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奖励办回应最高科技奖缘何空缺
　　令人瞩目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成为空缺，让很多人不禁疑问：是没有合适的科学家，还是另有原因？
　　国家最高科技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已有25位科学家斩获殊荣。不过，最高科技奖出现空缺并非第一次，2004年曾空缺一次，此次则是时隔11年后再度空缺。
　　国家奖励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年度科技奖旨在激励自主创新，引导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科学家是否获得了荣誉，并不与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呈现直接正相关关联。
　　据了解，所有参选项目或科学家在评审中获得超过2/3评委的投票是十分关键的因素，这意味着参评项目是否获得了广泛认同。2015年度有近10位科学家被推送进入国家最高科技奖评选程序，但最终无一人达到预定的票数，导致2015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空缺。
　　此外，201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候选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不久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据了解，在评审过程中，屠呦呦既没有单位推荐，也没有个人推荐进入评审程序。
　　获得201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的中科院院士闫楚良表示，中国有很多优秀科学家，特别是像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但每年仅评选1～2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推选的范围和人数还是有些少。“屠呦呦只是被挖掘了、发现了，而更多的科学家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创新性工作，但并没有被发现，不为社会公众知晓。”
　　《中国科学报》 (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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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了！这两人获得2017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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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王泽山于1935年在吉林出生，成长于战火纷飞的混乱时代，亲眼目睹祖国遭受的屈辱和侵略者的罪行，年幼的王泽山心中便已埋下为国家复兴而奋斗的种子。国家富强，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国防。
火炸药专家王泽山院士 贡献堪称“中国的诺贝尔”
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在火炸药研究方面的贡献堪称“中国的诺贝尔”。
选择冷门火炸药专业
王泽山于1935年在吉林出生，成长于战火纷飞的混乱时代，亲眼目睹祖国遭受的屈辱和侵略者的罪行，年幼的王泽山心中便已埋下为国家复兴而奋斗的种子。国家富强，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国防。高中毕业时，想为祖国和平发展做贡献的王泽山，毅然选择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选择了其他同学都不愿意去的冷门专业“火炸药”。
对于许多人来说，火炸药专业既枯燥又危险，但王泽山却不怀疑自己的选择，表示只要肯钻研，一样大有作为。王泽山认为，火炸药是火炮、火箭、导弹、航弹、鱼雷等火力打击武器的能源，如若没有火炸药，许多武器便没有存在的意义。
让火炮射程提高20%
从大学开始研究火炸药至今，王泽山把62年的岁月都献给了火炸药。
在与火炸药相处的岁月里，王泽山攻克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等多项关键技术，将有重大安全隐患和环境风险的“危险品”，变成了20多种畅销国内外的军民用产品，获得1992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96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颁发给王泽山，表彰他在降低武器对环境温度敏感性这一尖端技术上的贡献。
在含能材料低温感技术研究中，他发现了能够弥补温度影响的新材料，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并解决了长期贮存的问题，2017年，凭着在含能材料领域研究的重大突破，王泽山第三次问鼎国家科技大奖，他也因此被誉为科学界的“三冠王”。
远射程与模块发射装药是火炮实现“高效毁伤、精确打击、快速反应、火力压制”的关键技术，也是火炮系统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这一世界性难题，虽经多年研究，但至今国际上未能完全解决其中的核心问题。
彼时已到退休年龄的王泽山偏要啃下这块“硬骨头”。经过20多年的钻研，他独创补偿装药理论和技术，通过实际验证，我国火炮在应用该技术发明后，其射程能够提高20%以上，弹道性能全面超过所有国家的同类火炮。
心态如同一个年轻人
这位已培养出百位科研人才的“80后”院士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心态却依然如同一个年轻人。
王泽山是火炸药的学术大家，却非常“接地气”，“为了工作方便，不给学校增添麻烦，他年近70时学习了开车，并买了一辆10万出头的经济型轿车，一直到现在都没换。”曾任南京理工大学校长的徐复铭说。
如今，80多岁高龄的王泽山，不仅可以每天自己开车上下班，还能熟练操作各种数码产品，用电脑做Flash、PPT幻灯片，甚至还用手机APP买车票、订宾馆、叫出租，与学生交流也是使用微信。
病毒斗士侯云德院士 实现基因工程药物零突破
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侯云德，是我国分子病毒学、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
研制中国首个基因工程药
侯云德1929年生于常州，小时候半工半读，养过鸡摆过摊，仍成绩优异。
1955年，侯云德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七年制，1962年被原苏联医学科学院破格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回到祖国后，侯云德着手开始呼吸道病毒感染病原学的研究。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国内首次分离出I、Ⅱ、IV型三种副流感病毒，首先发现了I型副流感病毒存在着广泛的变异性，阐明了年间北京地区呼吸道主要病毒的流行情况。
在落后于国外的情况下，侯云德一边查找文献学习，一边自己摸索着实践。为更好掌握基因工程技术，侯云德利用去国外开会、考察的机会，前往实验室做实验，回国后进行改进和创新。在他的努力下，我国终于在1982年的夏天，率先研发出中国首个基因工程药物——重组人干扰素α1b，应用于上千万名患者的临床治疗。虽然与国外相比，成果的研制时间晚了，但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药物更适应国人体质，副作用更小。
降低重大传染疾病死亡率
如今，侯云德研制的药物，已经应用于数以万计的患者的临床治疗中，他的药物研制成果，还打破了国外垄断的局面，为我国带来了数十亿元的经济效益。
这位硕果累累的院士，耄耋之年依然在为我国感染病监测和预防领域默默奉献。身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技术总师，侯云德经常为一线科研人员出谋划策，提供专业支持。这看似轻松的工作，其实存在着不小危险，每当重大疫情来临时，侯云德依然是守在火山口上的角色，需要准确把握疫情走向，提出最佳应对解决方案。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顶层设计了2008年-2020年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为我国建立起了一道阻击传染病的防线。
2016年的数据显示，2008年开始的这一专项，收效斐然，艾滋病年病死率从5.8%降至3.1%，乙肝感染率由6.9%降至4.6%，重症乙肝病死率由84.6%降至56.6%，结核分枝菌检测时间由4—8周缩短至6小时内。这些成果的背后都有侯云德默默付出的身影。
建立传染病防控网络体系
不仅如此，得益于重大传染病防治这道阻击防线，我国还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多次重大传染病疫情。2009年，侯云德率队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预，其中在疫苗方面“独具匠心”。87天研制成功疫苗，打破世界纪录。凭借此成就，侯云德在2014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侯云德主导下，中国已建立“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实现了72小时内鉴定152种已知病毒、147种已知细菌以及新病原检测确认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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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中国搜索官方微信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世界之手百家号今日（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会上，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三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项会一一揭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每年获奖者不超过2名乃至空缺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名科学家共同摘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今年，“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由89岁的国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侯云德和82岁的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共同获得。据了解，侯云德生于1929年，江苏省常州市人，195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七年制，1962年被原苏联医学科学院破格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得副博士和医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院士实验室主任，传染病国家重大专项技术总师。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侯云德（左）、王泽山（右）侯云德在分子病毒学、基因工程干扰素等基因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以及新发传染病控制等方面具有突出建树，曾率先研发出中国首个基因工程药物--重组人干扰素α1b，应用于上千万名患者的临床治疗；他率领团队成功应对近十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多次重大传染病疫情，包括2009年新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作为联防联控机制专家委员会主任，与全国着名科学家一起，举国体制，协同创新，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人为干预获得成功，并获得国际公认。在国内外共发表论文400余篇，主要着作9部，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7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国家发明三等奖1项，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0项。获国家新药证书7个。曾获何梁何利奖，中国医学科学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表示：侯云德院士是我国分子医学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领域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始终立足国内并工作在科研第一线，60余年致力于分子医学病毒学、基因工程药物及新发突发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研究，为中国上述重大领域的开创发展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做出先驱性杰出贡献。王泽山生于1935年，吉林省吉林市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火炸药专业，是中国着名火炸药学家，发射装药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研究了发射药及其装药理论，发明低温感技术，提高了发射效率，使发射威力超过国外同类装备的水平，同时，研究和解决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有关理论和综合性处理技术，实现了资源化再利用，改善了安全，降低了公害，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正式设立至今，除开2017年度，已有27位科学家获奖，每位获奖者奖金500万元人民币。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具体授奖概况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2、国家自然科学奖35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33项；3、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62项；4、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0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21项（含创新团队3项），二等奖146项；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7人：厄尔·沃德·普拉默（美国）、肖开提·萨利霍夫（乌兹别克斯坦）、张首晟（美国）、菲利普·戴维·寇茨（英国）、陈德亮（瑞典）、施扬（美国）、保罗·斯潘诺斯（美国）2017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有何新变化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志敏介绍，2017年度科技奖励制度较以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将国家科技奖三大奖的总数量进一步减少到不超过300项。具体来讲，国家科技奖评选2017年主要在以下六大方面推进了改革。“继续拓宽专家和学术组织的推荐渠道”2016年拓宽了自然科学奖专家推荐的渠道，在此基础上，2017年进一步拓宽了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的专家推荐渠道。2017年自然科学奖推荐项目中，专家推荐84项，占比40.2%，通过项目中，专家推荐19项，占比54.3%，比2016年的23.8%提高了一倍多，且两个一等奖项目全部由专家推荐。由此可见，专家推荐已经成为重要的推荐渠道，且推荐项目质量显着提升。同时，为充分发挥学术组织的作用，2017年通过中国科协和社会力量设奖单位的考察择优，动态遴选了24个学术团体作为推荐人。这些举措，既为优秀成果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也为实行提名制积累了宝贵经验。试行定额评审制度，控制获奖总数，提高国家科技奖的含金量近五年三大奖总数基本呈逐年减少趋势，2015年和2016年，三大奖总数已控制在300项以内。经征求相关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意见，并结合近年来工作实践的综合考虑，2017年试行授奖数量总额控制，将自然科学奖数量控制在45项左右，技术发明奖数量总额控制，将自然科学奖数量控制在45项左右。技术发明奖数量控制在65项左右，三大奖总数不超过300项。按照上述规则，在评审委员会阶段对技术发明奖试行了差额投票，差额9项，为进一步完善定额评审制度积累了经验。限制完成人频繁报奖，遏制“论文堆砌”为了引导科技人员潜心研究，加强科研成果的沉淀积累和实践检验，此次对完成人报奖间隔年限和论文规范使用出台了更严格的规定。比如，规定2015年和2016年三大奖获奖项目的全部完成人，不能作为2017年三大奖推荐项目的完成人，遏制了部分完成人搭车报奖、拼凑报奖的现象；还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奖提交评审的论文专着数量，从原来的“不超过20篇”减少为“不超过8篇”，力求营造求实创新、“重质量、轻数量”的新风尚。细化专用项目评审组，保证评审的公信力根据专用项目所属的学科专业，2017年进一步细分了评审组，并专门设立了“基础及前沿技术”评审组，支持鼓励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基础前沿的科研成果。同时，进一步加强专用项目的保密审查力度。如何确保专家评委的独立公正，是保持评选公正的关键我们在评选活动中，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最大限度杜绝了人为操作的可能。比如，坚持评审驻地实行半封闭管理、相关人员手机集中封存、评审全过程录音录像存档等常规措施，力求让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选公开、公正。不断增强评审的公开透明度2017年我们进一步加大了公示力度，扩大了评审旁听参与面，从137位申请人中随机抽取20位旁听代表参加两场公众旁听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初评会后，还组织召开了国家科技奖初评结果公示发布会，接受社会监督。此外，为保证奖励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还组织对25个项目进行了现场考察，对随机抽取的4个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的经济效益真实性进行了核查，并就最高科技奖初评通过的候选人征求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意见，确保结果得到更加广泛的共识。医谷+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侯云德：60年织就防病健康网人民网-科技频道／冯华侯云德是谁？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名单公布后，对这位鲜少在媒体上露面的科学家，不少人都发出了好奇的一问。同样的问题，60年前也被人问过。当时，前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特意询问：“侯云德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论文怎么会发表这么多？”不怪编辑好奇，这位中国留学生在前苏联学习的3年半时间，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并在仙台病毒等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最终直接越过副博士，被原苏联高等教育部破格授予医学科学博士学位。一辈子与病毒打交道，作为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侯云德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变世界，学习病毒学、研究病毒学，目的应当是预防和控制病毒，为人类做出更加切身的贡献。”“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为必成”，集毕生精力编织传染病防控网络2008年，侯云德79岁。这一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这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经过去5年。公众或许已淡忘了当时的恐慌，侯云德却不敢忘。“‘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防控体系太薄弱了。传染病在历史上是可以让一个国家亡国的，老的控制了，还会不断出现新的，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轻视！”这位少时立志学医、并且要当名医的科学家，一生都在为祖国的防病事业而奋斗。侯云德院士在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楼门口留影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侯云德又忙碌起来，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第一次挑战很快来临！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国外死亡人数上万名。在国务院领导下，我国成立了由卫生部牵头、38个部门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这个组长可不好当，相当于坐在火山口上，责任重大。一旦判断失误，防控不当，疫情就有可能蔓延。”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董小平研究员回忆说。当时，我国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侯云德则提出不同观点：“新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在疫情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提出这一建议的侯云德，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打两针是国际共识，只打一针，万一达不到免疫效果呢？“科学家要敢讲真话，为国家和人民着想，不能只计较个人得失。”侯云德是有底气的。依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结合新疫苗的抗体反应曲线和我国当时的疫苗生产能力和注射能力，侯云德坚定地提出了一次接种的免疫策略。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世界卫生组织也根据中国经验修改了“打两针”的建议，认为一次接种预防甲流是可行的。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预。据来自清华大学第三方的系统评估，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国发病率与病死率，减少2.5亿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低5倍以上。这一重大研究成果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一流科学家高度赞赏和一致认同，获得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侯云德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MERS、寨卡、H1N1等病毒在我国都没有流行起来，N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大幅提升，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为这一体系的总师，功不可没。”卫计委科教司监察专员、“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主任刘登峰表示。是“中国干扰素”之父，更是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侯云德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名战略科学家。他的很多科研成果和举措，在当时都是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并且影响深远。“中国干扰素”之父，是业内不少人对侯云德的尊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以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干扰素制备成治疗药物，很快成为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但价格极为昂贵。侯云德敏锐地捕捉到基因工程这一新技术，1977年，美国应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生长激素释放因子获得成功，这一突破使侯云德深受启发：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到细菌中去，使用这种繁衍极快的细菌作为“工厂”来生产干扰素，将会大幅度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他带领团队历经困难，终于在1982年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1b型干扰素，这是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先河。α1b型干扰素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并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作用小，治疗病种多。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后，侯云德带领团队又相继研制出1个国家I类新药（重组人γ干扰素）和6个国家II类新药。侯云德院士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1992年工作会议上发言侯云德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没有固守书斋，不仅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更推动了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的产业发展。“我现在还记得，26年前在侯云德先生的办公室里，他打开抽屉给我看，一抽屉都是各种各样的论文。侯先生说，这些科研成果如果都能转化成规模化生产，变成传染病防控药品，该有多好啊！”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回忆，那时缺医少药，很多药都需要进口，而且价格高昂。一年后，在一间地下室里，当时60多岁的侯云德创立了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北京三元基因药物股份有限公司。侯云德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将研制的8种基因工程药物转让十余家国内企业，上千万患者已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那时的干扰素药品100%进口，300元一支，一个疗程要花两三万元。现在的干扰素90%是国产的，价格下降了10倍，30元一支。但是侯先生还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希望价格能再降到20元钱、10元钱，让普通百姓都能用得起！”程永庆感慨地说。侯云德的战略性，还体现在他对国家整个生物医药技术发展的顶层设计。“侯云德院士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大家，在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侯院士在把握方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钦佩地说。在对我国科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863”计划中，侯云德连续担任了三届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他联合全国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出色完成了多项前沿高技术研究任务。顶层指导了我国医药生物技术的布局和发展。在此期间，我国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成十数倍增加，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100倍。“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侯老师能够做出方向性的判断，靠的不是拍脑门，而是长期以来扎实的积累。”侯云德的学生、中国医科院病原所所长金奇研究员告诉记者，尽管已是89岁高龄，但侯老师的勤奋，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上。“侯老师每天都会关注国内外病毒学的最新动态，并且亲自翻译、撰写，送给相关部门领导和同事参阅。每期都有上万字，两周一期，已经写了200多期。”金奇说，他读研究生时，侯老师工作非常忙碌，但仍然会在下班后到实验室找学生聊天。“聊什么？聊的就是他掌握的最新技术和动态，通过侃大山的方式实时输送给我们。侯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对年轻人，在培养提携上总是不遗余力。”侯云德院士指导实验在学生和同事眼中，侯云德是无私的，愿意将自己的知识与技术传授给他人。在做干扰素研究的初期，试剂紧缺，都是他自己从国外背回来的，但其他同事有需要，他二话不说就分享给大家使用；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实验室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后，不少人到他的实验室取经，侯云德乐于分享，从不留一手，常常还要赔上昂贵的试剂。有人认为他这么做不利于保持本室的技术优势，他却不以为然。“我国科学家应当团结起来，不能把持技术不外流，技术优势要靠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员告诉记者，尽管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先生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的汽车超期服役要淘汰了，我们问他想换辆什么车？侯先生说，带轱辘的就行。生病住院，也从来不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有时输完液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武桂珍说，侯先生所思所想所求，都是我国的防病事业。在他身上，深深映刻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采访时，谈及自己的科研成果与成就，侯云德院士谦虚地笑了：“我做的都是分内之事，只是认真做了，并没有很特别。而且很多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是领头人而已。”今年89岁的侯云德，仍然每天7点就开始工作，并且不吃早饭。据说，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因为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实验。尽管动过两次大手术，但老人看起来仍然精神抖擞。耄耋之年，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来源；医谷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世界之手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关注热点，聚焦民生，为万世开太平。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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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 王泽山 侯云德两位院士获奖
央视网消息：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天（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71个项目和9名科学家，其中，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侯云徳院士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每年评审一次，根据2017年5月发布的《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三大奖每年授奖总数不超过300项。
经过学科专业评审组、评审委员会和奖励委员会三级评审，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71个项目和9名科学家。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35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3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一等奖4项，二等奖6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0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21项（含创新团队），二等奖146项。7名外籍科学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作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分量最重的一个奖项，备受关注。下面就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今年获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侯云徳院士。
王泽山：扎根国防科研 不负强国初心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泽山：我从事研究的就是火炸药，也称核能材料，它对我们国家，对国防，国家的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
王泽山的科研总是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上世纪80年代，他率先攻克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关键技术，解决了我国每年上万吨报废、退役火炸药的处理难题，让原本具有很大安全和环境风险的“炸药包”变成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宝贝。90年代，他又着手研究如何降低武器对环境温度敏感性这个世界军事难题。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泽山：要解决他们没有（解决）的问题，你必须要超过他们，要立足这个，你要有独特的思维，路线，方案来解决，这个我就说，要有创新的思想。
经过一系列材料、结构和工艺的创新，王泽山成功利用燃料的补偿效应，发明了一种低温感含能材料，让各种火炸药在不同温度条件下都能以同一速率燃烧。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泽山：你不是温度这样升高吗？我建一个随着温度升高，自然往下降，这个补偿系统，两个一综合，它的温度变化它不变了，当然这个效果很好，直到现在，这项很核心的关键技术，在各方面优于国外的水平。
用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王泽山在火炸药领域啃下了一个个硬骨头。先后用20多年的时间，研发了等模块装药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武器装备的性能，攻克了很多至今欧美国家都没有攻克的难关。
侯云德：传染病防控 “火山口”上的守护者
作为我国传染病防控体系的技术总师，侯云德最为刻骨铭心的就是2003年的非典疫情。由于当时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还十分薄弱，非典来袭的时候卫生部门也束手无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吸取非典疫情的惨痛教训，依托各级卫生医疗站，侯云德带领项目团队，迅速构筑起了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的技术体系，在2009年的甲流防控中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 侯云德：流感在人类的历史上无法干预的，没有人干预成功过，这是人类的历史上，不论是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人类历史上大流一来以后毫无办法，但是2009年流感大流行我们干预成功了。
第三方评估表明，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减少了2.5亿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低约5倍以上。
作为我国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专职技术总师，侯云德领导专家组设计了年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重点布置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我国的历次重大疫情，全面提升了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 董小平：他在我们国家多次的重大疫情当中他是一个拍板的人，他是一个指导的人，他是专家委员会的主任，这种专家委员会的主任真的不好当，他是坐在火山口上去扑灭火山的人。
敢于在“火山口”上眺望，守护百姓健康，侯老的魄力其实来自于多年的知识积淀。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留学期间因研究仙台病毒做出开创性成就，侯云德就被破格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博士学位。1962年归国后，围绕疾病防治的需要，侯云德在分子病毒学领域取得了系列原创性成果，相继获得8个基因工程产品新药证书并实现了技术成果的转化，尤其是1982年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先河。1990年，当时年过六旬的侯云德还独自完成了105万字且专业跨度极大的《分子病毒学》一书，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最为全面系统的分子病毒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