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瑶中国经济转型073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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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论坛---中国经济转型》 李玲瑶主讲 第十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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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度投资,美国过度消费,中美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中国经济过去靠投入来支撑出口与增长,这种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不仅导致错误的资源配置,而 且造成投资过热,产能过剩,使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内外失衡,因此造成经济三高(固定资产投资高、工业增长高、进出口贸易高)与民生三低(就业增长低、收入增 长低、消费增长低)
通常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是以消费为主拉动的经济体,而我们过去内部增长主要靠政府的投资和富人的消费。由于富人消费有限, 因此美国中_产阶级成为取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有效的消费型社会发展第三产业,不仅对居民生活不利,对可持续发展不利,并且很难与西 方竞争,也不可能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性。不能再是中国人积累,发达国家消费
金融海啸发生后,自由放任与美国独霸时代走向终结,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就成为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神圣使命了。
讲师:李玲瑶
美籍华人,经济学博士(国际金融专业)。现任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大经济学院及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特聘教授,及数家公司的董事长与 董事。祖籍湖北红安。大学期间,曾任台湾大学(台大)学生会主席,台大毕业后留学美国,80年代开始创业,与丈夫一起白手起家,在美国硅谷开办高科技公 司,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在美国取得了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自1985年开始在国内陆续有投资。李玲瑶目前,美国和中国的投资领域从房地产到实体产业和高科技,且业绩骄人。1984年和1999年两次应国务院侨办邀请,参加了35周年和50周年国庆观礼。
《中国经济转型--名家论坛第54部》课程内容提要:
第一讲 美国战后经济的历史回顾
第二讲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历史回顾
第三讲 亚洲金融风暴与中国契机
第四讲 经济时代的美国的竞争力
第五讲 美国市场、美元霸权、美元陷阱
第六讲 中国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第七讲 中国的投资增长为何快过消费的增长
第八讲 中国为何短期内难形成一个消费为主的经济体
第九讲 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
第十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化
第十一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五个中(上)
第十二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五个中(下)
第十三讲 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
第十四讲 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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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的转型和健康发展?(7月21日节目文稿)
凤凰卫视7月21日《寰宇大战略》,以下为文字实录:解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第二季度的GDP增幅只有百分之七点五,国际上再度响起唱衰中国的声音,这一轮的经济放缓,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政府可以容忍的下限在哪里?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有没有可能出现硬着陆?如果经济放缓成为常态会不会加大社会风险,并干扰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目前中国经济存在哪些结构性问题?如何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的转型和健康发展?邱震海:寰宇大战略,运筹帷幄中,大家好。记得以前我们在其他节目中曾经讲过,过去在两岸关系当中有两个中国,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也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成就巨大的中国,我们称之为成就中国,另外一个是问题巨大的中国,我们称之为问题中国,关键是今天在中国的问题上,成就中国和问题中国在同时赛跑,我们真的不知道是成就中国能跑得过问题中国,还是问题中国能跑得过成就中国。如果说刚才我说的只是过去几年中国发展背景的话,那么现在随着中国最近几个季度,去年上半年开始连续几个季度中国经济下滑,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无论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的放缓恐怕是势在必然,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问题中国会不会成为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关注的焦点?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焦点是未来三到五年,这个成就能不能跑过问题,我们的改革能不能跑赢危机。中国未来3-5年:改革如何跑赢危机?邱震海: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专程从海南请来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也是中国改革方面的老将迟福林先生,另外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先生。先看看迟院长,你怎么看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放缓,以及中国,这样吧,你是不是同意我的一种说法。以前我们曾经说过,中国现在是改革和未来的转型,在急不得和转不得之间左右徘徊?迟福林:对。我有些不大赞同,因为中国的转型改革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候,不是急不得,而是需要加快推进。邱震海:但您这样一说,很多朋友马上开始紧张了,中国最怕的就是改革方面步子迈得太快,引起某种方面的社会的所谓的一些社会不稳?迟福林: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中国走到这一步,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在一起。邱震海:作为宏观经济经济学家您同意迟院长的观点吗?他说改革现在急不得了,现在经济也放缓了,社会矛盾在持续上升,改革到底未来如何走?彭文生:这个可能还涉及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怎么看这几年经济增长放缓,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一个结构性的?邱震海:您的观点呢?彭文生:主要是结构性的。邱震海:哪些结构?彭文生: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是整个劳动力减少,这是一个大的背景,但是其实还不仅仅是这样,这几年我们看到的是行业垄断问题,整个经济缺乏竞争带来的效率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渡扩张,对私营经济,小微企业,等等这些,它的挤压,再就是房地产,房价,地价,地租的快速上升,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中国GDP走势会否持续拾级而下?邱震海:文生兄作为宏观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慢慢的给我们浇冷水了,中国经济现在是一团黑,我希望你不要浇太多冷水,给我们一点希望,看看吧,我们从2012年开始,我们做了一张图,整个的个季度,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中国的GDP,从去年一季度开始时高时低,时好时坏,忽好忽坏,忽冷忽热,我们也不知道未来到底走向何方?所以我们笼统的把它称之为GDP走势是不是迎来了一个所谓风雨飘摇的时代,大家见仁见智,一起来看。但是有经济学家也曾经著书认为,中国的经济走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我们现在把最拿掉,看看是不是走到危险关头?如何评估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邱震海:看看现象,现象今天中国,像刚才文生兄所说的那样,资产泡沫化,很多地方面临崩溃的危险,流通性泛滥,但是有时候又是钱荒,让我们觉得金融,确实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趋势非常重要。2013年,现在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已经明显的放缓了,未来要可能面临硬着陆的局面,现在也有宏观经济学家认为,2015年可能人口结构,中国人口红利将要显著的放缓,中国面临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无论是2013年,还是2015年,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么一个槛上。关键我们把经济放在一边,同时看看基尼系数跟中国社会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有个基尼系数,按照今年1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0.47,似乎比2009年的0.49要稍好一点。经济减速会否进一步扩大贫富悬殊?邱震海:但是我们不要忘了2010年的时候,联合国曾经公布过一个有关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5,另外还有一个版本,是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去年的一个版本,是达到了0.6,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0.4就是已经到了警戒线,0.5已经到时候危机线,0.6几乎已经到了社会要发生动乱的线了。但是假如说,暂且只是相信我们官方的国家统计局数据也到了0.4,也到了警戒线,这意味着什么?迟院长。迟福林:在我看来,可能透过这些现象,我们更多的要把握一个趋势,就是中国的整个宏观经济问题很多,矛盾很多,但是应该看到,我们正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来进入一个七,或者略高于七的中速增长阶段,你刚才讲的这些数字表明什么?从去年、今年,可能明年,彭先生怎么来看?可能正处在一个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最重要的三年的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当中,原有支撑高速增长的各种政策、体制、增长模式,矛盾全面凸显,这个凸显背景下,我们就存在一个增长模式的转换,就说我们增长模式要转换,转换什么?比如说投资出口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变,如果能够把中国的13亿的内需释放出来,我们中速增长可能就有最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个时候关键在转型,在改革。邱震海:迟院长的观点很明确,中国现在正在面临一个转型,从高速向中速转型过程当中,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你看看,作为宏观经济学家,你怎么看这个基尼系数?彭文生:其实我们要看中国经济有很多不平衡,大家讲,我们中国人消费不足,投资太多,我们重工业产能过剩,服务业发展落后,我们有环境污染,空气污染问题,等等一系列的不平衡,但是其实争节,应该说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大幅扩大带来的影响。邱震海:我们来看看,当我们谈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先看看现在很多的外媒,包括外国的投资银行都在说李克强经济学,他们所总结了,李克强先生从来没有说过他有所谓的他的经济思想,有三个原则,据说这是您以前工作过的老东家,一个投资银行给总结出来的。第一是不出台刺激措施,第二是去杠杆化,第三是进行所谓结构的调整,但是当二季度,上个星期一中国经济出现7.5的增长率的时候,再问一个问题,李克强先生他未来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他会不会永久的不出手?李克强会不会不出手,让我们想到,他的前任温家宝先生,曾经在2008年用4万亿人民币进行过出手。现在很多人说,出手可能是带来的一些无穷无尽的后果,但是假如说我们看看当年2008年是保八,在中国,经济跟政治永远是连在一起的,经济的放缓跟社会稳定永远连在一起,前温总理可能保八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中国经济如果不能保八,就不能维持一个社会稳定,所以今天李克强先生是不是未来保七是他的一个底线?彭文生:其实最近李克强已经讲了经济运行有个上限和下限,上限不能突破通胀的上限,下限不能突破经济增长的下限,今年的增长目标是7.5。邱震海:您认为他的下限在哪里?彭文生:下限应该在7和7.5之间。邱震海:就是保七是李克强的底线。彭文生:可能比七要稍微高一点,今年。邱震海:换句话说,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出现7.1,7.2增长率的话,李克强是不是要出手。彭文生:要看明天怎么走,明年我们基本判断是政府的增长目标可能会下调到7,今年是7.5。邱震海:但是如果他不出手的话,这不是2008年4万亿人民币的重新翻版吗?我们知道4万亿人民币,你曾经有过一个观点,是短期刺激措施,短期带来繁荣,长期必然带来通缩的。彭文生: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看政策扶持稳增长他的方式是什么?最近李克强就强调,这些政策措施既要有利于当前稳定增长,也要有利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迟福林:这句话特别重要,现在和过去有所区别的话,就是把解决短期和中长期,着力解决中长期的问题。邱震海:我们先看看中长期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是非常粗浅的根据一些其他的经济学家的一些总结,好像似乎有四大经济上的结构性问题,也可能有五大有六大,第一是中国的三架马车,始终是无法调试好,到今天为止,拉动中国经济的始终是投资、出口、消费始终是非常低迷,而现在出口也是问题了。同时中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严重不平衡的,尤其第三产业服务,尤其是生产性的服务产业,知识产权为主导的服务产业,我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国经济结构当中有没有40%的比例。彭文生:没有。邱震海:还没有达到,像日本达到百分之七十几,据说美国达到百分之八十几,中国的收入分配是严重不足的,中国的整个国内居民的储蓄总量也是超过国内投资的总量,所有的这些问题显然是困扰中国的问题,而如果说是文生兄在您的著作当中曾经说过,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我们这所谓的三架马车只是谈投资、出口、消费,这三架马车还没搞定,现在告诉我们未来长期会怎么样?劳动力、资本、生产效率,中国人口红利未来情况怎么样?彭文生:我们看今年的,按照统计局的数字,去年15岁到60岁之间的人口绝对数已经开始下降,到2015年,未来几年这个情势可能会更加严重。中国经济前景将取决于“长期供给”?彭文生:也就是说,劳动力供应这块是一个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但是可能更重要的因素,可能还是一些体制,机制扭曲的影响,比如刚才一开始提到的房价、地租的大幅上升,行业垄断问题,缺少竞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私营部门,小微企业的挤压,这些是涉及到体制的扭曲的,需要政策改革,机构改革来纠正的。邱震海:长期看供给,供给里面除了劳动力,人口红利未来要下降之外,生产效率,现在很多学者说,这是全要素的生产率,一谈全要素生产率,显然就不是过去、土地、资本或者劳动力那么简单的来而言,他涉及到创新,涉及到自由,涉及到法制,涉及到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坦率来讲,这个在中短期能解决吗?彭文生:实际上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技术进步,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在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缺少竞争,因为缺少竞争,就很难靠促进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邱震海:一句话你告诉我,现在如果我说我们现在是短期看需求,三架马车,对三架马车未来三到五年能够提升消费,作为宏观经济学家,你有信心吗?彭文生:要看整个的结构改革怎么做?当然也有一些人口的背景的因素的变化,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低端劳动力的工资开始上升比较快,这个方面应该有利于消费,但是这里面我想讲一点,就是我们财税体制的改革也非常重要,我们中国的税收体制,流转税,也就是消费税,增值税占的比重太大。邱震海:迟院长,你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消费主导》。迟福林:对。邱震海: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有两三年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您倡导的消费主导,在我们的三架马车当中依然看不到任何效果?您觉得原因是什么?迟福林:去年这个消费的公权力第一次超过投资,现在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增长模式需要改变,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对增长模式提出了一个挑战。邱震海:这个增长模式具体来说是什么?迟福林:比如说,我具体来讲,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尤其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这个不改变,消费驱动或者整个消费的释放是很困难,因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的一个重要阶段,而这个阶段影响消费释放的主要是一个体制因素,就是增长模式的问题。邱震海:这个消费主导需要解决政府主导的问题,2015年,从现在开始2012年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有所下降,到2015年将会正式开始下降,坦率来讲,人是20年为一代人,这个生理结构解决的问题,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大胆的预言,从供求面上来说,2015年到2035年将是中国人口红利大幅减少的这20年,而这个20年正是中国经济需要蓬勃发展的,这两个矛盾怎么解决?迟福林:所以说结构改革非常重要,要靠体制改革来提高效率,纠正刚才我们讲的收入分配差距太大的问题。邱震海:我们现在看看,至少到现在为止宏观经济学家已经帮我们理出了,我们的经济永远是有一个短期面,有一起长期面,现在我们大家可能谈的比较多的是短期面,我们的三架马车,投资、出口、需求,坦率来讲,过去我们是(00:14:08),但现在从2012年,乃至到2015年开始,我们的长期的劳动力也开始出问题了,而现在我们需要提升的全要素生产率,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所以从对社会风险来说,直接的短期需求会导致社会风险,而长期需求也许我们大家现在忽略了,其实未来长期也会导致社会风险,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迟院长,您领衔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就在上个月出台了一本叫《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图30条建议》,据说也呈现给了中央政府,里面的主要要点,长话短说,告诉我们。迟福林:谢谢您能把这个图标出来,我一个大判断,就是我们对整个的大形势,大趋势判断。让改革跑赢危机:中国该如何行动?迟福林:就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社会转型到了临界点,我们政府的转型到了一个关键点,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才是我们要以危机为导向的改革路线。邱震海:也许现在我们真的是可以称之为中国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阶段,就像我们国歌所倡导的那样,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观点说,未来一段三到五年,中国要高度注意两个速度,一个是经济要持续下降,但社会矛盾持续上升。坦率来讲,过去社会矛盾还能够掌控,因为我们的经济在上升,但现在经济下降了,社会矛盾能不能掌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是改革零敲碎打,小打小闹,与社会矛盾上升之间的问题,现在坦率来讲,各地都在做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如果说能够跑赢社会矛盾才有意义,如果跑不赢社会矛盾未来所谓的这些改革,其实就宏观的层面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也许我们为你描绘了一幅相对比较灰暗,相对比较悲观的图画,但正像迟院长和彭博士刚刚所说的,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拐点,这拐点到底走向哪里?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这一念到底在哪里?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解说: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近期出现了明显放缓的趋势,由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资源环境成本上涨,以发展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向更具附加值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转型,中国新一届政府,目前正在致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在转型阶段,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并不奇怪,但经济转型过程将是艰巨和痛苦的,必然遇到许多重大的挑战,如果不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井,无法跨进发达国家的行列。邱震海:好,欢迎回来,您现在的的这个现场电视讨论是有关改革能不能跑赢危机,坦率来讲,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能对两个问题比较敏感,第一个是我们对改革到底如何走,感到如何敏感?第二个,当谈到改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认为,经济改革只是经济领域里面,而社会改革,乃至未来的行政和政治改革,跟经济领域是没有关系的。然而,从上星期一开始,随着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明显下降,而且未来不但是周期性下降,还会引起结构性下降,我想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到了我们严肃来思考的时候了,所以在现场有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讨论,同时也有两位战略观察员一起参与我们讨论。先看看迟院长,您刚才说,我们说改革急不得,您说改革现在不是急不得,而是要加快改革,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现在要如此的强调改革?迟福林:我刚才讲了,增长转型改革,这六个字,六个字现在靠什么?我们现在要以改革来推动转型,转型改革才能推动增长,所以经济转型到了一个关节点的时候,如果转型改革的速度慢了,结构调整慢了,我们可能把拐点的时间长了,就可能造成中长期的,我们担心的经济的衰退,社会矛盾的凸显,所以现在是一个关节点,关节点在于一两年,三、五年,这个改革到底能不能有突破。邱震海:但是当你谈到改革一定要加快的时候,会不会又引起社会上其他的一些,不必要一些担忧?迟福林:我想面对现实矛盾,我们的经济应该说是一个结构性的,那靠什么呢?第一,要靠结构调整,第二,要靠体制,刚才彭先生讲了,竞争性的体制,那么这样大家矛盾问题已经出来了,所以矛盾问题的时候,改动刀,你不动刀,失去了时间机会那就酿成更大的风险。邱震海:迟院长非常着急,大刀阔斧,您同意吗?彭文生:基本同意。我们看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有一些特殊的背景,比如说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影响,那这个实际上也带来一些累积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房价、地价快速上升,成本推动的影响,挤压世界经济。我们看到过去十几年,收取分配的差距,大幅扩大,带来的对经济不平衡的影响。那这些问题在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以后,逐渐凸显出来,逐渐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不靠改革的话,经济增长是有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滑坡。邱震海:谈改革很敏感,刚才迟院长说,改革一点都不敏感,我们要加快改革,但他改革从另外一个角度又非常容易,因为是条条道路都可以通改革,但现在中国问题成堆,到底哪一个角度是有效的,又是平稳的,长远来看是有建设性的,有真正长远意义的一个切入口。迟福林:那么我们现在最大的就是并在哪里,问题导向,什么叫问题导向?今天就以化解危机为导向,既然我们看到了转型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候。邱震海:并在哪里?迟福林:我们现在并的就是唯一因素(音)在增长,而且给我概括的三条,第一条,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第二,利益失衡突出矛盾,第三,转型改革的时间、空间已经十分有限,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以化解危机为导向,这个一个改革行动路线,那么才能够适应今天个大趋势。邱震海:现在我们的图画很清楚,一方面是经济在放缓,一方面社会矛盾在累积,而且不断地在上升,而我们的改革到目前为止要么是迟迟不动,要么是做左顾右盼,要么是找不到方向,现在告诉我们,这个改革到底从哪个角度来切入,既能够逐渐地抬升,或者至少能够撑住经济不让它下降,同时又能够缓和社会矛盾,同时能够长期化解我们整体的东西,到底这个切入口在哪里?迟福林:我们现在看三大问题很突出,第一,我们市场活力,刚才彭先生讲的,竞争,市场活力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市场为重点,来激发市场活力,所以现在政府的转型改革尤为重要。第二,我们利益失衡,那么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社会转型。第三,我们体制性,机制性腐败已经成为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很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所以这个时候着力来解决以体制机制性腐败为重点的政府转型治理,或者是这个治理转型,这三个问题我想可能是我们今天在转型改革面临的(00:21:46)。经济需求面:调整“三驾马车”何以如此困难?邱震海:现在我们遇到的是消费严重的疲弱,出口又开始下降,投资依然很高,未来人口红利要下降,我们创新也不足,竞争也不足,这个从您角度上来说,从改革政府的职能有用吗?能够解决目前的这些烫手山芋问题吗?迟福林:对啊,这个我想是最关键的,为什么最关键呢?我们讲到消费赔案(音)的时候会应该看到另一面,就是我们正进入一个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的一个重要阶段,你看看消费结构明显变化,一般性的物质消费需求减少,服务型的消费需求增多。一般性的生产品(音)减少,但是基本的公共服务产品,这样一个需求增加,这个时候正是释放消费需求的最关键的阶段。那么如果我们的政府他依然坚持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那么就会适应不了这样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的趋势,他一味地压制了,而不是没有这种需求,而是需求被压制。邱震海:文生兄你同意吗?彭文生: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们经济面临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那这个是和行业垄断,政府的干预太多是有关系的,最近几年,尤其需要关注,引起我们担心的是地方的政府的融资平台过度扩张。所以说改革,我觉得第一个行业垄断怎么打破,第二个,怎么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提高效率。第二个方面,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等等。实际上这和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以后,第一收入群体他喜欢消费,但是没有多少钱消费,高收入群体他有钱消费,但是没那个消费需求,毕竟有限。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就是现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正解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所以我们观察结果改革是不是到位,结构改革是不是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觉得也是要从这个方面来看。邱震海:但是无论是调整政府职能,还是让政府推动市场,到底怎么展开呢?我想起以前毛泽东说一句话,扫帚不倒,灰尘自然不会自己跑掉,你怎么让已经进入市场的,而且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政府自动退出市场?这是做不到的事情,迟院长。迟福林:可以做得到,本届政府正在推动以放权为重点的这样一个职能转变,用放权破题政府职能转变,我想就抓住了关键点,就是你政府先要主动的来改自己,改什么?要把自己目前不该掌握的权力下方给市场,下方给企业,下方给地方,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本届政府正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走,问题在于要加大力度。邱震海:那么除了这个政府退出市场,还有呢?利益协调方面怎么做的?迟福林:利益协调现在最关键问题,刚才彭院长讲的,那是我们一个,就是你收入分配改革要破题,我们过去扩大总量,投资出口,过去的增长方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坚持国富优先,我们想在转向消费主导模式下的发展导向是民富优先偿付于民,要中低收入群体有消费能力。邱震海:但这个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我也是,坦率来讲,也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告诉我,为什么收入分配久久不能出台?难在哪里?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方案何以久拖不决?迟福林:收入分配的总体方案出来了,大家需要要它的行动方案,具体的各个行动方案,那么现在难在两条,第一从短期来看,实体经济发展,尤其中央企业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这个对于靠劳动收入的这样一个来说,这是一个短期上的困难。长期看,这是一个利益关系调整。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收入分红,垄断行业的改革,这些都需要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当中来加快推进,这些利益的调整。邱震海:刚才无论是彭文生作为宏观经济学家,还是迟福林院长作为改革的专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但坦率来讲,我还没有被两位所说服我认为他们只是描绘了愿景,但是愿景过程当中的很多障碍,我不知道二位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回避了。如果你想听二位的分析,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欢迎再次回来,中国的经济显著放缓,不管是结构性还是周期性,中国的经济进入了拐点,中国的社会矛盾急于上升,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在最近一两年都会进入一个拐点,在这么一种进入拐点的时候,刚才二位告诉我们,显然要通过改革,但是坦率来讲,我还没有被二维所说服,二位描绘了一幅很光明的图画,当然我们都知道改革永远是中国永久的一帖良药,但在改革过程当中有很多阻力,我不知道迟院长是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迟福林:不是一种忽略,现在就到了,第一,我们这个改革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再有过去的(00:27:04)。邱震海:但是你面对重重阻力,你怎么去力挽狂澜?迟福林:这是第一,改革对改革的形势要有个判断,第二,在这个形势判断面前,那么取决于决心魄力,第三,在决心魄力面前要有个务实的行动方案,像彭先生说,务实的行动方案在财税改革,你可以不妨听听他的意见。邱震海:对,财税和央地关系,中央跟地方的关系从1994年分税改革之后就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包括现在土地财政都是由于这方面没有改革到位,您觉得未来3、5年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彭文生:其实我们说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其实收入分配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要素的分配,也就是说多少钱给劳动力,多少钱给资本,或者给政府,这是一个,那么第二阶段实际上就是财政起到一个收入的再分配,再调节的作用。在一个一般的情况下及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收税的时候应该高收入群体多收一点,花钱的时候是低收入群体多花一点。我们这个财税体制现在应该说改革的方向就是我们收受的结构,流转税,比如说增值税这些,交易类的税,占的比例太高,和其他国家比较来讲,我们的财产税占的比例太低。那么这个扭转税本质上讲是一种消费税,谁消费越多,谁交的税越多。那低收入群体,他的消费占他的总体的收入比例比较高,一般来讲,低收入群体,他一个月几千块钱可能大部分都消费了,所以这就得到一个实际的税收的负担不平衡的问题。邱震海:但是未来财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您觉得?迟福林:所以应该是降低流转税的比例,降低增值税,这种消费和消费有直接关系的,增加什么呢?增加财产税,我们中国社会过去十几二十年,整个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差距实际上是越来越大,所以应该向其他的,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靠齐,提高财产税的比例,降低消费税的比例。邱震海:降到这个收入分配机制,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大家读到六个字,三句话,限高、扩中、托底,要限高收入人群,但限高收入人群,你怎么去限他们?你限到的永远是他们的显性收入,他们的隐性收入老早一捆一捆美元运到美国去了,你们限吗?迟福林:所以他说的财产方面的税收,这个结构要改革,比如说遗产税,我的看法,遗产税到了应该要出台的时候了,当然在整个,我们说财税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要加快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比重太低。邱震海:按照刚才二位的说法的话,我还是没有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按照刚才二位整个的思路,能够使老百姓的社会怨气舒缓吗?第二个,能解决目前我们经济放缓的问题吗?迟福林:我想两件事情可以是一个并举,第一,如果我们的发展取向是对的,不断地老百姓的收入能够有增长,而且税收上面又降低他们的负担,在分配方面,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加快,与此同时,我们在结构调整,比如服务业比重增加了,我们如果服务业比重,现在就业的比重只有36%,如果能提到50%,现在计算,大概至少可以增加1亿以上的就业人口,那么这种转型显然对老百姓有利。邱震海:但这个转型也许未来需要3、5年,而不能解决最近1、2年的经济放缓问题。迟福林:我想我们现在1、2年,有可能给大家一个预期,有个信号,增加大家对中长期信心,这样可以释放消费需求。比如去年,我们的消费就比较大,今年消费下来了,它不是收入水平矛盾。改革跑赢危险:路线图与时间表邱震海:好,看看我们战略观察员有没有被迟院长说服。陈少波(战略观察员):我很同意迟院长刚才对整个社会的转型期拐点的判断,在过去那么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相关地社会改革,治理转型改革,都相对地迟缓,那么现在我们面对一个经济下滑的趋势,我倒觉得这是一个触及社会灵魂深处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是让我们有机会从重建设社会,然后在这个重建社会的基础上夯实(音)以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那么这个共识我想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社会对改革取向的一个共识,怎么样保证农民工的基本的利益,怎么样保证工人的集体谈判权,怎么样保证市民的权益,言论表达的尊重,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东西,因为改革确实千头万绪,但在重建社会这个层面,是不是可以取得一个共识,在这个基础上让我们改革更扎实的前行。迟福林:我们现在主要的矛盾是中长期的矛盾,但是短期又面临一个拐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从解决短期入手,来化解中长期的矛盾,比如说产能过剩,现在短期就是个很大的矛盾,那么我们从解决产能过剩入手,然后逐步的调整结构,这样就为解决中长期问题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不要把短期问题看得太可怕,老百姓,我理解最大的问题是对未来几年的预期,如果你现在预期好了,大家比较放心了,然后你通过治理环境又解决好的一个环境,我想这个需求会释放出来。徐碧君(战略观察员):我觉得现在的话,我们一方面是强调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但另外一方面呢,并不是说这个改革没有底线和没有界线的,就刚才彭先生也提到,其实李克强总理在之前的讲话中非常明确地划定了这个区间,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通货膨胀的上限和一个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下限,也就是说,如果触碰了这个底线的话,政府还是会干预,采取措施,那么这说明政府还是有一个软着陆的意愿的,那么针对这个意愿,其实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法,有人说我们可以模仿60年代的日本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还有人说可以模仿韩国,继续加大政府投资。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提法,叫做西部发展策略,那么这个西部并不是指中国的西部,而是指,要中国的投资新中亚国家来转移,帮助中亚国家来建立他们的基础设施,这样一方面能够解决中国内部一些资源产能过剩问题,另外一方面可以给中国国内自己的改革提供更多地空间。那么我个人总结的话,所有这些策略其实都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继续把蛋糕做大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蛋糕分好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蛋糕可以持续,增长率很高的话,那么可能你在分好蛋糕这一块,急迫性就不会这么大。但是当你面临蛋糕增长率放缓的时候,那么如何把这个蛋糕分好就变得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邱震海: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下半年,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面,经济如果继续放缓的话,可能我们这些改革的举措都无法出台了,变成大家忙着救经济去了。迟福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以趋势性(音)来看这个问题,不能把短期问题看得太短,短期的问题反应了中长期趋势,我刚刚说到的,我们处在一个中速增长阶段,这个中速增长阶段是一个大趋势,那么支撑中速增长的在哪里?我们巨大的内需,特别消费需求,城镇化的权利,转型改革的红利,如果这几个抓好了给大家一个预期,把那种唱空的问题能够消除。我想这对解决问题,可能比某些刺激政策还有效。邱震海:好,我们谈了那么多,现在我们大概可以得出几个共识性格,按照迟院长说法说,现在改革不是急不得的问题,而是要加快去推进的问题,然而面临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如果继续放缓,我们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在改革和维持目前中国经济的平衡点上,到底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针和策略?我觉得这不但是李克强总理关心的问题,而是全民,全国上下必须关心的问题。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寰宇大战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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