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唐卡画师边巴（图右）对学生达瓦土登进行指导。摄影|李林
边巴53岁了。现在的他平和、谦逊了许多。早年他很叛逆，手艺好，脑子活，在西藏，他第一个把唐卡明码标价，卖给老外。点着外汇券，挂着BP机，骑上3000多块钱的摩托——在那个浮躁又处处是理想的80年代，他从石匠的孩子一跃变成藏人里的第一批大款。
边巴的师父是二级宫廷画师，造诣很高，人却传统，看到徒弟把唐卡变卖成钱，大怒：“你糟蹋手艺，只顾贪钱。”“连我的名誉也被你给败了。”尽管被骂，边巴 照卖不误。那时的边巴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人生刚刚开始，处在西藏变动的年代里，只顾向前跑，想得到最好的一切。
生在1962年，长在文革中，跟着饱经批斗的老师学艺，又在布达拉宫修复壁画整整10年。边巴赶上了西藏快速发展的变革期，53年里，他在变革时代的裹挟下左冲右突，得到了想要的一切：钱、位置、名声。可他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快乐。过了半百后他才明白，这时代给了他太多东西，也拿走很多。
六七十年代，“那时的西藏很美，藏人不想太多，没有欲念”
我4岁时，母亲把6尊佛像藏进了柜子，从此开始了担惊受怕的10年。母亲家世显赫，从远方牧区嫁到拉萨，佛像是祖传的，文革时必须捣毁，她不舍得。那是1966年。后来佛像捐给了班禅。那时我还小，不记事。那时的布达拉宫，老百姓是不能随便进的。十几年后，我才第一次进去，进之前跪在门外磕了好几个头。
我在拉萨出生，拉萨长大，小时候，父亲打石头，母亲养孩子，家里有4个姐姐，2个哥哥，1个弟弟。粮票换成糌粑，每月换到28号就断粮了，我和哥哥姐姐们永远吃不饱。那时拉萨多水，沼泽宽广，中间一条小河，两边草不高，草里有泉眼，泉水热而甜，河水却是凉的，冬天看过去，水上一层雾。沼泽的深浅，牦牛知道——伸出前脚敲一敲就蹚进去了。沼泽里有种香草，毛毛的，一尺长，藏文叫
“牦牛腿”，下饭很香。天上有鹰在飞，碗里如果盛了肉，要用东西盖着、捂着，不然鹰会下来叼。现在，这一带盖了楼，沼泽没了，泉眼没了，香草没了，鹰也没了。
我只念到小学4年级。学校教藏文、汉文、数学。家里礼节多，到了藏历年，屋子要打扫一个月，脏东西洗清掉，老墙刷白。太阳落山前，要把木炭、瓷碗渣、经书……各团一小块包进面疙瘩里（像内地吃饺子包硬币，图一个好彩头）。晚饭后，太阳也落了，十字路口点起草堆驱鬼，青稞、糌粑摆得柜子上、佛堂都是。藏历新年第一天，四五点就要起床，各家拜一遍，敬酒、说话，算是恩仇都解了。七八点钟，要给父母敬酒、敬吃的。那时拉萨很美，老房子的墙有一米厚，有钱人会请雕花师在房上雕花。那时的藏人不想太多，没有欲念。
我家条件不好，过得很辛苦。每个月的粮票按人头分，小孩子的份额少，吃得却比大人多，饿极了，父亲就把牛、羊的脂肪放锅里煎一煎，油出来，把香草扔进去，就是一顿饭了。藏人爱惜雪豹，可那时，四周的雪豹早已打死了。我年龄小，不懂事，只记得后来到处有人无缘无故戴着很高的帽子，说自己是什么（“牛鬼蛇神”）——这真好笑。那以后，节日没了，佛像要藏在箱子底下，家里花花草草都不能养。
我父母倒没有受到什么批斗。父亲就是一个工匠，母亲看家，可藏了佛像后，母亲就一直怕。那6尊佛像留到现在最起码也要值两三千万。好多家把佛像埋起来了，另一些人供给了班禅。五六百人拿着东西捐过去——因为害怕。文革时不让太多讲究，很多礼节父母不能教，孩子也不知道。有一年4月15日，我拿着炸药去河边炸鱼，被喇嘛拦住，说今天是藏历的佛教节，很神圣，不能杀生——可我根本不懂。
那时拉萨的汉人不多，偶尔见到几个汉族干部，大多数是当兵的。军队里放电影，不让我们进，我们好奇，到处乱钻。那时候全国的文化都在被破坏中，可我当时只知道玩儿，眼看一切发生，没有任何感觉。不知道在哪儿，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结果。14岁那年，我开始挣钱了。那时我就爱画画，父亲的一个朋友在合作社当小官，看到我画的东西，对我说：“你到我家去给我画个藏柜吧。”我兴奋得一夜没睡。你知道，对一个14岁的小孩子来说，这种机会不多。他家很体面，我干了一个月，挣了十几块。
七八十年代，“我在布达拉宫画壁画，一画就是10年”
17岁的一天，母亲找人算了个大日子，带我去拜师父。从这天起，我开始正式学唐卡了。母亲提了一壶青稞酒，一壶甜茶，自己做了点心，又拿了几条哈达，到了老师面前。我给老师、师哥敬上哈达，双手给老师端茶，老师在我的画纸中间笔直画下一道竖线——意思是：什么事都要行得正，跟这直线一样。那时拜师是不用交学费的，老师也不可以挑学生。这是藏人的习俗。唐卡是学徒制，你学成以后，在老师那儿干个两三年不拿工资，作为回报。但我的老师没有这样要求，他说，你哪天学成了，独立了，就可以走。
1979年，政府成立了一个“古建队”，专门修复古建筑。我的老师，文革中被打倒，当了石匠，打了二十多年的石头，早不是二级宫廷画师了。过去的20年里，唐卡几乎失传，会画的人已经不多，整个西藏不过几百个。“古建队”就更少，学生七八个，老师十几个，就这么些人了。我们队里还有两个工匠是被打倒的——架子工。那时没有脚手架，架子用原木和铁丝搭起来，高的几十米，搭不好会摔死人——很危险的工作。
在过去的西藏，唐卡是神圣的。不能买，只能请，就像请佛像一样。也不能挂卧室、厨房，要放在家里最高的位置——它是个信仰。一个唐卡画师，要系统地学上八九年才能出师。佛有一千多种，释迦牟尼、金刚……长相各不相同，唐卡华师要严格按照度量走，挨个学会画头脸，再给它穿衣服，一幅像样的唐卡要画上一两年。唐卡工艺细，最细处，笔只有5根毛。这不是随便的毛，是狸猫后背上取下来的，又硬又凝聚，细的地方两笔间距离不到一毫米，根本没法用肉眼看，只能凭感觉，画久了，你的手会有节奏感——手一抖，画错了就没法更改，画时要憋着气。笔也讲究，山羊腮帮子上的毛最好，画壁画几个月都不会秃。学唐卡前，你先要学做纸、做笔。木板上涂了炭，酥油抹匀，再上一层香灰，竹签子画下去，白色刮破，露出黑底——要这么打几年底子。底子打好，上色，红色是红珊瑚，绿色是绿松石，金色是金粉——过去，西藏一幅真材实料的唐卡是很贵的。有钱人家才请得起，那些没钱的人家，请幅唐卡要四处借债。
第一次跟老师进布达拉宫，那感觉太震撼了。我17岁，不敢进，在门外磕了好几个头，进去又磕——那是喇嘛住的地方，老百姓不能进，我父母一辈子没进过。那时的布达拉宫壁画残损，但佛像还在，金银财物有没有被掳走我就不知道了。里面年久失修，漏水严重，每天进进出出的除了工人还有老外，加起来不过四五十人。壁画很高，最大的佛像，一只中指就有2米，架子搭了几十米高，你没法爬下来看画得对不对，掌握比例全凭感觉。壁画很讲究，跟墙壁湿度、气候有关，画不好，脱落就很快；炭笔又软，很难驾驭，老师造诣高，竹子切四片，把一截炭笔夹在当中，一直画下去，不断也不抖。
这一画就是10年。如今大昭寺、布达拉宫、哲蚌寺，80％以上的壁画都是我和师兄弟画的。那时我年轻，一个月200多块，在藏族小伙子里工资算高的。文革时，布达拉宫下面凿通，修了防空洞，1978年之后，老外在那儿开了个展览馆。我过去看，里面卖藏族的东西。我就问他，能不能把我的画拿来卖。那时的西藏没人这样干。老外让我试试。那天我6点半下班，从8点一直画到深夜两三点——就这么连画了两个晚上。我画的是护法神——老外喜欢样子凶的东西。第二天下班过去，老外告诉我说，我的画不到两小时就卖掉了，而且卖了好价格。他顺手点了200块钱给我——这一张画顶我一个月的工资。
那时我过得很清苦。拿着这200块，先供佛，剩下的全部给了母亲。母亲惊讶又狐疑，反复问我：“这么多钱你哪儿来的？”我告诉她：“昨天晚上画画，卖给老外赚的。” 她高兴坏了，一面好奇：“老外也信佛？”家里条件马上变好了。又过了几天，我给母亲交了600块，这之后就上了瘾，那感觉就像吸毒。有时我可以一直画到天亮，脑子里很兴奋，根本不知自己在干什么。
那几年我把眼睛都画坏了。
80年代，“我成了唐卡界最有钱的人”
一开始瞒着老师卖，不久他知道了，大怒：“你太爱钱，糟蹋手艺！”我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师兄弟里，只有我能与他合画一幅唐卡：别人要么技术不好，要么怕得手抖。我卖画，他格外失望。那时我年轻，叛逆，他骂他的，我卖我的——我很快成了唐卡界最有钱的人。
我对商业很主动。黑底上面用土黄色勾一勾，两个晚上就可以画一张，一张可以卖到400外汇券。那东西比人民币值钱，1块顶7块人民币，自行车、电视、收音机、好一点的布料、冰箱——你买什么都可以。
我的画风就从那时开始改变了。那时唐卡不能卖，明码标价被认为不道德，它是个信仰，不能按物质来。无论穷还是富，来请唐卡，按照藏族规矩，画师是不能拒绝的，必须要答应。价格根据个人经济能力来：如果你条件好，就多给一点，条件差，连工资都达不到。画师也会不高兴，但又不能拒绝，有苦说不出。我第一个打破了这规矩。我差不多是整个西藏第一个把唐卡明码标价的人，我把唐卡标上价格挂上去：你条件好，就请个贵的；条件差，也用不着为请个唐卡卖两头牲口，买你能承受的就好。
很多人不理解，对他们来说，这太震撼了。我到处挨骂。但我的路子行得通，收入比老师高出了几十倍。你想想，一个二十几岁的藏族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挂着BP机，手上要戴几个金戒指都戴得起，录音机、冰箱那么奢侈的东西我都有，兜里永远揣着几百块钱，到处请人吃饭，弄得跟个大款一样。每天光请客我就要用掉四五十块。师兄弟不知道我这么搞，知道后一面反对，一面也偷偷问我：有没有什么渠道帮他们也卖卖画。老师骂我贪钱，没有艺术追求。那是1987年，我有了小孩，做爸爸了。我想多攒点钱，想过得好一点。
冬天，藏人是停工的，可我很急，给人画藏柜，要的人排着队，画完一个就抢过去——你想想，20年时间不短，画师、工艺人要么死了，要么失传，我们很抢手。我去人家家里画藏柜，吃得特别好。他们把一年不敢吃的东西拿出来。一进门就有酥油茶，午饭牛肉包子、煮牛肉，三两个菜加一个汤，中间还有甜茶、点心、饼子。也就是那段时间，我在拉萨开了第一家唐卡店。这之后，我骑上了3000多块的摩托车，给老婆买了100多克的金手镯。
上世纪80年代的拉萨，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建筑、铁皮房、钢筋水泥……人也多起来，政府分房子。老房子不够住，开始加二层，二层不够，打了修四层，到处都这么搞。西藏饭店、西藏宾馆都在那时候建起来的。那时我们日常已经不穿藏装，只有过节穿，我那时就很讲究，藏装要穿豹子皮。那个年代，拉萨年轻人出路并不好，做工、当裁缝，经商的很少。一个朋友说我，你一半艺术家，一半商人。这我同意。我不是个规规矩矩在家画画的人，一直在找机会，而且主动、等不及。
我当时想，我小孩长大了可以去内地，去国外……去哪儿都行，眼界要宽一点，别像我一样画唐卡，太苦了。那几年我生意好，订画的人太多，我每天8点开始，一直画到夜里一两点。也就是那几年，我的腰坏掉了，整日坐着，我开始觉得腰上冷——疼得要打止疼药，就这么熬了整整一年。一个人画画是一件非常孤独的事情，太安静了，安静到你可以听到苍蝇飞——我不要儿女过这样的生活，我想攒钱让他们去内地读大学。
那时，藏人和汉人关系很好。他们开点小卖部，只靠工资活，日子过得苦，牛肉一斤40块，他们吃不起，我们就买个几斤放他们门口。过藏历年，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请到家里喝酒，汉人来打工，在我家吃住都随便，你要是说钱包丢了，随便哪个藏族人都可以帮你。那时的西藏就是这样：在藏族的信仰里，每个生物都当过你的父母，一个苍蝇飞过去，它在轮回间说不定就做过你的亲人，你要善待它。
1987到1989那两年，老师骂我骂得最凶：“你就是为了钱什么都干的那类人！” 他说在藏族，唐卡画师和医生是最积德的两件事情，我这么干，把他的名誉也给败光了。他自己的一生太苦，是最传统的唐卡画师，收那么多学生，吃住都在他家里。我们那时长身体，饭量大，不好意思吃太多，平平地盛一碗就端走了，老师看到总会夺过来，再往上盖一勺米饭。 4年后，他死了，死时不到70岁。从此不再有人骂我了。
现在，“一切都商业化，包括我自己，人也烦躁起来”
1990年，我第一次去内地。藏人去内地，大多是去成都。那儿近，又热闹，地下商场里人挤着人。那一年我第一次吃到麻辣烫，真好吃，一碗面只卖几毛钱，比西藏不知便宜多少。那时西藏的物价比内地高很多，在政府工作的人工资非常高。91年、92年的时候，整个西藏的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好了一些，我们几个师兄弟都有骑摩托车、BP机。
90年代初我开了拉萨第一家画廊——我把布达拉宫下那个地下画廊盘下来，之后还开过一个朗玛厅，这是个藏式风格的舞厅——在藏人里，我是很叛逆的。钱赚了不少，可也正是那个时候，我对钱的欲望不再那么大了。我觉得够了，可以了。那时政府分房，我也分到一套，房子不大，一家四口住进去，家务事也不多，我在里间画画，老婆、儿女在外面走来走去，那感觉挺踏实。1992年，我花了5万块买下一个小别墅，那时我刚满30岁，在那个年代，我那个年龄，买套房是特别奢侈的事。房子是土木结构，藏式老样子，室内300平，院子200平，种上花草、桃树。那时拉萨的地皮便宜到无法想象，一平米才两三块钱。
可住进去，问题又来了。之前住大杂院儿，一个院子里二十多户人家，吃个饭左右都知道，现在住进别墅，门一关，拉萨又安静，我在房里画画，每天只听见苍蝇的声音。那感觉太安静，太孤独，画画本来又是一个人的事情。搬回去又太丢脸，于是我每天开着收音机。那时我开始往北京跑，看一些当代的装置艺术。说实话，我觉得那东西没什么意思，但有作者的一些想法在里面，跟唐卡很不同，于是我开始试着画一些当代的、抽象的东西。
我画过文革。一个人脚下踩着书，下面一个小人，搬着他的脚，乞求的样子——我想表达“高抬贵手”的意思。雾霾、环境破坏这些题材我都画过。我小孩满18岁时，我送他离开西藏，入了内地的大学。那时西藏去内地读书已经很常见，有的十一二岁就过去了。可藏族小孩毕业后，99％还会回到藏族来，很少留在内地打工。现在他们长大了，比我有想法，我调整自己跟着他们走。但有一样不能变：你要信仰藏传佛教，必须要信仰，这是骨子里的东西。现在我年纪大了，两个小孩都回了西藏，女孩在日喀则在当公务员，男孩学医。女儿一回家，不让我睡觉，说要跟我聊天，
没日没夜地说她的理想。
我还是常往内地跑，2007年我在长春办过一个画展，2009年又去广州、北京办画展，光2013年就去了七八次，大多是因为办画展、开会、文化交流。我的作品在内地、国外展出，但还是不被西藏人看好，他们眼里，我卖唐卡、画当代，都是不对的，我污蔑了藏族文化，让唐卡沦为商品。可内地很多事情我也不习惯。在西藏，问路是特别平常的事，你问一个人，旁边四五个人抢着答。一次我和爱人在北京迷路了，我拦下人，问：“同志，这个路怎么走？”他根本不理我。我说：“先生，美女，这个路怎么走？”连问了五个人，五个人隔着老远对我摆手，看都不看。另一次我在北京爬天桥，一个老太太拎了很多东西，我上去帮忙，她回头就骂了我一句脏话，说我要偷她东西。
前段时间我打车走在内地的大街上，听广播里说，一个小姑娘要跳桥，周围四五十个人鼓掌让她跳——这么做不犯法吗？可有时，我拍一张画，能拍到二十七八万元，那善款也是内地人出的。我越来越不懂人心了。拉萨的变化也越来越大了。宾馆越来越多。到处是公路，山山水水破坏得厉害，沼泽泉水都看不到了。只有拉萨北边还有一块湿地，划作旅游区，所以还留着。路挤了，楼多了，有吃有穿，但其他的东西，剩的已经太少太少。小孩子不懂自己的文化，去跳街舞之类的东西。人都烦躁起来了。
藏人不能杀生，我店里养着好几只老鼠，有一只腿坏了，学徒给它喂米饭吃，游客看了吓得不得了。游客也不懂藏人的规矩，很多汉族人走进店里，要么直接坐在唐卡上，要么五六个人进来，掏出相机就拍照——藏人不会这么干。还有的客人要僧人签名的唐卡，却不知僧人的工作是修行，超度，多数不会画画，即便画了也是为了供奉，绝不会出售；而且懂行的都知道，唐卡不可以署名，可偏偏游客不懂，只要这个。于是四川、青海的藏区里，一些脑子灵活的僧人就开始穿着袈裟画唐卡，画完签个名，卖得又好又贵。
一切都在商业化，包括我自己。早年，画唐卡是神圣的，白布做好，底子打完，你要对着它先磕3个响头。现在早没人这样干了。现在的商业街上，70％的店都是外地人开的，很多内地人来这里做苦工，因为这里工资高，机会多，到处都在施工。
我这一生有很多遗憾。年轻时我画壁画，有些墙面裂了，为了修墙，壁画就直接打掉，连个照片都没留，直接敲了重画，哪怕成百上千年的东西； 另一个遗憾是我的老师。我愧对他，一生还不清。（记者|刘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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