，从日落干到日出，生物钟颠倒，吸入各种有毒气体，生出来的小孩会是怪胎。
我爸爸听他越说越离谱，就打断了他，说：“小路这次到厂里去，主要想考个职大，将来调到科室里去。”
我堂叔问道：“什么科室？”
我爸爸说：“他平时爱画画，上学的时候出过几次黑板报，说不定能去宣传科。”
我堂叔说：“宣传科好哇。”继续用手拍我的肩膀。我很想把肩膀让开，但又怕他一巴掌拍到我的面碗里，只好硬生生地受着。我堂叔说：“小路，有志气！科室里的女人皮肤都比车间里的好。”
我问他：“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化工厂的车间里全是有毒气体啊，熏得女人的皮都皱了。”
我爸爸说：“行了行了，老六（我堂叔的小名叫老六），你先回去吧。你老婆在家跟你闹别扭呢。”
我堂叔说：“她又要闹，又要死，又不去死。‮妈他真‬的麻烦。”
送走我堂叔之后，我就笑得直不起腰了。我爸爸脸色难看。他说这个堂叔命苦，在一家牙膏厂里做钳工，该厂的牙膏质量太差，或者挤不出来，或者挤出来就成了一滩水。这种厂的效益很差，所以堂叔的收入很低，文化程度就别提了。我说：“估计平时也不怎么干活，尽琢磨女工的皮肤了。”
我爸爸说：“他修自行车手艺不错的。小路，有一门手艺在身上，就算厂里效益不好，日子还能凑合着过。这个道理你懂不懂？”
“就那样过日子也算凑合？”
我爸爸叹了口气，说：“确实也混得太惨了点。”
我爸爸也挺后悔带我去看堂叔的，这简直是给钳工抹黑，并且使我对未来的前途充满狐疑。我在堂叔身上嗅到了工人阶级的味道，在一九九二年的夏天，这已经不是什么响当当的味道了。他用着全套钳工班的家具，躺在一张年富力强时代抢来的红木大床上，他长着一双有力的大手，却被老婆掐进掐出，你可以说他是个末路的强盗，也可以说他是个倒霉鬼。我爸爸解释说，他不能代表所有钳工的命运，糖精厂不比牙膏厂，糖精是热销全球的产品。九二年的时候，他们喜欢用一个词，叫做“效益”。糖精厂的效益就很好，在那里做钳工，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我发给我爸爸一支烟：“爸爸，以后你千万别提什么宣传科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能做一个钳工，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再次见到堂叔是五年后的一个冬天，那天我骑车路过，在他家附近的马路上遇到了一滩碎啤酒瓶，车胎当场就瘪掉了。我找到堂叔的修车摊，过去打了个招呼，并且补车胎。他老了很多，背有点驼，半边头发都是花白的。他告诉我说，自己已经下岗了，靠一个小车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我堂婶再也不掐他了，因为她也下岗了，掐坏了他，全家都得饿肚子。修完车胎之后，我要付钱给他，他不肯收，俯在我耳边说：
“那玻璃渣子是我洒在那儿的。”
我再也没去过那一带。
我会永远记得去报到的那天，也就是安全教育的次日，我站在劳资科的吊扇下。那个吊扇把所有的热风都灌到我的脑门上，吹得我晕晕乎乎，好像要升仙一样。这种记忆由于它本身就近似于一个梦，于是它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被我反复磨洗，成为一个锃亮的硬块。
那天是正式报到，小噘嘴坐在办公桌后面，我站着。和我一起站着的还有六个男的，加上她，很像八仙过海。小噘嘴很不满意地说：“怎么才来了六个人？其他人呢？”
我实在很想告诉她，那场安全教育课把其他人都吓跑了，剩下的七个人都是神经异常坚强的，是敢死队，是强力意志，是他妈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当时觉得这种安全教育也太操蛋了，后来才明白，倒B其实没有错，他的第一轮教育就是考验我们的神经。那些没有坚强的神经的人，那些不能死心塌地在化工厂扎根的人，迟早会闹出生产事故，害死自己，或害死别人。他们会拉错电闸，放错原料，拿错饭盒，而且这种人干了错事也不会觉得羞愧，死在他们手里的人最好自认倒霉。
小噘嘴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梳着一个马尾辫，她用一个发套套住辫子，于是这根辫子就不是尖尖的马尾巴，而是像一根圆溜溜的大红肠，挂在她的脑袋后面。我搞不清这根红肠有什么好看的，但她乐意这样，我也管不着。小噘嘴穿着厂服，不蓝不绿的那种，我注意到厂服上还有一个字母T，就在她左乳靠上的位置。为什么会有一个T？我反应过来，这是“糖精”的起首拼音。我爸的左乳有个N，那是“农药”的意思。Z是造漆厂，R是乳胶厂，L是硫酸厂，都这样。
小噘嘴从抽屉里拿出一迭资料，说：“现在给你们读一下工厂纪律。”
她照本宣科把条例都读了一遍。这本古怪的劳动纪律手册全是关于惩罚的条例，迟到早退旷工打架抽烟喝酒违章操作。她读到婚前性行为的时候脸上稍微不自然了一下。婚前性行为也要处分。后来她解释说：“这本劳动纪律手册是八五年编的，到现在没怎么改过。”最后还有超生，她说，超生必须强制人流。我心想，这关我屁事，谁敢把我送去做人流，我非宰了他不可。
我的视线越过她，朝窗外看去，我发现劳资科简直就是一个炮楼，正前方可以远眺厂门和进厂的大道，左侧是生产区的入口，右侧是食堂和浴室。在这个位置上要是架一挺‮枪机‬，就成了奥斯维辛的岗楼，或者是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好了，是整个工厂的战略要地。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个建筑设计师，他向我说起监狱的设计，最经典的是圆形监狱，岗哨在圆心位置，犯人在圆周上。这种设计方式非常巧妙，没有视觉死角，而且犯人永远搞不清看守是不是在看着他。一说起这个，我就想到了化工厂的劳资科，我虽然没见过圆形监狱，但我见过劳资科，确实很厉害，没有人能逃过他们的眼睛。
那天，我想着想着就走神了。小噘嘴说：“路小路，钳工班。”
我问她：“你讲什么？”
小噘嘴不耐烦地说：“分配工种你走什么神？你去钳工班报到！”
我心想，爸爸，你的香烟和礼券没白送，我就指望着你把我送到化工职大去啦。
散会之后，小噘嘴把我留了下来。小噘嘴说：“路小路，我在读劳动纪律，你怎么可以不认真听呢？你这种小学徒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不要把工厂当成自己家。噢，当然，爱厂如家也是应该的，但是不可以像在家里一样自由散漫。你是普高毕业的，成绩又很差，本来应该和他们一样去做操作工，但是分配你去做钳工，不用倒三班，这是很不错的。你要珍惜这个机会。”
我说：“是，科长。”
小噘嘴说：“我不是科长，胡科长开会去了，让我代办这些工作，读劳动纪律。”
我说：“劳动纪律手册发下来看看就可以了，对吧？”
小噘嘴说：“劳动纪律手册，人事科可以发下来，劳资科就必须读给你们听。这是厂里的规定。”我听了这话，搞不清所以然，假装搞懂了，频频点头。我觉得她年纪不大，就这么教育我，很不应该。但我天生喜欢被小姑娘教育，最好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你可以说我犯贱，作为一个钳工学徒我也只有这么点爱好了。
后来我问我爸爸，人事科和劳资科有什么区别。我爸爸说，人事科是管干部的，劳资科是管工人的。好比我是一个学徒，就得去劳资科报到，而大学生是干部编制，就得去人事科报到。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人事科管的是“人”，劳资科管的是“劳”。我爸爸说，干部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可以读懂那些劳动纪律，工人反之，就得一条条念给他们听。道理简单得很，不应该想不通。
“这算不算搞歧视？”
“等你混上干部编制，你就不觉得是歧视了。”
化工厂分为两部分，东边是生产区，全是车间，西边是非生产区，包括科室大楼、工会小楼、澡堂、食堂、宿舍、机修车间，还有花房和一个硕大的车棚。生产区与非生产区之间的区别在于禁不禁烟。在生产区里抽烟会被课以重罚，屡犯者按警告处分直至开除不等。
钳工班在生产区的外围，那里可以抽烟，这也是钳工们自豪的因素之一。
我回忆起钳工班，那是一个铁皮房子。关于铁皮房子的量词，我花了十年时间也没能想明白，用“幢”或“栋”，似乎太雄伟了，用“间”又太小。简而言之，那是一个用铁皮焊出来的房子，大约有三百平方，铁皮房子里有几张厚重的工作台，台沿上安装着几个台虎钳。除此之外，还有一台车床、一台刨床、一台钻孔机。东北角上是用三合板挡起来的一个休息室，工人在里面换衣服，抽烟，打牌。
我去钳工班报到，手里还拎着新发的劳保用品，两套工作服，一双劳动皮鞋，四副纱手套。进门之后，听见哗啦啦一阵巨响，有一块铁皮屋顶被风吹走了，它像一个脱了线的风筝遥遥而去，在天空中快乐地翻滚着，越飞越高。有个老工人目送着这块大铁皮说：“不知道哪个倒霉的会被它砸中。”
我问他：“师傅，这儿是钳工班吗？”
他说：“你新来的？去里面报到吧。”
我拎着劳保用品往里走。一群泥猴一样的工人叼着香烟，坐在那里审视我。后来我见到钳工班的班组长，他是个言辞木讷的红脸大汉，他说他叫赵崇德，旁边的工人就大声说：“小子，你叫他德卵。”
我冲着班组长鞠了个躬说：“赵师傅。”
他低声说：“我们这里都叫卵，你就随大伙一起叫我德卵吧。”接下来他分别向我介绍了大卵、小卵、石卵、马卵、炳卵……最后一个是歪卵，此人是个朝左的歪头，叫“歪卵”是象形的意思。工人们扶了扶他的歪头，对我说：“歪卵师傅是做刨床的，他刨出来的东西从来都是歪的。一年出多少废品，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歪卵听了，朝上（严格地说是朝左上方）翻了个白眼，嘴里吐出一连串的脏话。工人们哈哈大笑，对我说：“不要歧视歪卵师傅，他看上去是做刨床的，其实是我们这里的文工团。”
我当时想，本人姓路名小路，如果叫路卵，不知道是可笑呢还是可悲。可是工人们又告诉我，新来的学徒工，暂时没资格称“卵”，这算是让我松了口气。我问德卵：“这里哪一位是我师父？”
德卵说：“你师父请病假，下个礼拜才能来上班。你先干点别的吧。”
“我干什么？”
“你去挑水吧，把地上洒一洒。”
我读过一个剧本，叫《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说实话，铁皮屋顶是够那只猫喝一壶的了。这种材料制成的房子，典型的冬凉夏暖，夏天就像是撒哈拉沙漠，恨不得脱得就剩一条兜裆布，到了冬天，这房子又变成了一个到处漏风的冰窖，飞快地把身上的热量吸走了。总之，厂里的野猫从不到这个地方来，猫才没那么傻呢。
整个钳工班的人就生活在这里。夏天没空调，只有两个生了锈的电风扇，把热风往人头上灌，吹得人昏昏欲睡。这时就需要去挑水，把一桶又一桶的水倒在地面上，咝的一声，两分钟就干了。对付如此酷热，只有不停地洒水降温。
冬天略微好过一点，可以点起火炉烤暖。火炉是用柴油桶改制的，有一根铁皮烟囱，直通到屋顶上。烧火炉需要大量的燃料，煤油、木柴、废轮胎都可以，实在没有了就烧报纸杂志。这些燃料都不是现成的，得自己去找。
学徒工的任务很简单，夏天洒水，冬天捡燃料。
我去钳工班报到的那天，没遇到我的师父，其他工人师傅让我挑了一上午的水，下午就让我背着一个小竹篓子在厂区里找燃料。师傅们说，天太热，得洒水，与此同时必须未雨绸缪，把冬天的燃料准备好，这些燃料在寒冷的季节里非常抢手，夏末秋初就得开始囤积。师傅们对我说：“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
我背着竹篓在厂里漫无目的地晃悠，像农村里捡粪的孩子。由于这是我的第一份差使，起初并不觉得特别悲凉，相反还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发现，在所有的燃料中，废橡胶和煤块是一等品，木柴是二等品，报纸是三等品，等而下之的是破布头碎纸片。我捡破烂的时候，厂里的阿姨会突然叫住我：“来！小学徒！来！”我屁颠颠地跑过去，阿姨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剥开，把糖塞进自己嘴里，把糖纸扔进了我的背篓里。我就这么成了个流动的‮圾垃‬箱，谁叫我，我就得跑过去。有一次，一个阿姨在女厕所门口喊我，我瞄了她一眼，没敢过去，怕她把草纸扔在我背篓里。
后来厂里的清洁工来找我，清洁工说：“兄弟，你不能连废纸都给我捡走啊，你再这么捡下去，全厂的清洁工都该失业了。”
清洁工的话让我的自尊心像玻璃一样碎掉了。我想起我爸爸说的，我好歹也算是高中毕业的人才，怎么就成了个捡破烂的呢？那几天回到家，我爸爸问起工作上的事情，我就说，我干得挺好的，正在学修水泵。我爸爸疑惑地问：“你刚干了两天就让你学修水泵，不会吧？”我问他：“那我该干什么？”我爸爸说：“你应该扫地擦桌子，去水房泡开水，给师傅擦自行车……”
我心想，爸爸，你无论如何想不到我在捡破烂吧？这他妈就是你给我找的工作，我要是靠捡破烂能捡进你那个化工职大里去，我就把脑袋输给你。
关于捡‮圾垃‬的种种，我没告诉别人，实在是觉得丢人。我在厂区里转悠的时候，经常看见同一届的学徒工，拎着六个热水瓶笑嘻嘻地从水房出来，健步如飞往班组里跑去。附近的阿姨看见他们，就说：“新来的学徒工呶，长得真帅。”然后她们又看见了我，冲我喊道：“捡‮圾垃‬的小学徒，过来！这儿有废报纸！”
我二十岁那年，把这件事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遭遇。小时候我曾在‮圾垃‬筒里捡到过一只皮球，视为珍宝，我用路边的积水把这只皮球擦干净之后，忽然有个同龄小孩站在我面前，他穿着奶白色的西装短裤，小小年纪居然梳了个分头。分头阴着脸说，这个皮球是他的，并且动手来抢。我使了个绊，把他摔进水塘之后撒腿就跑，身后传来他的哭嚎声。后来分头认准了我，隔三岔五跟我我屁股后面唠叨，我的皮球我的皮球我的皮球。我返身回去抓他，他就狂奔而去。直到有一天我没了耐性，把那个皮球还给了他，皮球已经破了。我说：“皮球还你了，‮妈他你‬的别再跟着我了。”分头接过皮球又是一阵嚎哭，我走过去给了他一个大嘴巴，他居然不嚎了，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怪物。我二十岁捡‮圾垃‬的时候，开始怀疑，这是我多年前捡皮球、干坏事的报应。
我捡了一个礼拜的‮圾垃‬。后来，我师父老牛逼出现在我面前，他简直就是个天使，照亮了钳工班漆黑油腻的工作台。老牛逼对德卵说：“我的徒弟怎么可以去捡‮圾垃‬？”他把我的背篓扔在了德卵的徒弟面前，径自带着我去修水泵了。德卵的徒弟叫魏懿歆，他的名字对工人师傅来说太恐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笔划多得数不清，也不知道他爹妈是怎么想的，简直是存心刁难工人师傅。德卵写工作报告的时候非常头疼。工人师傅嘲笑他说，你把名字写完，老子一泡屎都拉干净了。魏懿歆大专毕业，学的是机电，在钳工班也算是下车间实习。这人有点结巴，见了老牛逼总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从此以后，就由机电专业毕业的魏懿歆负责捡燃料，而普高毕业的路小路居然可以去修水泵。我也搞不清，这算不算人才浪费，反正我是再也不想干这个活了。魏懿歆是个很认真的学徒，他捡燃料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一筐一筐地往钳工班运燃料，冬天还没到，已经囤了一房间的木柴和报纸，还有两百斤优质煤，全是从锅炉房偷来的。直到有一天被锅炉房的师傅发现，一巴掌拍掉了他两个臼齿，才阻止了这种疯狂的行为。
我师父老牛逼是工厂里的名人。别人告诉我，能做老牛逼的徒弟，是我一生之中的大幸。整个钳工班都以“卵”字作为后缀，只有他是“逼”，这说明他非常厉害，睥睨群卵，不可一世。我现在三十岁，活得已经有点腻了，因此歪理越来越读多。我开始明白，人生的幸事不多，比如说，有个好丈母娘是幸事，有个好邻居是幸事，老板和老婆都不算。这是因为，丈母娘和邻居都不是你自己能选择的，运气不好会酿成长期的折磨。有一个好师父也是幸事，道理是一样的，师父不是我自己能选择的。
我最初见到老牛逼的时候，他倚在一台车床上，和一个四十多岁、磕着瓜子的阿姨聊天。他对阿姨说：“你知道吗？金条要大，元宝要小！”阿姨听了，脸上红扑扑的，用粉拳捶他。老牛逼就诡诡地笑了起来。
金条和元宝是工厂里的黑话，我听不懂。后来去修水泵的时候，我悄悄问他：“师父，您说那金条和元宝，到底是啥意思？”
老牛逼哈哈大笑，用手指给我做了个比方，他把右手的中指伸到我面前说：“看，这就是金条。”他又把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圈成环状，伸到我面前，说：“见过元宝吗？这就是元宝。”然后他就把金条伸进元宝里面，进进出出比划了一下。我当时拍了拍脑袋，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其实只能说，我对金条的了解远远大于元宝，元宝只是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我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只是为了让老牛逼相信，我是一个很有领悟力的孩子，教我修水泵那算是找对了人了。
工厂里认师父，也有一个拜师仪式，就是送香烟。我塞给老牛逼一条红塔山，他笑纳了，从此对我很照顾，把厂里所有的黑话都解释给我听。只有听懂黑话，才能从学徒晋升为老油条。
老牛逼五十多岁，头发花白，长着一个万众瞩目的狮子鼻，他干活的时候鼻翼会暴涨出来，这时候他的鼻孔里可以轻易塞进去两个大红枣。当然我也就是想想而已，绝不会真的这么干。他带我去修水泵，各个车间的阿姨站在路边喊他：“老牛逼！又带徒弟啦？”
老牛逼喊道：“黄花小伙子！借给你过瘾吧！”
阿姨喊道：“留给你老婆过瘾吧！”
我听了这话，嘴里就犯嘀咕。老牛逼问我，你在嘀咕什么。我说，妈的，老阿姨。老牛逼就很严肃地告诉我，不要歧视老阿姨，在工厂里要是得罪了这些阿姨，那就倒了大霉啦。我说我知道的，我们学校里以前有个总务处的阿姨，她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总是脸色潮红，嘴唇像抹了口红一样鲜艳夺目。她的把戏就是查卫生的时候戴一副白手套，往窗框上一抹，手套上若有一点脏的，就让我们重新擦。我们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她就说，窗框要擦到我们能用舌头去舔，那才算是擦干净了。这种说法很无理，不如直接用舌头把窗框舔干净算了。我们又不是做鸭的，练那么好的舌功也是浪费。
我对四十多岁的老阿姨天然地抱有恐惧感，就像我对二十岁的姑娘天然地抱有好感。我不了解老阿姨，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我连小姑娘都不了解，老阿姨当然就更神秘了。
老牛逼向我具体解释了“阿姨”。老牛逼说，厂里管那些已婚已育三十五岁以上的女性叫老阿姨，三十五岁以下的已婚女性叫小阿姨，统称阿姨，这和家里做保姆的阿姨是两回事，更不是我妈妈的妹妹。当然，并不是所有已婚女性都能计入阿姨的行列，就是说，她至少得有点女人的味道，哪怕是残存的、些微的、装出来的。假如是一个嘴唇上有胡子、腰围接近水桶的女人，那不叫阿姨，叫老虎。好比我说的那个总务处阿姨，她其实就是老虎。两者的区别是，阿姨只会朝你翻白眼，斗斗嘴，捶捶粉拳，老虎则是凑到面前一口唾沫吐过来，还会大哭小叫，抓女人的头发，揪男人的睾丸。老牛逼说，认清阿姨和老虎，对我的生命财产很有好处。
厂里的女人，就这么被他分为小姑娘、小阿姨、老阿姨三种规格，“老虎”在此规格之外，属于劣质产品。他还说，所有的小姑娘都会变成小阿姨，小阿姨会变成老阿姨，这是自然规律。
老牛逼说，阿姨得哄着，她们会和我发生长期的关系。我想不通，我这个年纪凭什么会和阿姨沾上边。老牛逼说，现在当然不沾边，可是等我在工厂里年复一年地干下去，变成一个中年钳工，身边那些小姑娘也就晋升到阿姨行列中去了。到那个时候，新来的小姑娘是绝不会和我说话的，我唯一的娱乐就是找同龄的阿姨，说一段黄色笑话，然后等着她们来捶我。
当时我听了他的话，闷闷不乐，像只瘟鸡。我师父老牛逼早就预见到了我会有一个枯燥的中年，只有阿姨才是唯一的雨露。想到这个，我就很绝望。老牛逼给我的启示是，我必须马不停蹄地在厂里跟各种小姑娘打交道，与她们混熟，可以敲敲肩膀拍拍胳膊，说几句黑话而不至于被她们吐一脸口水。我会和她们一起进入无耻的中年，过过干瘾，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虽然很没劲，但至少不会显得特别的悲惨。
我师父老牛逼之所以成为厂里的名人，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泡老阿姨，而是因为他打过车间主任。
我堂哥也打过车间主任，他把一个瘦猴一样的车间主任打成了猪头，还在他耳朵上咬了一口。农药厂的保卫科找我堂哥谈话，他进了保卫科把衣服一脱，露出了胸口的刺青，是一幅哪吒闹海。哪吒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完全临摹‮海上‬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那部动画片。保卫科的人看到这个刺青，没多说什么，放他回家了，过了两天他们把我堂哥给开除了。
老牛逼打车间主任，据说是八十年代初的事，也不知是哪里得罪了他，他走到车间主任办公室里，抡起一个烟缸，朝车间主任脑袋上拍了三下。这三下把车间主任打成了脑震荡。车间主任醒过来之后，托人给老牛逼送去了一条牡丹牌香烟，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人人都讨厌那个车间主任，只是没人敢去拍他而已，老牛逼因此成了全厂的英雄。当时老牛逼四十来岁，正是在厂里打人的好年纪，辈分和拳头都够大的。后来我做了他的徒弟，他快六十岁了，即将退休，肌肉开始萎缩，而且老花眼，已经打不动人了。而我还是个学徒，辈分不够，胳膊再粗也是枉然，打人的下场就是被开除。我和老牛逼在一起，假如取短舍长，连苍蝇都拍不死一个，假如取长补短，就能打遍全厂无敌手。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我二十岁的时候遇到一个敢于打车间主任的师父，心里难免会发痒。可惜，我最终只是陪着他，拆了很多出故障的水泵，见识了很多姿色阿姨而已。
我曾经很仰慕地对他说：“师父，你那么牛逼，敢打车间主任。”
老牛逼说：“这不稀奇，最牛逼的是拉电闸。”
“怎么拉电闸？”
“厂里扣你奖金，你去把电闸拉下来，所有的车间都停产。”老牛逼说，“这个最牛逼。”
“你拉过电闸啊？”我联想到农药厂的阿三，这个猪头造个谣就被抓进去劳教，拉电闸必定是判刑无疑。
老牛逼说：“我没拉过电闸，有人拉过。”
“抓进去了？”
“没有抓。敢抓他，他就敢把厂长办公室给炸了。”老牛逼说，“厂里牛逼的人有很多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后来我知道，老牛逼最牛的不是打人，也不是玩弄老阿姨，他真正的本钱是技术，全厂五百多个水泵，没有他不会修的。除此之外，他还会修自行车、助动车、各类机床，甚至是食堂里造面条的机器。七九年的时候他是全化工局的维修技术标兵，把一台日本进口的真空泵给修好了。后来他拍伤了车间主任，自己也忽然变成了一个傻子，什么机器都不肯再修了，但凡出故障的水泵在他手里一律报废掉，换新的。厂里知道他技术好，耍牛逼，拿他没辙。技术是一个工人的资本，假如像歪卵师傅那样，脖子直不起来，刨出来的铁块全都是朝左歪的，同时又不敢豁出去炸厂长办公室，这就没有任何耍牛逼的机会，只能做一个钳工班的文工团，被人嘲笑到退休。
我们所修的水泵，大部分在泵房里，由阿姨们看守着的。泵房里有几个按钮，通常按绿色的就会使水泵转起来，按红色的它就停了，每天的工作就是按了红键按绿键，周而复始，非常轻松。假如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工作通常是由电脑程控完成的，不需要阿姨来操作，劳动力解放之后，阿姨们就回到家里去做全职主妇。但这是欧美国家的办法，九二年，在我的化工厂里，只有财务科摆着两台电脑，大部分人还搞不清计算机和计算器的区别。
看守泵房的工作，就像医院里的护士，只能由女的来做，这是厂里不成文的条例。假如由一个男的去干这个，大家就会怀疑他是个残疾。
泵房都在生产区里，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工作间，总共不过四个平方的空间，放着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门‮话电‬，没有拨号键。这种‮话电‬机无法打外线，只能通过总机呼叫厂里的某个分机。另外还有几张报表，填写每个水泵的运转状况。水泵就在工作间外面，水泵要是坏了，阿姨们一个‮话电‬挂到机修车间，机修车间的调度员再把‮话电‬挂到钳工班，这时候，我的工作就开始了。
老牛逼第一次带我去修水泵，他揣着一把扳手，对我说：“跟我走。”我跟着他进了生产区，绕过两个车间，钻过一个小门洞，七拐八弯来到一个贮槽后面，这里有一个工作间，门开着，有个阿姨靠在门框上对着我们招手。这个地方阴森森的，除了机器的轰鸣，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也不会有人走过。我心想，这不太像是修水泵，倒有点像是去嫖娼。
阿姨说：“老牛逼啊，东边那个水泵坏掉了。”
老牛逼说：“你怎么像个白毛女，缩在里面不出来啊？”这又是黑话，我已经懂了，白毛女就是被强奸过的意思。阿姨听了，冲出来拧老牛逼的嘴，一边拧一边问：“咦？新收了个徒弟？”
老牛逼对我说：“去把螺丝拧下来。”我揣着扳手去找那个坏掉的水泵，把老牛逼和水泵阿姨留在了身后。
水泵通常是用四个拇指一般粗的螺栓固定在基座上，我的任务是把那四个螺帽卸下来。大多数螺帽因为年深日久，加之地面潮湿，已经锈成了一块铁疙瘩。我把扳手套上去，开始发力撼动它。这个动作，和划桨一模一样。我后来认识一个英国人，是剑桥大学划艇队的，差点就去参加了‮运奥‬会，说起这门高尚运动，他很自豪地捋起袖子，给我看他的肱二头肌，丰满光滑简直就像小半个地球仪。我也捋起袖子给他看我的肱二头肌，并不比他逊色多少，把英国人看得很开心，问我玩什么运动。我说，我玩的是锈螺丝。英国人没听明白，以为我说的是Show&Rose。
那天我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拧螺丝，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拧下来三个，最后一个螺帽简直像是狗操X，套在那根螺栓上，死也不肯下来。我往肺里吸进去足有两公升的空气，脖子上青筋爆出，四肢肌肉绷紧，上下臼齿磨得嘎吱嘎吱响，好像是要射精的样子。最后一发力，嘎嘣一声，我向后倒去，螺栓竟然被我拧断了。
我在地上打了个后滚翻，爬起来，拎着螺栓去找老牛逼，他正在工作间里陪阿姨嗑瓜子。我把螺栓往桌子上一扔，老牛逼皱着眉头说：“怎么搞的，螺栓断了？”
我说：“我也没办法。它就是断了。”
老牛逼说我是生犊子，干活光凭一股子蛮力，不讲究技术，就会拧断螺栓。我想起我堂叔说过的，钳工是技术工种，没技术的人连螺丝都拧不下来，原来这话是真的。
拧断了螺栓是很麻烦的，得用气割枪，把残余的螺栓从基座里割出来，再装上一根新螺栓。此事不用我来做，我只管拧螺丝就可以了。这种意外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卸过两三百个水泵，统共也就碰到了这么一次，但我无论如何想不到，那个水泵阿姨竟然因此把我记住了，还到处散播，“老牛逼新收的徒弟是个生犊子，一上手就把螺栓给拧断了。”其他水泵阿姨听了，也把我给记住了，我去卸水泵的时候，她们就会特地关照我说：“小路啊，拧螺丝的时候当心点啊，别把螺栓给拧断了。”她们凑到我身边看着我拧螺丝，把脸上的雪花膏气味灌进我的鼻孔里，搞得我只想打喷嚏。
把水泵卸下之后，会有农民工用扁担挑着一个新水泵过来，钳工负责把新水泵装上去，农民工就把有故障的水泵挑到钳工班去。水泵有很多种，最重的那一种，得八个农民工才能挑起来。
这样的农民工在厂里被称为“起重工”，这种强体力劳动正式工都不肯干，就找郊区的农民来干。后来郊区的农民也不干了，就找县里的农民来做，再后来，县里的农民也找不到了，厂里的起重工全都成了外省民工。
据说，人老了以后做梦，都是关于往昔的。人老了就没有未来了，即使在梦里也看不到未来。我三十岁的时候经常梦见往昔，拎着一个扳手，迤俪走向厂区深处的泵房，那里有一个阿姨和一台坏掉的水泵在等着我。梦里的我心情平静，一点也不觉得委屈。
我想不起十年前自己是以什么心情去拆那些Show&Rose了，我也忘了那些阿姨具体的相貌，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印象中都是差不多的。只有一次，我记忆深刻。那次，我独自去糖精车间拆一个水泵，走进工作间，觉得很诡异。那个阿姨把四平方的工作间布置成了一个温馨的闺房，有橙黄色的台灯，淡蓝色的布幔，椅子上是米老鼠的坐垫，最恐怖的是，她不知从那里搬来了一张折迭床！阿姨斜躺在床上，瞄了我一眼，说：“二号水泵坏了，你自己去修吧。”
我把螺丝卸下来之后，又跑进工作间，背对着阿姨打‮话电‬，叫起重工来扛水泵。趁这当口，阿姨问我：“你多大了？”我对着‮话电‬喊：“喂！喂！起重工吗？你们他妈的怎么还不过来？”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通过镜子我看见阿姨撇着嘴，懒洋洋地翻了个身，不理我了。
我把这事情说给老牛逼听。老牛逼问我：“她长什么样子？”我形容说，浓眉，卷发，血红嘴唇，还这么斜躺着。老牛逼说，那不叫斜躺，准确的说法是贵妃躺，两腿并拢，把手撑在腮上，如果两腿叉开那就不是贵妃躺了，而是潘金莲躺。我翻着眼珠回忆了一下，说：“腿倒真是并拢的。”
老牛逼说：“那个女人叫阿骚，要离她远一点，她腿并拢的时候还好一点，要是叉开了，全厂的男人都顶不住。以后糖精车间的水泵就让魏懿歆去弄吧。”
“魏懿歆会不会出事啊？”
“你放心，阿骚不喜欢结巴男人。舌头短，够不着。”
关于修水泵，还有一些细枝末节可说。
坏掉的水泵挑进钳工班里，被扔在角落，凑个黄道吉日，拆开了统一检修。据我所知，修好的并不多，其实钳工们根本懒得去修它们，每隔几个月，废品仓库的人过来清点一下便全都收走了。
我爸爸有时候会问我：“小路啊，你的水泵修得怎么样了？”我只好糊弄他：“这两天在学修真空泵。”他就对我说一大堆真空泵的工作原理，最后加了一句：“学会修水泵，跑到哪个化工厂都有饭吃。”
有一天，我指着钳工班里大大小小的水泵，对老牛逼说：“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修水泵？”
老牛逼说：“学这个有什么用？你还是帮我去管自行车摊吧。”
我说：“师父，你总要教我点什么吧？不然等我满师了，跑出去什么都不会，你也不见得有面子啊。”
老牛逼说：“你修好了水泵又怎么样呢？会给你加奖金吗？”
我说：“不会。”
老牛逼说：“那你修不好水泵又怎么样呢？会把你辞退吗？”
我说：“也不会。”
老牛逼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所以你还是去帮我看自行车摊吧。”
事隔多年，我想起老牛逼那一身松垮垮的肉，眯着眼睛看水泵的神态，以及他横着走路的样子，我总觉得他像个哲学家。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人干了四十年的钳工，揍过车间主任，修过无数台水泵，既不尊重女人也不尊重知识，他就会变成一个哲学家。
九二年的时候厂里派了几个干部到钳工班来，说是要考我的技术，评职称。钳工的最低级别是二级，再往上是四级，最高八级。干部们问老牛逼，你徒弟能考几级？老牛逼说，四级没问题。我当时吓得冷汗直流，他们要是扔一个水泵给我，除了拧螺丝，我再也不会干别的了。结果，干部们扔给我一坨铁块，说把这个铁块锉成一个立方体，就算我通过四级考核了。我拎起铁块，拿起锉刀，挥汗如雨地干了六个小时，把拳头大的一块生铁锉成了方不方圆不圆麻将牌一样大的东西，干部们捏着这块东西，问老牛逼：“这好像不行吧？”老牛逼说：“你说不行？你看歪卵刨出来的铁片，有几根是直的？”干部听了就说：“算了，反正我们厂的钳工也就是拧拧螺丝而已。通过了！”我暗骂那个干部，操，你早知道拧螺丝就可以，何必让老子锉了六个钟头的铁块呢？
通过了四级考试，我就涨工资了。我曾经对张小尹夸口说，我这辈子也考过四级，不是四级英语，而是四级钳工。这当然是个笑话。我的抽屉里还有四级钳工证书，贴着我的照片，是厂里一个业余摄影师拍的，背景是一块红布，我穿着不蓝不绿的工作服，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眼神茫然，一个门牙嵌在下嘴唇上，好像马上就要拉出去枪毙的样子。这种丑态不能怪我，那王八蛋摄影师实在太业余，我屁股还没坐到凳子上，他快门已经按下去了。
第一章&悲观者无处可去
在去往终南山的路上
天色渐亮，暮色渐沉
他不知终南山的鸟儿们
四季里只睡了这一夜
——张小尹《终南山》
张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边。她说：“路小路啊，你说说你从前的故事吧。”
这一年我三十岁，我很久没有坐在马路牙子上了，‮海上‬人管这叫街沿石。这姿态让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对张小尹说：“你去给我买一杯奶茶，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海上‬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马路边全都是从阴沟里泛出来的水，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这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张小尹是地下诗人，她把诗贴在网络论坛上，后面跟着一‮股屁‬的帖子。我也跟帖，夸她写得好。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她很能走路，沿着中山西路风生水起地走，我在她后面跌跌撞撞一路小跑，觉得自己像个残废。等我们同居之后，她忽然又变成了一个不爱走路的人，走着走着就把手扬了起来，嗖地跳上一辆出租车。
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马路上的出租车很少，口袋里的钱也不多，坐出租车就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和女孩子逛马路，会用一种很温柔的口气说：“我们还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里地去。那时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觉，没有动不动就坐出租车的，她们通常都推着一辆女式自行车，恋爱谈完了，就跳上自行车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们。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候我二十岁，生活在一个叫戴城的地方，那里离‮海上‬很近。九十年代一眨眼就过去了，我的二十岁倒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些实际的时间与你所经历的时间，像是在两个维度里发生的事情。
我对于爱走路的女孩有一种情结，我在中山西路上对张小尹说：“我们谈恋爱吧。”后来就谈恋爱了。恋爱之后，她再也不愿跟着我一起走路，而是爱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这个情结算是彻底破灭，不过，事情不算很糟糕，张小尹不爱走路但她爱写诗，写诗的女孩是我的另一个情结。
我当然不可能要求一个女孩又能写诗又能做菜，又聪明又漂亮，还得是个走路一族。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对女孩没什么要求的，人品好一点就成了。张小尹说：“我不要听你说人品，我人品很好的。我要听你讲以前的故事。”张小尹是所谓的80后，她爱听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好吧，就像你的大学时代是在图书馆和网吧里度过的一样，那是二十一世纪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烂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带着果子的香味而腐烂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多么明媚，多么鲜艳。
在这个故事的开始，我模仿杜拉斯的《情人》说：该怎么说呢，那年我才十九岁。或者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很多年以后，路小路坐在马路上，想起自己刚进工厂的时候……
我想，我要用这种口气来对你讲故事，像面对一个睽违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这些故事在我三十岁的时候还无处倾诉，它就会像一扇黑暗中的门，无声地关上。那些被经历过的时间，因此就会平静而深情地腐烂掉。
我对张小尹说，我二十岁那年的理想，是在工厂的宣传科里做个科员。张小尹一听就乐了：宣传科啊？那不就是画黑板报吗？
黑板报不用天天画，大部分时间，宣传科都很清闲，什么都不用干。出了生产事故，有人不小心死了，或是不小心被机器切下来一条胳膊，宣传科就出点安全知识黑板报。有人生了第二胎，或是不小心未婚先孕了，宣传科就写点计划生育小知识。就这么点事情，一共有十来个科员轮流干。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帮科长泡好茶，然后，摊开一张《戴城日报》，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吃午饭。宣传科的窗台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个日晷，上午指着我下午指着我对面的科长，午饭时间它应该正好指着科室的大门。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着这个日晷，时间就会非常轻易地流逝。
这只是我的想象，我没有在宣传科干过，别人说我学历不够，只能去做工人，而且是学徒工。这种人在厂里的地位非常低，在食堂排队打饭得给‮师老‬傅让先，在厕所排队拉屎得给‮师老‬傅让坑，吃不上热饭也就算了，屎要是拉在裤子里那就糗大了。但我照样在工厂里生活了很久，为什么不离开它，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其实，在宣传科里看日晷，是件非常不浪漫的事。那时候有女孩子问我：“路小路啊，你的理想是什么啊？”我就说，我要当个诗人。我心里想去宣传科，嘴上说的却是想做诗人。为此我也写一点诗，拿给女孩子看。她们看了之后说，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听了这种表扬居然还觉得高兴。她们又说，路小路，你这么有文采应该进宣传科啊。这句话点了我的死穴，我只好说，学历不够，看样子做诗人比进宣传科容易。
我说，理想这个东西，多数时候不是用来追求的，而是用来贩卖的。否则，我二十岁的时候，怎么会对那么多的姑娘说起我的理想呢？当时我是学徒工人，干体力活的，按理说，这种人天生没理想，脑子像是被割掉过一块。我当时为什么会有理想，自己也说不清，大概割得还不够多吧。
张小尹快活地说：“小路啊，你现在很失败，你既没当成诗人也没当成科员！”说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了我的头顶上。
我读中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很差，解析几何题目做不出来，看见象限上的曲线只觉得像女人的‮房乳‬和‮股屁‬。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学，同学嘴贱，就去告诉了数学‮师老‬。数学‮师老‬说：“路小路的人生观有问题，只有悲观的人才会把曲线看‮人成‬体素描。”以后他每次在黑板上画曲线，都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对我来说，数学‮师老‬的话像个谜语。中学的政治课上讲的都是主观客观、唯心唯物、剩余价值之类的问题，马列主义哲学一般不讲悲观和乐观，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为数学‮师老‬在嘲笑我，我们那个中学是普通高中，用的课本都是乙级本，有人说读这种课本想考上大学就像用柴油发动机想飞上月球，完全是一纸荒唐梦。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厂做工人，比较高档的是去做营业员，当然也有在马路牙子上贩香烟的。这种学校的数学‮师老‬，你能指望他说出什么金玉良言呢？
当时我的选择是：第一，去参加高考，然后等着落榜；第二，不参加高考，直接到厂里去做学徒；第三，不去做学徒，直接到马路上去贩香烟。我爸爸经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到马路上去贩香烟了。”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会反问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学习呢？”
我爸爸说：“那你可以去厂里做学徒工。”
我说：“爸爸，做学徒工还得好好学习啊？”
我爸爸说：“你以为学徒工那么好做？”
我必须重点说明，我爸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他一辈子跟反应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后生产出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据说农村妇女喝这种农药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过去是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挺清秀的，在车间里干了二十多年，变成了一条胡子拉碴、膀大腰圆的壮汉，乍一看跟工人师傅没什么区别。那几年他虽然处于生理上的衰退期，但毕竟还没跨过更年期的门槛，肌肉依然发达，脾气却越来越坏，打我的时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碍着我妈的情面，不敢和他对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
我和他讲道理，说：“爸爸，关键是我并不想当工人。哪怕做个营业员，总比当工人强吧？”
我爸爸说：“你要是做营业员，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要是做工人，将来还有读大学的机会。”
我爸爸后来说到职大。你知道什么叫职大吗？就是职业大学。说实话，因为读了个普高，我对一切大学的知识都不了解，我甚至搞不清本科和大专的区别。有一次我去问班主任，这个王八蛋居然说，这种问题我没必要搞清楚。后来我爸爸向我解释，戴城的化工系统有一所独立的职业大学，称为戴城化工职大，戴城化工系统的职工到那里去读书，就能拿到一张文凭。读这所大学不用参加高考，而是各厂推荐优秀职工进去读书，学杂费一律由厂里报销，读书期间还有基本‮资工‬可拿。这就是所谓的“脱产”，脱产是所有工人的梦想。
我爸爸说，只要我到化工厂里去做一年学徒，转正以后就能托人把我送到化工职大去，两年之后混一张文凭出来，回原单位，从工人转为干部编制，从此就能分配到科室里去喝茶看报纸。
我听了这话非常高兴，‮年十二‬来挨他的揍，全都化成了感激。我问他：“爸爸，你搞得定吗？送我去读大学，一定要走后门吧？”我爸爸说：“我在化工局里有人的。”我吃了这颗定心丸，从此不再复习功课，一头扎进游戏房，高考考出了全年级倒数第二的成绩。按理说，应该去马路上贩香烟，但是一九九二年的暑假我仍然拿到了一张化工厂的报名表。我对我爸爸的法力深信不疑。
进了工厂之后才知道，我爸爸是彻底把我忽悠了。这家化工厂有三千个工人，其中一半是青工，这些人上三班、修机器、扛麻袋，每个人都想去化工职大碰碰运气。后来他们指给我看，这是厂长的女儿，这是党委书记的儿子，这是工会主席的弟弟，这是宣传科长的儿媳妇。他们全是工人，全都想调到科室里，全等着去化工职大混文凭呢。这时候我再回去问我爸爸，你不是说化工局有人的吗？他捂着腮帮子说，那个人退休了。
所谓的职业大学，因此成了一张彩票，何时能中奖，谁都说不清楚。我为了买这张彩票，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自己送到了工厂里，去做学徒工。这很正常，如果你不去买彩票，那就永远不会有中彩的机会。我爸爸说，只要我辛勤劳动、遵守纪律、按时送礼，就能得到厂长的青睐。
我发现自己上当了，想脱身已难。家里为了能让我进工厂，并且谋一个好工种，送掉了不少香烟和礼券。对我爸爸来说，礼券和香烟才是买彩票的代价，至于他儿子则算不上是代价，最多只是一个没抢到水晶鞋的灰姑娘，虽然没赚，但也不会赔得太厉害。我回想起数学‮师老‬的话，路小路把曲线看成‮股屁‬，因此他是一个悲观的人。这时我开始认真反思这句话，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不但会把曲线看成‮股屁‬，还会把‮股屁‬看成曲线。这样的人必定悲观得无可救药，因为，他眼前的世界是一团浆糊，所有的选择都没有区别。
那年我爸爸为了一件小事揍我，他忘记我已经是工厂的学徒了，而且是一个上不了职大的学徒。在我妈的尖叫声中，我甩开膀子和他对打了一场，打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发了一根香烟给我爸爸。我爸爸抽着这根烟，对我妈说：“出去买只烧烧鸡丨吧。”
我对化工厂没好感。
那时候我们家就生活在戴城，这座城市有很多化工厂。农药厂，橡胶厂，化肥厂，溶剂厂，造漆厂，都算化工单位。这些厂无一例外地向外喷着毒气，好像一个个巨大的‮门肛‬。你对着‮门肛‬怎么可能不感到厌恶呢？
我们家住在新村里，都是八十年代初单位里造的公房，分配到职工手里，交一点房租就能住进去。这些房子都是四五十平米的小户型，后来改制，成了私有财产，再后来就涨价了，成了退休工人的棺材本。这些新村的名字都是按照单位的名称来定的，比如纺织厂的新村，就叫纺织新村，农药厂的新村，就叫农药新村。诸如肉联新村、肥皂新村这种名字也有，反正没什么想象力，但很好记。
我家就住在农药新村，离农药厂很近。也不知道是厂里哪个‮逼傻‬选的这块地皮，它离农药厂只有五百米远，半夜里厂里释放出的二氧化硫气体，像臭鸡蛋的味道，熏得树上的麻雀一个个地掉下来。这种地方根本不能住人，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农药厂经常爆炸，有时候是嘭的一声，好像远处放了个炮仗，有时候是轰的一声，窗玻璃抖三抖。通过爆炸的声音可以分析出它的强度，家里听到爆炸，就会打‮话电‬过去问。那时候只有公用‮话电‬，炸声一起，杂货店门口就排满了职工家属，打‮话电‬过去问，炸的是哪个车间，死了谁伤了谁。打‮话电‬的人会转过头来向大家宣布伤亡情况，一般来说，不太会有人死掉。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爆炸没人死掉。我爸爸说，爆炸之前，仪表和阀门会显示出异常反应，人就全逃光了。如果是毫无征兆的爆炸，那就不是农药厂了，那是兵工厂。
那年夏天，傍晚的火烧云照得整个新村红彤彤的。我家住在一楼，有个小院子供我们晾晒衣服、种葡萄、堆杂物，以及楼上人家偷偷地扔垃圾和烟头。那天我妈在厨房烧菜，我和我爸爸在院子里下象棋，忽然听见远处“轰”的一声，一缕黑烟缓缓升起，农药厂又炸了。我爸爸放下棋子，爬到院墙上，细细地打量远处。我说：“爸爸，别看了，你又不在厂里。”
我爸爸说：“看一看。”
我说：“年年都炸，我都看腻了。”
我爸爸说：“今天顺风，小心点。”他以前说过，万一厂里炸了，有毒气体泄漏，一定要顶风跑。毒气是顺风飘的。
后来我也爬到了院墙上，公房的阳台上早就趴满了人。那是中班时间，大家都在踅摸谁在厂里当班。我看到一些暗红色的光，在围墙深处闪烁起伏。我爸爸指着那一片说，那里是车间区，不是仓库，是车间炸了。他皱着眉头，对我说：“如果发生情况，一定要顶风跑。”我说我知道了，这话听过很多遍了，也没跑过一次。后来我们看到楼上的阿三从那边狂奔过来，阿三看见我爸爸，大喊：“不好啦！大路（我爸爸绰号叫大路）！炸啦！”我爸爸问他：“炸哪里啦？”阿三狂喊道：“马上就要炸到氯气罐啦！”
我爸爸听了这话，一言不发，跳下墙头，顺手把我也拽了下来。他拖着我跑到厨房，伸手把煤气炉关了，然后又拖着我妈，狂奔到车棚，打开那辆二十八吋凤凰自行车的锁，他就驮着我妈往东南方向狂飙而去。后来他发现我掉队了，我自行车钥匙没带，穿着一双塑料拖鞋跟着他们跑。我爸爸说：“来不及了，你就在后面跟着跑吧。”
阿三的一路狂喊使农药新村炸了锅，所有的人都从楼房里跑了出来，这种壮观的场面只有在地震的时候才看到过。所有人都在喊，氯气泄漏了快他娘的跑吧。我爸爸一边猛踩自行车，一边大声喊：“顶风跑啊！大家顶风跑啊！”我跟在他后面，看见对面楼里李晓燕的奶奶披着一身肥皂泡跑了出来。老太太大概在洗澡，只来得及穿上一条裤衩，她胸口空荡荡的，一对‮房乳‬像两个风雨飘摇的麻袋片在众人眼前晃悠，麻袋片配上主人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很像是一场失败的春梦。逃命的人群根本没有时间欣赏她，我呢，说实话，这是我有记忆以来见过的最初的‮房乳‬，虽然它是如此地狼狈，如此地多余，但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我妈坐在自行车书包架上对我说：“小路，不许盯着人家看，不许耍流氓。”我心想，您真有空，这会儿还有心思关心我的思想品德，氯气要是喷过来我就死了，我到死还没看过女人的‮房乳‬，真是活得太不值得了，况且那根本就是麻袋片嘛。
那天傍晚，我们三个穿过了浩浩荡荡的人群，沿着公路往郊区逃去。我爸爸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妈，我在后面穿着一双塑料拖鞋一溜小跑，脚上都磨出了泡，但他们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十几辆消防车呜哇乱叫着从我们身边驶过，再后面是警车和救护车。这些车子都消失之后，马路变得异常安静，只有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咯吱声，以及拖鞋踩在柏油路上的踢踏声。天色忽然暗下来，西方的天空中只有一丝血红色的晚霞，路灯渐次亮起，再后来连拖鞋的踢踏声都没了，我把拖鞋捏在手里，赤脚在柏油路上跑着。我爸爸就把自行车停了下来，说，不走了，氯气要是飘到这里，估计连市长都被熏死了。
我们在郊区一个“停车吃饭”的小饭馆吃了蛋炒饭，我爸爸打‮话电‬到厂里去，厂里说，炸的不是氯气，是别的东西，楼上的阿三在造谣言搞破坏，阿三就是这么个喜欢搞破坏的人。我妈说，阿三的道德品质很坏，经常往我家的院子里扔香烟‮股屁‬，现在又造谣惑众。我爸爸说，这也不能怪阿三，他是好心。
我爸爸是工厂里的老法师，他知道，氯气泄漏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他对阿三的宽容并没有使之逃避惩罚，因为李晓燕的奶奶死啦。李晓燕的奶奶暴露出两个麻袋片，全新村的人都看到了，李晓燕的妈妈说她是老不要脸的，于是老太太从六楼蹦了下来。这件事的罪魁祸首竟然成了阿三。李晓燕全家到派出所去报案，李晓燕的妈妈哭成了泪人，她说是阿三的谣言造成了老太太的死亡，她拽着警察说：“你们要让阿三这个流氓偿命呀！我婆婆不能白死呀！”她这么乱喊，别人以为是阿三对她婆婆起了歹心，强奸未遂杀人灭口，事态越发严重，围了很多人来看热闹。警察被她搞得很烦，到农药厂去了解情况，厂里的头头说，阿三这个破坏分子，早就该抓进去了。既然厂里都推荐他去坐牢，阿三的命运当然可想而知，后来他被送到劳教所去的时候，罪名就是“破坏社会安定”。
我妈说，李晓燕的奶奶死得很冤，阿三更冤。我心想，其实我也很冤，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房乳‬是个麻袋片，而且，因为我看到了它，它的主人竟然就从楼上跳下来死了。这事情很诡异，让人觉得恐惧。我对化工厂也抱有同样的恐惧，但我说不出原因。
九二年的夏天，高考之后，我拿到成绩单就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他说这种成绩连做香烟贩子都没有可能。我聚精会神地品尝了这记耳光，心想，爸爸，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挨你的巴掌。他打得真不赖，半边脸都肿了起来。
打完之后，我爸爸说：“你等着进工厂做学徒吧。”
那是我生平最后一个暑假，我无所事事，成天游荡。不知为什么，天气似乎也和我作对，总是下些不大不小的雨，没法到河里去游泳，我只能独自在游戏房玩“街霸”。有一天我把口袋里的零钱全都兑成了硬币，玩了个囊空如洗，漫长而无聊的下午仍然没有结束，于是把一个过路的小学生拦住，从他身上抄走了一块三毛钱。小学生撒腿就跑，跑出一百米之后回头对我喊：“我叫我哥哥来收拾你！‮逼个了妈‬！”
你知道，所有那些在暑假里无所事事的少年都是一颗定时‮弹炸‬，他们或单独游荡，或成群出动，酷暑和无聊使他们的荷尔蒙分泌旺盛。我可不想惹上这种麻烦，就用抄来的钱买了一根雪糕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在客厅里坐着了。他问我：“去哪儿了？”
我顺嘴答道：“复习功课去了。”
我爸爸用食指关节叩了叩桌子：“你想想清楚再回答。”
经他的提醒，我想起高考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课本和复习资料都被我卖到废品‮购收‬站去了，就改口说：“到同学家看电视去了。”我之所以撒谎，纯粹习惯使然。我们家虽然是工人家庭，规矩比他妈的贵族还大，禁止抽烟，禁止去游戏房，禁止早恋，禁止逃课，禁止打桌球，禁止看课外书，禁止在马路上游荡。受禁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爸爸知道我最爱玩游戏机，经常会到附近游戏房去查岗，游戏房的老板是我哥们，见我爸爸遥遥地过来，就打一个唿哨：“小路，你爸来了。”我扔下游戏机就往后门逃。我的自行车总是停在后门，骑上车子回到家，迅速摊开书本假装复习功课。这些内幕我爸都不知道。
那天我爸爸没跟我废话，他从人造革的皮包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几排表格。我爸爸说：“把这个填好。”
这是一张工厂招工报名表，我按项目填好之后，他从抽屉里找出我的毕业照，粘了一点米饭，贴在了右上角。我问他：“爸爸，这是哪里的招工表啊？”
我爸爸说：“糖精厂。”
“你不是农药厂的吗？怎么把我送糖精厂去了？”
我爸爸摇了摇头。这事情说来话长，当年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堂哥也是通过我爸的关系，到农药厂去做一个学徒工。不幸我的堂哥最后成了个黑社会，把车间主任暴打一顿之后扬长而去，被打伤的车间主任跑到我家来评理，他头缠纱布，左臂打着石膏，耳朵上还有被咬伤的痕迹。我爸爸对他的惨状无动于衷，我爸爸当时说：“做车间主任就是这样，怎么可能不挨打呢？”车间主任哭着对我爸爸说：“路大全，将来你儿子要是进了农药厂，我就派他去掏大粪。”我爸爸是工程师，和他平级，当然不怕他威胁。但是，这个车间主任后来晋升为副厂长，专管人事和纪律。我爸爸说，要是我去农药厂上班，最终结果，很可能真的去掏大粪，就算我乐意，我爸爸也丢不起这个人。
总之，我堂哥和我爸爸合谋断绝了我的农药厂之路。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和自己爸爸做同事是一场灾难。
我讨厌农药厂，因为它经常爆炸，还放出二氧化硫气体。如果你不想闻那种臭鸡蛋的味道，就只能期盼着它爆炸，然后停产。如果你不想挨炸，就必须永远忍受臭鸡蛋的味道。这他妈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简直是人生的终极悲哀。
后来我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农药厂，而是糖精厂，糖精是一种挺可爱的东西，小时候做爆米花都得加点糖精。农药就不那么可爱了，吃下去会死掉，偷回家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我问我爸爸：“糖精就是爆米花吧？”
我爸爸想了想说：“我还从来没见过八级电工。”
我听了这话，就再也不想跟他讨论什么工种问题了。
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台风挟裹着稀疏的雨点经过戴城，被打落的梧桐树叶软塌塌的贴在路面上。我骑了半个小时的自行车，绕过城东的公路，拐进一条沿河的石子路，来到糖精厂。街上阒无人迹，全世界像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赶路，风声蹿进我耳中，然后听见轰轰的巨啸，把风声盖过了，那是化工厂的锅炉房在放蒸汽。我看见两扇铁丝编成的大门，旁边还有一扇小门供自行车出入。水泥柱子上挂着一块惨白的木板，上有一串宋体字：戴城糖精厂。
很多年以后，我带着张小尹去看我的化工厂。我们坐上出租车，沿着城东的公路走，在有河的地方拐弯，我让司机停车，对张小尹说：“你陪我一起走过去吧。”
我经常会梦到那条河，宽阔的河，有很多运送化工原料的货船在水面上航行，突突的马达声很像一幕摇滚音乐会的开场，但要是听久了，会觉得这声音很无聊。我的梦里没有马达声，只有货船无声地驶过。
如果你不知道化工厂在哪里，只需要沿着河往前走，街道只能容两辆卡车通过，往前走就是一个丁字型的河汊，有一座建造于五十年前的桥，笨拙地横跨过河流。过了桥能看到远处有一座高大的烟囱，这就是化工厂无字的‮念纪‬碑。它有时候冒着黑沉沉的烟，把天空涂抹成废墟，有时候则非常安静，肃穆地指向那些路过的浮云。
我和张小尹去的那天是周末，工厂休息，否则在这里能看到很多穿工作服的人走来走去，他们都是化工厂的工人。
张小尹说：“这个破厂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这可不是个破厂，这是戴城著名的国有企业，有两三千号工人，生产糖精、甲醛、化肥和胶水。如果它倒闭了，社会上就会多出两千多个下岗工人，他们去摆香烟摊，就会把整条马路都堵住，他们去贩水产，就会把全城的水产市场都搅乱，假如他们什么都不干，你也得在街道里给他们准备五六百桌麻将。我这还没把退休工人计算在内，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打麻将。
我对张小尹说，从前，这家化工厂的效益可好呢。过年的时候，厂里会发各种各样的年货，有时候发鱼，都是两尺多长的大鱼。工人们把鱼挂在自行车龙头上，一哄出厂，下班的路上就有两千辆自行车都挂着鱼，场面非常壮观。兄弟单位的人看见了就说：“哎呀，你们糖精厂的效益真好，发这么大的鱼。”戴城是个小地方，发鱼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厂里的人扛着鱼回家，非常自豪，这些自豪的人之中，有一个就是我。我妈把鱼切了，烹炒煎炸，烧出很多味道来。这时邻居就会赞扬我：“小路厂里发鱼了，效益真好。小路真有出息。”我妈于是也很自豪。
我和张小尹在桥上闲扯。她问我：“你是不是要到厂里去看看啊？”
我说，我不进去了，原来的门房老头死掉了，换了新的门房，不认得我。我就不进去了。这条路没什么变化，原先有一个老茶馆，在工厂隔壁，现在不见了，变成了化工厂的供销处。其他都没什么变化，只是路旁的香樟树长得更茂盛了。到了秋天，这一带会有很多黄色的野花，也没有名字，因为开得太多了，乍看有一点惊人的美。我抬起头，看到层层管道越过头顶，横跨马路，延伸到河边的泵房，这也和从前一样。我站在马路上向厂里眺望，只能看到巨大的锅炉房耸立在围墙边，至于其他车间，隐藏在更深的地方。
我对张小尹说，这就是我香甜腐烂的地方，像果子熟透了，孤零零挂在树枝上。有个故事说，果子挂在树枝上，等着鸟儿来啄它，这个故事后来又说了些什么呢？可惜，张小尹并不觉得有趣。她在桥上看丁字型的河汊，那里船只往来频繁。我们站在船上看两艘拖了十来节的大船错身，这可比二十吨的卡车错身更艰难，像老太太过马路。拖船上的船老大吆喝着，指挥着船只缓缓地驶出河汊。
有时候也会发生撞船，双方都会喊：“小心啊！要撞了！要撞了！不要再过来了！真的要撞了啊！”然后传来一声闷响，那就是撞船了。船沿都绑着厚厚的橡胶轮胎，所以撞不破，但是船民仍然对骂，绝不示弱。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打架的，用篙子捅来捅去，每当这时，化工厂的工人就不上班了，站在桥上看打架，呐喊助威，把没掐灭的香烟‮股屁‬扔到甲板上去。这很缺德，因为船民都是赤脚在甲板上走路的。
我对张小尹说，我很喜欢站在桥上看船的，叼着香烟吹吹风，但我从来不乱扔香烟‮股屁‬。这些船都是运化工原料的，如果恰好把香烟‮股屁‬扔进了贮槽口，如果贮槽里恰好有甲醇之类的原料，就会把这只船炸到天上去。我也会被炸上天，落下一缕头发半只鞋子。这种事情是典型的生产破坏，死了也落不下好名气。
张小尹说：“这种事情的概率太低啦。”
我说，凡事皆有概率，怀孕是概率，吃错药是概率，踩上香蕉皮是概率。人皆有死，具体用什么方法死掉，这也是概率。像我这样在桥上抽抽烟，结果被炸死了，这个概率当然很低，但概率低的事，并不等于不会发生，比如我认识了张小尹，这也是概率很低的事情。我很爱张小尹，因此也爱着这个概率，但我不爱把自己炸上天，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懵头懵脑的。通常来说，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犯傻，日后回想起来，就有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
九二年时候，我懵头懵脑站在厂门口，恍如梦中，那个如今已死掉的门房盯着我看。我辞职之前，他得了肺癌，在厂门口咳出了一滩血，被送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九二年的时候他还健在，他叼着香烟问我：“学生意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学生意”，他告诉我，工人就是“做生意的”，学徒就是“学生意的”。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学生意？”门房说，他站了三十年的岗，要是这点眼力都没有，这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当时想，你一个看了三十年大门的糟老头，可不就是白活了吗？
我站在厂门口，看见一些工人进进出出。他们都穿着一种颜色古怪的工作服，又像蓝的，又像绿的，也可能是蓝绿的。看到这样的颜色，我就怀疑自己是个色盲，最起码是色弱。如果我真的是个色盲，就进不了工厂，只能去马路上贩香烟……我想到自己不久也要穿着这样的衣服，穿行在工厂里，吃饭干活上厕所，心里就有一点犯怵。读高中时候，我跟在别人‮股屁‬后面去打群架，起哄架秧子，打黑拳，抡黑砖，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帝王将相皆不入眼，但跑到工厂门口居然觉得害怕，这事情我也想不通。我只觉得，自己的卡路里不能奉献给女孩，不能奉献给那些挨打的人，而是要用来造糖精，就有一种末路狂花式的悲哀。
我问门房老头，哪里是劳资科，我得去劳资科报到。老头指着一幢办公楼，那楼正对着厂门，前面有个花坛，种着一棵半死的雪松，枝桠毕露，好像吃了一半的红烧鱼。老头说，三楼就是。
我把自行车停在车库，走上三楼，楼道里非常暗，贴着些标语，安全生产争创先进什么的。劳资科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女科员坐在那里。她见我在门口探头探脑，就说：“你是学徒工吧？进来填资料。”我走进去，发现她是一个噘着嘴的小姑娘，长得还算端正，尖尖的鼻子，淡淡的眼眉，但不知为何一直要噘嘴，后来发现她天生长成这样，这就比较可爱了。小噘嘴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路小路，马路的路，大小的小。”小噘嘴在一摞报名表里把我找了出来，说：“耶？你这个名字好玩的，路小路。”我说：“你就叫我小路吧。”
等我填好了一份正式的报名表，小噘嘴严肃说：“路小路，去隔壁会议室做安全培训。”
我说：“安全培训是什么东西？”
小噘嘴说：“就是给你上安全教育课。在化工厂上班，安全最重要。懂不懂？”
我说：“懂了。”
会议室里已经坐着十来个人，后来又陆续进来了几个人，都是学徒。我在这群人里居然发现了一个高中同学，是我们的化学课代表。化学课代表进化工厂，似乎天经地义。我还没来得及嘲笑他，门口走进来一个中年男人，头发乱成鸡窝状，戴着一副瓶底眼镜，自称是安全科的干部。
关于安全教育没什么可多说的。进厂之前，我爸爸给我做了些简单的安全教育，比如生产区禁止吸烟，不要随便在管道下面走，听见爆炸声就撒腿狂奔，遇到触电的人不能用手去拉他（得用木棍打）。他最拿手的就是让我顶风跑，唠叨了上百遍，农药厂爆炸那次还实战演习了一回。
安全科干部讲的知识，和我爸爸差不多，尽是些条例，这个不许那个不许，我听得昏昏欲睡。后来他说，要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安全教育展览室。我跟着十几个学徒工稀里哗啦站起来，一起走到四楼，进了一间黑漆漆的房间，他把电灯开关一拉，眼前的场面让我睡意顿消，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听他讲话。
这个房间里贴着各种各样的事故照片，呈碎片状或半熟状的人体，有烧死的，有摔死的，有电死的，还有被割掉一半的手，剥了皮的腿，被硫酸浇得像红烧肉丸子一样的脸。这不像是安全教育，倒像是个酷刑博览会。更有趣的是，其中一张照片上什么都没有。我问安全科干部：“这是怎么回事？”
他严肃地说：“这是被炸死的人。”
“人呢？”
“炸没了。”
我看着这张照片，想不出它有什么教育意义，由于画面上只有一堆废砖乱瓦，因此也不具备任何想象的可能。我见过打群架被拍得头破血流的人，与这个展厅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当然，头破血流的人会惨叫，照片不会，照片只能是沉默地表达着它的悲惨。
安全科干部看了看我，说：“你好像很喜欢看这个？”
我说：“还好。像那个什么，抽象画。”
安全科干部也端着胳膊和我一起欣赏那张照片。后来他居然问我：“你觉得哪种死法比较好？”我一惊，变成了个结巴，话也说不上来。他说，被炸死是很幸福的，被炸死的人，轰的一声就没了，不会感到痛苦。碎片是没有痛苦可言的。被电死的人就很倒霉，尤其是380伏工业用电，人触电的时候大脑是很清醒的，只是甩不掉那电线，这时候就会知道自己要死了，然后真的就慢慢地死了。电流会使人体处于一种神经抽搐的状态，尸体摆出各种造型，甚至像杂技演员一样反弓起身体，脑袋可以从裤裆里伸出来。对于一个即将要死的人，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了。还有被轧掉手的人，那种疼痛会永远留在大脑深处，每次看到自己的残手，就会起鸡皮疙瘩。还有被硫酸浇在脸上的人，那种痛苦，叫做生不如死。
我听了这些，身上也起了一层寒栗，但他又安慰我说：“其实，只要按规章制度操作，就不会出什么事故。出事故的人，十有‮九八‬都是违章操作。”我们一直听到这里，才算听到了一点教育意义。但他后来又说：“不过也难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些人违章操作，自己没死，倒把别人给炸死了。”
这次安全教育对我意义重大，后来我去做学徒工，师傅说我缩手缩脚，一副怕累怕死的腔调。我把这个展厅的故事对师傅们说了，师傅们嘲笑我说，理他干什么，那安全科的家伙是个变态，绰号叫“倒B”。我问他们什么是“倒B”，他们说，倒B就是很混蛋很没出息的意思，要是我也这么混下去，就会赢得“小倒B”的绰号。我听了，只能强迫自己把展厅的事情忘记掉，可是偏又忘不掉，此事成为我严重的心理阴影，直到我看见真的死人、真的断手断脚，才渐渐变得像师傅们一样无畏。
我当时还问倒B，展览室里的照片是从哪里搞来的。他说，不知道是哪个上级部门编的，派发到各个工矿企业，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倒B无疑很会用成语，而且都是八个字的成语）。我不想当“前事”，成为一张扁平的照片，被挂在一个昏暗的展览室里供学徒工参观。我问倒B：“这玩艺儿有肖像权吗？”
倒B说：“我是管安全教育的，不是管法制教育的。”
倒B后来宽我的心，和我说起了概率。他说：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本厂开工以来，生产事故比美国企业还少，只有两个电工出过人命，而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这些没有专业技能的普高毕业生，是没资格去做电工的，只能做做操作工，操作工不会被电死，通常都是被炸死，目前厂里还没有一个人被炸死过，只有被炸掉一个耳朵的，这说明操作工的死亡概率相当低。
倒B说，本厂的工人，在马路上被汽车撞死的有三个，生癌死掉的有一百多个，照这个概率，化工厂的危险性还不如交通事故呢，更比不上癌症发病率，即使不到这里来上班，也可能被撞死，或生癌。
他说完就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概率吗？”
我说：“知道，就是做除法。”
倒B说：“没错，你要学会做分母，别去做那个分子，就可以了。”
安全教育就这么结束了，倒B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证书模样的东西，上面敲着一个蓝色的图章。我不知道此物有何用，是不是有了这个，就能杜绝事故发生，好像以前的红宝书一样。倒B说，不是的，这张证书代表我们都受过安全教育了，将来出了事故，死了或残了，就算我们咎由自取，与倒B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把证书发到我们手里，诡笑一通，很开心地消失了。
倒B消失之后，小噘嘴告诉我们：明天早上八点钟准时来劳资科报到，给我们分配工种。之后就放我们回家了。我离开化工厂的时候，还没到下班时间，外面的台风依旧猛烈，雨却停了。我那个高中的化学课代表走出厂门，忽然对我说：“路小路，我想我还是去做营业员吧。”
很多年以后我站在工厂边的桥上，我想起第一次站在那里，就是和化学课代表告别之后。我以后再也没看见过他，听说他并不是去做营业员，而是去一个农机厂跑供销了。
当年我站在桥上真是伤感极了，我的化学课代表继承了我的遗志，去做营业员。当然，遗志是说我死了以后的志愿，我当时的心情和死了也差不多。我想我真是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只能去化工厂‮造制‬糖精，或者像我爸爸给我规划的那样，做一个钳工或者是电工。我把自行车停在桥上，走到桥栏杆边上，像很多年后一样探出身子，躬成九十度，面向浑浊的河流。一瞬间，河水填满了我的视野。
&……改日再发，郁闷
第九章&我的伤感的情人
回首十多年前，我在白蓝家门口被她抱住亲吻，在此之前我只亲过一个女孩，在此之后我亲过多少个，自己也数不清了。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对她说“我爱你”，起初我说得很勉强，我不习惯说这句话，后来说多了也就顺口了。有一天我发现，这句话总是我在对她说，她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问她，这是不是军队里的口令，我是不是她的下级。她听了就笑，她试图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也失败了。这件事写出来很肉麻，到此为止吧。
我把厂报上发表的诗拿给她看，她懒洋洋地坐在体检床上，对我说，已经看过了。我就做出很深沉的样子问她，写得怎么样。她说，反正也看不懂啊，好像不错，有骆驼和鸟什么的。后来她皱着眉头说，你一个小电工，应该写点灯泡和马达，写什么骆驼和鸟啊。我听了很生气，照她这个逻辑，只有动物园的饲养员才能写骆驼和鸟。但她不愿跟我绕舌头。我说，白蓝，这些诗是献给你的。她瞪大眼睛说，既然是献歌，为什么不在副标题上注明一下，反而要跑过来特地告诉她。我说我怕厂里人碎嘴，而且这些报纸都用来擦屁股了，怕玷污你的清白。她就笑我是个神经病，写的诗那叫什嘛玩意。这件事写出来也很肉麻。
九三年厂里换了新厂长，风纪为之一变，再也没有阿姨敢在上班时间打毛线了，吃零食也是不允许的，洗胸罩尤其禁止。犯了事的，就被写到劳资科的黑名单上，以便日后发配糖精车间。此后没多久，白蓝的医务室里又来了个厂医，是个大嘴肥婆，屁股像麻将台一样大，嗓门低沉雄浑，据说是新厂长的亲戚。此人上马，大家就猜测白蓝也要去糖精车间了，因为医务室本来就清闲，属于冗员，放着两个厂医在那里，不符合当前的管理原则。这个大肥婆令工人感到恐惧，她不太懂医术，有一次小李眼睛里飞进一粒铁屑，疼得睁不开眼，跑到医务室去治疗，白蓝正好不在，大肥婆把小李按倒在体检床上，翻开眼皮吹了半天，还是不管用，她就用镊子夹着一块纱布，按在了小李的瞳孔上。李光南惨叫一声，从体检床上弹起来，捂着眼睛逃出了医务室。
自从有了大肥婆，我就不能去医务室了。谁要是去找白蓝，大肥婆就会站在她身后，直勾勾地看着别人，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到底是应该揍她的左眼呢还是右眼。这种念头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假如付诸于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我对白蓝说，外面有传闻，你也要去糖精车间。她就笑笑，也不回答我。后来我去问小噘嘴，劳资科到底什么意思，厂医也要去上三班吗。小噘嘴说，现在厂里的劳动力紧缺，本科生都要去上三班，以前的规矩都不算数了，全都乱了套啦。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白蓝，她说：“让它去乱吧。”
九三年秋天，厂里开大会，由劳资科长胡得力主持，干部和工头们都必须参加，普通职工也可以站在后面旁听。开会的地点是在食堂楼上，那里是一个大礼堂，有一个舞台，还有DJ台。这地方平时是用来搞舞会的，或者联欢会，或者卡拉OK大奖赛。据‮师老‬傅们说，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长年累月开思想斗争会，不搞娱乐，娱乐生活就是回家干老婆。
那天我也站在后面，叼着香烟旁听。台上坐着的是一群中层干部，台下的情形是这样的：基层干部坐在最前面，后面坐着工段长和班组长，再后面坐着先进工人，之后就是些叼着香烟嗑着瓜子的普通工人。普通工人全都站着，而且有一条白粉笔画出来的线，就在脚底下，不许跨过这条线。这情景和卡拉OK正相反，娱乐的时候都是工人抢在前面，干部被挤到后面。
我发现白蓝坐在最后一排，但她没回头看我。
那次大会开得很顺利，首先是庆祝全厂提前完成年度产值计划，其次庆祝糖精车间扩产，再次庆祝新厂长走马上任。最后是重申劳动纪律问题，胡得力先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几个基层干部，然后点名批评了几个懒散工人，其中就有路小路，上班时间调戏化验室的小姑娘；另一个是水泵房的阿骚，至于她上班干什么坏事，倒是没有明说。后来工人起哄了，在下面大声问：“胡得力，阿骚到底干了什么坏事？”胡得力不理，继续对着麦克风说话。有个师傅揪着我问：“路小路，你调戏阿骚啊？”我说‮妈你操‬，长了个猪耳朵啊，我是调戏化验室小姑娘，没有调戏阿骚，我跟阿骚没关系。周围人听了，哄堂大笑，将我一把推到白线以内。我要往后退，他们就往前推我，后来我索性就站到了前面去，孤零零地凸出在人群之外。白蓝回过头来，她对着我看。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个行将枪毙的人，站在刑场上，四面八方有很多人围观叫好，正前方是神情肃穆的刽子手，而她就是我的秘密情人，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向我观望，不知是悲伤还是嘲弄。
所谓的大会顺利召开，就在那一刻结束了。胡得力见我站在人群前面，从他那个角度看去，我大概不像个枪毙鬼，倒像是闹工潮头目，起义军的首领。胡得力对着麦克风大喝一声：“路小路，你就要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了，还这么嚣张！”下面的工人听了，面面相觑，送到糖精车间是最严厉的惩罚，厂里调戏小姑娘的多得是，从来没听说被送去造糖精的。
我本来不想说话的，听胡得力这么说，我就用双手拢在嘴巴上，对他喊：“胡科长，不要乱讲话噢，这里有很多糖精车间的人噢，去糖精车间我觉得很光荣噢。”工人们回过神来，有个糖精车间的阿姨说：“胡得力，‮妈你操‬，糖精车间就不是人了吗？”这阿姨真可爱，要不是她身上散发着甜味，我简直想拥抱她一下。
后来保卫科长站了起来，抢过话筒，指着我说：“把路小路拉出去，拉出去！”两个厂警跑过来，扶着我的胳膊。我们都很熟了，他们也不好意思动真格的，就对我说：“老弟，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走吧。”我说：“不用你们架着，老子自己走。”但后面的工人却堵着门，哈哈大笑，就是不让厂警押我出去。我对厂警说：“我也没办法，除非你们把我从窗口扔下去。”那两个厂警试图扒开人群，忽然之间，帽子被人摘走了。后面的工人抢到了大盖帽，就在半空中扔来扔去。厂警很尴尬，大家其实都是熟人，他们也不能发怒，就对我说：“都是你小子闹的，明天你得请我们吃饭。”两个厂警回过头来，对着保卫科长挥手示意。保卫科长还在喊：“押出去！押出去！”厂警也火了，对他说：“‮妈他操‬，押个鸟啊！有本事你自己来押！”
那天会场上一片大乱，后面的工人哦哦地起哄，前面坐着的干部和工头也笑得前仰后合，只有舞台上的干部都板着脸。保卫科长也下不来台，跳下舞台，打算亲自来押我。我隔着很远，指着他鼻子说：“‮巴鸡‬，你敢过来，老子把你淹死在厕所里。”这时大家想起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茅坑里的事情，简直都笑翻了，有人大喊：“方瞎子拉电闸喽！”干部们大惊，纷纷抬头看顶上的日光灯，灯都亮着呢，分明是造谣。
这时，胡得力拿起话筒，用足力气大喊一声：“不许胡闹！！！”我们厂的礼堂，用的是两个大音箱，就放在舞台两侧。冷不丁一声大吼，音箱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巨响，坐在音箱前面的人齐声大叫，向后倒下一大片。爬起来之后，有几个干部指着胡得力大骂：“胡逼！耳朵都被你震聋了！”
保卫科长这一边，因为我揭了他的短，就扑过来要跟我拼命。我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雄伟，好像最近吃多了激素，有这个闲工夫还不如去跟方瞎子较劲呢。事后白蓝提醒我，保卫科长这是要在新厂长面前表现表现自己，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当众揭短，他当然要拼命。我当时可不知道这些，摆好架子，等着他扑过来。我和他之间相距大约五十米，趁他跑过来的工夫，有个师傅朝我手里塞了一根电工皮带，对我说：“照他脸上抽，准保躲不开。”我身边两个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