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3-D现场协调警务工作的路涛。
见到路涛的前一晚，我们约好了一场视频采访，但在本该休息的时间，他仍不断协调着各种临时状况，原定一小时的采访，最终在20分钟后草草结束。半小时后，我再拨过去，电话那头的路涛已经“全副武装”，直奔一线了。
处理完T3-D航站楼里的警情，路涛回到警务工作站时已是凌晨1点。像往常一样，他就干脆坐在工作站旁的警车里打个盹儿，除了在同事们交接班的3点和6点分别醒来一次，他这一晚过得还算平静。
随着疫情防输入形势的不断严峻，首都机场T3-D自3月10日起成为国际航班停靠专区，航班量的骤增和入境流程的频繁变化让T3-D的安保工作压力巨大。
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路涛都是这样对付过去的。这个首都机场公安局境外输入疫情防控突击队的副队长笑着说，他不是按时工作，而是按需工作。
在警务站，路涛与同事交接工作。
“大年初二那天，我突然接到局里通知，要求在大年初四晚上8点前回到北京”。路涛没想到自己的春节返乡之旅就这么戛然而止了。
为了执行首都机场公安局启动的返京大人流面对面筛查工作，他迅速改签了机票，在初五、初六连着值了两天班。突然的变化让他直观地感受到，北京的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随着北京境外输入病例数逐渐增多，路涛发现，“自己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回家次数也越来越少”。他隐隐觉得，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于是未雨绸缪地从家里多拿了些换洗衣服，还给家里备好了桶装水和其他大件生活用品。疫情期间，快递进不了小区，他想尽量给照顾两岁女儿的母亲和妻子省去些生活上的麻烦。
3月9日，T3-D正式成为处置专区的前一天晚上，首都机场公安局紧急选调了40名民警组成境外输入疫情防控突击队，为专区提供警务保障。路涛也正式收到通知，他被任命为突击队副队长。
这也意味着，路涛只有一晚上的时间进行实地勘察，商议工作流程，和突击队领导制定警务工作方案，他甚至还要为突击队员们寻找临时宿舍，配备生活用品，协调防护物资。
在不知接了多少个电话后，他才像个旋转的陀螺，终于停了下来。那时候，是凌晨4点。
路涛在T3-D帮助旅客解决问题。
真正的挑战是从3月15日开始的。
“从每天大约10个航班、1500名乘客，到每天40多个航班、7000名乘客，我们的保障压力一下就上来了”。疫情的发展在不断变化，国门的防疫措施也在不断调整。
那一天，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所有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进港航班全部被调整到T3-D。尽管做了充分的预案，但入境客流的激增，还是打了路涛一个措手不及。
“进港的大型机航班导致波峰堵塞进一步加剧，超量的旅客行李也占用了转运空间，突击队原定计划的人数分组已经没办法满足放行需求了”。T3-D里一度“人满为患”。那一天，路涛和队员们全部没有休息，一直盯在现场维持秩序。
路涛几次提到网上流传甚广的那些照片。他说那些照片很容易给不知情的人带来恐慌情绪。事实上，尽管拥挤，但旅客还是在有序等待的。“其实在这里发生的严重警情并不多，我们要处理的，更多的是旅客的情绪问题”。
随着海外疫情的不断蔓延，很多身在海外的国人都更愿意选择回国，虽然他们知道当下这段旅程并不容易：小心翼翼地登上飞机，戴着口罩不吃不喝，在经历十几个，甚至辗转几地二、三十个小时的飞行后，每个人都身心俱疲。
“下了飞机，见到的全是我们这样穿着防护服的人，然后仍要长时间等待，无论是谁，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跟着路涛走在T3-D的人群里，我看到很多人的眼神里都积攒着复杂的情绪，像是被巨大的未知笼罩着。
也有很多人逐渐失去了耐心。这时候，路涛就是站到与旅客沟通最前线的那个人。他竭力安抚滞留在平台和电梯上的旅客，高声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防止踩踏，还要讲清政策、摆明困难，让大家配合工作，这样才能尽快回家。
同时，他还要将楼内旅客的情况紧急报告给公安局指挥中心和航站楼现场的指挥机构，和各方抓紧协调流程调整，尽可能地确保转运处置工作安全妥善进行。
透过有些生雾的护目镜，隐约能看到里面那双密布血丝的眼睛和浓重的黑眼圈。他的嗓子，早就哑了。
突击队在T3-D现场维持秩序。
经过了几天的磨合，入境和转运流程逐渐捋顺了——
航班落地后，海关检疫部门会上机对旅客进行第一次情况筛查，将已有症状的重点旅客提前带下飞机，转运至医院。
其他旅客随后下机接受第二次体温筛查，体温正常的旅客则可以下楼过边检，提取行李，然后由机场大巴转运至新国展进行分流隔离。因此，身体健康的回国旅客在入境时不会再耗去大量时间。
体温异常的旅客则会被留在医学观察区，等待进一步的检查，并由检疫人员进行一对一的情况问询和流行病学调查。检查结果仍有问题的旅客，要在安置区等待120转运至定点医院。路涛说，目前在T3-D等待时间最长的，其实就是这部分旅客。
而警情却大多来自这部分旅客的父母。因为一些留学生回国后通讯不畅，他们的父母又不了解新的到港流程，长时间联系不上孩子就会找到民警。“他们会特别担心，一是担心安全，不知道孩子在哪里、在干什么；二是担心身体，毕竟在这样的环境里，是有感染风险的”。
路涛说，其实整个出港转运流程是全闭环的，每个环节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值班民警会耐心地向家长说明情况，一边确认孩子的状况，一边安抚家长的情绪。
这两天，路涛一直惦记着一个小男孩。3月20号，他接到警情，称一名独自乘机归国的14岁男孩在T3-D航站楼无人照管。路涛带了瓶水找到他，原来是因为下机时体温筛查异常，男孩在安置区已经等待了数个小时。“他一个小孩儿肯定着急啊！”
安抚好男孩，交代好注意事项，他却始终放心不下，第二天又打电话过去问情况，男孩已经被转运到小汤山医院等待做检查了。“谢谢你，还打来电话关心我！”末了，男孩这么说。
“这不是怕你一个小孩儿出问题吗？”路涛没说什么客气话，但看得出他的真切。
队员们换岗后，认真进行消毒工作。
挂了男孩的电话，转运正常旅客前往新国展的大巴车一辆辆从我们身边经过，透过车窗我无法看清他们的表情，但无论如何，到家了，终于能松一口气。
路涛突然说：“每次看到机场大巴和救护车一车一车地把人转运出去，其实我心里很不好受，特别是还有一些很小的孩子。我也有孩子，看到他们回来这么不容易，我就希望能尽量给他们提供一些便利和帮助。”
在T3-D巡岗的时候，路涛会主动跟旅客聊聊，一方面想缓解一下他们的情绪，一方面也会做一些解释说明工作。他还是强调网上的那些人都是极少数，“大部分旅客还是非常配合工作的，有的甚至觉得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
由于不断有旅客需要在T3-D内等待转运，突击队24小时都要有人在岗。40人的队伍，每天13人值班，T3-D内部4人，警务站备勤4人，还有4人在远端值守。尽管是三小时一换岗，但穿脱防护装备就至少要花去40分钟，很多队员都是浑身湿透地换岗下来。
其实路涛不大，87年生人，刚刚30出头，但他却爱管队员们叫“孩子”。“我们的队员都是从基层各单位抽调来的优秀民警。其实他们很多人也都是孩子，很年轻，甚至都没跟家里人说自己现在在干嘛”。
路涛说，作为警察，这里是没有人喊苦喊累的。所以除了保障好旅客，他也要保护好这些“孩子”。以穿脱防护服为例，所有人都要遵守严格的步骤和程序，容不得半点马虎。穿脱的过程有人监督录像，还要签字担责。
“我们是以跟确诊患者接触的标准去做防护的。流程和规章制度一直在不断完善。我们参考了医院发布的专业视频，还请了海关的专业人员为我们作培训。其实穿防护服还好，脱防护服是很危险的。很多人就是在脱的过程中被感染的”。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队员刚戴好的口罩掉了，路涛让他必须回去重新做一遍防护，这没得商量。
在整齐码放着防护装备的桌子上，我还发现了一盒金嗓子喉宝。路涛说，队长自费给大家买了500盒。“天天做旅客的工作，嗓子全哑了”。
进驻T3-D后的第10天，路涛决定回家再拿一茬换洗衣服。“每年有重大安保任务时，我们都很少回家。这次我也想到了会长期作战，但没想到会持续这么久”。
在家的短短三个小时里，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给妻子庆祝生日。
“她抱怨过吗？”我问。
“也习惯了，我们过去的倒班模式，每年也有一半的时间是睡在单位的。加上过年期间做返京人流筛查，我是要上机直接接触有14天湖北接触史的乘客的，也算是个铺垫吧。”路涛顿了一下，放慢了语速，“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也有默契和理解了”。
“闺女1岁10个月，很好玩！回家之前我还给她买了小礼物，就怕回去她不理我，结果她见到我就爸爸爸爸地叫。真好，她没忘了我！”
路涛主动掏出手机，给我看了一家人给妻子庆祝生日的视频。“回去至少让他们能看到我平平安安的”。他说，自己警校毕业就来到了首都机场公安局工作，整整10年，这次抗击疫情算是他遇到的最大一场考验了，毕竟要面对的不仅有处理警情的压力，还有被病毒感染的风险。
“得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一线防控的压力。”路涛说，他警校的同学也有很多人正奋战在一线。“比我压力大的人有很多”。
突击队的警车就挨着警务站、停在T3-D的玻璃幕墙旁边，不时有行李车、设备车和大巴车从旁边经过，那声音吵得人心慌。路涛说：“你看，我晚上就是这么睡觉的。”看到我一半惊讶、一半同情的表情，他又补充了句：“不过我睡眠质量好，一躺下就能睡着。”
这个晚上，他可能还要这么度过。
正在警务站值夜班的路涛。
后记：本文采写于3月21日。自3月23日零时（北京时间）开始，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等12个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虽然政策调整大大缓解了首都机场的疫情防控和保障压力，但T3-D专区治安秩序维护和人员转运的安全保障工作仍在继续，路涛的繁忙也依然在继续。
独家探访｜此时的首都机场T3-D
本报记者体验上岗境外疫情阻击第一线
策 划：金 欢； 记 者：程 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