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城市影响了哪些城市的发展?

“田园城市”国内外实践案例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 添加日期:10年12月17日

“田园城市”既是城市规划的一种理论指导,也是社会改革的创想。这一理论不仅针对规划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和主张,还设计了一套较完整的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制度。其目标在于不断解决大城市畸形发展引起的各种问题,推动城乡平衡发展这一城市规划思想体系,这些理论被付诸于世界上许多城市的规划建设,形成了现今形形色色的城市形态,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潮流。

       英国:1903年,霍华德和田园城市协会在距伦敦约56km的地方成立了第一个田园城市公司,建立了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 worth)。1920年,又在距伦敦约36km的韦林(Wel--wyn)建设了第二座田园城市。当时,这两座城市由于规模较小,形态尚不成熟,但其独特的理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44年,在“田园城市”的理论基础上,大伦敦规划确定了空间模式为“中心城—绿化隔离带—卫星城”的结构,以通过鼓励人口的迁移、扩散来缓解内城拥塞的压力。这些卫星城市和新城远离伦敦,城市功能完善,规模较大,形成了区域发展的新的反磁力中心。

       美国:美国田园城市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在霍华德理论基础上的创新。2O世纪2O年代开始出现的“美国田园城市和区域规划运动”,尽管没有取得大的实践进展,但在理念上把田园城市的基本原则与更广泛意义上的区域规划结合了起来,继而出现了两个新概念:

       1.“邻里单元”概念。由克劳伦斯·帕利1929年开始倡导。它主张将居民区面积控制在以学校、商店等公用设施为中心、以步行可达距离为半径的范围之内,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城乡社会的亲合力。

       2.瑞本模式。由施坦因和亨利·莱特在1927—1929年间提出。它起源于新泽西州瑞本市区的一次田园城市试验,实行人车交通分离模式。后来罗斯福新政时期建设的马里兰州绿带、俄亥俄州的格林希和威斯康星州的格林代尔两个移民区都以此为借鉴。

       这两个概念,至今仍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为经典的住宅区规划原则。与“新城市主义”的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

澳大利亚:1890—1914年,澳大利亚处于经济低谷和城市失业危机之中,在改革浪潮中,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被介绍进来。后来甚至在1917年1O月,还在东南部港口城市阿德莱德召开了澳大利亚第一次有关田园城市问题的会议,其主题是“促进城市规划、田园城市、住宅的科学和原则的普遍教育和大众理解”。这次大会后,田园城市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如城市非中心化、合作社会、新城等,开始在澳大利亚专业城市学家群体中出现并逐渐推广。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堪培拉城市为绿色的青山和美丽的人工栽种松林翠柏所环拥,50%以上的面积为国家公园或保留地,城市呈环状由市中心向四周辐射,城郊与周边乡村毗连,景色秀丽优雅,环境清新宁静,成为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堪培拉市区极少高层建筑,市民居宅大都为低层别墅,前后种植草坪花木,院落之间均以高30~50mm低矮灌木分隔。无论市区或城郊,只看见幢幢红、白色为基调的建筑分布在绿荫花草之中,整个城市犹如大花园,堪称现代城市规划的结晶。这个澳大利亚最大的内陆城市的中央是一个人工开挖,面积达700多公顷,以城市规划设计师命名的格里芬湖,它将堪培拉一分为二。联邦桥和国王桥横跨格里芬湖,将南北市区有机地连成一体。格里芬湖心是纪念库克船长上岸200周年而建的“库克船长纪念喷泉”(CAPTAIN COOK MEMORIAL JET),喷泉开启,其水柱高达100多米,阳光照耀下,显现成极为壮观的熠熠生辉的七色彩虹。格里芬湖中的阿斯葐岛钟楼,安放着英国赠送的纪念堪培拉建成50周年的大笨钟,钟楼由此成为堪培拉标志性建筑之一。

日本:田园城市理论很早就被介绍到日本。在日本,田园城市被翻译成“庭园都市”,其中“都市”的翻译基本准确,但问题在于“庭园”上,它让人想起绿色、安静的原野。日本的田园城市运动从一开始就违背了田园城市理论的至少三个原则:小规模、独立和内部合作;加上日本本身存在着自明治以来的复杂的土地问题,以及急于早日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心理。使日本在城市规划上,特别是进入3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都市化的倾向。但是二战以后,在城市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比如在社区合作上、在区域自理上,日本却深得田园城市理论的宗旨,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经验。

       石家庄:2008年,石家庄提出着力构建“生态产业、生态战略资源、生态环境质量、生态安全、生态人居、生态文化”六大体系,把石家庄建设成为燕赵山水田园特色鲜明、经济繁荣、社会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宜居兴业的新石家庄。

       城市景观生态化:规划建设“7个景观片区、5个景观带、6个景观点”,绿地系统形成“二环、三廊、七片”的绿化结构。

产业体系建设生态化:生态农业:建成生态型现代化的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和水产养殖业生产体系。生态工业:建设生态工业园区。生态服务业:以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为发展方向,加快生态化进程,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整体推进生态旅游业,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环保产业:积极构建物资资源从摇篮到摇篮的闭合循环圈,建成以再生资源回收、循环利用为特征的绿色静脉产业。

       人居生态化:市域城市体系划分为5个生态城市群:都市区生态城市群、西部山区生态城市群、东部平原生态城市群、东北部丘陵、平原生态城市群、东南部丘陵平原生态城市群,这些城镇将拥有完善的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城市生命线系统(供水、供电、供热、供气、交通等线路)。

       无锡:提出建设“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全国最佳人居环境城市”,打造集“绿色无锡”、“园林无锡”、“生态无锡”为一体的“田园无锡”。

宁波江北区:着力建设“田在城中,城在田中”,适宜人类居住,适宜事业发展的现代生态型田园式城市。江北区是宁波市区农村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中心城区之一,面积208平方公里,90%为农村,110个行政村有8万多农民,历来被宁波市民誉为“米袋子、菜篮子、奶瓶子”;该区有山、有江、有田、有湖、有古迹,自然资源丰富、风景秀丽迷人、地理位置独特,为“田园城市”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宁波江北区在浙江省率先以“田园城市”建设模式统筹新农村建设,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近郊农村向田园城市、郊区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型进程。该区围绕“田园城市”的“人本之城、生态之城、节约之城、文明之城、和谐之城”5大战略目标,大力实施“630计划”,即:“着眼农民增收、村容整洁、城乡统筹、分类指导、农村改革、注重长效等6个工作重点,完成30个重大项目,确保每一个项目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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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更加创新的绿色产业集聚区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服务输出基地建设迈出了新步伐,“天赋河套”巴彦淖尔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成功推出,开启了巴彦淖尔向世界奉献友好食物的绿色大门。“天赋河套”品牌的12家企业53款产品供不应求,溢价达30%以上,带动全市优质农畜产品整体溢价15%以上。河套优质农产品出口93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连续12年位居全区第一,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天赋河套”品牌战略让好产地产出好产品,让河套农产品走向高端市场、卖上好价钱,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在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方面,依托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优势,巴彦淖尔市全域布局风电场和光伏发电站。巴彦淖尔市还积极发展石墨烯、多晶硅、蓝宝石等新材料产业,发展壮大生物科技、蒙中医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等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各领域广泛应用,催生了更多新业态新模式。

建设绿色和谐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让环境更绿、乡愁更浓、乡景更美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当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来建设,伴随一系列的生动实践和果敢探索,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迈出新步伐。

用铁的手腕治理乌梁素海。实施点源污水“零入海”行动,彻底斩断点源污染。目前,巴彦淖尔市已建成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覆盖各旗县区。全面开展农业生产“控肥增效、控药减害、控水降耗、控膜提效”四大行动,大力实施生态补水工程,提升湖体生态功能。乌梁素海流域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以专家评审第一名获得国家项目支持。

用最严的措施治理乌兰布和沙漠。目前,沙区建设了以色列防沙治沙生态产业园,进驻企业130家,初步形成了集光伏发电、沙产业、现代农牧业、生态旅游为一体的光伏治沙基地,沙漠绿色有机作物扩展到17个品种。乌兰布和沙漠治理走出了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防沙治沙之路。

幸福生活不只在于丰衣足食,也在于碧水蓝天。随着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脚步的加快,乌梁素海水质逐年转好、乌兰布和沙漠披绿、乌拉山植被恢复、森林绿地面积扩大,巴彦淖尔的百姓欣喜地发现,优美环境就是民生,绿水青山就是美丽,蓝天白云就是幸福。未来,巴彦淖尔的天会更蓝、草会更绿、水会更清、空气会更干净。

建设更富活力的乡村振兴样板区让农牧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牧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作为传统农业大市,巴彦淖尔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近年来,全市以产业兴旺为重点,建设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服务输出基地,让农牧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生态宜居是关键,三年来,全市新建农村牧区户用卫生厕所12.5万户,7个旗县卫生厕所普及率全部达到85%以上。创建完成3076个绿色村庄,新改建农村牧区“四好公路”2600余公里。农牧区生活环境更绿、乡愁更浓、乡景更美。同时以乡风文明为保障,丰富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以治理有效为基础,积极推进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让农村牧区成为农牧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以生活富裕为根本,多渠道增加农牧民收入,让农牧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建设更有影响力的对蒙开放先行区构建全方位开发开放新格局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大力发展口岸经济,理顺口岸管理体制,加强口岸规划建设管理,着力把甘其毛都口岸建设成为集进出口贸易、仓储物流、跨境旅游、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口岸特色城镇,争取资源就地精深加工能力大幅提升。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对外开放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巴彦淖尔市与全球9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往来。2019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75.9亿元,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四成以上,成为全区首个进出口额200亿元以上并实现进出口均保持两位数增幅的盟市。2019年,巴彦淖尔市籽仁、番茄制品等出口农产品贸易值达35.6亿元,同比增长18.2%,连续11年居自治区各盟市之首。

同时,巴彦淖尔市还加强对蒙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商贸物流等领域深度合作,正在把甘其毛都口岸建设成为自治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对蒙开放桥头堡。未来,巴彦淖尔将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姿态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为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增添新动力、拓展新空间。

建设更富魅力的美好生活共享区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生活更加殷实富足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放眼巴彦淖尔大地,一个个贫困村实现华丽蜕变,一个个民生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一张张笑脸阳光灿烂……贫困群众告别土坯房搬进了新居,宽阔的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富民产业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小康路上一户不落、一个不少。截至目前,全市5个区贫旗县全部摘帽,162个贫困嘎查村全部出列。决战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脱贫攻坚整体进入巩固提升阶段。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契机,大力开展以植树造林,公园、广场、街头游园、道路、小区、单位庭院绿化为重点的绿化工程,2017年以来,累计增加绿地面积720亩。大力实施净化工程,完成46座转运站、8座地坑、83座旱厕、185座水厕的升级改造工作,新建水厕32座(含旱改水),实行垃圾上门、流动收运,垃圾清运由原来每日清运1次调整为每日清运2次,实现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大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工程,2018年~2020年中心城区共投资2.2亿元,改造老旧小区89个、363栋楼,总建筑面积161.1万平方米……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民力。伴随着一项项民生新政、一桩桩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根,全市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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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在构建公共服务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运用实地考察、制度分析、理论建构等研究方法,对成都市在建设现代田园城市进程中的公共体育服务现状进行调研。研究发现,建设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现代田园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现实运行中存在公共体育服务法规文本不完善、体育供给有限、体育组织不健全、体育需求多元化得不到满足等现实问题。

自2009年成都确立建设现代田园城市历史定位和长远发展目标以来,成都在构建世界级国际化城市、西部中心城市、城乡一体化建设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共体育服务作为成都建设现代田园城市进程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相辅相成。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建设,成都公共体育服务已经基本完成社区体育设施全覆盖、城乡体育统筹发展。为进一步完成现代田园城市战略规划,全面构建亲民、便民、惠民、利民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有必要对成都公共体育服务现存的主要问题、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建成现代田园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体育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体育公共服务”是提供体育公共产品和体育服务的行为总称。它不仅丰富了公众的文化生活,也是公众更广泛地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的条件和基础,具有福利性、公共性、多样性、便利性和增值性等特性[1]。“公共体育服务”是公共服务中的体育服务,“体育公共服务”是体育的公共服务,在某种意义上讲,二者概念略有不同,其实质基本一致。“公共体育服务”属于社会公共服务的范畴,是指实现与保障社会居民的基本体育权益,以政府为主导,依据各种法律法规,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体育产品的公共行为的总称[2]。

就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本义而言,它是指为满足公共体育需求而提供的各种要素和创造的各种条件的总称。作为公共体育服务的提供者,要创造必要条件以保证把公共体育服务提供给公众,而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要素和条件构成了具有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整体[3]。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指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具有公益性、普遍性、基本性和文化性四个鲜明特征”。

二、调控体育法规制度的政策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

(一)完善体育政策、制度与法规

体育法规是指保障体育运行的所有制度、法律、规章等有机统称,是促进公共体育服务有序运行的基石。地方公共体育服务法律法规是严格遵循和依照国家公共体育相关法律法规,结合自身实际与发展特色而制定的。在《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国家体育法规出台后,成都市结合全民健身运动的实际需求,相继出台了《成都市体育条例》、《成都市全民健身条例》、《成都市体育产业发展规划(2009年-2020年)》、《成都市全民健身发展纲要》以及《运动成都条例》等相关体育法规。在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的趋势下,虽然宏观方面的法规、政策均有出台,但是在涉及基层百姓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的体育活动创设、体育设施建设与管理、体育社会组织培育与管理、体育权益保障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政策法规是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是制约与维护公共体育服务步入正轨与有序运行的约束手段。成都市公共体育服务在政策法规建设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现有已出台实施的体育法规中,绝大部分法规文件都是关于全民健身、体育产业、竞技体育领域方面的,这也与国家体育发展主体相吻合。但是关于公共体育服务建设、休闲运动产业发展、体育权益保障、体育场馆运营与社会化等关乎老百姓体育需求与切身体育权益的政策法规文件却少之又少。因而,政策法规的不健全成为影响成都公共体育服务质量与效益的重要因素,造成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秩序混乱、结构不稳定以及相关公民体育权益得不到保障。

(二)明确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职责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角,在公共服务体系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在政府的主导运行与坚强调控管理下,公共体育服务能够充分植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充分与市民的切身需求与利益保障相互挂钩,从而走上科学发展之路。在新一届政府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战略思想下,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进程中,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的职责,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规划、指导、筹资、管理与评价过程中的作用。

传统的以政府为主体、社会为补充的大政府、小社会发展格局已经被打破,在走社会化、市场化与专业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政府的自我职责与专业功效,有效促进政府与社会、市场的有机结合,将主导与主体、政府与社会充分对接,促使在建设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职责担当。

一是政府在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实际角色应发展转变。基于发达国家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经验,即通过健全的法规,与私人资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提出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路径,准确界定购买范围及方式,同时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明确政府在购买中的角色,培育体育非营利组织等承接主体。其具体职责如承担与完善公共体育政策法规;监管公共体育服务的正常运行;创造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等。二是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职责。明确主体责任与责任分工,通过制定完善的准、服务范围、责任分类来突出各行政单位的职责与承担范围。

(三)建立完善的公共体育财政保障机制

经济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公共体育服务的长效运行离不开强有力的财政支撑。从现实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来看,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只有地方政府的推动,缺乏中央政府有效的政策和财政支持,缺乏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整体性规划,对如何平衡区域间经济水平和公众体育需求缺少有效的措施[4]。政府财政单方面的投资格局已经不能适应公共服务发展的要求,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将民间资本、企业单位,甚至个人融资全部植入到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充分调动与激发社会资本注入公共体育服务的各个环节。

在财政注入的方式上,改变单向依赖政府投资的方式,在资金来源上突出政府、社会、市场的多元化格局;在资金管理方式上注重共同管理与维护、相互监管的运行模式,从而确保了公共体育服务的资金来源和运转保障,有利于公共体育服务的长效可持续运行。财政保障机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下的战略手段。财政是落实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物质基础、政策工具、体制保障和监管手段,一定的财政体制总是与一定的发展战略相适应,一定的发展目标对财政体制的安排起着决定作用。财政体制既是国家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同时也是国家引导和实施发展战略的政策工具和手段。

财政体制与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适应过程中,当财政体制与发展战略不匹配时,发展战略的实现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和体制保障。从财政体制的角度看,主要表现为对公共服务投入的不足,政府担负起了从文化服务供给到生产和分配的全部职能,导致国家财政拨款也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针对国家下达的公共体育服务的惠民项目,不乏存在许多虚报项目效益、完成次数、套取国家财政专项补贴、文化服务供给的表面化与形式化。因为国家政策的某些模棱两可,出现了许多可预见性的制约因素,而这些制约因素使公共体育服务建设得不到国家财政支持,无法获得体制内的财政支持,也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强化体育组织与产品供给的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

(一)不断强化体育组织建设

体育组织是公共体育服务的实践者,也是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指引者。激发体育组织的有效运作,有利于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在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体育组织的拓展与激发是当下建设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根据张光亮对成都市民关于公共体育组织服务满意度的调查显示,缺乏专业人员指导与健身方法是影响老百姓健身满意度的两大因素[5]。

为了满足成都市民的实际体育运动需要,成都市体育局联合社科联、教育局、民政局、民间协会等多个机构,成立了体育学术研究机构、体育赛事活动策划运用机构、体育新闻宣传报道机构、体育健身指导协会、各运动项目协会等不同类型的体育组织机构,为进一步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多元化格局提供了组织支撑。体育组织的发展和壮大要从基层的体育组织建设以及体育人才的培养开始,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重视小型健身组织的发展和体育爱好者的培养。一个体育“能人”或体育爱好者往往能够以自己的体育魅力集结一个体育组织。总之,在体育组织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人抓组织”的工作思路,依靠这些体育“能人”发展体育组织。

(二)切实重视各种体育需求

任何人都享有最基本的体育发展权利。随着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的发展,成都市居民在体育需求上越来越呈现出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日渐凸显出个性、休闲、户外、新潮等特点。为了满足市民的各种体育需求,这就要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除了提供各种接地气、亲百姓、重实用的体育服务内容外,还要求这些服务具有个性化、前沿性的特点。

(三)持续保障体育供给渠道

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是指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体育产品、体育服务和体育赛事信息等,良好的、有序的体育服务供给是实现公民体育权利的重要保证。笔者通过对成都市公共体育服务中的体育信息、体育服务、体育活动、体育人才、体育资金等供给现状的实地调查后发现,成都所有区县将在2017年完成“一场一馆一池两中心”建设,构建起城乡居民更加均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一场一馆一池两中心”,即一个体育场,一个体育馆,一个游泳池,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和国民体质中心。将逐步构建起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自然村(居住小区)五级健身设施体系,在乡镇(街道)、村(社区)、自然村(居住小区),将重点完善文体活动场所功能设施配套,全市公益性体育场馆也将实行对外开放。

四、以整体的思维综合构建成都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与运行机制

(一)逐步消除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

供给与需求是生产与输入两个不同环节,依据产业经济理论,将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将有助于实现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提升和提高人民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普及度。做好公共体育服务的有效供给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同体育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将是提高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重要环节。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一般发生在需求大于供给。目前,社会群众对于体育专业指导人员以及场地都有了更大的需求量,但是供求方式还停留在传统的从中央到地方,供给主体如何组织供给与生产的过程。

市场商业化供给与社区自我供给的模式在成都社区已有了明显的成效,各类文化场馆建设、文化设施和设备投入等,都是可行可见的。如今成都市公共体育服务建设将重心放在了单向的公共体育供给领域,例如突出了体育赛事活动举办、体育健身活动指导、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体育信息宣传报道等,但是这些体育供给并不是成都市民最迫切需要的,即没有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高效对接。供求之间的失衡已经发展成为影响成都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做好公共体育服务供求之间的平衡必将成为成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核心内容。

(二)不断克服政府与社团职能的不到位

在体育日益走向社会化、市场化与行业化的管理趋势下,充分调动与发挥社会体育组织社团的巨大功能和社会效益将是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重要环节。然而,由于我国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管理模式,加之,社会体育团体的势力与功能发挥得不到相应的体现,致使长期以来体育社会团体的建立、运行、评估与发展都处于基层化、小范围化和无组织化状态。虽然成都市社会体育团体已经日益茁壮成长起来,但是总体来看,成都市体育社团的种类与影响力还不够强,还不能成为百姓体育需求的诉求代表,在体育与社会服务能力方面仍处于较弱地位,从而为其行使相应的体育服务功能带来障碍。现如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断克服体育社团在职能、责任上的缺陷。政府与社团的衔接以及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战略逐步推进,体育社会团体的建立、运作、评价与发展必定会迎来新的春天。

(三)持续激活社会体育组织功能的不灵活

在进入以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进程中,充分调动与激发社会体育组织的参与性与经济性,将各种各样的社会体育团体植入到公共体育服务内容体系中,发挥各自的功能与专业价值,促使体育社会团体的广泛性与灵活性发展。坚持多种体育公共服务形式并存,鼓励和扶植各种(非)营利组织提供多元化的体育公共服务形式,同时鼓励高校体育社团参入。体育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就应当由政府提供,政府公共体育服务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委托(非)营利性组织提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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