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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甲午战争的误读
作者:堵开源
日,中日黄海大东沟海战,晚清重臣李鸿章苦心营建的北洋水师损失惨重。失去制海权。三天前,淮军地面部队在朝鲜平壤被击败。
至此甲午战争中日本开始占据上风。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历史。但是不同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这段历史进行解读。上世纪50年代的老电影《甲午风云》中塑造了完美的军人邓世昌的形象。但却让中国普通人心中留下了一种印象,那就是甲午战争,中国军队,或者说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本应有可能取胜的,只是因为晚清政府的肘掣,帝国主义的欺骗,以及军队中的败类懦夫。最后才输给了日本。
而冯小宁导演80年代的《北洋水师》电视剧,堪称中国一代人的“海权”意识启蒙,每集电视剧结尾对世界各国和中国海军舰艇数量的盘点让人印象深刻。然而这部电视剧对甲午战争和北洋水师的描写并未脱出《甲午风云》的套路。片中大量的由于对19世纪末海军技术和战术无知而出现的说法和桥段至今影响很多人。
令人费解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冯导又把他十多年前电视剧拍成了电影版,广告上大谈今日中国如何海疆沦丧,似乎试图给观众们营造一种“历史轮回一圈,我们又到了甲午年”的感觉。网民也往往把今日的中国叫做“后清”,人民海军叫做“北洋水师”之类。这看似玩笑,实际上却反映出中国民众心中未被完全驱散的“挨打”乌云。
媒体的炒作有意无意的向中国民众传递这样一种想法:“今天的改革开放,等于当年的同治中兴,今天的人民海军,等于当年的北洋水师”,最近在网上还有一条转发甚多的微博状态称“今天中国海军的舰艇吨位还不如北洋水师,中国海军和日本海自开战必败。”这种谣言正是这种想法发酵的结果。
这里我无意讨论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什么人在传播和吹嘘。只想谈谈那场离我们已经有100多年的海战。
关于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几个常见的历史误读
北洋水师是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强大舰队。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舰艇总吨位大于日本联合舰队。“定远”“镇远”坚甲利炮。如果指挥得当,可以战胜联合舰队。
19世纪60-90年代是世界各国海军从木壳风帆船到蒸汽铁甲舰的过渡时期,世界主要国家的海军都正在大发展时期。北洋水师初创时采购铁甲舰时正是铁甲舰刚刚进入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建造的战舰都有着明显的试验色彩。多种海军发展理论在这一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一轮海军变革直到20世纪初英国完成“无畏”号战列舰才算是定型。在这一段时间内很多国家的海军从无到有。
北洋舰队当时采购了大量英德制造的带有浓厚试验色彩的舰艇,有点类似于今天印度的采购方法。但是由于清政府并建立的军事工业系统要依赖进口设备和材料,并无自行研究开发和升级的能力,只能跟着海军强国的后面亦步亦趋。
日本完成明治维新后国家转轨到工业国家路线,其工业是有盈利,可以自我维持的,这与洋务运动中中国完全依靠国家投资,难以自行盈利的官办工业是有根本区别的。
随着北洋水师建成,北洋国防开销重点随即从投资购买船只转为维护维持投资。显然,一支近代化舰队的维护费用远远超出了北洋大臣的经济能力,因为北洋并非近代化国家的海军,而是封建部曲制度下的“私兵”。所以19世纪80年代“八大远”到位后北洋舰队再未购买新舰,也没有进行任何升级改进。
更糟糕的是即使如此,舰队维护保养经费也远远不足,开战时所有北洋战舰甚至没有刮过舰底(刮掉附着在舰底的水生生物),锅炉也已经老旧无法承受高压,航速全部无法达到设计标准。
传说中挪用海军资金修颐和园的故事中提到的250万两白银,只够北洋水师的维护保养和购买一批新炮弹之用。
近代海军,是只有强国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大清出于“面子”购买的北洋水师舰队随着时间的推延,到1894年开战时,早就没有什么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帽子,只是一支落后于时代发展十多年,疏于维护保养的舰队。
而当时的日本海军,已经远超过北洋水师的实力,平均舰龄比北洋短十年,并且全面效法当时的英国海军最新的战术,采用纵队作战,发挥舷侧安装中口径火炮的火力。其火炮多是当时刚刚出现的管退式火炮,而且采用了当时刚刚出现的下濑式火药(一种化学炸药,威力远大于当时北洋水师仍在使用的黑火药)。
这意味着日本舰队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发射出的炮弹总重量远大于北洋水师,而且中口径管退火炮射速快。当时的海军作战,并没有火控系统的概念,平均命中率都在1%上下浮动。谁能更快地倾泻出更多的炮弹,谁就会占据上风。
黄海之战,日方发射的炮弹总数比北洋水师几乎多了一倍。
用今天的军事词汇来说,这就是所谓的“代差”,是无法靠勇敢精神和精良的训练去弥补的差距。
所以黄海海战中双方尚未开战,从军事技术和舰队实力的角度讲,北洋已经是必败之局。悬念只是能败到什么程度而已。
从实际战斗结果来看,黄海海战并不算给中国人丢脸,在双方技术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北洋水师发挥了勇敢精神,贴近对手直接射击,重创了日本多艘军舰,己方的核心主力“定远”“镇远”两舰也没有被击沉。可以说已经是北洋能够靠自身的努力争取到的比较好的结局了。
外国卖给北洋水师的炮弹里没有炸药,是沙子。北洋水师水兵含泪在甲板上用锉刀挫炮弹让它能塞进炮膛。&
这实际上是由于对海军和火炮技术的无知而出现的误解。19世纪海军的穿甲弹由于当时的铸造技术的问题,只能是一个空心的铁壳子,而为了增加重量,提高穿透力,就在炮弹内填充了沙子。直到20世纪钝感炸药和可靠的机械引信出现,穿甲弹里面才开始装填少量炸药。简单的说,19世纪海军的大口径穿甲弹,里面是一定要填沙子的,不论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日本都是如此。
至于说用锉刀挫炮弹,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一点稍有工业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几百毫米直径的铸造品有一毫米以内的误差很正常,决不至于塞不进炮膛。超过一毫米的误差,用锉刀是无法在几个小时内打磨掉的。
3,北洋水师采取“雁行横队”迎战日本舰队是因为丁汝昌不懂海军战术的瞎指挥。近代海军应该采取“纵队”战术,才能发挥舰炮的威力。
事实上这种认知是错误的,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铁甲舰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当时的海军使用黑火药为发射药打出去的炮弹速度慢,无法打穿当时的铁甲舰的装甲。一度在海军领域出现了一种“铁甲舰之间的战斗,是靠撞角来解决的”的想法,当时的铁甲舰无一例外在舰艏安装了突出舰艏的大型撞角。这种思想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利萨海战后达到高峰,这次海战中奥地利海军的战舰撞沉意大利海军旗舰,赢得了胜利。所以当时的海军一般认为铁甲舰之间的作战,战术就是大家排成雁行横列阵,互相头对头的冲上去,接近过程中互相开炮,消灭或者重创一些装甲较弱的舰艇,然后到近距离以后开始乱战,也就是没有统一指挥,各舰自行作战,直到抓住机会加速,用撞角猛烈撞击敌人的舰体中部,一举消灭敌人。这叫做“乱战”战术和“横队”战术。北洋建设的时候正是乱战战法最流行的时候,所以北洋的两艘主力舰“定远”“镇远”的上都是以向舰正前方实现全部火炮齐射设计的,它的两座双联主炮是安装在舰体左右两侧,如果用舷侧对准敌人,就只有一座主炮可以开火了。
所以在黄海海战中采用的横队战术反而是最能发挥北洋水师舰艇火力的队形。
北洋水师中只有最后购买的致远等几艘新舰是采用纵队战术原则设计,前后都有大口径火炮。但舰艇数量太少,无法像日本人一样单独编组另一个舰列去包抄敌人或者与日本游击分舰队进行单独交战。
4,(一个极其恶毒的流言)民族英雄邓世昌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决心“撞沉吉野”是愚昧的表现,“致远”号在撞击前被鱼雷击沉
致远虽然是当时北洋水师较新的装甲巡洋舰,但是其设计依然留有“撞击巡洋舰”的风格,舰艏有大型撞角。所以邓世昌下令撞击吉野在当时的海军战术下是正常的决心。
从当时两舰的距离和航速情况来看,本来设计航速就没有吉野号高的致远并没有可能直接撞击敌舰,只能缩短双方距离到大概几百米左右,然后就会被对方甩开。
另一方面,根据日方记录,日本吉野号在开战前就丢弃了全部鱼雷(当时海军的鱼雷射程非常近,而且很容易被引爆。90年代以后设计建造的新战舰基本都取消了鱼雷管的设计,只有专用的鱼雷艇携带鱼雷。当时一般的海军条令规定发生大规模舰队战的时候应该丢弃鱼雷避免被诱爆)所以现在北洋水师研究者们有一个推测,就是致远号可能没有丢弃鱼雷,邓世昌最终的命令向吉野加速是为了缩短距离到可以发射鱼雷。吉野的小口径火炮较多,在面对加速接近的致远的时候密集射击,很可能直接引爆了致远的鱼雷。结果导致致远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不论这种推测是否事实,邓世昌下令冲击敌舰都是一种符合当时海军战术的命令,并非日本神风敢死队那种绝望中的疯狂行为。然而在整个北洋水师惨烈的败局中,邓世昌的这个命令,就是海军进攻精神的化身,和英国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提倡的“进攻,进攻,再进攻”的格言一致。不论如何,邓世昌都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
但他并非北洋水师唯一的英雄。从人员素质角度讲,北洋水师的总体素质并不比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来的差。整个黄海海战中双方的射击命中率角度来看,反而是北洋水师更高。美国人马吉芬当时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洋员”,在定远号上参加了海战,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北洋水师的勇敢精神大加赞赏,认为不亚于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海军。
5,据传闻定远管带刘步蟾的同学东乡平八郎(后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日俄战争中对马海战的日方指挥官)上舰参观,见甲板上供着关公神像,一地散乱的剩饭,炮管一摸一把灰,甚至出现在主炮上晾晒衣裤这种军纪松弛到极点的行为。他回到日本便评价说仗不用打,中国输定了。
此传闻中关于东乡和刘步蟾是同学的说法只见于冯小宁的电视剧和电影,应该是出于剧情需要的“戏说”,东乡平八郎不是刘步蟾的留英同学。参观定远和炮管晾衣服,舰员在船舱内吃饭的传说在日本电视剧《坂上之云》中也有出现。东乡平八郎也并未参观过定远,定远的主炮炮口离甲板足有3米多,而且直径足有300多毫米,这个直径接近下水道总管,不可能摸到或者晾晒衣裤。这个传闻实际也是有历史来源的,是当时的日本某报纸编造的假新闻,由于1886年刚刚成军的定远镇远出访日本,给当时尚未购买大型战舰的日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该报纸为了“振奋人心”故意编造了这个新闻。
在今天重提这些历史的细节,并不是故意要掉书袋,也不是钻牛角尖。
事实上这些故事,是由一些人出于自己的各种目的,告诉读者和观众的,它们不同程度的歪曲了历史的原样。让北洋水师背负起了本不应有的历史责任和不应承担的骂名。也给我们对于今天的世界和自己的认识造成了误导。
这里无意批评一直怀揣民族主义向中国观众推销的冯导和很多与他有相同想法的人们。他们试图推广的那种爱国主义精神,那种海洋情怀,并不是错误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在这些东西里面,为了强调这种情怀,过度的夸张和渲染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仅没有加强他们所希望大家所获得的这个核心理念,反而导致普通民众从这些文艺作品中得到了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认识。更有别有用心者试图把这种错位用来以古喻今,制造一种非常不恰当,事实上是污蔑今日和当年的中国海军将士的气氛。这就不仅仅是用“失误”和错误所能掩盖的了。(西水西评这就是部分无知的文科生日复一日在做的蠢事!!!)
今天的中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而且我们的造船工业规模是世界第一,钢铁工业规模世界第一。很多高技术产业也迅速地追上和取代日本等我们概念中还以为是“列强”的国家。对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复兴,实在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
站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回望那段历史,我们应该做到“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自信,而不是被有意无意的种种假象迷惑了我们透过历史这面透镜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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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3-12-31 14:36
“海权论之父”马汉评鸭绿江外的海战
【编者按】:近日,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著名《水浒》研究学者马幼垣先生,在其个人业余爱好的基础上出版了《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新诠》一书。此时又正值中国海军频赴西太平洋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舰队联合演习的微妙时刻,本书的出版再一次引发了关于中日甲午海战的讨论。马幼垣教授在接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栏目访谈时认为,北洋水师指挥落后、装备落后、武器购置与配备的观念落后,与日军的完美表现相比,没有在黄海全军覆没已属侥幸。但综观访谈全文,马幼垣教授的考证并不能算细密详实、其个人观点也并未超越习见。因此,观察者网特刊发马幼垣教授在访谈中称赞过的现代海权理论之父、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所作的《评鸭绿江外的海战》一文,以供读者参考。
现代海权理论之父马汉
以下为马汉上校《评鸭绿江外的海战》全文:
马吉芬少校是作为泰西文明国家的海军军官亲临使用新式锐利武器进行海战者之一,他在硝烟弹雨中体验颇深。现将其所闻所感明快而有教育意义地加以陈述,我不能不对少校深表谢意。我想在此根据少校撰写的海战纪事,略陈己见,如能对研究海军问题有所裨益,实为幸甚。
第一,据说清国政府言令舰队只许在从山东半岛成山角灯塔到鸭绿江口一线以内自由巡航,而不许越界一步,此即束缚了丁提督的手脚,剥夺了即使有一刻千金之良机,亦不能乘机与敌决一死战的权利。在战略上的这一要害问题,丁提督和陆上长官的意见完全龃龉。当然,若无确凿证据而轻下臆断,乃评论家之所禁戒,但我相信在此确实学到了战争中最常有而且最可悲的一点经验,那就是司令官亲临战场而远受背后指挥掣肘的弊端。请看奥国之例,朝议的干涉如何一再招来奥军的败北,军队为了等待遥远的维也纳的命令,运动缺乏机敏,计划不能一致,这是战史上的极好殷鉴,早已脍炙人口。陆海军必须在一般政略之下进行运动,此勿待言。政府要尽量避免掣肘,一任指挥官谋划。特别是下达特殊干涉的命令,更需彻底采取慎重态度。如果指挥官本人不足信任,则宜撤换。然我愿进一点,远离战场之人不应争相指示战斗机宜。
第二,由丰岛之役和鸭绿江之战(观察者网注:即为黄海海战)得到的关于炮盾的经验最为有益。另外速射炮的效力显著,这一点海军军官不用说,连平素关心此事的普通人士也深受感动。我想就此两点试做综合考察。概言之,炮盾是防御性的武器,速射炮是攻击性的武器。防御和攻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点勿庸赘言。但自古以来战史上的实例,经常把胜利归功于攻击性武器。不仅如此,今天马吉芬少校又说,通常的炮盾不但达不到防御的目的,而且成了增加损害的因素。少校所说的理由极为简明,他说:如果没有炮盾,炮弹即可一扫而过,即使打中一人,损伤也只止一个。如果有炮盾,炮弹一炸可以编成许多小弹,这样就会打伤四周官兵。即使伤不着,随着爆炸而出现的剧烈震动,恐怕也会带来许多损伤。而且要注意,近来的榴弹如果不碰上坚固的抵抗物,绝对不会爆炸。
在对炮盾和速射炮的议论纷纭之中,法拉卡特提督(David
Geasgow Faragat 曾于密西西比河大破南军舰队,称为美国的纳尔逊)早就一语道破。他说:“防御敌人的方法,以瞄准精确的炮击最为上策”。我对此言深为敬佩,此实可谓当代警句。本来在该提督的时代,今日所谓之速射炮尚踪影皆无。但上述一言可谓适于当代的千古不移的原则。防敌不如击敌,军舰主要得将其动力和兵员二要素消灭之后,才能失去效力。然而为了消灭其中一点,未必需要打击另一点。“攻击敌舰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实在不限于目前,而是海军之百年大计。昔日英法两军驰骋海上时,英军以消灭其兵员为重点,而法军则以损害其动力为目的。他们攻击的方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英国想要一举决定胜负,而法国则想避免决战。近来对双方各有辩护者,虽然各有所取,但我敢断言,征诸古今经验,以攻击兵员为善。其理由和一世纪以前无所不同,即对舰内兵员和动力不能同时加以保护,而操纵武器的兵员一死,结果动力也归于无用。
军舰能够搭载的重量有一定限度,而且这个重量必须分配给舰内的各个部分,如大炮的重量即其一。然而舰上火炮应该采用哪些种类?这是继之而来的问题。请允许我来研究一下它的利害。如果吾人想以损害敌舰的动力为战斗目的,那就必须采用重炮,因为动力,换言之,即蒸汽机和锅炉都位于水线以下,装甲最厚,煤库、防弹甲板等尽可能都施以充分的保护,要想射穿,需要强大的火力。当然,重炮则意味着炮数少,炮数少则意味着发射的炮弹少,炮弹少则意味着命中率小。而且命中弹要打到保护充分的要害部位的若干内部机器,其穿进的深度就过大。尽管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从来往往被忽视,没料到在鸭绿江海战中被肯定。反过来再看装甲,保护水线部分需要装甲多。因此,如前所述,由于军舰的搭载量有限制,除重炮外,其余的炮台不能加以充分的保护。而且在有充分保护、速射炮无论如何也穿不透的炮塔,也难以期望重炮射击的准确。这是任何人也不容置疑的。因此,为了提高命中的准确度,就必须从其它位置,即从象司令塔那样的地点才能瞄准发射。而这种方法除最重炮以外,有完全被废止的倾向。这样说,我并不是想要排斥重炮,只是反对数量过多,我经常感到有使重炮射击准确的必要,而且为了射击准确,首先必须打败敌人的轻炮。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说,我方重炮对敌军已占了绝对优势。因为锐利的速射炮,即使打穿不了敌人的炮塔,但也使炮塔内的人员十分苦恼,而且有射入敌人炮口的机会。如果能保持这样的优势,可想而知,胜利终会归于我手。我想重炮和速射炮的相互关系,就象陆军里炮兵和步兵的关系,即速射炮之协助重炮,有如步兵保护炮兵一样,是为使重炮发射有效。总之,今天中口径的速射炮,在海战中作为最强大的攻击力量,确实在占有重要位置。
第三,大炮发射的速度虽然是与炮的大小和装置有关,但特别与弹药供应方便与否关系更大。军舰的弹药库尽可能要深深位于水线以下,其理由则勿庸赘言。而且像弹药一样的危险物,随便置之甲板或其它无保护的露天地点,为了不自我遭殃,权衡需要和供给是极其重要的,同时也是十分困难的工作。按照马吉芬少校的记事,日清两军或者是处于故意,或者是临机应变,在使用前将弹药都放置在甲板上,乍一看似乎是愚策,但我对此并无意见。攻击胜于防御,我想与其做没危险的迟缓射击,莫如采取有危险的速射。因为迟缓的射击给予敌人的好处,要比自己能够避免的危险大得多。某外国一战舰舰长曾对我说:“准备战斗时各速射炮旁都事先放好若干发炮弹(我想大约十发)是常事。”我问:“你不认为这是危险可怕的吗?”他回答说:“无疑是危险的,但是若和敌人射速比我快的危险相比,危险程度要小。”我相信他的答复抓住了要害。征诸自古以来的事例,库林古德提督经常对其部下说:“如果在数分钟内射出瞄准精确的舷侧炮三发,无论什么样的敌人都必将屈服”。一八三九年,法舰炮击墨西哥圣.江.德.尤拉城时,许多炮弹并置于甲板之上,对此,法拉卡特提督一再促其留神。然而,榴弹即炸弹问世以后,根据实际经验,无论实弹还是空弹,被它打中,爆炸后的余波有使附近炮弹爆炸的危险,因此上述惯例大都被终止。尽管如此,但一来由于弹药的迅速供应十分困难,因此事先仍需在甲板上放置弹药,但必须设法尽量减少危险程度,而且必须按照炮的发射速度准备数量。这一点特别在战斗开始时需要,至少单个舰艇时,对其胜败关系尤大。
第四,战斗的方法,即从战术上来观察,关于两军提督兵力的分配,尚不能测知其本意,实为遗憾。但就其外观上表现出的运动,各种记载几乎一致,颇足置信。总之,两军的运动方法大体可以得知,至于其本意则不尽详。
马吉芬回忆文章中的配图,灰色锯齿状队列就是北洋舰队。由此可见,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采用的并非骑兵式的单行雁行阵,而是海战中常见的、并记录于《船阵图说》的夹缝雁行阵。
根据马吉芬少校的比较表,日本舰队的最大速度大约超过清国舰队三节(舰队的迅速是以其最慢舰的速度为准),即日舰的十七节对清舰的十四节。赤城、比睿、扶桑三舰只不过十二三节,而且是弱舰(扶桑除外),因此,可以不列入上述比较。看来,日本司令是依仗这种速度上的优越,采取从左向右,横穿敌阵前面,以纵队猛进的方法。但这种运动法,我有不同意之处。然而日本舰队的速度,足以能巧妙地采用这种运动。否则使自己舰队的侧面,暴露于舰艏向我的敌阵,实乃无谋之策。这是招致迟舰比睿不幸的原因。当时比睿和本队的步调不能一致,其舰长为了避免最后的牺牲,把舵一转,闯入敌阵二铁甲舰之间,此举实在极其果断勇敢,马吉芬少校予以赞赏可谓得当。然而,日本舰队依仗其优越的速度,采取从敌前横穿运动的同时,也担心相撞的危险,故远远从敌前通过,因而不得不进行远射程炮击。据我所闻,彼此距离为三千米。这样远距离的射击,海军舆论能否首肯,我的回答是否。战斗的关键在于最初,最初的射击已经决定胜负的一半,并尽可能要短兵相接。
当时清国提督将其舰队的速度降到6节,立于防御地位,因此不得不等待敌舰的攻击。想来把舰队按防御排列,大概是提督考虑到在其队列中有三个弱点,即中央和左右两翼。如果中央被敌军突破,舰队力量则被分成两半,但中央比左右两翼容易被应援,两铁甲舰并在中央可谓得当。以我观之,当时以提督选择的队形作战,必须把第二等强舰,即装甲巡洋舰配置于左右两翼,进而在其背后各放一艘第三等强舰,以作为二舰的后翼。日军试图突进敌阵侧面的运动法,古来的海战也不乏其例。一七八二年罗德内提督之役曾偶然出现,而且是在阵形被破坏的情况下故意摆出的。我在此主张上述说法的原因是,单行阵形,翼舰孤立,要受到通过的敌军的全舰炮火袭击。但如其背后有一舰时,则可便于互相支援。如果再有第三舰、第四舰时,则会更加减少危险。总之,防御阵形纵阵一般胜于横阵。因为用舷侧炮可以掩护侧面,而且能互相支援。
另外,日军通过清军前面后,向右翼突进。采取这种前面通过的运动法理由何在?我实在难以理解。这恐怕是为了把炮火集中敌之右翼这一最终目的,而甘冒非常之险。若果策出于此,对敌之左翼也能同样得到任意射击的机会。另外也可以使缓慢的尾舰免陷于困境。
请读者勿将以上评论之责归诸于我。关于上述日清两舰队排列方法之鄙见,其实仅仅根据一部分报告,何况又事前未见,事后未察。
两军一旦交火,清军阵形立即混乱。但日军始终一致,保持固有阵形,此乃由于运动机敏灵活而且熟练所致。日军分成两股,将敌军二巨舰和其僚舰分开,以轻快的游击队攻打僚舰;以本队五艘包围二巨舰。一边迅速旋转,一边打出无数发速射炮弹,使敌舰暴露部分和薄弱部分尽遭打击。纵令日军重炮不能射穿敌人保护动力系统的装甲,但使敌兵员的死伤和苦恼极为显著。但在此应注意的是,清军十二寸炮弹一发,命中日军一舰,损伤甚大。如果清军炮手能以充分的判断和瞄准进行发炮,胜利的荣誉完全归于清军也未可知。因日军具有一部分防御能力的五艘军舰间隔甚窄,并采取单列行动,清军对此选择炮击最为方便。马吉芬少校提到的十二寸炮炮长,虽然位于最好的防御之下,但仍然惨遭敌弹而死。由此看来,日军密如雨注的小炮弹如何到处逞其威力,可得而知。
考虑一下战斗结果,可以说,这次海战尚处于胜负未决之间。总之,总计一万五千吨的铁甲舰二只,完全可以对抗一万九千吨的半装甲舰五只。事实证明,少数大舰,可以胜于具有同等或以上吨位的多数小舰。而且在一个号令下统一的兵力,比把指挥权分散为若干的兵力为强,这是适合战斗原则的。这个结论并不是从狭隘的意义上妄加推断,而是多少加以考虑即可辨明的。我宁可要一万吨的一只,而不要六千吨的两只。我们的先人曾以七十四门炮的军舰一只,战胜“富里盖特”型两只,其理亦然。
从其他方面来看,所以说此战胜负未分,则在于大约四十五门速射炮,凌驾于完全没有速射炮辅助的十二寸重炮八门。速射炮如此效果显著,是由于直接、间接地能发挥威力,毙伤敌人兵员。无论如何勇敢大胆的士兵,在弹如雨注的情况下,也无法怡然自得。上述评论当然只不过是就事件的大致观察。我把日本的重炮,即十三寸炮三门和五至九寸炮二十七门,没有计算在我的论证之内。当然,这无疑是确定论据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把日本的这些武器计算在内,这就一方面等于加强了我所说的二只大舰所具有的能力,胜于将其分散于五只小舰的能力的论点;另一方面,则证明了操作迟缓的重炮,对兵员的射击效力上输于速射炮一筹。击中军舰致命部位的日本重炮,终于没有达到穿透的目的。此战可以说重炮代表了对动力系统的射击,速射炮则代表了对兵员的射击。
鸭绿江海战无论从其结果来看,或者作为一次海战来考虑,要说日本胜利还为时过早。尽管日本获得了许多好处,但未追击敌人则是一大不足。但因此丝毫也无损于日本的声誉。试比较一下日清两舰队的损失,可知被击沉的清舰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想到战斗未能再发生时,则足以知道勇敢老练的日本司令官,感到退出阵地是得策的理由。此次海战之后,清军士气顿挫,终于把制海权委之敌手。两国战争虽然已达到了决定胜负,但认为鸭绿江之战,日本就掌握了制海权,我还不能首肯。
最后,我想就大炮装甲的优劣再进一言。战斗中日本重炮没有穿透清舰装甲,这不仅加强了认为战舰是海军兵力的中间的论者的论点,而且足以促使苦心焦虑研究大炮、装甲间优劣问题的人们的注意。然而回顾一下其结果如何,则正如我等多数人公平预测的那样,当大炮射击试验时,经常是成绩优异。但装甲则证明在实战中,远比在试验场有更大的抵抗力,即装甲在此次实战中,第一次启发人们了解到它从来未被世人所知道的真正价值。
我对以上各种问题的论述,不仅是对特殊情况的考察,而且努力说明古今共同的一般原则。关于新海战的拙见,概要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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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日-1914年)。美国海军上校,美国海军学院院长,著有“海权三部曲”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被尊称为现代海权理论之父和美国现代海军之父。
费罗.诺顿.马吉芬(日-日),生于一个有军人传统的家庭,是来自苏格兰的MacGregor和MacAlpine家族的后裔。1877年进入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军官学院学习。由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只有当军舰上有缺员时才将学员递补。毕业后,马吉芬没能进美国海军服役,于1885年4月来华,进入北洋水师。在军械局水师学堂当教官。日,马吉芬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当时他任镇远舰帮带(相当于副舰长)。海战中,马吉芬受到了严重的战伤,包括严重的撞击,烧伤和弹片击伤。他的健康和视力受到不可挽回的重创。战后回到纽约养伤,在其后两年中,马吉芬给“世纪杂志”写了一份黄海海战的完整报告(见下一页),该文发表于1895年8月的《世纪》杂志上,同期杂志还发表了马汉对这份报告的评论。日清晨,不堪战伤折磨的马吉芬开枪自杀。&以下为马吉芬报告全文:
黄海海战中的镇远舰帮带马吉芬
为了以一种非专业的语言记述发生在日鸭绿江口中日两国舰队之间的战役,我尽可能不用专业报告中的词汇。一则专业术语对于那些对海军学不了解的读者会显得生僻,此外我承认我也不善于用很精确的文字写这种报告。在一场历时五个小时的战役中,战场上瞬息万变,而各舰的战斗紧张激烈,没有人有闲暇在职责之余观察和纪录这战场上的瞬息变化。此外,在战役的后期,我本人已经负伤,有一处伤差不多使我失明。虽然我还在甲板上,但只能看到很模糊的景象,而且不时中断。此时的镇远号由我的战友,杨用霖,指挥(杨是一位非常机智勇敢的指挥官,当他的国家战败投降,日本人来接收军舰之时开枪自尽殉国)。因此,我不得不引用一些道听途说来的说法,但即使这样我也尽可能采用那些我认为可靠的部分。
日上午十点左右,由提督丁汝昌指挥的北洋舰队到达大连湾,舰队包括两艘铁甲舰定远(旗舰)
和镇远; 两艘装甲巡洋舰经远和来远; 两艘护卫巡航舰致远和靖远; 两艘鱼雷巡航舰济远和广丙; 海防舰平远; 两艘巡航舰超勇和扬威;“哥尔威”型的广甲以及两艘鱼雷艇。在此我们又看到四艘字母命名的炮艇和四艘鱼雷艇,此外还有五艘正在搭载军队的租借商船。舰队上煤用了一天。接近黄昏,自旅顺开来的另一艘装载有克虏伯野炮八十门、骡马四百头、炮兵五百人的租借蒸汽船进港。至午夜,整个装载结束,凌晨1时前(星期天,16日)这只包括11艘战舰,4艘炮艇,6艘鱼雷艇的舰队拔锚起航,护送运兵船前往鸭绿江,下午平安到达鸭绿江口。运兵船在四艘炮艇和四艘小的鱼雷艇以及平远和广丙护卫下,涉渡沙洲,上溯鸭绿江十五里处开始登陆,彻夜进行。
第二天星期一早晨,既具有纪念意义的9月17日,天气很好,微风徐拂海面。上午一如往常,9:15各舰集合,开始操练,接着炮手训练一小时,没人预料到这些操练的结果会马上进行实战考验。海军将士照例精神抖擞,渴望与敌决战,为广乙、高升报仇。在此之前,威海卫和旅顺的陆军,便因为我们没有尽早歼灭敌舰队而大加嘲弄辱骂。而某些报纸还攻击丁提督怯懦,未能及时搜索敌人,与其决战,不过让我进一言,在被称为”威海卫袭击”后,从总理衙门(外交部)给提督发来一份严令说,无论发生何等情况,都不许向东越过自山东灯塔至鸭绿江口一线。忠勇的老提督对此深为愤慨,麾下一部分将校也鸣不平,然而提督毕竟不能违抗命令。但日本人不受此类命令的约束,当我们在上述界线西侧巡航时,他们可以随时发现我们。但当时看来敌人仍犹豫是否攻击。我们的军舰装备精良,防护得当,我们的炮手技术出色,正如夏季操演所表现的那样。在此,我并非对日本人有任何偏见,他们是当今世上非常英勇的人们。也许此刻他们有太多顾忌。日本舰队的失败将给中国人制海权。在朝鲜的少量日军将被切断增援和补给,而面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清军。在鸭绿和平壤之役前,清军士气决不亚于日军,只不过战役结果此消彼长,胜者士气愈旺,败者愈馁。
自从战事爆发,水师官兵即全力做好应战准备。总结7月25日济远和广乙在朝鲜半岛与敌遭遇的经验,各舰皆卸掉舢板,只留六桨小艇一只。真遇不测,残余船员既不想偷生,亦不会投降,誓与舰同存亡。丰岛战役之时,济远舰的小艇被击碎燃烧,虽尽力扑救但已成废物。铁甲舰上罩在两对30.5公分(12.2”)克虏伯主炮上直径30英尺,厚1英寸的沉重钢盾亦被卸去。一则钢盾随主炮转动,易被射来的炮弹卡住,此外防护太薄,只能对付轻机枪子弹,因而只适于用做人员防护掩体。因当炮弹不遇阻碍时将越炮台而过。而如遇钢盾将击穿钢盾,而在盾内爆炸,盾内之密闭空间将充满飞散的弹片和硝烟。(注,在7月25日丰岛之役中,一发从远处射来底引信的日军榴弹碰到济远号上一个类似的钢盾(覆盖两门主炮),靠近钢盾后部,然后爆炸,弹头虽然穿透钢盾飞走,但剩下的碎片在钢盾内反复碰撞飞溅,炮长以下7人阵亡,14人受伤,钢盾内无人幸免,致使炮塔瞬间瘫痪。如无此钢盾,则这发榴弹不会造成任何损伤)。此后的经验证明这一卸确为一明智之举,因大多数炮弹皆贴炮手头顶飞过。其他不必要的木器、索链,也都悉数拆除;将舰桥的翼端切除;把所有的扶手和梯子均卸掉,尽可能用救生绳或索和“Jacob梯”替代。舰首与舰尾6”炮的钢盾为保护炮手免受空气的冲击而予以保留。军舰被漆成不易辨别的深灰色。吊床被做成小型掩体以保护速射炮手。在上层建筑的内部,四周都堆起砂袋,宽三英寸、高四英寸左右,在其内侧,并排放着六英寸炮用的百磅炮弹数十发,以便迅速射击。装煤的袋子也配置在重要位置,尽可能用作保护。战后,在这些砂袋和煤袋里,发现许多敌弹和弹片,由此可知,是起到了显著的保护作用的。当战斗号角吹响之际,要做的工作仅限于,如将通风口或者风帆(它会挡住炮火)
降至甲板;关闭天窗,水密门等..,然后各就各位。
镇远舰上午的操练结束,厨师在准备中饭,而就这时舰桥上的了望兵看到了敌舰的煤烟。
其余友舰也几乎同时发现敌舰,在旗舰还未给出任何信号前,舰上广播已经清晰的响起“指挥官的喊话”及“准备战斗”的声音。从烟囱里冒出的浓浓黑烟可以想像舰艇深处轮机兵正采用强压通风,尽量加大锅炉火力,让锅炉储备更多能量,以保证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舰艇动力充沛。而这滚滚的黑烟也已向敌人预示了我们的存在;此时他们的浓烟也在加重,预示他们也同样在为战斗做准备。我们每日演练,期待数周的战斗终于来临,我们已经准备就绪。我方目前弹药缺乏,就如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但即使我们再等一年,这方面也不会改善,这都是因天津那帮玩忽职守的门外汉。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此刻只能承受岸上那些公开的腐败和背叛将带来的损失。
在旗舰发出“立即起锚”信号的几乎同时,镇远已经起锚,加速前进。老的超勇和扬威起锚速度较慢,被落在后面,但也在尽快就位,此时舰队短时间成了一楔形,很多报告据此声称我们是以这种队形迎敌的。我们实际的队形,如图所示,是一个锯齿型,两铁甲舰居中。当两只舰队互相接近之际,全体将士同仇敌忾,定睛凝视日舰,双方均士气高扬。我方舰队目前有十艘舰只,分为:定远,致远,济远,广甲为左翼;镇远,来远,靖远,经远,超勇,扬威为右翼。我们注意到右翼实力强于左翼,或丁提督这一翼。但敌人却是从左向右行驶,在他们能攻击我们最弱的超勇和扬威两舰前将面对我们实力最强的八艘战舰的炮火。此时平远和广丙以及两艘鱼雷艇福龙和左一还在路上,暂时没有加入战斗。炮艇和其它鱼雷艇没有参战。
日本舰队分成两个分队:游击队,包括吉野(旗舰),高千穗,浪速和秋津州在前,紧随其后是本队,包括松岛(舰队司令伊东的旗舰),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和比睿,在另一侧还有赤城和西京丸。
这十二艘日本战舰以一条线,非常漂亮的保持者间距和速度,让人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敬佩。我方也保持必要接敌阵形。从上午8点大清龙旗就在旗杆上飘扬,但此时一面崭新的深黄色龙旗代替了定远上原先那面用旧的龙旗升上主桅杆,前桅上的提督旗也换成了一面更大的。各舰几乎同时挂出新旗,日方也迅速效仿。
这二十二艘战舰,闪亮而崭新的外观和他们各自崭新的旗帜,给人一种节日的氛围,使人以为他们在进行友好会面的。然而,镇远的盛妆之下确是另一番杀气腾腾的景象。只见头卷辫发,赤裸两臂,肤色黝黑的壮士,成群站立在甲板炮旁,等待厮杀。甲板上到处撒有细砂,以防滑倒。在上层建筑和战舰的腹部,送弹滑车旁,弹药卷扬机边和鱼雷室内,人们各就其位。此外,在甲板上,不时可见有士兵四处卧倒,怀抱五十余磅重的药包,准备发射之时随时补给。这些士兵为了使大炮操作敏捷,都以间隔排列。为了防止榴弹击中爆炸,弹药不能堆积在甲板上一个地方,甲板下面的气氛更加紧张,因为在甲板上的人可以目睹前进的敌人,了解战局变化,而在甲板下面,除了等待战斗开始的命令,观察从舷侧打入的敌弹之外,什么也无从知晓。一旦开战,相信所有士兵定能尽忠职守,但最初时刻无疑也会有些紧张。
两只舰队在迅速接近。舰上一片沉寂,除了前桅的少尉在不停用六分仪测距,报告敌舰距离,并不停挥动信号旗。每报告一次距离,炮手都将照尺压低一次,各炮手都手拉牵索,保持发射姿势。从通风口可以听到蒸汽机有节奏的响声;所有消防管道都已接通,随时准备扑灭可能的火灾。现敌舰距我方大约为四英里,并迅速接近。“六千米”“五千八百米”-“六百米”-“五百米”-“五百米”“五千四百米!”战事爆发在即。每个人的神经都已绷到了极点,就在这时定远舰前炮塔上升起的一团巨大白烟一下舒缓了大家紧张的情绪,“开火”。弹丸在吉野号前激起高高的水柱,镇远紧随旗舰开火。现在是中午12:20,距敌舰,按镇远上的报告,为5200米;定远号上大约为5300米。我方各舰相继开火,大约五分钟后日舰还击。当日舰开火之时,我方三磅及六磅的“哈奇开斯”、“马克西姆.诺典费尔特”速射炮也开炮还击,一时炮声隆隆。和我们一样,日舰第一炮也打偏;从一片欢声中知道我舰有一发12”榴弹击中一艘日舰。镇远舰舰桥离水面大约有三十英尺高,此刻已被落于舷侧敌弹掀起的浪花所浸洗。甲板上的炮手大多满身是水,敌弹激起的海水猛如冰雹,扑面刺手,疼痛难忍
。无数敌弹打在指挥塔十英寸装甲板外,叮当之声震耳欲聋,十分恼人,处于指挥塔内的将士不得不以棉絮塞耳。
战役前半阶段,大清舰队做为一个整体,保持着良好队形,以6节速度前进――超勇和扬威仍然在最右侧而且没有就位。但济远上神经脆弱的舰长方(方伯谦),在敌舰开火后不久即逃离战场。大约12:45分,我们在舰首看见该舰位于我舰舰尾三海里处,正朝西南旅顺港方向驶去。我们舰上的炮手对她发出了一连串中国式的诅咒。该舰第二天凌晨2点到达旅顺港(比舰队大部队提前了7个小时),抵港后即散布谣言说我们被日本舰队包围云云。当我们返港,方舰长声称他的整个炮列失灵,不得不撤离战场以保护他这艘无防御能力的军舰。但在随后技术军官对其炮列进行的严格系统检查则表明除了一门六英寸尾炮外,一切工作正常。一发炮弹击穿了该六英寸尾炮的耳轴,把炮推离炮座。但由于炮弹从舰尾射入,可以断定是在开始逃离后被敌舰击中的,看上去,就像敌人对这个逃兵临别轻蔑地踹了一脚。方舰长的无耻表现被广甲舰长(吴敬荣)效仿,而此公拙劣的航海技能与他那如鼠的胆量不相上下;大约午夜时分,他们在大连湾外触礁,虽据此公声称,在100海里的返航途中,他特意绕开该礁石一海里半,但没成想仍不幸触礁。该舰没有受到任何攻击,但几天后当日舰试图接近时被舰员自沉。我方舰队一开战就减至八艘。
日舰队从我舰前方由左向右行驶,速度约为我舰的两倍,因此我们互相对射。从图中可以看出,日舰队本队在整个过程中比游击队更靠近我们。后者在到达我右翼时,转向并向我右翼猛烈轰击,超勇和扬威遭到最猛烈的攻击。从一开始,这两艘老式巡航舰就遭重创。战舰上层建筑有两条通道,连接首尾的十英寸主炮。舰内的间壁都是木造,外观很好,涂有厚漆。战舰被击中起火,火舌沿两条通道蔓延,首尾两炮被隔断,而且弹药供应也因此断绝。做为绝望的挣扎,倒霉的战舰尽力驶向最近的陆地。日本武装运输舰西京丸看出了他们的处境和意图,遂向其靠来;就在这时大清铁甲舰在远距离向其发射数弹,而且准确命中;据日方报告,西京丸至少被命中4发30.5公分炮弹。此时平远和广丙,与其他在鸭绿江内的两艘鱼雷艇向其驶来,遂粉碎其企图。
此刻游击队再转向16点(180°)向港口方向返回,显然是来救助赤城号,由于该舰靠我们太近,被打得剧烈摇摆,舰上主桅杆被打断,炮台被击毁,舰长以下悉数毙命,处境悲惨。我们现在(大约下午2点)还有6艘军舰,分别是:定远,镇远,靖远,来远,致远,经远――平远和广丙还未与我们会合。旗舰松岛,率领本队已经到我军右翼,并也转向,比睿,本队最后一舰正好位于定远前,已与致远交火。她离前舰的距离在拉大,其舰长,大概看到他这条老舰已不能跟上大队,而且已经着火,担心继续往前将遭到两艘巨舰炮火的攻击,以及随后靖远,来远,经远的袭击,大胆的决定从我方两艘巨舰之间穿插,在另一头与其大队会合。这着完成得很漂亮。当该舰从我方两舰间穿过时,我们不用瞄准就向她开火。这几乎不可能打偏,而从飞溅的碎片来看我们确实没有。烟雾愈浓的从比睿的甲板升起,舰体同时剧烈摇摆。我们想到了怎么“结果”她――如果我们用榴弹,她无疑就完了――例如,有一弹,从船头斜穿至船尾,造成了一点小的损伤,如果用的是榴弹,结果可想而知。
从此刻起,我不得不说,大清舰队阵形大乱。而日舰依然保持良好阵形,一头是日舰本队,另一头是日舰游击队。而我们则处在两者夹击之下。这时敌本队方向一变,绕到我右翼,二铁甲舰也调转方向保持面对敌先锋舰。镇远始终如一,保持和旗舰的间隔和方位。此时,日本舰队也看到了我二巨舰依然保持整齐阵形,镇远采取灵活射击的策略,掩护定远,使舰队虽遇重创,但免遭灭顶之灾。本队此刻放弃了攻击剩下四艘大清小舰,集中其五艘舰只的火力攻击我方两艘巨舰。激战再起,弹雨袭来,我舰火焰四起,但除一次危急外,其余均能顺利扑灭。有些敌舰使用麦宁炸药的榴弹,其有毒的气味可以立刻从其它火药中分辨出来。有一艘敌舰,有一段时间,采用了一种叫“有指挥的舷侧炮齐射”的打法:每门炮瞄准目标,而射击通过一个电路统一控制,一按按钮,各炮齐发。这种系统虽然对舰艇结构不利,但非常有效-这同时射击的结果,可以导致同时多处着火,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我方阵形的混乱最终导致舰队完全失控,致远穿过我舰尾加入了来远和其它右翼余舰。平远和广丙现在跟了上来,威胁赤城和西京丸。松岛马上给出信号,游击队立刻前往救援受威胁的舰只。而就这个时候,致远突然冲向日游击队舰群,可能想攻击上述二舰。此举虽然大胆,但确有鲁莽之嫌。此后具体发生的事恐无人知晓,但可以肯定其吃水线下显然中了一发十英寸或十三英寸的榴弹,战舰重创,开始向一侧大幅倾斜。虽说有点执拗,骁勇闻名的邓舰长(邓世昌)见已到了最后关头,遂决心与敌舰同归于尽,不惜一死,乃向敌舰群最大的舰只冲去。敌舰重炮、机关枪弹如雨注。致远舰体倾斜愈甚,终于在将到攻击目标前倾覆。舰首下沉,螺旋桨直立于半空旋转,然后沉没,此景令人不禁想起当年英舰“胜利”号沉没之时。舰上人员大半葬身海底。其中包括轮机长珀维斯先生,是一位绅士和富有效率的军官,他也成了紧闭在轮机舱内而沉没丧生者之一。舰上幸存者只有七人,他们依靠舰桥上的救生圈,被海潮冲向岸边,其后被一只帆船救起。他们对当时情况的述说,各不相同,无法采信,但唯有一点说法一致,既,邓舰长平时饲养一头猛犬,性极凶猛,常常不听主人之命。致远沉没后,不会游泳的邓舰长抓住一块船桨或木板,借以逃生。不幸狂犬游来,将其攀倒,手与桨脱离,惨遭溺亡。狂犬亦亡。这也许算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例主人被自己的狗淹死的记载。
在黄海海战中被镇远舰彻底击毁的松岛号主炮炮台
此时本队围绕我们攻击,距离从大约2800米(两英里)到1000米不等,有时可能更近。大约下午3点左右,松岛逼近至离镇远1700米处,我舰从一门12.2英寸主炮向她发射了一枚5倍口径的钢弹,装药约90磅。日舰中弹,爆炸的硝烟从舰上升起,紧接着一团更大白烟腾起,把她从我们的视野中完全掩去,我们的炮手发出满意的欢笑声。这一炮确实给松岛造成巨大的损伤。从日方报告得知,13英寸加农炮被彻底报废,爆炸横扫甲板。堆积在甲板上若干该炮的炮弹被引爆,对在场的日舰炮手而言,这可真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一炮,49名官兵当场阵亡,另50多人负伤。枪炮大副被炸到海里,舰上只留下他的一顶军帽和望远镜。
此后,本队向东南撤退,看来已无心恋战。我方两艘巨舰追击。当他们走了两三海里后,本队突然回转,包围我们,然后用也许那天最密集的炮火向我们发起攻击。此刻我们打完了所有6英寸炮弹,一共打了148发。余下都是12英寸炮弹(其中一门主炮已经瘫痪),共25枚钢弹,其榴弹也打光了。定远上的情况差不多。再有半个钟头我们就将弹尽,到时只能依靠敌人的仁慈了;敌人船速快,我方慢,追击我们毫无问题。我们此时只能小心的射击,由于没有榴弹,能给敌人造成的损失非常有限。此时大约到了5:00。日舰又炮击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撤离,我们向她打了最后一发炮弹,保留剩下三发以便危急关头再用。日舰下午约5:30的这个撤退始终是个迷。因为日方不可能注意不到我们舰首和舰尾的6英寸炮早就沉默了,而且我们打得很慢。如果他们再多战一刻钟,我们所有的炮都将沉默,战舰将失去防御能力。而敌人并不缺炮弹,就象他们最后时刻表明的那样。
我们现在转回来,集合舰队余舰。这些舰被游击队打得很惨。在掩护完西京丸,比睿和赤城,游击队掉转舰头攻击已经燃烧了一阵的经远,吉野和后续舰在近距离(约2000米)向经远发起攻击。吉野舰首三门6英寸速射炮向经远倾注弹雨。一枚接一枚100磅榴弹撕开她的侧舷。经远被打得剧烈摇摆,就象个醉汉,然后燃起熊熊烈火,缓缓沉没。
这期间三艘瘫痪的日本军舰已撤往大同江。在击沉经远之后,游击队即被本队召回,否则来远和其它各舰也难逃灭顶之灾,因为此时铁甲舰已经弹尽,无力再保护他们。日落之时定远,率领弹痕累累的镇远,来远(还在奋力扑救差不多要吞噬她的大火),靖远,平远,广丙向旅顺返航。暮色下,还在燃烧超勇舰的火光苍白的照在月光倒映的海面。五艘日舰仍在我们的视野内直到暮色降临,他们看来也无意再战。事实上,两国舰队都已战至精疲力竭。
我屡屡听到这样的疑问:日本为何能取胜?我的答复如下:日本军舰比较优良,而且其中大多数,拥有供应充足且质量精良的弹药;拥有更出色的指挥官和一样优秀的士兵。至于说训练水平,双方半斤对八量,都不算好,但正如日本人自己承认的,清军要胜过日军。因除六磅以下的轻炮外,日军炮弹的命中率约为百分之十二,而清军为百分之二十以上。在战斗中清军的速射炮只有广丙的三门五十磅炮,而敌舰却拥有能不断倾注弹雨之利。此外济远和广甲几乎一弹未发便逃走,超勇、扬威二舰过早瘫痪,无从表现,敌以十二舰对我八舰,众寡悬殊不可同日而语。
在由衷的钦佩日本水手的勇气和他们指挥官的胆识的同时,在此我也必须替被轻视了的大清水兵辩护。日本水兵在整个战役中坚守炮位;但他们的甲板从来没有遭到连续密集弹雨的袭击,如大清舰队方面所遭受的那样。如果他们也遭到同样的攻击,情况不会和大清方面有任何差异。我方炮少,特别是速射炮,日方也没有可能遭受这种攻击;而对于两艘铁甲舰而言,密集的弹雨虽连续不断扫过其上层建筑,但将士仍在尽力奋战,以几例略表。
十二英寸炮炮手执牵索正在瞄准之际,被打来的敌弹击飞头颅,粉碎的头骨打在周围炮手的身上。一士兵见其仆倒,立即伸手将其扶住,然后将躯体移交给后面士兵,自己取而代之,紧握牵索,矫正标尺,继续发炮射击。
镇远枪炮大副的弟某某,由于炮长的劝说,此次随舰同行。战斗一开始,被指定在露天炮塔炮后的位置工作。他热心尽职,毫无惧色。不久见炮长受伤,立即搀扶其兄一起走下甲板,缠好绷带。然后安心返回原来战位,直到战斗结束,一直坚守岗位。这次战斗,所有露天炮塔的人员全部受伤,只有他一人稍受轻伤,真是万幸。
战至中途,来远舰尾起火。火势炽烈,舷侧炮已被火焰包围,无法使用,但舰首炮仍可操作。水兵多数都急奔后甲板竭力救火。此时舰腹内轮机舱因其上面火势猛烈,不得已关闭通风管。在黑暗中从上甲板到锅炉室,由传话筒听取命令。舰内人员忘却身处二百度高温的包围之中,专心职守达数小时。不久大火扑灭,但这些勇敢大胆的轮机舱人员多数双目俱盲,无不焦头烂额。此时舰上没有一名军医,只好等军舰返回旅顺再行救治,其间痛苦可想而知。如果允许我多谈,此类事例实不胜枚举。
当镇远的前甲板被致命的大火覆盖之时,有号召召集士兵志愿与一军官前往救火。而此刻救火之处正是三艘敌舰弹雨密集之所,即使如此,众壮士依然欣然领命,奔赴虎穴,无一踌躇。回归之勇士皆披战伤。不,他们不是懦夫。诚然此间确有懦夫,正如世上每场战役皆有那样;但在这里,和其它所有地方一样,也有无畏的勇士让这些人相形见绌
战斗结束,开始清点损失,此时各舰损伤确实惨不忍睹。在镇远舰的前桅楼驻有测量军官一名,操纵两门一磅“哈奇开斯”炮的水兵五人,已久不见回应。楼侧两个被打穿的弹孔似乎暗示这无声的原由。登上一看,才知桅楼被一榴弹打穿,众将士皆已阵亡。
舰首六英寸克虏伯炮手们由于意外的幸运,捡了一命。该炮在打完二十四发,拉开炮尾,准备装填第二十五发之际,尾栓滑出,脱落在炮侧,不能使用,大炮作废。炮手们因无工作,遂向露天炮塔请求指示,当即被指令填补十二英寸巨炮之空缺。然而当他们离开所驻炮塔不久,一发十英寸榴弹就在他们炮下爆炸,炮盾内弹片四处飞散,接着又一发打穿炮盾而爆炸。勿庸赘言,方才如果他们稍稍踌躇,恐无一活命。
可以肯定的说日方损失远比他们声称的要大得多。他们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来修补舰体,用涂色的帆布挡住弹孔,巧妙的阻止外国人采访,已免让人发现他们的重要损伤。反之,大清诸舰为了修理,在旅顺停泊期间,可以允许自由参观。我舰在旅顺东港停泊数周,舰内各炮炮口周围都缠以红布,以示吉利。只有济远没有这种仪式性的装饰,远离诸舰,耻辱的单独泊于西港
日本人声称他们赢了鸭绿江战役,这并无不当。但奇怪的是日本舰队却率先退却,其企图破坏我阵形的勇气,随着日落一并消散。丝毫没有进行夜战的企图,这一点已见上文。清军上溯江口的四只鱼雷艇仍在鸭绿江上,如日军报告所言对其构成巨大威胁。而像伊东中将这样智勇的指挥官怎会容忍这两艘艇和我们一起威胁他而不采取措施。日军报告又说“估计敌舰将驶向威海卫,我舰平行尾随,以待翌晨攻击,狙其入港”。但请注意,我军为何要舍近求远去威海卫呢?要知道威海卫比旅顺港远80哩,
那里除有适于小修理的设备外,修理舰船必要的船坞、船厂均无;而旅顺则与此相反,不仅设有修理军舰的工厂和机器,而且各种必需品储备充足。这个判断显然不合常理。而且我舰队掉转航向-在天黑前,直驶旅顺港-应该早就告诉日舰我方的目的地。恐怕日本方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次晨,日本一舰队自大同江开来,大概是没有参加前日战斗的一队。他们巡视战场后,竟向扬威烧焦的残骸发射了一枚鱼雷,这就象在死老虎身上再踹一脚般可笑;而先前在鸭绿江上游的数只运输船、四艘炮艇和四艘鱼雷艇却丝毫未遭袭击。约五天后平安返回旅顺和大沽。
正如所料,对此次海战的研究将为造船工程师和海军提供丰富的经验。口径四点七英寸以上的高动能速射炮,及大装药榴弹的毁灭性杀伤力在海战中的地位已经确立
。但三磅以下的速射炮即使命中,实际损害也很微小。我主张除鱼雷艇外,任何军舰均不必装备。
而另一方面,对于军舰的防御力,清军的两艘铁甲舰表现出色。该舰十四英寸的舰体装甲和十英寸的指挥塔装甲,虽遭无数据称能穿透三十英寸铁甲的敌十三英寸加农炮和十英寸的阿姆斯特郎炮,以及其它口径各炮的轰击,但无一弹穿透深度超过四英寸。然而与厚装甲良好的防护效果相反,薄钢板被证明完全不起防护作用,一二英寸厚钢板防护的炮盾和指挥塔只能成为战斗人员的陷阱。如上所述,两铁甲舰由于卸掉重炮炮盾而挽救了许多生命。丰岛之役,济远的指挥塔被由3000米远射来的一发四点七英寸榴弹对穿,结果炸得塔内人员血肉横飞。因此我认为防御装甲至少需要四英寸厚,否则等于没有防御,这看来是应该吸取的教训。
在这场战役中,火灾在海战起的作用已经很明显啦。配置方便之所并且防护良好的消防管道显得极其重要。在镇远上,由于消防管道早已接好,而且抽水机一直运转良好,多次成功挽救了战舰的生命。充分作好准备,做为一个原则,在火苗蔓延之前将其扑灭,而在这场战役中,水兵们非常出色地在短时间内把灾患消除。虽然在战斗结束前,每段消防胶管都已多处被敌弹打断
另一个从实战得到的经验是,指挥塔应该置于何处?镇远舰的指挥塔高高位于两门主炮炮塔之间,战斗中,指挥塔被无数敌弹命中,这些炮弹有的破碎,有的爆炸,以致命的碎片反弹洒入炮位,造成的伤亡占这些炮位上人员总伤亡的三分之二。
此外,战斗一开始,各舰的信号升降索就几乎全被打断或烧毁。镇远上的是几乎一个不留。第二天进旅顺港时,只见到弹痕累累的一片小旗,在前桅的桁端飘动。因此要考虑为信号手,在能完全看见指挥塔的地方设一处装甲保护区,命令可在塔内用粉笔在板上标出信号码传递,信号手据此把信号旗顺着钢桅悬起。
此役中人们对鱼雷艇的作战活动有大量误解。参战的两鱼雷艇中,大型的福龙归蔡廷干指挥。蔡早期留学美国,是一名勇敢刚毅的指挥官。据蔡报告,福龙与平远、广丙、左一先后开赴战场,下午二时稍过,和广丙会合。他说:
“……成单纵列的五艘日本军舰和定远、镇远战斗方酣……距我舰有五六里。西方可见余舰煤烟……我们即驶向横隔我与主舰队间之日舰。相距至三千码左右,平远开炮??似命中敌一较大军舰……现在广丙亦开始射击……此时,镇远一弹命中敌舰,敌舰旋即被白烟笼罩,火焰冲天……。正直此时,敌武装运输船一艘出现我舰前方,横越我舰首,欲驶向在大鹿岛西南方坐礁并正燃烧的我友舰(扬威)。广丙当即向其开炮,运输船回击。福龙见此以直线突进,约至四百米处,发射一枚鱼雷,偏右未中,敌亦转舵回避。……不久打出第二发,从船舷附件十五英尺处通过,亦未中。……其后,以‘哈奇开斯’炮和‘加特林’炮进行猛射,敌亦还击,炮弹从我们头顶飞过。……至此,本艇向右转,于敌舰左舷三十或五十码处,从舷侧鱼雷管又发射一枚鱼雷,以为此次定能命中,结果落空,鱼雷从船底穿过。以后,运输船向南方驶去,与日本舰队会合,此时大约下午3:30至4:00之间”。
福龙的鱼雷至此全部打光,最后的鱼雷也从西京丸船底穿过未中,可能是由于福龙号转舵之际,船体向一面倾斜,舷侧鱼雷深入水中所致。左一发射的鱼雷也未奏效,敌舰都平安躲过。
大清舰队现在已成往事,许多英勇的人们随它消逝。他们曾徒劳的试图挽救自己国家的荣誉和自己的命运,但他们的努力却被岸上那些官吏的腐败,出卖和无能断送。在这些为国捐躯的人中首推提督丁汝昌,一位勇敢的战士和真正的绅士。在被自己的同胞抛弃,奉滥命而战,终至战败,以至他最后不得不在降书上签字以挽救他那些将士的生命。他也想过拯救自己的生命,知道他那冷漠的祖国不会比他的敌人更加仁慈。苦涩?,是啊,午夜时分,当这位受伤的老英雄欲饮鸠长逝之际,回首往事,那感受必定无比苦涩。
日本名画《三浦虎次郎的浩叹》
(观察者网注:三浦虎次郎是松岛号主炮炮手,在松岛号被镇远舰巨炮击中后腹部受重伤,临死前他叹息:定远号怎么还打不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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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3-12-31 16:02
&&[第3版 12-31 16:02]
近日,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著名《水浒》研究学者马幼垣先生,在其个人业余爱好的基础上出版了《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新诠》一书。此时又正值中国海军频赴西太平洋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舰队联合演习的微妙时刻,本书的出版再一次引发了关于中日甲午海战的讨论。马幼垣教授在接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栏目访谈时认为,北洋水师指挥落后、装备落后、武器购置与配备的观念落后,与日军的完美表现相比,没有在黄海全军覆没已属侥幸。但纵观访谈全文,马幼垣教授的考证看起来细密详实,但缺乏对海军技术的了解与海军历史的掌握,使他在思考方式上与甲午海战的权威海军史专家们南辕北辙。因此,观察者网特刊发马幼垣教授的访谈,以及现代海权理论之父、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所作的《评鸭绿江外的海战》,以供读者参考。另外,读者亦可参看观察者网去年底刊发的《解开甲午战争的误读》一文。
马幼垣教授是《水浒》研究的知名学者,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执教中国文学二十多年。他的业余爱好是中国近代海军史,最近在大陆出版了《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一书。此书以细密的考证和详实的史料,对我们习见的中日甲午海战的一些看法痛加驳斥。
马幼垣先生指出,北洋水师中的两位管带(舰长)刘步蟾和林泰曾其实是真放洋、假留学,主帅丁汝昌更是骑兵转行且并未悉心求进,而日方司令伊东佑亨在战役中的指挥几乎无懈可击。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在黄海之役还未致一仗而全军覆没可算是奇迹”。那么,在他眼中甲午海战的中日军力对比,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问:甲午海战在世界海军作战史上具有什么意义?
马幼垣: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海军经历空前大革新――机动力取代风力、舰壳由木质演为铁制、后装炮淘汰前装炮、来复线炮代替滑膛炮,各款速射炮、机关枪和炮、鱼雷以及鱼雷舰艇竞相争取承认和销路。种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和工具涌现。若非从实际使用去求理解,单凭发明者、厂方、掮客之言必会导致虚浮失实的评价。究竟此等价格高昂的新玩意,功能是否确如所料?不待实战的考验是无法知道的。
中日海军较劲黄海之前,谈得上够影响力,值得后人研究分析的世界性海战只有日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利萨(Lissa)海战。双方所用的硬件设备还是旧多新少,说明不了刚登场的诸多新玩意的价值。虽则如此,各款新器械还是急速发展下去。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详究实效的要求就越来越殷切。日的黄海战争是首次有机会细查这几十年的发展。因此那场拼杀刚过,欧美筹海人士便争相发表评论。
除了新器械的功能得到考察外,还有东亚新局面需要理解。晚至甲午前夕,中日两国虽尚未被欧美视为平起平坐的海军大国,但两国海军在战前十多年间的发展,早已不时引起国际瞩目,而且战前西方的一般看法多以为中国海军较日本海军强(“定远”、“镇远”两铁甲舰的特受注意是一大原因),岂料中国海军竟逢战必败,终至威海媸Γ裁弧<孜缯绞碌慕峁俪扇毡久髂空诺ǖ赝菩衅浯舐嚼┱辜苹U庑戮值某鱿肿匀皇俏鞣椒橇粢獠豢傻摹
甲午海战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史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西方来说事故是短暂的。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的二三十年间,海军是发展最迅速的兵种,三十几年即以革新得面目大异。理解新装备和随而因应的新战术究竟功能如何,就成了持久存在、答案不断须更新的问题。
甲午过后不上几年,规模更大、战斗日期更长、涉及地域更广的1898年的美西战争(古巴和菲律宾两个遥隔的战场)和年日俄战争(连俄国之波罗的海舰队也扯进东亚战事)便接连发生。随后的海战更迅速由平面战斗演为空平潜的立体战。甲午海战作为世界海军发展的参考材料仅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虽然在这时段里(特别是战役过后的一两年)讨论是够广泛和热烈的。
问:您曾说:“北洋海军在黄海之役还未致一仗而全军覆没可算是奇迹。”从硬件上来说,中日舰队的总体实力有多大的差距?
马幼垣:指北洋海军没有在黄海一仗便全军覆没是奇迹,并非我首创的见解。战事刚过,西方海军界人士和在华记者已有人发表这看法。替这看法注释,我倒办得到。中日海军在硬件设备和软件条件均相去颇远。未接战前,战果可说已写就草稿。这条问题既不包括软件,就暂不提,省点篇幅,留给解说硬件的情形。
北洋海军出战黄海时,虽把李鸿章早期大耗资源去购备,后始知无异废物的炮大舰小速慢、主炮复不能自由射击的众多蚊子舰,和陆续买入了很久、终不懂得如何使用的鱼雷艇,以及李鸿章与其插栽为海军提督的党羽丁汝昌视为碍眼物的国产装甲炮舰“平远”号留在岸边,出战诸舰仍无疑是堆杂摊子。
何以这样判断,很易解释:
一、除了两艘确够体积的铁甲舰,其他入选的八舰没有一艘达三千吨,其中三艘尤在一千四百吨之下。
二、最旧的是建成于1881年,仅有一千三百五十吨,舰上复多用木料装配,一旦着火便烧个未完的“超勇”和“扬威”。绝对无疑的问题舰还有“济远”。
三、阵中所收的九艘外购舰,最新的四艘建成于1887年7月至8月。虽不算很旧,但在昔日海军发展迅速,三五年即可以面目大异的背景下,此数舰之装备就难免不落伍了,特别因为原先装置时所用的已未必够新颖。
四、按丁汝昌的见解,北洋海军能用来应敌者就仅得这九舰,要配上借自广东的闽制木壳铁肋通报舰“广甲”才勉强凑足十艘来组配成阵。各舰因长久维修不佳(劣质的领导阶层),而导致的速度大减,以及各舰之间的速度悬殊,以致影响布阵的选择已无法及时修正。
五、丁汝昌不用来组阵的却是能战的国产舰“平远”。待“平远”终投入战圈,战事已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钟。那时“超勇”和“扬威”已失。
中方用这些芜杂舰来布阵,加上主其事者不懂海军,分明窘相毕露。
“定远”舰模型
日方出阵诸舰的选配,好几方面都呈相反之局:
一、如用1887年7月至8月(北洋海军外购舰的最后建成期)为分水岭日期,日方出动的十艘舰有六舰是晚过这日期才造出来的(“松岛”、“严岛”、“桥立”、“吉野”、“千代田”、“秋津洲”)。这样说只讲了镜子的一面。六艘当中包括丰岛海战(日)前四个月才竣工的“秋津洲”,和仅早一个月方加入日海军的“桥立”。新舰所必须经过的工程调整期(可能还会带出若干改建)和舰队操练配合期都谈不上。调拨绝新的舰上阵理应是自加的弱点,但本身千疮百孔的北洋海军却占不了这天赐的便宜。
二、各日舰的排水量较中方诸舰平均得多,最重的四千两百七十八吨(那三艘三景舰――“松岛”、“桥立”、“严岛”),最轻的两千两百四十八吨(“比薄保幌裰蟹降募诵猓ā罢蛟丁钡钠咔Я桨俣侄浴肮慵住钡囊磺俣郑组成舰队各单位之间实力平均与否当反映在战场上的表现。
三、日方添舰,除了为克制中方二铁甲舰而设计的三景舰外,有一笃守的原则,即依法国少学派(Jeune
Ecole)的主张,务求增置速高、快炮多而索价较廉的巡洋舰,以求善用资源。这与清季筹海人士刻意钟情自己根本不明白而价格高昂的铁甲舰,成强烈对比。
四、在丁汝昌眼中遍布木料装配,慢如蜗牛的旧舰“超勇”、“扬威”够资格双双上阵。拥有它俩的姊妹舰的日海军却不让那艘“筑紫”号出战,仅让它担起些与战事有关的辅助工作。这显示日人有选择的余地,中方则没有,淘汰品也得打头阵。
五、如用“广甲”的排水量和“超勇”、“扬威”的建成期来做双方选舰的最低线,那么日人可投入战阵之舰除“筑紫”外,起码尚有“八重山”、“武藏”、“大和”、“海门”、“天龙”等,绝不如中方面对的困局。
六、若谓日方出动武装商轮“西京丸”和仅稍过六百吨的小舰“赤城”是败笔,此事难说是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可以操纵的,更不可能是他主动安排出来的。他仅能办到不把它们列入预期负起战斗任务的先锋队和主队内。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要乘武装商轮逼近观战,舰队司令唯有做出较安全的布置,即派“赤城”去提供保护。这就是为何“赤城”的三艘姊妹舰(“摩耶”、“鸟海”、“爱宕”)均与这场海战无关,而这艘不该参加大型战斗的小舰却被牵入激战。这事还带出一个未必无意义,却不用回答的问题:能否期望李鸿章等筹海大员会主动要求乘轻武装舰船直入战圈观察?这是双方软件差距的一个表现。结果“西京丸”和“赤城”均为择弱而食的中方所猛击,这岂不是捕捉野猫便算是猎虎吗?后世史家却不断渲染此为中方伟大的战绩!殊不知在这样的大场拼杀中,就算击沉对方一艘武装商轮和一艘稍过六百吨的小舰,应视为胜之不武,这才是泱泱大国风的表现。更何况此两舰船很快就修复好,继续在中日战事中运作。这还未把“西京丸”十年后仍参加日俄战事,而“赤城”更活至1953年此等事实也算进去。
从中日舰队的分析,不难看出双方摆出的阵容显属高低殊异的两个层次。强调甲午战前的北洋海军居亚洲首位者未悉曾否平心静气地细析过日本海军的实况?
问:如果说北洋舰队的整体硬件水平远不如日本舰队,那么在武器装备这项,是否也差距很大呢?“定远”、“镇远”舰的巨炮向来是北洋海军引以为豪的。
马幼垣:舰队层次之别是硬件设备和软件条件差距的总和,说明了中日两舰队相去之远,才易就武器作为硬件重点来讨论。
武器这个范围确说明中方硬件之弊。双方有的武器不外主炮、副炮、速射炮、机关枪炮、鱼雷五类。副炮扮演的角色分量有限,在此不用管。中方速射炮和机关枪炮数目严重不足,论者早已屡讲,也不需重述。鱼雷中方平素储备不慎,用时复不得法,我以前讲过了(《靖海澄疆》,160-161页),同样不必再说(日方在此役并无发射鱼雷)。世人向视为北洋海军威力精华所在的两“定远”级舰上那八门十二寸口径主炮倒是极端害事的。主炮之弊正好作为焦点来讨论。此事我前未讲过,要慢慢解释始易说明。
在清季筹海过程中,置备铁甲舰是甲午战前的长久共识,更是一人说话才算数的李鸿章务要在其名下完成的功业。可是填足几辑《皇朝经世文编》的赞成话当中,说来说去总是虚浮的皮毛语。在无本领直接吸收西方海军新知的局限下,谁也不能明确指出应购什么款型、什么级别的铁甲舰才合中国之用。
在层层往下推诿的情况下,选择之责终落在驻德参赞、科技家徐建寅的头上。他的决定是在德订购采用炮塔斜置法(en echelon)来安装每舰四门十二寸主炮的铁甲舰。这选择顿使建造出来的“定远”、“镇远”两舰变成中看不中用之物。
炮塔斜置法就是把主炮装在前后斜置于甲板中段或稍前(仍距舰首颇远)的左右两舷边的炮塔内(看下附的“定远”舰面视图)。徐建寅在年交替之际订购此两舰时,炮塔斜置法是很新的玩意,建成之舰仅一艘,即意大利的“杜里奥”(Duilo)号,已启工而尚在建造过程中者有六艘(意大利和英国各三艘)。按此建造进度,炮塔斜置法充其量只可说是受意、英两国喜好,仍尚难知其实效究竟如何的技术。徐建寅却视之为已确证的有效之法,一口气便订购两艘采此炮塔安装法之舰。这样决定无疑是不够周详的。
须知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舰只设计的狂热试验期。绝对怪异的主意都会有支持者,总觉得不应错过,得先造出来看看再说。这就是为何俄国连圆形舰也造得出来。炮塔斜置法虽未至圆形舰那歪理的疯狂,仍足以带来一连串的恶果。主炮能否收预期之效,炮的口径和款型反退居为次要的决定因素。
炮塔斜置法带来三大危害。
一、风浪大时,舰船颠簸是无从避免的。如果主炮的炮塔沿舰的中央线安装,颠簸程度可减低。放在舷边则带出极度相反的情况。那时倘遇上战斗,射击还能准确吗?“定远”级舰的主炮炮塔又大又重,置于舷边,岂非大增颠簸之烈!
说至此,不妨先看看“定远”级舰舰面的情形。
“定远”级舰的舰面俯视图
此图习见,但用者常藉以夸耀此级舰所备炮械如何雄伟,真相却是相反的。
二、在那时段采炮塔斜置法之舰通常沿甲板整个中央线部分安排得满布上层建筑和各式装备。有时,连舷边的通甲板上也有不少装备。“定远”级舰并不例外。如此一来,主炮前直射和后直射即使尚容许,射界也必十分狭窄。如果不要冒自己的炮火摧毁自己舰面之险,射击唯有避开中央部分一段不短的距离。既得避这避那,有效的前后直射还能予以期望吗?
三、余下来的射击选择就仅得用作舷炮来侧射。但左炮塔的两门主炮不宜向右侧射,右炮塔的炮同样不应朝左侧射,因为炮塔低和炮管短,炮火一旦横过甲板射出就会灼伤自己的甲板!这就是说,侧射只可以用一半的主炮。这事有史例为证。用炮塔斜置法去装配主炮之铁甲舰首次参加实战为日英舰队炮轰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堡垒和炮台(因这是纯海与陆的战斗,故不能称为海战)。采该法装置主炮的那艘英舰(正是徐建寅同意德厂取为设计模型的那艘),中弹数目最多,这是因为这样装置的主炮之最佳发射位置为向陆横着舰身,遂使舰与陆成平行之局,整艘舰也就方便了对手的射击。严重损伤之所由尚不止此。自己的主炮横过甲板射出去时,炮火灼伤自己。这分明是蚕虫师爷式的设计,何伟大之有?此役过去了一百八十年,研究甲午海战者迄未纳之入讨论范围。这是不从中国海军史为世界海军史一部分这角度去从事研究,不看与中国无关的西方海军史著述,所必然带来的局限。
上述诸缺点如尚未讲得够清楚,可用右边两张插图来辅助说明。
下面这张照片是美海军在日本掳去“镇远”舰后逼近拍摄的。上言炮塔斜置法诸弊端,均可从这两张插图中看出来。
“镇远”舰舷边近距离照片
各种自加的局限和危害既如此严重,采用此炮塔装置法岂非等于孙悟空头上自箍的咒环!难怪近四五十年来在西方研究舰只发展史者早已异口同声地斥炮塔斜置法为笨拙透顶的主意。甲午前确屡有为两铁甲舰及其他舰只添换较新炮械的建议。试问把新款的主炮仍装在那些自伤性重的炮塔内能增益多少?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而已。可惜时至今日,中国(包括港台)的北洋海军研究者仍抱守残缺,不断齐声抬捧“定远”级舰主炮的威猛。
其实只要从逻辑的角度去看,早就可洞悉真相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国尚非海军大国,建造铁甲舰的经验有限,怎样计算也不过十一二年,向彼等订购铁甲舰本来就是匪夷所思、高明不到哪里去的决定。不知有无人留意到,算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海军从无向德国购舰,但中国从李鸿章至陈绍宽则不断从德国买入。更重要的是,德国至那时从未拥有过采此新主意造出来的铁甲舰,亦没有在建造中者,甚至连积极的置备计划也没有。不过意大利和英国既搞得那样热闹,德国人总会想知道这安装法是否可行。做实验要投入不少资源,刚巧中国人远道来购舰,何以不怂恿他们出钱做实验。斜置法倘证明可行,才替自己造若干,岂不省钱省功夫。要是该法行不通,就大省麻烦,不必再考虑。事实胜于雄辩,直到世界各国海军扔弃炮塔斜置这个观念以前,德国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一个主力巡洋舰(battle
cruiser)的级别用此法来处理小部分的炮塔(作用也与十九世纪者殊异)。彼等自那次实验取得什么教训就不用说了。“定远”级舰分明是中国出资让德国人造失败的实验产品,拥有那两舰何以值得骄傲?假如中国学者有世界海军史常识,刚入二十世纪便知真相了,怎会百年后的今日仍循公式盛赞徐建寅做出的选择?
问:您曾撰文比较中日海军将领刘步蟾与东乡平八郎,那么,在这次海战中,双方舰队指挥官表现出怎样的差距?
马幼垣:中方在黄海之战搬出来的所谓阵法称不上是严格的布阵:出动诸舰拟最终排成一字长蛇阵,两铁甲舰居中,其他分配两旁,而以最弱的置左右两翼之端。有人说这样排法是因为长官怕死,把自己放在中央,让别的舰来保护。即使确如此,效果也不能如所愿。放在翼端的是长久维修不佳、速度慢如蜗牛的旧舰,舰队驶出去后,整个阵就成了雁行阵,替日人的剪翼战术开方便之门。
接战后,中方诸舰基本上停搁在那里,移动有限(有英国海军部绘制、备详细经纬线的战斗进展连续地图为证),让日人从容兜圈射击。情形颇似美国西部牛仔电影里常见的印第安人围攻白人篷车队的景象。但白人尚有用篷车组成的防卫圈来保护自己。中方诸舰不单没有类似的保护,若干懦夫管带还率舰脱队他去(美其名为保舰)。
李鸿章委骑兵出身的亲信丁汝昌出主海军。转行后的丁汝昌不肯也不能悉心求进(始终不懂英文的他如何能真正入行,且不说主动争取新知),唯有依靠昔年真放洋、假留学,以后却官运亨通的刘步蟾和林泰曾充当其把关二将。这品流的人事条件,配上在无长远统一方策下凑集出来的舰只,排不出高明的阵是合理的结果。
复有人说,中方所布的阵是多年前辞职的英国借将琅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留下来的锦囊妙计。这种说法,姑妄听之可也。就算琅威理果真留下锦囊,时隔多年,硬件设备和相辅战术的世界准则早已升级,日本海军的实力也已大进,陈年旧货怎能原封不动,照搬出来?倘以为可以,北洋海军将官就准是一群脑袋空空、食古不化的废物。不过我倒察觉到一特征,队伍尽管分批出动,最终还是企图排成长蛇阵,主帅居中,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骑兵战术吗?改了行的丁汝昌始终仍是骑兵啊!李鸿章的识人本领和拣选尺度却真有一套。
日方司令伊东佑亨同样是陆军出身,却能说流利英语,善与欧美各国驻远东海军司令交流,兼通晓海军事务。甲午战争前后几年英海军驻远东总司令斐利曼特(Edmund
Robert Fremantle)是多次撰文得奖的战术专家,战争期间各国驻远东海军更推举他为总领导。他评价伊东在甲午各场海战的表现为中规中矩,至几乎无懈可击的境界,并说若换上欧美诸国司令来处理同样的场面,也不能期望会有更佳的演出。
伊东在黄海之战的表现正是如此。他按手上诸舰的性能(他也有速度不足的旧舰)分为先锋队和本队,配合速度和速射炮特多的优点来作战。哪像丁汝昌诸人笨头笨脑地鲁莽行事。他懂得用T字战术,丁汝昌却视长蛇阵为上乘法宝,高低之别十分明显。
回答此问题其实也等于解释了一项中日双方软件条件之殊异。
问:历史当然不能假设,可是如果将中日的海军指挥官互换的话,您认为北洋舰队是否能取胜呢?
马幼垣:假如中日两司令易地而处,出现的会是两难之局。
北洋海军由伊东佑亨指挥的话,那些旧与不甚新,性能参差,装备若非杂陈便是老旧,复在欠统一方策为购舰原则下买入的芜杂舰只准叫他啼笑皆非,难以定出运用的策略。他或者最后还是选用横阵,因为那些不统一还慢腾腾的舰实在难以组成为易于操控的纵阵。
把日本联合舰队交给丁汝昌等不懂海军战术,也没有处理较新舰只经验的人同样会让他们不知所措。说不定丁汝昌会依其老本行,视舰只为骑兵,命诸舰分组群冲上去。他的黄海布阵不能说没有这意味。
如允许假设,我相信战果仍会是日胜中败,因为日方将领多有懂海军者(东乡平八郎就是显例),知道如何应变。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诸人则难有此本领。
问:您曾点评大陆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如果仅仅针对甲午海战,您如何评价大陆的研究状况?
马幼垣:我以前曾评论大陆的海军史研究,以提笔时间为下限,止于2000年。这无心插柳的截止日期却巧划出特具关键意义的分水岭来。直到那时,中国海军史的研究仅是近代史的一个部门而已。处理起来,尽管所用资料相当专门,但与外交史、政治史、社会史、航运史、文化交流史等等并无方法之异,亦无研究者资格要求之别,即均不从海军作为兵种的角度去研究中国海军史,更莫说从世界海军史的角度去看中国海军史。不懂海军,不管舰只与武器,不理战术和战事,甚至连舰和船也分不清,而只讲人事、制度、经费、政治背景者都可以在行内大肆活动一番。这样写出来的不是海军史,而是带有海军成分的政治史、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等等。
怎样的作品才算是海军史?答案可从否决法去求之。凡免讲海军有军事成分的活动,遇到舰只仅提其名便算交代完毕,武器若非视为不存在,便是随便抄凑些现成而经常互存矛盾的所谓数据,都不是海军史之作。同样,苟提及舰只和武器便捉襟见肘,错陋百出者,亦不足称为海军史著述。若采此尺度去衡量,在2001年以前公布的大陆刊物中试找一两个合格之例就难乎其难。
可幸刚踏入新世纪,崭新的海军史时代便揭幕。舰只、武器、战术、战事迅即因接班一辈的努力已昂然皇然迈进研究核心,且恒不以仅治中国海军史为满足,而是向世界海军史探求例证和启发思路。海军是科技性高、变化幅度大且速的兵种,研究某时段者自当熟悉该时段的海军专业知识,而不应仍采用过去的手法,继续让海军史屈居为政治史、工业史、文化史、教育史等等的附庸。
推动新境拓展的功臣就是“北洋水师”网站站长、中国海军史研究会发起人陈悦。凭他快捷无比的写作速度,著述争相出炉,源源不绝;广泛而专业的兴趣容其纵横照料整体海军史,无一项不悉力追探,从不托辞回避;寻觅资料无远弗届,务全务齐(以往大陆上的研究者苟用些洋资料,仅求点缀而已);仅照片一项,集得者就以万张计(我有的尚不到四千)――既如此投入,不出数年陈悦便成为大陆海军史研究界的盟主,全国人才和新出资料均向他集中,形成一个人强马壮、资料宏富的组织。
这还不止,陈悦才三十出头,已带出一群卓越的下一代(不少还在求学时期)。刚趁留学英、日之便,搜集和发掘大量稀见资料的张黎源和吉辰两位便是代表。只要保持这股冲劲和活力,陈悦领导的这组织必会替大陆上的海军史研究带来深广兼足的持久革新。
我萧规曹随,也做了点这方面的工作。我在美退休后移席香港,再执铎十一年,得与门人周政纬结缘。目前倾力研究北洋海军所聘欧美籍洋员的他,搜集资料和研究分析所用方法与我甚近。他可以说是我的接班人了。周政纬和我同是陈悦组织互励互助的中坚分子。
要是前此以述某人海防思想那类泛而乏味的题目为满足者,或以为单靠排比中国史料便可大白真相者,或觉得海军史的探讨须托付在政治史、外交史之类雨伞下始能生存者(如此舰船就必退居为点缀工具),能洞悉前惑,改弦更张,并加入新行列,中国海军史的治理与世界海军史研究接轨指日可待。
这样回答此题好像与甲午海战关联不大。也许可以说回答是以大括小,因2000年以前和以后甲午海战研究成果分别极大,而差距之所由正是因上言以前治学之种种缺失导致近年彻底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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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3-12-31 14:43
甲午海战:装备先进的日军击败素质更高的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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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资料图片
  5月26日,《上海书评》刊载了《马幼垣谈甲午海战中日军力对比》一文。美国夏威夷大学中文教授马幼垣不仅熟知中国当代甲午战争史学的发展水平,也对上世纪因为治学态度和研究手段错误而造成的海军史学研究深恶痛绝。
  言谈之中,教授一直试图紧扣着近代海军的技术发展,从技术角度而非传统文人所注重的体制、政治、社会、文化入手分析中日甲午的形式,显出迥于常人的眼界和学识。尽管我认为在许多问题,诸如对“新学派”(马幼垣称“少学派”)的理解、以及19世纪末期舰船技术的认知上,教授的一些见解有不少偏颇,但如此水平的战史分析,对于非军事专业类刊物而言,已然是难能可贵。
  而《上海书评》采访的最后一问:“如果将中日的海军指挥官互换,北洋舰队是否能取胜?”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原本可以比枯燥的装备讲解更具看点,可惜碍于文稿篇幅,未能细说,留下不少遗憾。
  笔者看来,若是双方易舰而战,作为海战这种极端依赖技术装备战争形式,清军在占据航速、速射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必然会采取易于发挥舰队火力的纵队战法,而日军在训练水平逊色于清军(黄海海战中清军炮击命中率较日军高出1/4),采取横队作战则战斗结果难以超越黄海海战的日胜清负,采取纵队战术则更加不易发扬火力,海战结果毫无疑问是日败清胜,只不过使用日本战舰的北洋水师会更加迅速地决出胜负。
  这样的结局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的装备差距,虽然相隔仅7年,却早已超出了人力所能弥补的范围。如果说甲午陆战是训练更加有素的日军击败了装备水平接近的清军的话,甲午海战就是装备更加先进的的日军击败了素质更高的清军。
  1870年到1900的三十年,正是海军技术突飞猛进的三十年。随着鱼雷、水雷、蒸汽机、钢质装甲、蒸汽锅炉、管退式火炮等新技术不断应用于海军舰艇,从无敌舰队时代延续300年的风帆木壳战舰列队互射的海战场景彻底被淘汰,而新的海战该如何开始,十个海军上将可能会有十二种不同的答案。
  正因为这一原因,这时代设计和建造的战舰不但千奇百怪,甚至是奇葩辈出。完全圆形的战舰、除了火炮和烟囱全部沉在水下的战舰、不用炮只用鱼雷的战舰、不用炮也不用鱼雷,单纯用于撞击敌船的战舰……不仅如此,传统的主力舰队决战理论也受到了挑战,法国就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所谓“新学派”,主张抛弃昂贵的铁甲舰,而用便宜的鱼雷艇、潜艇和快速的巡洋舰通过积极的游击来击垮别国。在这样快速发展的时代,海战的打法几乎每三年变一个样,而不断出现的新技术则能在几年之间让新锐战舰变得一钱不值。
  值此百家争鸣时期建立的北洋水师,几乎每一条军舰都带有当时流行海战流派的烙印:从“超勇”、“扬威”所代表的早期撞击巡洋舰,到“定”、“镇”两艘铁甲舰代表的横队战法,再到“致远”、“靖远”的纵队海战及“来远”、“经远”的装甲巡洋舰开端,北洋水师几乎在每次技术飞跃的第一时间就及时采购了相应的军舰。日本联合舰队在购舰上并非所谓“善用资源”,购买巡洋舰纯粹是国力所限的妥协而已。至于所谓笃守“新学派”思想,马幼垣教授似乎既没有注意到其本身没有主力舰队决战的相关理论,故无法指导黄海海战这样的战斗,也没有认识到集“新学派”大成的日本“三景舰”其实完全是一组失败的尝试,至于清军同样遵循“新学派”购买的蚊炮船和鱼雷艇,马教授则以“无异废物”评价,认为他们价格高昂却毫无用处。
  马幼垣教授所诟病的“炮塔斜置法”,实际是英国当时最先进铁甲舰“不屈”号的前卫设计,不仅为英国、意大利所用,还成为美国海军复兴时期最早主力舰的火炮布局,如果考虑到当时法国正受“新学派”影响停止建造战列舰,西班牙海军早已衰落,德国海军尚未崛起。事实上这种炮塔布置方式在当时是各国列强应对横队炮战的主要方式。
  不难发现,北洋水师始终通过购买当时最先进的舰艇走在海战理论的前沿,但1888年停购外舰以后,面对新一代的管退式速射炮和快速巡洋舰的威胁,北洋水师在得不到新舰和更多速射炮的情况下,已经难以面对新时代海军的威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日本联合舰队,即使把北洋水师的水兵换成美国海军或者俄国海军,战况怕是也不会更加乐观,即使换上英国皇家海军怕也是难以回天。换上法国人的话,也许舰队多少能得以保存,不过那将是以正在大东沟上岸的几千清军的伤亡溃散乃至陆上作战的失利作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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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3-12-31 15:24
事实证明没有科学知识的人担任导演或者编剧往往会成为文化上的神棍!
这种人的作品只能如同宣扬刀枪不入一样,宣传一些荒谬的被自身曲解的思想和概念,无法真实反映和深刻认识事物的本质真相。
发表于:13-12-31 15:32
黄海海战发生于日,即平壤陷落的第三天,日本联合舰队终于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挑起―场激烈的海战,这是甲午战争中继丰岛海战后第二次海战,也是中日双方海军一次主力决战。这场战役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附近海面。9月15日上午,护送4000余名入朝援军到朝鲜。返航后在大东沟遭遇日军阻截,战斗由此爆发。日本海军在大同江外海面投入战斗军舰则有12艘,包括其全都精华,几乎可以说是倾巢出动。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比薄赤城、西京丸号诸舰,但北洋舰队中扬威、超勇二舰亦受重创。
黄海海战过程:
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
日上午,北洋舰队的主力,计军舰10艘,附属舰8艘,在丁汝昌率领下到达大连湾。
凌晨1时,铭军的十个营共四千人分乘五艘运兵船,向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进发。
中午,舰队抵达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到次日早晨,军队全都登陆。
9月17日上午8时,运兵船卸载完毕。
9时,北洋水师定远号旗舰上挂出龙旗开始返航。
10时23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率先发现了北洋水师。便挂出“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的信号
10时30分,北洋水师镇远舰桅楼上的哨兵看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发现日本舰队。丁汝昌随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准备战斗。
12时05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先,本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
12时20分,北洋水师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
镇远号铁甲舰
横阵,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舰队呈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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