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上集） - 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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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上集）
玉兔（王树品）
第一章 我的高祖父
就从我的高祖父（爷爷的爷爷）王义成说起吧！听爷爷说，我的高祖父，由于家里贫穷，年轻时就到财主家当长工。在财主家，他朴实勤快，心灵手巧又热心助人，受到财主的赏识和其他长工的喜爱。当他在干活时发现大伙的鞋子多有破烂，就向财主要了一些麻绳，在地头上为大家补鞋，经过缝补后又能穿好多天，那些穷哥们别提多高兴了。
次年春天，财主令人将头年的旧土豆进行了逐个挑选后，将那一大堆蔫巴生芽的及拇指肚大小的下脚料倒进垃圾坑。高祖父看到后心里一动，便萌生了一个做籽种的想法。于是将其全部收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利用工余时间，和弟弟一起苦干好几天，全都种在无主的山坡地上。谁想本来就没寄多大希望的下脚料，秋后却生长出又大又多的土豆，获得了大丰收；弟兄两个卖土豆盖房，从那以后家境就逐步好了起来。
我的曾祖父
曾祖父（爷爷的父亲）王献，以身高力大、嗓门宏亮、打得一手好火枪而出名。我小的时候，常常能听到那些爷爷辈的老人们讲起曾祖父的故事。他的身高在1.8到1.9米之间，当时人称“大汉”。他的力气奇大，人们说他能够背起七百斤重的东西。一次有六个人滚动一个大碾盘，突然失手，碾盘脱手后，顺着街坡急冲而下，眼看得一场灾祸就要降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恰好曾祖父给赶上，他毫不犹豫一个箭步上前，以双手和肩膀死死抵住，单腿跪在磨盘前，磨盘被挡住了，可是曾祖父的那条新穿的裤腿却断了三截。他的嗓门高，声如洪钟，在我们村（卧佛寺）里喊一声，远在3里外且隔着一道梁的姜窑村都听得见。他使得一杆火枪（老式点捻子枪），装上一颗豆沙，百发百中。他曾在一个冬天打死一只豹子、九个狐狸。有一次曾祖父的火枪把突然爆开，他感到杀生多的预警信号，从此，再不打猎。
曾祖父和村里的武举沈天功是最好的朋友。沈天功有一把一百二十斤的大刀，他舞起大刀来风雨不透。他和我曾祖父二人常常在一起下棋，谈古论今。
曾祖父也曾多次被镖局请去帮忙，喊镖、护镖 。他虽有一身本事，却不愿走出去，多次谢绝了聘用的请求，在家种地下棋，了此一生。
我的爷爷奶奶第一节
爷爷王文兴、奶奶陈仲莲。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奶奶是我最先认识的人。在我刚满周岁时，母亲没了奶水，父亲和爷爷商量后，爷爷骑着家里的大白马，到父亲当时工作的孙家沟把我接回卧佛寺老家，给我找了个奶妈。奶妈家与我家相距不远，奶爹是个厚道的庄户人，奶妈是是个温善的农家妇女。他们夫妇勤劳节俭，日子过得很细；他们偏偏对我却是百般纵容娇惯。在这期间，每日都是天一亮爷爷就把我送到奶妈家，天一黑再接我回来。夜里奶奶把我搂在被窝里，我尿湿了褥子，奶奶就把我倒在她那干的半面，她自己睡在湿坑里。
奶奶过日子十分勤俭，总是舍不得吃穿，更不浪费一点财物。她嘴里常说，东西来之不易，扔掉“怪可惜了的”什么“糟践东西，暴殄天物，不好价呀”“要损呢”。当时生活条件差，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就是有点啥，也老是放来放去。买上一包白糖，也非要等到有病的时候才喝一碗糖水。稍好的东西都要妥放起来并说“等到用时不等的”。但是给孩子们吃，她却毫不吝啬。记得我很小时，嗜好吃糖，晚上睡觉时，枕头边给放着个糖罐。一次我小便尿白浆，奶奶爷爷吃惊不小，以为我得了怪病，看医生后，才知道原来是白糖吃的太多了。
我从奶妈家接回来后，是和爷爷奶奶长大的，虽也随父母去过，但每次最多也不过去一年。
夏天，我穿着奶奶给我缝的兜肚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崖、爬山、摘果子、掏鸟窝、玩胶泥等颇有趣味。冬天，我穿上奶奶做的小绵腰 ，戴上奶奶做的兔皮手套玩雪、扣鸟、打阎王、撞拐拐。到夜晚奶奶一次次的给我把被子盖严，将搭在被子上的小袄裤不时地拍了又拍盖了又盖。
姐姐小的时候也和奶奶在老家 ，记得姐姐无论何时回家，一进院子总要先喊一声“奶奶！”。有时我们惹奶奶生气，奶奶赌气说“走吧，跟你娘去吧，我们不要你了”一次，奶奶因故打了姐姐两下，后来姐姐真的给走了。为此，奶奶常常后悔当初不该打姐姐。出于对又一茬人的爱，爷爷和奶奶不只是关爱在他们身边长大的姐姐和我，而且对很少见面弟弟妹妹也老是嘴里“东明”“二女”“老旦”念叨个不停。
奶奶生过十二个孩子，前十一个都夭折了，就剩下追后一个，也就是我的父亲。爷爷奶奶对儿子从小就十分疼爱。后来父亲去距家30里的矾山上高小，奶奶想儿子想得不行，硬是中途退学回家。父亲参加工作后，时间稍长一点没给家里写信或没有回家，二位老人就急着埋怨个不停，并对我说“给你爹写信，就说我们死了！”当儿子回来后，他们却只顾热情的招待儿子，以往那些埋怨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想着法为儿子做好吃的。往往儿子一走，少不了几天的唠叨，不是这个没给儿子吃，就是那个没给儿子吃。怨自己糊涂，想的不周到。在国家经济困难那几年，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在外面生活困难，供应的口粮不够吃。爷爷把我们节约的和种小片荒收的粮食，一次次的用毛驴驮着，翻梁过沟，走很远的路，给父母亲他们去送。爷爷奶奶总是千方百计的为儿子解决困难，从来没有想过向儿子要点什么，也从未有依赖儿子的想法。
为了爷爷的腿疼病，爷爷和奶奶中年吃斋（忌食：肉、蛋、酒、葱蒜、韭菜）、念佛，直至终身。二位老人一生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一年365天只是过春节才歇下来，改善改善生活。也就是年三十上午蒸一笼馒头，下午炸些黄米糕。而馒头主要是用来上供的，给各方神，包括灶王爷和老祖爷，都要摆上供品。奶奶每次还要用面做上两只公鸡盛在木盘，一只摆在墙头上，供奉天地神；一只摆在牲口圈里，供奉圈神。其实两只面鸡 ，他们谁也吃不去，最后是我和姐姐一人一只，姐姐和父母亲走了，那就我一个人独占了。大年初一吃一顿饺子，奶奶捏的饺皮儿特别薄，饺子里面填着饱饱饺馅，是以白萝卜、胡萝卜和冻豆腐做的；饺口花纹锁得细致匀称，看上去小巧玲珑惹人喜爱。对于爷爷奶奶吃斋的人来说，过年最好的菜，也就是豆腐、粉格子和山药（土豆）粉等素食了。
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一直是细水长流。当时家里的粮食，基本上是够吃的，但总是舍不得吃得较好一点；小米饭就是好饭，老人们很少吃一顿纯小米饭，常常在小米里加些土豆，做“山药粥”，还常用玉米面加少量小米做撹粥。每天要喝一两顿用小豆面做的糊糊。由于我喜欢吃撹粥喝糊糊，爷爷奶奶说我不馋(不挑食)。每年夏天，家里都要挖好多苦苦菜煮了凉拌着吃。把省下的粮食储存起来；使得储存一直保持在三四百斤以上，以备灾荒。
爷爷奶奶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爷爷七、八岁时，曾祖父就让他半夜给牲口喂草，并且说“你把筛子顶在头上，防止有贼人在房上打伤你！”。十三岁开始扶犁耕地。他在五点以前起床，早已成为惯；他说“早起早睡，少惹是非”。不论冬天夏天、好天坏天，从没见他休息过；除了在地里干活，一出门就把粪筐挎上，一回家不是扫院子就是垫圈，一会儿也闲不住。他常说“我是受苦的命，若不干活就要生病”。爷爷是务农的内行，他种的庄稼就比别人的庄稼长得好，这与他辛勤的施肥、浇灌和用心管理是分不开的。小时候我常和爷爷一起到地里干活，在劳动中他对我说的话很多，诸如“庄户老，干到老，学到老”；“春天刨一个窝窝，秋天吃一个馍馍 ”；“学好的谋正，割柴火拾粪”；“眼愁手不愁”等等。
爷爷除了能吃苦耐劳，还能想出许多窍门。如在秋天收土豆时，他那般年纪，怎么也抱不起一大口袋土豆；原来他事先将口袋放在一个高埂上，用筐装满，把毛驴的眼睛用衣服蒙上，拽着转两圈后再拉近口袋。这一来毛驴摸不清方向，而不敢动了，这时，便可以顺势将口袋轻轻放到毛驴身上。
爷爷喂牲口，也是行家里手。他养了近二十年的牲口，牛马驴骡都饲养过，而且都养得好。一次生产队交给他一匹瘦得扶不起来的老马，别人都说喂不活；爷爷喂上后，每天天不亮就拉着马去遛，吃露水草。草老了，马吃起来困难，爷爷就一口袋一口袋的挖苦苦菜喂它。爷爷硬是把那匹瘦马喂得欢蹦乱跳。爷爷放牲口回来，常常给我带些山杏、木瓜等食物。
家中事务是奶奶的。诸如碾米、推面、缝衣、做饭 、喂猪、饲鸡、养兔，还帮爷爷铡草、喂牲口；秋季切谷子、捋黍子、扣玉米、打场、晒粮都少不了她。奶奶每年都要在前后院里种上些甜菜、黄瓜、芹菜、茄子、辣椒等蔬菜。前院门前两颗西番莲（大丽花），一株夹竹桃、一株无花果。还有一些诸如指甲花、地雷花等草本花卉。奶奶还在砌石略稀的地方点上几颗玉米，再种一两颗葫芦；到了夏秋，满院红绿交映加之吊在半空的白中带绿的葫芦的点缀，格外清新美丽，别有风味。
奶奶晚年患有较重的喉症病。她很要强，不论病得多重，都不愿意在家里大小便，硬是坚持扶着墙或让人搀扶着一点一点地挪向厕所。每天尤其是晚上她都要剧烈的咳嗽，咳嗽的厉害时，就吃一口事先准备好焙干的玉米面馍块，也算是一种应急的方法。老人家晚年让疾病折磨的很痛苦。第四节 1965年我要到矾山中学上初中，开始奶奶舍不得让我走；后来两位老人出于对我的前途考虑，就毅然决然让我去上学。他们把家里仅有的一块毛毡和一床最好的被褥给我，并用卖猪的钱给我买了一枝新钢笔和一个新脸盆。
在学校时，我每月从家里拿出三十多斤粮，到粮库换成粮票和三元多钱 ，加上我四元钱的助学金，就是我在校每月的生活费（包括作业本费）。七元钱生活费当时在我们学生里算是中等水平。爷爷奶奶怕我挨饿，常常给炒些黄豆，焙上锅巴给我带去。我也每月至少回去一次，就是文革串联时，一下走了三个月，到大年三十才赶回来；那次把爷爷奶奶急坏了，怕把我冻死、饿死。那时候学校供应细粮极少，每逢吃馒头时我就省下给爷爷奶奶带回去。二位老人吃到馒头时高兴的说“这个孙子没白养活，知道接济人了”。两位老人常常为有着一大家人高兴和自豪。他们希望能多活几年，看到孙子、孙女们长大成人；更想看看孙媳妇、孙女婿是什么样儿。假如他们能活到现在会有多高兴啊！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六，享年71岁的奶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奶奶临终时没有见到她想要见到的孙子。当时我在矾中，得知奶奶病故的噩耗，我急忙步行三十里路赶回家，可是奶奶已经埋葬了。我当下没有到坟头痛哭，只是傻傻的发呆，感觉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爷爷是在一九七零年去世的 ，终年七十五岁，当时我正在服兵役，无法回去。记得我参军走时爷爷不同意我走，经父亲做工作后他同意说“去吧，锻炼锻炼也好；只是回来就见不上我了！”真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爷爷。爷爷和奶奶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为了后代的幸福，受了一辈子苦，没有享过一天福，更没有等上孙子的报答。我只有在梦中再见到他们，也只能用心来报答他们！爷爷奶奶的恩情及他们勤劳简朴的精神永远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我们小的时候光阴一维去不回，美好记忆在心底。昔日趣事翻腾出，仿佛又到十几岁。
小时候的我既调皮又贪玩。和我常玩的小伙伴主要有：王斌、王存富、董学金、张玉春、沈义江、黑蛋、五红子等。我们爬山、上树、掏鸟、摘杏、烧土豆、烤玉米、打牌（争上游、升级）、刨药材、挑苦苦菜、弯弓射箭玩弹弓，凡是农村孩子们玩的，我们无所不玩。王斌比我大两岁，他胆大心细，眼疾手快，想象丰富、心灵手巧，我们两人在一起玩的最多，也玩的最好。村里的杏树多，品种也多，诸如大红杏、麦黄、土生、羊粪枣、三道眉、九道眉、白杏、水杏、秋白杏、木瓜杏、金刚拳等等；我们从“花退残红青杏小”的毛毛杏时，就开始吃，直到把熟的最晚的那树秋白杏吃完。对于哪个地方有什么树，哪棵树先熟，我们了如指掌。我是1958年上小学，那时正赶上大跃进，那一年学校很少上文化课；大人们忙，小学生也忙，大人们炼钢铁，老师带着我们，每人从家里拿个小锤去工地砸矿石；大人们搞积肥，老师就让我们带上粪筐、粪叉在往返路上积肥，当时我们曾唱着一首歌：“金粪筐、银粪叉，粪筐、粪叉带身上，太阳公公还没醒，我们拾粪出了庄……”在街道里很难见到粪便，完不成指标，爷爷奶奶就给我在灶火里烧土坷垃，带到学校充当肥料。大搞“除四害”时，我们每人有一个盒，用来装打死的苍蝇，老师给点数，谁盒里的苍蝇多，就上光荣榜，反之，则受批评。还有谁攒点的老鼠尾巴、家雀爪子多谁就是好样的。那时间，家长给孩子几个老鼠尾巴或者家雀爪子比现在给孩子们一百元钱还兴奋。可以说我们上学后，从一到四年级这段时间，我的学习态度是最差的，那几年上学，可没有现在这么重视，小学生逃学、老师找学生是普遍现象。一次我和王斌逃学在街上玩，正巧碰上班主任闫宝善老师和一个名叫高根深的同学在找学生。我们俩转身就跑，他俩尾随追来，我们俩跑进一个院子，一着急就躲进大街门上面的门头柜里；紧接着他俩也追进了院子。我们俩第一次窝在门头柜，憋不住笑出声音，只听得高根深对闫老师说：“老师，您听他们在笑”，“嗯我也听到了”说完他们又在院里找了一会儿，一无所获，扫兴地离去。一天，我和王斌到地里玩，看到一颗茶缸粗的小树，树干长得又光又直；他说：“咱们用它做把宝剑吧！”，我也没在意，以为他随意说说，没料想第二天他真的就把那棵树给砍了回来，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做出一把宝剑，那把剑做的形象逼真，讨人喜爱 。王斌见我喜欢便说“这把剑就送给你吧，我再做一把”。可是以后也没见他再做宝剑。
我的第一把枪也是王斌帮我做的，我们利用老“七九”步枪的子弹壳，接上一截小铁管算是枪管；用大钉子做撞针，用橡皮筋做动力推动撞针，找了一截木头拐拐做枪把；把铁丝砸一下放在枪把上做扳机，控制撞针。使用前在枪管里装些黑火药；枪管底部装上白头火柴上面的白磷，一楼扳机，撞针撞着白磷，白磷点燃火药，“乓！”的一声，枪管里打出火来。这就是我最早的土手枪。我用它打过几次火药，最后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枪给炸了，好在我没有受伤。看过村里驻军的步枪，王斌又开始做土步枪。他在铁匠铺的废铁里找了一截旧钢管做枪管；不知从哪里找了好些大底座子弹壳（也叫大屁股门弹壳，选这样的弹壳正好与里面枪管口吻合），清去壳底的引信残存，将白火柴头的磷稍湿后，填进装引信的壳底压平后，在弹壳里装上火药；没有子弹头就把一号电池里面中间那个碳棒，磨成和弹头外形一样碳弹头；装好弹头，再把引信窝的湿磷处理干，子弹就完成了。王斌又从破军车前盖上卸了个挂钩，改装成枪栓。我们找了个偏僻的地方进行试射，约五十多米，还射中了我们瞄的那个土包。这杆“特别步枪”完成后，王斌计划还要做一把冲锋枪。后来我们升了五年级，班主任把我们的心收到了学习上，冲锋枪的事就不了了之了；就连那个“特别步枪”也给忘却了。以后我每当想到王斌，就有一种惋惜之感。可惜了一块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
我在初小四年，除去旷课时间，最多也不过上了两年半的课，就那样也还以语文、算术都是4分（5分制）的分数稀里糊涂地升到了五年级（当时叫高小）。
王明告老师当了我们高小的班主任 兼算术老师，连带两年。也不知道王老师用了什么法术，把我们几个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野孩子的心，收回到了学习上。现在想来，就是他献身于教育事业的那颗事业心和责任心。
在王老师的谆谆善诱和启发下，我们产生了浓厚的求知欲亦即学习兴趣，全班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空前高涨。那段时间，天不亮我们主动去学校读书、学习，有时候晚上也去。王斌用输液瓶做了个很亮的灯，为我们照明。王老师讲课，常常进行实地教学，例如讲面积，就带着我们到一块不规则的地里，划块用皮尺量着计算。
王老师注重多方面发展，他喜欢毛笔书法，也组织我们业余练书法，我们在早晚写了交给老师批阅，用圈、点、杠表示好、中、差。
王老师爱好乒乓球每天都要打乒乓球，就是课间的十几分钟，也要打球。他在班里组织了乒乓球队，还安排到矾山小学进行乒乓球赛。
在王老师组织下我们还搞了诸如打霸王鞭、叠罗汉以及编排文艺节目等活动。王老师在给我们做班主任期间，也曾离开过我们；那是由于他得了急性盲肠炎，去做手术而走的。
王老师病时 ，来了个叫陈继英的女代课老师。一次我算术作业的一道应用题被判了错号（x)；那道题是有点转弯，我考虑再三，认为我那道题没有错。我找了陈老师，并向她说明理由，但她仍坚持原观点不变。还拿出王海等同学的作业给我对照。班里的同学们也都说我的题没做对。在大家公认下我有口难辩。教导主任王锦瑞老师来上课时，我把作业本给王主任看了后，他随口说：“你是没有做对”我把我的思路向王主任说了，他眼睛一亮说；“这个题有点意思，让我想想”，接着他便在黑板上向大家解析了一遍，证明我的题做对了。同学们也恍然大悟。为此，陈继英老师很尴尬，觉得我在王主任和全班同学面前不给她留面子。
王老师不在那段时间，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有所减退。在课堂上，我还看到王斌用32开纸偷偷的画了一张丑化陈继英老师的人面猪头的画像，取名“巴克夏”三个字。还好没有被陈老师发现。
王老师病好回来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在高小两年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可以说收获颇丰。两年里我也没有旷过一天课。没有王老师，我不会考进矾山中学，甚至有可能步入歧途，走不到今天。
母校矾中空前绝后老三届，翻开史册独一页；矾山初中三年半，母校烙印永不灭。第一节
1965年夏，王明告老师带着我们八名考生和他心中的“缺憾”，起早从卧佛寺步行30里，到矾山中学考试。所谓缺憾，就是考完试后王老师对我说出的心里话，即作为班主任，他对这次考校的考生感到很不如意，原想我们班能多出几个初中生，偏偏事与愿违，那么多人都不来考试，尤其是闫岐瑞、李金龙、张彪、王其才、王全海、沈荣梅他们几个没来，而来的有一半人基础较差，估计考得不会多理想，他说临走前王锦瑞主任曾说：“这八个人我看就王树品和王海还行”，王明告老师最后补了一句“但愿能有个好结果”。之前，王老师曾一家一家的动员，做家长的工作。仅闫岐瑞家就跑了无数次，最后还是没有做通。究其原因，首先是家长对学习文化知识认识不足；更主要的原因是这几家家庭成份高，认为有没有文化也得不到重用。(当时家庭出身，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条件）
起初我父亲以“照顾爷爷奶奶”的理由，不让我上初中。我的态度是坚决上学 ，谁也不能阻挡！ 我向父亲摊了牌，最后父亲让了步说“好吧 ，能考上你就念，考不上也别怨我。”
进了考场，第一次见到那么正规的铅印字考卷。据老生说，在矾山中学那也是首次用铅印字考卷。试题没有原来想的那么难；语文作文是《给越南小朋友的一封信》我是这样开头的：“越南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想你们心情并不好，因为美帝国主义在侵略你们的国家，轰炸你们的国土、房屋，杀害你们的亲人，你们不能像我们这样正常上学、生活……”顺利考了语文，感觉轻松了许多。而算术却遇到一道怪题，解不出来（后来听说是一道初中题，只能用解方程式的方法，小学没学方程，因而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人没有答对）。再就是一道三、四月种树似乎过于容易，结果许多人把三月份大月三十一天给忽略了。
考榜贴出后，我们八人过了一半，我、王海、许宝鸿、赵玉林四人被录取。这一结果，出乎王明告老师的预料之外。没想到八个人中期望值最低的许、赵两位同学却给过关了。我觉得他俩之所以能过关，与他们考场发挥和考前王老师专人重点苦心辅导密不可分的，复习时老师在他们身上确实比别人多下了不少功夫。总之他俩也给老师争了气，老师的辛苦算是没有白费。入学后才知道，十五班考取榜首的头名状元是古城的何育才同学。考取到十五班的同学有：矾山公社：王孝平 姜万顺 张惠明 卢汉文 刘明凯 程少良 刘义香 王金荣 张仲英 叶永花 高凤山 李德荣 闫永环 侯玉生 王 芳 谢永花 李明山 陈德香 宗 奇 李佃元 王桂林 何育才 院文章 牛秀均 王桂凤 王玉忠 侯玉安 杜义才 陈自茹 李玉亭 李建平 卢正义蒋际明 董森林 侯忠瑞 方宝顺 杨恩甫 肖文元黑山寺公社：庄治录 庄治云 庄永梅 庄凯甲 袁世宏 郝富贵 李文春 郭维红小矾山公社：杨兴祥 王 通 张元仓 靳忠孝卧佛寺公社：王 海 王树品 张忠礼 赵玉林 许宝宏纸房口公社：李建平 耿西从
矾山中学，享有“小宝塔”的美称。能考进矾中的人，都会感到幸运。校园的环境，校长、老师们的仪表和气质、教室及教学设备、总务管理及食堂饭菜……；我—— 一个来自乡村的孩子，进入了一个诱人的全新天地。矾山中学正门坐南朝北。进了大门，正前方是影壁，左侧是是传达室；年近花甲的蔡大爷为传达室校工，兼管开、锁大门及上下课打铃。刚去时矾山还没有通电，开始是蔡大爷围绕着教室摇手铃，后改成敲“钟”；所谓敲“钟”，其实敲的是一截铁路上用过的废钢轨；大门右侧是校总务室兼医务室（包含刘老师的宿舍)，干练的刘凤池老师任总务兼校医。正对总务室是一条贯通校园南北的宽敞中心大道，道边两排高大、齐整的杨树。中心大道右侧北面第一排是我们十五班教室；第二排是礼堂兼乒乓球室；第三排是“少年之家”。“少年之家”南面是篮球场，篮球场的西南角有一副单杠。在第二排、第三排西边，是学校唯一的一排坐西朝东的西房。这排西房分别为两间伙房，一间教师餐厅，两间学生餐厅一间食堂职工的宿舍。食堂里年近六旬的李万珍李大爷做的一手好菜，张贵科主要做主食，馒头蒸的好。中心大道左侧北面第一排是两栋教室即十四班、十三班教室；第二排是教师办公室；第三排有实验室 ，教具及其它器具库房；再往南是教师宿舍；我们住校生住在最东头两排的宿舍。
龚学孔老师——我们的校长；姜彦奎老师——教导主任兼我们班政治、体育教师；韩元珍老师――我们十五班的班主任，兼我们班代数老师；（她曾担任过我姐姐的班主任，后来又担任我二弟的班主任）王维义老师――我们的语文老师。在我们第一天第一课的语文课上，当王老师点名点到侯玉生同学时，侯玉生答了一声“有！”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王老师当即大声训斥侯玉生“流氓，你臭不要脸！”下课后同学们私下议论说：“这个老师头一天就给来个下马威”。司韶华老师担任我们的英语课。
第一天英语课，司老师一进门就用英语向大家说:" Good morning/afternoon boys and girls（译为同学们早上好!) " 当时没有谁能听懂是什么意思，当然这是在老师的预料之中的；所以司老师紧接着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英语，逐句讲解含义、读音并领读了几遍；最后加以规定。从今以后，按照规定每天早晨上英语课，老师一进门，首先由班长何育才同学用英语喊“ sdeindap （起立）！”老师用英语说：“Goodmorning/afternoon boys and girls（同学们早上好!) "同学们回应老师说“ Good morning teacher （ 老师早上好）！”老师说：“ sit downplease（请坐下）！”接着开始上课。还有王德老师、赵永生老师、李承慧老师、崔永清老师他们分别担任我们班其它副课。
矾中的感受
我喜爱母校——矾山中学。敞亮的教室、宽大的黑板、高高挂起的吊盘灯、半平半坡面的课桌，给我一种特殊豪华之感觉。
我、王海、庄凱甲、许宝鸿、王通、李建平、侯玉生、张仲英、王孝平、张元仓、杨兴祥、杨恩甫、宗奇、庄治禄、赵玉林、靳忠孝十六个人一间宿舍；大家挤在一排挨窗，一排靠墙的两排钉在木桩上的大通铺上；两排通铺中间是不足两米宽的过道，顺过道从两头墙上拉过一根铁丝，供大家搭毛巾用；过道中间安有取暖用的铁炉子；靠近门口有一张平面小桌，是给大家摆放零星用品的。那个时候，大多是的同学家庭经济状况差，被褥都很简单。一次，王海的父亲来到我们宿舍，掀起庄凱甲同学那床板上面唯一的，又窄又短的粗布小褥子，感慨地说：“这个褥子都不够尺寸！……”我们这些穷住校生，大家都差不多，没有过多考虑自己的条件多差，也不爱听他人评说我们经济条件的好坏。大伙在一起过集体生活，感觉很快乐。冬天我们最喜欢吃那在炉底上烤得糊香糊香的烤土豆、烤花卷。星期天同学们回家归来，带回各自家里的特色食品、水果等，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住校生多数人都享有每月3元到5元不等的助学金。我每月4元助学金加上3元多钱的粜粮款近八元的生活费，这些钱主要用作伙食费，当时我们学生基本上都是2分钱一份的烩菜；老师们吃一角钱一份的炒菜，老师偶尔改善生活吃2角到3角的肉菜；3角钱的肉菜，对我来说别说吃连想都不去想它。就这2分钱的烩菜有的同学还因嫌贵而不吃呢，为了省钱他们自己从街上买回一角钱咸菜加2分钱的酱油，半个月的菜就解决了。那时候花钱，确实是欲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好在我们学校不用在外面买菜，而是师生们自己种菜。校院东北角有一块菜地；食堂前面即小礼堂与少年之家之间，也有一块菜地；再就是南大门外学校大操场周围的菜地，这么多的地，我们吃菜则可以自给自足了。学校食堂在当时现有的条件下也设法给大家改善生活。一个星期吃两顿白面馒头；一个月能吃一顿黄米面炸糕；过节吃顿油饼或大米饭；遇有伙食费结余，还能吃一顿免费肉菜。
有一段时间厨房里的人手紧，每逢星期天中午，抽一个学生到食堂帮厨，帮厨的人交六两饭票，可以放开肚子随便吃；那时候由于口粮有指标，多数同学平时只能吃个半饱，有此机会，焉得不饱餐一顿。
我们常常利用星期天到黑龙池（如今更名为“黄帝泉”）捞虾。说来很简单，其用具是：一个较大的用以装虾的脸盆、一只篮子、一根绳子、一块石头。具体方法：先用绳子拴住篮子，再把石头放进篮子，然后把篮子沉到龙池里，过三分钟拉上篮子，篮子里就会有一层活蹦乱跳的小虾，把虾倒进盆里。以同样方法反复操作，直至满意为止；回到学校，开水烫熟放上盐，盛入盘中，鲜香红亮，诱人食欲，几个同学一起美餐一顿。
钓鱼就没有捞虾容易了。一个星期天我和张仲英一起到三堡水库钓鱼，半天，张仲英钓了一条小嘎鱼，而我一条鱼也没钓上。以后很少去钓鱼了。
我在校3年多，我只向父亲要过一次钱，正是因为这一次要钱，受到了我父亲的批评。那是某月我的生活费因遇特殊情况花亏了，捎信给父亲，我父亲托矾山公社的应堂升书记给我带来2元钱，在拿钱时我对应书记说了四个字“才两元钱”，这四个字又传给我父亲，因而在我回家时受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父亲要过一分钱。
1966年初我们学校通了电，电灯取代了煤油吊盘灯；教室里换了新顶棚，安装了电铃，那截旧钢轨也完成了它在矾中的历史使命，它和蔡大爷先后从矾中退役了。
我在十五班最初的同桌是住在矾山南关的刘明凯，我管他叫凯凯。凯凯很聪明也很成熟，他绘声绘色的给我讲他和父亲去北京如何如何玩，如何如何吃。他说：“北京的紫菜汤好吃极了，汤里的紫菜又软又光滑，你在碗边轻轻一吸，嘴里还没感觉到，呼溜一下就到了肚子里”。后来不知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就中途辍学了。
日党中央发出了一个《通知》，即以后所说的《5.16通知》，通知点了彭真的名。当时我们也是懵懵懂懂弄不清形势；同学们也议论纷纷，感觉中央可能有大的行动……。过了几天，侯玉生同学给我悄悄地说：“中央搞文化革命，就是要收拾刘少奇”我听后感到很吃惊，但又考虑侯玉生的爸爸是高干，消息灵通，也就半信半疑了。种种迹象预示一场“史无前例”即将到来。
第三节史无前例（一）文革之初十六条定，方向指引；中央令下，停课革命。矾山中学，形势紧跟；工作组到，鼓动师生；贴大字报，墙壁隐形；四破四大，不徇私情；检举揭发，批判斗争；师道崩溃，右黑缠身；头戴高帽，挂牌游行；史无前例，动魄惊心。外地参观，串联取经；清华北大，最为热门；元梓大富，厚兰爱晶；学运领袖，全国扬名。抄大字报，满日记本；领导讲话，众相传闻。三支两军，鱼水难分；整走资派，资社不清。
正值十三班面临初中毕业、升学，十四班面临升初三，十五班面临升初二之际；《 5.16通知》下发，《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传达，工作组进校，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第一张大字报的贴出，矾中的文革运动随着全国轰轰烈烈的大气候逐步展开。
矾山中学曾配合形势，分组到矾山镇挨家挨户查看，进行“破四旧”。我们去的是西关，当时西关人们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最多有个灶王爷，几乎无功而返。其中有一个组在大街任家巷查看。他们走进一处仅有三间西房、三间东房的院子，先查了住有老两口的东房，一看没有什么内容，也不查看西房，正要走出院门时，住在西房的供销社职工耿风景的妻子打趣说：“你们不到我们家看看？”，就是这关键时的一句话，给耿家带来了一场灾难。一个同学说：“看来我们工作还不到家，既然本人已提出来，看看就看看！”，于是他们又返回来进入西房，查到西房南间，一名学生揭开一个大瓷罐，伸手去摸，“咕咚”一声，满胳膊全是食用油：在那食用油缺乏年代，他们家竟然有这么多的油引起同学们的怀疑，于是便仔细搜查起来；最后搜出大量的日用品、食品如布匹、肥皂、红糖、白糖、大米、白面等相当于一个综合小卖店的陈年旧货。供销社将那些物品在大街南边（供销社门口）摆了一大溜，展览了好几天。耿风景因此在被批判后开除工职并戴了坏分子的帽子。学校的大字报越贴越多，最初是乱箭齐发，多数人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班的同学，一方面是年纪小，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进校时间短，对老师们的详细情况概不了解，充其量也就是跟上人家瞎哄哄。我也不知道是谁揭发司韶华老师和王维义老师的问题，也不知道他俩怎么就被打成“黑帮”、“右派”突然就被戴上了高帽，拉到矾山街上游街。在以后的批判中才了解到司老师是因为肄业于黄埔军校，家庭出身于剥削阶级，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无可厚非的。无辜吃了那么多的苦。王维义老师倒是授人以柄，落得凄惨后果；王老师不该在毛主席著作乙种本上批注那些针对性极强的歇后语诸如；炒一盘家雀脑袋——多嘴多舌；大门板做棺材——缺才；杉篙做了挖耳勺——大材小用等。只是可惜了两位老师的教书才学。后来从学友李继龙日志里知道司老师活了103岁。在他九十多岁时曾用了 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对旧涿鹿城的历史遗迹“，包括“旧涿鹿城所有的城墙，庙宇，牌楼，各种建筑甚至水井等绘制成图，并加了文字说明，寄给了县委宣传部。”在电视台采访他的谈话中没有表达出一句对文革时的怨言，令人深受感动! 他的爱家乡、爱涿鹿无私的爱心；90高龄，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以及对当年所受的苦痛口无怨恨的宽宏大度的博大胸襟, 真正的难能可贵！可钦可敬！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代表到北京串联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这一规定大大鼓励了学生的串联活动，此后，大串联便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九月十日刘凤池老师选了康建章 、薛宝山、我王孝平等十几个学生到北京参观，其实就是串联。我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北京。到了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西直门附近的北沟沿小学的板房里。刘老师给我们讲了在北京的注意事项及基本常识：过马路要走人行道；说话礼貌，要说“您”不能说“你”；门卫的师傅要称呼“黄大爷”；出门最少两人以上结伴而行；买东西别光听名，“担担面”是辣的，“雪里蕻”其实是芥菜不好吃等等。刘老师嘱咐道：“你们不要往远走，最近可能有集会，有中央领导接见，你们要随叫随到”。九月15号下午，黄大爷通知我们，坐车到西长安街排队，等候毛主席接见。我们到了西长安街等了几个小时，由于百万人聚于天安门和东西长安街基本上处于无组织状态，我们无法进到天安门前，没看到毛主席，只是现场听了听林彪的讲话。这次北京之行就是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抄了几份大字报和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人的讲话，感觉收获不大，但也开阔了眼界，见了见外面的世界。自从“停课闹革命”以后，学校不上文化课，同学们却把《毛主席语录 》、“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背的滚瓜烂熟，而且运用自如。当时把毛主席语录称为最高指示，人们无论写文章还是发言，前面都要先冠上一段意思相关的最高指示。当时我背的毛主席语录虽不说倒背如流，但是在231页里只要你随便说出一页 我就能读出其中的语录。“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我也背得很熟；《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勉强也能背下来。我校第一批支左解放军是矾山驻军8354部队的作战股长郑增鑫带着三名战士分别称为老李、老张和老康。进入矾中便开始对学生进行军训，每天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口号和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练步伐。老郑这个作战股长名不虚传，整天虎着个脸，老李、老张、老康三人也从不见笑脸。对他们来说三支两军，就是军管 ，管就是站在学生对立面，实施管教，树立他们的绝对权威。他们曾声称学生中有人反对解放军，几乎把矾中搞乱。多亏8354部队领导有所察觉，把它们全部调换。第二批支左解放军由军需股长老吴带队，另有通信排长大老李，战士徐宗俊，战士梅光荣，也是四人。他们与第一批人反差极大 ，他们每个人都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解放军形象，他们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关怀学生，能和学生融为一体，深受大家爱戴。老吴刚来即发现住校生们铺的褥子过薄,就组织全班同学的到野外打草，干透后，匀实的铺在大通铺的床板上，大家感觉舒服多了。初冬的一天，徐宗俊让我给他帮忙，随手递给我一瓶浆糊，要我藏起来跟他走；他带着我来到矾山西关一个老奶奶家中，老奶奶家生活很困难，破旧的窗户纸不知几年没换。看到徐宗俊从怀里抽出一卷麻纸我才明白，原来他是来给老奶奶糊窗户。窗户糊好了，家里暖和了，也好看、明亮多了，老奶奶感动的对徐宗俊说：“您是个大好人，你能养八个儿子五个闺女”（当时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一次8354部队在我们教室开干部会。我走过教室无意间向里面扫了一眼，只见许宗俊绘声绘色的坐在讲台上讲话，原来他是团里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正在讲用他的先进事迹。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始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数不少的人们误认为领导就是当权派，是当权派就得揪斗，也不管你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当时是大势所趋。我们的龚校长也是在劫难逃，多次被“请”到小礼堂的舞台上亮相，不得已把自己“龚学孔”的名字改为“龚学武”，由于没有找到龚校长原则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龚校长的“当权派”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串联长征【上】
1966年11月，随着全国串联大潮的高涨，矾中的串联长征也全面展开，学校革委会忙着为大家开证明信；刘凤池老师忙着筹备经费，购买诸如旗帜（队旗、毛主席语录小旗）、袖标等用料；司韶华老师忙着书写袖标、长征队旗;就连矾山粮食部门也积极为串联学生筹集、兑换全国粮票。
基于免费乘车的优越条件，同学们多数还是乐意乘车串联 。全校自发组织了两个长征队，一个是崔永清老师和魏春明、唐占玉、李银、明玉林、闫培林、闫学周、朱友他们几个身材较大的二、三年级同学组成的长征队（暂且称为甲队）；一个是我们身材瘦小的初一班学生由我、庄凱甲、庄治录、张元仓、李佃元、宗奇，许宝鸿、侯玉生、肖占玉组成的长征队（暂且称为乙队）。巧就巧在是两队全是清一色的男同学，都是九个人，目标都是井冈山。还有几个女同学想加入我们的长征队，因考虑一路长途跋涉，艰难莫测而拒绝了她们。我在卧佛寺粮库粜了粮，又在矾山粮站换了一百斤全国粮票，和大家一样买了一条腰带、一个水壶、一副绑腿、一副背包带;我的被子太厚，不好打背包，李玉亭同学借给我一条绵毯。11月8日上午大家一切准备就绪，下午开始出发。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官厅，晚饭后我们从官厅请了一位长征过的老红军，给我们讲了每天用开水烫脚、脚上打了泡用针把一根头发穿在泡上等行军经验；并手把手教会了我们打绑腿。我们沿着丰沙线步行五天，途经五十二公里（工区名）、旧庄窝、珠窝、安家庄、石景山，于11月12日上午到达北京。一到北京，马上到市委接待站排队登记。排队登记的人特别多，我们从上午等到下午，快要排到时，正好我们学校的长征甲队也风风火火的赶来登记；他们是8日上午出发的，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大个子比我们小个子早走半天，结果却晚到半天（由于他们走的是京包线，路程较丰沙线远些)。于是我们甲乙两队合为一队。
我们先是被安排在呼家楼邮电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呼家楼的馒头做的特别松软且弹性大，大米稀饭熬得特殊乱乎好吃。为了便于管理，第二天又把我们转到公共汽车第五保养厂。我们一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住在五厂的大礼堂里，男女隔着一道大幕；女的住舞台，男的住在大厅，每人一个蒲草床垫，这是我有生以来住过的人数最多，有男有女的最大的房间。
厂里的领导给我们讲：“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厂一定要把你们招待好，让毛主席放心”我们在五厂食堂吃饭，每天交一斤粮票，就可以随便吃。学生们饭量大，一个人能顶厂里两名职工吃饭；我们吃饭时，他们常常带着惊讶的目光偷看，并且还互相议论着。厂里的淋浴澡堂全天开放；晚上还可以到会议室看那个16吋的黑白电视
在北京虽然坐车不用花钱，但是由于涌集在北京的人太多，仅串联学生就二百多万；外面坐车，要排好长的队。我们住在汽车保养厂，最大的特点就是坐车方便；厂里每天给我们留一辆专用大轿车，我们先后到清华、北大、动物园、故宫、颐和园、军事博物馆参观游览。
在11月13日，毛主席对下一次如何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问题，作了批示：“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的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师生有秩序地 接受检阅。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去。”按照批示精神，解放军来到了汽车保养厂，将对串联师生编制训练。我被编到第86师3团3营10连1排2班。排长以上的干部由解放军担任，一位姓杨的解放军担任我们的排长。杨排长是宣化人，因为我是涿鹿人，他喊我“小老乡”，他很喜欢我。排长老成干练，训练认真负责，严格要求；我们排的师生们得知将要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心情无比兴奋。大家刻苦、认真的进行训练。经过一周的训练，达到了预期目的；受到系统领导好评，杨排长得到部队领导表扬。因为我们排训练的好，杨排长还曾带着我们排在天安门广场为兄弟单位示范表演。
毛主席检阅的前一天即11月24日，杨尚昆还到我们排看望。当晚五厂给我们发了第二天的干粮有鸡蛋、面包等，并特意说明“这顿饭是毛主席请你们的客”。
11月25日上午11时半，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康生宣布检阅开始，接着学生队伍在《大海航行靠航手》的乐曲声中开始缓缓行进，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排编在第三路，按照训练时的编队，10人一排，为保持队形采取一排人挥动语录本，一排人挽臂，我与黑龙江省海林县女中的一名朝鲜族女同学挽臂，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我们有节奏不停的重复喊着“毛主席 万岁！毛主席 万岁！……”走过天安门时，队形有点乱，领队的杨排长怕我看不见毛主席，走了过来，把我高高抱了起来，急切地说“快看！快看！”这是我没有料得到的，我从心眼里感激这位解放军“老乡”！
从广场看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只能认出毛主席和林彪，其他人就模糊不清了。无论怎样我总算见到毛主席了。下午3时半检阅结束。这次毛主席接见即第八次接见，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是前面所说的11月25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也就是我参加的这一次，被检阅人数为70万人。第二批，是11月26日，毛主席乘车检阅，被检阅人数为110万人。同学们沉浸在受到毛主席的检阅的兴奋之中；然而我们长征队的征途才迈出了第一步 ；大家聚在一起商讨。18位同学中有7位打了退堂鼓，剩下崔永清老师、魏春明、唐占玉、李银、肖占玉、庄凱甲、庄治录、张元仓、李佃元、宗奇和我共11人。我们11人于月底重整行装，打起背包，扎上绑腿，将离京南征。杨排长、朝鲜族女中的三位男老师带着女学生 还有汽车保养厂的领导来为我们送行。我们精神抖擞站了一排横队，我给起了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头，大家齐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左转，高举长征队旗，一路纵队奔向征程。
串联长征【中】
出了北京，我们便沿着京广线南下。一路上南来北往的长征队陆续不断，几乎每隔几十分钟就能遇见一个队；两队照面时，要按照预先准备好的话向对方喊话致意：“革命战友，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祝你们胜利！”因为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检阅，还要多加上“革命战友请注意，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几句话。除了打招呼还相互送传单传递信息。传单是各队自己印制的；我们出发时从学校带了刻印钢板、铁笔和一筒蜡纸一直是由魏春明带在身上。我们把在路上听到的和收集的认为有价值的资料，抢时间整理出来刻成蜡版，每到一个县城，首要任务就是抢先到县文教局借用油印机，印传单。传单印好后，折成十六开大小，大家分背在身上，遇到人群站在楼房高层，有如雪片纷飞，撒向人群。为印传单之便，我们行程除特殊情况外，基本上是一天赶一个县城。我们走过北京的大兴，河北的固安、霸县、雄县,来到安新县赵北口镇，这一带就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在抗日战争时期，白洋淀是革命老区。活跃在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利用有利地形，驾小舟出入芦苇荡中，辗转茫茫大淀，谱写了一曲曲抗日救国的壮歌。他们打日寇、锄汉奸、端岗楼、打伏击，进行着艰苦卓绝，英勇机智战斗，据统计，击毙、俘获日伪军近千人。我们在白洋淀住了两天，边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边听老雁翎队员讲革命传统。老雁翎队员赵波也就是电影《小兵张嘎》里嘎子哥的原型，就是赵北口镇赵庄子村的，由于他当时不在家，我们无缘相会。前辈们还教我们唱会了 《雁翎队之歌》，即“1943年，环境大改变，白洋淀的岗楼，端了多半边子弟兵们多勇敢，哎嗨哟 ，得儿棱登生，子弟兵们多勇敢。敌人的包运船，胆大真包天，他把咱雁翎队忘在了一边，来来回回跑的欢，哎嗨哟，得儿棱登生，来来回回跑的欢……。”
村民们还专门划船，让我们坐在船里感觉白洋淀的滋味。临走时大家还合了影，可惜那张照片已经遗失。
离开白洋淀 ，我们向东南行走了不多远时，肖占玉同学突然说：“我们到郑州了！”大家听了顿时感觉莫名其妙；只见肖占玉同学用手指着写有“鄚州”两个大字的地名牌子，大家定睛一看这两个字与繁体“鄭州”真还有点像呢。不过大家都知道郑州在河南省，而我们还在河北北部行走呢，只是说个笑话而已。我们走过了任丘、河间、献县、武夷，从献县到武夷56.8公里，我们从早晨五点多出发，晚上八点多才赶到；在我们快到县城边时几个义务工作者，其中还有一个女教师，前来帮我们，又是拿旗子、又是拿背包的，把我们接到接待站。我们这一天的行走114里的记录，在我们队乃至我个人一生中都是最高的、空前绝后的徒步行走记录。
由于毛主席、国务院对徒步长征串联的支持，我们所到之处，均受到各地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我们一路上食宿全部免费。每赶到一个接待站都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烫脚的开水；各地文教局油印机让我们优先使用，并且还无偿提供蜡纸油墨和传单用纸；各方面便利使得我们的长征串联得以顺利进行。
我们经衡水、冀州、南宫慕名来到临西县东留善固村——吕玉兰的家乡，吕玉兰及乡亲们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当晚吕玉兰为我们来自各地的学生讲课，讲了她们村的奋发图强的先进事迹，着重讲了“八大秀”、“小精灵”等人如何由落后变先进的典型事迹。第二天，天下着蒙纱小雨，吕玉兰和社员们扛着铁锹到地里干活，我们几个人要和他们一起去地里干活，吕玉兰说：“你们不要去了，下湿了衣服没得给你们换。”虽然是一句托词，但也是实际情况；在当时布票年代，闲置的衣服是不多的。东留善固一行，我从吕玉兰以及那里的乡亲们的身上学到了许多……。
《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深切怀念劳模吕玉兰》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吕玉兰同志逝世已经半年多了，但时至今日，她的音容笑貌还时常在我的脑际映现。她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对真理和事业的执著追求，以及她的优秀品质和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玉兰同志出名很早，60年代就已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并成为当时一代青年人的楷模。因此，我也和同代人一样，曾经把玉兰同志作为学习的榜样，并决心像她那样，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吕玉兰这三个字，曾是一代中国妇女，中国农民的骄傲。吕玉兰1940年2月出生T于原山东省临清县（现河北省临西县）东留善固村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15岁的吕玉兰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农业合作社社长。从此，她带领群众战风沙，治盐碱，开荒植树，打井挖渠，把荒沙变成了一片绿林果树、高产粮田。她先后多次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河北省劳动模范，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东留善固原是有名的穷沙窝。她积极带领群众植树造林，领头成立了“妇女造林队”，战天斗地，几次毁坏几次重栽，最后育成100多万株树、长达8华里的林带，锁住了风沙危害。在闻名全国的典型人物中，吕玉兰以“傻”著称，当地的老百姓甚至叫她“傻玉兰”。1966年，她发表了介绍自己人生观的文章《十个为什么？》决心做一个“傻于集体，傻于人民，傻于社会主义”的人，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海内外通讯社和报刊杂志广泛转载。70年代，她先后走上县、省领导岗位，针对干部转变作风，提出了“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 的著名口号，曾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她走上领导岗位后，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被人们称为“头扎白毛巾的女省委书记”。日，由于长期操劳成疾，中年因病去逝，享年53岁。
长征串联【下】
我们离开东留善固，经馆陶来到大名县。在大名县的龙王庙镇李佃元和肖占玉生了病，我们把庄治禄留下来照顾病人；后来才知道他们3人在龙王庙住了几天，庄治禄在李佃元、肖占玉的病情转轻后，将他们送上返乡的火车，他自己在继续南进中，加入到河南的一个长征队，坚持步行到武汉。
我们的长征队又由11人变成8人。离开龙王庙我们直奔河南省的濮阳，一行来到黄河北岸，这里人口稀少，生活十分贫困，也没有接待站。我们到一户人家吃饭,那家房子除了门以外，几乎四面是墙，上面是茅草顶，家具极其简陋；给我们做的饭是高粱面贴饼子，算是招待我们最好的饭，虽然大家都没食欲，但还是坚持每人吃了两个。出于对这家的生活状况考虑，我们每人交了两角钱半斤粮票，这是我们串联以来交钱最多的一顿饭。
我们来到鄱阳县渠村渡口，乘坐当地专为我们准备的一艘大帆船。船上坐了一百多名串联学生。当时正值冬至季节，天色昏暗，西风冽冽；站在船头远望，前面白茫茫的一片，漫无边际；近看河面上飘浮着接踵而来的冰块。船舱里时而歌声，时而朗诵，此伏彼起，打破了河面的寂静。只听得一个高昂的声音：“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紧跟着就是歌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风在吼，马在叫……”。我们大家不由自主的也跟着唱起来。 由于冰凌冻结，大船无法向东南岸前进，只能顺流向东北划行；就这样大船从上午九时一直行到下午五时，进入兰考县坝头地界后，这时由于河面上的冰凌越来越多，船行河道越来越窄,以至把大船给卡住，好几个船手用大桨猛力摇动，还是寸步难行，情形十分危急！而船舱里的师生门还在分享、欣赏、赞美、颂扬黄河中陶醉。
是渠村通过鄱阳县委向兰考县发出求救信息，兰考县革委会召开紧急会议：抢救红卫兵！十万火急!责令坝头公社选派经验丰富的老船手，沿河道用小船去解救红卫兵小将。我们被老船手用小船一船一船地接上了岸。大概是与黄河有缘吧，我们第一次来黄河就被它从上午九点挽留到晚上八点，共十一个小时。到坝头接待站后才知道，我们这一百多人差一点永远的留在了黄河。
渠村渡黄河没有成功。我们用了两天半的时间，从坝头西行二百里到达柳园口 ；柳园渡口曾是黄河上较大的古渡口之一，它南临开封，北连豫北和冀鲁平原，有着500余年的历史.柳园口距开封城9公里，柳园旁边的渡口是连接黄河两岸的唯一通道，柳园口因此得名。1750年，清乾隆皇帝南巡时，就曾经由此渡河。这位颇有名气的皇帝知道黄河凶暴的脾气，唯恐木船渡河发生事故,事后还写了七律《渡黄河》诗一首，表达了他“风平稳过柳园渡”的感念之情。
　　日，毛主席视察了黄河兰考东坝头、开封柳园口，并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毛主席到此视察，曾登上了停靠在42坝边的渡船，这极大地提高了柳园渡口的知名度。
我们到柳园口重过黄河。柳园口和渠村那个黄泥滩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这里天气晴好，风平浪静，河面上没有看到一块冰凌，真正个好地方！我们乘坐着机动拖轮。或许是由于上次在船上停留时间过长的缘故吧，这次在拖轮上刚坐不久，还没有回过味来，船已靠岸了;我们比他乾隆那个木船快多了。豪情高歌黄河中，冰凌阻船把客留；西行佳境驭拖轮；风平稳过柳园渡 。　
带着“风平稳过柳园渡”的愉快心情，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于一个小时后到达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开封。也正好赶上元旦，我们在开封过了元旦。还到开封市委打借条借了六件带绒领的短大衣，我那件只穿了几天就转给张元仓了。一方面是我穿上后感到行动不利索，另一方面是张元仓比我穿得单薄，也算是“两全其美”吧。我们参观了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开封铁塔。铁塔建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铁塔成等边八角形，共十三层，高55.88米，底层每面阔为4.16米，向上逐层递减。塔身遍砌花纹砖，上有飞天、麒麟、菩萨、乐伎、狮子等花纹图案50余种，造型优美，神态生动，堪称宋代砖雕艺术杰作。铁塔以卓绝的建筑艺术闻名中外，其设计精巧，结构坚固，虽经地震、河患、狂风暴雨和人为的破坏，仍巍然屹立。又因遍体通彻褐色琉璃砖，混似铁铸。素有“天下第一塔——铁塔”的美称。
我们还参观了中国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大相国寺。当时相国寺周围小吃很多，只是我们囊中羞涩，难以尽享当地的美食、小吃。我们在开封住了七天，向西面的河南省会——郑州进发。
我们住进郑州东站接待站，住了两夜，便又顺着铁路沿线的新郑、许昌、漯河、西平、遂平、驻马店、确山行走。
在确山县我们走进抗战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故乡——李湾村。在初建的杨靖宇将军故居纪念馆里有北屋四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均为砖木结构，黄色小瓦面顶。院中西侧有一棵家槐，是杨靖宇将军幼年所栽。北屋为杨靖宇将军的诞生处和他青少年时代的住所。北屋东头的一间，是杨靖宇将军青年时代领导豫南农民革命秘密集会的地方，一些重大斗争方略就在这里产生。东西配房为展室，内陈照片、图表、文献、书籍等101件，着重介绍了杨靖宇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活动，尤其是他领导豫南农民革命时期的革命文物保存较为完整，其中有豫南农民暴动时所用的旗帜、步枪、手枪、大刀、长矛等。还有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时用过的搪瓷碗、军用锅、切菜板、皮袄、皮褥等军用物品以及将军幼年学习用具30余件。这些珍贵文物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和将军光辉的一生。墙壁贴满了杨靖宇将军的英雄事迹。讲解员里面有一位姑娘正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孙女，她声泪俱下的讲着，每讲到感人之处，就泣不成声了。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字骥生，河南省确山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1932年，受党中央委托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历任抗日联军总指挥政委等职。率领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他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最后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殉国。终年三十五岁。经日军解剖发现，他的肚子里全是棉花、树皮、草根，竟没有一颗粮食。就连残暴的侵略者也为之震惊和折服，因而当年杀害将军的岸谷隆一郎特意为杨靖宇举行了“慰灵祭”。真是：英烈百战殉，腹开惊敌魂；悲歌撼山岳，浩气贯长虹！
建国后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我们怀着对杨靖宇将军的崇敬和惋惜之感走出李湾村，途径信阳、鸡公山过豫鄂交界的武胜关进入湖北地界。最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广水的狗肉。当我们从广水的街道路过时，看到满街道全是狗肉，大多是刚剥过皮的新鲜的整条的狗。由于赶路，我们没多过问，后来才听说“腌腊狗肉”是广水的一大特产。
沿路的竹林、池塘比比皆是，有时还能看到人们在泥塘中用叉子叉鳖，也有在捞蚌的。我们沿着竹林间的小径行走，似乎身体轻松了许多。过了孝感、黄陂，武汉遥遥在望。日我们来到武汉的汉口，住在天津路小学的接待站。我们刚到武汉，接待站就通知我们，暂停到韶山、井冈山串联。原因之一是韶山、井冈山的串联人员已经饱和，由于这两地涌积的串联学生过多，基本生活无法解决；原因之二是南方各地包括韶山、井冈山，大脑炎正在流行。两地的串联参观人员只许出，不许进。我们只得在武汉住下来等待。
我们首先参观了武汉钢铁公司，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目睹了钢铁生产过程和钢铁工人艰苦奋斗的工作场面；当时条件较差，厂区里不知是煤灰还是细铁粉末，漫天飞扬；在炉灶口，灼热的高温几乎要把人烤焦。老一辈的钢铁工人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为国家建设艰苦地、忘我地做贡献。在我们离开时，厂里在我们的毛主席语录本上印上“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武钢”，作为纪念。
我们还到江岸参观了“二七”纪念馆。纪念馆是为纪念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及“二七惨案”，在林祥谦、施洋等39位烈士牺牲的江岸地区修建的。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了军阀吴佩孚的阻挠和破坏。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2月4日，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罢工工人。2月7日，军阀吴佩孚终于下了毒手。湖北督军肖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工会谈判”，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当场被打死30多人、打伤200多人。反动军队还闯进工人宿舍，大肆搜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捕后，反动军警把他绑在电线杆上，用刀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高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能上的!”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也在武昌惨遭杀害。大罢工中，工人52人牺牲，300余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在武汉，没有事我就到长江边去玩。我喜欢到长江大桥上走一走，每当我踏上桥面，望着滔滔的长江心情就异常兴奋。这座大桥是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开始施工的,是苏联专家帮助修建的,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专家就全部走了,最后是由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完成的。桥全长1670米，正桥长1156米，汉阳岸引桥长303米，武昌岸引桥长128米。大桥为公路、铁路两用桥，上层为公路桥，面宽22.5米，其中：车行道18米，设有4个车道，两侧各有2.25米宽的人行道；下层为双线铁路桥，两侧亦有2.25米宽的人行道。整个大桥外观雄伟壮丽。来往于长江两岸的轮渡每天我要坐上几个来回，我总爱一个人到江边欣赏江水或者徘徊于龟蛇山之间。在蛇山附近常常有一群一群的人在交换毛主席像章。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毛主席批发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第四条规定“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武汉有关部门为落实军委命令，协同火车站开始分批安排串联人员的返归事项……。在我们住的接待站里，有一位名叫曾青的女接待员，是武汉教育学院的学生，临时抽来搞接待工作的。她最喜欢我和河南鄱阳长征队的李功利。我和李功利常在一起玩，两人的个子又最小（1.5米），而且李功利是小胖子，我是小廋子。只要来了主席像章，曾青总要留给我们俩。有一天，她把我们俩叫去，给了我们一人一个四棱核桃说“做个留念”当下没在意，后来才知道那是两个山核桃。当她知道串联人员将要返回时，又对我们俩说：“你俩走的时候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有话给你们说。”谁曾想由于我们走的很急，当时曾青不当班，那时的通讯也没有如今这么方便，无法和她告别。以后心里总会想到这个曾大姐，不知是遗憾还是感念！
日下午接待站送来返程车票，当天晚上我们乘上了武汉到北京的火车。火车上的人多的几乎无立脚之地，人们上下车，多从车窗翻越，连行李架上，洗手间内都睡上了人。好在我们票上有座，还算幸运。到北京我们又转乘到官厅火车，在官厅搭了个便车于2月7日（年除夕）傍晚回到家中。我们的长征就此而告终。这次长征从日到日历时整3个月，其中在北京和武汉各住了半个月，开封7天，白洋淀3天，东留善固2天，郑州2天李湾村1天；实际行走了45天，行程三千余里。我们去时没坐一步车，返程没走一里路。我们虽未达目的，但也北渡黄河南跨长江，领略了三千里大好河山。这就是我们的长征。情系黄河放歌喉，长江两岸信步走，冀京豫鄂三千里，青春年少竞风流。三
三、别了——母校
春节过后，回到了离开三个半月之久的矾山中学。和同学们见面后，一种久别重逢的感受。“哎哟！长征队的人可回来了，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可把我们给想死了！参加我们的战斗队吧，袖标还给你留着呢！”好几个同学几乎都以同样的话对我说。当时学校里战斗队泛滥,诸如康建章他们的“红旗公社”、崔永清他们的“送瘟神”还有什么“驱虎豹”、“全无敌”“红卫游击队”等；早在我们串联时各地的造反派(战斗队）就风行一时，如哈尔滨的“红色造反团”、北京的“八一八”、开封的“八二四”、郑州的“二七公社”、武汉的“红联总”以及涿鹿的“紅临总”和“卫东”；就连矾山社直单位，也都有了战斗队组织，听说供销社有一个韩素云，她一个人成立了个“骑虎拔牙战斗队”；就在县委书记李春林带领县工作组到矾山时，她以“骑虎拔牙战斗队”名义写了一张质疑大字报，从而引起一场风波，结果导致县工作组被迫返回，供销社王占春被调离，王克让的入党转正受了影响，办公室的白玉奎丢了在供销社的饭碗。
我“长征”回来后，自我感觉这些战斗队已经过时 ，所以战斗队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没多久，在革命大联合的口号响起后，矾中的战斗队就不宣而散了。
　　我们大家颇有兴趣的讲述着三个多月来各自的经历。一位同学讲了他们曾经带着食堂里的李万珍李大爷到北京去串联的趣事。他们到北京住在了接待站。李大爷勤快惯了，闲下来时就到接待站里帮厨，得到了接待站的好评，当接待站领导得知李大爷的经历后，就邀请他为串联师生讲课；第一课就引起了轰动效应。人们称其为革命老人，纷纷邀请革命老人作报告。甚至贴出了海报“革命老人李万珍于某日某时在某某礼堂作报告”李大爷这位革命老人红极一时，连续在北京作了好几天报告；从此在北京的历史记录中，在来自各地的串联师生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个“矾山中学的革命老人——李万珍”。
矾中红卫兵组建较晚 ，刚开始组建时规定只有贫下中农出身的人，才能进入红卫兵组织，我们宿舍的同学家庭出身多数都是中农成份，为表示对此规定的抗议我们宿舍集体罢课，后来学校又在规定里加上了“革命干部子女和文革中表现突出者”大家的情绪才得以稳定。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基本上取代了共青团组织。除了第一批被组建者外，参加红卫兵者，须首先本人写出申请，然后在全体红卫兵大会上过半数通过。有一天，矾山在泰山庙开公判大会，我校师生由学校领导和工作组带队前去参会。到了会场只见有关公判人员坐在台上，台下前面，面向人群站着几个胸前挂牌的案犯，我们大家在指定的位置坐下来。我和工作组的老方并排在后面刚坐定，两个带袖标的小伙子来到我们跟前，其中的一个小伙子吼道：“方天权！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人不知所措；老方先是一怔然后自觉不自觉的站起来，另一个小伙子随手将一块写有“地主分子方天权”的牌子挂在老方的脖子上，将其连拥带推地拖入几个案犯的行列。此后好多天也没看到工作组的方天权。后来才知道由于老方在外面工作，他在老家古城的口碑不怎么好，村里人借口家庭出身，在特殊场合把他给整了一下。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那特殊的年代才可能发生。村里人这一胡乱折腾，使得方天权倒运了两三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天我正从原十五班教室前面过来，发现老方出现在总务室前，只见他胆怯的向前探望，同时迎面也过来好像是事先有准备的一伙人。老方壮了壮胆迎了上去，有人问：“你来干什么？”，“取我的行李。”猛听得人群里的崔永清老师高吼“方天权！你认识我吗？我是老崔！”说着一顶大猪头帽子就扣到了老方的头上。一时间便有拧胳膊、按头、拳打脚踢、抹浆糊、贴纸条的，一场群众自发性的批斗就这样发生了。前几天还在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鼓动师生们揭发问题的工作组曾几何时成了现在这般人不人鬼不鬼模样。虽然在平时我对老方的印象也不怎么样，联想到公判会发生的事，感觉他一个国家干部，又是工作组，况且他又没有过错，到底是革命行为还是个人恩怨，其实是一场闹剧。想到这些我无心在旁观下去，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离去。到最后也不知闹剧如何收场。也不知那天老方是否取走了自己的行李。
我们矾中周围都是农村，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中的“学农”，我们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春末，我们全校师生连同食堂里的李大爷、张贵科，带着行李灶具到虸蚄口公社的焦家梁村开荒种地。我们分住在焦家粱的乡亲们家中，在我们自带的食堂吃饭。我们的地离村较远，中午不回村吃饭，吃食堂给带的干粮。学校还在焦家粱搞忆苦思甜教育，安排食堂做忆苦饭，食堂里用曲曲菜（苦苦菜）和玉米面和在一起做成馍，算是忆苦饭。同学们晚饭吃“忆苦饭”时，没个饱的猛吃；有的人吃过后又买第二次。“忆苦饭”变成了改善生活。究其原因，一是同学们干了一天活饿了；再就是加上曲曲菜放上点盐做出的馍是要比光用玉米面做的窝头可口得多。我们在焦家粱十多天，开了荒，也种了地；同学们的皮肤黑了，但对“粒粒皆辛苦”也有了初步的认识。那时候，学校也安排学生的农村下乡，说下乡其实还是“学农”。我和许宝鸿、张仲英三人曾背上被褥到燕王沟下乡，与村里的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个星期。
在此期间学校还组织到燕王沟和社员们进行了一整天的集体劳动。记得有一个年轻女社员对我很热情，侯志奎、张仲英等人逗我说：“人家是军人未婚妻，你小心给你定上个破坏军婚！”我们还曾到过仓上、马槽沟、肖家堡以及矾山周边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在矾山西关劳动时和侯志奎一起劳动的场面还历历在目；侯志奎参军后还曾往学校里给我写了一封信。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年底，学校开始着手第十六班的入学工作；同时也计划着十五班、十四班的升级开课事项。当时报纸上报道了学生上讲台讲文化课的新鲜事。矾中也想时新一下“学生上讲台”；偏偏矾中第一个学生上讲台的竟然是我，估计与韩元珍老师的举荐有关。我要讲的课程是初中二年级数学第一课“一元二次方程”，我必须先学一步，然后再现买现卖。在韩老师的辅导下，我学懂了一元二次方程的原理及其解法。也是在韩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我放胆破例走上了讲台，一鼓作气，讲完了这一课，自我感觉还可以。从同学们的眼神里看得出，他们已经听懂了。但事后却没听到同学们一点评价。大概是他们的观念里容纳不下这种“史无前例的新鲜事吧！”只有韩老师说了一句“讲的还行”。
没在意什么时候8354部队卫生队搬到了我们学校，原“少年之家”，成了医疗室。卫生队的思想作风过硬，医疗技术好，看病认真负责，态度温和给我留下了极好印象。卫生队免费为广大群众看病，治好了很多人的疑难杂症，受到矾山一带老百姓的赞扬。一次我耳朵发了炎，到卫生队后，卫生员小范逗我说；“你这叫旋耳疮，如不及时医治，你的耳朵就会被旋掉”他和小魏用药棉把我耳朵里的脓水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后，再滴上药水；就这样每天两次 ，一连治疗了六天，我的耳朵恢复的完好如初。
卫生队的文书，是个能写善画的才子。王海同学发现后，一有机会就跑到文书的屋里，向他请教。没用了多长时间王海就把文书的绘画技巧学到了手。王海曾冒着严寒大胆地，采用比例格的画法，在学校大门口的影壁上，用广告色画了一幅当时最叫好的《毛主席去安源》画像。只是不知在我们毕业离校后，这张画留存了多久。
在“大树、特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口号鼓舞下，曾在全国各地掀起过大规模的献忠心活动，处处都是“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口号；到处都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处处都能听到“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还有每天人们对着毛主席像进行“早请示，晚汇报”虽然我历来不喜欢搞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但还是比较自觉地从事上述活动。也不知是出于纯真的情感还是受着大潮的裹挟。这些活动一直延续的我们毕业以后。
一九六八年底，初中文化课程没有学完 而学期已超过半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特殊学生，离校似乎是人心所向。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主席的指示替我们选择了毕业后的归路。学校给我们每人赠送一套精装本“红宝书”——《毛泽东著作》，作为纪念。日我们正式毕业，离开了难忘的母校——矾山中学。走向广阔天地……再见了——曾让您费心，让您伤痛的老师！再见了——与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同学！再见了——留给我美好记忆，在我心里打上深刻烙印的母校!
我告别矾山中学，回到了卧佛寺老家；与此同时姐姐从涿鹿高中毕业回到卧佛寺；岑玉珠、吕淑霞、郭建华、曹文智、王庆春、董正祥、张福元、李双印8位同学从涿中毕业来到卧佛寺住进知青点。大队安排姐姐到村小学代课，知青点的人由大队专人组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则回到我上学前所在的生产小队当社员。那时队里的社员很穷，一个劳动日（10分）只有8分钱，辛辛苦苦劳动一年 ，所挣的工分，不够买全家人少得可怜的每人每天八大两的全年口粮，到了年底，全队几乎家家都是欠款户。我刚回去，队里说我不够全劳力，每天先给我8分。过了几天，大队组织人到冰沟村挖大口井，所去的人都按全劳力记10分工，另外大队补助2分。在小队的人都不愿去的情形下，我加入了挖大口井工作。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往返近30里的路程，不吃午饭 ，在十几米深的大坑下面挖冻土、石块，然后爬着陡坡把冻土、石块背出大坑外边来。有一个年近五十岁名叫沈秉龙的人，他背了一大块近百斤的石头，哼哧哼哧地爬上坑来，大家都对他伸出了大拇指。我随口夸赞：“你的 力气真大！”他把石头放下后，对我说：“我就是让他们看看，我们从外面回来的人，不比别人差！”只知沈秉龙原来在外地工作，至于什么原因返归故乡，我也没好意思过问。沈秉龙的话触动了我，是的，我们从外面回来的人，不能比别人差。我之所以去挖大口井并不是为了那区区3分钱的四分，而就是为了“全劳力”（10工分）那个名分。我一直挖大口井坚持到工程暂停，历时半月有余。
这段时间，农村正在搞成份复查，按照程序，重新划分的成份，要张贴公布三榜，且在第三榜定案。69年元月第一榜已经公布，我们家由原来的中农成份变为上中农，虽然第三榜才定案，但这第一榜对我来说却成了关键的一榜，给我带来好大的麻烦。元月下旬，1969年度的征兵工作已在卧佛寺公社展开。我到公社找刘畅部长（其实是公社的武装干事，“部长”是当时人们的习惯称呼）报名参军，刘部长看了我表上填的是“上中农”，就一锤定音说：“你家的成分是上中农，你不符合参军的条件”我的心被“当头一盆冷水 ”浇得冰凉！我知道自己参军是没希望了，可就是不死心，也不想就此罢手。我得知王斌也没报上名，就鼓动他和我一起天天去找刘部长泡蘑菇。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俩没有白跑，刘部长终于同意了；只是被批准的不是我，而是王斌，王斌家的成份是下中农首先政治条件合格。刘部长对我说：“你也别再白跑腿了，回生产队好好劳动去吧！”这下我参军的理想彻底破灭，我绝望回到家里，陷入了极端的苦恼之中……。
在新兵体检的前一天，爷爷病了，我到公社办公室给父亲打电话；当我向电话员报出父亲的名字时，正好被走进公社办公室的刘部长听到，刘部长问：“他和你是什么关系？”我答道：“他是我父亲”，“哎呀，你父亲是我的老上级啊，我怎么就不知道，他老家还有你这么个儿子！你打完电话让我说两句。”在刘部长和我父亲说完话放下话筒后，我抱着最后一试的希望对他说：“刘部长我当兵的事”我的话还没说完，只听他说：“没问题，你属于革命干部子女，明天你就到矾山体检”。听了刘部长的话，我兴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在矾山我顺利的通过了所有检查科目，除了身高（1·6米）、体重（45公斤）有些勉强外，其他诸项全优。一位美丽的领检姑娘看到我的体检报告单 ，带着羡慕的表情对我说“你真棒，项项全优，祝贺你” 后来听说姑娘名叫李世芬，是从涿鹿酒厂借来协助征兵工作的。我的体检过关了，遗憾的是王斌却因眼睛色盲而被淘汰了。我于2月中旬收到入伍通知书 。
这次我们公社共8人参军，其中卧佛寺村占4人。公社在卧佛寺召开欢送新兵大会，我代表新兵在会上登台发言表决心。
25号新兵到县城集中；26号发军衣棉被，在我们排队领服装时，我看见李世芬手里拿着一双5号大头鞋，在向队列里张望；当我走近时，她把鞋递到我的手里说：“我给你挑了一双最漂亮的鞋，你试一下合脚不合脚。”我穿上一试刚合适，心里很感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只是在体检时说过一句话，无意中还关心我，令人不可思议。27号我穿上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与全家人合影留念；28号告别父母、姐姐、弟弟、妹妹，接兵人员带领我们从县城步行到下花园坐上西北去的列车，经张家口——集宁——呼和浩特——包头——临河，在临河发了皮大衣，改坐解放卡车直奔我国北部边疆，中蒙边界的额济纳旗边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