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有没有健康的胖子？
有没有健康的胖子？
伦敦帝国学院等36个研究机构联合做的一个史上最大的肥胖与心脏病的临床研究，这个大型的临床研究跨越12年，涉及欧洲10国的52万人。研究人员最后发现，与代谢和体重都正常的人相比，体重正常代谢不正常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增加115%；体重超重代谢不正常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增加133%；肥胖且代谢不正常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增加154%。
研究人员还发现，与代谢和体重都正常的人相比，代谢正常但超重和代谢正常但肥胖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也分别增加了26%和28%。Camille
Lassale博士领衔的这项研究刊登在心血管顶级期刊《欧洲心脏杂志》上&[1]。
伦敦帝国学院公共健康的Ioanna
Tzoulaki博士说，「我们的研究表明，从此应该没有『健康的胖子』这个概念了。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这个胖子正去往不健康的路上。」
真有「健康的胖子」吗？毕竟之前的研究样本量不够大，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Lassale博士不仅心中有疑问，人家还有行动。为了挑战「代谢健康型肥胖」的假说，她领导了这项迄今为止最大的同类研究。
她们对涵盖了10个欧洲国家，52万人的「欧洲癌症和营养研究前瞻性调查研究——心血管疾病（EPIC-CVD）」的队列进行了案例分析 [8]。在12.2年的中位随访中，研究者共记录了7637例冠心病的病例。随后，他们又在EPIC案例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10000多人作为对照组。
为了精准测试，研究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使用身体质量指数（BMI）来定义肥胖，超重以及正常体重。BMI大于30的为肥胖，在25至30之间的为超重，而在18.5至25之间的则是正常体重&[9]。 对照组平均的BMI是26.1，平均年龄为53.6岁，其中超过一半是女性（63%）。
同时，他们依据国际肥胖研究协会，将「代谢失调」定义为拥有以下3个及3个以上指标：高血压，高甘油三酯血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低，高血糖症和腰围粗（男性超过94cm，女性超过80cm）[10]。
结果出乎意料，在调整了年龄，性别，吸烟，饮食，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他生活方式等因素后，研究人员发现，和代谢健康体重正常的人群相比，那些被列为「代谢失调」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翻了一倍以上，无论他们的体重是正常、超重还是肥胖。
同时，分析还显示，即便是处于代谢健康的群体中，由于体重的不同，得到的结果也有显着差异。研究发现，与正常体重相比，分类为代谢健康但超重人群得冠心病的风险增加了26％，而代谢健康但肥胖的人群风险增加了28％。
也就是说，无论BMI如何，代谢不正常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都高于正常的人；同样的，无论代谢正常与否，BMI过高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也高于BMI正常的人。
Lassale博士表示，「就研究结果来说，尽管『代谢健康型肥胖』的人群表面上是健康的，但是和那些体重正常的对照组相比，超重组患心脏病的风险仍然增加了。我们的研究挑战了『健康肥胖』的概念。」
研究人员们认为，超重本身可能不会直接增加心脏病的风险，而是间接地通过其他的机制（如血压升高和高浓度的葡萄糖）增加了风险。从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了确保公众健康，全世界的人都需要预防和治疗肥胖&[11]。
OBJECTIVE:
There is uncertainty about the direction and
magnitude of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ity, breastfeeding and the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We examined the separate and
combined associations of parity and breastfeeding practices with
the incidence of CHD later in life among women in a large,
pan-European cohort study.
Data were used from European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into Cancer and Nutrition (EPIC)-CVD, a case-cohort
study nested within the EPIC prospective study of 520,000
participants from 10 countries. Information on reproductive history
was available for 14,917 women, including 5138 incident cases of
CHD. Using Prentice-weighted Cox regression separately for each
country followed by a random-effects meta-analysis, we calculated
hazard ratios (H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for CHD,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study centre and several socioeconomic
and biological risk factors.
Compared with nulliparous women, the adjusted HR
was 1.19 (95% CI: 1.01-1.41) HRs were higher
among women with more children (e.g., adjusted HR: 1.95 (95% CI:
1.19-3.20) for women with five or more children). Compared with
women who did not breastfeed, the adjusted HR was 0.71 (95% CI:
0.52-0.98) among women who breastfed. For childbearing women who
never breastfed, the adjusted HR was 1.58 (95% CI: 1.09-2.30)
compared with nulliparous women, whereas for childbearing women who
breastfed, the adjusted HR was 1.19 (95% CI: 0.99-1.43).
CONCLUSION:
Having more children wa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CHD later in life, whereas breastfeeding wa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CHD risk. Women who both had children and breastfed
did have a non-significantly higher risk of CHD.
Key messages
. Pregnancy poses a substantial challenge to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of the mother and breastfeeding has been
suggested to reverse some of the proatherogenic changes.
. The directions and magnitudes of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ity, breastfeeding and their combined
effects and the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are
uncertain.
. Compared with nulliparous women, parous women
were at a 20% increased risk of CHD, and the excess risk was higher
with increasing numbers of children.
. Breastfeeding was associated with a 30% lower
risk of CHD compared with parous women who did not
breastfeed.
. Compared with nulliparous women, childbearing
was mo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CHD among women
who had never breastfed. This is despite the higher number of
children among women who had ever breastfed.
. Breastfeeding might reverse the physiological
changes in pregnancy more quickly and more completely.
. If causal, the promotion of prolonged
breastfeeding in parous women may confer long-term cardiovascular
参考文献：
[1]&Camille
Lassal，Separate and combined associations of obesity and metabolic
health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 pan-European case-cohort
analysis，European Heart
Journal (&12
本文转载自：奇点网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38岁，北京，173cm，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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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EPIC后胆气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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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的EPIC，后胆带自动调节预压的功能 ，但是觉得不是太准，偏软。本人体重90公斤，敢问应该打多少气压，我原来有个闪电体重跟气压对照表的找不到了，如果谁有经验或者有对照表的麻烦说下发下，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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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值永远只是参考，准确压力只有按照预压设置。XC我习惯采用20-25%的预压，看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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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值永远只是参考，准确压力只有按照预压设置。XC我习惯采用20-25%的预压，看路况。
我现在打到250PIS预压才正好 但是我感觉是不是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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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打气筒的气压表不准，我遇到过两个，你可以找其他的气压表再确认一下。
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打气要按照正确步奏进行。否则负压过高，导致正常正压无法获得正常预压的情况也是遇到过，会损伤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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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83kg 打到210&&也是e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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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推荐是 体重X2的PSI+100PSI打好，上车按AUTO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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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打气筒的气压表不准，我遇到过两个，你可以找其他的气压表再确认一下。
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打气要按照 ...
正确的打气方法步骤是什么 难道不是打气上车开预压 下次打气放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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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blo Garcia 的悲剧背后&&电子病历的技术失误
悲剧发生在年仅 16 岁的病人 Pablo Garcia 身上，他误服大剂量药物致死，皆因医院电子病历系统的订单功能设计有缺憾。
2013 年 7 月 27 日早晨，UCSF（加洲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被传唤到 16 岁病人 Pablo Garcia 的房间里。他的情况不容乐观就在刚刚过去的午夜时分，Pablo 曾抱怨感到全身麻木和刺痛。两小时后，这种刺痛感越来越强了。Pablo 患有一种称为 NEMO 综合症的罕见遗传疾病，会导致终生易被感染以及肠道炎症。他来加洲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的贝尼奥夫儿童医院本来是做一项常规结肠镜检查，评估息肉和肠狭窄区域的状况。当晚 9 时许，Pablo 服下晚上的药，包括治疗他不正常免疫系统的类固醇和抵抗感染的抗生素。当他开始抱怨浑身刺痛时，他的晚间护士 Brooke Levitt 首先怀疑他的症状是否与 GoLYTELY 有关。GoLYTELY 是一种肠道灌洗液，为了准备灌肠，Pablo 一整晚都在喝这恶心的药。为了把 GoLYTELY 带来的反应压制下去，Pablo 还服了止吐药，这会不会是止吐药的反应呢？Levitt 的管理护士也被难住了。她传唤了儿科住院部总医师，那晚他刚好当值。总医师赶到房间后及时询问病情并做了检查，而 Pablo 则表现得焦虑，此外仍然不停抱怨全身麻木。总医师打开 Pablo 的电子病历卡，希望在药物清单中找到线索来解释这不正常的症状。开始他感到无从下手，但后来注意到的一件事却让他瞬间冷静下来。六个小时前，Levitt 曾经给病人服过复方新诺明丸—一种可靠的抗生素，主要用于治疗尿道和皮肤感染。但她却给错了剂量，给了正常剂量的 38 倍多。Levitt 回忆到，那一刻是她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等一下，看看这个复方新诺明丸的剂量」总医师对她说。「剂量太大了。哦，我的上帝，你真的给出这么大的剂量吗？」「哦，我的天哪」她说。「我是给了这么大的剂量。」总医师拿起电话打给旧金山的毒理控制中心。该中心没有人听说过这么大剂量的意外用药过量事件，不管是复方新诺明丸还是其他抗生素。而且以往的医学文献中也没有类似事件的记载。毒理学专家告诉惊慌失措的临床医生说，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密切监测病人了。以防不测，医院的快速反应小组被传唤到 Pablo 的房间。Pablo 的母亲，Blanca 和她的小儿子住在该医院一楼，她的小儿子皮肤感染严重（他也患有 NEMO 综合征），而此刻 Blanca 守在 Pablo 的床边寸步不离。「我打电话给我的姐妹，我们一起为 Pablo 的病情祷告，」她后来回忆说。上午 05 点 32 分，Brooke Levitt 听到 Pablo 的房间里传来她妈妈的尖叫。几秒钟前，她的儿子突然笔直地坐起来，大喊一声「妈！」然后又突然往后倒下。Levitt 飞奔进房间，当她到那里时，Pablo 的头正来回猛烈晃动，牙关紧咬，背部拱起，四肢抖动。他的癫痫病发作了。当不久后抢救小组赶到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那天夜晚，Pablo Garcia 被给了超出常规 39 倍剂量的抗生素。这样的事故是不能被忽视的。为了告诉人们全美最好的医院有哪些，美国第三大新闻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定期会给全国医院做评估，而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经常跻身前 10 名——就是这所医院给病人开了超常规剂量 39 倍的抗生素。在系统数字化之前，它需要了解医生怎么开处方和处方药的管理流程。Pablo Garcia 在家每天两次服用倍量型复方新诺明丸，以治疗他皮肤感染的老毛病。如果他生活在看病还以纸质处方为主的时代，住院医生会在上面的「医生处方药」部分写上「Septra 1 ds bid」，这是拉丁文「一天两次」的缩写。这些纸质表单都收在三页活页夹里。医生会将活页夹里的彩色环换成绿色，这就是向病房管理员表示这张处方单要被「带走」。然后，病房管理员会将这张处方单传真给药店，那里的药剂师会看到，没什么问题的话药剂师会在单上签上自己名字的缩写表示同意，然后将复印件递给取药的技师。技师会从架子上拿出一大瓶复方新诺明丸，倒出数天剂量的药，并把它们放在一个袋子或杯子里，随后由一个护士或是气动输送管系统送到病人楼层。一旦药丸被送到病人楼层，护士会看到处方药单（这些药单都是手动从医生的处方单转抄到护士的用药纪录上的），并推着类似空乘人员在飞机上使用的手推车进入病人房间。打开手推车上属于他的抽屉后，护士将药递给他，看着病人服下药，然后在记录表上的时间旁签上自己的名字和给药剂量。不管你信不信，我已经缩短了整个过程。从医生写处方到护士管理药物之间的步骤多达 50 步。但即使用简化的形式，你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旧系统很容易出错。纸质文档时代的一项研究表明，15 个住院患者中就有 1 个人遭遇药物不良事件，这经常是由用药错误引起的。2010 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全美所有医院因为药物治疗差错而引起的年损失高达 210 亿美元。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曾在这套复杂体系中工作，见证过其带来的伤害，并眼巴巴地等待电脑的到来能弥补这套系统的缺憾。电脑订单会使医生的药单看起来清晰明确。计算机化的决策会提醒医生或药剂师，病人是否对药物过敏，或两种药物可能相互会起化学反应。药房机器人可以准确无误地从架子上取下病人需要的药，而药的剂量是以测量珠宝的标准来测的。条形码系统会交上这场完美无瑕接力赛的最后一棒，如果护士抓错了药或走错了房间，条形码系统会向她发出信号。当然，医生、护士和药剂师自然很期望有这样一套精准的系统。一旦电脑进入我们复杂、混乱、常常发生危险的世界里，它会让事情变得更好。毕竟，在我们不上班的日子里，我们更习惯拿出我们的 iPhone，下载某个应用程序。我们正慢慢适应信息技术的神奇，在我们熟悉的消费世界，它基本上是善良无害的，但在医学界就比较难以捉摸。虽然计算机在很多方面可以保护患者安全，但 Pablo 的例子却说明，即便是在世界上最好的医院中，配备训练有素、富有爱心的医生、护士和药剂师，技术失误也可能会导致致命的错误。这次的悲剧是从一个年轻医生在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中给 Pablo 开药开始的。旧金山七月一个凉爽的中午，Jenny Lucca，UCSF 的一个儿科住院医师，认为 Pablo Garcia 的罕见遗传性疾病导致了其消化道出血和腹痛发作的过程。他需要结肠镜检查来进一步评估，在检查结果出来后再考虑治疗方法。Lucca 和 Pablo 简单交流后，开始给他做检查，点击进入电子病历当中的「医生订单」部分。Pablo 当时正服用着大约 15 种不同的药物。Lucca 给他开了经常吃的免疫抑制药、结肠镜检查前的液体清洗液（就是出名烦人的 GoLYTELY）以及他每月要用的静脉输注免疫球蛋白。抗生素主要用来治疗 Pablo 复发的皮肤和肺部感染。儿童的剂量是每日两次服用一粒倍量型复方新诺明丸，这正是 Pablo 在家吃的量。当然，如果在没有电脑的时代，Lucca 会在医生的处方单上简单写下：「复方新诺明丸，依照以前的量，每日两次。」但在 UCSF 的医疗中心里，已经多年没有用纸质档案了。曾经医生和护士们将他们的日常工作写在纸上，但现在所有的药单都已经电子化。Lucca 还是一名年轻的医生，从来没有经历过建立在纸质文件上的医学时代。作为一个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人，使用电脑是很自然而然的。到了旧金山后，Lucca 应医院要求参加了 10 小时的电脑培训，学习怎么操作 UCSF 的 Epic 电子病历系统——她在医学院时就学过如何操作，学习过程并没有那么困难。医疗中心第一次安装全院范围的计算机系统是在 2000 年。在使用问题多多的电子病历系统十年后，2012 年，UCSF 终于选择了市场的领导品牌 Epic 系统。实施 Epic 系统的初期也是状况不断，有些部门几个星期都发不出清单，一些药物和实验室中的测试结果被忽视，一些病人从医院的屏幕上短暂消失。就像新造一间房子一样，屋子里有很多需要打扫和改变的地方。IT 部门也有个「剩余工作清单」，上面有几百件事情要去修理和改正。在系统实施之后，他们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才挨过初期状况比较多的阶段。但现在，在 Pablo Garcia 入院后的 13 个月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Epic 电子病历系统运行流畅。这就证明系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医生和护士的笔记易于读取；成千上万的用药错误已被条形码系统截获；计算机化清单可以通过一些重要的安全技术引导临床医生在动手术时识别正确的手术部位。此外，约 50000 例患者注册访问了一个新的电子门户网站名为 MyChart，该网站可以让他们接收实验室化验单和 X 光片、安排预约、补充药物，还可以发邮件咨询他们的医生。虽然病人多少还有点埋怨，但总体感觉是，电子病历使病人的护理过程更安全也更好。然而一系列的危险都潜伏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安装像 Epic 这样的系统并不像安装电脑操作系统一样，电脑安装系统只需要「接受条款」，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运行；相反，电子病历需要每个医院做很多决策，其中电子处方就是很重要的决策之一。例如，对于「系统是否应该给剂量设定最大限值」这一问题，UCSF 决定不设这样的限制。当时的理由是，他们是一所教学医院，很多病人是罕见疾病患者，其中许多病人还和医院签了研究协议，「过量」情况是可以允许的。系统对许多医生处方的「硬性叫停」，使得许多医生和药剂师都打来电话谴责，要求系统通过他们的大剂量处方。当涉及到儿科患者，药剂量的制定必须要跟体重相关。因为儿科患者的范围太广，患者有可能是一个只有几斤重的早产儿，也有可能是过度肥胖的青少年。因此许多儿科药物的剂量制定都以体重为基准，通常表现为一公斤体重对应一毫克药物。Epic 系统的操作监督委员会要求体重在 40 千克（约 88 磅）以下的所有儿童，都要按照一公斤体重对应一毫克药这样的标准开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药剂量和药丸转化问题。如果计算机计算出的剂量应该是 120 毫克，但一粒药丸是 100mg 该怎么取药呢？医院的决定就是：如果药片或是药丸比「正确」的剂量少了 5% 以上，药剂师就会电话联系医生，征求医生意见。毕竟，在一些病例中，药剂量有 10％或 20％的差距是有临床意义的，医生可能会重新考虑开药。以体重为基准的政策迫使 Lucca 给 Pablo Garcia 的用药时按照每千克每毫克药的标准，因为 Pablo 体重低于 40 公斤（准切地说只有 38.6 公斤）。当她在系统里输入「复方新诺明丸」时，出来的界面提供了两个选择，而她正确地选择了「双剂量」，这种药里含有活性成分甲氧苄氨嘧啶，含量是 5 毫克/公斤。因为 Pablo 体重仅 38.6 公斤，所述计算机将 5 毫克/公斤乘以他的体重，并确定剂量是 193 毫克。当然，复方新诺明丸没有刚好就是 193 毫克的药片；最接近的是 160 毫克双强度药片。电脑推荐一个药片（比 193 毫克少了 17% 的分量，高于医院规定的 5％的标准），所以电脑询问 Lucca 是否接受了这一推荐。她单击「是」。她相信，她开的是一个倍量型复方新诺明丸，就是 Pablo 平时在家吃的量，她以为是对的。但事实她没有。就这样 Pablo 的悲剧上演了。现在的管理者们已经过度依赖先进技术。不否认新技术确实存在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如果它严重干扰或者僭越了临床工作本身，必然会把患者置于危险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医院、系统供应商和医护人员能够恰到好处的运用新技术，不要让 Pablo 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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