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饿死多少人?
大跃进饿死多少人?
全国性饥荒和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接连出现,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关于具体死亡人数,至今未有精确统计数据公布.当时由于中国内地的消息封锁,一般专家不易精确的统计死亡人数,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000万左右,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中国大陆徐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人.教授林蕴晖做出结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另外,根据另外一位杨继绳的计算,大饥荒饿死国人为3600万.教授冯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书中指出,他用了4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级课题,以及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在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中国官方首次承认“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回避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总人数.2013年,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数学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否认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口.孙经先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50万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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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跃进饿死多少人?》相关的作业问题
所谓大跃进饿死多少多少人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我曾经为此访问过很多老人,那时候生活非常艰苦,树皮树草都吃,但是没听说周围有几个饿死的.而且,据之后的多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那几年出生的人口并不少,看人口普查的历年出生的人的数据,基本符合自然规律,并没有异常.所以,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多少人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经不起推
在83年人口普查后,人民共和国政府终于公布了的中国大陆人口统计数据,各国人口学家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了一些此前没有办法推算的结论.（因为此前政府把60年代的统计数据列为机密,没有公布） 1984年Ashton和Hill等四人出版了研究著作：《famine in China 》主要
在83年人口普查后,人民共和国政府终于公布了的中国大陆人口统计数据,各国人口学家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了一些此前没有办法推算的结论.（因为此前政府把60年代的统计数据列为机密,没有公布） 1984年Ashton和Hill等四人出版了研究著作：《famine in China 》主要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大跃进都被广
DB(目测是,警戒线4.5米左右)C（工业城市）BD(不确定,但是1942年美国动工,1945年试爆)DD（不确定）错对对
···首先,人类机体的运动需要能量,所以要吃饭,一些没有营养的渣滓就会成为粪便排出.还有,人活着就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我们为什么会活着······
这个答案国家是不可能公布的在那个年代国家和地方的数据存在很大矛盾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明确承认了当年中国大陆各地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大批俄死人的情况,指出：按照1950年中期以后毛 泽 东鼓励增加人口准备打仗情况下的官方人口统计资料,大陆每年增加人口数字都在千万以上.但到了1960年的大陆人口不仅没有增加,还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进一步减少340多万人.仅两年的数字相
命令部队把守出村的桥和道路,不准农民逃荒到外地,因为害怕有治安问题.农民没吃的只能自己在家活活饿死,以至于发生人吃人的悲剧,最终导致河南100多个自然村消失,政府宁可粮食放坏都不开仓放粮,好像是因为用来还苏联债务和装老大援助周边小国花销掉了.后来户籍部门统计饿死2200多万人,抗日战争死加伤才3500万人.
1、从一二自然段来看,你认为把猴子赶尽杀绝的原因是什么?人们把猴子赶尽杀绝的原因是因为饥饿, 为了生存.“不为别的,就为了肚子,零星的野猪、麂子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体现了这一点.2、第三段中“这棵树太小了.根本没把它看成一棵树.”有什么含义?这句话用树的小,衬托母猴的无助,母猴已无路可逃.也反映出她为保护幼崽,所做的最后
天天有 古今中外上下数千年哪天没人饿死?早就不是数据统计的清的 毕竟农业对自然环境依赖太大
不浪费粮食是因为粮食生产很辛苦,所谓粒粒皆辛苦.至于有人饿死,和你的浪费无关.
大跃进 包括老死病死的死亡三千六百万人,其中,正常死亡估计为2000万左右,文革,不了解,但是死亡人数少于大跃进,文革死的人数少,但基本全是精英.大跃进饿死的人数多,
1.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共产风）2.三年自然灾害3.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华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学历史教材上都有.
这三年,确实是风调雨顺,粮食丰产不丰收. 1,浮夸风,农村干部、县乡干部都是吹牛皮,虚报产量.国家就按照虚报的产量 “征购粮食” ,农民的口粮严重不足,有的农村每口人一年只有几十斤带皮的粮食!农民只有偷公社的庄稼、吃草根树皮,吃玉米瓤子、红薯叶子、榆树叶子、柳树叶子,有的人就吃饿死的人!不准逃荒、不准提意见、不准说出真
不关自然灾害的事,历史上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但偌大的中国不会所有省份一起闹灾,更不会全国一起闹三年的灾.那是人祸,不是天灾.一、1958年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农村青壮年劳力都不干农活去炼铁,说是一切要为钢铁元帅让路,粮食烂在地里都没人收.人为的造成粮食歉收.为第二年的饥荒埋下了隐患.二、大放粮食卫星,亩产量被几十倍上百
自然灾害?关系不大吧
当然是真的,三年太平盛世,活活饿死了最少两千万!而八年抗战时期,才死一千八百万,而且这以前八百万,不全都是日本人杀的!
至少4000万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饿死了多少人？_百度知道
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饿死了多少人？
听说比八年抗战死的人都多，这是真的吗？
我有更好的答案
资料不一样
但最保守的数字是2000多万
最高的数字4000万左右
抗日战争直接导致1800万人死亡
加上自然灾害
流行疾病死亡一共3000多万
失踪一共4500万左右
与抗日战争作直接比较应该是新中国饿死得多
应该抗日战争死得多
还有我以前看过一篇报道
仅仅河南信阳地区就饿死了20多万
市委书记将情况如实反映到上级
结果被拘谨
理由是社会主义怎么会饿死人
采纳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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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头两年中国因矿难死亡的超过11000人
作者：王绍光
　　改革开放时期
　　从图9和图10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点：不管是以绝对的死亡人数，还是以每百万吨煤炭产量的死亡率计算，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国有煤矿的死亡率下降了，其中，80年代的下降最为明显。1979年，国有重点煤矿的死亡人数是2183人，地方国有煤矿的死亡人数是1970人。到1990年，相应的数字分别降到了978人和1016人。此外，国有重点煤矿的死亡率也在年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然而，从90年代早期开始，煤炭行业的市场化和非国有化开始加速，死亡人数和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停止了。
　　实际上，有的中国专家还认为，继上文描述的改革开放以前的三次高峰期以后，年和年是中国发生工业生产安全事故的第四和第五个高峰期。尽管这两次新的高峰期并不像前三次那样突出，但是受到的关注却要大得多，到90年代以后，中国的煤矿受到了更多的审查监督。由于媒体的报道更加开放，所以给公众造成了死亡事故正在增加的印象。
　　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国有煤矿的死亡率趋势是相似的，而后者的数字却一直高于前者。2003年，国有重点煤矿的安全记录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当，而地方国有煤矿的记录却只相当于日本70年代中期的水平，存在10年左右的落后。
　　图9和图10还比较了乡镇煤矿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在与以上两类国有煤矿之间的差别。在乡镇煤矿中，这两个数字都相当高，大约为国有煤矿的7倍。显然，小煤矿的工作环境要比大煤矿危险很多。在80-90年代，中国各地涌现出成千上万合法或者非法的小煤矿，政府的监管变得非常困难。这些小煤矿逃避安全监督机构的检查，成了真正的死亡陷阱，死亡事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整个90年代，乡镇煤矿每年的平均死亡人数多达人，死亡率几乎是大型国有煤矿的10倍。在这个期间，小煤矿的死亡人数大约占整个行业的3/4。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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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四川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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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949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灾难最大的莫过于1960年前的饥荒。那场持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据《龙门阵》2006年第1期林雪/文）　　
本文来源：文摘周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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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
文章简介： 1958年大跃进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这个困难时期可是困难死了不少人。但到底困难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就不清楚了。如果你告诉人们真相，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而又
1958年大跃进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这个&困难时期&可是&困难&死了不少人。但到底&困难&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就不清楚了。如果你告诉人们真相，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而又对毛主席时代无比热爱的一部分人，就会大骂你&造谣&、&污蔑伟大领袖&、甚至&怀有不可告人的阴暗目的&。 前几天，我在凤凰网博报上就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结果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还有不少网友估计是确实不了解那段历史，这种情况下进行质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饿死3000万？权威数据从哪来？臆测和推想以及道听途说？博主你的文章也不完全可靠！&&中国人喜欢&到此一游&，楼主尤其喜欢&到此一游&。三千万，那是个什么数字？如果三十万人排成队是上海到杭州的距离，那么，三千万人就是&哈尔滨&到&广州&距离的三倍！全国三十个省每省百万，全国三千个行政县每县1万。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全国到处是&唐山&，举国无处不&汶川&，每10户要有三人饿死？那么，请王贵成找到他们，如此庞大的非正常人口，可不是那随地可吐的痰，随处可以到此的&游&。& 有意思的是名博程江河先生，专门写了篇《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真相探讨》的文章，发在《博客日报》上，&最近又有人在折腾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的问题，笔者就此事已经谈过多次，这里在重复几句。&一句&折腾&就表明程先生对包括我在内之流的不屑，他重复了半天，我才明白他谈过多次的观点是，&因为肌饿，营养不良，导致一些死亡。但是，除去因病正常死亡的人数，真正饿死者却是寥寥无几。在笔者所寻问过的许多老同志中，并未发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呵呵，三年困难时期&困难&死的只是&一些人&，&真正饿死者却是寥寥无几&，而且程先生是经过调查研究得来的结论。想不到，程先生竟然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英雄所见略同&，李副院长在其《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文中，公开否认&大跃进&饿死3000万国人这一历史事实，说&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 看来，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三年困难时期到底&困难&死了多少人这样一个&折腾&人的问题。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1619.92万人非正常死亡，少出生3150万，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 80年代，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人口》，每个省一本分册，总共32分册。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是2098万，少出生3220万，人口总损失5318万。 到了九十年代初，两本权威著作对此事件的表述统一了口径。一是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二是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 多万&。 　到了二十一世纪，官方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毫无变化，仍然萧规曹随。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以下简称党史 《二卷》）正式出版。在大跃进死人问题上，沿用了20年前的老说法：&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对于官方的说法，毛左们觉着难以接受。毛左巩献田叫嚷道：&大家请看啊！三年自然灾害，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那么三年不就正是3000多万吗？这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和自由化分子们的说法不正好一致吗？&&这可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向全世界公开承认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饿死了3000多万人&！&他进一步推断：&《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作者的这一主观推断，不仅配合了全世界所有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攻击和污蔑，更为严重的是，它数十倍地夸大了党所曾经犯过的而又改正了的错误，它严重地误导了社会舆论，抹黑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抹黑了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求之不得的举动。&&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吗！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射向中国共产党的一支毒箭吗！& 　 对毛左们的叫嚣，官方立即出来纠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第一、人口减少1000万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不是大跃进全体、也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总数；第二、人口减少数，既包括正常死亡数，也包括不正常死亡数，还包括了出生人口数；第三，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是最权威的部门。第四，档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来龙去脉，不能泄密。也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 　对由于大跃进而导致&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研究，一些学者也在进行。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一些： 上海大学金辉生的研究结果：3471万。 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研究：最低为4000万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维志的研究结果：3546.6万人。 杨继绳先生历经十余年，跑了12个省的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复印、手抄了几千万字的资料，著成《墓碑》一书，经过多方印证，认为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毛泽东秘书李锐：&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透露，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他还透露，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 　国外学者的研究就显得保守多了。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 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根据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杰勒德．卡罗特的研究，认为年，非正常死亡2850.9万，有3197.9万人没有出生，人口损失总数为6048.8万。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由上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知道，虽然对于大跃进饿死人数各方并无统一立场，但大体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如果取一个平均数字，正好是3000万，再回头看官方的说法，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吗？而李慎明否认饿死3000万，难道是他认为饿死的人数少了吗？肯定不是，很明显，李慎明的意图是要从根本否认大跃进造成了数千万人口损失的大灾难，在他看来，大跃进即使饿死了人，死的人数也是微不足道&无伤大雅&的，一定不能有损于毛主席&伟大正确&的光辉形象，一定是可以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解释的数字。否则，以堂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又何必对于死亡3000万的数字下&刻意编造&这样严重的指控呢？ 李副院长金口一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是维护住了，可大跃进的受害者就要冤沉海底了。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在偏僻的农村，死了的自然无法说话，就是活人，也是与文革受难者的复出高官、知识分子无法相比的，没有话语权，又怎么去伸张自己的权利呢。 于是，对大跃进导致&三年困难时期&死人情况的伪饰基调就此定下。&三千万，那是个什么数字？&三年困难时期&困难&死的只是&一些人&，&真正饿死者却是寥寥无几&，这种&瞒&和&骗&的历史遂得以肆意横行。只是，我们应该明白，这种危害，绝不亚于日本否认侵略中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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