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70年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轰轰烈烈、筚路蓝缕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曾经经历过动荡与曲折。本文将从宏观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与货币金融这四个角度，来总结与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一、宏观经济增长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与人均收入均显著增长。如图1所示，中国现价GDP由1952年的679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90.03万亿元，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952年的119元增长至2018年的64644元。不过，无论是GDP总量的增长，还是人均GDP的增长，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改革开放的40年内。1953年至2018年这66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8.4%。在1953年至1977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6.5%，而在1978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速上升至9.5%。从图2中也可以看出，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GDP增速的波动性显著下降。这一方面与国内外环境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从通胀（GDP平减指数）变化来看，中国通货膨胀率有一次超过20%（1994年），有四次超过10%（1961年、1985年、1988年、1993-1995年）。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通货膨胀水平与1980、1990年代相比显著下降。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持续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名逐渐上升。如图3所示，中国GDP总量分别在2005年、2006年、2007年与2010年赶超法国、英国、德国与日本，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此之快的赶超速度，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可谓罕有其匹。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1957年中国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9.2%，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仍然仅为美国的9.3%，但2018年中国经济总重量已经达到美国的66.2%（图4）。不过，中国人均GDP目前距离美国仍有较大差距，1957年、1978年与2018年，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的比率分别为2.5%、2.2%与15.6%（图5）。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赶超，不论从总量意义还是人均意义来看，均完全发生在改革开放这40年内。这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二、宏观经济结构在建国之初，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952年，农业产出的GDP占比达到50%，且农业的就业占比高达84%。总体而言，在新中国建国70年以来，农业的产出与就业占比持续下降，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出与就业占比持续提升。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如图6所示，就该产业产出占GDP比率而言，制造业的上升阶段主要在改革开放之前，而服务业的上升阶段主要在改革开放之后。从具体时点来看，从1970年起，制造业产出占比持续超过农业，成为中国产出占比最高的行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式进入工业化时代；从2012年起，服务业产出占比持续超过制造业，成为中国产出占比最高的行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不过，如图7所示，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动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尽管农业就业占比持续下降，但直到2011年，服务业就业占比才超过农业，直到2014年，制造业就业占比才超过农业。事实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农业人口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流动，一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内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我们也可以从支出法角度，来分析三大最终需求占GDP比重的变化。如图8所示，总体而言，从1962年至2010年期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持续下降，由1962年的83.8%下降至2010年的48.5%，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率持续上升，由1962年的15.1%上升至2011年的48.0%。不过，从2011年至今，最终消费占GDP比率重新持续上升，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率总体上趋于下降。货物与服务贸易净出口占GDP的比率在2007年一度达到8.6%的峰值，但自2007年以后逐渐下降，2018年仅为0.8%。中国长期以来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高储蓄率的支撑。如图9所示，中国国内总储蓄率在1962年至2010年期间总体上持续上升，由1962年的16.2%攀升至2010年的51.6%。不过，从2010年至今，中国国内总储蓄率已经开始持续回落。与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占GDP比率变动相对应的，是中国贸易依存度的变化。如图10所示，中国贸易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以来显著上升，并自中国加入WTO之后加速上升，在2006年达到64.2%的顶峰。但截至2018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下降至33.9%。这说明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张，中国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已经显著下降。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部门占比来看，在1996年至2008年期间，居民部门占比总体上持续下降，由67.2%下降至57.6%，降低了大约10个百分点。而在同期内，企业部门占比则由12.8%上升至28.3%。但从2008年至今，居民部门占比转为上升，而企业部门占比转为下降。而在1992年至2016年期间，政府部门占比先降后升，其中1995年是最低点。三、人口结构1949年至2018年，中国人口总量由5.4亿人增加至14.0亿人（图12）。其中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则由1949年的36.1%上升至2014年的57.1%。不过，从2014年至2018年，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已经开始持续下降，2018年为55.6%。这背后反映了令人忧虑的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如图13所示，中国工作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比重在2010年达到74.5%的顶峰，到2018年已经下降至71.2%。同期内，老年人口占比则由8.9%上升至11.9%。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会快速攀升，这将导致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率不可避免地显著下降。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中国城市化进程在改革开放后显著提速。如图14所示，中国城镇人口占比在1949年仅为10.6%，到1977年上升至17.6%，而到了2018年，该比率已经达到59.6%。如图15所示，国有企业非但不是吸纳农民工的主力军，反而国有企业还在向社会释放劳动力。国有企业就业占城镇就业的比率，由1978年的78.3%持续下降至2018年的14.3%。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经济体增长的效率。如图16所示，尽管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在2000年之前波动率很大，但自1979年至2007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总体上是上升的，由1979年的5.4%上升至2007年的13.7%。但在2007年至今这段时间内，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总体上持续下降，截至2018年已经跌至6.6%。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持续下降，说明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效率的持续放缓，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四、货币金融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价格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如图17所示，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率在1985年至2016年期间不断攀升，由1985年的57.1%上升至2016年的209.5%。有观点将M2/GDP比率的上升归结为中国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并认为这是导致中国房价持续上涨的根源。其实，M2/GDP比率持续上升，与中国银行业主导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格局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受近年来中国政府金融去杠杆、控风险行动的影响，中国的M2与GDP比率在2017、2018年已经持续下降。图18反映了中国各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对规模。不难看出，商业银行目前仍是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力量。商业银行总资产占GDP比率高达300%。总体而言，中国股市总市值占GDP比率在2000年至2018年期间没有显著进展，2018年股市总市值占GDP比率与2000年基本持平。相对于股市，中国债市的发展程度要稍快一点（债市市值占GDP比率由2002年的23.1%上升至2018年的64.9%），但和商业银行总资产相比依然不够快。中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占GDP比率的提升也很缓慢，截至2018年仅为14.5%。1995年至2018年，中国经济总杠杆率由GDP的98%上升至244%。其中两个杠杆率上升得最快的时期分别为1995年至2003年以及2008年至2017年（图19）。从部门分布来看，当前中国的杠杆率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2018年高达GDP的154%）。不过，过去10年来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也不容忽视（2008年至2018年，居民部门债务由GDP的18%上升至53%）。杠杆率的快速上升意味着金融风险的积聚与显性化。而从2016年年底起，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金融业降杠杆、控风险、严监管的行动。2018年中国国民经济杠杆率已经开始不升反降。我们认为，当前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相关风险、地方债相关风险与影子银行相关风险。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与实体经济相比，中国虚拟经济部门与房地产部门发展过快。如图20所示，中国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快速上升。尤其是金融业增加值比重在2015年已经超过了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这说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金融空转与脱实入虚。随着中国政府金融监管的加强，相关风险目前已经得到了初步抑制。然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这一攻坚战尚未完成，依然任重道远。随着中国逐渐融入经济与金融全球化，中国国际收支的规模与重要性均在持续上升。在1999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的国际收支曾经出现过持续的经常账户与非储备金融账户双顺差。在双顺差期间，资本持续流入、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中国央行还不得不对外汇占款进行冲销。不过，如图21所示，自2012年至今，中国国际收支的波动性显著增强，一方面体现在经常账户规模持续缩小，另一方面体现在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余额的方向与规模大起大落。2014年至今，中国总体上面临短期资本外流与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图22）。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过快贬值，中国央行曾经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中国外汇储备距离顶峰时期缩水了大约1万亿美元。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依然面临着一定的贬值压力（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重新加剧时）。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运动方向将主要取决于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的增强，总体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未来将呈现出双向波动之态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过去若干年持续单边升值或贬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张明
中国经济货币化的演变及反思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中国经济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非市场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货币并没有完全等同实物资产享有等同的收益率。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专业性或政策性银行拥有占资金市场80%以上的资金,而其中按市场原则贷款经营的货币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货币经济的要求。另据1993年《中国经济年鉴》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9.36%,基建贷款几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粮棉油、外贸出口收购贷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仅为8.46%,特区、开发区贷款利率更低,仅为2.88%,远远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1991年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84%和8.46%,德国为7.62%和12.46%,贷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货币作为社会资产的形态,参与了社会收益平均分配,显示出成熟货币经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贷利率差,可以说已经比较顺畅,货币经济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呆坏账现象,使相当一部分货币资产并没有获取社会收益。如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任意扩大化等,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对货币资产形态的忽视,由此引发了争贷款而不计利率的现象。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仍归因于中国经济中虽然货币投放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并没有体现出真实价值,没有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因此,货币投放量的多少,在中国经济中和物价联系并不太紧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还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货币化不太高阶段,离成熟的货币经济尚有一段路要走。当然,中国目前经济货币化状况,比较改革开放前已大为改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经济货币化必将随之加深,使中国经济步入成熟货币经济时代。从目前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紧张情况也可以看,经济货币化中的经济主体已提出了货币经济深化的要求,表明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中国经济货币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挠的趋势。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货币市场化必将不断深化。
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十年，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十年。理解这十年，方可洞察过去、预见未来。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博士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演进的历史性回顾与前瞻性探索。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并很快波及全球。2008年第三季度，受出口萎缩拖累，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当年1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了“四万亿计划”。2009年2月，国务院审议通过包括钢铁、化工、有色金属、汽车等在内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同期，央行政策取向转为信贷与货币政策双宽松。在一系列“稳增长”措施的带动下，中国经济率先企稳。中国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及时采取措施稳定增长不无关系。宏观政策的调整使得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这些刺激政策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引发多重风险。十年来，中国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债务风险加剧。稳增长、防风险已成为现阶段宏观调控的两条底线。特别是，要明确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逻辑顺序，现阶段防风险是稳增长的前提。1 金融危机前后 宏观经济政策的回顾世界经济危机是2007年从美国开始的。中国情况比较特殊，中国在2008年有一个重要事件是奥运会。全社会的关注点是奥运会，经济上也是热火朝天。2008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是收紧银根的一个标志，是防止经济过热的一项政策。也就是说，2008年全世界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浑然不知，还沉浸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之中，还在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到2008年下半年，等奥运会的圣火熄灭之后，我们发现世界经济满目疮痍，这时我们采取了非常激烈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快速下滑。这一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史罕见地向两个方向使劲：上半年在防止经济过热，下半年在防止经济快速下滑。因此200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政策调整到保增长。之后，保增长、稳增长就一直出现在我们的政策目标里。到2016年年底，防风险也被纳入进来。2016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防风险，尽管是放在最后一部分，但实际上可以说这翻开了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新篇章。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来把防风险作为攻坚战之首。2 稳增长政策的 成绩与问题如果把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当作一个长周期来看，这段时间的中国宏观经济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这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大变化：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件事情本身是历史性事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我们伟大复兴的目标”。第二个变化也很重要。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成为世界最核心、最主要的贸易国这件事情，也反映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第三个变化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2014年中国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这三个变化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都是历史性事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资本净输出国。这三个变化恰好发生在2008年危机之后。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迎接胜利果实是在2008年危机之后。所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是错峰发展的，在其他国家经济大规模下滑的时候，我们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这里的“一定”很重要，“一定”的背后是我们有很多措施。这些措施有正向作用，也有负向作用。正向作用不需要说太多，但是问题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因为问题导向才是所有经济政策的出发点。稳增长政策所积累的风险逐步显现，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债务—投资”的驱动模式。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了流动性的短缺，很多企业经营难以为继。这时就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了量化宽松的政策。美国是一个过度消费的国家，他们采取的宽松政策是向私人企业注资。我们采取的方式是直接向国有企业注资。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奥妙，在这里；我们的困难，也在这里。西方国家私人资本的投资一定要收回来，美国在几年之后把投资都收了回来并且赚了钱。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经济总体的杠杆率持续上升。债务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所以说现在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债务增长来推动的。另一块就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我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达到166.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段时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出现在居民部门——杠杆率突然上升，家庭部门风险隐现。居民借了钱，投入到房地产中去，降低了实际消费能力，其他消费受到制约。除了债务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现在我们投入2元的货币发行带来1元的GDP，在2006年的时候获得1元的GDP只需要投入1.2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反映了国家经济增长对于货币制造的依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不同领域的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现在房地产还是处在高位运行。另外，人口、资源、资本这些传统的红利在消失，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明显下降。现在我们投入巨大的货币换来的增长与货币投放是不成比例的。传统的货币学理论认为，更多的货币追逐同样多的商品会产生通货膨胀。但中国发行了很多货币，商品还是这么多，却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这是中国的一个机遇，刚好我们在产能过剩期。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既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也是前期经济刺激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些政策有两面性：一方面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积累了风险。增长在一端快速地显现，风险在另一端快速地积累，这是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3 宏观调控思维 转向以防风险为核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经济危机以来的调整转换期——宏观调控思维转向以防风险为核心。2009年提出“次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第一次比较正式地做出研究报告，反映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换。2014年我出了一份报告：新常态下宏观风险的缓释机制。我们认为，宏观风险已经很高，要建立一种缓释机制，因为不能任由风险爆发。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有效的破坏手段，让经济重新回到均衡，有积极的意义。中国一直没有发生危机，我们也不想发生危机。但要建立缓慢释放风险的机制，危机的苗头出现时让危机往后延，不能不消化。特别是要防止出现巨大的破坏性风险，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思考。2016年年底，我们提出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的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防风险，2017年加大了防风险的政策力度。2017年6月，我们提出警惕违约风险的爆发引发金融市场波动。2017年12月提出防止监管踩踏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的超预期释放。我们进一步提出2018年是发展的普通年、监管的特殊年。为什么宏观调控的重心要向防风险转换呢？我国债务风险已接近临界点，然而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们国家没有发生过大的经济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取得了耀眼的成绩，这足以证明我们的调控能力。我们也没必要害怕危机，金融危机可以帮助消除某些问题，打开资源重新配置的新局面。中国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能够应对小危机，中国的企业有防风险的能力；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提高，也能防范一些小风险或局部风险。在整体债务水平很高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防范小风险捆绑进而变成大风险，警惕危机的发生。非预期收紧是指在特别的环境下突然采取比想象过激的措施的时候，有可能因为一种过激措施超出预期而产生债务危机。货币政策非预期收紧引发经济危机有三种路线图：第一种是引发企业资金链断裂。第二种是整体流动性紧张。金融机构不愿意把钱拿出来，整个金融交易出现问题，市场的信用就出现问题，票据不能兑付，想卖的卖不掉，后续安排不能实施，整个经济也要出现问题。第三种是市场交易引发的资金链断裂。从历史经验看，大多数经济危机是由金融系统危机引起的。美国经济危机之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先出问题然后冲击到实体经济。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过度的金融化和货币化，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发展，这就是危机的起因。2008年美国的危机是一段时期内放松监管导致过度的货币化、金融化造成的，但美国在危机之后采取的是量化宽松政策，本来就很宽松，还要继续量化宽松，进一步投放货币。一切都指望时间这个伟大的窗口，却忘记了开越大的窗口就有越大的容量待消化。我们要看到金融危机本身。中国史无前例地把防范金融危机放在金融攻坚战的首位。产能过剩不会引发系统性危机，部分钢厂、煤矿关闭不会出现大问题，有很多的替代品刺激经济。唯独金融这个总阀门打开不是一个小的品种的问题。我们分析发现，全世界金融体系高度的顺周期性加剧了危机的爆发与传播。所谓顺周期，就是经济越好，越借钱，债务规模越来越大。等到一个拐点的时候，危机就爆发了。全世界的大危机都是以这样的逻辑发生的。因此，发生一些小危机以释放风险是有必要的。危机的发生是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过程，有些企业要发生破产，不配得到社会资源；资源要用在好的企业中。危机是双刃剑，我们不讲其破坏作用，好的一面是它能带来重组、新的技术革命、新的结构。关于经济政策有很多说法，但底线思维是最重要的，不能放松的底线是保增长、防风险，其他的都可以说是中长期的，如调结构、惠民生，都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但保增长和防风险一天都不能出问题，防风险出问题就会导致大风险，增长垮下去也不行，这两件事情是大的底线思维。双底线思维的核心是这两个底线之间是有辩证关系的——谁处在优先位置、谁是前提，这才是我们研究双底线思维的最大价值。把防风险提上日程之后，2017年这一年中央高层对防风险一再提出要求，特别是把防风险列在三大攻坚战之首，并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这一点，体现了我们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三大攻坚战分别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十九大报告中仍然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首位，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防范金融风险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台了很多防范风险的政策，包括控制宏观杠杆率，总体上讲就是要把总债务水平降下来，这是总龙头。另外就是要完善监管，对金融监管体制做了调整，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也做了很大的政策调整，“开前门”“堵后门”，特别是打击违规举债，这给了地方政府很大的压力。我国宏观调控的思维是双底线的思维，是稳增长和防风险相辅相成，既要防风险又要稳增长，并且这两者互为条件、互为前提。即便如此，两者之间还是有重点的，一方面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速度至关重要，没有稳定的增长，就没有时间窗口，就无法为防风险创造条件。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出现风险的时候，保持稳定增长就是不出大风险最重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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