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洋务运动是哪年搞了那么多年还是输了？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8-09-04 17:56 标签： 洋务运动是哪年

侵害民间资本的发展是官僚资本的必然选择。

日本明治政府大力鼓励民间工业企业发展

明治政府在大力兴办官营企业的同时,还对私人资本进行各种扶植。

早在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国家就设立了一种名为“准备金”的国库基金。其中有一项目叫“个人贷”,是用于资助私人兴办企业的。在1873一1881年间,明治政府还以“劝业资本贷款”的名义,放款5300万日元,帮助华族和享有特权的大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创办近代企业和银行?。特别是自1880年明治政府决定出售官办企业,改变以官营为中心的政策以后,除军事工业继续由国家掌管外,其他企业都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并大力扶植民间企业发展。

政府扶持下的日本海运业

海运业是靠政府扶植和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最典型的民办企业。

明治政府于1896年10月开始实施《航海奖励法》,规定:1000吨以上的船时速10海里以上者给予奖励;能在限定的航行期限内完成日本与外国之间的航行者亦给予奖励。在这一法令的刺激下,日本的航海事业得到很快发展。从1893年到1896年先后开辟了日本到印度、欧洲、北美、澳洲四大远洋航线和多条近海航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

私人铁路业在政府鼓励下发展

日本的铁路建设主要是在政府扶植下,由民间企业兴建的。

政府向私营铁道经营者保证:

(1)从铁道建设开工到竣工营业10年内,政府给予股东不低于8分的年利。(2)所占用土地免收土地税,可无偿使用。(3)国家对私营铁道在一定年限内实行免税优惠。(4)政府负责承包建筑工程。

正是在政府这一政策吸引下,1881年6月,由池田章等人合股建立了日本铁道公司,并立即着手铺设东京—青森之间的铁道,政府给予30万日元的补助金。此后,日本出现了私人营建铁道的高潮。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从1892一1900年先后颁布了“私设铁道条例”“铁道铺设法”、“私设铁道法”等法令,基本形成了日本私建铁道的一整套法规和措施。

明治政府扶植民间资本最大的成果在纺织业

由政府鼓励扶植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是日本产业革命的先行者,也是明治时期发展最快,成效最大的行业之一。

府通过贷款或转卖机械等方式,帮助建立民间纱厂。以低息或无息贷款给私办企业,是解决民间办厂资金不足的有效措施。1879年,明治政府从英国购进10台2000锭纺纱机,以无利息10年偿付的优惠转卖给民间,创建了姬路等十几座纺织厂。尤其是在政府帮助下,于1883年7月正式营业的大阪纺纱厂,以其先进设备,得法的管理经营,在仅仅一年的时间中,就由建厂时资本的25万日元增加到56万日元,纱锭从10005个增加到31220个。大阪纱厂的飞跃发展,导致了1887一1897年私人开办大机器纺纱厂的高潮。

虽然日本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后开始进入产业革命的,但是,由于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扶植私人资本,从而加速了日本产业革命的进程,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强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独立民族国家。奠定了大国和强国地位的基础。

洋务运动官府对民间资本控制和压制

与之相反，清政府对于民间资本发展近代工业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经营方式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实质上企业由统治者经营,管理方式是专制衙门式的,产品不是为了交换,或者说主要是为满足“官办”企业的原材料和燃料需要,还必须交付“官利”以为“报效”。

中国历来是军火制造不准许民间经营,而由政府垄断,因此,经费由政府拨款,产品由政府调拨,不当作商品交换。中国历来民用品的生产也存在由政府控制的传统,所以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经营方式,制品首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可以投入市场出卖。这就导致了这些“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衙门化和效率低下。

官府插手使企业走向臃肿低效

其经营管理大都沿用传统的专制官府的一套,管理人员中真正有才学,有近代企业管理知识的人极少。一般企业的人员组织也如官僚衙门一样,设有大臣、总办、督办、会办、帮办、提调、委员等宫员,行政管理机构庞大臃肿,大小官吏多如牛毛。

以福州船政局为例,“中国方面负最高责任的是船政大臣……船政大臣之下有船政提调三人,帮同船政大臣总理一切事务,再下则有管理收支、文书、采办等职员,以及各厂、各住宅、各学校之监督及管理员,合计全厂职工,共有一百余人。”该局于1892年间裁汰挂名冗员时,仅低级职员和奴仆就600名。

江南制造局的管理各所分为公务厅、文案处、报销处、支应处、议价处等,均设若干官员,一与官场无异。局中委员多达170一180人,“坐食者三分之二矣。”轮船招商局,更是“各局船栈,人浮于事。”

在这些企业当中,虽然也委派了一些具有一定经营管理经验的“买办”如郑观应、唐庭枢、徐润等,但大多数官员则是洋务派官僚的心腹故旧、亲信党羽、兄弟姻亲。他们不仅对引进机器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毫无所知,就是连一般经营管理的基本技能也不具备,“或且九九之数未谙,授以矿质而不能辨,叩以机括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减料,已属难得:器械利钝悉听工匠指挥,茫无分晓。”

电报局的宫员,“对电报是一无所知;“轮船招商局的官员“对轮船航运的复杂业务并无实际的知识。” 轮船的修理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业务,“洋厂贪图生意,暗与船主管车串合,力劝全修,而经理者不悉机宜,茫无把握,其中所耗,每年亦何止数万金。”

有的企业主持者甚至连生产、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必须协调的起码常识都没有,无视技术引进的缭合性和复杂性,对技术引进所必需的资源条件、产品去向、国力负担以及技术消化能力一概不向,致使所引进的技术设备远远发挥不出其应有的效能。

另一方面，清代对民间资本的控制和限制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论“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都是由专制国家政权进行控制。从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主持操办,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其垄断权利带有法令的强制性。在企业内部官权任占商利,束缚和阻碍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和进一步发展;在企业外部,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扼制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官商两种势力,从来就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涉及官商关系的准则,大致就是李鸿章在1872年为筹建招商局所作的规定:“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所有盈余,全归而认,一与官无涉”。所谓“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含糊笼统,漫无边际,不可能不影响到企业的盈亏。结果形成官僚对招商局事事过问,凡权必揽的局面。商股则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官”是“以富图强”,最终为了巩固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势必束缚和阻碍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和进一步发展。

官督商办企业之所以居有特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一类企业依赖清政府给予优惠,特权密切相关。但是清政府给予的优惠、特权并不是无条件的。事实上,官方勒索超过了“官为扶持”。“官”对企业的需索是各种各样的。如繁多的报效,命令提供现金捐款、任意动用企业资金等等。无穷需索，使企业无法积累资金,扩大再主产。

官府抢夺民间资本形成官僚资本

在民间资本有了一定积累后，洋务派官僚变本加利地对官督商办企业加强了“官督”。1883年因中法政治形势动荡引起上海金融风潮严重地袭击了所有的近代企业。在官督商办的大型企业里,官方乘机对商股采取进一步压抑,以争夺企亚的经营领导权。

各类“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由托庇于洋务派官僚的买办商人所经营的企业,向官僚直接经营的企业过渡。大型官督商办的经营方针及一应业务儿乎都在整顿的名义下全部由商人过渡到北洋官僚的手里。企业管理上商人不复享有地位,企业的“商办”性质自然也就名存实亡。同时资本情况也以官僚投资,举借洋债代替招募商股,公开招股从此停止了。这就堵塞了商人投资的渠道,又引进了外国势力,这种变化的实质乃是中国政府的专制统治关系对中国资本主义生机的扼杀，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个业的发展丧失了有利的时机。

从企业外部来着,官督商办,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不能充分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特征一自由竞争,从而也妨碍了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阻滞了民族资本的发展。

如棉纺织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在中国手工纺织业解体和洋布输入的刺激下，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事实很清楚,只有象日本那样,奖励和支持民族资本自由发展纺织工业,才能有希望抵制洋纱洋布的倾销,但在中国尽管棉纺织亚利润优厚，商情踊跃,由于有上海机器织布局“不准另行设局”的限制,致使1882一一1891年十年间除织布局外都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在中国因为专制王朝统治根深蒂固,洋务运动创办的近代企业始终徘徊在官督商办的死胡同里,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日本明治政权经过“官办企业”“半官半民”企业的探索和曲折,到80年代后,变换经济政策,采取自上而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自上而下地扶植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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