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被浏览10382分享邀请回答1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0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施亮《没有水的湖》
&一、家属连&
　　下了火车，我们才发现，这儿不是咸宁五七干校，而是一个小镇。这支队伍大都是老太太们、年轻妇女们，还夹杂了几个孩子，扶老携幼的，真不好招呼。在寒风瑟瑟的车站上，她们整理行装，拎了提包，高声抱怨喧嚷，不知为何被撂到了这个小镇上。&
　　家属连的领导是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郑效洵伯伯。他担任连长，带领几个干部忙得团团转，向大家解释，由于五七干校没有盖好房子，无处安排家属，只好让家属们先住到武昌县乌龙泉镇上，在这里单独成立一个家属连。虽然大家都不情愿与家人分离，可也无奈，便服从安排，家属们携着行李，带着锅碗瓢盆，先住进一幢两层的小楼房，后来又住到了两排红砖平房里。据说，原来都是地区党校的房子，我们暂时借用了。当天晚上，郑效洵伯伯召集家属们开会，宣布将家属们编为两个排，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家属们编一个排。妈妈还被任命为小班长。&
　　床板之类的大行李还未运到，我和中华书局的两个孩子住一间小屋里，地下铺着稻草。我们不识愁滋味儿，对这种反常的生活反而特别兴奋，嘀嘀咕咕聊了一夜。&
　　第二天，父亲赶到了，还有其他干部们也赶来看望自己的家属。父亲见到我们，紧蹙眉头，阴沉着脸，瞅周围没有什么人，才悄悄对妈妈说：“我给你们写了一封信嘛，你应该收到了吧。我叫你们先不要来么!”妈妈争辩说：“唉——你不知道啊，北京现在大街小巷都在挖防空洞，学校里还练习跑警报呢!他们说，一旦战争爆发了，苏联人的坦克两天之内能打到北京呀，那时候，我拖儿带女的怎么办呀!”父亲不住地摇头：“咳，听他们乱说呢，中苏两国肯定打不起来的。都是大国，又都有核武器，哪儿能轻易开战呀!可是，你们一块儿跟我到干校来了，往后咱们家……”他长叹一口气，不往下说了。我猜，他是担心我们全家会在农村落户，怕将来回不了北京。&
　　短暂地团聚一起的全家，很快又四分五散了。父亲仍回到向阳湖去。我和妈妈随家属连住在乌龙泉镇上。妹妹住到咸宁县城的寄宿学校，干校在以前咸宁县高中的校舍里办了一所“共产主义学校”，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小学生们在那儿过上了准军事化的生活。&
　　家属们也准军事化了，除了被编为连、排、班以外，也都吃大食堂。一个笸箩里盛着糙米饭，随便吃，想吃几碗饭都行。菜呢，或是清水煮萝卜，或是清水煮洋白菜，连烂叶子也熬在里边，后来吃得我们口里清水直流，一闻那股味儿就恶心。妈妈和几个家属去帮厨，做饭的大师傅是十四连调来的炊事员崔师傅，她们赔着笑脸说：“崔师傅呀，今天还吃煮萝卜呀?”崔师傅板起脸孔，指着那一堆烂了一小半的青萝卜说：“是——啊!不吃这个，吃什么?把它们吃完了算!”她们不敢再说什么了。回到房间，妈妈苦笑一下说：“瞎，只要有白米饭吃，咱们就知足吧!不是没让你啃窝头吗?”&
　　我们十四连的家属们搬到那排红砖平房的后一排屋子住。两家只好合住一间。我家和许觉民(洁泯)伯伯的岳母同住一屋，我和妈妈都叫她“外婆”。外婆是个善良的老人，将妈妈看作是亲女儿，把我当成亲孙子，对我们无话不说。有时候，夜深人静，她打开一个小煤油炉子，违反纪律，悄悄给我们煮酒酿泡鸡蛋吃。当时，小镇常常断电，前排房后排房就是一团漆黑，若是行动，只好拿个手电筒。潮湿阴暗的黑茫茫夜色中，只有几点摇曳的烛火，又很快熄灭了。人们东拉西扯的聊天声音也是低低的，寂寞的，冷清的。我经常见外婆一人躲在黑影中独自抹泪。&
　　我们吃在食堂，连打开水也靠食堂供应。开水就是煮饭的大锅里烧开的。所以，喝起来常有一股腥腻味道。以后喝惯了，也不嫌寸。经几人舀过热水，水已经半凉，家属们也只好凑合了。&
　　在众多家属中，居然还有一位男家属，仿佛是中华书局某女勤杂工的丈夫，他在北京做临时工，由于备战疏散人口，也来到这里。家属连里大都是妇弱老幼，他成了一个主要劳动力。比如，到镇上买菜买粮食，由他带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去。几天后，他还领我们几个男孩子挖了一口井，南方水皮浅，挖不到一米多净是泥浆子。翌日清晨再看，已有一汪井水。与其说是“井”，不如称“池”。隔了不多日子，池水异常浑浊，水面浮一层小虫子，又长一层蔓草浮萍。不仅人在里边打水，农民们养的水牛也在那儿喝水，我们也不敢阻止，因为，我们只不过暂借他们地盘居住的客人呀。&
　　我和中华书局的两个孩子也发生矛盾，互相怄气，彼此不搭理了。那是有一回我们争辩，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哪一个出版社更有名望?他俩不屑地说：“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成立好几十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成立几年?人家外国人都认商务和中华的牌子!”&
　　我不甘认输，强辩道：“得了吧，商务和中华都出过什么书呀?解放以后的长篇小说，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头牌的出版社!”&
　　“我们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解放以前也出版长篇小说呀。解放以后，我们出版字典!”&
　　“哼，光出版字典，顶什么用!”&
　　这些孩子们间的争吵，也反应了一种心理——后来在干校中也经常出现的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矛盾隔阂。不过，更多的矛盾则发生在本单位家属们当中的婆婆妈妈的小事纷争中。&
　　这下子可苦了郑效洵伯伯。他原来曾是二三十年代文学团体“狂飙社”的成员，翻译过外国文学名著，鲁迅先生在日记中也提及与他的交往，解放后又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让他到乌龙泉镇管理家属连，本来也有照顾他年老体弱的好意。殊不知，他却投入了更难缠的矛盾旋涡中。一年后，十四连的家属先搬回咸宁了，他一人却还得暂留在乌龙泉镇，继续照管十五连、十六连的家属们。其间，商务印书馆某编辑的妻子，为一点儿小事，与别人争吵后竟想不开，一怒之下寻短见未遂，郑伯伯只好陪送她至武汉医院抢救，提心吊胆很长一段时间。从干校返京后，他分配到北京图书馆，我常去他家借书看。回忆起在乌龙泉镇的那段日子，郑伯伯连连摇头说：“唉——那婆婆妈妈的滋味儿可真难受，倒不如参加田间劳动呢!”&
　　二、小镇风情　　&
　　湖北多雨，冬天是较多的阴冷细雨，沙沙沙，沙沙沙，没日没夜地下，真是要下断人的魂。&
　　这是个约有不到百户人家的小镇，只有一条街，街中心铺着青石板路，霏霏淫雨将一块块石板洗得发亮。雨中人们很少有打伞的，街市上只少数几人撑起油布伞，或披起了蓑衣，或戴起了大大的竹斗笠。当街的那些摊贩们，也赶紧收摊走开。一片带着湖北乡音的吆喝与咒骂声响起，街两旁茅屋和瓦房仿佛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土腥味。&
　　临街有几家饭铺，门口设一炉灶，安一口大锅，早晨有卖油条的，也有卖馄饨汤圆的。有时揭开一个大蒸笼，雾气弥漫，熟米糕的迷蒙气味飘来，暖白的，甜香的，带一股酒酿的醉人味儿。大师傅戴个灰毡帽，经常拢着两手站在灶台前，大门敞开，店堂几张油腻黑糊糊的桌子，一览无余。我们这群北京人来，给那几个小饭铺增添了不少生意。尤其是节假日，咸宁的干部们来乌龙泉镇探亲，简直把几家小饭铺挤得水泄不通。那儿由原来卖简单的米糕、馄饨之类吃食，也开始大肆经营起热炒菜了，有米粉肉、红烧桂鱼等等，还卖一种甜甜的米酒。&
　　一次，我们在镇上也遇到舒芜先生，他的女儿方竹和老母亲也住在乌龙泉，他笑嘻嘻扬起红扑扑的脸说，“哈，南方小镇的饭菜，自有其风味!”&
　　父亲也点头应和着，“是呀，咱们南方人，还是适应南方生活的。”&
　　回家路上，父亲跟妈妈说，舒芜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才二十多岁就当了大学教授，很有学问的。当时，那些干部也是以南方人居多，倒还是习惯这里的一切的。&
　　也有几处杂货店，卖红薯粉做成的粗粗粉条，成束成束摆在货架上，还有笋干、松花蛋、咸鸭蛋等等。南方小点心有圆圆的核桃酥，薄薄的芝麻糖，有一种小麻饼在北京城是吃不到的。红糖很多也很便宜，家属们买了，回屋里冲红糖水喝。&
　　镇上还有一处理发店，理发匠是个中年人，自个儿蓬发垢首，平时没有生意，袖着两手跟人聊天，见我来了，嚓、嚓，将手中的剃刀在荡刀布上擦两下，我连忙说，“我还是小孩子，不用刮胡子!”见那乌光闪亮的剃刀实在害怕。理发匠却一笑说，“刮一刮脸总要得!”他一心想在我这北京伢子头上显一显手艺，还是用剃刀在我脸上刮了刮。&
　　他的推子在我脑袋上纵横驰骋，边剃头边和我聊天，充满了对京城的向往，问了我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我家离天安门有几多远?天安门离中南海有几多远?毛主席平时是住在中南海还是住在天安门?我被放倒在理发椅上，只是提心吊胆那剃刀，有一搭没一搭应答着。&
　　一会儿，他塞给我一个热毛巾把儿。我睁眼一瞅，那毛巾黑得像抹布。我胡乱擦一把还给理发匠，再一看玻璃镜里，我的脑袋也被剃成一个“盖头”。理发匠还洋洋得意地问我：“要得哇?”我含糊应付一句，付了钱，怀着无比懊恼的心情走出理发店。&
　　往后，我再也不愿意去镇上的理发店剃头了。妈妈也听说这儿的理发店不卫生，容易传染癞痢头(镇上就有几个)，再不敢让我去了，便自己买个理发推子，由她来给我推北京中学生常见的平头。&
　　距离住处一里多路，是乌龙泉公社党政机关所在地。一幢一幢红砖瓦房常出入一些农村干部模样的人们。里面安一个高音大喇叭，或是播送最高指示，或是播送革命样板戏，或是播送一些批判文章，大都是那个时代的语言，“批倒批臭某某”、“不投降就叫你灭亡”等等。公社播音员是一个梳着“马桶盖儿”分头的小伙子，也算当地的小名人吧，洋洋得意，傲然四顾，进出门端着肩膀走路。&
　　到晚上，这位公社播音员还有一项特权，他可以将全公社仅有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搬到门口，供大家一起观看。乡村的夜晚是寂寞的，沉闷的，没有什么娱乐。于是，刚吃过晚饭，昏黄的暮霭降下，一群镇上和附近村庄的孩子们，家属连一群北京孩子们，还有许多乡村的男女们就集中在公社大门口那块平场上。播音员为显示自个儿的权威，故意迟迟不出，人群难免发生骚动，传出一些埋怨声：“搞么事——搞?”“莫装样子噢!”&
　　随后，播音员出场，也用湖北乡音高声回骂几句。那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总算搬出来了。可是，那年头能有什么好节目呢?记得，有一回看到的是将《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抗战歌曲重新填词，荧屏上除了字幕就是乐谱，放了多时竟不见一个人影儿。看得实在没有趣味，那些野性的乡村青年和半大伢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故意往姑娘们堆里撞，往她们当中扔烟头，又引来尖声细气的咒骂。而且，北京的那群女孩子尤其会被欺负，往她们当中扔死青蛙，吓得她们不敢再来看电视了。&
　　妈妈在镇上买东西时，又认识了刚从武汉市迁来的老两口，原是老红军，湖北省委的某高干，据说在文革中受武汉“七二○”事件牵累而靠边站了。那些日子，也因为加强战备的借口，被疏散到这里来。老两口住在不远处一幢小楼里，迁移到农村后，再没人照顾他们，许多生活琐事只好自己来做，常见老太太拎个塑料桶到井边打水。&
　　妈妈不时去看望他们，互相很谈得来，彼此间全是被流徙之人，对文革也都没什么好感。那位老红军悄悄告诉妈妈，副统帅的家乡就在此地附近的一个县里，家庭出身也根本不是什么贫农。妈妈回屋，又神秘告诉我们。许家外婆大惊失色，吓得连连摆手，嘱咐妈妈别再跟别人说，还劝她别到那幢小楼去了。&
　　不久，老两口一个儿子也从武汉过来，照顾他的父母。他也是个初中生，却是一副纨绔子弟形象，梳了油光可鉴的大背头，穿了崭新的呢制服，脚下一双尖头皮鞋，手里总拈一根香烟，眯缝两眼，玩世不恭瞟着周围人们。这位公子大概颇有虎落平原之感，这儿逛逛，那儿遛遛。他的老妈妈还是得自己拎个塑料桶打水，一步三晃，颤颤巍巍，他却仿佛没看见似的。有时候，还要向父母粗声大气吆喝。头一回见面，他朝我微笑点点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普通话发音极标准，一只手插到兜里，取出一包香烟，熟练地手指一弹，拈出一根香烟给我。&
　　我倒退一步，使劲摇手，“不，不!我不会抽烟!……我，我不抽烟!”那时，在我们观念里，中学生吸烟，形同于“流氓行为”。&
　　他扑哧一声笑了，眯起眼睛，揶揄地说：“吸一根……玩玩么，莫要怕，有啥子可怕的?”这位公子后来跟我在乌龙泉公社中学同学，他还不时地往武汉跑，其实并没有在乌龙泉镇呆很长时间。即使这样，他也仍然在那儿制造了一桩小小的风流故事。&
　　三、农村的大课堂和小课堂
　　我们十多个北京来的孩子，大约有半年没上学了。&
　　我给北京的同学们写信，写了一封又一封，他们也给我回信。我才知道，他们也没有好好上课，国庆练队，军训，还有到野外拉练，占去了大多数时间。可我还是羡慕他们，毕竟是在学校里，与年龄相仿的众多孩子们在一起。&
　　我平日总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在一起，他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家属。我有了充分的自由，可以天天在外面闲逛，心里却有一种淡淡的孤寂感。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活。爬上野草丛生的山坡，采集着蓝色的，黄色的，粉色的各类野花，又捡一堆各色的卵石装进口袋里，我被大自然所产生的斑斓色彩以及醉人气息所迷惑了!它使我读到一本更博大的书，走进一个浸染我身心的更大课堂。一片又一片高高稠密的荒草丛中，被太阳久晒的土地有一股发酵的气味，缓缓的春风吹，将每一个人的心扉都吹得舒畅敞开了。&
　　一个又一个小水塘，才百十平方米方圆，长满野草浮萍，有时可见鱼儿泼刺刺跃出，大多是鲢鱼。我们常见农村孩子在里面洗澡，百无聊赖了，便徘徊在岸边，往池塘里扔着石头子，农村孩子们捧了水向岸上的我们泼来。有一回，我们见一个当地农民将满满一担鸳箕的牛粪抛进池塘里，不禁大吃一惊，告诉与我们相熟的一个农村伢子，他哈哈大笑说：“这有么事作怪的?”&
　　“往里倒的是牛粪呀!”&
　　“不往里倒牛粪，塘里的鱼吃啥子呀?”&
　　“那，那，多脏呀!”&
　　“牛屎脏，人屎脏不脏?不也要上肥在稻田里么!你吃的糙米脏不脏呀?”&
　　这个孩子就住我们住地附近的村庄里，都管他叫童伢子，也算一个小小的孩子王吧。他个子矮矮的，用一种好奇又戒备的目光望着我们。大伙混熟了，他便带我们去放牛。&
　　那是一条大水牯，杂些黑毛的灰色脊背上，还沾了泥巴。我从童伢子手中拿过缰绳，它却不动身，偏起脑壳，鼓起一双大牛眼睛瞪着我。“打它一鞭子，它就走了!”小伙伴建议道。我真的扬起鞭子，不轻不重抽它一鞭。谁晓得，大水牯发起蛮，横起一对牛犄角，使劲往前一冲，像是一根长矛扎到我腰间，竟将我顶到几米开外的草丛中。“哎——哟!”我大叫一声，捂着胯骨，半天也爬不起来了。那只大牯牛却转过脑袋，惬意地喷出一股鼻息，低头大口大口啃着路边的青草。&
　　几个农村伢子哈哈大笑，“哈哈，北京伢子的腰杆子捅断喽!”“哈，腰杆子捅断了莫得要紧，莫将屁股戳烂了哟!”我却趴在地上，疼痛得眼泪也出来了。&
　　也没有几天，这只大水牯对我不再认生了。我牵它上山坡吃草，牵它到池塘饮水，有时候还洋洋得意骑在它的背上。夕阳西下，晚霞满天，袅袅的稻草烟从一幢幢茅屋回旋而出，水田一片嘈杂的蛙声与虫鸣，这不是一幅“乡野牧童图”么?&
　　开春了，我们整天疯玩的日子也该结束了。&
　　郑效洵伯伯四处联系，总算说定了让这十来个孩子先在乌龙泉公社中学借读。本来，他想让我们这些孩子去附近乌龙泉矿的职工子弟学校去借读的。据说那里教学设备好一些，教育质量也高，学生也比较多，可是却没有谈妥。&
　　乌龙泉矿是武汉钢铁公司的下属厂矿，集有数千名职工和家属们，矿区内设有百货商店、澡堂、饭馆和电影院等，比乌龙泉镇要热闹繁华多了。干校的人们常去那儿洗澡，逛商店，吃饭馆，名日“逛矿区”。不过，我们若去乌龙泉矿上学，要多走一段路，还要经过一条铁路线，这是郑伯伯最不放心的一条主要原因。他讲出这条原因，家属们便也赞成先让我们这些孩子在乌龙泉中学借读。&
　　我们成了乌龙泉公社中学的学生。方才切切实实体验了农村学校的场景，教室是极简陋的草房，所谓“黑板”，不过将一面墙壁用泥土抹平，再涂』二黑颜色而已。学生们的课桌椅则是木条钉成的长桌，我们坐的椅子也是长条矮凳，脏兮兮的，且有些摇摇欲坠。那些农村同学们颇不友好地盯着这些北京伢子们，故意用身体挤着我们，还嘻嘻笑着，发出怪声。&
　　班主任是一年轻女老师，见课堂来了许多北京学生，略有点儿胆怯，改用标准的普通话讲课。可是，讲一会儿，便觉得不习惯，又掺杂了湖北乡音。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也带到教室来，讲一段课，给儿子擦一擦鼻涕。有时候，她的小儿子两腿一叉，便冲着教室的墙根儿撒尿了。&
　　学校里只有三四位教师，这位女教师，还有另一位中年教师就是学校的主力。他们不仅教语文，还教数学，甚至教“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两门课。那年头，这两门课代替了化学和物理。&
　　后来，我读到了阿城的《孩子王》，感叹他描写乡村学校的场景逼真。课堂平时像茶馆，有的学生公然在里面抽烟，上着课大摇大摆走出教室，老师喝止他，他扬一下脑袋：“我去蹲茅坑，也不许哇?”老师别无地方，便用痛骂怒吼来维持秩序，镇压学生。尤其是那位女老师特别凶，骂起人来声嘶力竭，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拍得讲台桌砰砰作响。她的一连串湖北话，我们都听不懂。当地那些学生并不害怕，几个调皮鬼还嘻嘻哈哈插科打诨，也乒乒乓乓在下面拍着课桌，往往是喧闹一场，然后该打钟下课了。&
　　放学后，我没有兴趣再到野地里疯玩了。我更愿意一人坐在屋里发呆，使自个儿被笼罩在某种忧郁与迷惘的感觉中，少年心灵尝到了孤寂的苦涩。&
　　我开始了读书。先是读《毛选》四卷，连后面的注释都读了一遍。接着，又找到一本长篇叙事诗《胡桃坡》，这是作家王致远写的，他那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妻子住我家隔壁。我还从他妻子处又借来了李季伯伯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也忍不住低声吟读起来。这也是我初次接触到的用陕西民歌体裁写成的两部叙事诗。以后，我发现它们的艺术形式与吴梅村的那种歌行体长诗有某种相似之处，叙事跌宕起伏，由于运用转韵而造成了波澜壮阔的艺术效果。再没有书读了，我找了一本《汉语成语小辞典》，因为里面为诠释典故，有一个又一个小故事。被许觉民伯伯看到了，还向父亲夸奖我：“你们家施亮不错，挺好学!一个人在那儿读成语辞典!”&
　　四、一泡绿色的屎　&
　　节假日，父亲与一批干部们从咸宁赶来乌龙泉镇，将在咸高读书的妹妹也带来，家里团圆几日，又回向阳湖。听他跟妈妈说，连里把他和江秉祥叔叔以及几个工友调到一起，成立了瓦工班，专门跟着故宫修缮队的老师傅们一块儿学盖房子，干这桩活儿特别累。可也有一样好处，省得参加每天晚上必须要开的揭批“五一六”的会了，他们几人远离了运动。&
　　我也向父亲讲述了自个儿的苦恼：我读书的这所中学根本就不像个学校，不光校舍简陋，老师同学全粗鄙不堪，我实在呆不下去了……父亲皱起眉头，脸色阴沉地听着，突然，劈头盖脑训斥我一顿：“你也是人，别人也是人，为什么别人在这里读书好几年，你才去几天就呆不住呢?你以为比别人高贵吗?又凭什么比别人高贵呢?你懂不懂，到这儿来，我们就是改造思想的……”&
　　这一顿兜头的斥责，用的是当时流行思维方式的语言，却将我镇住了。我想不出别的话反驳父亲。我现在猜测，那时的父亲也有苦衷，他岂会相信自己说的话呢?但是，又必须安抚住我，只好动用流行语言来训我。&
　　倒也有好处，天真幼稚的我，又从一种新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生活了，思想又走到另一个极端。&
　　坐在我旁边的许伢子，是较远村庄来的学生。他和附近几个湾子的同学们同来同往，约有四五人，都是性格憨厚又纯朴的。他们不像镇上学生那么调皮，那些人捣乱时，这几个伢子老实地坐那儿，只嘿嘿笑几声。不过，遇到什么学工学农活动，或是开会，他们就不来参加，因为自己家的活计还没干完呢。老师对他们也不苛求。&
　　不久，我发现他们有一怪异现象，每到下午三四点钟，就脸色苍白，甚至沁出点点虚汗。这时，他们便去灌一肚皮水，方才打着嗝，痛苦的神情稍有缓解。&
　　我奇怪地问：“你们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饿——呀!”许伢子苦着脸说，“肚里咕咕响!”&
　　“怎么不吃饱饭来呢，饿成这个样子!”&
　　“锅里没得米煮呀!我们一家里头天天都饿肚皮呢!”&
　　我正色道：“你可真反动!怎么能这么说，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哪儿能让人饿肚皮!”&
　　许伢子和另几个伢子都笑起来，“你们北京伢子，几时晓得饿肚皮的滋味儿!”另一个伢子羡慕地说：“他们的大饭堂里，摆一个大笸箕，哪一个人想吃多少饭可以随便舀呢!”说着，连连咽唾液。&
　　我心里仍然不明白，这些农民伢子竟然被饿成这样子!他们交公粮时，为何不给自家多留一些粮食呢?还有，我从书本里看到的，是农民丰衣足食，已经消灭了贫穷，怎么现实生活却不是这个样子呢!&
　　又一日，我与许伢子一块儿上厕所，解过大便后，无意中瞥了茅坑一眼，更让我惊异的是，许伢子竟拉了一泡绿色的屎!我扯住他，大惊小怪地说：“咦，你怎么拉了绿颜色的屎……一定有什么毛病了!你该好好去医院查一查身体，会不会得了什么病啦!”&
　　“有什么稀奇!”许伢子撇一撇嘴说，“天天只是吃菜叶子，没一粒米沾牙，当然要屙绿屎喽。”&
　　“你们真的连一点米饭也吃不上吗?”我追问。&
　　“唉——春荒日子，家里米桶空空喽!”&
　　我才知道，这就叫做“瓜菜代”。农村到了春荒时节，农民的粮食接济不上，充饥的只能是自留地种的蔬菜和倭瓜，或者去挖野菜了。我下了乡，终于懂得这些了，懂得了蹲在大城市里无法看到的社会人生的另一面。&
　　终于，幼小的心灵有了一种歉疚。&
　　与蓬头垢面的许伢子他们在一起，我内心里原是很不屑的。他们穿了破破烂烂的衣服，身上散发一股馊臭味道，眼神仿佛傻呆呆的。干校的孩子总是背地骂他们“土鳖”、“傻帽儿”。但是，我们却没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吃的大米却是他们父兄种出的!我们有的吃，而且可以随便吃，他们却没得吃。那么，我们又凭什么比他们高贵呢?就因为我们出生在北京，又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中，而他们则是生在农村吗?&
　　被流徙至镇上那位老干部的公子也与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他也试图与这群北京孩子拉近乎。可是，这群干校子弟自有他们的小圈子，他很难融入这个小圈子里。他就和镇上那批学生们交往，很快成了其中的“龙头老大”。镇上的几个调皮鬼很怕他，那时学生们常常发生斗殴，他只要出现了，手中拈着一根香烟，狞厉的目光一扫，扭扯在一起的对手们便服帖地松手了。&
　　他的个头很高，坐在教室后面。上课时，他二郎腿一跷，有时甚至将腿架在课桌上。取出香烟，悠然自得地吞云吐雾。女教师几回制止他，还嚷嚷几句，他却讥笑地眯起眼睛看她，朝空中喷几个烟圈。女教师明显对他有一股畏惧心理，不敢对他拍桌子大发脾气，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公子颇有百无聊赖之感，吸一支烟后，长长叹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没——得意思!真是没得意思……”然后，跷起一只锃亮的尖头皮鞋，掏出手绢，轻轻拂一下上面的灰尘。&
　　未几日，他忽然来了精神。我们发现他经常瞟一眼坐前面的一个女生，后来，便肆无忌惮地斜睨她。她是镇上的女孩子，个儿高高的，梳两条大辫子，身体发育得很饱满，面目端庄。她大概立即感觉到那种挑逗的目光了吧，羞红了脸，低下头，用手指绕着辫梢。同学们敏感地察觉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大伙的目光尽量躲避他俩，又时不时好奇地瞥一眼。据一个干校女生说；有一次那镇上女孩子正和她们说话，公子走上前去，将手搭在她肩膀上，低声说一句什么话，镇上女孩子满脸绯红拨开他的手，说一句：严莫乱搞噢!”真让北京孩子们目瞪口呆。虽然那时北京的中学生里也流行着“拍婆子”(男生与女生谈恋爱)，却没有见过这么明目张胆的拍法儿。&
　　尔后，事情发展得很简单，也很迅速。这位镇上的女孩子就被公子拍上了。有人传，黄昏或晚上，在某处瞧见他俩搂到一起。又一天，镇上的女孩子被传唤到老师办公室，谈了整一上午后，大家看到她哭得两眼红肿出来，进教室收拾书包回家了。&
　　连妈妈都知道了这件事。她跟我说，那高于的老两口很气愤，也挺烦恼，镇上的女孩子勾引他家的儿子，他们如何能娶回一个农村儿媳妇呢?我忍不住为镇上的女孩子辩白，说是大家都看见明明是公子挑逗那个女孩子。妈妈仍然不信，又说：“人家老夫妇说了，就是那个女孩子勾引他儿子嘛!那个女孩子也真是的，不想一想，她是什么身份，人家是什么家庭……”我心中恍然大悟，想起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如果说公子是聂赫留朵夫，镇上的女孩子是卡秋莎，那么，人们心目中的观念绝不会是聂赫留朵夫挑逗卡秋莎，而一定是卡秋莎勾引聂赫留朵夫!因为，聂赫留朵夫是贵族。但是，我们中国的聂赫留朵夫却是绝不会有什么忏悔的，事情闹出来，一甩手溜之大吉。&
　　果然，老两口又将公子送回武汉，再不敢让宝贝儿子回乌龙泉镇了。&
　　镇上的女孩子也退学了，再不见她来学校。&
　　五、一个校长的故事　&
　　学校里乱糟糟的，公社领导派来一个姓商的校长，整顿课堂秩序。他满脸络腮胡子，厚厚的嘴唇，脸上总挂了浅浅的微笑。他上任后，便在学校里开展选拔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运动。&
　　商校长以我们班为试点，他和女教师先是培养了镇上的一个学生陈伢子当积极分子。他们精心地帮助陈伢子整理讲用稿，又安排其他同学们发言，赞扬陈伢子，学习陈伢子，期望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可是，没过多久，他失望了，陈伢子总是与那群调皮的伢子们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捣蛋鬼和老师之间两面当好人，这样的积极分子当然不合商校长的意。&
　　他又将目光转移到我身上。可能是我写的一篇讲用稿感动了他。那篇稿里，我反省了刚到农村时的“活思想”，内心里鄙夷农民伢子们，难以忍受简陋的校舍和粗俗的环境，自以为比别人高贵，其实我的灵魂深处充满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肮脏思想，云云。说实话，我写下的大多数自我批判的语言，是真心的。也极其符合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我确实是真诚地活学活用了。&
　　商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与我整整聊了一下午。他脸上充满了真挚诚恳的神情，说是看过我的讲用稿挺感动，这才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又引用了许多领袖的教导，说明只有向贫下中农学习，才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的语言也不是教条式的套话，而是真心真意的。他还好奇地问我一些干校的情形，比如都有哪些名人在咸宁。&
　　我就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先是在学校讲用，后来又到公社讲用。&
　　商校长很满意我的一系列讲用，尤其得意是他培养了一颗讲用明星。在那个年代里，真诚的信念到底里面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有哪一个人会去认真地思考呢?因为，虚假已经构成了某种伦理道德模式了，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还有极左的，混杂一团。我们无法抗拒它们浸淫到心灵中，却使自个儿也身心分离，成为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商校长很快又想出一个新招儿。他号召学生们勤工俭学，用自己劳动成果改善学校面貌，特地联系了我们去乌龙泉矿参加劳动。每天下午，在火车站，干校的学生和镇上的伢子们挑着一担担鸳箕的黄土，踏着长长的跳板，将空车皮填满。从北京来的学生们很少挑过担子，没几天，肩膀就肿起来了。家属们颇有意见，心疼自个儿孩子要参加强体力劳动，用各种借口给孩子们请假。后采，镇上的伢子们也纷纷请假，去挑土的学生们几乎寥寥无几了。我作为“积极分子”，自然不能请假，肩膀上突起了红肿块，磨出泡了。我垫一块毛巾，仍然将鸳箕装得满满的。自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后，倒不如说灵魂爆炸了，炸得碎片四进，于是，心甘情愿地折磨自己的肉体。&
　　不过，我也很佩服商校长。学校的老师们都不很情愿参加这种劳动的。开始几日，他们也挑几担土，在现场吆喝指挥，随后也寻找机会溜走了。只有商校长一人自始至终参加劳动，闷声不响挑了满满一担黄土，一趟又一趟爬上高高的跳板。我想，大约就是他以身作则的精神，多少感动了一些学生老师们，才勉强将一个局面撑持下来吧。&
　　一个月后，他用这一笔劳动报酬买了一批新的课桌椅，淘汰了那些糟朽摇晃的旧桌椅，又将教室修缮一新。我看他倒背手，在几个教室间转来转去，满意地摸着脸上粗硬的胡茬微笑。他冲我们说，“哈哈，变了模样啵?这是你们北京伢子的功劳哟!往后，新来的学生会记得你们的。”&
　　做完了这一桩事情后，他又被调走了。临走前，他又叫我到办公室，给了一个联系地址，他好像又到另一个中学去当校长。他拍一拍我的肩膀，开玩笑地说：“你们很快也会走喽，唉——我们没得机会见面了。回北京，莫忘了乌龙泉，也莫忘了我哟——我当过你的老师!”&
　　在以后一段岁月里，我确实没忘记他。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位农村学校的教师，虽然言行充满那个时代的色彩，但是，他是淳厚朴实的。在我的印象中，也是近乎完美的。&
　　十二年后，我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当编辑，准备报道湖北襄樊市的一位优秀辅导员，途经武汉市，先与湖北团省委的同志商议报道计划。谈完工作，闲聊起来，我无意中提起曾经在武昌县的乌龙泉镇上过中学，团省委的小伙子建议：“你何不回去看看?反正武昌县离这儿挺近，只一两个小时就能到，故地重游一定很有意思!”我很高兴地立即答应。&
　　第二天即赴武昌县。县里专门派了团县委干部和教育局干事陪同我，我们一起乘吉普车去乌龙泉镇。坐在吉普车里，我才知道教育局的那位女干事也是乌龙泉镇人，对那儿的情况颇熟悉。她问道：“那时候，教你们的老师是谁?都叫什么名字?”我首先提出了商校长。“哦——是他呀!”女干事脸上浮现出很复杂的笑容，“他还在。就在乌龙泉中学里，你肯定能看到他。”“怎——么?他又调回了乌龙泉中学了?我记得，我们离开乌龙泉以前，他已经调走了呀!”我惊讶地说，又看出女干事的表情有点儿怪，又追问，“啊，他还好么，有什么——变化吗?”“他犯错误了……”女干事慢吞吞说，“哦，应该说是犯罪!他被判了几年徒刑，才从监狱里放出来，安排在乌龙泉中学。”&
　　我的惊愕是可想而知的。女干事又详尽地介绍了商校长的情形，他在七十年代中期担任乌龙泉的安置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掌握了给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回城安排工作的权力。他却利用权力，诱奸了一个女知识青年。这在当时是严重触犯刑律的。事情发作了，女知识青年告发了他，他立即被司法机关逮捕，判了几年徒刑。由于他在监狱里表现好，最近被减刑提前释放回来。女干事又说，商校长的妻子异常：贤惠。商校长犯罪后，亲戚朋友都劝她与丈夫离婚，她却不肯，念着往日夫妻情分，经常去监狱探监，给丈夫重新做人的信心。在丈夫服刑的几年里，她不仅担负起沉重的家务，在学校教书也是模范教师，还使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她高尚的人品，使镇上的人们敬仰，甚至众人排队买东西，大伙都主动请她先到前面去买。&
　　女干事讲的，让我默然。它感染和震颤我的，是其中表露的伦理道德内涵，还是那种意想不到的赤裸裸人性罪恶?一时，我竟不知当如何感受。我成熟了，又在写小说，已经深深体味到人的复杂性，人生的深奥难测，即使穿透了生活表象而做出的探究，又能表现出几分其间神秘的意蕴呢?&
　　吉普车开到了乌龙泉中学门口，一位现任年轻校长正等侯着，他过来与我们热烈握手。人们正互相寒暄着，我扭头一下子看到了商校长。不远处，他正蹲在那儿劈柴，满脸络腮胡子，面目却苍老许多。我大步上前，主动与他握手，又说：“商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叫施亮，以前曾在这儿念过书……”&
　　他和我紧紧握手后，一时语塞，抖擞了两手，不知说什么好，只喃喃地说：“哦，哦，施亮……我记得的……当然记得……”他却眼睛避开了我，神情窘迫地搓着手。这时，年轻的校长走来招呼他一声：“老商呀，放下手里的活计，我们一同进屋去摆谈，好啵?”商老师惆怅地望我一眼，使劲摇脑袋说：“不——不!我不去了，我要先把这些活儿做完。”&
　　在办公室里，年轻校长向我介绍这学校的状况，据说已经拨下一笔资金，要把校舍翻修，校园的规模将扩大一倍。闲谈间，我问起商老师的情况。年轻校长说，从他刑满释放后，一直在学校当勤杂工，但是学校扩大后，还是准备让他教书。&
　　该吃中午饭了，校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请大家一一入座。我犹豫一下，还是提一句：“嗯……是不是请商老师也来?”人们面面相觑，短暂沉默一阵，教育局女干事随即说：“好的，我这就去叫他。”女干事与年轻校长一起去请商老师。过一会儿，两人回来了，说是商老师无论如何不愿意过来，也就算了。&
　　我打消了再与商老师聊一聊的愿望。也许，这只会使他尴尬，引出痛苦的意绪。于是，吃过饭后，我随年轻校长到乌龙泉镇上转一转。这个小镇，八十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是扩展了一部分街市，赶集摆摊的小商贩们比以前更多了。我们又去一家饭店，看望了以前教过我的一位男教师，他如今改行了，当上饭店老板。我们共同叙旧时，他清楚地记得这群北京学生的名字。他说，我的一位同学施以平(商务印书馆的家属)，1979年考入大学后，也曾经回乌龙泉一游。&
　　很快又该回去了。当他们送我到吉普车旁，正说着客气话时，商老师又从一间小屋里一步蹿出，站在人群外面望着我。我走过去向他握手道别。他紧紧拉住我的手，厚厚的嘴唇翕动一下，眼睛里闪烁着泪光，沙哑地说一声：“今天，我没有好好招待你……对不起呀，以后，再来噢!”&
　　我心里很难受。&
　　回去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商校长的形象，以前纯朴忠厚的形象，今天卑微局促的形象，两个形象叠印在一起，难道真是一个完整的人吗?这使我难以想象，尤其难以用小说家的想象去填补两个迥然不同形象之间的空白。虽然，我以后也曾经出现过创作冲动，可我最终还是把这个故事封存到记忆的仓库。直感告诉我，这个题材只能写成散文，而不能写成小说。&
　　因为，他太真实了。&
　　因为，他是我少年时代的老师。
&云梦泽　　&
　　在乌龙泉呆了不到一年，十四连的家属们又搬回向阳湖。干校的房子还没有全部盖好，只能回去一部分，十五连和十六连的家属们颇有怨言。郑效洵伯伯来送我们时，说他还要留在这儿，给她们做思想工作，不禁苦笑地摇一摇头。&
　　几辆大卡车满载了家具和老老小小们，在颠簸不止的公路上走了很久，才终于到了干校驻地。已是深夜了，食堂的大师傅为我们端来了热乎乎的面片汤，一排排房子熄灭了灯，人们都睡着了。只好匆匆先把家具什物卸下，搭一个铺就睡觉。那天晚上，父亲要我先睡到他的宿舍去，黑暗中我躺倒在一个铺位上，听到四周此起彼伏的鼾声，心里涌动一股新奇感，虽然浑身疲乏，竟久久未能入睡。&
　　第二天早晨醒来，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才发现自个儿在瓦工班宿舍中，有江秉祥叔叔、康师傅、刘师傅等人，他们已经端着饭盒准备去吃早饭。我赶紧穿衣起床。&
　　在霏霏细雨中，才知道，这一排排的干打垒土坯房，建在一座和缓的小山坡上，四周有翠绿的竹林和草丛，几排房子中间还有一个公共自来水管，高压电线也拉来了。各宿舍房间也有了电灯。后来，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王笠耘叔叔还自编自演了一个节目，仿佛是歌舞，我记得那歌词：“穿过一山又一山，我们架起高压线……”&
　　我正吃早饭，以前的小学同学龙又晨带着一群男孩子在窗前招呼我。很快，我也融入他们之中了。十四连的男孩子们最多，他们最初住在一间宿舍里，号称“八大金刚”，还根据年龄排行封了老大、老二直至八弟，这些少年过于调皮，经常聚众斗殴或恶作剧，连里的头头不得不将这伙孩子分散开，与大人混住一起。这里也有一所“向阳中学”，集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作家协会、全国文联几个单位的家属子女，开始只有二十几个学生。无论初一或初三，都在一间教室里，算是多轨制学校吧。刚开始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吴天石老师负责，也真够他受的，这些孩子虽然都是文化人子女，却个个淘气得出奇。有时，老师推门进屋，一根扫帚落下，砸在脑袋上。吴天石老师年纪轻，常气得脸涨得通红，呼哧喘气。&
　　还记得，我头一天上课，一个男同学牵一条狗进屋。这条狗是十四连的男孩子所养，我们叫它“嘿嘞”。狗钻进教室后，吴天石老师只好把它往外赶，赶它不走，又用脚踢。那个同学惊呼：“吴老师，你别踢它!它可受不了你踢!”&
　　另一男生又说：“吴老师，‘嘿嘞’是他的儿子!他心疼啦!”&
　　那个男同学则还嘴说：“‘嘿嘞’是你爸爸，你他妈的才是‘嘿嘞’儿子呢!”&
　　一阵哄堂大笑中，两个男同学你推我搡，几乎动手打架了。吴老师连忙前来镇压，连拉带吼地总算平息了风波。这样的闹剧，一节课会发生几回。在文化部干校里，这些孩子反倒特别不“文化”，专门爱使用暴力，专门爱骂人。可能因为我们生在革了文化命的时代吧。&
　　孩子渐渐多了，吴天石老师几次去大队部汇报，开始陆续增加师资。其中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家陈羽纶先生的妻子俞士洪老师担任语文老师，作协涂光群先生夫人杜贤铭老师担任数学老师，中华书局家属金华老师也是数学老师。后来，又有一大批从共产主义学校转学升中学的孩子，大队部就索性将“向阳中学”转给文联来办，由文联派来一批干部也参加学校管理。&
　　这儿与乌龙泉不同的是，我们几乎很少接触到当地农民，而是聚居在这个小山坡上，自成一个小社会。这是一个“落难精神贵族”们的小社会。可以说，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大都集中在此了。比如我们连的冯雪峰、孟超、萧乾、韦君宜、绿原、牛汉、舒芜、洁珉等等，还有五连的张光年、陈白尘、臧克家、侯金镜、严文井、冯牧、李季、葛洛、郭小川等等，若是拉出名单来，我想，从五十年代的名家到以后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名家，每个连队都有很多了。而旁边的十五连(商务印书馆)和十六连(中华书局)又集中一批著名翻译家和学者。文化的精神是浸染在他们骨髓中的。当然，即使在这批人当中，各人的感受与待遇也各有不同。洁珉伯伯的《五七干校记什》所描写的一些人的不道德情形，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是地地道道中国文化阴暗面的体现。在五七干校中也暴露得淋漓尽致。
　　我有一段时间，寄住在瓦工班宿舍，也看到了他们大人生活的侧面。瓦工班只有父亲与江秉祥叔叔两人是知识分子，其余的是公务员和行政干部，尽管每日的劳动挺累，却可以躲避揭批“五一六”的政治风雨。虽说如此，他们也有自己的苦闷。刘师傅原是个公务员，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从军队转业来的。看到军代表趾高气扬，倒背着手，端着官架子模样，他不禁在屋里嘟囔：“老子打仗流血的时候，他还光屁股撒尿呢!凭什么跟老子牛皮哄哄的。我现在要还在部队里，训他，他都不敢吱声!”我听了暗自好笑，他大概也是怨气冲天：只由于分配到这个单位，却被一锅端到了干校，还不知前途如何呢!若说是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他还改造个什么劲儿呢，实在是冤枉!&
　　大人们称下田劳动为“下湖”。阴雨绵绵中，坡下有条直通大堤的土路，一队破衣褴褛、头戴斗笠，或身披雨衣的人们，踉踉跄跄在泥泞中行进着。农忙时节了，我们也要跟着一起去劳动。刚来时，我和几个小伙伴走上大堤眺望，原是一大块沼泽地，围湖造田后，开垦出一大块一大块稻田，间杂了丛丛菰蒲，片片荒草，朵朵野荷，稀稀落落还有些各色野花，装点于无尽绿野之间。咸宁地区属浅丘陵地带，土地也是红胶泥土，惟有湖里的泥土却黑油油的，不过却是生荒地，未必能生产出多少稻谷。伙伴们说，才到这里的时候，巧逢湖里发水，一望无际的湖水仿佛漫到天边，涟漪波动，水浪滚滚，冲击了大堤。湖中常笼罩了灰色大雾，好像将湖水与天空混沌到一起。以后，我看了一些文章，说是向阳湖现代名是关阳湖，是长江汛期的泄洪区，以后筑堤坝把它围起，成了垦区。也有人说，这里叫西凉湖，或叫斧头湖，向阳湖肯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的，有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意思。但是，更多的学者皆称这里是古代称为云梦泽的一部分。那么，它与孟浩然的那首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两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是不是有什么联系?诗句的解释是：“云、梦：古代二泽名；云在江北，梦在江南，后来大部淤成陆地。”也许，这一块湖大约就是云梦泽未淤成陆地的部分吧?&
　　说实话，我更喜欢云梦泽这个名字。有云，有梦，也有一片泽薮，比向阳湖要真切。&
　　白雪的山峰&
　　沙沙的雨点落在翠绿的竹林里，红色的胶泥土也更加触目，一坨一坨泥土粘在脚上，使人几乎难以行走。一片片的水田和池塘，也漾出密密麻麻无数闪亮的小圆涡。穿了蓑衣的农民们，牵起水牛从狭窄的土埂走来。远处的河流、大堤和山坡，遮掩在白茫茫雨雾之中。只有近处的草丛和绿树，更显得青翠欲滴。看到这雨景，我们却感到心烦。&
　　我们这些久处都市的孩子们，曾经为呼吸到山野的新鲜气息而兴奋。很快地却又感到，一切是那么枯燥和闷抑了。一餐又一餐没一滴油星的煮萝卜、炖洋白菜、熬老倭瓜，使得我们一听开饭就恶心，只好用辣椒酱拌着吃。吃大多的辣椒酱，每人嘴唇边都上火起泡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大人们集中在连部门前的空地开批判会，我们也掺杂其中。&
　　我们知道了太多的孩子们不该知道的事情，幼小的心灵里也负荷了少年时不该有的压抑与沉重。真的，在这个云梦泽之中，也有太多的云雾，甚至是乌云。我们的梦呢，常常是稀奇古怪的，恐怖可怕的。&
　　但是，生活中也有少数的人，像是山坡上挺拔的竹子，青翠碧绿，昂首不屈。比如像冯雪峰、郭小川等人，他们走过一段苦难之路后，依然孜孜以求充满探索精神。这些人，或许就如罗曼，罗兰评价贝多芬时所说，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在拜金主义氛围影响下的当今社会，不少人是难以理解他们的。最近我出版的长篇小说《黑色念珠》里，主人公罗水泊的形象中既有顾准的影子，也有冯雪峰他们的影子。他们感染了我。使我在少年时代就相信，这个世界里不光有鄙俗的人，有充满了利欲的人，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们。&
　　人们回忆向阳湖时，怀念冯雪峰老人的文章最多。是由于他的革命资历长、地位高和有名气吗?不仅仅是如此。人们佩服他，除了他的品格高洁，还有，大家也隐约察觉出，他的苦闷心情深处，却潜藏着一种时刻将要进发的心灵力量。有一篇文章写道，冯雪峰老人在劳动后的休息时间，除了看书，有时还坐在大枫树下凝神思索。我难以忘怀这样的场景，冯雪峰老人深厚积雪似的白发略有些蓬乱，紧蹙的眉毛也染上白霜，支颐沉思时，细长的豹眼炯炯有神，望着遥远处。&
　　一天，妈妈瞧见菜地里劳动的冯雪峰老人头发凌乱，已经很长了，主动提出帮老人理发。老人却操着浓厚的浙东口音说：“弗用——弗用!到了星期天，我到城里理发格!”&
　　“何必去城里理发?走吧，我来给你理!”妈妈拽着冯雪峰老人到了我家。&
　　到家里，请冯雪峰老人坐椅子上，给他脖子下系上一块围裙。妈妈一边使推子理发，一边跟他聊天。妈妈从小长在上海，会说一口熟练的上海话。冯雪峰老人年轻时长期在上海生活，听到上海话似乎也尤其感到亲切。特别是妈妈说到父亲的祖籍也是浙江宁波的鄞县时，冯雪峰老人笑呵呵地说：“我晓得的，我晓得的!我们都是浙江人嘛!”&
　　“冯先生，我和咸荣从内心深处是很尊敬您的……”&
　　“弗要这样讲!弗要这样讲!”冯雪峰老人摇一下手说，“侬叫我雪峰也可以，叫我老冯也可以，弗要叫我先生……这样叫不好!”&
　　“不，我们还是叫您先生……”妈妈执著地说，因为南方话里，“先生”是一种对人很尊敬的称呼，“公开叫不好，就在背地叫。背地里叫总可以吧!”&
　　“背地里也不要叫格!还是喊我老冯好喽。”&
　　“冯先生，不瞒您说，我过去对您也是有点儿小意见的……”&
　　“啥格意见呀?你讲嘛，讲!”&
　　“五六年，咸荣被冤枉，在单位关了五个多月……”妈妈所说的，是肃反运动中由于一封匿名诬告信，称父亲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在京潜伏小组的组长，解放前有七条人命案。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将父亲拘押在单位审查了五个多月。妈妈哽咽了，接着说：“那个时候，我正怀着施亮，天天挺着大肚子到出版社门口，想见咸荣一面……我知道您是社长，给您写了几封信，可是您没有理睬我!”&
　　“唉——小杜哇!”冯雪峰老人的眼睛忽然涌满泪水，清癯的脸上充满歉疚，竟站起来，系在脖子上的围裙也落下，“是我——错了!我错了!我要向你道歉……”&
　　“冯先生，您不要这样认真，我只是随便说说的……您不要介意!”&
　　“不，那时我是社长，咸荣被冤枉的事，你写的信我没有回复，我都有责任的!”他诚恳地对妈妈说，“小杜哇，往后你有意见直接对我讲，我是高兴的!”&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时，妈妈跟父亲讲起了这件事。父亲沉默一会儿，才说：“唉，若莹呀，你不该跟冯先生提这件事。其实，那时候他也做不了主，他在五四年就挨批判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实权……”&
　　妈妈不知道此事，惊讶地问：“五四年，他也挨过整?”&
　　“是呀，他和周扬意见不一致，挨了好几回整……冯先生这个人真值得钦佩呀!你看，他一点也不做解释，反而将责任都承担下来……”父亲压低声音，才说，“唉——他才是被冤枉的呀!”&
　　往后，在我们家里，父亲母亲谈起冯雪峰老人时，都称呼他为“冯先生”。这是对他深深尊敬的表示。&
　　干校的孩子们与大人们朝夕相处，都变得没大没小。比如我们背地给一些人起外号，管楼适夷老先生叫“楼阿姨”，又管张铁弦先生叫“铁孩儿”。有一个淘气的同学，学着孟超老人的山东口音，吸溜着鼻涕：“俺们……”模仿得极逼真。但是，这些调皮孩子惟有见到冯雪峰老人却是肃然起敬。因为，他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献身精神没法儿不使你感动。他是一个质朴又认真的人，干什么活儿从不偷一点儿懒。让打扫厕所，他将厕所扫得千干净净，一天打扫好几遍；让种菜，他翻地开畦，担粪泼肥，蹲地培育菜苗，连军代表也不得不赞叹他真能干；开会时他拿个板凳坐后面，只是认真倾听，却很少发言。即使困厄艰难的日子，老人身上仍然散发出某种尊贵气质。这种尊贵气质不是由权力、地位和金钱造成的，而是由于心灵和品格所形成的。&
　　有一回，我到山坡前面的王六嘴供销社买东西，正好遇上冯雪峰老人。沿着那条竹林间小道回来，我们扯几句闲话。突然，我充满孩子气地问他：“冯伯伯，您是跟红军长征一起过来的吧?听说，那时您还常常跟毛主席在一起，是吗?”冯雪峰老人一怔，雪白的眉毛颤动一下，清癯的脸上充满窘迫，不知怎么回答好，支支吾吾挤出一句：“唔……嗯……这个，怎么说呢……”我却仍然追问下去：“您跟鲁迅也是好朋友吗?您是不是还常常住在他家呀?您……”我的话被他打断了。冯雪峰老人的神情是痛苦又严厉的：“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不要再提了!”刹那间，我发现了老人的双颊红扑扑的，眸子里闪烁着泪花。&
　　我以后再没有跟冯雪峰老人直接接触的机会了。不过，那两句问话却在他心中留下印象。我有几回遇到他，他深深瞥我一眼。从干校回北京后，我在南小街口又碰到老人一次。冯雪峰老人欣喜地拍着我肩膀，说我长高了，并且问我在哪个学校读书?我说，我被保送到东城区师范学校。他听了很高兴，要当老师啦?好哇，好哇。他告诉了我他家的地址，要我去他家玩，并且说有个小伙伴也去过他家。我记得那时候老人已是步履蹒跚，一副苍老模样了。可惜，那两年我在师范学校住宿，未能抽时间去看望他老人家。七六年初，重病在床的冯雪峰老人病逝了。这消息是孟超女儿告诉妈妈的。吃晚饭时，妈妈对全家人说了，饭桌沉默片刻，父亲神色凝重地说：“唉，冯先生是个……”他看我一眼，继续说：“是个，你小说里应该描写的人物!这样的人，以后不多了。”&
　　“山本五一六”
　　上课时，有两个同学哈欠连天，显然昨晚没有睡好觉。果然，他俩下课时告诉我们，跟着大人们一起去四五二高地看内部电影了，是被报纸批判的有复活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我们羡慕得厉害，当时观看这几部影片是有级别限制的，甚至千校人员也有的准去，有的不准去。他俩竟捞到了这个便宜!放学后，一群小伙伴聚到他俩的宿舍，津津有味地听他俩讲那三部影片的故事情节，山本五十六啦，江田岛海军学校啦，平田一郎啦。他俩手舞足蹈向我们大吹一通。那个年代极少有娱乐活动，即使放电影，也是江青批准的老八部，称为“三战一哈哈”，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新闻片不断出现的西哈努克的形象。那些电影的台词，大伙都背得出来。&
　　过几天，又要在四五二高地放这几部电影了。据说是范围又扩大了，以前不准去的一批人也准去了。我们这些孩子磨着大人们也要跟去看，居然也不置可否地得到默许。看电影是在校部附近的一片太空场上。由于怕周围的老乡们也跑来看，，校部决定，电影在夜间十点以后开映。四大队距离校部有好几里路，人们吃过晚饭后，要休息挺长一段时间，才穿上棉衣，掖上手电筒，带上小板凳，摸黑出发了。&
　　这三部电影连在一起放映，几乎整整放了一通宵。避免让附近农民们受毒害的企图也失败了。在电影中间换片时，发现空场边的土坡上，早已密麻麻站满了老乡。放映人员请示领导后，无奈只好继续放下去。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后，便感觉到夜的寒冷，穿上棉袄也瑟瑟发抖，饥饿的腹中也咕咕直叫。最后全部电影看完，我们跟随队伍顺着大堤，走回驻地，东方天际晨曦微露，山野间的茅舍也是炊烟缕缕，湖田中则飘荡了薄纱般灰色雾霭。&
　　看过这三部电影后，里面的一些人物和台词也融进我们的生活。一天下午，有个同学跟我说：&
　　“今天晚上，又要批斗山本，你去不去看呀?”&
　　“批斗山本?”我大惑不解地眨眼皮问，“山本是谁呀?干吗要批斗山本呀?”&
　　“山本……哈哈，‘山本五一六’嘛!”&
　　“哈哈，那可是个老‘五一六’分子啦!”&
　　我们恍然大悟，又尽情大笑。哈哈，真是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要是还活着，恐怕罪名不仅仅是战犯了，他还应该是个大大的“五一六”分子国际总后台!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干吗不叫山本五十五，或者是山本五十七、山本五十八，偏偏叫山本五十六?他不是大大的“五一六”分子嫌疑，就是大大地同情“五一六”!&
　　于是，在我们这些孩子们中间，“五一六”分子的代号就成了“山本”。嘿，你最近没见着某某吧?是呀，怎么啦——被圈起来啦?嘿，他也成了“山本”啦!咱们十四连的“山本”可真不少啊，快一个排了!&
　　我到了向阳湖，其实深挖“五一六”运动已经进入低潮了。在乌龙泉时，运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父亲回来一次，就告诉我们谁谁又被揪出来了。而揪出的人，大都是文革中两派组织的骨干。然后，对这些人再搞逼供，他们再供出一批人来，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因为“五一六”组织是一个极其隐蔽的阴谋集团，他们曾经策划了暗杀中央首长，搞反革命叛乱等等。如此邪乎，真是不揪出来，天下不得安宁。结果呢，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就占了一半，再将那些造反派也揪出来，那便是“洪洞县没有好人”啦。&
　　晚上，我也去参加连里的批判“五一六”分子大会。这时候，父亲所在的瓦工班已经解散了，他回到班排里。听说我也去开会，很不高兴。我就撒谎说，这是学校让我们必须要参加的，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嘛!他勉强同意让我去了。&
　　连部门口点燃一盏雪白的汽灯，一张方桌前，坐几位连部领导，门前场地则坐满了全连近二百号人，都坐在小板凳上。前面是一位“山本”，喉咙嘶哑地交代着。听得出来，他只是讲自个儿的思想转变过程，给自己扣了许多帽子，却没有什么干货。领导当然很不满意，不住地敲着桌子呵斥道：“声音大一点儿!你的声音大一点儿，不要扭扭捏捏的!”&
　　这位“山本”交代完了。领导便威风凛凛站起，目光扫视会场一周，特别把眼睛瞄向某一方向：“啊——他交代完了，大家对他这一次的坦白交代有什么看法啊?啊——请发言吧!”&
　　会场先是一片沉寂。领导的眼光又连连盯向某一方向，这时，在他暗示的催促下，一个人站起来了，他将身上披着的旧棉袄一甩，怒冲冲指着那位“山本”说：“告诉你，你今天的坦白很不老实!不要以为就可以蒙混过关，搞阴谋诡计的人最后总要败露的，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一通慷慨激昂的言词，都是典型的文革语言，然后，才道出要害：“我现在问你，就在X
X事件前一个星期，你在X
X号房间曾经与几个人密谋，你们都搞了什么鬼?为什么不老实交代?”&
　　如一颗炸弹爆炸，顿时，会场里掀起一阵嘈杂的交头接耳声。领导们很得意，又有一领导厉声质问那位“山本”：“你老实交代，在X
X号房间里的人都有谁?”还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会场里传出几声怒吼：“说!都有谁?”“老实交代!”“说!说!”&
　　“山本”面色苍白，额头沁出细密的冷汗，先辩解一句：“我们不是密谋，只是商量……”话没说完，又被吼声打断：“坦白!你态度要老实!”“说!是谁?”
“山本”哆嗦着嘴唇，吐出几人的名字。&
　　会场又是混乱的吼声：“X X X!站起来!”“X
X你老实交代!”&
　　转瞬间，又有几个“山本”被揪出来了。&
　　真是急风骤雨一般呀，我看那几人吭吭哧哧在辩白，四周仍然吼声不断，时不时有人站起来发言，会场充满喧嚣骚动。再一看父亲，他躲在后面墙角边，脑袋耷拉下来，睡着了。直到附近又一人站起大声质问，才惊醒他的瞌睡。一手捂住嘴，悄然打个哈欠。&
　　乱了好一阵，领导才砰砰敲桌子宣布，暂时休会，大家回宿舍歇十分钟，再回来开会。&
　　回到家里，父亲满脸不高兴，吩咐我不要再去凑热闹了。他恼火地说：“我是没有办法!非得去不可。你吃饱了撑的，也去熬夜干什么!”&
　　父亲并不知道，这也是我成熟的一部分。少年眼睛看到的世界黑暗一面，也领略了今后人生或许会遇到的那些东西。其实，那些互相攻讦，那些恶意诬陷，那些背信弃义，那些为保存自己而将他人推向悬崖的行为，岂止是那个动乱年代才会产生呢!我们：今天就不会遇见?实质上，它来自人类的某种天性，也是永无休止的。&
　　2001年5月份，全国作协组织了一次游览活动，我也随着参加了。恰遇原来十四连的何启治叔叔，乘车途中，我们一起聊起来，回忆了干校的许多事情。他说，到于校不久，他也被当成“五一六”分子揪出来了。军代表命令绿原先生监督他，让黑帮管黑帮，算是以夷制夷的政策吧。幸运的是，绿原先生是忠厚人，不为已甚，如检查信件、监视行动等，并不认真，还与他通气，使他的日子好过一些。但是，他的行动不自由，连进城去共产主义学校看望儿子何兵都不被允许。连里一个同事进城回来，对他悄悄说：“你的儿子真可怜呀!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你啦，他拽着我直问爸爸为什么不来……”何启治叔叔说，他听了这话，心如刀绞，几乎痛不欲生!他讲的是另一段小插曲，也是未被我们这些孩子眼睛看见的另一种痛苦人生。&
　　双抢时节
　　“双抢”是指抢收中稻和抢插晚稻，这是农活最紧张的季节。其实，就连当地农民都是只种上两季稻，可干校是个劳动改造的场所，便命令各连一律都种三季稻，即早稻、中稻和晚稻。到了农忙时节除极少数人作后勤外，一律下湖劳动。我们这些中小学生也放农忙假，帮助大人们插秧、割稻子。开始，还按照学校的编制轮流去各连劳动。以后，有的连队家属子弟多，便觉得不公平，自己的家属子女，干吗偏偏要为别的连队去干活?经过一番交涉，学生们回到父母所在的连队，跟大人们一块儿干活儿。可见得这群孩童，也是一批顶用的劳力呢。每天早起出工，一轮乳黄色月亮还挂在夜空，满天星斗闪烁，路边水田一阵又一阵蛙鸣，还有草丛中断断续续的细微虫鸣。我们这些孩子走在大人们的队伍中，却是睡眼曚昽，踉踉跄跄。这时只是机械地迈动双腿，人还在走路，大脑皮层仍然昏沉沉的，还处于半睡眠状态。这种半醒半眠要持续很长一段时候，甚至走入水田插秧，只听见膛水声，秧苗插入泥中的簌簌声，很少听见人们说话。即使有人吩咐做事，声音也是低低的，慵懒的。又一会儿，天空渐呈灰白色，人们看见东面一抹亮光，上层是绿色，下层是粉红色，很快又扩展为金红色朝曦。一眨眼，通红的太阳终于露脸了，灰色的湖泊，发亮的水田，黑乎乎的野草丛，几棵孤零零的矮树，被染上金黄又带上暗红的颜色。湖中雾气蒙蒙，大地万物也仿佛随着飘升的雾气向太阳涌去，又随着阳光照射，旋即朝四面八方流淌着。这个时候的太阳，给人们以兴奋、欢乐的感觉，它祝福着万物，也祝福着我们。&
　　“哦，太阳出来啦!”&
　　“哈，该奏《东方红》啦!”&
　　人们也活跃起来了，纷纷伸直了腰观赏美景。顺便再回头看去，背后蜿蜒的大堤如蟒蛇盘旋，还有远处若隐若现的丘陵，似连绵起伏的波浪。此刻，昏沉沉萎靡之气一扫而光，大家开始互相打趣，也扯几句闲篇，在枯燥沉重的劳作间觅得一丝轻松。&
　　太阳升高了，热度也随之升高了。烈日当空，这时酷热的温度经常在四十度以上，阳光的热力射在头顶和脊背上，如火烧火燎似的。站在烂泥的稻田里，水也竟然发烫了。满身淫淫油汗，先是腻住了毛孔，又流淌得浑身上下都是，就连仅穿的一条短裤也汗湿得如水里捞出似的。男人们全是赤膊，上下通体晒得黑黝黝的，脖上搭一块湿毛巾，只是为了揩汗。&
　　头几天日子，我们这些中学生还羞答答，无论多么热，也要捂一件短衫，或是穿一件背心。干几天活儿，便顾不得文雅体面了，也和大人们一道光起了膀子。射来的阳光忒毒辣，只觉得后脊背上刺痒，又有一些疼痛，直到晚上睡觉时，更感觉刺痛难忍，伸手挠一挠，原是起了燎泡，被身后的席子擦破，脊背流黄水不止。第二天早晨，妈妈发现了，心疼得流泪，抱怨说：“凭什么也让孩子受这个罪!”可我的内心深处，却是自愿在这种重体力劳动中锻炼，也要改造一番思想，至于改造哪些思想，又该改造成何种思想，却也是懵懵懂懂，只笼统归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经过多日暴晒，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脱了几层皮，挑担、插秧、割稻等农活儿也做得熟练了，干起活儿却笨哈哈的，光会死卖力气，不会使巧劲儿。十四连的大人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小力笨”。他们管搞古典文学的编辑陈建根叔叔叫“大力笨”，因为他干活儿从不偷懒耍滑，实心眼儿地拼命干。以后，我方才懂得，“小力笨”原是北京俚语，是指商店铺子中的一些初级学徒，只管做一些杂活儿，卖傻力气的。&
　　十点至十二点的两个钟头，是每天劳动最难挨的时刻，头上骄阳似火，脚下热气蒸腾，每人好像刚出蒸笼的煮螃蟹，个个都是通红的。体力稍弱一些，便会中暑晕倒。直到伙房的人将中午饭的伙食担子挑到田头，人们纷纷到水渠边粗粗洗一下手脚，然后在阴凉处吃中午饭。南方农民的规矩，“双抢”是最消耗体力的时节，总要办几餐鱼肉，打一打牙祭。这时候，干校的伙食也略有改善，不过是每人发一个咸鸭蛋，两个糖三角而已。午饭后，人们横七竖八地倒卧在凉棚中大睡一觉，外面热浪滚滚，里面鼾声四起，虽然是闷热得令人窒息，却很少有人热得睡不着觉。&
　　午休过后，下午再出工时，个个汗水淋漓，都是硬撑着劲儿去干活儿的。这时异常闷热，没有一点儿风，烈日蒸腾了湖里的水汽，常见雾气朦胧，连周围的空气都粘滞又充满了腻腻的感觉。我们插秧，或是割稻，除了汗流浃背，腰酸难忍，又是憋闷得不行，仿佛空冥中，有毛烘烘的大熊掌在搓揉我们的心。尤其强挨到收工时分，人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又饿又累，仍然要勉强支撑下去，那一段时候最难熬了，只觉得浑身溢出的汗水全是虚汗，血液也快凝固了，体内的纤维与细胞也萎缩了。燠热的氛围中，似乎无数的尼龙绳勒进了心脏，扯呀拽呀，要将它拽出胸膛。&
　　日落西山红霞飞，男女老少收工回，劳作一天的人们方得一丝轻松，只有这时才完全显出了疲惫不堪的模样。一天下工，我见到前面一位老人，有好几次跌跌撞撞一脚踩进水田里。我搀他起来，他嘟囔着摇一摇头：“唉——老啦，真是老啦。”忽然，我幼稚的心头冒出疑问：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说，去干校的人应该“除老弱病残者外”，难道前面的这位老人还不算老么?其实，这句话是并不作数的。不仅老者、病者、弱者，都被轰下了干校，就连残者也未必能幸免，比如中华书局的翻译家陈羽纶先生——他的妻子俞士洪是我的语文老师，而陈先生被截肢，岂不是也拄着双拐杖，去了五七干校吗?&
　　收工返回驻地时，我们要走过木搭的便桥，桥下是一条河，原是修堤取土而留下的深沟，紧挨大堤，河面水宽有丈把尺，河水清澈。每日下工后，男男女女便下到河中，在这儿洗个澡，冲去一天的污泥臭汗。大多数不善游泳的人们只站在岸边水浅处，也有几位水性好的大人，却游向更远处。在这儿，我们洗完澡，还可顺便将汗沤过的衣服洗一下、然后躺在河边，晒一小会儿太阳。&
　　一天黄昏，我极舒畅洗完澡也洗过了衣服，卧在河滩上晒太阳。身旁躺的是萧乾老人，神态也是极惬意的。他轻缓呼出一口气，慢慢抚摸着自己赤裸的胸膛，对我说：“唔……我想起了英国的海滩，在海里游过泳，也躺在沙滩上，那个感觉挺好的。”&
　　我不禁好奇地问：“您去过英国?是在什么时候?”&
　　“三四十年代喽……”刹那间，他的脸上又蓦地出现尴尬神情，忽然转过脸，“咦——你看到了萧桐吗?他跑到哪儿去了?”其实，他的儿子萧桐就在不远处洗澡，他不过故意转个话题而已。&
　　当天晚上，在吃饭桌上，我无意中跟父亲母亲提起此事。父亲笑了，用上海话对妈妈说，哈!萧乾知道他是施咸荣的儿子，所以敢跟他讲这个话，不怕我们给他打小报告。旋即，他又转过头，用极认真的态度说：“这个事情，你不要再告诉别人啦!就是跟你们同学也不要说啦!”&
　　我唯唯诺诺答应，却并不完全明白，萧乾老人讲这一句话会有什么问题呢?那时，我只是个少年，根本不懂得人心惟危的遭理。&
　　进城·夜路·江上行　&
　　每个星期日，我有一桩任务，跋涉近二十里路，到咸宁县城去看望住在共产主义学校里的妹妹。&
　　我从大堤走过去要近得多。若从公路走，又要绕远多走十来里路程。一个少年独自走那么远的路途，难免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瞧一瞧堤下一块又一块水田，还有沼泽地一大片黑森森的芦苇，残落的荷叶，枯萎的莲蓬，风儿吹来带腐殖质臭味儿的泥土气息，忽然，心灵里又会出现某种莫名其妙的惶惑。走下大堤，又进入一大片深红色土地中。亮晃晃的阳光照射到黄褐色峭壁上，又见远处的丘陵、稻田、草丛都清爽欲滴，被太阳洗过一遍似的，泥土里还散发出像酒一样的发酵味道。&
　　往前走，还有一棵大红枫树。&
　　往前走，还有一小片离乱的竹林。&
　　往前走，还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
　　走到咸宁县城又仿佛从一片蓝色幻梦回到喧嚣的现实。那时候，这个小城是穷困而偏僻的，却仍然充满了自然的山野情趣。满街是挑着扁担的农民，机动车都不很多，偶尔几辆发出“咣——咣”噪音的手扶拖拉机驶过，扬起一阵尘土。至于卡车和吉普车更少了，一般它们是干校的车辆，若是在公路遇见一辆，就可以站在路当中招手拦截，求司机带我们一段路程。
　　我到咸宁县高中——也是共产主义学校所在地时，总看到一大群娃娃们已经等在校门口，眼巴巴寻找自个儿的家人，他们伸直脖子等待着，一瞧见自己的父母或兄长，便兴奋地嘻嘻笑着，蹦蹦跳跳跑过来。此时，我从心底涌现出一股亲情的感动。我暗暗下决心，每个星期都要来，哪怕是下刀子也要来。无论如何不能让盼望了一星期的妹妹失望。&
　　我领着妹妹先去逛咸宁城的百货大楼。说是百货大楼，其实也不过两层。我俩照例将所有的柜台逛过一遍，从布匹柜台、小五金柜台、直至食品柜台，然后，我给妹妹买一些粽子糖，尖尖的，不带包装纸，是南方特产最便宜的糖。有时，听说我进城，连里大人们还要托我办几件事，往往是寄信呀，带买一些小物件呀。我极认真地将这些事情一一办完，就带着妹妹奔小饭馆吃一顿饭。&
　　县城仅有几家饭馆，里面几乎挤满了干校的人们。我和妹妹坐在一张黑腻腻的桌前，总得不停打招呼，有妹妹的同学及其父母，也有我们认识的大人们，大家吃伤了一餐餐清水煮洋白菜，也跑到城里来打牙祭。但是，家里的经济收入有限，我在少年时期已经自觉养成了俭省的习惯。往往叫两碗面，一碗是清汤面，一角钱一份；另一碗是肉丝汤面，三角六分钱一份。两碗面端上来，我吃那碗清汤面，妹妹吃那碗肉丝汤面。她很懂事，先要把肉丝拨一点儿给我。&
　　“哥哥，你也吃一点儿吧!”&
　　“你吃吧，”我推让着，“我不爱吃肉的。”&
　　“你骗我!我知道，你是最爱吃肉的。”&
　　边吃边聊着。大都是我听她讲述一些学校生活，再将父母的叮咛转告她，要注意冷暖呀，照顾好自个儿生活啦，还需要哪些生活用品啊等等。出了饭馆，我领妹妹到街上东转转，西逛逛，再消磨一段时间，便送她回学校了。校门口，她冲我泪汪汪招手再见，忘不了要说一句：“哥哥，下个星期再来呀!”&
　　如今，妹妹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定居将近二十年了。她每次回国探亲，大家聚首团圆，回忆过去往事时，我们总要提起咸宁小城——铺着青石板路，只有两条街，不到半小时就逛遍的小县城。&
　　从县城回家，必定要经过那条小河。乘摆渡船过河，又走过一段路程，就走上大堤了。顺着大堤半个多小时，便到家了。往往不误吃晚饭。&
　　可是那一回，我走到河边却傻眼了，空旷的河岸寥无一人。我扯开嗓门狂喊：“有——摆渡船——没有?”“来——船哇!”喊好几声，喉咙都喊嘶哑了，对岸只隐隐有一行鸥鹭飞起。一阵小风吹过，淡绿的水面皱起几道涟漪。&
　　在河边徘徊许久，我内心无限恐慌。唉，摆渡船没有了!怎么办呢?只好绕道走公路了，那要多走十多里路，而且是我不熟悉的路径。又等好一会儿，仍未见到一只船影。无奈，我只好迈开双腿走上公路。&
　　夕阳西下，公路边的苍黑山岩，一片矮树丛，抹了淡淡的金光。长长的灰白土路空荡荡的，天色却转瞬间灰暗了。晚风热热的，挟来一股土腥味和青草气息。在我的少年心头，蓦然出现一阵空虚，又是畏惧。我的腿发软了。想象着，倘若一人在黑暗中迷路，孤独无助，转来转去，该如何是好?越是这么想，我的脚步倒加快了。走吧，快点儿走。&
　　天黑了。却看得见树丛、远山，还有枯黄茅草中一条蜿蜒小路。朦胧夜色如轻纱飘下，又隐约升腾了阴气。我为了壮胆，敞开喉咙高唱样板戏：“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浑身是胆雄赳赳……”疯狂发泄似的歌唱快感中，我似乎冲破了恐惧，恢复了几分勇气。&
　　很快，我精疲力竭了。越来越浓重的黑暗夜色，使心灵变得空漠，又有一股淡淡惆怅。一个人仿佛恍惚走在梦境中。前面是岔路口了，不知该往哪走。我轻率地选一条自以为最近的路，又走下去。&
　　山坡密密的竹林覆盖一层苍白的月光，公路也布满花花搭搭的光点，像一条巨大蟒蛇身上的鳞皮。我又冷又累又饿，腹中空空，身体宛若一块丝瓜藤，只留下筋筋络络，骨头都被抽光了。我机械地走着，本能地走着，脚步踩在路上，单调地沙沙响。周围的一切那么寂静，仿佛只剩下脚步声，还有那条茫茫无尽的夜路。&
　　前面竹林中的小径，突然飘出一片黑影。原来是个老汉挑着担子，晃晃悠悠走来。我一阵狂喜，急忙跑去问他，往干校的路怎么走?老汉放下担子，用袖口擦一把汗水，从容回答：“莫不是向阳山哇?盖几排瓦房，有很多戴眼镜的人……”我兴奋地回答：“是呀，就是的!该怎么走?”“莫慌咯，就跟我走好喽!”我总算将一颗心放下。夜色中看不见老汉的脸庞，却模糊见他戴着帽舌软塌塌的帽子。他告诉我，我走迷了路，又多走了十多里的冤枉路。&
　　走一程，老汉撂担子歇息。他猜我饿了，取一块米粉做成的糕给我。道一声谢，我三口两口就把糕吞下去。老汉瘪嘴一动，叹口气：“唉，北京伢子，真可怜!”一路走，我们又摆谈起来。他说，工分没有挣够，怕分的稻谷不够吃到春天。又说，他的三伢子去年当兵了，正驻防在武汉。他好奇地问我：“北京有好大?比武汉要大么?”&
　　不知不觉走到他的村庄，原来在我们常去的供销社王六嘴附近，离我家不到二里路了。谢绝了他要送我回家的好意，翻过山坡，我往家走去。&
　　进家门，妈妈惊恐地瞪眼望着我：“你怎么才回来?”&
　　我一摇头，只说：“水!我要喝水!”&
　　妈妈将盛凉开水的瓷壶递我，我对着壶嘴咕嘟咕嘟猛灌一气，牙齿磕在上面格格响。妈妈淌下泪水。&
　　“我迷路啦!没有摆渡船，只好走公路，白绕了好多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回头又问，“爸爸呢?”&
　　“他到路口等你呢，”妈妈擦着眼泪说，“现在快11点啦!这一晚上，我们俩急得坐立不安……”&
　　1971年的暑假，妈妈带我和妹妹去上海探亲。下午，三人乘火车到达武汉市，立即赶往江轮码头，买好翌日早晨的轮船票。在一家小饭店吃过晚饭，轻轻松松逛过街，还到武汉长江大桥遛一转。当天晚上，我们决定在江轮码头的售票厅过夜，等待第二天清早上船。在售票厅，还遇到了另一家三口人，也是一个妈妈带一男孩一女孩，纯粹的北京口音，互相攀谈几句，才知道这一家人也是我们文化部五七干校住四五二高地的人员。&
　　我很快同只比我小一岁的男孩子谭力混熟了，妈妈她们打开铺盖卷在售票厅里打盹时，我俩就在夜晚的码头上转悠，来打发那个漫漫长夜。江面上有多艘大小船只停泊，闪烁着灯火。我俩与值夜班的码头工人们坐在月光下侃大山，天南海北胡吹一顿。一个工人讲文革中武汉“七二○”事件的轶闻，我俩也津津有味地听着。以后，又瞧码头工人们装卸货物，甚至溜到了江轮上看新鲜。就这样我俩整整一夜未睡，内心充满了少年式的兴奋。&
　　第二天清早，我们来到江轮上，从武汉到上海共三日旅程，览尽了长江下游风光。与另一个岁数相当的少年一起，可以随时交换心中的感觉。我俩不厌倦地望着辽阔的黄色水面，奔流的汹涌江水。还有遥远两岸的小屋、矮树和田野，漂泊在江面的几叶小舟，偶尔一列黑黝黝崭削的峭壁在岸边高矗，有惊心动魄之感。我的眼睛永远不会疲惫，其实，更是将一颗敏感的少年心灵流连在自然美景中了。有时候，我站在甲板上，痴痴望着江上图景，这些壮丽图景竟然使我超脱了感官意识，使我心驰神往，又进入另一种幻想宇宙之中。在那里，云与水，光与色，听觉与味觉都汇集一起，是运动的，又是静止的，犹如一个瑰丽的圣境。&
　　后来，我在上海亲戚家住了一个月，急于回校上课，自个儿单身独人乘江轮又从上海返回武汉，妈妈和妹妹仍然留在了上海。这一回的江上游，却比来的时候更深刻领略了大自然的神奇。我常一人独倚在船舷栏杆上，好几个钟头呆望着，看激荡的波浪，看与江面相融的灰白色苍穹，看日升与日落，看水鸟从远处飞过。此时此刻，我内心出现了淡淡的忧郁，尤其在黄昏时节，夕阳落入茫茫云海，江面被一片灰雾笼罩，两岸的景物也为暮色所腐蚀，仅变成两道黑黑的轮廓。船舱里人们的呼唤，悠长的江轮汽笛声，还有闪烁的灯光，更使我的少年心灵生出无端的愁绪，仿佛感觉自个儿过于贴近人生，又会有奇异的危险似的。那种惆怅与恐惧交织的感觉，像走夜路时生发的幻觉，又扩大了。这可能是一点儿感悟，促使一个少年突兀地成熟了，心灵深处有什么在升华了，又有什么在失落了。&
　　沈从文先生说过，他的文学生涯与水密切相关。他说，因为“我幼小时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他对自我和自然的认识太深刻了。水，能够促进人的感情流动而不凝固；水，也能够使人产生激情，进而酿出诗情；水，更能够让人悟出所面临的大千世界的深奥实质。&
　　对我来说，少年时期在长江下游乘轮船旅行的那些日子，也是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干校住在了向阳湖，那里是一大片没有水的湖，是淤成陆地的沼泽，是云梦泽的小零碎，只剩下一小块又一小块的灰色湖泊。它使我们这些少年的梦也多是灰色的，充满了厚重雾霭的。在那个风云变幻又风雨交织的时代，这些孩子们心灵也充满了疑问，却得不到任何解答。我们应该知道的，而又不知道的太多；我们应该不知道的，而又知道的也大多。这时候，一个少年人从那一片没有水的湖走出来，又来到了波涛滚滚的长江上，突然，敞开了一个宽广的世界，人，自然，岁月，生活，宇宙；那么，前面或许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呢，也说不定。&
& & 红土坡　&
　　1971年秋天，有些人从北京探亲回来，开始谈起让人感到疑虑奇怪的消息，比如这年九月下旬的深夜，各学校忽然接到上级通知，第二天将在全市举行的庆祝国庆盛大游行的彩排暂停了。后来，又通知，国庆游行也停止了，改为去各大公园游园。还有，传说在九月下旬以后的几个月中，军队当中特别紧张，军人们的休假也取消了，处于某种紧急戒备状态。这些小道消息流传着，人们交头接耳，悄悄议论。&
　　一天清晨，吃早饭时，父亲满脸神秘的样子，压低嗓音对我说：“施亮呀，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有些事情也该让你知道啦，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大事情!你要保密!告诉你，林彪出事了……”&
　　“啊——是不是，林副主席身体情况……恶化?”我立即想起这两年不断祝愿他“永远健康”的仪式。&
　　“不是，不是。他和他的老婆叶群，还有一群人开飞机跑往苏联，在外蒙古摔死了!”&
　　“啊!啊——”我瞪大眼睛，张口结舌，半天说出一句傻话，“他——他干吗要跑到苏联去呀?”&
　　“我哪儿知道!”父亲瞅我一眼，又说，“肯定是中央内部又发生一次激烈斗争吧?这些内幕将来总会搞清楚的。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讲啊，这是很严重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连连点头说。可是，我仍然认为此事简直是不可思议，有五雷轰顶的感觉。&
　　那天上午，我坐在教室呆怔怔的，老师的讲课也没听进去，脑子里有无数疑问盘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又怎么可能呢?我忽然发觉，自己原来坚信的那些玩意儿——政治口号呀，教条和理论呀，等等，像小孩子摆的积木，哗啦一下子坍塌了……&
　　我产生出苦恼，却又不仅仅是为自个儿的苦恼，那么，又是为谁呢?为那个交织着困惑与矛盾的人生吗?为这个充满迷惘和徘徊的世界吗?又想起有一个夜晚，我们这些孩子们，听说连里一个老头突然死了。在漆黑的夜色里，大伙静静抱膝坐在土埂上，谁也不说一句话，只倾听远处隐约发亮的水田里一片喧嚣鼓噪的蛙鸣，呆望更遥远处村落的点点灯火；夜空中闪烁颤抖的星星，孤独一轮清月，带有土腥青草味儿的风吹来，小伙伴们更紧地依偎一起。一瞬间，我们少年的心灵感受到了深刻的孤独与虚无，这也许是对生命认识的某种神秘感吧?它使我们稚嫩的心头萦绕了苦闷，也充满了沉重。&
　　过几日，我还是忍不住向少年朋友宓乃站倾吐了苦恼：“唉——我知道了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可是……我绝对不能跟你说!”&
　　宓乃站眯起细眼睛，也说：“我也知道的。那，咱们就都别说吧广&
　　我俩哈哈大笑。哈，你也知道啦?我知道啦。我心里有一个问题，他的话，他的文章是不是都是反动的，都应该批判呢?是呀，当然该批判!那么，为什么当初把他的名字写入党章呢?唉，我也搞不清楚，心里也有好些疑问呢……
　　宓乃站又建议我读几本理论书籍，于是，我们从大人宿舍里借来了一些小册子看。那是六十年代初中苏论战的一些文章，有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也有《列宁主义万岁》《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后来，又读《国家与革命》，读不太懂，又借了许多外国历史书看。商务印书馆的人们带来了很多书，一箱一箱放在外面，我们常常跑去偷书看。&
　　一天下午，宓乃站对我说：“我带你去个地儿，有一座红土坡，还有一大片湖水……”&
　　刚下过雨，经过那片小竹林时，一棵棵如碧玉制成的竹子散发出凉爽清气，清翠竹叶滚动着晶亮水珠。一串水珠不断滴落到我俩的脖子里。我们又绕过了王六嘴的小卖店，再穿过一片树林，见到了那座红胶泥土的土坡。湿漉漉的红泥散发出土腥味儿，杂乱的小树投下一道一道斜影，在落满腐叶的山坡上折成许多皱褶。&
　　山坡下，一片浩淼的白茫茫湖面，微微荡起涟漪，与淡灰色的天幕连接到了一起。我们捡起湖边的石块，一小片石灰质的石片，很薄，呈紫红色。宓乃站捡起一片，歪着脑袋向湖面抛去，石片连续在水面跳跃几下，才沉落到湖里。我也兴致勃勃跑去参加，却没有他打得好，石片只蹦了两下，就沉底了。宓乃站越扔越高兴，把一小块紫红色石片抛得远远的，像一条小银鱼接连在湖面跳跃。&
　　不远处，还有一棵红枫树。秋天时节，血红的枫叶犹如一簇一簇火焰，也更像一只硕大的火炬，通红通红地焰焰欲燃。
　　后来，我又招来另一批小伙伴，有蒋峤、陈殿、王红、肖翔一群孩子，在红土坡用松球、泥块儿互相扔来扔去，有时候，在那儿流连徜徉直至天黑。&
　　还去附近的竹林里打蛇。我们穿上长筒胶靴，手拿棍子、铁锨，在林间悉悉宰宰走着，碰到高高的荒草丛，就在里面拨拉一阵。突然，会有一条蛇蹿出，有金环蛇，有银环蛇，也有眼镜蛇，大家一声吆喝，举起铁锨，照准它的头部铲去。这要眼疾手快，稍一发怔，那蛇昂着头，摇摇摆摆便溜走了。&
　　头一次见剥蛇皮，是萧桐捉到一条眼镜蛇，他用小刀子剖开蛇的腹部，将带有粗糙鳞片的蛇皮扯开，我竟发现蛇肉是雪白的!白得触目。又一回，小伙伴们捉到了蛇，
自已炖蛇汤喝，端来一碗叫我尝。我壮了胆子喝一口，只觉得滚烫的，舌尖麻酥酥的，只是跟着别人附和着：“鲜!鲜!真鲜!”其实心里还是存有恐惧，并没有分辨出滋味儿。&
　　跟刚到干校时不一样，我的兴趣又渐渐移到读书上，觉得整天疯玩也无甚意思。我啃那些理论书，是希望它们能解答幼小心灵中的许多疑问。&
　　干校人们的思想也是动荡不安，大家预料到“林彪事件”后，政治局面也许会发生变化。可是，又将是怎样的变化呢?谁心里也没底。以后，果然，北京军区的军代表们纷纷撤走了，又来了湖北省军区的军代表。连队里的政治气氛也不是那么浓厚了，抓“五一六”运动也无形中停顿了，起码不像以前那么起劲了。&
　　星期日，我家常聚集了一批人打桥牌，同事们一块儿玩玩聊聊，妈妈再来弄点儿吃的东西。记得有如今已经去了美国的高骏千叔叔等人，龙世辉叔叔也经常过来看看，一块儿闲扯。一天傍晚，大家都散去了，龙世辉叔叔却留下，坐在小板凳上神色凝重问父亲：“老施呀，你看，这个……局势会怎么样呢?可能有什么变化吗?”&
　　“当然会有变化。”父亲顿一下，又说，“这是谁也挡不住的。”&
　　“哦——会发生很大变化吗?我的意思是，巨大的……比较彻底的，变化。”&
　　“这，不太可能。”父亲沉吟片刻，双眉紧蹙，字斟句酌地说，“嗯，嗯，由于各种重要因素，我看不可能……就是说，还是不能摆脱它的惯性，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我明白!我也是这样估计的。”&
　　龙世辉叔叔是搞当代文学的编辑，建国后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如《林海雪原》《三家巷》《苦斗》等，都是经他手发稿的。他与父亲的关系很好，有时也议论局势，谈起基辛格访华等敏感话题。&
　　我当时却对父亲并不佩服，认为他受西方思想影响太深，世界观过于右倾，平时又胆小谨慎，自家且保自家身。我自以为与父亲是两代人，思想观点不一致的。不过，我也看腻了那些理论书，又从大人门前的柳条箱和纸箱里，偷出许多外国名著读，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等等，又迷上了它们。&
　　我经常独自一人捧一本小说，到那红土坡的大红枫树下，津津有味地读一下午，直至灰色暮霭降临，书本的铅字也混沌一片了。我拿着书慢慢溜达回家，刚才书中的那些情景：草原的篝火，踽踽的夜行人，宫廷的舞会，伯爵和小姐们，战场的厮杀……这些犹如眼前那一幢幢茅舍的炊烟袅袅散去。稻草烟的气味，又使我触目于自身所置的图画：深红的土地，灰色的湖泊，黑乎乎的竹林，一片又一片闪亮的水田，牵了水牛下工的农民们。我突然感觉，这个世界是多么繁杂，多么斑斓，又是那么空漠，那么无限。&
　　我记忆中的那个红土坡，那一株红枫树，是鲜明的，也是永存的。宓乃站以后告诉我，那株大红枫树不知怎的被人砍倒了，牛汉叔叔还写了一首诗《悼念一棵枫树》。我却不相信就是那一株大红枫树。&
　　最后再提一笔，写此文的三月前，也就是今年(2001年)8月8日，少年时的朋友宓乃站不幸病逝。他只比我大一岁，也就是46岁，可谓英年早逝。&
　　鱼干风波　　&
　　林彪事件不久，那批飞扬跋扈的北京军区的军代表们撤走，调来的是一批湖北省军区的军官，属于地方部队，大都是军分区的兵役局长，或科长，或某县武装部长。我们觉得，这批军代表显得挺土气，连军装都裁缝得歪歪扭扭，又洗得发白破烂，而不及北京军区的野战军军官们军装笔挺。，他们来后，干校的局面却多少松动些了。也不再像对待集中营的犯人们那样由军代表训话，“不老实拉出去枪毙你们”云云。有一些老干部也陆续被解放出来，其中就有父亲的老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孙绳武伯伯被调到大队当教导员，而韦君宜老人则在十四连任指导员。&
　　前些日子，我重读了韦君宜老人写的回忆录《思痛录》，内心极感动，由此我才真正得知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痛苦与牺牲，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她在书中描写一个细节：“有一次，盖房子抹墙，三面高处都有人抹墙，我站在中间的踏板上，向三面供泥。下面给我供泥的是两个十三四岁的家属男孩子。他们也知道我是黑帮，就以耍我作为娱乐。这边一铲还来不及送上去，那边又喊：‘来呀!来呀!韦君宜来呀!’忙得我几乎从踏板上掉下来，他们却大笑。可见人是有一种自然虐待他人的恶作剧嗜好的，给别人以痛苦，自己并不介意。”&
　　所写的那时刻，我正在乌龙泉，也不知道是哪个小伙伴的恶作剧。不过，我想，倘若自己在场，会是怎样呢?大约也可能是站一旁看着哈哈笑。在文化部干校，文化人的这群子弟反而滋长了“反文化”心理，泯灭了善良的同情心，以捉弄人为乐趣，以粗野为荣耀，已经丝毫没有中国伦理道德的敬老观念。我刚到干校，一反原来的温驯懦弱的性格，变得爱打架，曾经抄起铁锨打人，急得父亲整夜失眠。&
　　这些调皮孩子们眼中，韦君宜是个奇怪的人。一些大人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造反派从牛棚将韦君宜拉出来审讯，却发现她真的被批倒批臭，甚至被批疯了。她穿的衣服整个一夏天也没有洗，发出酸臭味道，嘴里喃喃自语。造反派问她问题，她只是直怔怔的目光呆望着审讯者，吓得造反派也不敢接近她了。她到干校以后，监禁被解除，仍然显得很神经质，爱自言自语，一个人说笑。&
　　有一回，我和一个小伙伴回宿舍，看她远远挑了一担水过来，那个小伙伴推着我咬耳朵说：“你看，你看，韦君宜……你不要目光直对她，悄悄看着……她是不是在说话?”&
　　我们放慢了脚步，觑眼偷瞧着她。果然见她，边走边喃喃自语，突然，嘴角一抽搐，自个儿又笑了。看的时候，我们只觉得好奇，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