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找到你要的页面转载彭坚柱文章：坚持真理走向辉煌的明天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网络一体化，政治多元化。追求幸福、追求富强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目标，追求真理是追求幸福和富强的唯一桥梁。哪个国家的政治更符合真理，哪个国家就会走向辉煌。那么，使中国走向辉煌的真理在哪里？
使中国走向辉煌的真理存在于对历史的归纳和总结中，存在于对人类生存规律的深刻认识中，存在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中。所以，只有对历史进行仔细的回顾，深刻的思考，科学地归纳，慎密地推想，才能寻找出振兴中华的真理，才谈得上坚持真理，使中国走向辉煌的明天。
一、坚持真理使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
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国内又军阀混战，在城市，财富掌握在官僚资本主义者的手里，在农村，土地兼并在极少数强权者的手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在帝、官、封的压迫下，全国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要求打破现状，寻找生路，都希望有一个独立、公平、自由的新中国出现─—这是当时的社会真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壮志凌云的爱国青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他们高举真理的大旗，号召人民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砸烂旧世界；他们组织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均地权；他们主张要像苏联那样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渐次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痛苦的现实生活和对美好社会的强烈向往，使全国人民逐渐地聚集中国共产党高举的实事求是的真理大旗的周围，因此使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用了28年的时间，砸烂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中国。
然而，毛泽东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把实事求是的真理大旗高举到底，盲目地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导致
二、马克思的理论使中国走上了歧途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模仿苏联模式，率领全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他们踌躇满志、雄心勃勃，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强国，他们希望全国人民尽快地过上社会主义的美好幸福生活。
然而，随着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发现有很多问题马克思和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想到。
1、农业合作化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党和国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衷是，在人民公社里，实行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指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成为公有，这样，就可以更合理地使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可以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从事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同时实行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公社社员的积极性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如何在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生产队规定，男社员劳动一天满分为十分，女社员劳动一天满分为八分（也有九分的）。一个月全生产队社员坐到一起评一次级别，确定每一个生产队社员每天的劳动工分。然后根据工分的多少进行三七开分粮（七分的粮食按人口平均分，三分的粮食按所得工分的多少来分）。大家知道，农村生产队存在多种势力团体。第一、宗族势力，哪一家宗族人员多，哪一家势力大，第二、当权的势力，哪些人和五大干部（队长、会计、保管、贫农代表、民兵排长）的关系密切，哪些人就有势力。平时劳动时，都想让自己的势力圈内的人干轻活，少干活，到了评级的时候，都想让自己圈内的人得高级别，拿高工分。当全生产队的社员一月一次坐到一起面对面地评级时，谁愿意为了生产队集体的利益，对别人提出批评，把别人的工分级别压下来，从而使自己遭受报复伤害自己的利益呢？少数爱说话的年青人常常受到老人们的训斥：“夜蚊子嘴长，挨巴掌”“歪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吃了嘴的亏”，“得罪队长活儿密，得罪会计吃得稀，得罪保管称杆低，得罪强人必受欺”。从而“淡闲事少管，少惹麻烦”这是社员们在评级时的普遍心态。因此，生产队的评级，实际变成了走过场，每个社员基本上都是一级（满分）。这样的评级怎能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有人提出了废除评级的办法，采用包工的办法（即每插一亩秧苗给多少分，每割一亩成熟的小麦给多少分），但被公社大队的掌权者认为是走刘少奇“三自一包”的资产阶级路线，要受到批判。尽管当时到处书写着巨幅标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干、苦干、巧干”，报纸上、电台上、扩播上也大肆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极大地焕发了公社社员主人翁的冲天干劲”，但社员们内心深处就是没有动力。“上工装聋子（上工时假装没听见队长喊上工，拖拖拉拉走在后面），放工装疯子（收工回家时跑得像疯子一样）”，“到了地里望一望，一天到晚不上当（上工下地干活前，要注意观察，在哪里干活不吃亏）”“干活想清闲，多解大小便（干活时通过上侧所可以得到合法地休息）”这些都是公社社员的内心世界。
当时那种“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不但挫伤了公社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而且把公社社员束缚的太死。谁要是利用工余时间做点私活，便被认为会影响干集体活的精力，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受到批判。有人悄悄地利用工余时间干点木工、篾匠等私活赚点小钱，被发现后就会被认为是在开地下工厂，便遭到批斗、扣工、扣粮、罚款甚至毒打等等处罚。这种僵化的管理手段，把公社社员推向了极端的贫困。
“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更合理地使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可以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从事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这个成立人民公社的初衷却变成了助长基层干部瞎指挥的作风。例如农民已种下了什么，上面忽然来了命令要种别的，那就必须将原来已种下的作物拔掉改种上面所布置的。而执行这种一刀切的命令或“指导”，既违农时，又不适合当地的环境和并不符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规律。还有什么“合理密植”的三、三寸（县委派的住队工作组，强迫农民把每一株水稻秧苗之间的距离定为三寸长三寸宽，使秧苗过密，大面积减产），什么土地深翻三尺（工作组认为深翻土地可以使庄稼的根扎得深，有利于增产，实际是不但误工费时、耽误了大量的农活，反而把深处的死土翻上来，使产量减少），什么围河造田，什么毁林开荒……，可把农民害苦了。
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但产生了瞎指挥，而且还助长了浮夸风。那时候，各个公社和大队的领导，都夸他们的领导能力强，说他们那里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并强迫各生产队，“涌交爱国粮”，“忠子粮（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在捷报频传的凯歌声中，党中央也误认为农民生活在人民公社的福窝里。于是，从农民中收上来的粮食，除了供应本国的城镇户口外，还大量地调运到亚、非、拉，支援世界革命了。中国的农民只有忍饥挨饿的份了。
1977年6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任后，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日 ，当年的知识青年李良模的父亲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轰动了全国。在信中他向毛泽东哭诉到：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200来斤，外加2、300斤鲜地瓜（笔者补充：当时国家规定，100斤鲜地瓜折合20斤净粮）和10斤左右的小麦（笔者补充：10斤小麦碾8斤面粉），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200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100多斤（笔者补充：100斤干稻谷碾70斤大米）。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笔者补充：当时的农村，没有蛋、肉、奶油等副食品补充，甚至连盐都吃不起，仅仅吃粮食和青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体力劳动者，要吃上饱饭的话，每顿至少要吃半斤净粮，一年至少要吃550斤的净粮）。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
实际上，知识青年在农村，贫下中农们并没把把他们当强劳力看待，而是把他们当客看待，干活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轻松活，种菜、做饭等生活中的所有困难，都有贫下中农帮助解决，干活累着了，可以回家休息几天。自从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后，知识青年可以吃饱饭了（每人每月定量45斤）。可贫下中农的生活要远比知识青年苦得多，再累再饿也要出工，一个社员每月定二十八个基本劳动日（大月定二十九个），少一天倒扣一天，剩余的两天是社员给自己家砍柴，一年到头不得休息一天，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也不能休息，因为革命化的春节不允许社员过年放假。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近两千万，他们落户在全国农村的各个地方，他们是当年农民生活的见证者；现在50多岁以上的农民，也是当年农民生活的见证者。这些见证者一定知道，李庆霖向毛泽东的哭诉，实际上是整个饥寒交迫的中国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哭诉。新中国成立了二十多年了，中国农民的生活竟如此地悲惨，这难道不是人民公社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吗？
2、僵化的计划经济有力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实践计划经济的过程中，政府操心着企业的一切：国有企业的兴建，从投资意向、投资规模、经营范围、厂址选择、领导班子、职工招聘、原料来源、产品销售等等一切，全由政府安排决定，国有企业是政府兴办的经济实体，由政府一手策划建设。在这种体制下，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不仅使企业的生产活力受到了政府的严重束缚，而且新增添任何一个建设项目，都要通过政府各个部门的关卡，要盖几百甚至上千个公章也难以办到。政府工作效率的低下，从而导致了企业生产效率的低下。
在这种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全部经营活动，包括产、供、销、人、财、物、各个方面，基本上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为谁生产基本上由国家决定，企业基本上是按照政府下达的计划行事。一些私心较重的当权派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各种关系人塞进企业，使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生产效率越来越低。
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盈亏主要由政府负责，不管企业的生产能力强弱，产品质量的好坏，企业职工的工资，均按照国家的统一分配政策进行分配，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基本忽视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企业没有多少自我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有人作过这样的比方：有两队人进行赛跑，甲队的左右两只脚分别绑在两根细长的竹杆上，整齐划一地向前跑，乙队人的脚自由地向前奔跑。这个甲队就是中国的企业，这个乙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结果谁胜谁负不是很明显的吗？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政府经济职能，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
新中国成立了三十年，人民仍然极端的贫困，大量的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只能凭票定量购买。“三转一响一卡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连城市的广大老百姓也望尘莫及……
3、阶级斗争的理论使中国产生了大规模地互相残杀
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无产阶级造反的动力理论。它指导人们从经济的角度，把社会上的人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使被统治阶级能看到自己队伍的人联合起来后要远比统治阶级强大，使被统治阶级造反有强大的精神动力。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率领被压迫人民夺取了政权后，无产阶级中的一少部分人变成了统治阶级，如果再坚持马克思阶级斗争的造反理论，那岂不是要动员人民推翻掌握权力的共产党吗？这当然不行。但是，阶级斗争活的思想是：动员力量，打败对手。所以，要把阶级斗争的理论从动员力量推翻旧政权改变为动员力量排除异己、消灭不同意见，动员力量打倒竞争对手、保住自己的权力。从此，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中国人民引向了苦难的深渊。
&&&&1957年，一大批忠贞的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积极进步的热血青年，只因响应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号召，给党提了些建设性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被怀疑为向党进攻，因而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他们划成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右派分子，搞成阶级敌人，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把他们打倒。因此，这些优秀的进步人士便被打成了右派，把他们下放，进行监督劳动改造，甚至坐牢，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使建设祖国的宝贝财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至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中能活到沉冤昭雪的只有十万多人。
1958年，党中央提出了过高的经济奋斗标。谁对这个目标提出异议就会被怀疑为对党不滿，就会被打成反党分子变成阶级敌人。反右斗争刚刚结束，前车可鉴，谁都怕当阶级敌人。于是，全国上下都极力地吹捧过高的经济奋斗目标，刮起了浮夸风，进而，全国各项各业都在“放卫星”。农业上更是不甘落后，各地都吹嘘粮食亩产达到了十多万斤（实际的亩产只有几百斤）。接下来，各级领导为了掩盖浮夸的荒言，强迫农民交粮，抵抗不交者就会被打成阶级敌人，以反革命罪论处。用阶级斗争的手段逼迫农民交粮，后果是相当可怕的！明朝时候，杀贪官的方法中有一种抽肠的残酷刑法，就是把人绑在凳子上，用刀子割出肛门，然后把肠子抽出来，让犯人痛死。肠子抽出后，大动脉血管被扯断，人很快就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听七十岁以上的老农说，当时的粮食上交完后，农民们为了活命，吃树皮，吃观音土，吃康。这种东西吃到肚子里拉不出来，解大便时，用人工帮助往外挖，人憋得通身出汗，浑身发抖。年青人挣扎一段时间挺过来了，许多老年人和病人挺不过来，瞪大眼睛，凄惨地死去了。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远比抽肠的时间要长得多！有人作过推算，这样惨死的农民竟有三千多万！
自从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之后，作为掌握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毛泽东，他时刻在考虑这样的问题：他的身边谁是赫鲁晓夫似的人物？于是，在1962年的中国共产党七千人大会上，抱怨过大跃进错误政策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便成了怀疑对象。怎么利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动员力量把他打倒？这成了毛泽东的心病。权力是个美好的东西，它不仅控制着资源和财产，使人荣华富贵，还控制着人权，对人发号施令、吆五喝六，威风八面。战国时候，易牙为了夺取权力，便讨好齐恒公，竟把自己三岁的儿子烹了献给齐恒公吃。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易牙这样的人，为了夺取权力杀掉父亲、杀掉妻子、杀掉儿女、杀掉弟兄。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党人，在革命还没有取得全面成功的时候就展开了争权夺利的互相残杀。如果给被怀疑对象戴上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然后动员全国人民造反夺权，必定会取得理想的效果。于是，在毛泽东的鼓动下，中国全面爆发了杀气腾腾的造反夺权运动（文化大革命）；于是，全国大大小小的林彪、“四人帮，都极力地栽赃同志、陷害忠良，表白自己是拥护伟大领袖的，以便实现自己夺取更高权力或者保住自己官位的目的；于是，几百万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九死一生的党的优秀领导干部，被污蔑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划为阶级敌人，被揪斗、被关押、被抄家，甚至被活活地整死……不仅是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很多普通党员和群众也不能幸免于难：那时候，很多“革命群众”，为了升官发财，为了避免受整，都极力表现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人的言论和行动无限地上纲上线，栽赃污陷别人是反革命，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惊天的冤案。优秀共产党员蔡铁根是个军人，文革抄家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元帅鸣不平的话而被判死刑，杀害他时，先用麻绳勒紧他的脖子使他发不出声，然后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优秀女共产党员王佩英是铁路上的服务人员，因公开为国家主席刘少奇鸣冤，被判死刑。行刑前担心她喊出口号，便用砖头强塞进了她嘴里，撑掉了她的下巴，并用细绳勒住她的咽喉，甚至她可能在押往枪决的囚车上，就已经被勒死。优秀女共产党员张志新是辽宁省的一个文人，因说了不滿“文革”的话，被判死刑。杀鸡时，人们为了减少鸡的痛苦，尽快地割断鸡的颈总动脉，使鸡很快地因大失血而死亡。在枪毙张志新之前，怕她呼口号，便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残忍地割断了她的气管。在割她气管时，刽子手深怕刺破她的颈总动脉使她很快死掉，便慢慢地把刀子插入，小心地割断并剥出气管，殷红的鲜血染红了她的整个脖子。旁边一个女管教员见状，惨叫一声，吓得昏厥在地，便被拖了出去。……文革时期有成千上万的像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被污蔑为现行反革命，惨遭另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杀害！许多“革命造反派”的团体，为了夺得权力，都宣称自己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污蔑对方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于是，造反派团体与造反派团体之间展开了大规模地武斗，又有成千上万的造反派都“壮烈”地牺牲在了“革命”的战场上……叶剑英元帅后来总结地说：“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整死了两千多万”(引自《往事───1966年写真》)。如果详细统计，文革时期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互相残杀所无辜丧生的人远远不至这个数！
&&&&4、共同富裕变成了分配不公和腐败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庄严地宣告，“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当权者首先要捍卫自身利益的王权社会，所以这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巨大的分配不公的问题。
这个社会的最低层是农民。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纵使是在农民中也存在收入差距问题。尽管当时因言获罪的形势非常严重，农民私下里仍然传诵作这样的歌谣：“队长有权，会计有钱，肥了保管，饿死社员。”意思说生产队长有权能搞到钱粮，会计有权力能从账上贪污到钱粮，生产队保管能从管粮的权力中搞到粮食。五九、六零年饿死的人中都是没有一点权力的人民公社社员，连一个生产队的小干部都没有。
与农民相比，国家职工的生活要强得多。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纵使是这样，国家职工的平均收入仍然是农民平均收入的好多倍！纵使在国家职工中也根本谈不上共同富裕，因为他们实行了八级工资制。
至于官员们的收入更是可观。1976年春，毛泽东这样报怨过当时的官场:“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在这样巨大的分配不公的情况下，农民想当工人，工人想当官这就在情理之中了。生活在下层的人，不得不向上层人巴结讨好，以寻求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正如在1972年，知识青年李良模的父亲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向毛泽东哭诉的那样：“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忧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是招工走后门，招兵走后门，上大学走后门，提干走后门，……毛泽东在1976年春批评当时的官场时也说到：“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
经过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共同富裕”的庄严宣告，是实实在在的空话。
三、坚持真理使中国迎来了春天
马克思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人民引向了十分贫穷的处境，“阶级斗争”的理论造成了中国人民的互相残杀，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再这样下去中国必定要走向灭亡！中国人民要求冲破思想牢笼、重新确定前进的道路，是当时的社会真理。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的大旗，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性，社会主义也应当有市场。”，“两个凡是不行”，“阶级斗争不符合中国国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高举真理的大旗，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迈向了万紫千红的春天。改革开放之前的任何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中国能有今天这样繁荣富强。
但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真理大旗高举到底，因为他们盲目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其实
四、马克思主义并不全是真理
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有两条，一是要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联合起来造反夺权，推翻掌权的资产阶级，二是建立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率领劳苦大众造反夺权取得了成功，现在邓小平要坚持的应该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剩余价值理论要用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生存是靠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的管理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贡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工人的体力劳动所决定。当然，纯粹由体力劳动产生出来的商品是可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恒量商品的价值的，但是，商品实际上是由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共同劳动所产生的。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用十年时间研究出了电磁感应定律，而法拉第之前的所有人类，没有一个人能发现。像法拉第这样的人材，几百甚至几千年才遇到一个。人们根据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建造了发电厂，发电厂发出电能的价值，能仅仅用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来恒量电能的价值吗？再者，资本家的管理对商品的生产也起很大的作用，好的管理者能把衰败的工厂起死回生，差的管理者能把好厂搞垮、搞败。劳动产品的价值，仅仅决定于工人体力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与管理者无关，这怎么说得通呢？再说，如果资本家对劳动生产的管理所作的付出与商品的价值无关，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的管理者对劳动生产的管理所作的付出岂不是也与商品的价值无关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管理者岂不也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吗？可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不科学的。
更重要的是，真理是没有实践能够推得翻的推想和结论。然而，马克思所推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他自己连一天也没实践过，怎么能宣称它是科学的？我们看看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吧。
苏联共产党带领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砸烂了腐朽的旧世界后，声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生产资料公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没有剥削的，人人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准备进一步带领全世界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目标。苏联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极权政治体制，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各级掌权者，掌握着生产资料和财经的指挥权，掌握着下层掌权者的任免权，控制着下层人的命运。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都一样─—当权的人民当家作主，不当权的人民当不了家也作不了主。不当权的人民，不得不向当家作主的当权者巴结、行贿。当小权的不得不向掌握他命运的、当大权的人巴结、行贿，社会的财富，滚滚流向没有监督的执政者。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各级掌权者变化为“红色贵族”，变成了实事上的资产阶级，“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更有甚者，他们还有巨大的受贿收入。苏联各风景名胜区和避署的胜地，几乎全被官员豪华别墅所占。个别官员专用别墅超过一百所，有的一次也没住过。呼喊着要“消灭剥削”、要“实现共同富裕”、要“人民当家作主”、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掌权阶层，在苏联人民十分贫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还声称要解放全人类，这不是纯属开玩笑吗？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者勃列日涅夫对他弟弟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第一个实践社会主义的“老大哥”，通过实践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是引导社会走向不公，走向贫穷、走向腐败、走向坠落的主意。继续发展下去，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必然会再次拿起马克思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联合起来推翻变为资产阶级的“红色贵族”。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的暴力革命，必然会导致苏联走向灭亡。所以，他们果断地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继苏联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都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他们都果断地放弃了不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么多国家都通过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真理，中国却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可见，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弊端还没有认识透彻。
五、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腐败的王权社会
&&&&所谓王权社会，是指用管理军队的办法来管理国家。因为，每一个王权社会都是通过战争打下来的。在战争中，小团体要服从大团体的作战计划，大团体要服从全局的作战计划，这是战争规律的使然，否则是不可能夺取战争胜利的。指挥全局战争的首领为大王，指挥大团体战争的首领为二王，依次为三王、四王等等。各个王者，必须要牢牢地控制着他的下级王者，才能实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的战争规律。夺取全国政权后，步入了国家建设时期。形势变了，这时大王更名为帝王（或者称天子），二王、三王等都相应地更改了名称。尽管各个国家各层次的王者所用的名称不同，但是，王权的统治方式是一样的。各层次王权统治者们，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资料，依靠对下层王者的任免来控制着对下层人的指挥权，决定着下层人的命运。迫使下层人不得不巴结讨好上层人，使社会财富逐渐流向王者手里。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掌控在资本家手里，资本家又被国家各层次的大小王者控制，被剥夺了所有生产资料的全体国民都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也就“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
(马克思语)，不得不向掌握他们命运的人行贿、讨好。因而，社会财富逐渐流向王者，国家逐渐走向腐败，走向坠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直接掌控在各层次的大小王者手里，被剥夺了所有生产资料的全体国民不同样是仅仅有自己的劳动力吗？他们不同样是不得不向掌握他们命运的人行贿、讨好吗？因而，社会财富同样逐渐流向王者，国家逐渐走向腐败，走向坠落。所以，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走向腐败、走向坠落的王权社会。
我们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贪污腐化到处都有”，逐渐发展到今天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贪污腐败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据多家媒体报道，有一个公安局副局长，在他迁豪宅之喜，有上千人排队给他送红包。这些人是公开巴结他，但也还有人在暗中巴结他。这么多人明里暗里巴结他的目的，就是想收买他，是想利用他掌握的公权，对那些开办娱乐场的人、对那些开办赌场的人，对那些黑社会的人提供保护。那些下级派出所的干警职称和职位的升降等也需要他能帮忙说话等等。一个公安局副局长，没有控制人事的权力，没有控制资源的权力，没有控制财经的权力，仅仅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权，竟然会有这么多人明里暗里巴结他、收买他，那么，那些掌握着人事权力、财经权力、资源权力的人，有多少人在巴结他们，收买他们？可以推想，全国所有大大小小各单位掌握有公权的正职和副职，巴结他们、收买他们的人汇集起来应该有好几亿人。这形成了当今推动中国走向腐败的强大暗流！
在这强大的暗流冲击下，党和国家的很多领导人纷纷落马。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报道了一个女人的七本日记：一个女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经济犯罪，用金钱开路，将民政、公安、银行、法院、工商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玩弄于股掌之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贿赂面前，政府官员们竟表现得如此俯首帖耳，百依百顺！广东省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巨贪数千万元，被捕后交待出一百多名处级以上的腐败官员。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买官卖官案，涉及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十六个一把手。黑龙江省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九百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除了贪贿之外，竟包养情妇一百四十六名！……
一些官员在台上宣讲得头头是道，对腐败现象好像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们甚至被评为反腐倡廉的先进典型，但当他们收贿几千万的罪行被查处后，百姓们发现，这些官员多么会伪装！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多了，大家就对官员的道德水准整体上失望了。所以，一旦有官员宣讲反腐败，百姓就会怀疑：这家伙很可能又是个大腐败分子。一旦有官员宣讲经济建设，百姓就会低咕：我们搞建设，他们搞腐败。政府的可信度到了十分危机的时候。
从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推动中国走向腐败的强大暗流冲向选拔官员的过程中时，便出现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买官卖官、腐败提拔腐败，庸人重用庸人的现象，人们为此报怨、气愤；当这强大的暗流冲向反腐败的过程中时，便出现腐败高喊反腐败，腐败假装反腐败的现象，人们为此报怨、气愤；当这强大的暗流冲向司法过程中时，便出现“大檐帽两头翘，吃罢原告吃被告”的现象，人们为此报怨、气愤；当这强大的暗流冲向国企改革时，便有数亿万计的国有资产被流失了，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流落街头，人们为此报怨气愤；当这强大的暗流冲向工程建设时，便出现厨师承包铁路工程，产生了桥塌楼倒的豆腐渣工程现象，人们为此报怨、气愤；当这强大的暗流冲向医药部门时，便出现药品惊人回扣，百姓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现象，人们为此报怨气愤；当这强大的暗流冲向房地产时，便出现政府高价出卖土地给开发商，开发商哄抬房价，导致居高不下的房价使百姓买不起房，人们为此报怨、气愤；全国党、政、军、工、农、学、商、文、教、卫等，强大的暗流无处不冲击，不公和黑暗到处都有，报怨和气愤无处不存在……整个社会人心涣散，怨声载道。在这信仰缺失的情况下，竟有人在网上给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建立纪念馆，纪念馆存在了几天（后被删除），竟有上万不明真相的人为他们敬献鲜花、歌功颂德……
令人惋惜的是，纵使是这样，疏通民意的渠道是不畅通的。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夏家骏向国务院发出了政协委员专用的“反映社情民意函”，反映黒龙江鸡西市政府拖欠形象工程款酿成农民工服毒自杀的问题。函被批转到黒龙江后黒龙江给国务院复函说是假问题。2月16日，夏家骏给总理写信通过全国政协机要局，直送温家宝办公室。收到总理的批示后，黒龙江派出调查组调查了一周的时间，写出了十四页的调查报告，向总理证明夏家骏反映的问题确实是假问题。夏家骏再次给总理写信，经总理第三次指示，黒龙江才调查证实夏家骏反映的问题属实。全国政协常委反映问题尚且如此的艰难，一般百姓岂不是随便被敷衍了吗？于是便出现了开胸验肺、断指申诉、跳桥自杀鸣冤、引火自焚叫屈……
&&&&第一架飞机刚问世的时候它是不会飞行的，后来人们仔细审视它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客观规律，不断地革除它的弊端，才使它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如果飞机一问世人们就不断地拍手叫好，飞机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吗？同理，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总是对它拍手叫好，它怎么能够不断地革除弊端，使国家兴旺发达？然而，对一个人来说，如果总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这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反之，总说你这也好那也好，你工作的勇气就倍增。一个人在工作过程中总希望少受责备多受赞扬。同理，在王权体制下，一个党管理一个国家，也总希望少受责备多受赞扬。所以，我们国家的政治局面是：“党委张口（决策）、人大举手（赞同）、政协拍手（叫好）”。此外，执政党还要控制舆论，“唱响主旋律”，使党少受责备，多受拥戴。这样，在王权社会中，奉承话、假话、空话、大话、充斥着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五八年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全国舆论工具却开足马力赞扬“皇帝的新衣”；“文革”时期，全国人民的互相残杀，使中国人民陷入了巨大的灾难，可全国的舆论工具却开足马力说瞎话：
“东风浩荡卷红旗，亿万人民心欢喜”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今天，中国的腐败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可全国的舆论仍然在唱着“腐败只是极少数”的等等高调。难以纠错的王权社会使国家的腐败形势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面对当今的时局，有人在网上呼唤：我们的共产党啊，你在哪里？毛主席啊，您怎么不醒过来，带领我们劳苦大众推翻当今的“资改派”（他们把执政当局说成了资产阶级改革派）？还有人评论地说，陈胜、吴广一声呐喊，大秦王朝立刻崩溃，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大清王朝随即灭亡，如果当今有毛泽东似的人物振臂一呼，中国就……
我对这些人的认识很不理解：秦王朝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汉王朝，清王朝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蒋家王朝，今天纵使是有毛泽东、朱元璋这样的人带领劳苦大众造反，建立的仍然是王权社会。中国如果总是在落后的王权社会制度下徘徊，何谈中华民族的兴盛！难道中国除了互相残杀的毁灭性的暴力革命，就没有其它和平改革的途径了吗？
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在接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时说到：“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而今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毛式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引进了市场经济，实行了国有和私有并存的制度。无论毛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当今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和旧社会一样：没有解决最高权力无法监督的根本问题。
&&&&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反复证明：最高权力无法监督，之下的二王、三王、四王等同样不好监督。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造成绝对的社会混乱，绝对的社会混乱迫使人民绝对地造反。古往今来，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每一次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都是因为王权社会造成的腐败、不公、混乱，引发了无数英雄人物打着“杀富济贫”、“共同富裕”、“建立公平”的旗子号召人民造反，然后创立新的王权制度，接下来再走向腐败、走向混乱……历史和现实都应该使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清醒过来：坚持真理，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王权道路，重新确定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
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现实社会中很多人不敢想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前，提出这种想法的人必然会惹下杀头的大祸，况且，社会主义王权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学来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又主张坚持，放弃了这两代共产党人的主张，那岂不是丢掉了“老祖宗”？
对于这个很多人担心的问题，还是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史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人不拉车子，车子就不会动，人不推门，门就不会开，所以，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都认为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公元前300多年，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总结了前人的认识后得出结论：力是物体运动的根本原因。由于亚里斯多德在世界上的崇高威信，之后的两千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否定过这个结论。直到十七世纪，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用实验验证后才发现，力不是物体运动的原因，没有力物体照样可以运动，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从而彻底地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结论。牛顿在伽利略的实验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实验，创立了牛顿第一定律。这段物理学史，每一个初中毕业的学生都学习过的。如果不是像伽利略这样的许多科学家，用科学的态度去否定前人的错误结论，去探求正确的道理，而是不假思索地人云亦云，盲目地崇拜伟人的结论，那就没有科学发达的今天，更没有卫星上天的可能。
&&&&在奴隶社会，国家的各级官吏采用世袭的分封制。那时候，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后，新的国王把他的儿子或亲信大臣封为候王，分别管理国家的各个区域。这些诸侯王独揽各地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大权。当第二代国王执政后，第二代国王又要封他的儿子们为侯王。这就存在着瓜分老侯王的封地矛盾，存在着诸侯王权力过大，难以臣服中央集权的矛盾。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战争，就会导致国家政权的不稳定。诸侯王之间的争夺战争频繁爆发，人与人之间互相砍杀，人民血流成河，生灵涂炭，直到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接下来又是国王封侯，又是诸侯王之间的争夺战争频繁爆发
奴隶社会的世袭分封制，造成国家不断发生战乱的主要原因是君权太小，君权难以控制诸侯王所至，直到秦朝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乡等行政单位，归中央直接统辖，各级官吏均由中央任免。这样，秦朝建立的郡县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从根本上铲除了国中之国，避免了诸侯混战局面的重演。郡县制，它延长了国家政权的稳定时间，减少了战乱的发生，所以郡县制一直沿用至今。如果不肯丢掉老祖宗的分封制，那只好丢掉中华民族，让中华民族仍然陷入无休止的血战之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具体地分析国情，不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是不丢掉共产党的“老祖宗”，照搬苏联共产党以城市包围农村的经验，其结果只能是丢掉中国共产党，葬送中国革命。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不丢掉僵化的计划经济，不引进市场经济，那只好丢掉中华民族，让中华民族继续陷于阶级斗争的互相残杀之中，让中华民族走向极端贫困，走向灭亡。
无数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或者是社会科学的进步，无不伴随着对前人经验的吸收和对前人错误的否定。毛泽东、邓小平等开创新中国的革命家，一贯主张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了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幸福，坚持真理，抛弃“老祖宗”的错误，把中国引向繁荣富强的道路，恰巧是“老祖宗”在天之灵所高兴看到的。
七、做“蛋糕”与分“蛋糕”
放弃走了60年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需要巨大的魄力和勇气；确定新的前进方向，更需要伟大的胸怀和胆识。这离不开理论的支持、他人经验的启发以及对人类生存规律的深刻认识等等。
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识到了专制的弊端，他指出，一切政体都由议事部分、行政部分、和审判部分三部分构成。公元13世纪，英国就建立了限制王权的国会制度。公元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学说。直到公元1787年，美国在英国国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更加民主的三权分立制度。美、英两国的民主政治走在世界的前列，他们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当然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他们的影响下，世界上的王权国家正在逐渐减少。
在这种形势下，有许多人认为：内然机、发电机、电话、飞机等都是西方国家发明的，中国把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学过来，造福了中国人民；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中国也当学过来，同样可以造福中国人民。
要知道，美国在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之前，美国的十三个洲是各自独立的十三个小国家，针对联邦条例不能捍卫十三个洲的共同安全利益，十三个洲才派代表制定了美利坚合纵国宪法，建立了三权分的立民主政治，捍卫了十三个洲的共同利益。而中国是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大国，国情与美国不同。再说，如果中国机械地向美国学习，总是跟在别人后面爬，那中国就没有可能赶上美国。美国在建立三权分立时，世界上并没有他们学习的榜样，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出的民主政治的。所以，中国在学习世界上的先进民主政治的同时，也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建立起更好的民主政治才对。
于是有人认为，今天中国的国情是腐败横行，分配不公，国家的劳动成果的绝大多数被少数人分走了，再提“一心一意搞建设”没有多大号召力，应该转变治国思想，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带领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从一心一意做“蛋糕”的治国思想转变为公平合理地分“蛋糕”的治国策略。其实做“蛋糕”与分“蛋糕”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不应该割裂开的。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确定了，做“蛋糕”与分“蛋糕”的系统工程也就确定了。抛开政治体制，单纯地讲公平合理地“分蛋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有仔细研究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全部过程，才能制定出一心一意“做蛋糕”和公平合理“分蛋糕”的国家体制，才能找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的途经。
1、做“蛋糕”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离不开食物、衣服、住房、生活用具等等这些生活资料。生活资料和食物就构成了人类生成所必须的利益。人获得的利益越多，生存的越好。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离开了他人自己是无法独立生存的。要报答他人的帮助，或者要得到他人的帮助，必须要为他人提供利益。为他人提供利益就是对社会做贡献，对社会贡献越多，这个人的生命价值就越大。
人是在为自身谋取利益的同时为社会谋取了利益。织布的人为了获得粮食和住房等其它利益，他必须要多织出布交给社会以换取其粮食和住房等其它利益。如果社会给织布人提供的利益，与织布人给社会提供的利益无关，织布人就没有了织布的动力。如果社会给织布人提供的利益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织布人的劳动积极性就会高。如果社会上每个人劳动积极性都高的话，社会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就会越来越幸福。
人的活动总是由很多人连合在一起的团体活动。不同的活动内容，形成了不同的活动团体。一个国家有很多团体，总括起来可以把它们分成两种团体：一种是生产团体，一种是为生产团体服务的团体即社会团体。
第一、生产团体。
比如种粮的、织布的、炼铁的、造车的、修路的、建桥的、科研的等等。国家是否富强，就取决于各生产团体劳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一切为了生产的顺利进行，一切为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这应该是一个国家走向富裕道路的不变宗旨。为了实现这个宗旨，离不开社会团体。
第二、社会团体。
各生产团体在生产时需要生产资料如土地、矿产、水等等。各生产团体在利用生产资料时要有公平的秩序，否则会因对生产资料的争夺而发生混乱。因此，生产团体需要一个独立于各生产团体利益之外的社会团体来给他们当“裁判”，来削除他们之间的纷争，这个社会团体就是政府。各生产团体在生产和销售时要遵循一定的公平竞争规则，不能伤害其它生产团体的利益，否则，各生产团体就无法正常生产。对待维护公平竞争规则问题上，仍然是由政府来充当“裁判”。人们对生活物质的需求是按一定比例的，各生产团体必须按照社会对生活物质的需求成比例地进行生产，如果不按比例生产就会发生灾难，比如由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要捍卫这个公平的秩序，必须由政府来预见并确定这个生产比例。可见，生产团体的生产，是离不开政府的裁判和计划的。
为了保卫各生产团体所利用的资源和生产的产品不受外国的侵犯，需要一个坚强的武装团体，这个社会团体就是国防。
为了保证各生产团体和各社会团体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需要一个对各种危害社会的犯罪进行侦察、逮捕、惩罚的社会团体，这个社会团体就是司法机构。
为了向后代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管理经验以及解决生产、国防和社会管理中遇到的难题，社会还要设立教育和科研团体。
各生产团体的竞争，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规则，以便让政府来裁判。这个规则应该由生产团体来制定。为了防止危害生产和危害社会的犯罪发生，要有系统的法律，以便让司法机构来打击犯罪。这个系统的法律应该由生产团体来制定。但是，全部的生产团体是由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生产团体组成，是人数最多的团体。要他们去具体地完成以上使命，必须要推选出代表，这些代表构成的团体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显然，人民代表大会是独立于国防、政府、司法利益之外的又一较大的社会利益团体。
除了上述较大的社会团体之外，社会还需要设立税务、财政、银行、医疗、媒体、艺术等等社会团体。
总之，国家的大蛋糕是由上述生产和社会两大团体共同做成。
为了促进“做蛋糕”的速度和质量，离不开对各个团体工作的考核以及公平的分配制度。
2、考核与分“蛋糕”
&&&&各生产团体的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是由其生产的产品在交换过程中确定，这容易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
从生产团体的收入中提取的税收如何根据多劳多得的原则分配给社会团体，这个问题就复杂一些。
在诸多社会服务团体中，有四个关键的大的社会团体：代表各生产团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生产团体起裁判和计划作用的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国防团体、维护社会秩序的司法机构。其它的社会团体，可根据其作用并入这四个团体。
显然，国防是否有强大的力量保护国家的安全不受外国侵犯，应由政府、人大、司法三个系统考核；政府是否当好了裁判和计划工作，应由人大考核；人大是否当好了代表，应由生产团体考核。司法是否公正执法、卫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应由政府和人大考核。总之要坚持一个原则，自己不能评价自己的工作。
对各大团体工作的考核，最简便的办法是对各大团体最高首领的考核，从而迫使最高首领对自己领导下的团体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考核。对最高首领考核后的奖惩是通过选举和弹劾来实现。优秀者被选中或连任，低劣者被罢免，犯罪者被弹劾。
对每一个大团体首领的选举，应该由他所服务的对象选举。国防的最高指挥者应由国防部门推荐，政府、人大、司法来共同选举；政府的最高决策者应由政府推荐，人大来选举；司法的最高决策者由司法部门推荐，政府和人大选举；人大的最高决策者由下级人大选举，或由政府来选举。各大团体的最高首领任期为四年。
国防、政府、司法，这些机构所需人员的数量，岗位的设置，工资的级差，以及活动经费等等，应由这些机构先呈报，再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核批准后由国库给予支付。人民代表大会所需人员的数量，岗位的设置，工资的级差，以及活动经费等等，应由上届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本届不能给本届决定报酬。总之要坚持一个原则，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报酬。
满足上述互相监督、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的国家政治体制，才能实现一心一意做“蛋糕”和公平合理分“蛋糕”的愿望。要捍卫这样的公平的政治基础，我们还要进一步设想真正的
八、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
&&& 1、中央
中央是由四大团体首领为主的人员构成。对这四个大团体首领的选举或弹劾，需要有人牵头和组织；这四个大团体的协同工作，也需要有人牵头和组织。所以中央应该有牵头者和组织者，这个牵头和组织者就是正副总统。正副总统由这四个团体的首领轮流兼任。正副总统和各首领在一起共商国是，彼此没有任命权。
在正副总统的牵头组织下，每一年只能对一个团体的首领进行考核选举，如此循环一周便是四年。比如，在政府、人大、国防、司法这四大团体中，第一年对司法首领进行换届选举，政府首领兼任副总统、人大首领兼任正总统；第二年对国防首领进行换届选举，司法首领兼任副总统，政府首领兼任正总统；第三年对人大换届选举，国防首领兼任副总统，司法首领兼任正总统；第四年对政府换届选举，人大首领兼任副总统，国防首领兼任正总统。如此循环往复。可见，四大团体的任何一个团体首领在四年的任职时间内，兼任了一年正总统和一年的副总统。优秀者还可以连选连任。
2、各大团体的人员构成
&国防军的人员，从社会中考核选拔，高科技、复杂技术兵种终身为伍。政府的人员，从社会各生产团体的管理人员中考核选拔。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员，从社会各个职工代表大会中考核选出。司法人员，从社会中考核选拔。国防军火库及民兵，应该由人民代表大会控制，政府和人大有武装警卫，司法有武装警察。原则上保证四大团体中的任何三大团体的力量联合起来要强于第四者。这是国家安定的根本原则。
3、各大团体官员的选拔
对于官员的选拔，从历史上看，有两种方法：一是任命法，二是投票选举法。
（1）、任命法（使下级为上级负责的方法）：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种方法选拔的官员，能忠于和服从任命者，便于使任命者从全局出发，高效率地指挥全局的战争。
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容易产生行贿受贿的腐败竞争。为了克服这种弊端，中国从隋朝开始，一直到清末，都推行了考试任命法。即从科举考试中胜出的优秀人员任命为官员。但这种制度选出来的人，取决于试题质量。试题的局限性，导致选出来的人的能力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2）、投票选举法（使选举者为多数人负责的方法）：
投票选举法有推荐、演讲、选举等三个步骤：推荐者对被推荐人的生平、业绩、能力进行调查后向选举者推荐；被推荐人通过公开演讲向选举者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以便取得选举者的认可；选举人对推荐名单进行差额选举。
但是，这种方法不适合战争年代。在战争年代，如果师长是由团级以下的人选举出来的，不是由军长任命出来的，师长的行为就只为下级负责，不为他的上级（军长）负责，这就不利于军长从全局出发，调动军队进行作战。再说，战争的胜机稍纵即逝的特点，不适合花长费时间搞选举。
&&&（3）、选举任命法：
&&&&在很多情况下，即需要官员为上级负责，又需要官员为下级多数人负责，这就要运用选举和任命同时使用的产生官员的办法。
综上所述，在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中，对各大团体的首领的选拔，适合用投票选举法，对各大团体内部各层次官员的选拔，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任命法、考试任命法、选举任命法。
&&&&4、生产资料所有制
这个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分为国有、集体所有和私有等三种制度。首先保证土地、水资源、矿产为国有，集体、私人可以租用。对于国有制企业，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归企业，企业最高领导人由企业选举，政府从选举上的人中任命。集体企业的领导人的产生和经营权政府都不干预，由集体企业中的员工自主决定。私有企业由私人自主决定。
5、舆论机构
舆论机构独立于四大团体。舆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传播各大团体的管理经验、生产经验、生活经验，揭露各大团体的阴暗面，促进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
&&&&6、劳动保障
无论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私人企业，都必须建立职工代表大会。企业老板的收入必须向职工代表大会公开，企业中各层管理者的收入与员工的收入差距必须符合劳动法，以防止老板无限地增加自己的收入，无限地缩小员工的收入。对于老板克扣员工工资现象，故意延长工作日现象，欺压污辱员工现象，不负责员工安全与健康等等现象，由职工代表大会向人大申诉，人大不断修正劳动保护法，由司法机构依法对违法者予以打击。
&&&&7、政府与人大
大家知道，在篮球比赛中，裁判员和运动员是合作的关系，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完成比赛。但是，他们围绕裁判是否公平常发生争执，争执的结果使裁判规则更加详细准确，使裁判更加公开、公平、公正。同理，人大和政府也是合作的关系，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争执。这些争执也会使政府的裁判走向更加的公开、公平、公正，这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县级人大、政府的争执可能通过省级的人大、政府解决，省级的人大政府的争执可以通过中央的人大、政府解决，中央人大、政府的争执可以由总统组织票决。
如果建立了民主政治的国家体制，我们可以继续展望民主政治国家相对于王权政治国家的优越性：
在王权社会里，各级王者管理着工、农、兵、学、商、政、法等，这不仅仅是权责不明，管理难以到位，更重要的是，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时，容易调用军队干预政治。虽说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隋唐盛世、康乾盛世，但随后的腐败和争权夺利的战争，使人民创造的财富灰飞烟灭。但是在民主体制的国家里，如果军队想干政，能干谁的政？是政府还是人大？干政有什么意义？互相监督的政治体制怎么可能会答应！至于互相残杀的“文化大革命”就更不可能产生了。所以，民主体制的国家才是长期稳定的国家，才是必然要走向繁荣富强的国家。
权社会总是和奉迎拍马的环境同生死共存亡的，这种环境最容易产生“大救星”，把人民的建设成绩说成是王者的功劳，说成是“大救星”的功劳，搞浮夸，搞面子工程、搞瞎指挥，祸害无穷。但是，在民主体制的国家里，劳动成果是由生产团体和社会团体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可能产生“大救星”，也不可能产生瞎指挥、浮夸风，更不可能产生饿死人的严重结果。
在王权社会里，用人不透明、用钱不透明，舆论为王权服务，不敢畅所欲言。但是在民主体制的国家里，用人透明，用钱透明，人民代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是疏通民意的通道，舆论不为任何王权服务，而是实事求是、洞察贪污腐败的照妖镜，任何贪污腐败都难以形成气候。
&&& …………
九、坚持真理走向辉煌的明天
当然，以上这些分析、推想和展望，现在还不能说它是真理，因为真理是没有任何实践能推得翻的推想和结论。
我们知道，在自然科学中有很多定律。这些定律就是自然科学中的真理。这些真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后提出的推想，然后再放到实践中去检验推想，接下来在实践的基础上再修正推想，再检验所修正的推想……直到再没有实践能驳倒它，这个推想就成了人们公认的真理。正是这些真理，把舰艇（潜水艇）推到了海底，把卫星送上了太空，把摸不着看不见的电磁波变成了人们的“千里眼”、“顺风耳”，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
显然，指引中国走向兴盛的政治真理也只能从实践的基础上推想出来。这需要很多具有爱国热情的人，踱着方步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在人类生存规律的基础上、在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推想使中国走向富强的设想。许许多多有志之士的个人推想，溶合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构成指引中国人民走向富强的推想。再经过反复实践和反复修正推想，直到再没有实践能否定它，它就成了推动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真理。
在美国，当由联邦条例组成的第一个国家政府不能将原来的十三州结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时，美国人民的五十五位代表，于1787年夏季，彻底否定了联邦条例，制定了美利坚合纵国宪法，确立了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两个多世纪的成长和举世无双的繁荣富强，完全证明了奠定美国政府基础的五十五位人是贤明而且目光远大的伟大人物，受到了美国人民永远的敬仰和怀念。
在中国，毛泽东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坚持真理，为了民族的大义，不惜抛头颅、洒鲜血，砸烂了旧世界，赶跑了帝国主义，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邓小平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救中华民族与危难之中。但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真理大旗高举到底，他们盲目地信奉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然则，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破除王权统治制度的窠臼。一朝又一朝的王权统治制度，虽然有时能带来短暂的盛世，但更多的是带来腐败，带来混乱，带来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革命和巨大的灾难，清醒过来的中国人民，非常渴望民主制度的确立，这是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新一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也有很多贤明而又目光远大的更加伟大人物，他们总有一天会为了中华民族的大义，高举真理的大旗，冲破层层艰难险阻，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比美国更加科学的民主政治制度，使中国变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富强的国家！
天下大事，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坚持真理，中华民族必定会走向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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