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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八年级历史上册同步练习：第8课
新文化运动
学年八年级历史上册同步练习：第8课
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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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学一做专题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
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告诉别人：这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认识了，同时又肯改，仍然是可以进步的。犯了错误，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了。
我讲这一段话，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
下面讲几个大家在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 立场问题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广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首先是把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军队组织到革命的潮流里，革命的力量推动他们前进。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有些人在陈独秀领导下，立场就很不稳了，跟着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受了当时反动阶级的影响。类似的例子还有。所以，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祖父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不经过很冷静地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既然如此，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例如，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北洋军阀的专横卖国，更使我增加了爱国的思想，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等爱国活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好的起点。知识分子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危险性。假使从民族立场发展到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侵略别的国家，对内压迫小的民族，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这种危险性虽然有，但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主要的方面。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受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所以人们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所以，知识分子初步有了这样的思想，应该受到欢迎。当然，我们也要防止产生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思想。
在中国，国家主义是跟共产主义同时出现的。五四运动时的同辈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家知道，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分成两派：以李大钊、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产主义；另外，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又是一派，他们走向了国家主义，结果做了国民党的尾巴。这个尾巴做得也很可怜，因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环境里，不可能出现土耳其式的基马尔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极少数人玩弄那种货色，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中是生不了根的。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一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国人民找出路，如洪秀全和孙中山的革命，严复和康有为的改良，在当时都是想把中国往前推进，但结果都失败了。中国既没有象法国大革命那样把封建势力完全摧毁，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发生了明治维新。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教授先生最近参加土改工作时看到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大，地主和富农在中国农村中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散布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压在农民头上，帝国主义就凭借着这些人统治中国。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过去有些人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统统失败了，不能不找新的办法了。
中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觉醒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要“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先生也提过“以俄为师”的口号。这样，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组织和发动起来了。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因为封建经济束缚着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买办势力束缚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买办势力，成为一种反动政治力量，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
人民的立场，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以后一下子就站稳了呢？不错，当着对敌斗争很激烈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的，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斗争的，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但是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和国民党讲联合，共同对外，这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明确了。你们从胡乔木同志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坚决主张对国民党有联合有斗争，推动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不要人民的片面抗战，这是坚定的人民立场。但是有些共产党员，有时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迁就了国民党，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清楚了。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曾发生过这样的错误。那时联合的工作是做了，但斗争不够。后来认识了这个错误，纠正了，到重庆、南京工作时就好一点了。这就是说，人民的立场，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稳了的。大家看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读了很多书，又住过延安的学校，但还是有不少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毛主席在那篇讲话中就首先提出立场问题。
现在，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想法，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想法，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想法，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什么要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呢？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民族的，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使社会达到无阶级的境地。工人阶级的伟大就在于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谁去做工人呢？如何积累资本呢？我参加共产党，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动了我，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向别人宣传过。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因为工人阶级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劳动者，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
对阶级立场问题，在知识分子中有几种认识。一种认识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产业工人不过三四百万，并且是从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的影响，恐怕不会很强，怎么能领导全国呢？另外一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占很大的数目，怎么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是不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种认识是：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后，实行党的口号、政策，他的一切就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了，就体现工人阶级的思想了。这三种想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尽管人数少，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人受过封建的影响，但是只要积极工作，发展生产，跟世界上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先进理论相结合，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会发展壮大。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从小到大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由幼年长大的，幼年的生长力是最强的。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是有远大前途的。工人阶级能照顾全局的利益。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展工商业，不仅对本阶级有好处，对农民有好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好处。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它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逐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根据它的思想，根据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才可以使中国工业化，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能因为它人数少而忽视这个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
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他们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吗？我认为，经过锻炼是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工人阶级并不把它的立场私有，只要真正愿意接受它的思想，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场上来。中国工人阶级也是从旧社会来的，不过跟知识分子不同，它经过现代化大生产的锻炼，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立场。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梁漱溟先生在一封信上说，过去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很多是农民，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吧？他这话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很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经过改造就会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思想就会逐渐加多。毛泽东思想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思想。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就是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的伟大著作。
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级迁就，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的指南针，但是单靠这个指南针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革命实践。毛主席常说，任何一个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碰过钉子，摔过跤，别人的经验对他总是作用甚小。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宝贵的，最有用处的。所以共产党员也需要经过锻炼，而且是长期的锻炼。
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大体上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
二 态度问题
明确地认识了立场的发展过程，态度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
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阶级存在，还有国家的对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要统治全世界，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把世界变成美国的世界。中国人民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之苦的，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侵入朝鲜，侵入我国的台湾。世界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逐步觉醒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觉醒。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侵略，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的痛苦，要求持久和平。世界分成了两个阵线，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这样的世界形势，我们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没有这样一个区分，那你是什么态度呢？难道你站到敌人方面去？当然，在中国还有站在敌人方面的反动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我们要肃清他们。但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站在爱国的民族立场上的人，能不表明态度吗？所以，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有敌我友的观点。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争取他们。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和平，即使是暂时的朋友，我们也要争取。一切国家，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都应该争取，即使是中立，那怕是暂时的、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我们应该分清敌我友的界限。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时的朋友。这样，我们人民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这是在国际上。在国内呢？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首先应该巩固工农联盟，还要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分子。我们的敌人就是反动阶级，最集中地表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上，还有一些反革命残余分子。在态度问题上，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难道今天还可能又站在蒋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国人民方面吗？也许可以躲到香港去，但那是临时性的，最后态度总是要判明的。
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翁文灏，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
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觉得应该允许。怀疑并不等于对立。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这不能允许。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
还有一种态度是同情但不参加。这种人只是做到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参加还要考虑考虑。这也是允许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许多人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很同情新中国，但是他自己暂时还不能回来。我们绝不勉强。因为这里面还有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应该谅解。
＊这是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讲话的前两个问题。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 & & &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黄任老要我来参加今天的会，很早就跟我说过。我同职教社是有一 段因缘的--在重庆职教社所办的&星期讲座&讲演过，给《国讯》写过文章。今天来参加会，能够见见各位朋友，很高兴。但是讲话却没有准备。任老送给我一些材料，我又没有功夫看。到底讲个什么题目好呢？我想，还是抓一个现实问题来谈谈。
共产党现在要整风，任老把整风比作种牛痘。从种牛痘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到我们自己，联系到各位。职教社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从职教社所走的道路，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爱国热情的。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座的李维汉同志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们都受过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封建教育。几老自不待言了。我不能称老，但也留过辫子，受过封建教育。毛主席说过，他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最近，我陪波兰总理去天津，对天津的大学生讲话时也说过，我在南开受的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它对我有没有作用呢？应该说，起了启蒙的作用。好处不要抹煞。但是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教育有它不好的一面。如果看不到不好的一面，不进行自我改造，就会阻碍我们前进。
知识分子，在今天中国社会中是重要的、急需的，我在去年一月间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讲得很多。毛主席在今年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都讲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共大约是五百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并不多，按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来说，很不够。所以要很好地重视这个问题。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排了一下队，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约有两百多万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大约只有九千人，加上讲师、助教一起大约也不到六万人。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年轻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他方面，如各机关、科学部门、产业部门、卫生部门和军队中的技术人员，也是年轻的占多数。尽管开国时把旧中国的职员包了下来，但是他们现在占的比例毕竟很少。应该说，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新中国培养的。不过，新的离不开老的，总要老一辈的帮助。因此，直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虽然不多，但绝大多数总还是要受到它的影响。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个长期的工作。
这就是说，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从思想意识看，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旧的思想意识要它一下子都不存在是不可能的。以为到了新社会，人们的思想就自然都是新的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思想改造不可能把旧的思想一刀斩断，而要长期进行。解放以后，我每次讲知识分子问题，总喜欢把自己的切身经验对大家说说，这样比较亲切些。拿我自己说，受共产党教育三十多年了，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已经完全没有了呢？不是的，甚至于封建思想残余有时候脑子里还蹦一点出来。有的时候，说话没有经过仔细考虑，讲了错话，或是工作上发生一些偏见，这是为什么呢？有的就是因为思想上还有旧的残余，或者说旧思想的影响还存在。我们要反对两种主要的错误思想：一是教条主义，一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是把原理、原则当教条，到处背诵，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样办事当然是行不通的。修正主义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加以修改，这种修改是完全错误的，实质上就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整风，就是要把共产党员的错误的政治主张、行动作风和错误思想加以分析批判，进行改造。不能认为成了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就一定是完全改造好了。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愿意从事工人阶级的事业，这是一回事；至于思想作风上的一些毛病，需要通过长期改造来克服，这又是一回事。当然，觉悟高，学习好，在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改造得就快一些。觉悟低，学习差，不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改造得就慢一些。这种情况，在党外的知识分子中同样存在。
过去，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在受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旧中国，所以往往产生救国革新的要求，再往前进，就有革命的要求。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例如，太平天国是农民运动，但领导人洪秀全也还是知识分子。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革命派。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又推动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就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基础上成立的。以后的学生运动，从九一八事变、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到后来的反蒋运动，知识分子大多是站在前面，受革命的吸引，同情革命的。反动统治者不给知识分子以发展机会，知识分子不能施展其才能，他们不仅政治上受压迫，生活上也没有出路。所以知识分子总是要求改革现状，要求进步。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是，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消极的一面。看不到这一面，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短处。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带有旧社会的习气，有的还有所谓士大夫习气。我自己的家庭就是士大夫家庭。士大夫总有它的保守的一面。记得一九四六年土改的时候，我和任老谈过，我们的亲戚朋友如果来反映土改的情况，要注意从两面去听，工作有偏差也许是事实，但还要想一想他为什么来反映。我们中间有些人是从剥削阶级来的，应该懂得剥削阶级是会给人们带来偏见，使他们把好得很的事情看成糟得很。中国士大夫有自尊心，有民族气节，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念旧，不加分析地觉得旧的都可怀念，这些却是他们的毛病。还有，就是受旧中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庚子（一九○○）年以前还比较少，那时候士大夫的保守性主要是盲目排外。到了庚子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外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逐渐加深，盲目排外就逐渐变成盲目崇外了。还是拿我来说，我从南开受到了启蒙教育，因为学了一些新知识才能进一步接受革命的思潮。这是好的一面。而另一面，我也受到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消极影响，沾上洋气，似乎凡是新的都好。我相信过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后来在斗争中才逐渐相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是逼出来的。人民灾难深重，不革命不行。知识分子改造也是一样，总要有人逼，走革命的路才快一些。我们知识分子要革命，就得摆脱旧的东西，克服封建习气、资产阶级思想、士大夫习气和洋气。这些旧东西，只要稍许不留心，就会在头脑里冒出来。所以必须经常注意进行思想改造。我们批判洋气，并不是说不要学外国的好东西，而是要批判那种以为外国什么东西都好的错误看法。中国知识分子的旧东西，和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可能不那样根深蒂固。西方知识分子是不轻易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抛弃旧包袱，这是因为他们的&资本&不厚。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实际上&资本&尽管不厚，也不是短期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和风细雨地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尽管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经胜利，但是思想意识的改造毕竟是长期的事。今天，我对职教社的朋友们贡献一点意见，那就是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锈。共产党员也是一样。
我们正处在继往开来的时期，放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应该很好学习，努力改造，只有不断地学习、改造，才会不断地前进。
＊这是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象我今天的讲话，只有两天时间考虑，是不成熟的。当然，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那就只是一个胎儿，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能不能长大成人，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提出意见来，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题，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的这种作风。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是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们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样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本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不能随便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
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同它比较，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该戴的帽子也不戴，应该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大辫子之类的问题。比如出身、历史，就应当交代，使大家知道。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不容易改掉的，要靠众人帮助。所以，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该坚持的。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以上是开场白，是引言，下面讲六个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后还讲一讲关于话剧的一些意见。
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也要把它改好。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帐，算大帐，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又如做诗，我们的领导人中，陈毅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当然，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叫他少写。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采的。国画，象展出的江苏国画家《山河新貌》画展，就是很丰富的。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虽然我是江苏人。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讲清楚。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退赔问题，我支持这个意见。当然，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见是对的，你说他错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心情很不舒畅，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吗？又如献稿费问题，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的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比如农村，农民手里的粮食，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当然，也要有不同对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就要有所不同。业余时间写作所得，就不能无偿占有。据说有人说，究竟谁的稿费归了公已经查不清了，不好退赔。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实际上人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还是应当退赔，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为什么不应该退还给本人住呢？
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该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要求中央文教部门搞一个规划，提请地方同志们讨论，加以约束。据说，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愿意退下来。我看还是要从实际情形出发，要区别情况，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有的是领导的要求。群众自己爱好，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当然，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剧团工作是精神劳动，应该是主要演员、艺术水平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行政部门加以指导。这是一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服务的。另外有一种，中央各部、地县领导机关，一定要搞一个戏班子，为少数人服务，这就要干涉，不允许保留。保留这种剧团是搞干部特殊化。剧团主要是为群众服务的，虽然也可以作些内部演出，但是应当有个界限。文化部门应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之下订一个规划，脱离物质生产专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能太多。至于业余的，群众自己办，又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应该允许办。我们普及文化，主要还是靠业余活动来实现。
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规划一下。
二、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说明一下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曲折。党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以后，经过“三反”“五反”，证明了这一点。合作化后一个时期，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来势很猛、很广，可能认为我们改造旧社会所收到的成效很大，对阶级斗争在程度上有所忽视。毛主席预见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讲到革命与反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九五七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更清楚了。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阶级敌人在我们有困难、有缺点、有弱点时，就会猖狂进攻。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阶级斗争就忽略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没有分析，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所动摇，或有所偏颇。
阶级斗争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还有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方面的。
属于政治性质的，敌视社会主义、要乘机复辟的，就要坚决反对，如右派猖狂进攻。去年农村中个别地区反革命分子篡夺领导权，企图复辟；或者待机而动，有时暗藏，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活动，到一定阶段猖狂地复辟。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地区。由于全国人民政权的巩固，他们是挑不起大事来的。这一类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的，要警惕，麻痹了就会上当。这种问题在全国任何方面都存在，但为数极少。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上随时警惕，特别是当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时，更要注意。
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对于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受过旧学校的教育，今天的青年也会受家庭、社会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所以旧思想旧作风在人们的脑子里或多或少地存在。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拿医生来说，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医生，技术是第一流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脑子里有上帝，这并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是无法勉强的。有些老人终其生而无法改变，带着迷信思想进棺材，但他活着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影响他的作风，由于信上帝就要去教堂，或到吃饭时要默祷一下，有些同志对此也看不惯，斗他一下，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紧张和不安。当然，作为教师、作家，以此去教育青年，或搬上舞台影响青年，那就不好了。但要他们彻底改造，是不容易的。就以我们来说，是否对辩证唯物主义就认识得那么清楚了？思想上是否一点旧的东西都没有了？很难说，也要不断改造。前面所讲到的缺点与错误，还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所引起的？但你能说我们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自己虚心一些，帮助别人就好办一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
习惯势力，是指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习惯势力在中国很多，如农村中急起来打人，就是一种习惯势力。这是从旧社会带来的，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对待群众。戏里还有打板子的。《十五贯》很好，把打板子放到幕后去了。对于反革命分子，毛主席一贯强调反对用刑。反对革命尚且要教育，何况人民内部呢！但习惯势力常常是不自觉的，还要打人。最近知道有许多戏被禁演，也是按习惯势力去看问题，例如《秦香莲》，有人认为也不能演，真是岂有此理！批判陈士美杀妻灭子，他的行为是很恶毒的，为何不能演？这与离婚再娶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戏对男女关系问题总是骂女的，对男人总是原谅的。我认为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习惯改掉嘛！不要以为干部就没有封建思想，这不是封建思想是什么？讲起道理，大家都同意，但一遇到具体事情，习惯势力就来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肃清，到二十一世纪也许能创造出新的习惯来，但在这一世纪，不要指望全部肃清旧的习惯势力。这里涉及阶级斗争问题。我们有时话说得不恰当，或开玩笑把话说错了，这是常有的。如果把这种情况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人家就不能活了。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总之，对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否则，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要怕听改造这两个字。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我常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改造是好事，不是坏事，是为了更便于团结，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除阶级敌人外，全国人民大团结。至于思想上是否有唯心主义、旧习惯势力，那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些人都在我们团结之内。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估计只要四年零八十天。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就是十三年。我看几个十三年也不止，也许更长，现在不好“算命”。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把文艺工作做得更好，为了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而不是“五子登科”，使大家很紧张。进行这项工作要和风细雨。毛主席讲：凡是思想改造学习，都要和风细雨，采取神仙会的形式漫谈。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从领导到文艺队伍，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些问题不是一次会议能够完全解决的，大家回去还要去漫谈，不能性急，不能又出一个新框子，要长期做下去，要有耐心，才能心情愉快。
一方面要进行阶级斗争，一方面要巩固统一战线。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如此。李维汉同志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文章，在此不再多说。有一个时期好象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现在经过反右派，有了三年大跃进的经验，彼此更了解了。三年大跃进有顺利的经验，也有困难的经验，要更团结，更有信心，统一战线应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更缩小、更淡漠。这一点要肯定下来。要使得我们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一方面在政治上提高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警惕性，一方面更加扩大和加强内部的团结。
三、为谁服务的问题
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任何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至于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文艺形式至少象周扬同志报告中说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曲艺、摄影等方面，细分还不止，如戏曲中就有很多剧种。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象我今天的讲话，只能叫漫谈，就不能叫艺术。既然如此，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我看到四川一个材料。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到四川说：川剧落后。得罪了四川人。当时一位同志回答：落后不落后要由四川七千万人去回答、去决定。我看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这是不是主张反对领导呢？不是的。领导在政治上有权提意见，要政治挂帅，但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至于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
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负责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如果天天让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爱看，就要去看香港片，这只能说明电影局的工作没做好；反之，一个打仗的片子也没有，让青年丧失战斗性，也不好。现代片多少，历史片多少，要大体上有个比例。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我们要有个比例，这种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剧种中也要有所不同。有的剧种只宜于演抒情戏，打仗戏只能偶尔演之，如越剧团都是女同志，演《红楼梦》很舒服，演《追鱼》也还可以，演武打戏如《泗州城》就有困难。越剧是嵊县“的笃班”发展而来的，后来又吸收了绍兴大班的一些东西。原来有男演员或全是男演员，后来都变成女演员演，现在既允许有男女同台的，也允许全是女演员的。由于剧种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安排剧目时必须考虑群众的需要。又如电影，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对于青年，要告诉他们革命之甘苦，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表现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戏要多演，使他们不要忘本。创作题材要有个大体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和干涉过多。听上海的同志讲，有几个作者对党委领导工作根本不熟悉，硬要他去写党委领导，结果天天对他讲党委挂帅如何重要，还是写不出来，不如让他写写别的，发挥所长。本来是各显所长，百花齐放，结果成了一花独放，拿一个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缚住了。陈云同志关于曲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过去对评弹不懂，现在觉得比北方大鼓还好，当然各有千秋。但我仍愿意听北方曲艺，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观众看戏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又如，我愿看散文、短篇，看长篇小说就没有时间。有时想看看不费脑筋的戏剧和电影，借以休息，但是不行，还是要想，要提意见，其实这是多余的，今后要解放一下，反正专家很多嘛！我们看了戏之后，受不受感染呢？也是受感染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时就回答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现在的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而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还有，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如周扬同志所说，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大专学校太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说是为生产服务，结果适得其反，成为生产为文化服务，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了文化。普及与提高，普及就要开展群众业余活动，在此基础上提高。现在我们做过头了，文化事业搞多了，队伍搞大了，占用了劳力，影响了生产，所以要缩短战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四、文艺规律问题
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周扬同志讲，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我觉得现在在这方面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几年来，文艺作品在数量方面搞得很多，质量不高。文艺的队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同一个剧目，到处学着上演，路子很窄。同一个题材，各地都写，大同小异。用同样的语言歌颂同一事物，把质量降低了。虽然目前文艺的数量离普及还有距离，但是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成功的作品不是人人都能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并不很多的。当然我们要超过他们；但是也不能“人人做诗，人人画画”，每县出一个郭沫若。这种口号是不对的。数量和质量是辩证地发展的，数量总是超过质量，好作品总是少数。但是现在质量高的东西太少了。文艺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创作好作品需要更多的准备。《社会主义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词太简单了。在大革命时有一首歌，名叫《打倒列强》，群众很爱唱。一共只有八句词：“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更简单，等于标语口号。但是那是一九二四年写的。现在过了三十七年，还是那么简单，就不好了。《社会主义好》的作词者不要紧张，我在这里不是怪作家；这是由于领导要求太急，所以只能是急就章。现在《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质量较高。这就是群众的批评，群众的选择。现在应当允许作家的写作时间多一点，不要催得太急。剧团也不要演那么多场，使演员能够劳逸结合。
2.原料和加工的问题。普通的实际生活总是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作品。作家掌握了原料以后，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写成作品。现在应当更加着重加工这一方面，因此要多给点时间。《杨门女将》这出戏如果能由梅兰芳同志加工，可能更好些。
3.思想和业务的问题。思想很重要，是指导，必须加强思想学习。你们是“灵魂工程师”，思想总要高些。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写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还要精通业务，否则思想如何表现出来呢？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例如做宣传工作，不能成为艺术家。当然，宣传工作也要求有鲜明性，生动性。要精通业务，没有基本训练是不行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经验和才能，必须有很好的修养，其中包括训练，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也不能成为评论家。我今天的讲话就只能是漫谈，而不能算作评论。因此，一定要积累经验和才能，要不断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考验。我们的艺术团体到国外去，人家对我们的艺术家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培养非常羡慕。我国的艺术家有广阔的发展天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受人赞美，就更要提高，更往上发展，所以要重视经验和才能，要重视技巧。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
与此相联，红与专，论与史，文与道，都不能偏废。这些问题周扬同志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都讲过了。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
聂荣臻同志一定要我再讲讲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白”呢？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毛主席说过：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要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对我们是有利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利的。不讲革命的功利主义，空谈政治，不好。当然，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
4.批评和讨论的问题。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大框框中争论，你说好，我说坏，都可以。光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人家就会说，还是批评家好当。
五、遗产与创造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厚今薄古。我们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
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如果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但要“以我为主”，首先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小刀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剧，在上海演出时，其中的《弓舞》没有女的站在男的身上那些芭蕾动作，在北京演出时加上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时代怎么能有这种动作呢？它同太平天国的历史背景不符合。《宝莲灯》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神话怎么能够那样演呢？也许他们考据出什么东西作为根据。一些器乐也是如此，总要来点西方情调，听来不和谐。在这方面，也许我有些保守。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也许《小刀会》中的《弓舞》，让女的蹬在男的腿上是一种创造，这可以争鸣。我认为把古代的、外国的东西吸收溶化在创作里，应该注意时代背景。写古代题材，女人不可能站在男人身上，写现代生活就不同些。据说安徽的《花鼓灯》是女人站在男人的肩膀上。但是我记得年轻时看群众跳这种舞是男扮女装的，从前根本不允许女的站在男的肩上。当然你们也可以驳我。我讲这一部分就是准备引起讨论的。
六、领导问题
三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部分的。如何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做调查研究的是领导者，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
最近听周扬同志说的一句话很顺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不仅统战部要做，宣传部也应当做。这话很对。本来宣传部应当广为招徕，门户洞开，但是现在党外人士不到中宣部来，可见门户不是那么洞开。统战工作不只是统战部的工作，而是全党的工作，不仅文化部、宣传部要做，组织部也要做，许多部门都要做。毛主席每年都要找章行老谈谈教育工作。我也还要对溥仪做工作。既然把他放出来了，总要让他做点工作，发挥他的作用。改造末代皇帝，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嘛！否则为什么放他出来呢？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我还要说一句，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你们也不能封锁消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就无法合作了！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食，注意节约。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别人的成绩，应当加以肯定。对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整个领导错误，有的地方是个别错误，有的地方则很好，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教育干部。毛主席说，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活动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广阔。
七、话剧问题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话剧问题。
话剧几年来有进步，但是比起其他方面来要弱一点。什么道理呢？是由于不承认基本规律，不搞基本训练，似乎演话剧很容易，只要会说话就行。话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括剧本、表演、布景、灯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艺术化，话剧要通过语言打动人。话剧界的同志要我向毛主席做工作，请毛主席看话剧。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话剧演得不象普通人说话，毛主席就会来看了。
话剧演员不仅要会说话，而且要会唱、会做，因此基本训练的内容是很多的。但是现在不大讲基本训练，忽视话剧艺术的基本规律。话剧团体的演出任务很重，一年将近三百六十五场，弄得大家很累，没有时间钻研艺术，使话剧不能被人接受。演话剧要有别的修养，琴棋书画都要会一点，要成为通才。演《雷雨》，不熟悉封建社会的生活，演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就不象了。
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我看艺术应当苦练，这虽是从话剧讲起，但应适用于各个艺术部门。要进行基本训练，就要有时间。文化部在这方面应当有一个规划，定出一个恰当的比例。
解放以来，我们培养出很多人才，但是从发展观点来看，还是不够的。杨秋玲在香港被称为“小梅兰芳”，但是实际上她离梅兰芳还远得很。如果不给她时间加强训练，过几年也会垮的。我们培养人才不能起一个垮一个。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讲“成本”，当然，不是说要搞经济核算，但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掌握基本规律，加强基本训练。这是第一点。
第二，演话剧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又无人，又有人。演员在舞台上看到台下千百双眼睛，就有些战战兢兢，当然演不好戏。因此要“目中无人”。现在剧场观众席是黑的，是为了让演员看不见观众。但是往往又产生另一种偏向：演员的心里也没有观众了。演员在台上背着观众说话，我们竖着耳朵都听不见。他们根本忘了话是要说给观众听的，戏是要给观众看的。所以演员要心中有人。
第三，对舞台，既要藐视，又要重视。所谓藐视，就是要敢于什么角色都演，好人、坏人都演。年纪大的人演小孩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中演瓦夏和别佳这两个孩子的女同志年纪都很大了，演得很好。但是光藐视不行，还要重视。舞台虽小，下面却有成千成百的人看着你，稍有疏忽，观众都会看出来的。所以要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
第四，演员自己要做到客观逼真，主观认真。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完全变成角色，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逼真。但是主观上要认真地演，演武松要象武松，演曹操要象曹操。应当是又象又不象，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总之，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希望在这次会后，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许多框框来。
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论知识分子问题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这几年，特别是近两年，从事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的同志很勤劳，很辛苦。虽然生活供应差，工作条件受到限制，甚至精神上也有些不愉快，但在科学工作、戏剧创作方面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庆贺。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
今天能有机会和全国高级的优秀的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戏剧写作者聚在一起谈一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高兴的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谈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谈起来会更亲切些。
一、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
这个问题在党内部分干部中常常有不同的解释，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些疑惑。现在尽我的能力作个初步解释，不能担保今天讲的都是成熟的，如讲得不恰当就改正。
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为奴隶主服务，在封建社会为地主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知识分子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很少；只有剥削阶级才有条件求得知识，求得更高的知识。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常常容易接受并传播剥削阶级的旧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但总是唯心主义占上风。在旧社会，也会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敢于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中来，为新的阶级说话。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投降了进步的阶级。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都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同样也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遭受反动知识分子的歧视和压迫。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现在还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党派消灭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消灭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
以上讲的是一般情况，是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说的。
资本主义后期产生了殖民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广大地区的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就连受外国欺压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或先或后地站到了反帝爱国的立场上。所以毛主席再三地说，我们要团结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反对帝国主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具体地说，是指工人、农民、进步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进步的民主人士（有一些还是封建阶级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社会阶层。
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中国什么时候有知识分子？讲起来很远，远在奴隶社会就有。这是属于郭老、范文澜等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问题。我只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一）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封建家庭出身，头上留过辫子。存在决定意识，怎么能没有影响？
（二）我们曾为旧社会服务，纵然不是为北洋军阀或国民党直接服务，也是为旧社会服务，不能说没有受旧社会的影响。
（三）我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如上塾馆，拜过“天地君亲师”，磕过头，手心挨过打，罚过跪，封建教育嘛！不过现在也还有些用处，知道些诗云子曰。解放后我去天津，回到曾读过书的南开中学，第一句话就说：“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但是也要感谢，当时对我有启蒙作用。”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不能光说不好，它对我也有启发。这样说才全面一点。
这三条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根”，这种“根”，不能否认。
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罗嗦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历史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毛主席很不满意有人写他的传记时，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毛主席说他小时候还烧过香。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时，我们组织了觉悟社。后来有人问邓颖超：那时你们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她回答说：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我们的社员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以后有不少人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青年人不了解，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一九二○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
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直接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少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都是没有前途的。溥杰过去到日本留学过，有什么作为？还是新中国改造了他，才有了用。他的叔父载涛过去做过军谘大臣，不如现在当人大代表，可以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这里有不同等弟的人，沈衡老是进士公，黄任老是举人公，董老是秀才公，还有翰林公。秀才、举人、进士、翰林都有。过去想做点事业，可是做不成，有什么办法？北洋军阀时代的李根源是我的“同行”，当过国务总理，能为国家民族做什么有益的事？国民党时代的行政院长翁文灏回来了，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跟他们走有什么出路？死心塌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胡适，直到了结生命，还是没有出路。反过来，历史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出路。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解放前，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过。解放后，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讲过，他说：“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我们是团结全国的最大多数人，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是最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剥削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专政。他还引用列宁的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列宁在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了知识分子。这是讲的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中国又扩大了联盟，一直扩大到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要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政治上的联盟。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坚持这两种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这一点，党内不少干部常常不注意，解释不清楚。无产阶级根据这个既要同其他劳动者结成联盟又要同非劳动者结成联盟的方针，就提出了一个改造的任务。
（一）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天下没有完人，觉悟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本性，反抗剥削压迫，思想先进，但要发展成为有高度觉悟性、战斗性、组织性的阶级，也要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共产党要不断消除自己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旧的东西剔除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就首先要求党内进行学习和改造。
（二）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主要是对农民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说的。改造什么呢？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要求农民同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作斗争，要求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习惯势力。这样，才能使他们和无产阶级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
（三）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在经济上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从加工定货到定股定息，进而取消定息，消灭其阶级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思想上则要改变其阶级立场和观点。这要经过长期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我们的同盟者，但是属于另外一个方面的同盟者。
总起来说，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或非劳动者的改造，是为了最后消灭阶级和阶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都不存在了。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中间要经过许多阶段。
两种联盟的矛盾性质不一样。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同非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一面。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不是对抗性的吗？但我们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采取的是赎买的政策，而不是没收的办法。对农民则是逐步引导他们从个体所有制进入集体所有制，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采取说服、教育、示范、提高的办法。同样，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也要经过长期的过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互相学习，逐步接近，才能逐步消除的。这样看，我们同知识分子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有上述的发展过程，使得他们也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党和国家有必要与可能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所以说，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也是知识分子本身的根本任务。
根据这样的方针和自我改造的任务，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一九五六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到一九五七年六月才发表，那时已有右派进攻，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原来的分析。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很清楚的。
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最近两年，全国人民除少数反动分子外都经住了这种考验。我们一方面在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也出现了偏差和错误，加上三年来农村灾荒，粮食和经济作物减产，城市工业生产也有些下降，市场物资供应减少，物价部分上涨，实际工资有所下降。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一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得起考验。我们不能说没有人对这种情况有意见，意见是应该有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关心提出改进意见，希望情况有所改善。只有极少数人幸灾乐祸。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的。科学工作会议的《简报》我都看了。《简报》上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大家工作努力，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你们热爱祖国，使我们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中国人民是从民族苦难的日子里熬出来的。在座的有的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人，看到了民族解放，人民胜利了，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了困难，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从《简报》中还看到大家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不能不使我高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从老一辈知识分子手里培养出了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培养出了新的力量。饮水思源，是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起了作用，也是知识界共同努力的结果。青年人的成长是老一辈亲手培养的，这一点要很好地向青年人讲清楚。从老知识分子身上找毛病是很容易的，但要看主导方面，要看到各有所长。比如我讲话可能不如青年人讲得流利，但是谈问题、论经验则比他们深些。如果说要互相尊重，首先要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子。老年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加入了党，这是可喜的现象。
但是，十二年当中，甚至很长时期内，总有一小部分人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保持原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改造甚至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右派。毛主席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曾经讲过，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做“梁上君子”，这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有出路。这话是有所指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前后说的，但是到六月，右派还是进攻。当时反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
在知识分子内，也和党内一样有左、中、右。任何党派、社会团体内都有左、中、右，这是规律，是客观存在。左、中、右或者说进步、中间、保守，他们之间也会相互转化，保守可以转向进步、中间，中间、进步也会变成保守。但是有些部门和机关用左、中、右去排队就不好了。人的思想状态是会变化的，政治思想、主张经常有变化，特别是对科学上生产上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如在建设工作中，有个时期说高指标是正确的，低指标是保守的，这是不对的。现在钢的产量定在一千万吨以下，这不是保守，不是右倾，这样可以搞得扎实些，对建设更为有利。指标能高就高，该低就低，不能拿这些来作政治分野。
就是对一小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我们在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