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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在线客服　　西媒：“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新样板？　　新华网消息：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7月31日发表文章，题目是“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新样板？”作者是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主席恩里克·凡胡尔。文章说，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结果之一是“中国模式”的浮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北京共识”可能会最终替代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虽然因为中国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中国模式”很难被复制，但中国经验仍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模式”优势凸显　　中国模式吸引人的地方有两点：其一，就经济危机而言，发展中国家遭受了毁灭性影响，但却不应为其负责。危机发端于工业化国家，是其经济代理人贪得无厌和主管部门管理系统失效的结果。 　　其二，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基于令人瞩目的数据。长期看，中国近30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其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 　　另一方面，短期看，中国经济受到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程度比较轻，不像其他国家那么严重。此外，中国陷入危机时间相对较晚，而且很可能会是最早走出危机的国家。多项指数表明，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总体好转。 　　中国在近30年里取得的成就，加上在危机中的良好表现，特别是如果能提前走出危机，将使得北京共识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国家和国际组织要求它们怎么做或采取什么措施已经深感疲惫。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恰恰应当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负责。 　　“北京共识”特点鲜明　　北京共识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有如下几点：改革政策的循序渐进；面向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对外开放模式；面对意外情况极强的灵活应变和适应能力。 　　第一，改革的循序渐进。这是30多年前开始的中国改革模式最基本的特点之一。所有变化和改革都是逐步完成的，而没有像许多东欧国家那样，在共产党政权倒台后发生剧变，完全放开价格体系，大规模进行私有化，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等社会问题，并形成了新的经济寡头。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业领域，重建了以家庭为单位开发土地的生产体系。在采取某项改革措施前，中国经常事先在某些行业或地区进行试验，在证明其有效性并进行修改和调整后，再全面实施。 　　第二，中国模式是一种对外国以及国际贸易和外资开放的模式。中国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对外开放，获取先进技术、现代管理方法、先进知识和外国资本。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中国逐步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要进出口国和主要外资接收国，同时正在变成主要对外投资国。 　　中国从实施改革政策之初就决定要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沿着过去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很高声望的、其他周边亚洲经济体的道路发展经济。无论如何，如上所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逐步的方式实施的，其开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中国模式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最不为人知也很少被提起，那就是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 　　　几年前，中国银行业曾面临严重问题。银行背负着大量坏账，有关金融系统危机将拖垮整个经济体系的预言满天飞。为此，政府作出反应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成立专门的公司吸收不良资产。银行系统的局面在几年内发生巨大转变，结果在现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银行业表现出了有目共睹的稳固。 　　还有很多例子可以印证这种创新和适应能力，如中国对这场危机迅速作出反应。中国是受危机影响最晚的经济体之一，却是最早推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国家之一。　　“中国模式”能否出口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具有毋庸置疑的吸引力。一方面，中国是一场壮观的经济革命和伟大的发展以及改善民生进程的主角，并在吸引外资等许多具体领域取得了成功。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敬佩和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总体上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如本文开头所述，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在经济危机中得到强化，使西方世界、尤其是国际组织宣扬的正统经济政策饱受质疑。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模式能否出口，其政治模式能否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打算出口这种模式，其对外政策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应考虑到中国具有一系列独一无二的重要特质，使其他国家无法照搬或效仿中国模式。这些特质影响到了一个基本面：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源自该国传统的强烈的民族特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非某些肤浅的分析所说的割断了与历史和中国传统的联系，而是以非常杰出的方式结合了这些因素。 　　总之，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中国”。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与政治领导人的表现密不可分。制定改革政策的邓小平等人的作用决定于几个世纪以来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的诸多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离开他们将无法理解中国的演变过程。也正因如此，中国模式很难出口。 　　　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可以作为其他国家另一种选择的想法已经被排除，但中国经验仍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具体有以下几点：1、循序渐进和谨慎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政策；2、自由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明确依靠市场和私有化，参与国际竞争，遵守国际规则；3、保持强势政府，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管理国内事务。　　美专家：中国模式赢得新的光芒 美国模式蒙尘　　新华网专稿：美国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最近撰文指出，伊拉克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有一件事情已经很清楚：中国赢得了胜利。随着“美国模式”的蒙尘，“中国模式”赢得了新的光芒。美国必须认真对待中国模式，否则可能会发现站在“历史的错误一面”的是自己。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刊登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创作人詹姆斯·曼的这篇文章，详细摘要如下： 　　随着美国在全球丧失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中国却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收获。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靠着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成为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首个可以替代华盛顿自由市场和民主模式的国家。随着美国模式的蒙尘，中国赢得了新的光芒。 　　美国在全球丧失影响力主要因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这种失败在伊拉克战争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过去10年中，一个强调军事力量和利用军队推广民主的思想流派主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不仅失败了，而且还损害了对民主的支持。美国利用军队出口自由市场和政治自由的企图不仅没有给伊拉克带来安全和繁荣，它还破坏了我们的主张和在全球的影响力。 　　当然，中国模式并不真的适用于其他国家，例如缅甸；中国幅员辽阔，巨大的市场拥有强大的吸引力，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其它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 　　美国的选择该变了　　那么美国领导人能做些什么来扭转局势呢？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是概念上的。我们应该摆脱将所有涉及中国的政策分歧看成是“接触”和“孤立”之间的选择的狭隘框架。这两个意味深长的词汇使人产生一种需要进行选择的错觉，而且即使它们曾经有过，现在也已经毫无意义了。作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大国，中国已经被卷进来。 　　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个镜头来看待中国。这不仅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如果我们不像世界的其它部分一样认真地对待中国的新模式，我们可能会发现，站在历史错误一面的是我们自己。 　　中国崛起将彻底挑战美国理念　　新华网消息：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9月14日发表文章，题为：龙和美国梦(作者 美国斯沃思莫尔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多米尼克·蒂尔尼)。文章指出，在美国统治的世纪里，世界大国面对美国的冲击纷纷落马，从6个到3个，到两个，再到唯一。而现在，大国数量从一个变成两个，也许还会增加到3个或更多。全文内容如下：　　打开钱包，拿出一张1美元钞票。钞票的一面是美国国徽，上面还用拉丁文写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指的是美国时代的开始和一场反暴君的全球性革命。　　现在，可以把这张1美元钞票放在一边了，因为一个时代新秩序正逐渐显现。但这不是美国时代，这是一个后美国时代，美国将面对一个新的大国对手的出现。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信仰的根基构成挑战，美国人一直以为，历史是朝前发展的一条直线。　　这场对决的结果可能带来一场深刻的历史认同感危机。　　美国著名历史学教授赫尔曼·冯·奥尔斯特在1898年时曾说，我们无可匹敌的发展速度和我们无限的资源可以让我们做任何想做的事。美国向西的扩张已经到达太平洋，美国人创造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摧毁了享有海上霸权的西班牙王国，占有了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　　美西战争也拉开了美国世纪的序幕。在这场争夺之初，美国、德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甚至奥匈帝国和日本都有可能填补世界超级大国的真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对手逐一退出了争夺，直至美国享有独一无二和不容置疑的统治地位。　　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只有3个国家能傲视群雄，那就是美国、苏联和德国。到1945年这场杀戮逐渐偃旗息鼓的时候，德国已经被摧毁并一分为二。接着，经过40多年的冷战，苏联也分崩离析了，美国成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这个辉煌的胜利强化了美国对历史的看法，那就是历史是朝一个方向发展的。美国社会笃信，美国肩负了历史发展的特殊使命。在这个神圣光环的照耀下，美国的任务只会变得更加耀眼夺目。德国政治家俾斯麦曾说：“上帝眷顾傻瓜、酒鬼和美国人。”与此同时，美国的自由主义理想也令它保持了与历史发展一致的方向。美国人认为，《独立宣言》提出的人权与平等理想是全世界都渴望的，它打开了人类精神的枷锁。由此看来，历史是直线向前发展的，这有什么不对吗？　　但是现在，美国人将体会到一些新的、更深刻的东西。美国很快就会有一个大国伙伴。就在几周前，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去，它就将在未来二三十年或更短的时间里成为美国的一个明显对手。如果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考虑，中国经济规模将在未来10年超过美国经济。　　这一点显然不符合美国的理念。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并没有遵循美国的政治、宗教和经济自由模式，却取得了成功。这还不是全部。如果印度和巴西继续崛起，如果欧洲和日本开始经济复苏，到2050年，世界将有3个或更多大国。　　在美国统治的世纪里，世界大国面对美国的冲击纷纷落马，从6个到3个，到两个，再到唯一。现在，历史却停滞不前了，而且挂上倒挡，大国数量从一个变成两个，也许还会增加到3个或更多。精英俱乐部也许会再次拥挤起来，就像1898年时那样。　　中国的崛起将彻底挑战美国的理念——历史也许不只向—个方向发展。也许古希腊人是对的，历史是循环发展的。方向正在改变。各国地位起起伏伏。如果上帝真关注这个进程，他也不会总设法去干预。傻瓜、酒鬼和美国人不能再依赖上帝的特别眷顾，他们的运气总有一天会消失。　　这种新的、令人不安的经历将如何影响美国人呢？中国的崛起可能会促使美国人反思和变聪明。美国人也许会设法重振美利坚的雄风。但美国也可能会像历史上的一些大国那样，回避挑战。也许美国人会照搬英国的做法，把相对的衰落当做人生的一种冷幽默。　　新报：美国霸权流失将使中国面临更大国际压力　　新华国际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23日发表题为《美国霸权流失将使中国面临更大国际压力》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为世界所接受，是因为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多方面的战略优势。但今天的中国除了经济上的崛起之外，还没有可以让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战略优势。　　G20峰会的结果被广泛地解读成为19对1的胜利，即美国提出的有关规定贸易顺差限额等动议没有被通过。为了应对庞大的贸易逆差和增加国内就业，美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大量发行货币，来实际上消弱美元刺激美国的出口。美国的政策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不仅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德国在内的出口大国。美国在G20峰会显得很孤独，因此就有媒体和评论家宣布，美国不再雄踞霸主地位。　　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这种情况传达出来的最重要信息，与其说是美国霸权不再，倒不如说是世界经济秩序处于转型前的无序状态。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随着美国已经无足够的能力维持世界经济秩序，而其他国家还没有能力来取代美国，世界经济会越来越处于无序状态。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中国意义非凡——无论从积极面还是消极面来说。　　很显然，美国经济霸权的影响力不再如日中天了。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尽管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并不存在真正的竞争对手，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影响力却已经明显开始下降。美国当然也是现实主义者，已经开始调整其他国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地位，美国主导的从G7到G20的转型就说明了这一点。美国也调整了中国等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权限的比重。但是G20毕竟不是G7。G7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对其它国家施加莫大的影响力，从而让G7体现美国的意志。G20则不然。在G20之内，各国不仅经济体大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等等都不同。尽管G20处理的主要是经济事务，但种种不同必然会影响各国间达成共识。当然，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也很难像G7时期那样，劝说他国接受美国，或者简单地把自己的意志加给其他国家。　　中国仍无力挑战既有经济秩序　　那么，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就积极面来说，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相对衰落，其对中国所能施加的压力也在减弱。同时，中国也已经有能力来找到更多的共同(经济)利益和支持力量来抵御美国的压力。中国本身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和各国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经济利益。与中国的共同利益，使得很多国家不再简单地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和中国交往。　　然而，就外交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同时表明，中国的外在压力在快速增加。首先要说明的是，美国霸权不再，并不是说中国具备了能力来挑战美国。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总量和其所具有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更是因为现存国际经济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所确立，中国选择通过“接轨”而崛起，就表明中国接受这个体系并在体系内发挥作用。只要美国还是处于体系的顶端，继续是体系的掌舵人，中国很难有有效的机制来挑战美国。(不过，也很清楚，自改革开放以来，挑战美国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意图。)　　美国霸权不再，中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外在压力。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中美双边关系。对中国来说，双边关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经济贸易和安全关系两方面。因为存在着的巨大的贸易逆差，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可能会越来越自私。美元对人民币的货币战争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展开，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动地位。人民币的国际化尽管在进行，但人民币国际化主要的目的在于自我防卫，减少损失，而非挑战美元。实际上，如果现存国际金融体系不变，人民币很难挑战美元。　　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不平衡困局很难得到解决。中国坚持人民币不会大幅度升值，表明中国会继续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而美国又不会放松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管制。进而，中国等一些国家也继续持有大量的美元。中美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经贸关系，致使有人认为美国会赢得这场胜利。美国可以大量发行美元，从技术上“贬值”美元来促进出口。尽管美国的信誉也会受到损害，但中国必须承担物质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美国通过进口廉价商品和“输出”美元，可以有效地控制因为发行货币而带来的国内通货膨胀，或者说把通货膨胀转移给其他国家；而中国等则要承担高度的通货膨胀压力。　　再者，美国也在努力进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尤其表现在再工业化方面。美国再工业化当然有很大的代价，但其可以通过贸易保护主义，例如提高来自中国产品的关税，来支持再工业化。　　美国基于安全考量将打击中国　　此外，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美国也可以建构专门针对中国的贸易集团，确立其它的机制来牵制或者遏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主要表现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建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做得最成功的是经济国际化，尤其是和美国发展出了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中美双边关系中，除了经济关系可以说是互相依赖的，其他方方面面都还是不对称的，即美国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中美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对两国间的安全关系有非常正面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保障了中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搞经济建设。说穿了，就是中国的经济力量有效地影响着美国的安全考量。　　一旦当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变得脆弱之时，双边之间的安全关系就会变得重要起来。美国今天还是独一无二的军事大国，没有国家可以与之竞争。如果美国感觉到在经济面受到中国的挑战，那么其必然倾向于在安全方面来牵制中国。这种倾向很显然。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以来东海、黄海、南中国海都已经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手段。美、日、韩之间的安全同盟越来越紧密。日、韩等国家长期以来采取经济和战略两分，在经济上发展和中国的紧密关系，而在战略上则和美国保持或者深化关系。看来，美国和日、韩等国的安全关系已经高度制度化，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还是其它国家都难以改变这种关系。日本鸠山政府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连今天相对稳定的台湾、西藏、新疆等因素，一旦美国改变策略，都会重新成为对中国的挑战。美国重回亚洲，并不是回来耐心听取亚洲国家的意见的。美国历来是个行动导向的国家，一旦决定回来就会采取各种行动。这和中国很不相同。多年来，在和东盟的关系中，中国一直是让东盟组织扮演领导角色。但美国不会这样做。一旦当美国认定中国是“竞争者”或“敌人”，美国会毫不手软地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中国。　　除了中美双边关系，中国还在国际层面面临莫大的压力。不管怎样，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继续，这个秩序越来越需要。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构建并维持着这个秩序。冷战之后，美国既是这个秩序的推进者，也同时尽力来维持这个秩序。美国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其自己的利益。　　今天因为全球经济失去平衡，这个秩序处于混乱状态。要恢复这个秩序，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因为美国没有能力达成各国间的“集体行为”，美国转向了非常自私的做法。人们可以谴责美国的做法，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存在着的问题。美国经济在失衡状态下很难真正走出危机的阴影，而美国经济的失衡又会拖累世界经济走向平衡。如果失衡继续，美国会继续采取自私的做法。其他国家不高兴，但也不会有任何办法来阻止美国这样做。　　中国无法满足世界的期待　　那么，如果一个过于自私的美国没有能力维持这个秩序，或者美国不想维持这个秩序，那么谁能取而代之呢？很难设想一个完全失序的世界经济体。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人们自然把眼光落到中国身上。已经有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来承当更多的国际责任。但中国已经表示只能负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这也说得对。中国就人均GDP来说，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其本身的经济也处于不平衡状态，情况并不比其它经济体来得好。　　进而，从外部来说，中国即使有经济能力，也没有有效的机制来承担这份责任。美国为世界所接受，是因为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多方面的战略优势。　　中国很显然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和美国较量过程之中，很容易造成中国被视为“领导”的局面。问题在于中国还不具备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实际能力，更没有这样的领导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的怨气甚至愤怒又会洒向谁呢？已经有很多人忠告中国，做世界领袖要准备好“挨骂”。但中国既没有准备好要做领袖，也没有作好天天挨骂的准备。（郑永年）　　澳报：中国模式影响力与日俱增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l1月16日发表题为《新兴的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来说优劣并存》的文章，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考验的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　　中国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和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　　虽然中国的权力体制有赖于对公民实施高压政治，但“中国模式”的效力有赖于吸引力。　　曾任《时代》周刊记者的乔舒亚·库珀·雷默说，中国“以其令人震撼的榜样力量和令人生畏的辽阔幅员”走在各国前头。他给中国模式起了另一个名字——“北京共识”。　　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原因何在？主要因为西方重要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洲仍然不景气，而中国却很兴隆。　　美国领导层明显觉察到，“美国模式”受到了挑战。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上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有些人注意到了中国，说‘天啊，他们的年均增速有百分之九、百分之十，盖过了别人’。如果你有独裁主义心态，或者历史上存在独裁主义心态，觉得这种状态更加舒服，那么中国模式就可能有吸引力…”　　“考虑到全球经济危机，这一点尤其突出。世界上许多人都说，‘看看美国，他们的金融发生了大崩溃，他们不能控制市场的无节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对比很明显。”　　那么中国模式赢得了市场吗？当然。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上月说，民主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北京共识’说明非民主国家也可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曾在一篇文章说，中国模式适用于非洲。　　就连西方最重要的经济劝诱者世界银行也承认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效应：“中国的举措…让这些国家有机会从中国获取大量知识和经验致力于本国的发展。”　　仅仅充当榜样并不能让北京满足。它还对外援助和投资，并通过自己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提供政治保护，由此培养附庸国。　　缅甸就是一个例子，它与北京的关系蓬勃发展。缅甸的将军们确信中国决不会要求他们恢复民主。　　因此，北京不仅给予资金和政治支持，他们还可以支持“北京共识”，假装是一种突破性的国际发展模式的推行者。　　希拉里提醒受到中国模式引诱的国家，“如果你真的关心国家的发展，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民获得长远的福祉，那么就必须让政治自由和尊重人权与经济发展匹配”。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转变。当希拉里还是美国第一夫人的时候，也就是1993年到2000年期间，难以想像美国的国务卿不得不摆出理由证明美国模式优于中国模式。如今，轮到西方国家证明自由国家也可以成为兴旺的经济体。　　当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愿意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自由世界的大国和集团——美国、日本和欧洲不接受挑战的话，中国模式就是冷战后的第一也是最佳希望。(作者彼得·哈尔彻)　　联合早报：认清中国未来五年之大变局　　新华国际消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3日发表包淳亮的文章，题为“认清五年大变局”。以下为文章摘要。　　美国“纽约经济谘商理事会”(Conference Board)近日公布研究，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大陆两年后就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渣打银行也在这几天公布了最新研究，称十年内按照名义价格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成为世界第一。还不过两年前，中国“不无可能”在2040年赶超美国，还是国际舆论的主流意见，这个迷思现在似乎受到了愈来愈激烈的质疑。　　一个月前，美国著名评论家、印裔的扎卡利亚，在《时代周刊》谈论中国的冲击时，不无犹豫地提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格尔的一篇研究。　　该研究指出，2040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占世界的四成，达123兆(万亿)美元之巨。　　当研究在2010年初发表于《外交政策》双月刊，人们似乎仍然未必惊醒；在该刊物的网页上，许多评论者认为诺贝尔奖闹笑话了，怎么会颁奖给写出如此昏聩荒诞文章的人。其实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也曾有一篇刊登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文章，认为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为美国的2.5倍，且一样受到人们的讥嘲。人们宁愿认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世界银行副行长发疯了，也要继续坚持自己对中国的鄙夷。这个现象既非常有趣，也有太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中国对美国的赶超态势，目前轮廓已经非常显明：能源与各种原物料的消耗，在过去几年中国都几乎已经是世界第一；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额，在过去数年也陆续超越美国，例如汽车，仅剩下最赚钱的少数研发、行销与高科技产业还处于追赶之中；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依据不同的评估，中国将在年之间超过美国；名义GDP则可能在年之间，最迟不晚于2020年超过。　　上述态势的关键变化就将在未来五年。由于工业部门向上游的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发展，中国的整体薪资也将水涨船高，在控制汇率的前提下，薪资可望持续两位数增幅。在汇率、物价与名义GDP增长的共同作用下，未来数年以美元计算的GDP成长率可望在15到20%之间，四年至六年即可翻番。　　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与韩国都曾经经历此一高速成长期。中国大陆在过去十年的人均从1000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是当时基数尚低；未来五年的变化则将是人均从4000美元增长至1万美元以上。五年后人们将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GDP超越美国的时间是“明年”、“后年”或者“大后年”。过去两年超越日本之际引起的讨论，将在更大规模、更深刻的意涵上重现。　　2003年中国成为出口第三大国，现在则仅次于欧洲联盟，未来五年显然将成为无可置疑的世界贸易枢纽。这五年也将是人民币真正走向国际社会的关键时刻；在双边与多边的制度安排一一巩固后，人民币走出国门的脚步将愈来愈大、愈来愈快。　　这五年中国若将资源投入公共设施、社会福利与基础教育，我们随后将看到中国大范围的地区会变得非常像是新加坡、香港或者日本，乃至尤有过之。对形势的清醒认识，将有助于人们筹措未来。　　美报：中国“不断崛起却又脆弱”　　新华国际消息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4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中国在不断崛起却又脆弱，称对中国优势与劣势的评估应当仔细。下面是文章摘要。　　中国在短短30年时间里累积起来多么非凡的实力和财富，那些动感十足的街道、庞大的购物中心以及大张旗鼓的军事动作就是明证。但是，对中国优势与劣势的评估应当仔细。　　这一年来，中国一直咄咄逼人：它胁迫日本释放一位中国渔船船长。中国因为经济和外交上的分岐不断斥责美国。　　前不久，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官员们似乎乐于设想更大距离地超越其亚洲老对手。中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在笔者参加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以明显高兴的口吻说：“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从未同时强大过。”　　但是她也感到担忧，因为中国和工业化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双向焦虑”，中国担心“被发达国家强迫行事”，而工业化国家则担心力量迅速向中国转移。她断言：“现在出现的是力量扩散，而不是转移。”　　如今的中国在用两条腿走路：中国官员在显示身手的同时，也在小心地维护与其他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之间不显眼的渠道，而以前，他们是不劳心去这样做的。几个中国高级官员在向笔者描述他们那种与众不同的危害控制措施时，说法大同小异： “我们聆听别人说什么。但是我们现在坚持认为别人也应听听我们说什么。”　　如果中国政府选择不到处耀武扬威，向它的公民展示中国变得多么重要，那才叫人吃惊呢。但是偶尔宣泄出来的愤怒和恶意暴露出中国的脆弱，而美国在评估这个国家的崛起时往往漏掉了这种脆弱性，中国的崛起据认为是势在必行的。　　对外强硬，对内相对轻柔，这一点在香港这块繁荣的、政治上仍然宽容的前英国飞地上尤为明显，它足1997年被中国收回的。　　一位知识分子说：“统治者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惊诧的现象.他们不必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地方就可以高效运转。我们的自由对他们不构成任何威胁。”　　中国的强大和富有通过其日益内行的媒体和外交人员传递到了外界，容易受左右的外交记者又把这一形象放大了。但是这种单一的形象掩盖了许多中国人一贯的优雅与温和，以及高校学生的蓬勃朝气与乐观。同时，这也忽视了中国的脆弱，中国官员仍然觉得中国很脆弱，他们的解决之道是不时地宣泄。正如奥巴马总统前不久所说明的，要同时关注这两个特点可能是困难的，　　民主党在这个月的选举中遭遇“惨败” 后，奥巴马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把中国的高速铁路网定为美国未来的榜样。这与他及其他人以前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和高科技“绿色”产业那种惊讶的论调是一以贯之的。然而，此间传言，中国正在重新考虑其雄心勃勃的高速铁路网扩建计划。　　美报：中国将继续崛起还是流于偏执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繁荣发展令人吃惊，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文章内容如下：　　【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25日文章】题：中国将继续崛起还是流于偏执？(作者 戴维·伊格内修斯)　　“热烈欢迎进入中国世纪”—— 这是此地一家私募基金公司门口显示屏上的话。这家公司名称的字面含义就是“中国世纪”，但也恰如其分地说明，在美国统治了前100年后，日益崛起的中国将成为未来100年的主宰。　　来这里的美国游客会禁不住想，在中国和世界的眼中，这个中国世纪将是什么样子？中国不透明的政治体制是否应付得了它所释放出来的经济力量？还是说它是一颗在繁荣掩盖下的定时炸弹？也许最令人担心的是，崛起的中国会不会与天生就认为自己是世界领袖的美国发生冲突？　　结束为期一周的上海之行后，对于这些问题，我在离开时比刚来时感到更加困惑。中国沿海城市的新兴财富令人吃惊，证明你所看过的所有宣传都所言不虚。但中国的政治脆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精英阶层显然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在收获人民币财富的同时，他们纷纷投资海外，取得外国护照作为保险。　　这个新中国既骄傲又害怕——在飞速前进的同时惴惴不安地提防着他人。中国官员在夸耀中国取得的成就时，又不断提醒人们中国有多穷。他们对邻国越来越咄咄逼人，却坚称中国不想树敌。　　这种矛盾心理在中国人谈到美国时变得显而易见。美国是中国学生和游客最喜欢去的一个国家，两国活跃而贪婪的资本主义作风也极其相似。但中国民调专家袁岳指出，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最危险敌人”榜单上一直高居首位。　　在黄浦江畔举行的上海世博会就像是一个国家自我庆祝的节日，进一步强化了蒸蒸日上的中国与江河日下的美国形成的鲜明反差。中国馆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取得的惊人成就浓缩在了一部短短几分钟的影片里。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中穿插了孔子的一句话：“从心所欲，不逾矩。”我怀疑是否每个来参观的中国人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小心谨慎，听党的话，别坏了好事。　　中国繁荣所带来的好处和所存在的局限，体现在了“百人会”安排的一系列交流活动中。“百人会”是一个华裔美国人组织，正是它组织了我所参加的这次上海之行。一位美籍牙买加侨民极力称赞中国体制的“实用”优点，但也承认它“没有灵魂”。一名中国学生则感叹中国“缺乏自信”，担心“人们现在只相信钱”。　　也许是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中国政府鼓励民族热情。南京市有一座大型纪念馆，用以纪念1937年日本人实施的南京大屠杀，馆内展出的图片肯定会令前来参观的中国人义愤填膺。在不久前的海上撞船事件后，中国人积蓄的反日情绪在多个城市的暴力示威活动中爆发出来。　　中美摊牌的可能性是最棘手的问题。当过兵的清华大学研究生郭建友认为，中国必须发展“更加强大的海军”以保护自己的利益。19世纪美国海上力量的倡导者马汉备受中国军方的推崇。但北京更重视的是未来战场——太空和网络空间。　　中国脱口秀演员周立波开玩笑说：“你们吃牛排，我们喝米粥，想法怎么会一样？”换句话说，让我们像中国人一样思考。　　在提前感受了一个星期的中国世纪的生活后，我有了这样一个看法：说起来也许矛盾，但中国的成功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虽然中国官员不喜欢听，但这意味着美国需要推动他们实现真正的稳定。　　英媒：中国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英国《金融时报》16日发表马丁·沃尔夫的文章，题为“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吗？”。文章摘要如下。　　我正在中国古都西安撰写此文。这里是著名的兵马俑的发现之地，他们默默地见证着古代中国之规模、资源和组织力量。西安地处中国中部，有800万人口。从机场到市区，沿途满是在建的高楼大厦，体现着近年来西安工程建设的繁荣。经济转变是切实可见的——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处处都是如此。　　中国是个新兴的超级大国。根据大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个令人惊叹的统计数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美国的80%。在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3%；到2009年，这一比例已接近20%。　　按照当前两国的相对增长速度，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4年，中国经济的绝对规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就算按市场价格计算，中国的GDP在本十年内似乎也几乎肯定会超过美国——部分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总之，不管以什么方法衡量，中国不久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大约1890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把持着这个位置。就此看来，这一转变的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高盛在其著名的首份“金砖四国”(BRIC，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报告中所做的预测。　　此外，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按总量计算)，大概也是世界最大的净债权国，尽管相关资产几乎全都投资于低收益率的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尤其是美国国债。　　我在此想要探讨的问题是，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对世界将意味着什么？　　先来说说不会意味着什么。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将是中等收入国家，平均生产率远低于美国及其它领先的高收入国家。　　美国在今后几十年也必将保持世界科技领先地位，尽管由于其现行的教育、科技和移民等政策，这种优势的持久性已无法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在科技领域最终能否赶上美国，仍然值得商榷。　　由于技术差距等因素，中国的军力(就全球势力范围和技术能力而言)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落后于美国。至于这是否会成为中国的一大障碍，有些人可能看法不同，但我的个人观点是：美国当前大量的军事开支不仅仅是浪费资源，也会诱人干蠢事。　　此外，中国今后在政治、知识和文化方面所能施加的影响力，似乎不太可能赶上过去60年的美国。美国的流行文化仍具有非凡的吸引力。　　我仍然相信这一点，尽管我承认美国在现实中的做法与其理想经常相去甚远。“酷刑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任期内对美国的影响力和声望造成“大规模破坏”时，我就是这么想的。金融危机更有甚之。美国过去享有至少知道如何管理现代资本主义的声誉。如今这份声誉已随着2008年吹过华尔街的寒流而逝去。但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所以希望美国总有一天会走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泥潭。　　简言之，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不会成为美国那样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的强国。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认清中国崛起的明显意义。　　首先，我们不仅正在目睹美国自诩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短暂时期的结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也正目睹延续多个世纪的西方主导地位的终结。今后几十年内，相对衰落的西方将不得不与世界其它地区合作。这是好事，但也将带来许多重大挑战。　　其次，中国不仅是“非西方”的，也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后者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和一个政府不信任本国人民的国家维持信任关系是很困难的，和一个不能接受法治基本原则的政府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同样困难——根据法治的基本原则，人民对政府，具有和政府对人民一样的约束。　　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权力更替总会引起重大摩擦。老牌大国试图维护它们所认为的“自然”秩序，而新兴大国则不满它们不断上升的实力和地位总是迟迟得不到承认。　　但我们也必须理解，当前正在进行的转变的潜在好处。全世界人民——在运气好并且具备远见卓识的情况下——可以共享繁荣，为构建一个更美好的共同未来献策献力。　　照此下去，结局会怎样呢？我设想了三种可能的结果：　　第一，“正和”观点胜出。假如各方意识到，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深刻的意识形态冲突，彼此经济上互为依赖，大家必须共同面对这个星球的命运，在核时代不可能爆发战争，那么就有望促成可观的全球合作。要实现这种局面，各方也必须作出深刻的合作承诺。但近期在气候变化、全球失衡等领域看不到这种势头。　　第二，“负和”观点得胜。权力是相对的。老牌大国和新兴大国竞逐主导地位。资源同样是有限的。在这个世界上，经济混乱和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将导致全球化倒退，而均势政治将主导国际关系。或许会出现一个以制衡中国为宗旨的联盟，成员至少包括美国、欧洲、印度和日本，其它国家也有可能加入。　　第三，我们姑且设想一种混合了上述两种情景的结局：全球化和一定程度的全球合作“幸存下来”，但随着中国对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得更加自信，典型的均势政治将变得更加重要。这大体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势——可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先例。　　这些不过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必将面临的一个根本挑战的初步想法。我们如何应对所有其它挑战，都将取决于这个根本挑战。　　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引领的亚洲世纪到来　　“我们现在是老大。”这是我两周前身处中国时脑海中不断闪现的一句话。这并非是我参加在紫禁城旁边的太庙举行的奥运会规格的华丽宴会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钟乐、武术和女子鼓乐表演是西方宾客期待看到的东西。是我遇到的经济学家表现出的低调但又显而易见的自信让我感到，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如果奥巴马期待中国出现他能相信的变化——货币政策改革，那他看到的只会是微小的变化。中国拒绝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提出的限制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的建议时，盖特纳或许也听到了“我们现在是老大”的声音。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宣布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 政策以试图刺激美国经济时得到了同样的待遇。中国的一位知名评论家称美国此举“失控”而且“不负责任”。　　找不到更聪明的人来讨论当今经济史上两个最有意思的问题了：西方为何能在紫禁城建成后的五百年间不仅控制中国，还控制着全世界？而现在西方主导世界的时期是否已走向终结？　　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9%，而30年前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仅为4%。香港、日本和新加坡早在1950年就达到了这一水平。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统计，新加坡人均GDP目前比美国高21%。香港大约与美国持平，日本和台湾比美国低25%，韩国比美国低36%。只有傻瓜才会打赌中国不会在未来几十年走上同样的发展道路。　　中国工业化革命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在26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10倍。英国在1830年后花了 70年的时间才使GDP增长了4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到2013年，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将超过lO%。高盛进一步预测，到2027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正如它最近超过日本一样。　　但在某些方面，亚洲的世纪已经到来。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即将超过美国，而中国在过去10年间赶上了德国和日本。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已经跃居世界大城市之首，孟买紧随其后；没有一个美国城市能与之匹敌。　　没有什么比隐隐迫近的美国财政危机更能明确地加速全球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由于债务与收入之比高达312%。希腊已经陷入可怕的困境。但据摩根士丹利的数据，美国的债务与收入比已达358%。国会预算局预计，到2020 年，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将从目前占联邦税收收入的9%上升至20%.2030年将增加至36%，2040年将达到58%。只有美国才享有的印刷全世界最主要储备货币的“过分特权”使美国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然而，这种特权遭到中国政府日益猛烈的抨击。　　在许多评论员看来，美联储再次启动量化宽松政策似乎引发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货币战。奥巴马总统9月在纽约宣称，如果“中国人不采取行动”结束对货币的操纵， “我们拥有保护美国利益的其他手段”。中国总理温家宝立即做出回应：“不要参与压迫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工人将失业，农民工将返乡，社会很难稳定。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对世界绝不是好事。” (作者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教授 尼尔·弗格森)　　美学者：世界不应惧怕中国的崛起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31日访问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并刊文称，世界不应惧怕中国的崛起。　　报道指，一个世纪前，德国的崛起引发英国的恐惧，并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分析家就预测，相似的局面也将在现实中呈现，因为美国同样惧怕中国的崛起。　　每个人都应该去质疑这种可怕的臆测。到1900年，德国虽然在工业产值上超越英国，但德皇威廉二世追求冒险，面向全球的外交政策才是其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中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并且她将注意力都集中于内政和经济发展层面。中国政府的现实目标更多的体现在要提升自身的软权力，所谓的软权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需的能力。　　文章称，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在2030年前后超越美国，但两者也只是在总量上相当，实际构成上却差距显著。中国有广袤但贫穷的乡村，上个世纪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让未来中国社会面临着更加沉重的老龄化考验。　　假设中国的增长率在2030年后保持6%，而美国则维持在2%，那么中国想要在人均收入上赶上美国至少还需等到本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间。中国想要像20世纪初德国挑战英国那样向美国发出“战书”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章说，现实看来，中国能否制定一种合适的政策来应对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地域差别甚至少数民族问题仍需时间来检验。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经济的持续发展对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在对外政策上，“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就强调维护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反过来说，表现出过于侵略性的军事策略和态势可能变相团结中国周边邻国，这将削弱中国本身具有的硬实力和软权力。最近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引发了日本少见的强硬态度就是例证。从皮尤研究中心对全球16个国家的调查来看，更多的受访者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和影响力持积极态度。　　事实上，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不大可能成为美国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同等竞争者，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亚太地区仍存在冲突的可能性。考虑到国际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将面临诸多全球性的挑战，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的利益。　　法报：中国崛起让亚洲再掀“需要美国”论调　　法国《费加罗报》11月16日文章 原题：北京重新把亚洲的大门向奥巴马敞开(作者阿诺·德拉格朗热)　　一年前，没有把美国彻底赶出亚洲的做法是对的。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强大，整个亚洲都处于一种目瞪口呆的状态。面对这个亚洲地区的新主人，大家似乎应当向它表示效忠，而与美国保持距离。然而，在几周的时间里，一切发生了转变。从新德里到东京，再到东南亚各国， “需要美国”的论调又一次汹涌而来。当然，经济上依然离不开中国，但在安全上，还是应当求助于华盛顿。　　而对于这一倾向的改变，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正是中国的态度为美国铺设了红地毯。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的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中日双方关系紧张，是其中的一个重点。中国所有的邻国都看到了中国强悍的态度。除此之外，还应看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强硬的立场，尤其是最近抓捕了批越南渔民。此前，中国在“天安舰”事件上的态度也令韩国和日本感到不快。　　当然，这一切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的现实。尽管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本身只是一个象征性事件，但它自然而然会助长日本的忧虑。所有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不少——都在细心地观察着中国的一些军事行动。首先是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另一个“破天荒事件”是中国与土耳其进行的联合军演，人们看到中国的战斗机飞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还是北约成员国。　　与此同时，美国强势介入中国地缘周边环境。在东面，美国在韩国和日本驻有军队；在西面，美国在阿富汗“这一借口”之下。正在试图介入整个中亚地区。华盛顿想参与解决一些地区问题的想法令中国感到恼怒，这些地区问题包括南海问题以及中日关系问题等。奥巴马最近的姿态显然没有缓解中国的紧张神经。奥巴马在日本强调， “美日同盟仍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几天前，他在印度强调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北京看来，此举显然是为了制衡中国。”　　在澳大利亚，美国国务卿希拉罩重中，“一百年来美国始终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强国”，今后仍将保持这一地位。为了宽慰其地区盟友，美国国防部长岁伯特·盖茨表示，美国今后将“继续加强”在亚洲的驻军。　　中美在亚洲最终体现出截然相反的看法：美国想要一个单极世界和一个多极亚洲，而中国梦想一个多极世界和一个单极的亚洲。　　澳媒：揭秘澳人眼中的“中国崛起”　　澳大利亚新快网9月12日文章，原题：揭密：澳大利亚人眼中的“中国崛起”　　毋庸置疑，中国迅猛发展所推动的强劲能源矿产需求成为了近两三年来澳大利亚经济快速摆脱经济危机、恢复增长的原动力。然而，随着从“中国制造”“中国需求”到“中国并购”各种字眼越来越白热化的频频出现与澳大利亚各大报刊媒体。　　澳大利亚人对“中国崛起”喜忧参半　　2009年中国赶超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的领军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额高达850亿澳元。过去5年中，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条款因中国的强大推动力而抬升了2/3，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值，成为澳大利亚国家收入增长的强劲推手。对于如此，2010年5月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抽样调查显示，73%的澳大利亚公众认同“中国崛起”有利于澳大利亚--- 比2008年时的调查结果提高了10个百分点。　　但尽管澳大利亚的经济一直依赖于海外投资，澳大利亚人——就如同大多数国家人民，其实并不欢迎外国投资。2008年“罗伊”调查显示，90%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政府有 责任保证澳大利亚主体公司企业的本土所有权，其中近60%的人表示强烈赞同。这一顾虑在触及来自外国政府控制的企业投资问题是尤为强烈——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　　剖析澳大利亚公众对华态度转变的深层矛盾　　澳大利亚公众对海外投资的态度仅反应了澳中关系结构性变化的一部分。在澳大利亚近200年的历史中，澳大利亚的经济，政治，军事阵营联盟都与欧美两大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08年金融危机以前，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伙伴国——从最早期的英国到美国，到近20年来的日本—— 澳大利亚隶属英联邦，政治制度上都同样姓“资”，军事上，日本和澳大利亚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铁杆盟友” 。但这一平衡在2009年中国赶超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之后被翻天覆地的打破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发展开始出现战略性的背道而驰。　　不仅如此，这一庞大并迅速崛起的东方经济体同时也正经历军事现代化巨变，与日俱增的军事威慑力正与美国形成天然的“制衡力”， Andrew 认为，在如何维系澳大利亚政治和军事上与美国的盟约、而同时与中国保持经济贸易合作之间的平衡将严峻考验澳大利亚未来几十年的政府外交政策制定者。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澳人一直认为，相比于美国、日本和印度，中国军事力量并不构成的威胁，而今非昔比，中国的军事实力的崛起加上中国在南海领土事件上的声称、北京对韩国军舰沉没事件的“缄默”，以及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冻结等等问题上体现的强硬态度，正让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开始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慑力，担忧中国崛起对亚太地区各国产生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上的威胁。” 悉尼罗维国际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鲁·希勒( Andrew Shearer )说。　　澳人眼中的“中国军事威胁”从何而来？　　除经济与外交政策之外，另一个压倒性的公众态度则是对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根据2008年Pew国际公众态度调查结果，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威胁”的担忧程度已经呈现出绝对统一阵势——绝大多数日本(90%)，韩国(87%)，澳大利亚(75%)以及印度(62%)民众认为中国日渐增强的军事实力 是非常“糟糕”的现象。而与此相似的是近两年来各国军方(包括澳大利亚，详见《2009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的“自卫式”武装——一方面确保拥有现代化武器 装备，另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等盟国的军事联系。　　安德鲁说，“新政府在外交上的挑战在于，一方面支持正在发展中的中澳双边贸易关系，基于民族利益制定清晰一致的海外投资原则，而另一方面明确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军事盟约关系以及与其它亚洲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经济体的强大对手的同时，找到政治军事与经济之间 恰当的平衡点。”　　新报：美国崛起经验可为中国镜鉴　　新华国际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23日发表题为《中国需重视崛起焦虑症》的文章，内容如下：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步入21世纪后的中国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迅速崛起。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长期保持年均国内生产总值8%左右的高速增长，中国在硬实力层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领先局面。迄今为止，中国不仅成为外汇储备世界最多、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而且拥有最广阔的消费市场，世界上最好的高速铁路和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电脑)，手中握着的“世界第一”头衔日趋增多。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问题也许仍然是“世界第一”，地缘环境最紧张，人口规模最庞大，社会矛盾最复杂，社会制度最特殊。面对相反相成的怪诞现状，中国正在呈现出无所适从的心理焦虑症。　　崛起焦虑缘于环境转换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举棋不定，犹豫不决。随着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一言一行都受到高度关注。不管中国人多么理性和自谦，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弱国，而是看作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强国。不仅作为既有霸权国家的美国越来越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战略棋手，频频在国内问题、双边问题、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问题上对中国的可能战略意图进行试探，而且一些周边地区国家也对中国未来的战略走向充满疑虑，宁愿选择寄人篱下地获得来自地区外大国的空口安全承诺，也不愿相信中国“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抱怨中国没有承担起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的责任。作为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新贵，中国正在步入在饱受各方面压力中寻求发展的新环境，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偏见和疑虑，中国在对外行为上多少显得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已经不再只是通过发展得到解决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以往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法宝在面对新挑战时渐显不足，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诸如社会收入差距拉大、房价频频升高、通胀危险加剧、教育机会不公平、医疗保障不足、环境污染压力加大等问题，都属于邓小平所说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通过继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反而导致问题更加复杂和严重。中国究竟是该牺牲经济发展速度以成全社会改革，还是继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以加剧道德成本？在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性调整中，中国改革者承受的压力、决策意志和风险评估都达到了极限，中国舆论也在掀起一波波的激烈论争。　　崛起焦虑急需心理调适　　事实上，任何一个大国在迅速崛起的转型年代都会面临心理焦虑症。当年美国在20世纪初迅速崛起的时候，也曾经陷入了崛起焦虑症，主要表现为在对外事务上，面对英国希望美国履行世界领导责任的要求表现出十分不情愿的态度，在对外行为上明哲保身，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在对内事务上，利益集团风起云涌，社会价值观陷入了精神错乱，几乎每一个社会问题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每一个群体都在强烈地表达自己的特殊诉求。显然，在经济高度增长和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人们的心理未必能够向物质转型那样轻易得到解决，急剧的心理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将整个社会拉入一种无所适从的集体焦虑状态。　　针对社会心理世界看不见的焦虑症，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心理调试，在政治思潮、制度调整和生活方式上，进行价值重建。在20世纪，美国人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对美国上下进行心理调试。在政治思潮上，进步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一举扭转了引发社会倾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导美国进入了一个自由与和谐有机统一的轨道。在制度调整上，从老罗斯福的改革到小罗斯福的新政，进而到“伟大社会”计划，美国在应对社会矛盾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战。在生活方式上，从社会反叛到保守主义的价值重建，美国人的生活渐渐步入了经济自由与社会保守并行不悖的轨道。虽然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但美国在现代化和国家快速崛起过程中克服崛起焦虑的经验仍可为中国所镜鉴。　　心理调试重在文化自觉　　在现实急剧变革的冲击下，一个国家进行集体心理调试最根本地取决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的理念，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对社会关系的挑战，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核心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在全面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情况下，中国要确立一项国家公共外交战略，发起一场社会运动，在中华文化上确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要明确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坐标和精神认同。特别是在和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一味的迎合人家的观点，不要一味地认为西方价值是普世的价值，还要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西方人所容易接受的方式和话语讲中国的故事，不断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令世界尊重的文明国家。　　总之，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和心理上崛起，才能算真正的崛起，否则，即便中国物质实力世界第一，精神家园花果飘零，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崛起，只不过落得个为他人作嫁衣裳。（赵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