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4日讯，马上就要过年了。一到春节，可真是忙得热火朝天。但对于北京来说，春节却可能是一年中最为“冷清”的时候。马路空了，地铁空了，写字楼也空了……可你又是否知道，时光倒退六十年，北京的春节并不是这样的。

50年代的春节：解放味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生于五十年代”的北京人，对于春节最大的记忆，是困窘的日子里难得的几日丰足。

作为首都，每年春节，都有大批猪牛羊肉运入京城。

也有农民趁着过节，早早地背着自家的鲜鱼到市场上兜售。

1956年 农民在北京西郊海淀镇自由市场出售鲜鱼

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已经够一家人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

但即使这样并不高的要求，有时也得凭紧紧巴巴攒下来的票证，到供销合作社去购买。

至于糖果、零食，也是过年才见得到，舍得吃的东西。

工人买糖果过新年。北京日报 冯文冈/摄  1953年02月11日

当时过春节，除了吃好的，最大的乐子就是逛庙会。

庙会上吃的多，玩的也多，对于孩子们来说，大人给买个风车或者一串糖葫芦，他们就举着到处疯跑。

春节厂甸庙会 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长串的糖葫芦

条件好点的，做一身新棉袄，买上一条围巾，春节是说服自己置办新衣最好的时机了。

春节前国棉一厂女工在百货公司郊区门市部购买过节用品。北京日报 李晞/摄

至于面包和蛋糕，那是一般人吃不上的“奢侈品”。

义利食品公司在春节期间为市场生产大批高级糕点 。北京日报 王一波/摄

60年代的春节：革命味儿

波折坎坷的60年代，北京的新年是“革命味儿”的，老北京过的是“集体年”。

单位发票看电影、操办游艺会、团拜会。街道统一发票证、购货本，组织打扫卫生。

不少“生于六十年代”的北京人可能听到过自己的哥哥、姐姐这样向父母拜年：

“爸爸同志、妈妈同志，春节好！”

连年夜饭，有的都是在公共食堂解决的。

平日里粗粮细做难见荤腥，除夕夜的富强粉肉馅饺子就显得分外香。

崇文区幸福大楼居民欢欢喜喜过春节

对于孩子来说，春节永远是快乐的。糊个纸灯笼，红色小鞭炮拆开来单个儿放，都能让快乐延续一年。

70年代的春节：改革味儿

风起云涌的70年代，从“上山下乡受教育”到“恢复高考”，从“打倒美帝”到“中美建交”，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北京的春节越过越充满了“改革味儿”。

70年代初期，物质还不够丰富，买个年货甚至要批条子。

春节置新衣，好容易扯到布了，还要在自己或者邻居的缝纫机上连夜赶出来，在初一那天穿上，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

娱乐节目远没有今天丰富，能够买台收音机，年三十围着一起听就很幸福了……

一家人围在收音机前听广播

排队给远方的亲人打电话也成了过年一景，那个年代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城里的家庭难得相聚，因此这个电话尤为珍贵。

东单电话局成为人们打电话常去的地方

到了70年代后期，吃的东西越来越丰富了。大核桃巧克力、话梅糖等恢复生产，蛋香饼干、香酥饼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种新产品安排生产供应。

人们放鞭炮、包饺子、发压岁钱、互相拜年，这些传统习俗没有丢。

80年代的春节：开放味儿

进入80年代，北京几乎改变了一个国家庆祝春节的方式。

1983年，央视第一届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一炮打响。

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晚现场

李谷一一口气唱了《乡恋》等七首歌。后来《难忘今宵》几乎成了每届晚会的结束曲。

过年看春晚，几乎成了全国人民的“春节标配”，生产了无数人们耳熟能详的“大腕”。

姜昆、李文华在春晚表演相声

一度停办的庙会恢复了，许多传统小吃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

1985年骑驴逛庙会是北京白云观庙会的一绝，备受儿童们的欢迎

1988年，买盏龙灯欢庆龙年

80年代，年礼的文化味儿渐浓，明信片、贺卡、挂历流行起来。曾经风行一时的暖瓶、脸盆、枕巾、台布，问津者日少。

同时，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四大件开始走进寻常人家。过年的时候，人们纷纷置办大件。

人们兴高采烈地抱着牡丹牌电视机

京城也刮起了一股“彩色旋风”，街头出现了西服、夹克、牛仔、羊绒衫、防寒服、皮大衣，单调的黑灰蓝被打破。

人们用各式各样的衣服，以自己的方式与新时代对话。

90年代的春节：小康味儿

九十年代，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春晚也办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春晚一夜爆红。

1990年春晚，宋祖英以一首《小背篓》唱红中国，此后连续24年登上春晚舞台。

同在90年春晚火遍全国的还有赵本山。他和黄小娟的小品《相亲》给大家带来无数欢乐。

倪萍和赵忠祥的经典搭档，成了无数人对春晚的记忆。

1991年央视春晚，倪萍赵忠祥首次搭档

90年代中期，人们不满足于在家过春节，开始把春节当成黄金周。

1996年12月，海南、昆明、厦门、武夷山等国内热门路线就已经爆满。那年北京春节旅游过年的人数在10万人上下。

从这个时候开始，春节，不仅有成亿的人往家赶着团圆，却又有成亿的人往外跑。

进入2000年，北京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

地铁北京站挤满了归心似箭的旅客

北京近郊地区甚至经历了人口爆炸式增长，有媒体统计，过去十年原本人烟稀少的通州、昌平地区，人口年增长率超过10%。

一到年关，大大小小的车站，如潮的人群，成了京城一景。

北京站检票口，旅客即将搭上回家的列车

上演着“空城记”的北京，仿佛进入了冬眠，抖落一身的浮尘，享受片刻的宁静，等待来年的喧嚣。

今年，你的春节，又是什么味儿？

来源：微信公众号 芝麻匠通讯社

这几天，热搜频频被“供销社”霸榜，让这个早已淡出大多数人视野的词汇又重出江湖了一次。

客观地来讲，其实供销社的概念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不过在不同时期，它发挥的作用大相径庭。然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印象里的“供销社”，仍然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普通老百姓购买紧俏物资的唯一途径，而酒作为中国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东西，也是供销社货架上的重要一员。

虽然在今天，中外好酒都能在商超里轻易买到，但是在“供销社”全然主宰人们消费行为的时期，显然大家在酒的选择上就比较有限了。那么，供销社里都卖些什么酒？

1、散酒：经济选择，却暗藏风险

毫无疑问，在物质条件不太富裕的时代，在大部分地区，白酒都因为其耐储存、劲儿大的特点，成为了“吊打”黄酒、米酒、啤酒等低度酒的实力选手。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大部分人基本上只消费得起散装白酒。

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在改革开放以前，瓶装酒是价高且罕见的物品，普罗大众购买酒类基本都是靠散装称重的方式，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直到现在，民间普遍也喜欢用“两”、“斤”等重量单位，而不是“升”、“毫升”等体积单位计量白酒。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酒基本上都实行国家专卖政策，60年代起，国务院更是发布"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对各地的酒类生产进行登记，根据“归口管理，统一规划”的原则，也就是说所有酒厂生产的酒，必须交当地糖业烟酒公司收购，再统一分销。

所以，在分销时，一些量大、价格低廉的本地出产酒类，通常会以供销社散卖的方式卖给普通消费者，酒的品种也具有浓厚的当地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以后，酒类批发部门会对大部分的白酒“加浆调度”的方法来节省成本，所谓“加浆”其实是白酒术语，其实指的就是往酒里加水降度处理。这个降度处理虽然听上去就和威士忌生产过程中的降度一样合理，但重点是往酒里掺水的部门是销售而不是生产部门，这就导致水质、掺水量缺乏统一标准，很多时候会降低酒的品质。

此外，散装酒毕竟没有密封包装，在销售时想要往里掺点其他东西易如反掌。这也就是为什么长辈有时会提起“以前买的散装白酒喝个两斤也不上头”的缘故——大概率这酒的度数是“有水分”的。更重要的是，散装酒经常是盛在一口大缸里，上边只盖着竹编的简易盖子，打酒的人多了，也就更加容易受到储存环境的污染，实际上暗藏相当多的健康风险。好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决散装酒带来的诸多问题，国家逐渐对于散装白酒的降度处理和卫生条件做了相当严格的规定：1987年，商业部和轻工业部发出《关于由生产单位解决散装白酒酒度的通知》，明确规定了散装白酒的加浆调度工作原则上由生产单位进行，这就避免了分销过程中违规掺水的现象。

此外，该通知还规定散装白酒出厂前必须经过化验，质量、度数符合要求方可出厂；此外，酒厂必须定期向检疫部门送检，以最大程度保证白酒的食品安全。此后，对于散装白酒的监管日益完善，但直到今天仍有不法分子在生产白酒时不按标准操作，甚至以散装白酒灌入名酒包装内以冒充出售，可见监管之难。

不过即便有隐患存在，散装酒类在今天的下沉酒类市场中仍然是相当受欢迎的，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乡镇地区，散装白酒仍然是农贸市场的宠儿。

2、瓶装酒：不少已成为时代眼泪

前面提到过，供销社时代的瓶装白酒价格比较高，品质也会更加优良，诸如茅台、汾酒、二锅头、西凤酒之类的知名白酒直到今天也仍然很受欢迎。

但是，随着供销社的式微和市场经济的崛起，有一些品牌的瓶装白酒受制于各种因素，从70年代需要和供销社售货员搞好关系才能买到的“紧俏货”，变得不如往日辉煌了：- 珍酒 -现在市面上打着“茅台平替”旗号出售的酱香型白酒产品不在少数，但历史上只有这位，是国家为了扩大茅台酒的产量而官方生产的“易地茅台酒”。

70年代时，茅台酒的产量十分有限、价格高昂，但是在当地扩大生产的难度非常大，于是贵州政府就开启了"贵州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中试)"项目，希望在贵州境内找到风土与茅台镇相似的地区，建立一座“易地”茅台酒厂。

最终，研究人员选定了离茅台镇仅130多公里的遵义市北郊十字铺一带，这里四面环山，与茅台酒厂所在地的峡谷地带具有非常相近的自然风土。

最终，这款“易地茅台酒”获得了科研专家的一致好评，当时的副总理亲自给出了“酒中珍品”的题词，取“酒中珍品”之意韵，定名为“珍酒”，成为供销社的畅销瓶装白酒产品。

只可惜，它近年鲜少在品牌宣传上有较大的动作，在新一代人中的知名度比起以前下降了很多。

- 尖庄酒 -如果说供销社时代的“茅台平替”是珍酒，那么“五粮液平替”就是同为集团嫡系的尖庄酒。

从历史上来讲，尖庄酒确实也称得上“百年老酒”的称号，而且是正牌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品牌，因此在工艺、风味上可圈可点，是供销社的畅销产品，在上个世纪风靡一时。但是，由于后来市场上的五粮液贴牌、假冒产品太多，劣币驱逐良币，直接导致尖庄酒这一嫡系产品的名气和销量都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发展缓慢，令人感觉惋惜不已。- “胜洪牌”老白干 -虽然现在提起老白干，很多人会想起衡水出产的老白干产品，但是在上个世纪，供销社里最受工人欢迎、质优价廉的白酒，有很多是产自哈尔滨的“胜洪牌”老白干酒。

胜洪牌老白干的母公司是哈尔滨白酒厂，前身为“泰兴永程记烧锅”，始建于1929年，也算是历经百年风雨洗礼的老厂。哈尔滨白酒厂出产的老白干，以松嫩平原特有的优质高粱为原料，淀粉含量高、高粱含量低，对老白干的风格形成有非常大的影响。

在上个世纪，胜洪牌老白干的名气和衡水老白干不相上下，且是“53大全国优质白酒”当中，四次获奖的唯一老白干酒。只不过，随着历史变迁，它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几乎在市场上绝迹，如今，它隶属于哈尔滨滨酒酒业旗下，主打怀旧牌，以无声的方式诉说着东北过去的酿酒历史。

其他酒类：不灭的星星之火说了这么多供销社时代的白酒，那么问题来了：过去的人们有机会喝到其他种类的酒吗？答案是，肯定有。只不过只有部分地区的少数人拥有这样宝贵的机会，这取决于当地的酒类生产情况，如果当地有相应的酒厂运营（且大多为外资建厂后收归国有），当地居民的酒水选择就更多一些。比如说北京人印象里最深刻的、提着暖壶抢着打的散装“北京啤酒”，就产自早年间的国营北京啤酒厂，它原先是日资建厂，日本投降后几经辗转，最终由新中国的轻工业部接管。

这里，我还想特别提一下山东，作为酿酒大省，即使是在条件不好的上个世纪，所生产的酒类也可谓是“包揽万象”，从白酒、啤酒再到葡萄酒、洋酒，均有涉猎。以青岛市为例，国营青岛啤酒厂的啤酒产品一直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并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誉，不过前期产量比较小，价格高昂，是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品”。

计划经济时期物资供应紧张，每位青岛市民凭借青岛户口也只可以最多买5支青岛啤酒，足见之紧俏稀缺。

此外，当年青岛啤酒厂的第五车间有个洋名字叫做“美口酒厂”，前身为德国人创办的Melco葡萄酒厂，后被收归国有，从事包括葡萄酒在内的多种酒类生产。这座“美口酒厂”的产品线有多么丰富呢？从常规葡萄酒，再到味美思、葡萄甜酒之类尚可以想象，人家还学习外国技术、配制利口酒，更是自己打造了蒸馏器，生产金酒、俄得克（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之类蒸馏酒，甚至比起同时期国外的酒厂拥有更全面的产品SKU，真的算是“领先于时代”。

但是，也许是当时的人口味偏好的缘故，上世纪在市场上流通的少量葡萄酒，也多以甜型葡萄酒、配制酒为主，这点可以从马未都先生的《观复嘟嘟》中得到佐证——他形容上世纪的中国葡萄酒发黏、偏甜，颜色很深，犹如血液。

像美口酒厂这样的企业不止一家，产品种类虽然多，但是原料不足、产量有限，除去出口海外市场以外，销往全国的产品是比较有限的，售价也不低，因此可能只有少部分长辈见到过其产品。——毕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食不裹腹的年代，能有一口酒暖身暖心，已经算得上是弥足珍贵，更无暇顾及其种类了。

普洱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普洱供销集团”）是2020年8月经普洱市委和普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重点涉农产业集团，是联合社社有独资企业。

普洱供销集团主营普洱茶、咖啡等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对外贸易经营等。集团自有茶叶基地1万多亩，分布在思茅区、澜沧县、宁洱县等县区，以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种植的茶树为主。集团自有咖啡基地7000多亩，分布在思茅区、澜沧县、江城县等县区，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开发的咖啡基地。

普洱市有茶园面积304万亩，咖啡面积60多万亩。集团根据普洱市委、市政府要求，发挥龙头作用，规范普洱茶和咖啡市场，带动普洱茶和咖啡产业发展。以严格的工艺标准，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实惠健康产品和优质服务。

集团理念“供销连接你我，绿色健康普洱”，根据普洱市“让全国人民喝上普洱茶”精神，集团提出“让世界品味普洱”愿景。集团目前主要以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和大中型国企大宗采购定制化产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