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刘实同志，因病于2015年4月9日不幸逝世，享年91岁。刘实同志是一位终生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老同志，他在离休后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一切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他晚年始终心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阶级的命运。本网辑录了刘实同志生前的部分文章，是以纪念。

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起着主力军的作用。目前广大职工创造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72.1%。

　　1978年，全国在职职工总数为1.2亿多人。2000年，全国在职职工总数2.7亿人。加上农民进城长期务工以工资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的7000多万人，工人阶级队伍已有3.5亿人，占城乡从业人员近一半。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政治生活，都有着重大意义。

　　工人阶级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工人阶级大部分成员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经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工人阶级，主要是产业部门职工的状况有了深刻的变化。

　　目前，约有一亿职工在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党的十三大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劳动是雇佣性质的。

　　乡镇企业中，有的名为集体，实为私营，这样企业的职工也是雇佣性质的。

　　国有企业如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了小卖大股。一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卖给私营企业主，变为私有企业;一部分实行经营者持大股。2002年8月7日，浙江工人日报刊登一篇新华社记者的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调查《“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调查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经营者持大股”正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广泛推崇。通过多种多样的购股方式，一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一夜之间”拥有了数十万、上百万、甚至千万元的股份，形成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社会群体。这样的企业经营者，各显神通，破解筹资难题。有的是通过向亲朋好友借，有的以个人资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有的以现金购买。此外，更有当地政府从财政收入拿出一部分钱借给经营者，或政府奖励经营者一部分技术或管理要素股，虚拟入股，持大股的经营者都未出钱或只出了一小部分钱。有的是经营者和职工购买企业时自己出了一部分钱，然后动用职工工资节余基金配股。获得了大股的经营者坦言，与过去“一刀两断”，为自己好好干。国有中小企业经过改制，职工也改变了原有的地位，成为雇佣劳动者或实质上具有雇佣的性质。国有大型企业改为股份制，有外商和私营企业主入股，国有股部分强调企业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企业经营者持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的职工，劳动也带有雇佣的性质。

　　比之于私营企业主、外商投资者、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工人阶级的生活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对贫困的。

　　统计表明，1978年没有私营企业，到2001年，私营企业达到202.85万户，拥有注册资本18212.24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2.3万户，亿元以上的383户，雇佣职工2253.03万人。私营企业主和外商投资者资金积聚的重要来源，正是无偿占有职工的剩余劳动。

　　《中国教育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报导，1995年——1999年的制造业，每个劳动力的成本，中国是729美元，相当于美国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泰国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还低。还有材料反映，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每小时不到60美分，远远不到40个便士，还不到英国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不到英国一般性工业部门工资的二十分之一。私营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到中国办企业，重要原因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职工相对贫困，劳动条件和工作条件也差。一些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劳动时间长达十小时以上，工资很低，还时常迟发、欠发，安全条件很差，有的还没有人身自由或人格受到侮辱，工伤事故或几十人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招用“农民工”的单位，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差，用“农民工”的话说，“起的比鸡还早，干的比牛还重，吃的比猪还差……”。

　　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最低的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和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到其他灾害，生活过不下去的。绝对贫困的职工有多少，可以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漏保的，实际的数字会比这个大。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的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发生过卖血、自杀等情况。

　　近年来职工的贫困，是以失去劳动和工作条件为特征的。除去社会上失业的，还有大量职工下岗。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万人。此外，还有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实际上失去劳动岗位，有些企业还搞了内退、终止劳动合同、有偿买断工龄。能够就业或再就业的却逐年减少。

　　这几年提出减员增效、搞下岗，是值得重新研究的。下岗、不劳动，怎么会有效益。所谓效益，只不过是在册职工劳动生产率的统计上高了一些，减少了一些工资、福利性的支出。但是，下岗的职工仍然要维持最低生活，要组织他们再就业，还要维持社会的稳定，这都要投入，给政府和社会增加了很大的负担。要增效，只能是转岗。转岗增效能不能做得到?这几年已有一些企业这样做了，证明是行得通的。以黑龙江一个林业局为例，林木采伐完了，人员富裕下来，转为搞造林，又利用山地、水面搞了种植业和养殖业，利用建筑物和场地搞了加工业，富裕人员都得到安置。就在最近，2003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了浙江富润集团，十年兼并企业二十家，九千职工无一推向社会。富润集团总经理赵林中说：“我们的宗旨是，兼并过来的企业要增效，但减员并非增效的唯一选择，要依靠职工办好企业，办好企业让职工有依靠。”还有一些地方和企业，采取先放水，后养鱼的办法，也没有把富裕人员简单地推向社会。

　　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个前提。即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国家宏观调控。现在看来还应加上一条，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就业。“砸烂铁饭碗”的口号极为不妥，由此引发的主张和措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只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造成大量的劳动后备军，国家必须保证公民劳动权的实现。

　　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经济生活状况而言;也有“弱势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社会政治活动状况而言。

　　职工群众每日每时能感受到的权力是对企业有参加管理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但总是起一定作用的。现在，有的严重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召开了。特别是企业如何改制，企业要职工买断工龄，这样影响到企业命运和职工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很少让职工讨论。

　　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中，工人、农民的代表是511名，占代表总数2984人的18.46%。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工人、农民没有议事能力，因此工人、农民不能选为代表。现在党和政府召开各种征求意见会、座谈会、茶话会，参加的各界都有，唯独不见职工界。

　　舆论宣传工具很多，除了讲到下岗、就业问题外，很少出现职工群众的声音，也很少报道职工群众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职工群众里共产党员的比例，《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调查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工人中共产党员与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对比，见下表：

　　贵州省镇宁县 湖北省汉川市 安徽省合肥市 广东省深圳市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1993年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19.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现今的工人与党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和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这些情况表明，工人的政治地位下降，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

　　工人阶级是靠社会化的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以工厂为家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现在，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是一纸合同，职工对于用工者来说，总是处于弱者和依附的地位，合法权益常常受到损害，职工对于说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很有反感。至于终止合同后，职工只能另寻生路，基本上是个人顾个人。失业和下岗职工，有的做小买卖，有的打零工，有个体化的现象。

　　原来我们的企业，是经济组织，又起着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党、政、工、团等基层组织把职工严密地有层次的组织起来。现在只强调企业是经济组织，终止合同或买断工龄后，职工就找不到什么组织了，就无依无靠。大庆职工买断工龄后，党员关系都不知道转到哪里。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都买断了。

　　在全国的3.5亿职工中，工会会员1.3亿。许多私企、“三资”企业和“农民工”中没有成立工会组织。

　　由于在职工群众中很少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地侵蚀工人阶级。

　　职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发生群体事件时，职工却甩开党政和工会组织，自发地组织起来。美国等西方反动势力，妄图支持成立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所谓“职工维权组织”，必须高度警惕。

　　实际上，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工人阶级从整体看，无论在我国的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正逐渐地社会边缘化，并积累着社会矛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为了使工人阶级的状况从根本上扭转，建议：

　　一、重申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关乎党的性质、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方针。对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党章中所讲的“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应作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和贯彻执行。对党的建设、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中的两者关系，前者是主，后者是辅，不能等量齐观，更不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后者，而使前者成为一笔带过的虚文。

　　二、请中央政治局在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讨论和制定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指导方针的重大措施，这特别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充分体现。

　　三、必须治愈中国工会的软骨症。这就要对中国工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把职工群众充分地组织起来，特别是如何把私营企业职工、“三资”企业职工、“农民工”充分地组织起来，如何真正成为职工群众的代表者，如何坚强地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并做出有指导方针性的切实可行的决定。这就要改善党对工会的领导，使工会工作者能据实反映情况，依法依理力争。

　　四、党所领导的一切宣传工具，都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宣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对我国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宣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作用和意义，批驳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错误思想，旗帜鲜明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揭露和斥责损害工人阶级权益的言论和行为。

　　以上反映的情况和建议，如有不妥之处，请指出，并给予批评。

刘实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他们给工人带来什么

　　由“毛泽东旗帜”网站主办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于2006年4月9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既有经过革命战争锤炼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专家学者，还有一批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这个研讨会，初步回应了由自称“站在右边”的“精英”们主导的“西山会议”。下面是这次会议上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刘实同志的发言：

　　不久前，对改革走向影响很深的精英、学者开会商讨改革大计。他们是否按照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方向来商讨呢?从他们的发言材料来看，不是。我们现在议论的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他们影响很深的改革的方向问题。他们影响很深的改革方向，一方面是经济市场化，开始提出市场经济时，他们还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这次的发言中已经完全不提了;一方面是政治民主化，他们中有的人在发言中，已经直截了当的讲是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化，说共产党与市场经济是不能结合的，要结合就是通奸，所以要市场经济就必须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有的人发言，“这里有一个前提，不是市场的转向，而是共产党的转向。”他们要进一步实行包括土地私有化在内的彻底的经济市场化，当前主要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对他们影响很深的经济体制改革，他们提出“要向前看，整个改革不能向后看。”同时他们又提出，“积级推动改革者，应当把对改革的反思抓到手，应当拿到主动权”，认为“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这些积级推动改革者，过去一直不谈走向何处，现在又不准别人谈怎样走过来。但是，群众是亲临其境的，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现在，我们粗略地回顾一下。在他们的策划和推动下，从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性质做起，搞“包字进城，一包就灵”，把属于全体人民或集体的公有制变为个人承包或领导班子几个人承包，使职工失去企业所有者的地位，导致庙穷方丈富。在他们的策划和推动下，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一长制，削弱以至取消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把公有制企业变成一个人说了算。他们进一步宣扬企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为公有制企业制造许多困难，使公有制企业陷于亏损或困境，然后，就来一个大股小卖，既使工人阶级长期劳动积累形成的国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化公为私，同时也使职工群众从企业主人变为雇佣劳动者，并且把大量的职工抛进失业大军。

　　这些年来，这些积级影响改革者，谁人谈过办好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办好国有企业?我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因为内部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最能调动领导者、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庆等企业的职工战天斗地、奠基创业的实际行动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如果没有建国以来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怎么会有我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成就，今天又拿什么来大股小卖。但是，积极影响改革的一些人却给国有企业罗列了许多罪名，用运动式、大跃进式限期改制，必予灭之而后快。

　　这些年来，这些积极影响改革者，谁人谈过增强职工的主人地位?他们诬蔑国有企业职工是懒汉，甚至公然出现以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来砸职工的铁交椅、铁饭碗，把职工砸向底层，使职工失去劳动岗位和基本生活保障，又使职工无力抗拒企业改制和国有资产流失。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出现两极分化，企业内部也贫富悬殊。一些企业管理者一夜暴富，把国有资产占为己有。一些企业管理者拿着高于普通职工几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年薪，还拥有大量股权。而普通职工却沦为贫困群体、弱势群体，并且由于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造成贫上加贫，复制着贫穷。

　　职工群众要求改变经济上的贫困状态，也要求改变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但是与那些精英、学者所策划和推动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是根本不同的。职工群众从中国革命历程、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清楚地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用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代表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主人地位和幸福生活。因此要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求在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展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共产党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同时，要求在企业内拥有最实际的民主权力，例如在五十年代所倡导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在随后普遍建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还有在有些企业试行的职工民主选择企业经营者。在国有企业，企业的重大决策必须在职工知情、参与下决定，有关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决定。外资、私营企业必须使职工有充分的条件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职工群众要求沿着这个方向来进行民主建设，而不是搞那些富人、精英乐园的政治。

　　这次精英、学者中有人讲要“图穷匕首见”，他们还要策划什么，倒需要严肃的注视。

共产党扎根在工人阶级中间

　　每当我回顾武汉工人运动史时，我的脑中就呈现出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中国共产党 一成立，早期的共产党人董必武、陈潭秋、林育南、包惠僧、施洋等等，走进工人群众中间，进行工人阶级状况调查，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建立工人组织，宣传马列主义，领导工人开展经济的以至政治的斗争这些情景。科学的马列主义与工人阶级结合，工人阶级就威武雄壮地走上政治舞台，展开震惊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斗争。

　　我也怀着这样的体会，回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武汉工人运动。

　　一、在武汉工人群众中扎根

　　我—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做工，并且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做工人工作。到抗战胜利时，重庆比较大的机械工厂和印刷工厂里都有了进步力量。为了从组织上巩固工作成果，一部分进步力量被发展为党员，大部分进步力量组织成为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是党的外围组织。在党员和民主工作队的组织下，在重庆全市发动了合理遣散斗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党派我到武汉做建党工作。

　　我到武汉只是带了两封普通介绍信。那时武汉没有党组织，有些解放区派出的城工工作人员，我没有也不应该同他们联系。我到武汉后，首先在义顺泰油行做装桐油大锅的修复工作，是铆工活;然后到汉昌肥皂厂做设备安装工作，是钳工活。我原来是做车工的，干这些活我是外行，就跟着懂技术的工人干，我实际是打下手。有了落脚的地方，逐步聚集了几个进步工人，又把重庆陆续下来的党员和民主工作队员在这里暂住过渡。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先后有二十多位党员和民主工作队员进了武汉的工厂。现在能记起来的有：张维铭、邓祥、杨福潮、张兆乾、张华镛、侯杰、蔡杰、刘士珊、李平、王信和、齐承焕、张正楷、王宗彦、张彦、张杰、邓祖安等。像江岸机车车辆厂、江岸机务段、大冶电厂、大冶钢铁公司、武昌下新河电厂、十一兵工厂、海军工厂、第一纱厂、南洋烟厂等重要工厂，都有了我们的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开辟武汉工人工作上都起了积极作用。

　　武汉纱厂女工很多，怎么与女工建立联系?恰好当时有后方党动员知识青年支援解放区的四位大学生，因国民党军队包围了解放区而进不去，留在武汉，与我们有了联系。其中有一位女大学生，是教授的女儿，就是张瑾格同志。我们动员她去做女工，她欣然同意。经介绍进入一纱厂做女工，每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休息时间还要到女工中交朋友。就这样开展了一纱厂女工中的工作，但同时她也累得得了病。还要讲到的是，为了加强被服总厂的工人工作，联营书店店员、知识青年赖绍文同志(后改名王志明)毅然走进被服总厂做工人。

　　我们当时是按照在重庆时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行动的，那就是勤学、敬业、广交友(也有的说是勤学、勤业、勤交友)。勤学主要是学习时事政治，了解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也学马列基本理论。敬业是成为工作内行，做好本职工作。广交友，与周围的人在生活上互助，进一步成为政治上的知交。当时彼此介绍职业，互相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用堆金会(互助会)、兄弟会、姐妹会组织起来。也帮助工人学文化，开展文体活动。工人中的骨干则建立了进步的群众性组织——武汉工人民主工作队。敬业是很重要的，我这里讲讲大冶电厂的杨福潮同志。他在安装火力发电机(也称透平)上内行，工作态度认真勤恳，电厂负责人感到离不开他，同事对他也很尊敬。他把党员和进步工人介绍到厂里，他们一起开辟了电厂的工作。

　　我们当时是年轻人，都很注意在老工人中交朋友。老工人了解情况，有较多的斗争经验，我们向他们学习。像纱厂的袁道华，被服总厂的傅言法，都从朋友到成为同志。我自己就到江岸机车车辆厂看望二七老工人杜尧卿等人，听他们讲二七斗争的实况和经验。汉阳兵工厂有个叫黄凤山的老工人，他抗战初期加入党，后来工厂迁到湖南失掉了联系，他一方面坚持党的工作，一方面积极找党。抗战胜利后，工厂又搬回武汉，经人介绍与我们联系上了，他那种高兴的情景，实在难以形容。可惜这位老黄同志积劳成疾，一次他从武昌到汉口向组织汇报工作的时候，走到江汉关吐起血来，就死在江汉关下。

　　到一九四七年春，我联系的同志作为一支力量，同另外做学生、教师、职业青年、统战工作的两支力量会合在一起，建立了党的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武汉市工作委员会，开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到一九四八年秋，党的武汉市委员会正式成立，下面建立了职工工作委员会。武汉地下党组织的建立，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

　　二、武汉被服总厂的工人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一九四七年秋，武汉各行各业工人几乎都发动过斗争。纱厂工人举行过摇班，他们把罢工称为摇班。十一兵工厂工人举行过怠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过要布斗争，同时揭露伪工会是国民党的走狗。国民党反动当局看到工人到处在反对他们，就发布了一连串镇压工人斗争的命令，什么《防止工潮加强工运办法》，什么《严防破坏生产制止奸伪活动办法》，什么《劳资纠纷处置法》。但是，痛苦的生活促使工人运用怠工、罢工的武器进行斗争，斗争保卫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斗争也锻炼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共产党壮大起来。 我这里着重讲讲武汉被服总厂工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罢工斗争，因为这次斗争持续了十天，得到全市工人的响应，震惊武汉和全国。这次斗争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也体现了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的结合。

　　联勤总部武汉被服总厂开设在硚口，经常有五千人工作，到工作忙时，增添临时工，工人总数就达到一万人以上。规定的工时是十一小时，另外有四小时是常年加班。每月所得工资相当银元一块多钱，另有三斗米津贴。马场是单身工人宿舍。眷属宿舍在鸿大栈房，一间房子住十多家。这还不够住，工人就在栈房周围搭了一些席棚或木板屋。

　　发生请愿、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发奖金的事。被服总厂要求工人提前在十月底完成年计划和追加任务，答应给每人发四十万元奖金(可买三石米)。为此，工人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可是到了发工资和奖金时，却出了新布告，上面写着：“戡乱时期国库空虚，……职工奖金 (包括裁缝两厂的计件工资)碍难照发。为顾念职工生活困苦，先垫发每人十万元，其余部分俟十二月末和年终奖金一并发给。仰体时艰……”当时，物价飞涨，工人都想得到这笔奖金。看了这个布告，工人讲：“这简直是喝人血，吃人肉，骨髓里榨油。”大家认为，不管厂方玩什么花样，一定要这笔奖金。

　　这时，厂方又下达赶制军单衣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裁剪工人到工务课领取裁衣样板时，与工务课长发生争吵。厂长徐福海也走进了裁剪室，大吼：“你们闹，我就写条子开除你们几个;再闹，我关了厂，全饿死你们。”工人长期压制下来的愤恨爆发出来了，工人决定到武汉行辕去请愿。到了行辕后，行辕出来的官员答复是：“你们先回去吧，我们就来调查。”工人们回厂等待了一个晚上，却没有看到行辕任何一个人，决定明天再去请愿。

　　十一月七日，被服总厂的周围布满了军队。工人的请愿队伍在被服厂门前集合了，发现昨天请愿时几位讲过话的工人不见了，同时发现特务正在抓人，于是，工人带着这个特务一道向行辕行进。当请愿队伍经过单人宿舍的马场门前时，厂警队在厂部秘书钱汉章率领下阻止工人前进。厂警向天空鸣枪，钱汉章则以手枪直接向工人射击，并指挥厂警步枪机枪向工人射击。当场，就有丁海泉、蔡绍倪二工友被打死，三十多名工友受了伤。工人队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料理死者、伤者，一部分继续向行辕行进。这时，厂警乘三辆汽车追赶请愿队伍，沿途用刺刀、枪托殴打工人，马路上来不及躲避的行人也挨了打。请愿队伍到了武汉行辕，行辕官员们的答复仍然是：“你们回去吧，我们就来调查解决。”

　　当天，我和邓祥知道被服厂工人死难的事情后，立即赶到那里。我当时是党的武汉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邓祥负责工人工作。我们见到在被服厂金木车间工作的工人民主工作队员张彦和他联系的进步工人傅言法，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

　　十一月八日，总厂各工间全部宣布停工(不能讲罢工，停工就是罢工)，谌家集分厂和武昌分厂也接着宣布停工。每个车间的工人组成几个小组，以车间为单位组成总组，每个总组推选一个代表组成“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

　　十一月九日，工人分小组开会讨论。有的工人说：“枪子没有眼睛，不饿死，说不定打死，连枪子都看见了，还怕什么。”有的人说：“人家是为我们死的，给死人报仇，谁能不赞成。”

　　十一月十日，厂内到处贴满了标语，“给死人报仇!”“杀人者偿命!”“我们吃不饱肚子，我们要活命!”

　　“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发表了“告武汉工人兄弟书”、“告武汉各界同胞书”。传单、标语在武汉一些工厂里出现。茶馆里喝茶的人也接到了传单。

　　十一月十一日。武汉警备司令阮齐到厂讲话。他说：“现在人已经死了，抛尸露骨地摆在那里有什么光彩。我看还是埋了算了，埋了马上开工，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工人大声问他：“白日杀人是否光彩?是否也就这样了事?”“你们做官的人打死人犯不犯法?你要说不犯法，我们就开工。你要说犯法，就依法办了，再开工。”阮齐说：“打死人是法律问题，有法院处理。我可是警备司令，你们现在罢工就是扰乱社会治安，我就要管!”工人大声发问：“七号那天厂警队从研口一直杀到行辕门前，我们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来维持治安。今天我们为着给打死的兄弟伸冤，反倒犯了治安?”“埋了以后什么都答应，为什么现在不答应?”工人齐呼：“杀人的偿命!”“枪毙凶手钱汉章!”最后，阮齐说，还是推派出代表来和我谈判吧!并就此下台走出会场。

　　张彦在群众面前说话了：“我们现在只有团结一条心才有力量，才能得到胜利。”全场工人喊起来：“推张彦做总代表，大家都听你的。”

　　十一月十二日夜晚，丁海泉、蔡绍倪二工友已装殓在棺材里，马场前的马路边上搭起了灵棚。灵棚由全体工人分成小队日夜轮班守灵。傍晚，国民党士兵和打手乘坐汽车准备来抢尸，全厂工人涌到灵堂，有些工人站到棺木上，军队和打手看到无机可乘走了。

　　夜晚，一个码头工人来报信，说军队抢尸不好，要我们码头工人来抢。大家要我来报个信，让你们准备一下。

　　被服厂工人分成五路：一队专管信号，每人手里拿着一面锣;一队是守在灵堂就近，每人都拿着木棍，另外还预备了大批的石灰包;两队是锥子队和鎯头队，准备破坏汽车用;还有一队是巡逻。

　　十一月十二日，礼拜天。各工厂的工友三三两两来到被服总厂，手里拿着香纸、蜡烛、挽联。灵堂上挂起了各厂工友的挽联。

　　我们请愿为的吃饭，你们杀人为的什么?

　　——海军工厂全体工人

　　再莫谈保障人权实纸上谈兵，

　　说什么劳工神圣骗工人出力。

　　为肚子不得饱去请愿竟遭此荼毒，

　　无人性两足兽敢持枪杀死我工友。

　　——汉阳周恒顺机器厂工人

　　说是严办，实是不办，他们想马虎了事，

　　既为死者，又为活人，我们要坚持到底。

　　——失业电工张煜、李立德

　　各厂工友插上香，注视着烈士遗像、血衣、弹壳。

　　十一月十三日，被服总厂发现了以“被服厂全体工人启”名义写出的“反罢工”的标语和传单。

　　在全体工人集合后，张彦宣读了“反罢工”的标语和传单。

　　他说：“现在有两种标语，两种传单，大家赞成哪一个我们就照那一个办事。”工人全部站到“一一七血案”支援会一边，“全体工人启”那边连一个人都没有。张彦说：“‘全体工人启’是坏人假借名义来破坏我们的，我们大家要把这种破坏我们的传单、标语一张不留地刷掉，我们大家更要加紧团结，不要让坏人分裂我们。”

　　十一月十四日，联勤总部从南京派来一个赵高参到厂“调解”。谈判从下午三点一直进行到晚上十点。赵高参要工人代表在写好的纸上签字。他说：“给死人家属一点钱，今天晚上出葬，明天早上开工。”工人队伍涌到会议室门外，有人大声喊：“到外面来谈判，不要关在屋子里谈。”当赵高参站在台阶上准备说话时，一个工人喊：“你说是高参，可有什么证明?”工人吼起来：“对，让他拿出委任状来看看。”赵高参无可奈何地从皮包中拿出证件，工人们给他照了像。谈判中，工人代表提出了八项条件：一、逮捕凶手，执行枪决;二、撤销厂长徐福海职务，交付法办;三、死者都是黄陂人，必须按当地风俗，摇独龙送殡，到江岸站上车，送回原籍安葬;四、死者抚恤费各一亿元，受伤者按伤势轻重分别发给养伤费三、四、五千万元;五、停工期间工资照发;六、立即补发被克扣的三十万元奖金;七、复工后，工资按市场物价，随时调整增加;八、保证人身安全，不得任意打骂开除工人。在下午继续谈判中，工人代表把“枪决凶手钱汉章”改为“交付法办”，把“厂长撤职”改为“厂长免职”。

　　十一月十五日，武汉各厂工人准备举行同情罢工的风声传开来，大、中学校学生代表来慰问被服厂工人。南京、上海、长沙、郑州等城市的工人发来电报、信函，寄来慰问物资，对被服总厂的斗争表示支持、声援。下午两点钟，赵高参、特务头子孔庚，帮会大爷杨庆山来到被服厂，当众逮捕了钱汉章，厂长徐福海停职，另外还答应了六个条件。

　　十一月十六日，棺木上用棺罩，摇龙出葬。一万多人的送葬行列，每人手持一支香跟在后面，走过汉口的主要街道。棺木上的白布联写着：“你们死了，我们亲眼看见的，我们永远记得。”市民从大街小巷里涌到街头上来。

　　被服总厂工人张彦、傅言法在“一一七血案”斗争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随后被服总厂建立了共产党支部。

　　一九四八年二月被服总厂当官的薪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工人分文未加。被服厂工人为争取增加工资于二月二十四日掀起了第二次大罢工。斗争坚持了十二天。罢一天工，就少生产八千套军服。在三月八日清晨，国民党实行大逮捕，一共逮捕了四百八十八位工友。在全市工人支援和学生运动的发动下，敌人陆续将被捕工人释放。

　　张彦和傅言法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离开了被服厂。张彦和十几位工人一起进入江汉解放区被服厂。傅言法在三个月后到达哈尔滨，作为武汉工人代表参加了中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他改名为李启新。被服厂的共产党支部吸收了新的力量，继续坚持斗争。

　　三、保卫城市迎接解放

　　到一九四九年春天，国民党眼看就要垮台了，最后想凭借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南进。这个时候，武汉就成为长江北岸突出的军事前哨了。

　　我回忆，武汉解放前这一段时间，党的武汉市委员会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主要做了这样几项工作：一、宣传革命胜利发展形势，振奋人民，瓦解敌人;二、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宣传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三、反对国民党将人员和设备迁移，反对破坏;四、对重要部门做调查研究，防止对重要档案、资料的破坏，为解放后接管做准备;五、在真空时保持正常社会秩序，保持水、电、电讯、交通、供应的正常运转。

　　从一九四八年秋天起，南方局加强了武汉市委的领导力量，还从北方和上海调来从事学生工作的同志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党的武汉市委员会在临近解放前停止发展党员，建立了各方面的进步群众组织——党的外围组织。工人民主工作队扩大成为武汉工人协会，把接受党的领导、为保卫城市进行斗争的进步工人都吸收到协会中来，这迅速壮大了工人骨干队伍。 我在这里着重谈谈武汉工人阶级反对迁移、反对破坏的斗争。

　　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下令把能搬动的机器、原材料统统搬走，把不能搬的完全破坏，把能带的技术工人统统带走，到撤退时，把汉口的张公堤炸开，把汉口人民淹在大水里，造成解放后人民生产和生活上最大的困难。

　　最先要迁移的是军事工厂。三十兵工厂(原来的十一兵工厂)工人采取拖延的办法，故意形成工厂中的混乱，使拆卸进行得很慢，直到武汉解放还不能把全部器材运出去。

　　一纱厂成立了保厂委员会，推举共产党员袁道华和胡伯勤为正副主任。全厂工人在保厂委员会领导下组织起来，日夜轮班守护着厂门和仓库。

　　武汉电信局的员工在应变委员会的领导下，把全部器材分成了三批：一批是为了敷衍敌人，可以运走的;一批是贵重器材，就搬进了宿舍隐蔽起来;一批是维持通讯正在使用的，用木材堆在上面，看起来像垃圾堆。

　　京汉铁路的工人把好的机车分散到各处，拆掉车轮隐蔽起来。敌人把可能找到的机车，强迫工人驾驶过江到武昌去，工人就破坏了过江轨道，并拖延修复。

　　铁路机厂的机器上敌人绑了炸药，工人就在夜间开车进去把机器和工具运出来。

　　既济水电公司的职工在厂门和四周站上岗哨，机器房用纱包和铁板掩护起来。

　　武汉市的各工厂、学校、机关都组织了应变委员会，下面分设救护、纠察、消防各组，实际上应变委员会成了行政管理组织。

　　武汉市划分成几个联防区，联防区由大工厂和学校做核心，联合就近的机关、居民组成。每个联防区都有一个指挥部，中共武汉市委员会的委员分别担任联防区的指挥工作。武汉市委改变了过去按条条进行工作，改为按地区进行工作，以适应武汉三镇可能被隔开的情况。汉口电讯局、鄂南电力公司都成为指挥中心。

　　临近解放，重要工厂都建立了纠察队，汉口电讯局、鄂南电力公司、一纱厂工人纠察队都配备了武器。三十兵工厂工人纠察队拥有将近一百支枪。

　　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敌人撤出汉口，五月十六日下午撤出武昌。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武汉解放，武汉工人阶级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忆六十年前的武汉地下党

　　1949年5月16日，武汉人民从蒋介石反动政权的黑暗统治下解放，经过新民主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过上崭新的生活。5月16日，是个划时代的日子，我们应该热烈庆祝。

　　武汉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获得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组织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当时在武汉的，还有我部队、解放区党、政组织派来做城市工作的力量，他们对武汉的解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这里介绍的是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组织，领导武汉人民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的斗争，捍卫人民的利益。武汉地下党组织，在人民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宣传解放区的各方面情况。武汉地下党组织经过各种斗争培育和锻炼了一批骨干，为解放后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造就了力量。武汉地下党组织，搜集和研究了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方面的情况，提供给.上级党组织，并为解放武汉和解放后的建设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

　　由于我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在我军临近市区时，国民党军队就已仓皇逃跑，使武汉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真空时间。我地下党组织早已料到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把原来按工人、学生、教职员、职业青年等系统组织，改变为按地区组织。考虑到三镇可能不是在同一时间解放，武昌解放会晚一点，就把各系统在武昌的力量统一建立了领导体制。在汉口、汉阳也按地区建立了领导体制广武汉地下党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对国民党政府人员、保安部队、警察做了策反工作，让他们站到人民一边来。在这些工作下，武汉出现了保卫城市、迎接解放，社会秩序井然，人民生活正常的局面。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原来有一个恶毒的庞大的破坏计划，除了要把兵工厂设备、电讯设备等运走，把机车从汉口开过江，破坏江汉关码头等等之外，还要炸毁江堤、水淹汉口。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在武汉上下游迅速渡江，由于武汉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了各种防护措施，他们除了在江汉关对几艘趸船点燃炸药外，全部破坏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在武昌的三十兵工厂，由于工人对拆卸和装运兵工设备采取怠工拖延的办法，只有少部分设备运离武昌。这个厂的工人，在临近解放时建立了武装纠察队，不仅保卫工厂，还开赴街头，震慑妄图进行捣乱、破坏的敌人。在汉口的武汉电讯局，职工把重要的电讯设备搬进宿舍和其他隐蔽的地方，还组成了拥有武装的职工纠察队，以对付前来进行破坏的国民党军队。这时武汉电讯局的局长已经听从我们的指挥，他的办公室就成了我们保卫城市、渡过真空的指挥部。在江岸机车车辆厂，工人把机车分别开到各处隐蔽起来。工人们还劝告前来破坏的士兵，要他们快跑，不然就跑不掉了。那时，武汉的二厂、学校，都采取了可能的各种防护措施，至于警察局，在我策反工作下，照样执勤，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使武汉在真空时刻没出现混乱现象。

　　当我人民解放军进到武汉近郊时，武汉地下党就派人与先头部队取得联系，向他们提供了市区的情况，帮助军队顺利入城。武汉解放后，地下党帮助军事管制委员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与各界人民建立联系，迅速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机构和官僚资本企业，保证绝大部分企业、市政设施正常生产和工作，使人民过着正常的生活。

　　武汉地下党，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建立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靠什么重建和发展的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靠与人民建立和保持最紧密的联系，靠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奉献精神，靠严密扎实的组织工作。

　　一、与人民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分别派了曾悖、陈克东、刘实三支力量来到武汉。派我到武汉的是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他告诉我，武汉地下党已经中断了，派你去是开辟工作，重新建党。他给了我两封介绍信，是进步同志写给武汉熟人的，帮助我在武汉落脚。我当时是单身一人来到武汉，一下船，四顾茫茫。我凭着介绍信找到熟人，随后我到处找重庆下来的工人，陆续找到几个，大家搭伙，在汉口江边一家义顺泰桐油行承包了修理锅炉等活计。我们几个人多是钳工和车工，只有一个人干过冷作(铆工)，就由他带领大家干起敲敲打打的冷作活计。当时住的是斜矮的楼梯下面的小屋，吃的是凑活做出的极简

　　单的饭菜，但有了几个人在一起，晚上在通铺上可以议论一些事，就不是势单力孤了。随后，我进入在武圣路的汉昌肥皂厂做修理工，就有了比较稳定的职业。这时，原定从重庆回到武汉一起开展工作的先后来了十几个人，加上早已到大冶电厂工作的张维明、杨福潮等三、四个人，一共有二十来个人。这其中有两人是中共党员，就是张维明和邓祥，其余十多名是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的队员，是抗日战争一胜利，把一直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工人组成的外围组织的成员。有了这些同志，加上新结识的朋友，我们就在江岸机车车辆厂、一纱厂(后来改为国棉六厂)、下新河电厂、联勤总部被服总厂、三十兵工厂、海军工厂等单位有了进步力量。这些同志就在周围结交朋友，逐步影响他们觉悟起来，并且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保护工人的利益，逐步扩大斗争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教师中、店员中、职员中也逐步开展了发展进步力量的工作。

　　1947年，武汉大学发生“六一事件”，学生运动掀起高潮。武汉大学学生中，有在四川发展的两名党员，即工一平(王尔杰)、赵梦兰，他们和进步学生一起，是斗争的核心。但这两位党员关系还没有交到武汉地下党组织，武汉的三支力量也还没有汇合。当时我想怎么和武汉大学生建立联系，就用邓祥同志出卖父亲留下的房子的钱，在武人所在地珞珈山开了一个饭馆，名为珞虹餐厅，由在武汉行辕工作的刘锦做经理，由邓祖安、李平直接做餐厅工作。这个餐厅没有起什么作用，待两位党员关系交到武汉地下党组织后就停业了。

　　到1947年秋，我们已经能够在工人中发动和组织大规模的斗争了。1947年11月7日，汉口联勤总部被服总厂工人，因为反对侮辱工人和要求增加工资到武汉行辕去请愿，厂警竟向工人开枪，当场两位工人被枪杀。那时，我们在这个厂工作的有党员张彦，有进步工人傅言法(他随后被发展为党员，又名李啟新，武汉地下党派他代表武汉工人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他们周围还有一些朋友。当时联系这个厂工作的邓祥同志和我一起商量，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张彦、傅言法同志经过工作，在被服总厂建立了“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设灵堂，举行悼念活动，并印发告全

　　市人民书，向武汉军政当局提出了严惩凶手等项要求。同时，我们发动武汉各厂工人前往吊祭，送挽联，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声势十分浩大。终于，迫使国民党联勤总部派出少将参议前来祭奠，武汉警备司令也不得不到厂祭奠，并将被服总厂厂长撤职，惩办厂警队的负责人，还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一些其他条件。在斗争取得胜利后，工人举行了出丧大游行(也称摇龙送葬)。据当时了解，沿途围观群众有十多万人。这就是武汉工运史上有名的“一一、七血案斗争”。

　　二、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献身精神

　　我到武汉不久，南方局青年组就把刘绵，杨蕴、姜一林、张瑾格四人的进步群众关系转到我这里。这四位是重庆和西北的大学生;响应我党号召，前往中原解放区，支援解放区的建设。到武汉后，国民党军队封锁了通往解放区的道路，他们就留在武汉工作。这四位同志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都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我这里只就刘绵和张瑾格两位同志所做的工作，做一些简要的叙述。

　　刘绵同志是陕西人，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较高职位的官员。刘绵在读书中受到进步影响而向往革命。他留在武汉后就利用父亲好友的关系而进入武汉行辕，掌管机要文件收发的盖印工作。于是，他那里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简短的情报他就记在脑子里，长的他就想尽办法抄录下来。这只要被发现，就绝无生路，但为了革命的需要，刘绵同志绝无畏惧。他把这些可贵的情报交到我手上，再由我根据情况加以处理。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进攻我中原军区的军事部署，也经过刘绵落入我们手中。那时，我还没有和曾悼、陈克东同志汇合，如何将这份重要情报送到上级党组织或交到正在被围困的中原军区，成了一个大问题。事关重大，真是急人。我与以做生意为掩护的岳健中同志商议，他又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陈枫同志商议，终于下定决心，由岳健中同志只身冒险送入中原军区。之后，与驻在汉口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代表就近建立了联系。后来的材料证明，国民党进攻中原军区军事部署的情报，对中原军区突围是很有帮助的。刘绵同志在1947年底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后来离开了武汉行辕，参加了在湖南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

　　张瑾格同志是一位教授的女儿，受到进步影响后决心进入解放区。当决定留在武汉后，她曾在市立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我们女工工作薄弱，征求她的意见，是否愿意去做女工，从事女工工作。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于是，她断绝了往日的熟人，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到一纱厂做女工。张瑾格同志个性爽朗，意志坚强。到一纱厂后，住在租下的一间阴暗小屋里，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很少有休息天，碰到休息的时候还要与组织上联系，与进步女工一起研究工作，与普通女工交朋友。生活十分艰苦，身体受到很大劳损。这与她后来长期患病有很大关系。她在女工中发展了进步力量，和别的同志一起为改善工人生活组织过怠工(当时称为摇班)和罢工斗争。她后来和武汉地下市委领导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邓祥同志结了婚，现在是拄着双拐行动的老人。

　　那时，广大党员和进步群众，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只要党的事业需要，就一往无前，义无反顾。这里只是举两位同志的事例反映那时为实现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三、严密扎实的组织工作

　　中共南方局派到武汉的三支力量，开始是分头进行活动的，到1947年夏开始汇合。1947年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由曾惇、李声簧、陈克东、刘实为委员，曾任书记。在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下建立武汉市工作委员会，由刘实、杜子才、王一平为委员，刘实任书记。当时，经常碰面研究工作的是曾惇、陈克东、刘实三人。曾悖同志领导全面工作，侧重抓统一战线工作。陈克东同志负责联系沙市、宜昌的工作，同时担任交通、经费等工作。刘实负责武汉的王运、学运、教职员等工作，联系黄石工矿区的工作。1948年春以后，上级组织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做好武汉市的工作，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就不复存在。这时，先后由上海、北平、天津来了一些学生骨干帮助开展学运和职业青年的工作。到1948年夏，上级组织派来江浩然、张文澄来武汉参加领导工作，随后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曾悖、江浩然、张文澄、陈克东、刘实为委员，曾惇、江浩然、张文澄为常委，曾惇任书记。

　　在曾悖、陈克东、刘实未汇合前，是分头与南方局保持联系的。武汉的三支力量汇合后，就统一与上海局联系。后来，又与设在香港的南方局联系。南方局与我们联系的是组织部部长钱瑛同志，她不苟言笑，待人诚恳亲切，我们都称她为钱大姐。解放后她任设在武汉的中南局组织部长，后来到北京任监察部部长。

　　武汉地下党从1947年夏开始发展党员。发展对象都经过较长时间党的教育，经过斗争的考验，经过认真的政治审查，才个别的吸收入党。到1949年初，发展了500多名党员。这时，我们面对十分艰巨的迎接解放的任务，只靠已经发展的党员是难以胜任的。但在胜利的形势下·，发展党员应该更加严肃认真，于是决定把具备一定条件的进步分子发展成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以壮大党的力量。武汉地下市委先后在各界建立了十四个外围组织，到解放前发展了两千多名外围组织成员。五百多名党员，两千多名外围组织成员，周围都联系了许多群众，在迎接解放的宏伟而又繁重的工作中，在解放初期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上，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上，都发挥了坚强的骨干作用。

　　(根据过去写的材料增删修改写成，完稿于2009年3月22日)

　　重庆在皖南事变之后就停止了发展党员。到1945年，重庆掀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潮，这时才重新个别吸收党员。据我所知道，在抗日战争胜利前虽然开始发展党员，但是很慎重，被吸收入党的是很少的。对停止发展党员以后几年来在职工活动和斗争中涌现和受到锻炼纳进步骨干，则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的时间是在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9、10月间。许多工人民主工作队的成员把参加民主工作队的时间记成抗战时期，这是因为他们那时已经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和斗争，他们早就清楚自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那时为了保护进步力量，避免遭受国民党的打击，没有建立什么正式的组织，而是采取建立据点的形式，也就是经过交朋友，三五个人在一起，很自然地结合起来，是进步力量的集结，也是群众斗争的核心。在工人中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则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从建立这个组织的名称上也可以看清楚，它叫民主工作队，也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明确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之前，这部分进步工人就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开展活动。青年组与这部分进步工人联系的主要是：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他是在1940年7月接蒋南翔同志任青年组组长的，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朱语今同志，他那时与学生联系比较多，也同工人联系过，1988年病逝于北京;张黎群同志，当时用名张佛翔，他与工人联系最多，现在北京;黎智同志，他与工人联系过，现在武汉。那时，南方局是通过多种渠道与群众建立联系的，其中南方局青年组的工作是很活跃的。青年组在我党所办的《新华日报》上办了《青年生活》副刊，用公开的形式来影响和指导青年，同时在学生、工人、职业青年中广交朋友，发展进步力量，工作不仅限于重庆，而且扩展到成都、昆明等许多地方。到194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进入高潮，青年组在南方局领导下在学生和工人中开展了许多斗争，例如1945年2月重庆“胡世合事件”斗争就是青年组直接组织的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斗争，逼得国民党不得不把特务田凯枪决。到1945年，刘光同志曾经把在复旦大学进行活动的杜栖梧同志、在中央大学活动的吴佩纶同志、在育才学校当教师的徐铁马同志(从事职业青年活动)和我(从事工人活动)召集在一起，交流学生、工人和职业青年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当时刘光同志讲笑话，说这是几大领袖的会议，说明那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可以说，在重庆1942年到1944年是我们党重新积聚力量的时期，到1945年在一些单位里都有了进步的骨于。经过我联系的进步工人大致上是：

　　1、江北青草坝的民生机器厂里有：李詠赓、马贵庭、陆毓梅、周文明(又名周哲)、王忠颜、蔡杰、周家忽、张兴和、晏家贤等，原在李家坨的邓祥同志后来也转到了这个厂;

　　2、江北植物油厂有李文范(又名李永范)等;

　　3、江北猫儿石的顺昌机器厂有张传圣等;

　　4、余家背的纺织机械厂有张亮、熊XX等;

　　5、小龙坎的中央无线电厂有李平等;

　　6、小龙坎的豫羊纱厂有尚道法等;

　　7、菜园坝的机械生产合作社有谭照富、黎国民、王麟等;

　　8、第十兵工厂有侯杰(又名侯德才);

　　9、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XX厂有杨福潮(又名杨捷)、邓祖安等;

　　10、大渡口钢铁厂有项东山、杨光明、孙致和等;

　　11、李家坨原上川公司机械厂后改为坦克车制造厂有张维铭(也有时写成张维明)、刘伯超(又名刘杰)、陈亚平(又名陈群)、蒋子贵等;

　　12、李家坨恒顺机器厂声张正楷、王信和(已去世)、张华镛等;

　　13、华西中国汽车公司有李宪、谈成允等;

　　14、XX厂有穆舜尧等;

　　15、李家坨毛纺织厂还有几位女工(名字记不起来)。

　　以上是我直接联系过的同志，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一些进步工人。

　　还有一部分进步的印刷工人，主要是经过在当时国民党印钞票的中央印制厂当职员的周迅同志在这个厂发展的，如何诣静、商元君、王尚允、胡敏政、任库纶等等;还有由老工人吴在明在一些小印刷厂发展的。印刷工人这部分原来是青年组直接联系的，到1945年也交到我这里，经过我联系，我当时用什么名字同他们联系的，我也记不起来了，他们也不知道我在那里，所以他们填写这一段可能不会很清楚。

　　由于以上这种情况，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称为重庆机械工人民主工作队，主要是机械工人，分布的面比较广，在李家坨工业区有几个单位，所以建立了区队，主要由张维明同志负责，他是抗日战争初期在浙江参加过党的，后来掉了关系，1942年起又与党有了联系。在民生机器厂因为力量比较强，建立了中队，那个厂的工会过去是由国民党派的一个工贼当理事长，到1945年他们想玩一点假民主的把戏，我们就趁机把他们唱的假戏真做，选择了进步工人李詠赓同志当了理事长，使这个工会基本上由我们来掌握，到1946年李詠赓同志回到上海，就由民主工作队的队员张国雄同志接任理事长，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这个厂进步工人的活动原来是我直接组织的，抗日战争胜利时我离开这个厂，由邓祥同志负责。像其它的各个单位，就建立小队。还有一部分称为重庆印刷工人民主工作队，主要的是枣子岚垭的中央印制厂的力量，还有吴在明同志联系的力量。虽然是两部分，章程都是一样的，只是分别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

　　建立工人民主工作队，是刘光、张黎群同志找我到办事处去谈的。当时他们讲可能出现一段和平时期，可能要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这就需要一个党所领导的进步组织来进行活动。他们讲是党组织决定要建立的，宗旨就是要实现党的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他们要我起草一个章程，这个章程是经过青年组直接审查修改的，从刘光同志的谈话中可以体会出是经过党组织批准的。按照这个队章，队员入队要经过两个队员的介绍，并由工作队组织批准;队员要承认队的纲领，遵守工作队的纪律，完成工作队交待的任务，保守工作队的机密。所以，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是在毙的领导下;有明确的宗旨和严格的纪律的进步工人组织：

　　建立民主工作队，发展民主工作队队员都是很认真的;但又是水到渠成的事。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党长期地细致地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结果。从我自己来说，出身于东北军军官的家庭里，抗战初期做为流亡学生到了四川，在罗江县(现撤县属德阳市)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读书，受到党员方敬教师(离休前任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和进步同学的影响，追求进步。在皖南事变时国民党要逮捕进步学生，我和张亮及另一同学离开学校。到1941年底和1942年初，在重庆与南方局青年组刘光同志又取得了联系。我开始曾在一个窑业厂做小职员，感觉这样做仍然难于直接接触工人，于是和张亮同志两人一起到小龙坎新基机械厂学徒，我学的是车工，大约半年就出师了，辗转了很多工厂，如小龙坎无线电厂、上川公司机械厂等等，根据党的要求，在工人中交朋友，开始是生活上的互助和关心，进一步就是思想上的沟通，政治上也有了共同的目标。很多老工人给了我很深的教育，我的师傅甄国英(又名颐佳页，1944年经青年组介绍去延安搞大生产运动。解放后，甄国英任太原重型机械厂总工程师)、老工人李詠赓、马贵庭、吴在明等等，他们受到过党所领导的工人斗争的影响，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也有很好的思想品质。就是年轻的工人朋友，我们也是心气相通，有苦同吃，有难同当。我所交的这些朋友，他们又在自己的周围交了许多朋友，这样就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人中发展了进步力量。到1944年，刘光同志曾对我说，民生公司所属的民生机器厂，有两千多人，对川江这个运输大动脉很有关系，要我在这个厂里多下功夫，把这个厂能够形成培养进步工人骨干的一个重要据点，来影响重庆的其他工厂。我从1944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就在这个厂做工，边做工，边从事党领导的工人工作。我高兴做夜班，晚六点到早六点，在防空洞里做十二小时工。白天就可以少睡些觉，腾出时间跑到李家坨、余家背等等地方去活动，大约每个单位每隔—周到十天就要去碰—次头。在民生厂，我在半山腰里租子一间做蚊烟的房子、周哲同志和我住在一起，刘光、张黎群等同志来，或者民生厂主要骨干开会，周哲同志就自觉地到屋外去放哨。那时，我们还编印了两份刊物：一份是《青年工人》，是一种启蒙性的;一份是《锻冶厂》，是总结、交流斗争经验的，只给最主要的骨干看。这两份刊物是油印的，刻蜡板和油印的就是我在六中四分校时的同学、后来在重庆当小学教师的韩村梅(后名为韩柏村，现在武汉)。那时交朋友，主要是谈心，进一步也阅读《新华日报》和进步书籍，也阅读我们自己编的刊物。当时的斗争环境是很艰苦的，和我一起离开学校、一起当学徒、一起在党领导下从事工人工作的张亮同志(原名萧力山)，就是在郭家坨五十兵工厂因为看进步书籍被特务盯上后被捕的，他到1945年才被放出来。我自己则是把进步书籍和刻蜡板的工具放到竹床腿里隐藏起来。

　　我们这部分进步工人，在自己的周围都交了许多朋友，也运用了一些工人群众熟悉的为工人群众服务的形式进行活动，如搞堆金会(把旧的起会改变成为互助性质的)、同乡会、拜姐妹、办伙食等等，来更广泛地联系群众。这种日积月累的细致活动，虽然只是党的活动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却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里活动的力量。到了土1945年革命的形势进入高潮，在南方局领导下开展的“胡世合事件”斗争中就起到发动广大群众、壮大斗争声势的重要作用。—随后民生机器厂工人也为无理开除工人赵顺阳到重庆市政府去请愿，还为发大水淹死工人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李家坨的工厂和余家背纺织机械厂等单位都进行了许多斗争。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后开展的全市性的大斗争是合理遣散斗争。抗战胜利了，国民党大官们乘着飞机、坐着轮船到从前他们丢掉的地方去“劫收”，丢下为抗战背景离乡、流血流汗的工人，或者有家归不得，或者由于工厂外迁停工而落得失业。这场斗争既是为工人解决还乡和就业等实际问题，也是揭露国民党上层独吞胜利果实而置人民死活于不顾。这场斗争遍及全市各行各业。所以叫合理遣散，是因为有一些工厂是民族资本家办的，也要考虑他们的实际困难。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之后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总结几年来重庆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经验，学习在新形势下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指示。那时是把主要骨干分别就近集中在一起，用几天的时间进行总结租学习，刘光、朱语今、张黎群同志分头去和这些骨干见面，一起谈论。虽然时间很短，对大家提高认识却起了很大作用。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之后，面临的形势是众多的从各地到四川来的工人要回到各地去，党也需要为各地开展工人运动和开辟党的工作提供骨干。大部分外地的工人民主工作队员，在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经过转关系，分别到各地，与各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比较多的是到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如到武汉和大冶的就有二、三十人，到南京永利化工厂的就有四、五个人，还有的到了上海和北方的一些城市。不论留在重庆的，还是到各地的，绝大部分民主工作队队员都被发展成了党员。最早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其次是在1945年底和1946年初，还有的是在1947年陆续被吸收入党的。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队员，把重庆抗战中、后期斗争的经验，在各地结合实际加以运用，开创了新的斗争局面，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我们应该热烈庆祝。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开展回顾建国后史实的活动，从有意淡化、有意模糊、有意歪曲、有意捏造中认识真实的历史，认识建国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认识新社会为人民带来的崭新的生活，认识我们走过的现在应该走的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

　　许多老干部、老工人、老农民、老知识分子，执着地珍视解放，执着地珍视建国，执着地珍视建国后所确定的指导思想、路线和政策，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亲身经历了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旧中国，人民头上压着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三座大山，中国十分贫弱和落后，人民生活在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备受苦难和艰辛。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经过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推倒了三座大山，解放了自己，出现了新旧社会两重天。

　　解放后，我国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新社会的各个方面。我这里只是粗略地、简要地回顾一下。

　　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在解放战争中，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开展了保卫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很多城市几乎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初期，在恢复生产的同时，进行了反对封建压迫的民主改革斗争。例如，在纺织厂的女工中，废除了侮辱人身的搜身制，废除了压迫和剥削女工的拿摩温工头制;在码头工人中废除了把头制，等等。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实行劳资两利，建立劳资协商会议。随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重大经验，使被改造的企业得到发展，特别是这些企业的职工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还逐步实现“鞍钢宪法”所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那时，体现工人阶级是国家领导阶级，除经过共产党外，还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派出自己的代表，“工人老大哥”的发言受到各方的重视。在社会上，工人阶级的劳动受到尊崇，从企业到全国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在解放后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劳动保险，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都得到了保障。有的工人讲，这比生个儿子还强。

　　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从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并且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组织起来。人民政府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对大江大河进行治理，兴修水库和各种水利工程，进行了对农田的基本建设，基本上控制了洪涝灾害，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最近有资料表明：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其中近30年建设的仅是827座，绝大部分是1949年-1978年建设的。全国农田灌溉面积1949年为2.4亿亩，到1978年为7.3亿亩，30年间增加了5亿亩，增幅超过200%;1978年-2007年，灌溉面积从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30年间增加1.37亿亩，增幅为19%)。这里顺便提一下，现在还有近八千个农村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他们的工、农业生产较为发展，生活较为富裕，教育、卫生都兴办得比较好，实现了幼有所教、老有所养。

　　广大干部经过三反(反贪污受贿、反铺张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历次整风，经常地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来官吏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是自觉地当人民的勤务员，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部中有极个别的人贪污腐化，一经发现就严格处理。老干部刘青山、张子善虽然有过功劳但由于贪污被枪决就是典型的事例。那时，干部经常到群众中做调查研究，经常到基层去总结经验，参加四清、整风等运动，经常参加劳动，经常过组织生活，干部脑子里想的是群众需要解决什么，应该给群众做什么事情，很少想自己要得到什么。这里说一些较小的事情。当时，有了提高级别和增加工资的机会，很少有争抢的情况，而是认为自己不够格而互相谦让。写个人信件，很少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即或为公家发信，有时也把用过的信封翻过来重新糊好再用。

　　在经济建设上要着重讲的是，解放后不久，在中国就初步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并且生产出我国自己的飞机和汽车。随后又在西北、西南建设了现代工业，开始改变我国的工业布局。特别是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制造“两弹一星”的国家之一，实现了“人家有的，我们也有”。

　　还值得回顾的是，解放后就开展了对旧社会的改造。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娼妓、吸毒贩毒很快绝迹。城乡居民组织起来，加强群众性的治安管理，社会安定，抢劫偷盗的现象很少发生。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整理环境卫生，消灭“四害”。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血吸虫及其它传染性疾病。在广大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培养赤脚医生，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还必须回顾的大事，是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我们克服困难承担了国际主义义务，给全世界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在外交上，解放后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互助友好关系，全力支持各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经过万隆会议确立各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与苏联的修正主义、与美帝的霸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无私的援助。

　　至于在教育上、文化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新的、根本性改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回顾史实中，也会看到我们遭遇过困难，出现过局部的失误。这都要恰如其分的认识，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不分主干与枝叶。更重要的是认识出现困难、失误的原因，看到全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和纠正失误的决心。至于反资本主义复辟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从苏联走历史的回头路就可以看出它的深刻意义。由于缺乏经验，由于人们有一个认识过程，遭受暂时的挫折是难免的。

　　如何回顾解放后的史实，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做适当安排。可以查找当时的史料、文件和有关的书籍，也可以请老干部、老工人、老农民、老知识分子谈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个人的看法，还可以三、五人聚在一起谈论。可以从一时一事谈起，逐步扩展和深入。最重要的是结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样既可以准确的全面的认识当时的形势，又可以认识当时的指导思想，努力锻炼我们具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