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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引用多少算抄袭" 详细介绍一篇文章引用多少算抄袭如果说你直接引用了主题或立意，这是赤裸裸的抄袭。其余的引用一两句应该就差不多了论文检测中,引用率算不算抄袭率?引用率不能等同于抄袭率，不能作为判断是否抄袭的依据，它仅反映引用部分占整个论文的比重，但引用率过高将可能是引用过度，该行为亦是学术不端的一种，具体规定请参考各单位要求。维普官方论文检测提供高亮文档功能我发表的论文,引用了网络论坛中的内容,算抄袭吗?引用可以的，我看过无数论文了，一般我们拿大部分抄袭叫做“过度引用”…… 不过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写比较好！可以适当的引用一些内容，但是不要太多，而且最好自己修改一下。 等你以后真正需要看论文而研究一些东西写论文时引用案例比较多,算抄袭吗,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引用案例要注明出处，注明出处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抄袭嫌疑，二是增加论文的可信程度。本科生毕业论文,引用,多少字一段不算抄袭?对于多次引用同一篇文章,又是怎么算的在论文中直接引用的资料，就要用注释标注（也不绝对），一篇论文中有几个注释就可（指导老师说是越多越好），你的如果只是一般的毕业论文，没有所谓抄袭（大多同学都是拼凑的），关键还是看你的指导老师怎样看待。职称论文怎么样算抄袭目前，高校对于硕博士论文,需要通过抄袭检测系统的检测才能算过关。对本科生来说，大部分学校也采取抽查的方式对本科论文进行检测。 抄袭过多，一经查出超过20%,后果严重。轻者延期毕业，重者取消学位。尼玛辛论文引用多少字算抄袭一篇文章8600个字。5处引用，其中2处引用20多个字，2处引用10多个字，1处引用118个字（引用杂志上原文），全部注明出处了。全部引用在200以内，这算抄袭么？？明确标出引用就不算抄袭硕士毕业论文引用超过全文多少篇幅就算抄袭?我是搞理学研究的，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所有数据，结论都是自己通过实验做出来的。但是要写论文的话，整体的实验材料，方法，结构，框架都跟前人的一样啊，因为本来搞这个的只能用那些材料方法啊。那我现在的毕业论文就是前面整个材料与方法，步骤，都照着一篇相同类型的毕业论文抄下来了。但是结果和结论都是我自己的数据。这样算抄袭吗？我隐约听到过一句话，说是引用超过全文的百分之多少就算抄袭？多少呢？这个东西都跟各个学校有关 像我们学校，商学院要求重复率10%下，工科院系重复率20%下，核心部分5%。 另外，每一个句子，联系60个字就会被查出。毕业论文怎样算抄袭?我拿了份朋友姐姐的本科毕业论文，和我大学不在一个省的。
我想借用她论文提纲的整个框架，是否可行？因为是英语论文，我或许小小改动几个单词。但即使改动，观点和结构还是一样。这样写论文算不算抄袭？
是借用提纲，借用论点，但论文的大致内容我会改变。论文的内容如果50%以上是其他文章中的内容（且未注明引用）则算抄袭，现在的论文检测就是以此为标准的。如果您写的内容70%是自己的，并在所用使用别人文章的地方进行引用说明就没问题。 借鉴他人的论文框架不论文检测中引用算抄袭率吗没有算不算的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你的导师 按照学校的规定，一般引用的地方都是会在580202论文检测中出的报告给你标出来的 一般的学校引用的地方是不算抄袭的 但是你别引用太多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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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实用的论文抄袭修改方法-毕业论文引用率高（学术不端）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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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写一篇论文时，大量引用他人的文章内容是很正常的。通过引用和参考文献可以看出作者曾经在此之前阅读了大量的材料，这就是一个学习总结的过程。特别是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的第一章，肯定引用了很多论文，将一个问题彻底描绘出来，后面才引出本人的观点、办法、战
当我们在写一篇论文时，大量引用他人的文章内容是很正常的。通过引用和参考文献可以看出作者曾经在此之前阅读了大量的材料，这就是一个学习总结的过程。特别是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的第一章，肯定引用了很多论文，将一个问题彻底描绘出来，后面才引出本人的观点、办法、战略等等。假如第一章的引用少，没有站在伟人的肩上，这样的论文，质量上是浅薄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引文文献资料时，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论文引用率、论文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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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检索后修改原则
1、论文查重软件检测到13个相同的字，就以为是相同，所以连续相同的，不要超过13个字；
2、用同义词替代，比如： 你好=您好；吃饭=就餐；光明=阳光；遇见=偶遇；优势=长处
3、改动句子的主动被动语态，比如：数字水印为多媒体数据文件在认证、防伪、防窜改、保证数据平安和完好性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腕。=在多媒体制品的认证、防伪、防修改和传送平安以及完好性保证方面，能够采用数字水印的检测作为有力的检测手腕。
4、能够将文字转换为表格、表格根本是查重不了的，文字变成图形、表格变成图形，了如指掌，绝对不会检查出是反复抄袭了。
2援用注意事项
1、假如确实是经典的句子，就用上标尾注的方式，在参考文献中表达出来。
2、假如是普通的援用，就采用罗嗦法，将原句中省略的主语、谓语、等等添加全，反正哪怕多一个字，就是成功。
3、也能够采用横刀法，将一些句子的成分，去除，用一些代词替代。
4、或者是用洋鬼子法，将原文中的洋名，是中文的，就直接用英文，是英文的直接用中文，或是哦中文的全姓名，就用中文的名，假如是中文的名，就找齐了，交换成中文的姓名。
5、成心在一些缩写的英文边上，加上（注释）(弄巧成拙法），总之，将每句话都能够变化一下，哪怕增加一个字或减少一个字，都是成功了。
6、假如是引用，在引用标号后，不要随便运用句号，假如写了句号，句号后面的就是抄袭了（虽然本人以为是引用），所以，引用没有完毕前，尽量运用分号。有些人将引用的上标放在了句号后面，这是错误的，应该在句号之前。
7、能够将文字转换为表格、表格根本是查重不了的，文字变成图形、表格变成图形，了如指掌，绝对不会检查出是反复抄袭了。
8、特别留意标点符号的变化，将英文的复合句，变成两个或多个单句等等，本人灵敏控制。
9、如果知道本校的辩论成员的名单，就有意无意引用他们的东西，让他们快乐一点，辩论顺利点，但一定要看懂。让辩论组成员以为你真的认真拜读过他的文章！
10、以上是关于中文的材料的引用的问题，假如你看的外文多，本人将外文翻译过来引用的，不需求尾注，能够当作本人的。由于论文查重的数据库只是字符的匹配，无法做到中英文的匹配。另一方面，你本人找到的外文材料，你付出了劳动，你本人翻译的，你也付出了劳动，根本能够算你本人的劳动了。洋为中用，自古就是这样。
注意事项 论文修改须知
论文查重引用率检测普通有万方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学校普通用的是中国知网的数据库（cnki）论文检测，由于万方数据库没有中国知网的数据库全，主要在于中国知网能检测到互联网上剽窃的局部和书本剽窃的局部，而万方不能。表格的内容万方能检索到的，图片和用公式编辑器编辑的公式是检索不到的，这个和中国知网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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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孙经先教授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的论文《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以及发表在《经济纵横》上的论文《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认为，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人口异常变动是由于重报户籍人口注销和补报死亡造成的。将当年死亡人数减去重报户籍人口注销以及补报死亡之后，中国在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366万（其中大部分即为孙经先教授所谓的“营养性死亡”，约250万），而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所公认的2000万到3000万之间。
孙经先的论文被一些人士奉为圭臬，且被多方引用，以期证明大跃进期间的3000万非正常死亡为“谎言”。孙经先如何算出这250万营养性死亡呢？来看一看。各年死亡率和“非正常死亡”的关系假如一个国家每年的死亡率都在10‰左右，而在某一年突然上升至20‰，随后的年份又回落到10‰。此时我们可以说，在死亡率上升至20‰的年份，一批本不会在该年度死亡的人提前到该年死亡了，其规模为该年度国家总人口的10‰。这就是“非正常死亡”的定义。在孙经先的论文中，和“非正常死亡”具有同样含义的词语是“超线性死亡”。下表列出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从1949年到1965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净增长率。这个死亡率数据于1980年最初被学界使用，它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刘铮教授在1980年北京国际人口学会议上提供的。上表中，在1959年到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年的11‰左右上升到25.4‰，于1962年后又回到了10‰。以一个“正常死亡率”为基准，将真实死亡率与之相减，可得“非正常死亡率”。若以10‰为该年度正常死亡率基准，那么三年共多死亡24.26‰，合计1609万人。因此，在排除了“人口少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能计算出1600万的非正常死亡。这也是Coale（1981）得到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在这种计算方式下，“基准死亡率”的设置对结果的影响很大。当基准死亡率被设置为12‰时，非正常死亡人数立刻下降到1211万人。大跃进期间的真实死亡率，也对结果有同样大的影响。因此，找到准确的历年死亡率，是估计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前提。死亡率是如何调整的？得出了何种结论？人口学家发现，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数字并不准确，这一事实在1982年人口普查数字公布后才被逐渐确认。许多学者发现，在大跃进期间出生的人口，出现了“越活越多”的现象。例如，按照统计局出生率计算，1958年共出生人数2065万人；但1964年普查的6岁人口为2039万人，6年的死亡率仅为1.3‰，和我国当时新生婴儿五年死亡率在100‰以上的数据不吻合。根据1964年普查和1982年生育回顾调查反推后，可得1958年实际出生人数应为2580万人。也就是说，出生人口被低报了近20%。从1953年人口普查到1964年人口普查，中国人口从5.82亿增长到6.94亿，净增加了1.12亿人口。如果承认这两次人口普查的准确性，那么在这11年间的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必须等于1.12亿。因此，当出生人口被低报时，死亡人口也必须被低报，才能够保证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等于1.12亿。事实确实如此，Ashton等（1984）和Banister（1987）发现，按照57、63年的死亡表所预测出来的死亡率数字，也要高于57、63当年统计局所公布的死亡数字。死亡率同样被低报了。Ashton等（1984）和Banister（1987）根据两次人口普查和两年度生命表，计算了被低报的死亡数字。他们首先根据分年龄的普查数字，算出在年之间一共低报了多少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再假设统计局的死亡低报率在各年度基本相同，于是这些被低报的死亡人口便被分配各个年份，每年的死亡人数便同比例上升。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将统计局公布各年度死亡率重新调整，以使得1953年到1964年的总死亡数字与两次普查所计算出的数字相同。在此基础上，这两篇文献重新计算了大跃进期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950万到3000万之间。在这两篇文献之后，一批中国学者也开始使用不同的数据和调整的方法，对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进行计算，如彭希哲、蒋正华、李成瑞、曹树基等。其原理，都是在根据年两次人口普查以及各类其他数据对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进行调整，汇总结果如下表：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上表：如果直接使用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而不进行任何调整，那么可以算出大跃进中的非正常死亡约为1650万人；若使用分地区数据、普查数据或者生育回顾调查进行死亡率调整后，可算出非正常死亡在1700万到3250万之间不等。孙经先的计算为什么是错的？孙经先声称发现了在年的死亡登记少于真实死亡的现象，并以此作为其论文的卖点。但从前文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死亡漏登的现象早在30年前就已经发现，并已经使用各种方法进行了调整。在孙经先的论文中，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以上所有研究的种种疏漏，并提出了自己的调整方法。按照他的调整方法重新调整死亡率之后，中国在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下降为366万人，其中“营养性死亡”约为250万人。我们不妨来看看，为何孙的调整方式会造成和其他研究如此大的区别？先看他的关键假设：死亡漏登的现象，在1953到1964年之间并不是普遍、平均出现的，而是在一些年份出现了死亡漏登，在另一些年份进行死亡补登。根据发表在《经济纵横》上的论文《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1954到1958年，是死亡漏登的年份，期间共漏登了750万人的死亡。在这些年份漏登的死亡，会在1959到1961年补登675万人。也就是说，大跃进期的真实死亡率其实并不算高，统计数字报告的高死亡率，是因为大量死亡补报正好发生在大跃进期间所造成的。这个假设看上去在逻辑上并不离谱。但仅仅是在逻辑上不离谱而已。从孙经先的这个假设，可以得出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从1953年到1964年，虽然在某些年份出现了死亡漏登，但是在大跃进期间这些漏登的死亡被补登了。因此，从1953年到1964年并没有出现整体性的死亡漏登。据此推论，孙经先调整了历年的死亡人数，列表如下（《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表9）：黑色框部分，是经过孙经先调整后的死亡人数。对黑色框部分做一个简单的加总可以发现，在孙经先的假设下，从1954年到1964年中国一共死亡9365万人。那么事实如何呢？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出的中国总人数为5.826亿人。1964年，上升到了6.946亿人，见下表。（中国统计年鉴，2011）在1953年的5.826亿人，其年龄区间是0岁以上。这批人如果活到了1964年，就成了1964年的11岁及以上人口。从1964年的6.946亿人里减去0到10岁人口，就得到了1953年的人口在1964年的存活人数。上表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的400页。在这张表中，0到10岁的人口（黑框部分）共有2.135亿人，他们在1953年之后才出生。从6.946亿总人口里减去这部分人，可以算出4.811亿人，即1953年的人口到了1964年时的存活人数。将5.826减去4.811，可以算出那些在1953年时就已经存活的人口，在1953到1964年之间，共死亡了1.015亿人。这个数字就已经高于孙经先的估算值。这只是死亡人口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加入在年之间出生的人口的死亡人数。根据1957年生命表，一个新生儿活到10岁的概率为82.5%。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上表中看到1964年的1921万10岁儿童时，能够推算出该年龄人口在出生时应当有2329万人。有408万人已经在他们长大到10岁之前就死亡了。以此类推，把每个年龄段人口从出生开始的死亡人数推算出来，可以算出1953年以后才出生的人口，在1953到1964年之间总死亡人数为3529万人。必须注意到的是，为了计算年间出生的新生儿死亡人数，我们采用了死亡率较低的1957年生命表，而没有考虑大跃进期间大幅度提高的新生儿死亡率。因此，这个数字仅仅是10岁以下儿童死亡数字的下限。将两者相加，可以算出在1953年到1964年之间，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了1.368亿人。孙经先算出的9365万总死亡人数，至少比人口普查数字的推算少了4318万人。下图可以将整个计算过程看得更清楚：换句话说，孙经先的假设从一开始就错了。他认为从年之间的死亡率先漏登后补登，且整体性的死亡漏报并没有发生，但事实上，这个假设将导致高达4318万人口的死亡被他遗漏。这4000多万死亡人口，孙经先就这么给算丢了。看到这里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孙经先不知道他的假设和人口普查数字存在这样大的矛盾吗？恰恰相反，他意识到了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与他的假设相矛盾，因此在文中有意漏掉了1964年普查的数字，写道：我国在1953 年和1982年分别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两次人口普查的质量得到公认，为研究这期间的我国人口变动树立两个基准。只剩两个基准了，仿佛1964年普查不存在似的。事实上，1964年的二普、1982年三普和1990年四普都被人口学界公认为十分准确的普查，从1964年的普查数字来推算1982年的人口，结果会拟合得非常好。孙经先选择性遗漏了1964年普查，那么他自己的计算，和他本人所树立的“1982年基准”有没有矛盾呢？根据孙经先的论文《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的表格9，年间共死亡了2.088亿人。而根据年两次普查数据以及1975年死亡率，可以画出和上图类似的表格：使用1963年生命表来计算年的出生人口的死亡情况，可以算出1982年的28岁及以下人口从出生开始的总死亡人数为7267万人，29岁及以上人口死亡1.865亿人，死亡总数达到了2.592亿人。同样，由于1963年死亡率并不高，我们算出的28岁以下人口的死亡情况仍然是估计的下限。将区间扩大到1953到1982年，这个期间的死亡人数仍然比孙经先的估计要高出5031万人。如果说用63年生命表来估计53到82年间出生人口的总死亡情况仍然太过保守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尝试采取一种更为极端的假设——所有在53到82年间出生的人都以81年死亡率生存。这种假设下，一个50年代出生的孩子将享有80年代初的卫生医疗水平，从而使5岁前的死亡率下降到了50年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可以说是对儿童死亡人口估计的下限中的下限了。但即便在这样激进的假设下，53到82年间出生的人口，在82年普查之前仍然已经死亡了1860万人。加上53年前出生人口的死亡，仍然有2.255亿人，比孙经先的计算高出1669万人。看来，在孙经先的计算中，那些53到82年间出生的人口的死亡率比起21世纪的中国还要低。孙经先的假设，不仅与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有着4318万人的死亡差额，就是与孙经先本人奉为“基准”的1982年普查数据，仍然有超过5000万人的死亡差额。进行这么一个离谱的假设，只是为了要减少1953年到1964年的整体死亡人数，方便自己缩小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真可谓藏头露尾，十分难看。孙经先的论文还有哪些严重的学术道德问题？既然已经证明了孙经先的论文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可以将它扔进垃圾堆了呢？不，这不算完。孙经先的论文除了故意进行错误的假设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严重的问题。现在，不要理会其他错误，我们按照孙经先的思路走下去，看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回到其假设：一些年份出现了死亡漏报，而这这些漏报的死亡，又会一次性在某年补报回来，从而造成该年度的死亡人数虚高。为了计算去除死亡补报后的真实死亡人数，我们需要假设两个参数：1，在死亡漏报的年份里，漏报了多少死亡？2，这些漏报的死亡人数，在哪一年一次性补回了？在不同的参数假设下，我们可以算出下表：表格 1：按照漏报程度与补报年份排列的补报年度真实死亡率和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1]上表中，横坐标为死亡漏报的程度，纵坐标为漏报死亡一次性补报的年度。每一个格子包含两个信息，分别为死亡补报年度的真实死亡率，和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以调整后的1957年死亡率为“基准死亡率”）。[2]在上表中不难看出，随着两组参数的变化，补报年度的真实死亡率和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变化非常巨大。参数稍稍变动，便会得到迥然不同的结果。站在孙经先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在表中发现，为了同时达到两个目的：1，尽量压低非正常死亡人数，2，不要让补报死亡年份的真实死亡率低得太过离谱，那么可选择的参数区间并不大。首先，必须排除真实死亡率低于10‰的参数——否则，补报年份的真实死亡率看起来就太低了。此时，表格最右边的部分不能选择，因为如果漏报太多，一次性补报也就越多，那么在补报年度就会有更多的死亡数字来自死亡补报，余下的真实死亡反而会降得过低。那么，只能选择黄色部分的格子。其次，排除非正常死亡总数远高于500万的格子——否则，非正常死亡太高，本文的目的就无法达到。那么，只能选择蓝色的格子。因此，孙经先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能选择两个条件都满足的绿色的格子，即死亡漏报在12%到20%之间，同时在1960年一次性补报。孙经先的确是这么做的。在《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他假设54到58年每年死亡率漏报了12%，这些漏报的死亡人口在1960年一次性补报。让我们继续站在孙经先的角度上思考。如果我在撰写一篇正常的学术论文，那么在这样一个对参数十分敏感的模型中，就必须要找到十分确凿的证据，以说明所使用的参数的确符合现实。如果证据比较弱，或不支持一个特定的数字，那么我就必须在一个区间内测试模型结果，来说明虽然证据不足但结果仍然稳健。来看看孙经先为他选择的两个参数找到的证据。随着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发布和真正落实（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 年前后），这些漏报死亡人口的户籍在1960 年前后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1958年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的形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才在法律意义上建立起来了……由于要进行准备，并且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户口登记条例》的实施被推迟了。这个条例的正式实施是在1959年下半年的秋天到1960年、1961年。——《统计与政治（研讨会记录稿）》《户口登记条例》实际上是三年困难时期才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由于这一条例的实施，死亡漏报的情况也应有大幅度减少，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真是让人目瞪口呆的“确凿”证据。第一，在前两篇文献中，1958年出台的条例和死亡补报到底有什么关系？文中并未进行任何说明，只是假定在该条例出台前“相当数量的人口已经死亡但没有及时进行死亡登记”而出台后漏登死亡被注销。实际上，根据1964年生命表可以发现，死亡漏报一直到1964年仍然在持续，在1975年也没有停止。该条例的出台与否，和从死亡漏报到一个子虚乌有的“死亡补报”的转变，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为什么条例在1958年出台，却没有选择1958年作为死亡补报的年份，而非要选择1960年呢？又是要准备，又是要发动大跃进，生拉硬拽地把一个1958年的条例拉到1960年生效，仅仅为了避免表1中第一行的情况出现（非正常死亡人数始终高于800万）。第三篇文献，更是完全不用证据了，用上了套套逻辑——根据假设算出了“事实”，再根据“事实”说明假设是正确的。按照这种随意的解释，为什么孙经先不以“1960年的大跃进正如火如荼”为理由再把条例生效日期推迟一年，到1961年再进行死亡补报呢？看看表1就明白了——此时1961年的真实死亡率会被降得太低，“看起来不合理”了。再来看第二个参数的证据。孙经先将年死亡漏报率被设置为12%，凭什么？我们把1954－1958 年期间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这是保守的估计（按照科尔和蒋正华先生的估计，这一期间的死亡漏报率高达40%以上）。如果我们把这一期间死亡漏报率由12%继续向上调整（我们倾向于这样做），则1959－1961 年期间的死亡率就要继续下调。——《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上述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我国这一期间的死亡漏报率为16%—18%，充分说明了“我们把1954—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这是保守的估计”这一说法是谨慎的、留有余地的，也是无可非议的。——驳洪振快《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1958年1月颁布《户口登记条例》，可以认为这一年死亡漏报率应有所下降。假定其为1957 年的一半。——《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又是一个令人叹服的“证据”。在第一篇文献中，既然在Coale和蒋正华的估计中死亡漏报达到40%，且孙经先也“倾向于”将死亡漏报调高，何不从40%开始，计算在一系列参数影响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呢？为何要“暂定”为一个没头没脑没根据的12%？很简单，在死亡漏报提高到24%时，大跃进期间就不仅没有非正常死亡，还反过来比其他年份少死亡200万人，1960年死亡率也降低到8.38‰——这实在是太反常了，太“不合理”了。在孙经先最近对洪振快的反驳中，他又声称他已经为这个没头没脑的12%在事后找到了证据。但稍一检查，我们就能发现这个说法的问题：既然事后找到了16%到18%的漏报率，那么按照孙经先的模型，将12%改成18%，结果会如何呢？在孙的论文《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根据12%的死亡漏报率，可以算出从1954到1958年漏报了505万死亡人口。如果死亡漏报率上调至18%，死亡漏报人数立刻上升50%，至757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从1959到1961年需要进一步扣除的补报死亡人数，又多了252万人。这么一扣除，连孙经先自己算出的250万“营养性死亡”人口，都完全被扣光了——数字一改，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就完全消失了！孙经先当然没有这么做，为了保证其结果看起来合理，孙经先在之前文献支持40%漏报率，在生命表支持16%到18%漏报率的情况下，选择了一个毫无根据的12%作为其第二个参数。[3]既有一点非正常死亡，又不至于太多，12%可真是一个刚刚好的数字呢。在第三篇文献中，既然之前已经假设《户口登记条例》在1960年才会施行，为何它又对1958年的死亡漏登率有影响？既然在这里假设《户口登记条例》已经部分起作用并使使1958年的死亡漏登率减半，为何前文又要假定漏报的死亡完全不能在1958年补报，非要一个不少地拖到1960年才能补报？设置参数的“证据”完全自相矛盾，讲到哪里是哪里，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一个数学教授的手笔。虽然没有证据，孙经先也不打算给出任何稳健性检验，来说明参数变动对结果的影响大小。例如，为什么要在1960年补报而不是？为什么漏报了12%而不是8%或者16%？如果选择其他的参数会有什么结果？既然没有扎实证据，那么不同参数给出的结果稳健吗？这一系列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回答。只有“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一样的逻辑。当然，看看表1，我们就能理解孙经先的“煞费苦心”——一旦做了参数检验，反而就更需要证据来证明参数的准确性了。在这里，孙经先的潜台词已经呼之欲出是：要得到我想要的结果，只能选择这样的参数，自然不可能找到对应证据。让我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在一篇正常的学术论文中，可能会先有一系列假设，然后在假设上建立模型，而后根据一些证据设置合适的参数，最后模拟出可能的结果。而孙经先的论文，首先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建立了错误的死亡漏报补报的模型，以致于和两次人口普查出现了四千万到五千万人口的差额。而且，这篇论文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决定其参数的大小，尽管其模型对其参数非常敏感。相反的，孙经先首先确定了看起来最“合理”的结果，然后反过来凑了两个数字，再装模作样地提出了一系列“套套逻辑证据”。事实上，就连孙经先自己提出的250万“营养性死亡”，也会在孙经先一个参数的改动下，完全消失。使用孙经先的“模型”，使用同等分量的“证据”，我们可以给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赋予任何数字，不仅可以算出250万，也可以算出5000万以上甚至零以下的数字。这样的“论文”，却能够得到一批人的支持，真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孙经先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呢？Misrepresent speculations as fact. 将猜测曲解为事实——Panel on
Scientific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nduct of Research这是学术欺诈，属于学术不端的一种。而且孙经先的欺诈行为，相当严重。对孙经先的这一系列行为，我的建议是：1，将孙经先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经济纵横》上的两篇相关论文撤稿。同时，相关编审人员也需要检讨：为何这样一篇带有欺诈性质的「学术论文」能够被刊登？2，审查孙经先教授至今发表的所有论文是否有类似的欺诈行为。对那些被孙经先的论文蒙蔽的人，我的建议是，提高自身水平，防止再度上当受骗。而对另外一些明知孙经先的学术欺诈，却仍为其摇旗呐喊的人，我无话可说。[1] 该表格的模拟与孙经先论文中的模拟有些许不同，可能导致非正常死亡总数产生一些差异。[2]死亡补报年度的真实死亡率计算：首先计算在该漏报程度下之前年份的总漏报，再将该年度报告死亡人数减去总漏报死亡人数，最后除以当年人口。因此，当漏报越严重时，在死亡一次性补报的年度，用总死亡减去死亡补报后得到的真实死亡率越低。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计算：使用了之前算出的历年死亡率，减去1957年基准死亡率后，分别乘以当年人口，最后加总。[3] 孙经先在《经济纵横》上的论文试图寻找死亡漏登的证据。他根据57年生命表，算出当年死亡率被低估16.34%。但根据63年生命表与75年生命表，1963年死亡人口仍然漏登了6.9%，1975年死亡人口漏登了9.7%；而孙经先为了证明1960年后就没有死亡漏登，选择性地只引用了1957生命表，并将1963的算出的漏登率篡改为3.28%，这属于更加恶劣的篡改数据行为。后记：许多人读过我年初写的这篇文章（），他们虽然能感到孙经先的方法有问题，但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有问题、出了错」那么简单。孙经先是沿着「先确定想要的结果——故意扯一个错误的模型——凑两个合意的参数——挑选部分证据而隐藏其他数据」这样一条畸形的路径进行研究的。他的整个论文，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数据筛选，例如使用64年普查的死亡率，但是就是把64普查的总人口藏起来，只是因为前者支持他的假设而后者不支持；用了57年生命表来证明死亡漏报，却选择性无视63生命表和75生命表仍然支持死亡漏报，虽然他们在其所引用的年鉴上仅有一页之隔；引用其他作者的数据，对两行相隔的数据只用其一，另一个不支持自己的数据就当作没看见。这完全是按照蓄意欺骗的节奏在写「论文」。我很后悔，说着要打苍蝇，却天真的以为孙经先只是把自己绕进去了，因此没有下狠手，导致越来越多人被蒙蔽，甚至开始怀疑大饥荒是否存在，以至于今天要写第三篇关于大饥荒的答案。第一篇在这里（）直到今天，我读了孙经先所引用的所有材料，才发现并非如此，他不是把自己绕进去了，他是在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的同时，继续这么写。学术不端这顶帽子，不是我硬要送给他，而是孙经先当之无愧。真的真的希望，不要再让我有机会写第四篇了。
中国在1959年至1961年，真的经历了大饥荒并且因此饿死几千万人吗？请参照的回答以上有浅显的回答 关于这个问题有专门的一篇专栏对谬误处逐一揪出。这里我简述结论：====1、填平人口非正常变动孙经先认为：所谓「人口非正常变化」，其实都是「户籍人口登记错误」。在年，就是有这么一大批户籍人口因种种原因漏报了，但他们在1965年至1979年又逐渐补报了回来。如图——【人口非正常变化数】表，红色部分约等于蓝色部分所以一个漏报，一个补报，就可以把所有的「人口非正常变化」给解释干净。3000万分摊出去，a.虚报1144万（+）b.注销1144万（-）c.又漏报1510万（-）（b+c，人口就“非正常”了2654万）d.把1510万又补报回来（+）然后孙脑洞就填平3000万了。====2、填平死亡率孙经先继续使用老办法：既然前文已经「证明」了户籍可以虚报和注销，死亡怎么就不能漏报和补报呢？这真是一个天才的想法。如图——【死亡率】表，孙脑洞把1960年的大坑填到，完美填满。不过如果这样填——还是死一票如果这样填——！！1960年我国死亡率突降！！天赐神恩啊！！所以，孙脑洞的证据能不能当证据大伙自己看。======结论：孙脑洞乃天赐奇才。
跟下面这位比起来，孙近先就是不折不扣的民科。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5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森对于饥荒问题所做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出版于1981 年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在这部书里，他向从未遭到质疑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种观点认为造成饥荒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食物短缺，故往往发生在旱灾或洪涝灾害之后。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等贫穷国家和地区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例如 1974 年孟加拉国饥荒，就是由于当年该国发生水灾引起食物价格飞涨，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急剧减少，收入大幅降低，使得他们无力购买粮食，从而陷入饥饿境地造成的。他认为，要想彻底弄清饥荒的形成机制，必须仔细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进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致使某些群体连果腹这样应得的基本社会福利都无法获得。森对于饥荒问题的兴趣源于他的个人经验。他在9 岁时亲身经历了1943 年孟加拉大饥荒，这次饥荒造成了三百万人死亡。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经他后来研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指出，当时的印度有着充分的粮食供应，只是由于大量的农工失去工作，贫穷如洗，从而失去了购买能力，粮食的分配途径遂因此而被阻断。通过审慎考察近年发生的重大饥荒的环境条件和形成机制，阿马蒂亚·森指出，在许多饥荒的实例中，食物的供应能力实际上并未显著减少。相反，正是另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如工资降低、失业、食物价格腾贵、食物分配系统崩溃等，造成了社会中某些群体的人们陷于饥饿。换句话说，饥荒的形成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无消费——这些人的粮食消费权利被废止了！这样的饥饿群体，总是无钱无权的底层民众。森用他少时的经验告诉人们，灾荒年代受苦最深，乃至大量死亡的，永远是在社会阶梯上处于低端地位的人，特别是那些根本无阶梯可上的农业劳动者。他们处于完全无法采取行动的状态——既无从获得食物，也无力逃避灾祸。一个国家的阶级特征在灾荒年代表现得就是这样突出！森的结论是：饥荒不仅源于食物的缺乏，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饥荒既然多属人祸，那么它就不是不可通过尽人事以求避免的。饥荒出现的时候，也正是需要政府积极发挥职能的时候。由于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便可通过适当的就业方案，如实施某些公共工程等，提高穷人的收入，使他们有能力购买食物，同时严格平抑物价，使之保持稳定，从而防止饥民产生乃至死亡。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只要政府采取了得当的干预措施，也能顺利渡过严重的水旱灾荒， 1973 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都是例子。政府对人民遭受灾难的反应，取决于它受到的压力。投票选举、批评、抗议等行使政治权利的方法，都是施加压力的手段。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实际上不难预防。面对选举、反对党和独立报纸，一个民主政府除了竭尽全力，采取合理的救灾手段以外，别无选择。相反，非民主国家易于发生灾难，致使哀鸿遍野，就在于受难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 年，而自1947 年独立，有了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后，便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殖民地、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森是一位坚定的政治自由的捍卫者。他相信在运转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面，饥荒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那里的国家领导者必会更为负责地听取公民的要求。总之，森的结论是明确的。他绝不相信灾荒和饥馑是不可化除的天谴。如下这一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的名言，就是他的观点的总结：“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森也曾分析过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结论并无两样。1960 年前后饥荒的死亡人数据不同的统计来源，在2200 万到4000 万之间，为世界有史以来所仅见。近年有关研究文章除承认当时确有粮食减产外，也指出了若干重大的决策错误。以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为例，原因即有：粮产大幅下滑、由浮夸风虚报造成的大幅粮食外调、受极左路线危害比他省为烈、为保京、津、沪而向三城调粮等。于是世代衣食无忧的天府之国村有饿殍，成为全国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940 万—1000 万）。当此之时，主政西南包括该省在内的方面大员却出语惊人：“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千百年来，历朝天子，但遇凶岁，犹知下诏罪己，以为因应。大员的冷漠正可做森的理论的绝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