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牌“上海滩”的兴起和迷失_奢侈品消费在中国：非炫耀性消费的兴起

作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集团历峰集团旗下品牌“上海滩”（Shanghai Tang），是一个以中国身份认同为荣，宣扬中国和时尚的全球大使。创建于1994年的“上海滩”，通过不断的，使之与中国的、、服饰等行业融合，演绎出一个强调东方方式的奢华品牌。这个坚守中国传统元素和西方设计相融合的品牌是如何从一间位于的概念商店，发展成一个国际顶级奢侈品品牌？ 如今又面临频频关店困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表8-9 “上海滩”品牌部分季度系列产品

）采访时提到：“自2001年加入‘上海滩’担任公司行政主席起，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上海滩’从一个概念店转变成一个品牌，换句话说，就是让‘上海滩’更加适合穿着，去吸引更多见多识广的时尚人士，所以我们不断为品牌融入更多实穿性和现代性的元素。”出于对“上海滩”自身强大的DNA的直觉肯定，雷富逸在接手“上海滩”时并没有做过市场调查，但幸运的是“上海滩”本身拥有一个绝好的、可以做大做强的概念。这也正是前文我们一直强调的“上海滩”是一个坚守中国元素，以中国身份认同为荣的中国时尚之全球大使。在此基础上，不断吸纳和融合更多的西方的时尚设计。“我们每个新系列都会逐渐加入更多大胆的设计和现代元素。”雷富逸说。

如今，走在“上海滩”新天地店里，从陈列的服装来看，中国传统的特色确实在削弱，而时尚化在增强。以前钟爱“上海滩”品牌的消费者陈先生说道：“现在‘上海滩’中我们最喜欢的中国传统特色在削弱，而时尚化在增强。最具中国特色的绳结扣和盘扣也是少量运用。比如今年最新推出的祥云图案的连衣裙系列，款式就包括时尚的现代款和改良旗袍款等。绳结扣的设计基本装饰在腰带和包包上。所以，我现在很少买它家东西了。”

但是，上海滩品牌的CEO雷富逸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解释道：“‘上海滩’的设计通常都是用高级织物作为原料，配上刺绣、中国结和高领等具东方色彩的剪裁工艺。同时，它所要求的当代时尚风格，要使每一季的作品足以在米兰和巴黎等时装T台上得以轻松展现。的确，本季秋冬时装，我们的设计师选用了较为内敛、深沉的颜色，剪裁线条也变得更为低调。你看，我身上这件西装的中式立领就很低调，不引人注意，但仔细看是个很值得玩味的细节。很多消费者不喜欢夸张的设计，其中必须有一些吸引人、值得他们把玩之处，这是符合国际潮流的做法。”

（2）从单一产品线到大杂烩发展？邓永锵时期的“上海滩”，产品线单一，仅局限于以旗袍、唐装、马褂为主的女装，产品的卖点仅限于老上海的风情，没有明晰的市场定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客户的要求来定制服装产品。当历峰集团接手“上海滩”后，便开始对“上海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雷富逸刚接手“上海滩”时，和创意总监joanne Ooi（2002—2009年时任“上海滩”的创意总监）同样认为“上海滩”怪里怪气的衣服就像迪士尼乐园的时装版，“没有一件衣服是能立马穿着走出去的”。两人对“上海滩”印象的高度默契让接下来的改革顺利进行。首先，雷富逸将目标客户群体定位在25～50岁中高收入者，他们热衷时尚元素，勇于展现自己个性。其次，产品线方面，在女装的基础上，加入了男装系列和更加年轻的产品系列；在“上海滩”中国元素设计的基础上，又加入现代化的时尚设计元素和理念。再者，拥有更多的衍生品是奢侈品区别于一般品牌的特质之一，雷富逸按照万宝龙、伯爵等奢侈品牌的运作经验，决定开发“上海滩”品牌的衍生产品。于是，在雷富逸与joanne Ooi并肩作战的几年里，“上海滩”品牌增加了男装和童装，并且业绩开始上扬。尤其是2005年麦迪逊大街专门店的总收入上升达50%，整体业绩同比增加40%。后来，雷富逸又将产品系列延伸到配饰、家居用品、中装定制等多项服务，并于2009年推出了一款“风水大师”腕表。2010年，“上海滩”还开设了全球首家品牌概念餐厅“上海滩餐厅”，旨在将“将品牌体验延伸到味觉上”；此时的雷富逸欲将“上海滩”由一个时尚品牌转型为一个生活方式品牌。

然而，一连串大刀阔斧的改变着实让人应接不暇，大杂烩式的产品线也让品牌难以定型。虽然爱马仕、纪梵希等品牌的产品线也极其广泛，但这些品牌都是在长期积累了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基础上，厚积薄发而成。然而，对一个只有20来年历史的年轻品牌而言，能否承受和消化这样的转变有待观察。

（3）国外设计师团队能否设计出中国奢侈品品牌的中国文化部分？邓永锵时期的“上海滩”，设计师以中国的传统裁缝为主。雷富逸接手“上海滩”后，将设计师团队大换血，改变了原本“上海滩”的设计师团队，转而搭建以国外设计师和中国设计师一比一的设计团队，由原先的纯粹中式风格转变为中西合璧。

雷富逸说道：“上海滩”怀着担当现代中国时尚的全球大使使命，一直用更多精力去坚持自己独特的DNA，而不是太过于关注研究平衡东西方文化差别。“如果执迷取悦于某个特定的消费群体，你就会做一大堆别人都在做的东西。我们有其他品牌可能缺乏的新鲜度和真实性，因为他们太关心竞争对手都在做什么了。”因此，“上海滩”是一个开拓者，而不是追随者。“这是因为我们的品牌是一个全新的、独一无二的概念，我们的设计师没有可以山寨的对象！”

如今，“上海滩”的设计师团队基本上是外国人。有人说“上海滩”由外国设计人员领衔的设计团队无法深入地看中国，他们眼中的中国永远都是流于表面而无法诠释中国。也有人说，这恰恰是“上海滩”的聪明。这种智慧与上海的气质多么吻合——一个由新外来文化和旧中国文化撞击融合而成的城市，一个中西结合的时尚品牌。你说她市井、你说她浮华、你说她落俗，可她却依然深深地吸引着你。

（4）历峰集团时装和配件业务业绩下滑？蔻依、兰姿和上海滩所属的时装和配饰业务是历峰集团业绩表现最差的部门。据历峰集团五月中旬发布的2013年全年财报显示，珠宝和手表部门以及电商业务均实现双位数增长，唯独时装和配饰部门仅录得个位数增长，营业利润更是出现倒退。当时，历峰集团董事会执行主席johann Rupert在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中也表示集团应该尽早摆脱那些令人失望的品牌，而蔻依、兰姿和上海滩等正属于这些处于挣扎中的品牌。

在2013年财报发布后不到一周，历峰集团宣布时尚配饰部门首席执行官Martha Wikstrom离职，而且不会另聘高管填补空缺，而是转由集团联合首席执行官Bernard Fornas负责该部门业务。分析师称Martha Wikstrom的离开可能是因为集团不愿意在时装配饰品牌上继续投资，另外刚刚上任半年的Alfred Dunhill前任首席执行官Eraldo Poletto也悄然离职，一系列关联事件让人有理由相信历峰集团存在对时装配饰品牌的清理计划，以专注于高端手表和珠宝品牌的发展。集团某位前高管也表示：“历峰在硬奢侈品领域做得更加出色，她懂得如何发展和销售钟表和珠宝品牌。”

Dunhill的业绩一直低迷，而竞争对手则跑赢大盘，所以集团不再对这些品牌有信心。而同属历峰集团时装和配件业务下的“上海滩”的境遇比兰姿更为凄渗。16年前，“上海滩”这个在外国人眼中“中国唯一的奢侈品牌”风光无限，这风光来自世界第二大奢侈品集团历峰的收购，而彼时“上海滩”仅仅创办6年。因此，中式服装奢侈品牌“上海滩”的发展，逐渐成为顶级品牌管理的经典案例，国际著名商学院的课程都把其作为中国品牌国际化传播发展的样本。然而，“上海滩”现在却面临着被集团遗弃的危机，根据历峰集团最新发布的财报显示，过去一年中，“上海滩”的全球门店关店7家，仅剩42家。由于历峰集团的时装和配饰业务业绩下滑，“上海滩”首当其冲，品牌价值也不断缩水。奢侈品行业分析平台华丽志创始人Alicia Yu认为这说明“上海滩”的业绩很差。

但雷富逸先生并不赞同，他解释道：“从管理者和品牌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关闭一部分门店、重新寻找合适的地点和时机重开门店，都是相当正常的调整。用门店扩张数量或者门店关闭数量来衡量时尚品牌的价值，实在有失偏颇。现在，很多奢侈品品牌都开始积极拓展在线销售的渠道。‘上海滩’也是一样，2015年，我们的中文在线购物频道就会开通。之后，我们还会有进一步拓展线上销售的动作。我们对线上销售的预期相当看好，认为这个举动将会重塑‘上海滩’品牌，甚至重塑新中式设计。同时，我们邀请建筑师组合明合吉重新打造位于香港的旗舰店。”

3.是对国际市场的过分倚重还是对中国市场的错误看空

当国际各大奢侈品牌纷纷抢占中国市场的时候，中国本土的奢侈品牌“上海滩”却逆其道而行——忽略中国，到国外宣传。但这就是雷富逸的宣传策略：“在中国市场实现销售，但将宣传的重点放到海外。”这就导致“上海滩”在国际市场上打开了知名度，但在国内没有知名度。就像财富研究院院长周婷说的一样：“一方面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打开了知名度，提高了美誉度，包括历峰集团内部也给予它集团优势的支撑；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在国内推广的话，可能会失去这波消费潮，又会失去中国消费者。只能是中国消费者中的一部分很高端的人会知道它，真正的结果是少数人知道，少数人购买。虽然有一些国外的人会买它，但真正的消费主力是中国、印度、巴西这种新兴市场国家。从长远来看，会对‘上海滩’这个品牌造成一定的伤害。”

同时，雷富逸先生就中国高端消费者的变化评价道：“他们变得更加理性，不再迷信品牌的名声，也不再以西方品牌为圭臬，而是钟情于自己内心的喜好和审美观。”就这一转变，雷富逸表明：“上海滩”一方面是要努力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另一方面还要让中国人相信他们自己的文化可以挖掘出具有影响力的高端品牌。因此，雷富逸自2001年加入“上海滩”起，带领着团队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扭转了业务情势，在经营上也实现了盈利。“在首先赢得西方市场之后，越来越多中国人也开始喜欢‘上海滩’的东西。”2011年，“上海滩”的外国客户和中国客户的比例大概是1∶1，“上海滩”北京专卖店的当地客户占了65%～68%；而在“过去几年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消费已经有了两位数的增长”。

“上海滩”对中国市场还是比较看重的。雷富逸经常往返于伦敦和纽约的子公司，每当听到伦敦的公关经理说：“Raphael，东方的东西不流行了。”他总会反驳说：“年轻人，你们就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 你怎么可以忽略这大半个世界呢？ 现在的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个人都渴望来分一杯羹。”此外，2011年，雷富逸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上海滩”未来发展的重心会在中国，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我们未来3年的大多数投资都会在中国。作为一个中国品牌，我们坚持以现代方式来包装中国文化，我们会坚守领军者的地位。”同时，他也表示会在巴黎寻找合适的店址开设新店，以巩固“上海滩”在欧洲的地位。“亚洲区之外，我们有大概15家店，但和其他高端品牌一样，我们现在的重心还是在这里（欧洲）。”

同时，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很大，Hermes集团就推出了类似理念的品牌Shang Xia，而像Shiatzy Chen、东北虎这样的新兴品牌也很具发展潜力，雷富逸先生表示非常乐意接受这些竞争，但“上海滩”品牌已有20多年的历史，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但是让他不满意的是现在太多品牌都想和中国扯上关系，以为在衣服上绣条龙就成了中式服装了，这是对中国市场的不尊重。“上海滩”的服装尽量避免太过明显的中式图案，选择更具内涵的图样，增添了不少现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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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一大召开地点，以及一大在哪召开的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分别是什么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

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召开地点是哪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在卢湾区兴业路 76号（原望志路 106号）。1921年 7月23日，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张国烹、陈公博、周佛海、陈独秀指派包惠僧参加，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在此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而后，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逮捕。会议被迫终止，转至嘉兴南湖一艘船（红船）上进行，最终圆满落幕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从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瑞金，在这近12年的时间里，除了有几次短暂的迁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都设在上海。

毛泽东与上海关系密切，他一生中到过上海五十余次。1919年3月，26岁的毛泽东首次来到上海，此后至1921年7月前，他又先后两次来过上海。在杨树浦码头，他送别友人；寓居安义路期间，他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陈独秀；在半淞园，他与友人泛舟游湖，逸兴遄飞……

送别赴法勤工俭学青年身无分文来闯上海滩

1919年3月14日，26岁的毛泽东同一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由北京抵达上海，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上海。第二天，毛泽东与吴玉章参加了欢送首批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活动，并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环球中国学生会门前合影留念。

3月17日上午，中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89人（其中湖南青年43人），乘坐日本的“因幡丸”轮即将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航，毛泽东和吴玉章等一起来到码头送行，同他们一一话别。毛泽东在码头许久地挥着手，望着轮船渐渐远去，消失在视线中。△1919年3月15日，环球中国学生会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当时，正值新思想、新文化在国内广泛传播，有志青年纷纷要求去法国寻求救国之道，留法勤工俭学适应了这一需要，加之各地政府、社会贤达的大力扶持，留法勤工俭学在五四运动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形成全国规模的热潮。

从1919年3月17日至1920年12月15日不到两年的时间，共有20批学生赴法，约计2000多人，他们都从上海的杨树浦路与大连路一带（原杨树浦码头）和延安东路东端临黄浦江处（原洋泾浜法国码头）启程。

毛泽东第一次来上海可体会到了“行路难”。当时，他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向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才买票到达浦口。在浦口火车站，他不仅身无分文，而且仅有的一双鞋还被贼给偷走了。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毛泽东在车站外巧遇一位湖南朋友，他再次借钱买了新鞋以及到上海的车票，才完成这趟旅行。到了上海后，他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他回湖南。

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沪，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以及蔡母葛健豪等送行。

青年毛泽东为何没有出国？

关于毛泽东不出国的原因，后人有多种猜测。有说是因为语言和经费问题，也有说是因为母亲与爱人，而毛泽东在他的回忆中，比较强调的是主观因素，他认为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

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速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

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当时毛泽东认为对自己的国家知道得还太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见证毛泽东人生的转折点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除了送别友人赴法勤工俭学，还参与了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他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静安区安义路63号）。6月7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

安义路63号是一幢沿街而建的旧式二层楼里弄房子，砖木结构、坐南朝北。楼下是会客室兼饭厅。楼上的卧室有一排临街的长窗。室内放着两张床，一只茶几和一张桌子。桌上摆着粗瓷茶壶，茶杯及笔砚文具。和毛泽东同住的还有李思安、李凤池、陈书农等人。

他们每人每月仅有3元零用钱，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四个人轮流做饭，常吃蚕豆煮饭，生活比较清苦。当时，毛泽东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给人洗衣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说自己工读生活困境：“因为接送（衣服）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

毛泽东第三次在上海期间，每天都要阅读各地的报刊和书籍。他还邀请十多位旅沪青年成立了“自修学社”，共同学习各种理论著作和外语。△ 安义路63号楼上卧室，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毛泽东在这里发起成立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先后在报刊上发表《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湖南建设问题的商榷》《湖南人民的自决》等文章，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

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第三次来沪期间多次拜访陈独秀，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当时陈独秀已将全国闻名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到上海，并在此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

多年以后谈到这段往事时，毛泽东说：“我第二次（应为第三次——编者注）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一旦接受它（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可以说正是在安义路这处旧居里，毛泽东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如今人们看到的毛泽东旧居，是翻新修缮之后的样子：整体是坐南朝北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下是当年的客堂间，依然放着方桌和几把椅子。在这栋旧居的展品中，还有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555牌”香烟盒、全套六册《共产党》月刊和建国之后批示文件用的红色铅笔、在人民大会堂一号厅使用的瓷杯、瓷勺和瓷碟等。

毛泽东与半淞园的“一面之缘”

半淞园，当年上海一处有名的私家园林。由于临近沪杭甬铁路的南火车站，该园一时游人辐辏。园内有听潮楼、留月台、鉴影亭、迎帆阁、江上草堂、群芳圃、又一村、水风亭等，长廊曲折环水……这里贴近黄浦江，故将江水引入园中，以水为主景，并应唐代大诗人杜甫“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的诗句，也就取园名“半淞”。

因缘际会，半淞园成为众多文人雅士的雅集之所，到此一游的必去之地。1920年5月8日，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半淞园，他们泛舟游湖，登高望远，正当大家玩得兴味盎然的时候，李思安女士说道：“我们还是选取一个地方坐下来谈一谈吧！”

他们选择了一个安置有石凳石桌的亭子，挤坐在石凳上。在这里，他们详尽地讨论了新民学会的任务、活动原则、入会手续等问题。会议认为学会应采取“潜在务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吸收新会员要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项条件。在会内要养成好学的风气。“半淞园会议”一直开到黄昏，大家仍意犹未尽。会间休息时，参加会议的十二人“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

1921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举行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报告会友在上海半淞园讨论的结果，……众赞成上海的决议。”自此，新民学会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初始宗旨，上升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高度——正如1982年萧三在回忆录《人老心不老,愿作老青年》中所言：经半淞园会议后，新民学会已初步孕育了“共产主义的胚胎”。

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中，半淞园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被夷为平地，一派繁华尽毁，半淞园没有再建。

新中国成立后，半淞园一带陆续兴建南市发电厂、南市自来水厂、建设机器厂等，工厂加仓库的新兴工业取代了原有的小桥流水。

现如今，曾经的半淞园已成为上海世博园区的一部分。一座座极具艺术特色的环保建筑，环绕在半淞园路、花园港路、南车站路一带，红色旧址、创意园区并存。

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青年毛泽东把自己的一生与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是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是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7月30日在楼下客厅举行。1921年7月23日晚8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7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党的纲领。

7月30日，由于会议被敌人发现，当晚代表们商量，决定改换会议地点。恰好李达的夫人是浙江嘉兴人，因此决定第二天到离上海较近的嘉兴南湖去开会。

7月31日，代表们在南湖一只游船上召开了“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通过了《党纲》(共15条)。

中共一大会址的建筑格局：

中共一大会址原楼于民国九年（1920年）夏秋间建，与左右紧邻4幢同类房屋同时建成，属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一部分。为上海典型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铜环，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门楣上部有拱形堆塑花饰。

原有楼房共2排9幢，一上一下，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其中南面一排5幢房屋沿兴业路（原望志路）。会址即在西首两幢。北面一排4幢在黄陂南路（原贝勒路）树德里弄内。全部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均按当年外貌原状修复。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1921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一大召开地点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是一幢沿街砖木结构一底一楼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坐北朝南。中共一大会址在1952年后成为纪念馆，1959年5月26日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6月，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共一大会址原楼于民国九年（1920年）夏秋间建，与左右紧邻4幢同类房屋同时建成，属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一部分。为上海典型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铜环，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门楣上部有拱形堆塑花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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