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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a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想让孩子去多伦多高中哪一所学校，有语言过关课程？_百度知道
想让孩子去多伦多高中哪一所学校，有语言过关课程？
准备给孩子报名多伦多高中，想找一所英语教学比较好的学校，哪一所好呀？
我有更好的答案
孩子去年去的多伦多高中，那里的学校是学分制，经载了18个学分了，30个学分就能够毕业，孩子去的是达英学校。在那上了一年，英语水平提高了很多，已经完全适应了那里的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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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二战时美军如何辨别中国人和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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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貌辨别中国人和日本人
　　“二战”期间，中国战区有一些抗日援华的美国大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更是战争的首要问题。当年美军如果捉到一个日本奸细嫌疑人，到底是如何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呢？
　　1942年，美国政府战争部为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军，颁发了一本名为《如何辨认日本人》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有75页，漫画家米尔顿·加里夫以幽默搞笑的方式，图解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特征和区别。在书的扉页，一位美军军官向大兵瑞恩发问：“嗨，瑞恩，你在中国待了那么长时间刚回来，和我们说说日本人长得和我们的东方同盟军有什么不一样吧！”
　　瑞恩胸有成竹地解释说：首先要看体征。中国人的个头儿接近美国人，日本人要矮一些，好似没有腰，两条腿直接长在胸部了。
　　中国人的肤色略呈暗古铜色，而日本人肤色淡一些，类似柠檬黄的颜色。中国人的眼睛稍斜，但长的位置与欧美人类似，而日本人眼睛更贴近鼻子。中国人的牙较平整，日本人则有突出的大板牙。
　　如果日本人混迹在我们的盟友中不好辨认，不妨让他们走几步看看。中国人走路昂首阔步，日本人拖着脚走路。如果日本人也假装昂首阔步，不妨让他们脱了鞋袜(如果有袜子的话)，进一步观察。中国人的脚呈正常状，但日本人在当兵以前在家穿“下(木屐)”，所以大脚趾和其他脚趾分开。
　　也许是因为美军发现大兵瑞恩的描述过于片面和主观，再说即便是中国人也有当汉奸的，所以在1944年以后这本手册就没有再发行。说实在的，试图在相貌上分辨中国人和日本人再加上韩国人，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难题。反正我不能从长相上看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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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被当成日本人怎么办
　　但凡出过国的中国人，都有被当作日本人的经历。被当成日本人的感觉，我几乎天天体验。这种情形，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被除去中国人、日本人以外的其他国家人当成日本人。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随便走在国外的街头就有人冲你愉快地喊“柯尼奇哇”(“你好”)，令你不得不笑脸相迎。
　　第二种情况，被日本人当成日本人，这种情形不多见，但还是隔三差五会出现。每当在国外(不是在日本)遇到日本人开口和我点头哈腰说日语时，我就觉得可乐：日本曾流行“日本人论”，认为日本不仅社会文化独特，连人种也与其他亚洲国家没有关系。所以，当日本人在国外被当作中国人时，大多数日本人都有几分不悦的感觉。
　　第三种情况，被中国人当成日本人。偶尔遇上这种情形，我就上下求索，不知道是穿错了什么，还是动作不够协调，抑或是头发乱得跟小泉似的？郁闷啊！
巴西华裔作家袁一平在《啼笑嫁巴西》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叫做“大老钱”的人物。一次大老钱到银行付款，进门一看柜台前大摆长龙，于是就厚着脸皮，加塞儿挤到队伍前付了账单。一位老先生首先发火，责骂大老钱说，“你这个日本人，一点儿不守规矩，真不像话！”大老钱没做任何解释，尴尬一笑走了。他嘴里自我安慰地嘀咕，反正骂的不是我，我不是日本人。没事！然而一旦大老钱做了好事，他总是把荣耀贴在中国人的脸上。一个冬天的晚上，他帮一家中国教会为栖身桥下的叫花子发食品。那帮穷人们领到了面包和牛奶，直抱拳作揖，感激涕零。因不知施舍者尊姓大名，就一个劲地点头哈腰说，谢谢日本人，日本人真好。大老钱当即纠正道：“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知道吗？中国人。”大老钱的逻辑是这样的：“时间一长，巴西人就以为，凡是好事都是中国人做的！”“大老钱”的不懈努力可能是徒劳的，因为这样的小把戏日本人也会玩。
　　一位朋友说，假如有中国人或日本人做了坏事又死不承认，就冷不防用锥子戳他一下，如果他大喊“哎哟”，当然就是血浓于水的；如果他嚎叫“(啊、啊)”或者“baga(巴嘎)”，则此人必定是一衣带水的。我认为这个招数堪称辨别中日两国人乃至韩国人的终极技巧。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洲，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
50 年，收复后也超过 50
年。李登辉自称“22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
60%)，兴建电厂，如果日本战胜中国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件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
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 1.4倍，实现了工业化。( 杨永良 ：《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
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化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
：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
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满洲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分量约占中国的
80%，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泼皮式的轻薄和鼓噪！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20
世纪 20 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
：阿Q。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吸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像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像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
；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如果日本战胜中国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
：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说到东北沦陷时期的伪满警察，老一辈东北人对此的印象最为深刻。据一些回忆材料所称，东北沦陷时，那些伪满警察无论大小都是劣等人渣，为了邀功领赏和升官发财，竟不惜出卖灵魂，投靠日本侵略者，借机残害东北同胞，帮助日本侵略者干尽了坏事。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缘故，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许多地方大都把那些活着的在东北沦陷时期干过伪满警察的人划为“坏分子”，由当地群众监督改造。
　　东北沦陷时期，我的一位远房舅舅在哈尔滨、长春等地代人经商，由于老板委托的生意上的需要，他经常跟哈尔滨、长春两地伪满警察厅上层打交道，虽然他同两地伪满警察厅厅长们表面上关系较好，“经常在一起称兄道弟，吃喝玩乐，但也都是要靠花大钱铺路子的”，而且“厅长们的价码胃口越来越大，张口就要八千到一万大洋”，并经常发生“给了厅长们大价钱也不能办事”的情况，老板和远房舅舅又不敢得罪，弄得生意非常难做。
　　据这位远房舅舅在长春政协文史回忆材料记载，1938年秋天，远房舅舅担任总经理的长春贸易公司通过日本商人的关系搞到一批日本东洋花布，事先也得到了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默许，但却遭到了长春伪满警察厅长暗中派人作梗阻挠，硬说这批日本东洋花布是来路不明的走私货，说要公事公办，即抓人又扣货，最终经请示老板同意给伪满警察厅长送去两万大洋，才将此事化解。
　　在东北长春市，伪满首都警察厅的警察和特务们，为了在日本人面前邀功领赏和捞钱敛财，竟然经常编造各种罪名，随意地逮捕和殴打无辜的市民群众。据长春一些老人回忆称，当时在长春，老百姓说自己“是中国人”，让伪满警察听到了就要以“思想犯”、“政治犯”的名目遭到逮捕，以反满抗日的罪名给枪毙掉。中国人悄悄地吃一口大米，伪满警察发觉了就要当成“经济犯”，抓去给日本人当劳工。
　　东北沦陷时期，伪满警察之所以会成为一群嗜贪成性、缺乏人性的人渣，跟日本侵略者所一贯推行的“以华制华”侵略政策密切相关，或者说也是日本长期侵略奴役东北罪恶战略的产物。虽然伪满各级警察机关都统归伪满民政部管辖，但日军却派人在伪满各级警察机关担任要职监督操纵运转，要求所有伪满各级警察人员都要无条件地效忠于日本人，即协助日本人维持侵略秩序，而对伪满各级警察人员如何奴役伤害中国人则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对伪满警察人员针对中国人的侵权渎职行为有意放纵，以此在伪满警察人员中收买人心，加倍奴役伤害中国人。除此，从那些横行无忌的伪满警察身上，也可以看出特定环境下的中国人劣根性的张显，也同样是令人感到可怕的。东北沦陷时伪满警察比日本人还坏，并不是说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就比伪满警察好，因为没有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也许就会没有伪满警察。伪满警察作为日本侵略者的奴才和帮凶，他们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公开投靠日本侵略者，借机残害东北同胞，帮助日本侵略者干尽了丧天良的坏事。所以，东北老百姓即痛恨日本侵略者，也痛恨那些助纣为孽的伪满警察，而对于伪满警察的痛恨自然更甚于日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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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明朝和倭寇的关系，光从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材料出发，还不可能得到全面的理解。还必须研究日本的历史。不研究日本的历史就很难理解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些人专门从事抢劫，进行海盗活动，而且时间是如此之长，破坏是如此之严重。但是看看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所以我们先讲讲日本的情况。
　　明朝的历史是从一三六八年开始的。而日本从1336年起，内部分裂为南朝、北朝。京都是北朝的政治中心，吉野是南朝的政治中心。这个分裂的局面，长达六十年之久。一直到1392年南朝站不住了，才投降了北朝。分裂期间，日本有两个天皇：京都有一个天皇，吉野有一个天皇。正当日本南北朝分裂的时候(年)，明朝建立起来了。明朝建立初年，正是日本南北朝分裂的后期。
　　当时日本的政治形势怎么样呢？日本有天皇，可是那个天皇是虚的、无权的，是一个傀儡。
不只是那个时候的天皇是傀儡，凡是明治维新以前的天皇都是傀儡，地位很高，可是政治上没有实际权力。掌握实权的是谁呢？是将军。当时的将军称为征夷大将军。将军有幕府，当时的幕府叫室町幕府，也叫足利幕府。那时日本处在封建社会，有很多封建领主，这些封建领主有很多庄园，占有很多土地，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不完全服从幕府的命令，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行封建割据。足利幕府建立之后，由于他的经济基础很薄弱，不能完全控制他们。所以，在足利幕府时代，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封建领主势力强大，在幕府控制下的中央财政发生了困难。怎么办呢？它就要求和明朝通商，作买卖。足利幕府的第三代叫足利义满，他派人到明朝来，要求和明朝通商。明朝政府当然欢迎，但是对日本的情况不了解，对国际形势缺乏知识，不知道日本国内已经有了天皇，糊里糊涂地就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足利义满希望通过和明朝通商来加强自己的经济地位，减少财政困难。但是，由于当时日本是处在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那些大封建领主并不听他的活。而在那些大封建地主下面有一批武士，由于得不到土地，生活困难，于是他们就到海上去抢劫，成为倭寇。这就是倭寇的来源。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幕府和明朝有交往；另方面幕府下面那些封建领主一批批地来破坏这种交往，到处抢劫。幕府不能控制那些诸侯、封建领主，最后发生了内战。从1467年到1573年这个时期，是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延续了一百多年，日本国内到处打来打去，战争频繁，人民不能正常地进行生产，因而土地荒废，粮食不够。这样，就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倭寇的队伍中来。这就是日本在战国时代，也就是明朝中期(年)之后，倭寇侵略更加严重的原因。
　　从中国的情况来说，中国遭受倭寇的侵犯从明朝一开始就发生了。
&&&&&&在明朝建国以前，倭寇已经侵略高丽。那时候，高丽王朝的政治很腐败，没有能力抵抗。接着倭寇南下骚扰我国沿海各地，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到处侵犯。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朝政府派海军去抵抗倭寇。1384年之后又派了一个大将在山东、江苏、浙江沿海地区修了五十九个军事据点防御倭寇。1387年又在福建沿海地区修建了十六个军事据点。所以，从洪武时代起，倭寇就已在危害中国。在永乐时代，一四一九年倭寇大举进攻山东沿海地区。明朝军队狠狠地打了它一下，把这一股倭寇全部消灭了。倭寇的侵扰引起了明朝政府内部在政治上的争论。当时明朝政府专门设立了三个对外贸易机构，叫作“市舶司”。这三个市舶司设在广州、宁波和泉州。这些地方是当时的对外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到这里来作买卖。
当倭寇侵略发生之后，有的人认为，倭寇之起是由于对外通商的缘故，因为你要作买卖，所以日本海盗就来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市舶司封闭掉，对一切国家一概不作买卖。这种论调在明朝政府中占了优势，结果在公元1523年把三个市舶司撤消了。撤消市舶司之后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密度高，人多耕地少，不少人没有生产资料。这些人作什么呢？在通商的时候他们借一点资本出去作买卖，买一些外国货到中国来卖；把中国的土产卖出去。因此，这些人是依靠通商来维持生活的。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大地主，他们看到对外通商的收人比在农业生产上进行剥削要多好几倍，因此从事对外贸易。他们自己搞了很多海船载运中国土产出国；同时把外国商品带回来卖。沿海大地主依靠通商发财，这在当时叫作“通番”。
“通番”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宋朝后期就有许多大地主组织船队出海通商的事。宋代关于这一类事情的记载很多。元朝也有。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明朝有一个大富翁叫沈万三，他家里有一个聚宝盆，这个盆里可以出很多宝贝。这是传说，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是他搞对外贸易发了财。有人说他富到这样的程度，明太祖修建南京城时，有一半是他出的钱；此外，每年还要他出很多钱，因为在明朝和元朝作斗争的时候，他曾经站在元朝这一边。所以后来明太祖干脆把他的家产全部没收了，把他充了军。有的说是充军到云南，也有的说是充军到东北。这个故事说明，当时是有这么一部分人是依靠通商和对外贸易来发财的。所以，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是，一方面许多贫民依靠对外通商来维持生活，其中有一些穷苦的人长期停留在国外，这一批人就成为华侨。
现在南洋各个地方都有华侨，大体上以广东、福建人为多；另一方面，沿海一些大地主依靠通商来发财。因此，当一五二三年，由于倭寇不断骚扰沿海，明朝政府封闭了市舶司，断绝了对外通商关系时，就发生了新的问题：一方面很多穷苦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另方面，沿海大地主失去了发财机会。他们要求恢复通商。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地主集团便采取反抗手段。你禁止通商，他就秘密通商。他们自己组织船队出去，其中有一些照样发了财，有一些就遭到倭寇的抢劫；而另外一些则采取和倭寇合作的办法，他们也变成了倭寇。他们组织船队出去，能够作买卖就作买卖，不能作买卖就抢。因此，倭寇主要是日本海盗，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中国人。
　　除了倭寇之外，当时还有一种情况，即在十六世纪初年(1513年)，葡萄牙人到东方来了。这些葡萄牙人一方面进行通商活动；另方面也进行海盗活动。不但进行海盗活动，而且占据了我国福建沿海的一些岛屿。
　　1546年，也就是日本的“战国时代”，倭寇对沿海的侵略更加严重了，浙江宁波一带受到严重的损害。明朝政府派了一个官员总管浙江、福建两省的军事，防御倭寇。这个官员叫朱纨，他坚决执行禁海方针，任何人都不许出去。坚决用军事力量打击倭寇，打击葡萄牙海盗。把抓到的九十多个海盗头目——有日本人，有葡萄牙人，也有中国人——都杀掉了。这样一来引起政治上的一场轩然大波。因为被杀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是沿海的大地主派出去的，把这些人杀了，就损害了沿海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些大地主集团在北京中央政权机构里的代言人(主要是一些福建人)大叫起来了，他们向皇帝控告朱纨，说他在消灭海盗时，错杀了良民和好百姓。这样就展开了政治斗争。在政府里和地方上形成两派：一派要求对外通商；一派反对通商。大体上沿海一些大地主坚决主张通商，而内地一些大地主反对。为什么内地的大地主反对呢？因为他们不但得不到通商的好处，而且海盗扰乱的时候，还要出钱。他们吃了亏。通商派和反通商派的斗争很激烈，代表闽、浙沿海大地主利益的许多官员都起来反对朱纨。朱纨也向皇帝上疏为自己辩护，并且很愤慨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这样，浙江、福建沿海的大地主集团更加恨他，对他的攻击更厉害了。结果明朝政府就把他负责的浙江、福建两省的军事指挥权撤消了，并且派了一个官员来查办这件事。最后朱纨在“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情况下自杀了。
　　朱纨失败了，倭寇问题没有解决。1552年之后，情况更加严重。在浙江沿海一带，倭寇长驱直入。一直到一五六三年的十一年中间，不但江苏、浙江、福建的许多城市、农村受到倭寇的烧杀、抢劫，倭寇甚至还打到南京城下，打到苏州、扬州一带。这个时候，明朝的军事力量已经腐化了。明朝在地方的军事制度是卫所制，一个卫有五千六百人，一个千户所有1120人，一个百户所有120人。军队和老百姓分开，军户和民户分开。军人是世袭的，父亲死了以后，儿子接着当兵。明朝初年的军事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因为它有经济作基础，那时，明朝实行屯田政策，军队要参加生产。办法是国家拨一部分土地给军队，军队里抽一部分人，参加农业生产。自己生产粮食供应军队的需要，国家再补贴一部分。所以，尽管军队的数量很大，最多时达到二百多万人，可是国家的财政开支并不大。以后由于许多地主、官僚把屯田吞没了，把军队的钱贪污了，所以屯田的面积愈来愈小，粮食收入愈来愈少。同时，有些军官把士兵拉来替他搞私人劳动，在家里服役。此外，由于军队和老百姓是分开的，军户和民户是分开的，军人的服装、武器要自备；把河北人派到云南去，山东人派到浙江去，世世代代当兵，结果部队中逃亡的比例愈来愈大。从明朝初年一直发生军队减员的现象，以后愈来愈严重，往往一个单位的逃亡比例达到十分之七、八，一百人当中只剩下二、三十人。怎么办呢？明朝政府就采取这样的办法：张三如果逃跑了，就把他的弟弟、侄子抓去顶替。如果他家里没有人可以顶替，就抓他的邻居去代替。但是这些被抓去顶替的人又逃跑了。所以军队数量愈来愈少，质量愈来愈低。军官也腐化了。
　　从明太祖到明成祖，在沿海建立了许多军事据点，组织了海军，建造了一些战船。到这时这些战船因为用的时间太久了，破破烂烂，不能再用了。按照规定，船过一定时期要修一次。可是由于修船的钱也被军官贪污了，没办法修，所以战船愈来愈少。由于上面这几方面的原因，明朝的军事力量腐化了，军队不能打仗了。
在1552年之后，往往是数量不多的倭寇登陆之后，一抢就是几十个城市，抢了就跑。各地方尽管有很多军队，但是不能抵抗。人民遭受到深重的灾难。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倭寇所侵犯的这些地区都是粮食产区，是最富庶的地方。像江苏(包括长江三角洲)、浙江及福建沿海地区，都是最富庶的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些地方长期遭到抢劫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一五六&
四年才改变这种局面。这时，出现了戚继光、俞大猷等有名的军事将领。戚继光看到原来的军队不能作战了，就自己练兵。他了解浙江义乌县的农民很勇敢，便招募了义乌县的农民三千人，成立了一支新军，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他根据东南地区的地形，组织了一个新的阵法，叫作“鸳鸯阵法”。这个阵法的主要特点是各个兵种互相配合，长武器和短武器结合使用。更重要的是他有严格的军事纪律，对兵士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经过二、三年之后，他的这支军队便成了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当倭寇侵入浙江的时候，在台州地区，戚继光的军队九战九胜，把浙江地区的倭寇消灭光了。以后把福建地区的倭寇也消灭了。他和俞大猷及其他地区的军事将领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彻底解决了倭寇问题。
　　可是，在倭寇问题解决之后，又发生了新的问题。这时日本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幕府被推翻了，新的军阀起来了。这就是丰臣秀吉。丰臣秀吉用军事力量统一了国内。不过这是表面上的统一，实际上国内各地还是一些封建领主在统治着。这些封建领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不能完全控制。为了把尚未完全控制的封建领主(大名)的目标转向国外，并消耗他们的实力，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丰臣秀吉就发动一次侵朝战争，派军队去打朝鲜。他写信给朝鲜国王，说他要去打明朝，要朝鲜让路，让他通过朝鲜进入我国东北。他的军事野心非常狂妄，准备征服整个中国；然后把他的天皇带叫中国来，以宁波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步骤是：第一步占领朝鲜；第二步占领中国；第三步以中国为中心，向南洋群岛扩张。面临着这样的形势，明朝政府怎么办？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日本打朝鲜与中国无关；另一些人看到了唇亡齿寒的关系，认为朝鲜是我们友好的邻国，丰臣秀吉占领朝鲜以后就会向中国进攻，因此援助朝鲜也就是保卫自己。经过一番争论，后一种意见占了优势，明朝派了军队出去援助朝鲜。这时候，朝鲜已经很混乱，大部分地区被日本军队占领，国王逃跑。
&&&&&&&明朝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帮助朝鲜，前后打了七年(年)。由于中国人民的援助，朝鲜军队的奋勇抗战，特别是朝鲜海军名将李舜臣使用一种叫“龟船”的战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后把日本侵略军打败了。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日本侵略朝鲜的军队跑掉了，战争结束了。
　　所以，我们和朝鲜的历史关系很深远，在甲午战争前三百年，中国就出兵援助过朝鲜，共同反抗外来的侵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们的经济还没有恢复，美帝国主义就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攻。情况很严重。我们又进行了抗美援朝运动，派出了志愿军支援了朝鲜人民。
　　这一段历史使我们得到这样的认识：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是这个时代才有，而是有其长远的历史原因。它总是要侵略别人的，从倭寇起，以后不断地向外侵略，1598年侵略朝鲜，甲午战争时期占领我国东北，1937年以后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地方。我们进行了抗日战争才取得了胜利。要了解和熟悉日本的情况，必须要了解和熟悉我们自己的历史情况，这样才能对我们很接近的国家有正确的看法。当然，说日本的军国主义有长远的历史原因，绝对不等于说日本人民都是侵略者。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错误的。但是日本的统治者，不管是过去的封建主，或者是近代的军国主义者，都是侵略成性的。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但是在近代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现在中日两国人民，都要从惨痛的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使惨痛的历史永不重演，建立和巩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明朝的历史情况与过去不同。与倭寇的斗争，与蒙古贵族的斗争贯穿着这个时代。明朝以前没有这样的情况，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明朝历史的特征。要抓住这个特征才能够了解明朝人民的负担为什么那么重。因为北边有蒙古问题，沿海有倭寇问题，就要有军队打仗。军队要吃饭、要花钱，这些负担都落在人民身上。所以明朝的农民受着无比深重的苦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明朝开国一直到灭亡，都不断发生农民战争。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分布地区之广，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和明朝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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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的瑟瑟秋风中，日本政坛“常青树”——明治维新后曾四任首相、时任日本枢密院院长的伊藤博文，在中国哈尔滨遇刺身亡。
　　行刺者是韩国人，名叫安重根，时年30岁。
　　枪声震惊了世界。
　　伊藤博文是推动日本登上东亚头号强国的主脑人物，同时也是日本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主谋。成功刺杀伊藤博文，为安重根“留得身后功与名”。章太炎赞其为“亚洲第一义侠”。当时身在日本的梁启超，为其作96句长诗《秋风断藤曲》：“流血五步大事毕，狂笑一声山月高。”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为日本与韩国、中国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历史留下了一个壮烈注脚，而历史却并没有因此改变。在此后三十多年中，日本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铁蹄一步未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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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镜头中的刺杀
　　日9时，一辆俄国铁道局的“特别专列”缓缓驶入了哈尔滨火车站，几千名俄国军警严阵以待，数个国家的领事团和观光团的官员也早就等候在站台处，列队迎候。在场的摄影师架起了机器，他们的任务就是拍摄一部“热烈欢迎”的宣传片，以显示对这列火车上一位乘客的重视。
　　列车上坐着的是日本政坛元老、时任日本枢密院院长的伊藤博文。
　　俄国财政部部长戈果甫佐夫专程从莫斯科赶来哈尔滨，并且亲自到站台上迎接。列车停稳。戈果甫佐夫登上列车，与伊藤博文见礼、寒暄，在专列上密谈了二十多分钟。随后，伊藤博文在官员的簇拥下下了车。
　　站台上的日本侨民舞动太阳旗大喊“欢迎”，俄国军乐队奏响了乐曲。戈果甫佐夫陪同伊藤博文，共同检阅了在场的俄国军队，然后，伊藤博文折返回身，开始和热情高涨的日本侨民问候致意。
　　摄影机追随着他的身影，欢迎仪式已经接近尾声。
　　突然，“砰”的一声，日本侨民的队伍中响起了枪声。伴着枪响，一个戴着鸭舌帽、穿着旧西装的青年从前排负责警卫的俄国士兵中冲出，枪口朝着伊藤博文，“砰砰”又是两枪。
　　三声枪响，几乎就是电光火石的一瞬。为营造欢迎的热烈气氛，现场还在燃放着花炮。枪声混杂在花炮声中，很多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意外事件的发生。
　　摄影机一直没有停。
　　俄国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考布切夫一直让镜头紧紧跟随着伊藤博文。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画面中会突然闯入一位刺客——这样的画面对摄影师而言绝对是千载难逢的。尽管现场随即一片混乱，考布切夫还是镇定地把整个事件全部拍摄了下来。
　　这部极具史料价值的新闻纪录片随后在哈尔滨公映，轰动了整个世界。但是仅仅几天后，一个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印刷局的日本人用15000日元的价格买走了影片的全部拷贝，这在当时堪称天价，这部影片自此销声匿迹。
　　据当时报纸的新闻报道记载，这部影片的胶片“共长五百尺”，完整记录了伊藤博文被刺杀的全过程，“先为伊藤到哈之情状，次为与科克淑夫(戈果甫佐夫)相见之状、各官相见之状，次被弹状，次将伊藤尸骸装入火车，及刺客被获之状。”
　　按照报纸的描述，第一发子弹击中伊藤博文时，他似乎未及察觉，仍举步向前。旋即，第二发子弹再次击中，伊藤扑倒。他身边的人赶上前扶掖。第三发子弹紧随而至。
　　场面顿时大乱。俄国宪兵冲了过来，将开枪的人当场扭住。那人抛掉手枪，用俄语高呼三声：“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
　　血流不止的伊藤博文，被七手八脚抬上了专列。
　　据说，当时伊藤博文尚有意识，他向身边人问了一句“这是谁打的？”当知道好像是个韩国人干的后，伊藤骂了句“混蛋”，便陷入了昏迷。
　　不到半个小时，这位日本近代史上的著名政治人物殒命在专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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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哈尔滨火车站的伊藤博文（中脱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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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旅行”
　　伊藤博文的这次哈尔滨之行，是以“私人旅行”的名义来到中国的。
　　1909年10月初，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给日本驻中国公使伊梁阮发了一份电文：“伊藤曾有希满洲旅行……这全然是个人旅行，别无使命。旅行期预定为三四个星期。”
　　但是参考伊藤当时的身份、“旅行”的时间和行程安排，却让人感觉这次“私人旅行”并非走马观花、游山玩水那么简单。与俄国财政部部长戈果甫佐夫的会见，才是伊藤博文此行最核心的内容。
　　既然打着“私人旅行”的幌子，可见这是一次“不足为外人道”的会见。但分析一下当时的国际关系，其会谈内容不难推测。
　　大连大学韩国研究院院长刘秉虎说，伊藤博文来到中国的时间正是日俄关系的一个特殊时期。
　　1904年至1905年之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虽胜却也无力独吞整个中国东北。日俄以长春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而这时候，美国、德国等列强也开始觊觎起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美国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的要求，试图让日俄交出南满、北满铁路路权。而清政府也在有意无意地把日俄之外的列强引向东北，以便赢得一些与日俄周旋的资本。
　　中国东北日趋复杂的国际力量纠葛，让既得利益者感到了紧张。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四年前还打得不可开交的日本和俄国，这时候开始“化敌为友”，准备开始就东北地区势力划分密谋交易。
　　而日俄两国，显然都不想把这样的密谋公诸天下。日本政坛元老、枢密院院长伊藤博文就成了最恰当的谈判人选。所谓枢密院，是日本天皇的顾问部门，对政府决策有制衡作用，却又没有实际行政权力。伊藤博文自然最适合这样事关重大却又不便外露的“非正式会谈”。
　　从日本出发前，伊藤博文刚刚第四次当上了日本枢密院院长。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1885年开始，伊藤博文一直身居日本最高权力中枢，四任首相，四任枢密院院长。
　　也是在1885年，伊藤博文还是政府参议兼宫内卿时，他作为全权代表来到中国与清政府谈判。此前一年，日本在朝鲜鼓动“甲申政变”，朝鲜大批亲华官员被杀，但是朝鲜局势最终被驻朝清军控制。
　　这次谈判达成的《中日天津条约》，核心内容是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中日任何一国要派兵，应先行文知照，这其实赋予了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同样的权利，成为日本九年后出兵朝鲜、发动甲午战争的条约依据。
　　当时与伊藤博文谈判的李鸿章，已经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他专程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在报告中，李鸿章预测：“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不幸被李鸿章言中！十年之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再次坐在了谈判桌前。这一次，他们签订的是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赔偿两亿两白银给日本的《马关条约》。
　　用这十年时间，日本完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准备，同时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一步步收入囊中。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统治。1896年，朝鲜李氏王朝改国号为韩。
　　可以说，是伊藤博文一手导演了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关系的颠覆逆转。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伊藤博文堪称日本政坛第一人，身份在日本首相和枢密院院长之间轮换。期间只有三年，伊藤博文不在这两个职务任上——1906年至1909年，伊藤博文在沦为日本属国的韩国担任第一任统监。
　　统监，相当于西方列强设在殖民地的总督。国家权力全在伊藤博文之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太上皇”。也正是这个身份，让伊藤博文成了韩国爱国者最为仇视的日本人，最终为其招来杀身之祸。
　　1909年7月，伊藤博文从韩国统监任上被召回日本，第四次当上了枢密院院长，准备与俄国秘密接触。当年10月14日，伊藤博文从日本的大矶启程，开始前往哈尔滨的“私人旅行”。
　　在离开大矶的火车上，伊藤博文写了一首诗：“秋晚辞家上远程，车窗谈尽听虫声。明朝渤海波千尺，欲悼忠魂是此行。”末一句道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似乎是去凭吊死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日本“忠魂”。然而回头再看这首伊藤博文最后的诗，起首一句更像是谶语。他踏上的“远程”，远远不止到达哈尔滨，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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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重根在狱中书写的条幅，断指的左手掌印被当作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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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为了掩饰伊藤博文此行的真实目的，伊藤博文到中国东北的“私人旅行”一早就被公开了。安重根获知这个消息时，应该是如获至宝。他终于等到了刺杀伊藤博文的机会。
　　安重根出身朝鲜名门顺兴安氏，字应七，得名于他胸腹上的七颗黑痣。安氏一族诗书传家，祖上出现过不少儒生名士。朝鲜文化深受汉学影响，安重根自幼便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功底。后来他在狱中完成的自传《安应七历史》和《东洋和平论》，都是用汉字写成。
　　安重根的青年时代，朝鲜被日本逐步蚕食、奴役。目睹家国沦丧，安重根立下了“以尚武主义，挽回民弱，以扶国危”的志向，投身朝鲜救国运动。
　　彼时的朝鲜，已经改名为“大韩帝国”，在日本侵略之下国势衰微。不甘屈辱的韩国爱国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韩国独立救国运动，但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打压下，屡屡受挫，大量的韩国人逃亡中国。年纪轻轻的安重根，在独立运动中籍籍无名，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他满腔爱国热忱，尝试了各种救国路径，却屡战屡败。
　　他曾到中国上海联络流亡韩人的领袖，四处碰壁；他曾创办学校，试图教育兴国，毫无成效；他曾参加“国债报偿”运动，变卖家产捐资，试图赎回日本手中的关税自主权，结果这项运动被日本定性为“反日”，遭到取缔……
　　和平救国的道路走不通，安重根参加了武装斗争，投奔了在俄国海参崴地区活动的韩国义兵队伍。他曾经被任命为参谋中将，带着三百多人潜回韩国，与日军作战，被数十倍于己的日军打得七零八落，只剩几人逃出了韩国。
　　越来越多的失败几乎让安重根绝望。安重根所有的救国行动几乎都是徒劳，韩国还是一步步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
　　1909年1月，安重根来到俄国的下里地区，把曾在义兵队伍中共事的11位战友聚集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断指同盟”。
　　断指，历来是韩国仁人志士激烈的明志方式。12名韩国爱国者，用匕首将自己左手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生生砍断。他们将鲜血集中在一个碗中，然后安重根蘸着鲜血，在一面3米长、2米宽的太极旗上，用汉字写下“大韩独立”4个大字。
　　在安重根所著的《安应七历史》中，除了这个慷慨激烈的结盟仪式，看不到这个“断指同盟”有什么纲领或目标。安重根之外的另外11人，在此后的韩国救国运动中也没有留下什么记录。
　　只有安重根，在仪式结束后明确了自己的目标：“诸位等着瞧吧，不出三年，我一定叫伊藤博文这老贼死在我的枪下。”
　　虽然安重根没有说明怎样实现这个目标，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正面对敌实力极不对等的条件下，安重根想要杀死伊藤博文的手段只有一个——行刺。伊藤博文向来被韩国人视为日本侵略韩国的罪魁祸首，把他定为刺杀目标，既是民族仇恨的宣泄，更可以最大程度地造成政治影响。
　　定下“三年之约”，安重根马上将自己的誓言付诸行动。
　　当时的伊藤博文正任韩国统监，在韩国当“太上皇”。就在1909年年初，伊藤博文“扈从”韩皇进行一场南至釜山、北达义州的“行幸”。安重根秘密潜回韩国寻找行刺的机会。但是因“器械未曾备齐，且又路途遥远，卫兵也多”，而韩皇也在一行之中，为了避免误伤，安重根没能动手。
　　没过多久，伊藤博文卸任韩国统监，返回了日本。且不说在日本刺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是安重根想去日本，也几乎是无法成行的。
　　安重根行刺伊藤博文的计划基本落空了。
　　历史偏偏在这时候峰回路转，伊藤博文刚回日本不久，又踏上了前往中国东北的“私人旅行”。这一行，正撞到了安重根的枪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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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知了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安重根当即决定前往中国举事。
　　但是这位慷慨壮烈、踌躇满志的行刺者，实在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刺客。影视作品中专业刺客，无不是计划周密、装备精良、钱财充裕、身手高强。反观安重根在自传中记录的行刺准备，他似乎是揣着一把手枪就上路了。
　　安重根所用的武器是一把勃朗宁手枪，那还是他在参加义兵运动时从黑市上购买的。用手枪作为行刺武器，也就意味着他只有在贴近伊藤博文身边的时候，才有机会一击必杀。
　　在所有的行刺准备中，最具专业色彩的细节，是安重根将手枪子弹的弹头锉成了十字形。这种不规则的弹头形状，会在子弹打入人体后造成翻滚，从而产生更大的杀伤力。
　　“除此之外，安重根基本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大连大学韩国研究院院长刘秉虎说，“整个刺杀行动的很多元素，都是安重根在行程中才完成的，带有很大的随机性。”
　　安重根首先到海参崴地区拜访了名叫李刚的密友。李刚当时是海参崴地区流亡韩人所办报纸《大东共报》的编辑，他向安重根提供了伊藤博文的详细行程，并提供了200元支持一路花销。
　　安重根自知单枪匹马难以做成这件大事，他在海参崴找了一个帮手——一名叫禹德淳的韩国人。
　　和出身知识阶层的安重根不同，禹德淳家境贫困，本来在韩国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杂货店。日韩之间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这个小商人深感“国存然后民存，若国之不存，则吾之产业，非吾有也。”禹德淳因此逃亡海参崴，和当地的反日势力有所联络，也因此结识了安重根。
　　安重根少年时就喜好舞枪弄棒，后来参加义兵运动，有比较丰富的军事知识。而禹德淳不但不是行刺的行家，甚至连真刀真枪的战斗都没有参加过，完全是个“生手”。好在他也有一把手枪，两个人一起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列车。
　　哈尔滨是因中东铁路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当时是俄国移民聚居地，俄国人的数量比中国人还要多。据《安应七历史》所述，直到上了火车，安重根才想起来，他们两个人虽然会写汉字，但不会说汉语，对俄语更是一窍不通。要想在哈尔滨展开活动，必须有一个翻译才行。
　　安重根在绥芬河有个医生朋友叫刘敬辑，也是流亡韩人，懂汉语，也略通俄语。于是，趁着列车在绥芬河停留的一个多小时时间，安重根跑到刘敬辑的诊所，请他帮忙。
　　不过，安重根对刘敬辑没有透露实情，只说是去哈尔滨接家眷，请他同行。刘敬辑自己走不开，就让自己的儿子刘东夏去当翻译，顺便采买一些药品。
　　三个人在10月22日晚上到达了哈尔滨。在刘东夏的介绍下，他们留宿在了一名叫做金成白的韩人家中，金成白是当地“韩人学会”的会长，他的妹妹已经和刘东夏定了亲。
　　在刘东夏眼中，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第二天，他们还出去逛了街，安重根和禹德淳都说要去理发，邀刘东夏一起去，在回住处的路上，三个人还一起拍了一张合影。
　　这个18岁的少年，此时还没能读懂理发、拍照背后蕴藏的深意。
　　实际上，22日当晚，安重根已经在当地的《远东报》获得了他最需要的信息：“前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将乘坐专列，于25日下午从宽城子(今长春)站出发前往哈尔滨。”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营时间是10小时40分，以此推算，伊藤到达哈尔滨的时间应该是26日9时左右。
　　想到伊藤博文即将命丧自己枪口之下，安重根当晚用汉文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丈夫处事兮其志大矣，时造英雄兮英雄造时。雄视天下兮何日成业，东风渐寒兮壮士义烈。忿慨一去兮必成目的，鼠窃○○兮岂肯比命。岂度至此兮事势固然，同胞同胞兮速成大业。万岁万岁兮大韩独立，万岁万岁兮大韩同胞！”(○○指伊藤)
　　但是到了这时候，安重根忽然又对行刺地点犹豫起来。他和禹德淳商量：“伊藤到了哈尔滨后肯定戒备森严，刺杀难度太大，我们最好在南边的火车站举事。”禹德淳自然一切都听安重根安排。两人决定前往宽城子车站，在那里完成刺杀。
　　宽城子车站的确是个理想的刺杀地点。那里是中东铁路日俄两国管辖路段的分界点，铁路尚未连接，从大连开来的列车想要继续北上，旅客必须下车换乘，伊藤博文的专列也不例外。安重根瞅准了伊藤博文换车时的机会。
　　但是翻译的问题又出现了。刘东夏要在哈尔滨买药，不能同行。安重根从金成白处打听到了一个名叫曹道先的人。曹道先也是韩国人，因为娶了个俄国妻子，日常的会话都没有问题。安重根故伎重施，邀请他南下宽城子去接家眷。
　　24日，安重根塞给了曹道先一张火车票，连同禹德淳三人上了火车。但是车票终点站却变成了宽城子以北的“三岔河”站。
　　原来，安重根手里所剩的钱已经不够支付三个人到宽城子的车票，情急之下，安重根只能精打细算，买了三张目的地离宽城子较近的车票。
　　对于这些考虑，曹道先自然一无所知，面对他的发问，安重根草草搪塞了过去，让他去打听南来北往的列车在哪个站点停驻时间比较长，说是要在此地等候家眷到来。
　　24日中午，他们在名为“蔡家沟”的小车站下了车，据说，所有途经该站的列车，都要在此停驻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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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日本政府对安中根下达死刑命令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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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算蔡家沟
　　蔡家沟是个小站，连旅店都没有，甚至连候车室和办公室都是合用的，候车室楼下有个俄国人开设的小茶馆，三个人就在那里安顿下来。
　　曹道先又被安重根以“打听家眷可能到达时间”的名义差遣出去了，他从该站的俄国员工处带回了车站运营的时间表，还不经意地提起偶然听说的“大事”：25日当天晚上，有一列专车从哈尔滨开往长春，去接一个“日本大官”，26日早上会到达该站。
　　听者有意，看上去，安重根和禹德淳的机会来了。不过，这个机会能不能出现，安重根却毫无把握。
　　伊藤博文的专列经过蔡家沟的时间应该是在6时，天还没有大亮。列车虽然要做停留，但无法把握伊藤是否会下车。登车刺杀是绝无可能的。即使伊藤真的下车，在黑暗之中难辨相貌，举事会比较困难。如果在蔡家沟没有抓到机会，那么刺杀机会将会功亏一篑。
　　最后，安重根决定兵分两路：禹德淳留在蔡家沟，自己回哈尔滨，安排两处刺杀地点。在安重根此次刺杀行动诸多临时举措中，这次分兵可以说是最明智也最关键的一环。
　　25日，安重根又搭乘火车返回哈尔滨。三个人话别时，趁着曹道先没注意，安重根把6颗刻十字纹的子弹悄悄塞给了禹德淳。
　　可这6颗子弹却并没有获得出膛的机会。
　　当天晚上，蔡家沟被俄国士兵戒严，旅店的俄国店主也被命令“不许出门”。半夜里闻知此事的禹德淳心凉了半截。
　　果然，26日天亮后，曹道先借口上厕所，向店主借了钥匙，同样被门口的俄国士兵挡住，士兵让他“想要方便的话在屋子里解决，不准出去。”
　　一阵汽笛鸣响，伊藤博文的专列呼啸进站，稍作停留后，继续开往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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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的枪声
　　安重根在回到哈尔滨后，在金成白家继续留宿。26日清晨7时左右，他在金家换上一身旧西装，戴上鸭舌帽，将手枪装上七颗十字纹子弹，乘坐马车来到了哈尔滨火车站。
　　为了迎接伊藤博文，俄国军队加强了哈尔滨站的安保措施，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时的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也通知俄方，对进站的欧洲人和中国人要查看通行证，但是对日本侨民一律放行。当时留着大辫子的中国人和白皮肤、大鼻子的欧洲人很好区别，但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俄国士兵眼中却无从分辨，更何况安重根的衣着和发型都俨然是个日本侨民，他没有受到任何怀疑便顺利地进入了候车室。
　　时间尚早，安重根来到三等候车室的茶馆中，喝茶等待。
　　9时左右，伊藤的专列缓缓驶入，月台上开始欢声雷动。
　　安重根此时来到了欢迎队伍的第二排，虽然没有见过伊藤本人，也没看到过他的照片，但是他观察到，俄国人都身着军装，日本人都穿着便服，“一个留着胡须的矮个老人走在最前面，行举手礼”，安重根就此判定“他就是伊藤”。
　　伊藤博文走到了安重根跟前，距离他只有四五米，最前排负责警戒的士兵举枪敬礼。
　　安重根从第二排跳了出来，从敬礼的士兵中间，瞄准伊藤博文的要害处，连发三枪。
　　伊藤博文中枪倒地，安重根并无十成把握那是伊藤博文无误，于是又对着“一群日本人中走在最前面的身材高大者”，再发三枪。
　　安重根后来射出的三枪，中弹者是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俊彦、伊藤随行秘书森泰二郎和南满铁路理事田中清次，他们分别伤了右臂、腹皮和左腿，无性命之虞。
　　伊藤所中的三枪命中了左肺、左腰和腹部，随行者们将他转移到了卧铺的车厢中抢救，因为内脏大量出血，随行的医生已是回天乏术。
　　完成射击之后，安重根扔掉手枪，慨然就缚。
　　俄国士兵把安重根押解到了火车站的宪兵派出所，立刻做了简单的审讯。因为当翻译的韩国人口译不行，安重根只能“略作说明”。就在当天，俄国警方在哈尔滨搜捕了众多韩国人，包括金成白家中的刘东夏。
　　而滞留在蔡家沟火车站的禹德淳和曹道先也没能幸免，就在刺杀发生后的大约2小时，十几个宪兵和警察来到车站，对每个韩国人进行搜查。禹德淳的子弹和枪支被搜了出来。他和曹道先当即被捕，押送到了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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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重根在狱警的监视下与弟弟定根、恭根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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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巴讲演、聋子旁听”
　　26日晚间，俄国宪兵官员和安重根同乘一辆马车，把他“引渡”到了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
　　这个“转手”过程所援引的法理依据是日韩《乙巳条约》“韩国国民犯法交由日本法庭审判”的条款。韩国在日本统治下的丧权辱国，由这一条款可见一斑。但是，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案件发生在俄国治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又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对这一事件的审判权究竟属于日本、俄国还是中国，直到今天仍是国际法领域争论不止的一个焦点。
　　不过，当时的清政府和俄国，都忙不迭地把自己从这次惊世刺杀中撇得一干二净。俄国着急忙慌地把安重根和其他涉案人员交给了日本，清政府的反应处置更是谨慎小心。
　　伊藤博文到达哈尔滨时，时任清政府吉林交涉使的施肇基和俄国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一同在站台上迎候，清军也派出仪仗队在站台上列队欢迎。突然发生的刺杀，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施肇基是留美硕士，曾游历欧洲多国。这位民国后曾任驻英、驻美等国公使，参加过巴黎和会的外交家，在刺杀事件发生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暂时切断舆论外传的渠道，派人到当地电报局，“传令今日电报只许收存，不许发放。”
　　同时，施肇基电告外务部：“在此案调查清楚全案报部之前，请勿发表任何文件。若有人问及此事，政府千万不可有保护不周之道歉语句，贻日人以口实。”在安重根招供后，他“查此口供非常确实”后，马上用他娴熟的英文写了一篇通讯，并电传外务部对外发表。这之后，施肇基“始解电报局扣电之禁令，其所积压之各国通讯电稿，乃纷纷发出。”
　　施肇基担心的“外交危机”并没有出现。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虽然举世震惊，但整个案件清楚明了，日本也没有理由向中国或俄国发难。
　　10月30日，日本政府派出检察官沟渊孝雄，对安重根进行了讯问。安重根旋即列举了伊藤博文强夺韩国政权、解散韩国军队等十五条罪状。身为日本人的沟渊孝雄听罢，竟然对安重根的慷慨壮烈之举深表同情，甚至赞其为“东洋义士”。他认为安重根“想必不会处以死刑”。
　　刘秉虎告诉记者，沟渊孝雄的回应可能与日本推崇慷慨赴死的精神，因而对安重根产生同情有关，但更多和当时的历史现实相关。明治维新过后，日本国内也发生过多起刺杀政府官员的事件，这些都被定性为政治事件，作为“政治犯”的刺客们无一被处以极刑。
　　日，安重根等人被转移到日本占领下的“关东州”旅顺监狱署中。
　　当年的监狱署就是现在的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博物馆副馆长王珍仁告诉记者，从当时监狱的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来看，安重根在关押过程中并未受到肉体上的虐待，他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甚至还可以获得“上等大米饭”和“四床棉被褥”、“每天一瓶牛奶”的优待。
　　但是12月的某一天，安重根突然发现，再次见到的沟渊监察官“言谈表情与往日截然不同”，“时而施加压力、时而胡说八道、时而侮辱谩骂”，他默默想到“这一定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刮来一阵强劲的风”。
　　王珍仁告诉记者，这股“强劲的风”指的应该是来自日本政府的压力。现在解密的材料中，有一份当年12月2日来自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的电报，这份电报的收信人是当时“关东都督府”的地方法院，小村密令法院，一定要对安重根处以极刑。
　　日，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公开审判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一案。为安重根等人辩护的是日本法庭指派的两位日本律师：水野吉太郎和镰田正治。
　　其实，在公审前，一位英国律师和一位俄国律师到狱中和安重根会了面，他们是受旅居海参崴的韩国人委派的辩护律师，并已经获得法院的许可。但是开庭的六七天前，沟渊告诉安重根，“英国、俄国、韩国的律师，一律不准出庭辩护，只聘用这里的官选律师。”
　　安重根当时就已经知道，在这个“审判官、检察官、律师、翻译官、旁听者”都是日本人的法庭上，他的任何回应都将如“哑巴讲演、聋子旁听”。
　　日，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判决安重根死刑；判禹德淳3年徒刑，曹道先、刘东夏各1年6个月徒刑。虽然给了5日的上诉权，但安重根只说了对死刑判决不服的理由，并没有上诉，他说：“我不怕死，所以不上诉。假如我有罪，就罪在我是个善良而弱小的韩国的国民！”
　　安重根对法庭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把刑期推迟一个多月”，以完成他的写作计划。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就了自传《安应七历史》，而他试图描绘自己思想的《东洋和平论》刚刚完成了序和前鉴的部分，却再没有时间续写下去。
　　3月26日，安重根被押赴旅顺监狱的绞刑室中执行死刑，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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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重根（左一）和禹德淳（中）与刘东夏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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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藤博文遇刺后，遗体运回日本，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而对安重根，日本则千方百计地使其销声匿迹。安重根临刑前留下遗言，要求把自己的遗骨埋在哈尔滨公园旁，等祖国恢复主权后返葬故国。但他的遗体处置权却在日本手中。日本并没有按照常理把他的遗体交给其亲属，而是将其埋在监狱后山，并消除了埋葬痕迹，具体地点至今成谜。
　　日本政府为了在对韩国政策上不受舆论攻讦，竭力淡化刺杀的政治色彩，将其定性为凶杀案，也据此宣判了安重根死刑。
　　而韩国当时的媒体都被日本人掌握，对于这件刺杀事件，只能沉默以对。流亡海外的韩国人则把安重根视作为韩国独立运动“带来了一线曙光的英雄人物”。《大东共报》撰文指出，安重根刺杀伊藤是爱国者的报仇，是韩人反日斗争的一大成功。
　　对这一事件反响最为热烈的是中国。当时的中国报纸，无不连篇累牍地对刺杀事件进行报道，并将安重根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作类比。
　　而当时中国的大量知名人物，也为安重根留下了诸多赞谥笔墨，孙中山褒扬他“功拜三韩名万国，生无百岁死千秋”，章太炎称他为“亚洲第一义侠”，梁启超为其作《秋风断藤曲》……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件同样活跃在了中国的舞台之上。
　　1910年，中国现代话剧先驱任天知在上海组建了“进化团”，该剧团创作的《安重根刺伊藤》公演数月。
　　“五四”运动时期，南开中学排演话剧《安重根》，邓颖超反串饰演了安重根，为这部话剧进行指导的正是周恩来，两人当时刚刚相识。几十年以后，已是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还曾这样评价：“中日甲午战争后，中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就是在20世纪初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开始的。”
　　同样是被欺凌宰割的弱国，中国人对安重根的褒奖，更多的是为了表达身处同一侵略者铁蹄下的同仇敌忾之情。而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却没有对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作出明确的官方表态。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日本学界倒是流传着伊藤博文死于日本人之手的说法。
　　目前这样的说法只停留在猜测、假说阶段，没有什么证据有足够的说服力。但是日本学者提出的一些疑问，确实也没有好的解释。比如在安重根案审判过程中，作为物证的子弹并不是从伊藤博文身上取出的，而是来自三位轻伤的日本官员中的一位。射向伊藤博文的致命一枪的子弹轨迹是自上而下的，不太可能出自从四五米外举臂射击的安重根。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与伊藤博文被刺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有关。在对韩国的处置态度上，伊藤博文属于稳健派，主张将其作为殖民地，而激进派则直接要将韩国并入日本版图。对政见不和者暗杀除掉，在那时的日本政坛司空见惯。揣测伊藤博文死于政敌之手的“阴谋论”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不过，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在伊藤博文遇刺之前、他刚刚卸任韩国统监之时，日，日本内阁会议已经做出“在适当时机合并韩国”的决定。正如《民吁日报》的判断，“今日韩人的飞此一弹”并不足以改变日本政策“进行之方针”。日，日本迫使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同年10月1日，日本统监府改为总督府，由此开始了对韩国长达36年的全面殖民统治。此时，距离哈尔滨车站的那场刺杀，还不满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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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大法官巴尔
二战后的东京审判，印度大法官巴尔是唯一力主开释日本战犯的法官。巴尔的辩护使一些日本甲级罪犯被免于定罪，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那么，巴尔在东京审判中究竟是怎样为日本战犯辩护的呢？
　　当审判日本战犯之时，联合国方面共安排了11位法官，为了保持审判的公正性，除战胜国的法官外，还特意加入殖民地国家的法官，巴尔即为其代表。日，东京审判法庭开庭。5月17日，巴尔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在落座之前，他面向被告方向双手合十，静静地行了一礼。从这一天起，这个印度人的名字永久载入了日本史册。在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对判决表示了不同意见，其中4名法官对个别案例的量刑提出异议，只有巴尔坚持日本战犯“全员无罪”论。巴尔的根据是：检方所指控的“对和平的犯罪”及“对人道的犯罪”，都乃“事后法”的判决结果，根据“法的不溯及原则”，日本人应该是无罪的。巴尔的意见书长达1235页，他从法理的角度阐述了日本战犯无罪的原因：“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国际法的追诉对象仅仅是国家，而不能罪及个人”；“国际法对于违反它的规定的国家予以制裁，但对于违反它的个人因没有规定制裁方法而无从着手处罚”；“即使日本对那场战争负有道德的责任，但是没有法律责任”。就在审判开始之前，巴尔还曾问麦克阿瑟：“依据什么法律对他们审判呢？”麦帅说，用国际法审判。巴尔说，国际法无法审判战争。战争不是犯罪，如果战争成为犯罪的话，那么这种罪行只有在采用了违背国际法规定的战争方式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巴尔还坚持严谨取证的立场。由于法庭采纳了一些缺席证人的意见，这引起巴尔的质疑，他说，“既然法庭不能将其作为证人传唤到庭，不能在证人席上作证，那么，他们说的话就很难令人信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病曾经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当时，巴尔就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以此作为替松井石根开脱罪责的一个重要理由。他指出，“不要忘记，松井大将当时生病，在发生这件事(指南京大屠杀)之后数周内，他被从自己的任务中撤换下来。”在巴尔看来，松井石根的疾病使得他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其刑事责任能力当然也要受到限制。巴尔的这种辩护遭到远东军事法庭大多数法官否决。巴尔的立场虽然有些荒唐，但获得很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吹捧，同时也为他们寻找“战争无罪论”创造了所谓的“法理依据”。巴尔貌似是一个严谨而机械的法律主义者，但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又主观上灵活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在不顾整体事实的情况下，仅从狭隘的法理学角度阐释自己的观点，成为国际法学界一段笑谈。不过，在日本原首相岸信介的支持下，巴尔曾3次受邀访日，在各地宣传日本无罪论。在最后一次访日中，日本政府因其为“和平运动作出功勋”而授予勋章。日，巴尔在加尔各答的家中去世，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亲发唁电致哀。1975年，巴尔纪念馆在日本落成。2005年，靖国神社树起“巴尔显彰杯”为其立传颂德。(原标题：印度法官为日本战犯开脱辩护：战争不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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