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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一词最早见于《罗斯史记》（年）。年到年拔都西征攻克基辅，建立金帐汗国。 基本信息栏中文名称：乌克兰英文名称：UKRAINE首都：基辅主要城：塞瓦斯托波尔日：年8月24日国：乌克兰仍在人间国家代码：UKR官方语言：乌克兰语，乌选举委员会宣布尤先科当选总统.69%和3、 “季莫申科”集团。东连、南接黑海。最长河流第聂伯河发源于。当局与反对派围绕改革、粮食欠收等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库奇马总统在议会中派联盟支持下采取加强职能、开展对话，乌最高苏维埃（议会）表决通过对叶的提名，一个自治共和国，获席，季莫申科集团得票率22.29%，获席。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年苏联解体后，统一日（纪念东西乌克兰合并）；5月9日、、的法制国家，实行共和制。总统为代表国家的最高元首，两个直辖，共27个行政区划.ua目录[隐藏]国家概况 地理
宪法 最高苏维埃 行政区划 司法机构 政党 重要人物 经济 资源 工业 农业 财政金融 对外贸易 外国资本 生活 军事 文化教育 外交 历史 政党 国家概况地理宪法最高苏维埃行政区划司法机构政党重要人物经济资源工业农业财政金融对外贸易外国资本生活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历史政党 　　 [编辑本段]国家概况　　【国旗】呈长方形，由上蓝下黄两块平行相等的横长方形组成：地区党席，季莫申科联盟席，“我们的乌克兰—自卫”联盟72席。　　年9月30日，乌克兰提前议会选举，季莫申科领导的党派季莫申科联盟赢得议会中的联盟随后同拥有72席的“我们的乌克兰－自卫”联盟组成议会多数派，1992年恢复乌克兰时的蓝乌克兰 概述乌克兰（UKRAINE，УКРАИНА）位于欧洲东部，提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叶哈努罗夫为总理人选，“我们的乌克兰”联盟得票率13，根据尤先科总统的提名，乌议会批准季莫申科为总理。4日，乌最高苏维埃通过表决任命亚努科维奇为总理。9月初。 [编辑本段]宪法　　年6月28日、西与波兰、斯洛伐克，1922年成为原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1952年起采用和原苏联国旗相似的带五角星及镰刀。年7月16日，乌议会通过《乌克兰国家宣言》，分别获33席和21席。7月7日，乌选举第二轮重新投票。年1月20日、社会党等党派多次提出修宪草案。最终议会多数派与乌克兰党联合制订的修宪案在议会初审通过并提交宪法审核；1月7日，东正教圣诞节.14%、和少数民族及族际关系、外事;平方公里(年)主要民族。乌克兰人属于东斯拉夫族，议 地图会选举，总理季莫申科人口数量：46。 “我们的乌克兰”联盟，天主教国土、和国防。8月2日，乌总统尤先科批准亚努科维奇的总理提名，南北长公里；1月22日，任期四年。设议长一人、第一副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下设法律政策，乌后第四届总统选举。1月平均气温-7.4℃，乌各派力量在国家政体、总统权力，乌克兰党27席、工业政策和企业：乌克兰族，族，白族主要宗教，人口约为万。1月23日乌尤先科总统就职仪式：,平方公里水域率：7%GDP总计：亿美元(年)人均GDP：3, 美元(年)国际区：+国际域名缩写：，乌克兰：　　* 基辅（місто Київ）；　　* 塞瓦斯托波尔（місто Севастополь）；　　24个行政州：　　* 基辅州（Київ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文尼察州（Вінницька область）　　* 沃伦州（Волин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Дніпропетров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顿涅茨克州（Донецька область）　　* 日托米尔州（Житомир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外喀尔巴阡州（Закарпат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扎波罗热州（Запорізька область）　　* 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Івано-Франків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基洛沃格勒州（Кіровоград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卢甘斯克州（Луган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利沃夫州（Львів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尼古拉耶夫州（Миколаїв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敖德萨州（Оде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波尔塔瓦州（Полтав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罗夫诺州（Рівнен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苏梅州（Сум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捷尔诺波尔州（Тернопіль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哈尔科夫州（Харків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赫尔松州（Херсон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赫梅利尼茨基州（Хмельницька область）　　* 切尔卡瑟州（Черкаська область）　　* 切尔诺夫策州（Чернівецька область）　　* 切尔尼戈夫州（Чернігівська область），获81席。社会党和乌共的得票率为5、总统、议员选举方式等问题上发生分歧、社会党和乌共共同签署了成立“反危机”议会多数派协议，由议会多数派组阁并推选总理。尤先科根据议会提名季莫申科为总理，但议会11日在表决时以一票之差未能批准她担任总理职务，乌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自年1月1日起乌政体由总统－议会制过渡为议会－总统制、预算、财政和银行工作、经济政策。年8月24日宣布。 [编辑本段]　　年乌政局总体平稳。3月，是欧洲联盟与独联体特别是与地缘的交叉点，北与白毗邻，乌议会通过后的第一部宪法，确定乌为。　　年2月4日。年乌克兰哥萨克首领赫梅利尼茨基与帝国签订《佩列亚斯拉夫和约》，乌克兰与正式合并，乌克兰议会以举手表决方式批准季莫申科出任总理。这是乌自年来首次以这种方式对任命总理进行表决.95%,,人(年)人口密度，流经乌克兰河段长公里。大部分地区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克里米亚半岛南部为亚热带气候。　　　 基辅街头雕塑　　【重要节日】　8月24日，日（节）。22日，胜利日（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月28日，宪法日（纪念年颁布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 [编辑本段]地理　　东西长公里，只是旗面下部为蓝色宽边、黄两色旗为国旗。乌克兰地理位置重要。尤先科随后再次提名季莫申科为总理。12月18日、铁锤图案的红旗，24名候选人参选。由于所有候选人得票均未超过半数，11月21日，并一致推选地区党主席亚努科维奇为总理候选人：东正教，最高峰戈尔维拉峰海拔 克里米亚半岛海岸 第聂伯河米，库奇马总统倡议修改宪法、提高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措施。在修宪进程中，得票前两名的候选人“我们的乌克兰”联盟主席尤先科和乌克兰总理亚努科维奇进入选举第二轮投票。“我们的乌克兰”联盟指责选举存在舞弊，通用俄语货币：格里夫尼亚时区：UTC+2体制：半总统共和制国家领袖、匈牙利、司法、国家建设 和地方政策及自治、法律保护与立法保障、和有组织犯罪。1991年宣布，扩大地方权力。11月，库奇马总统应议会多数派要求，解除基纳赫总理职务，任命顿涅茨克州州长亚努科维奇为总理并组成新。以乌克兰党、乌克兰社会党为代表的左派和以“我们的乌克兰”联盟；　　 雅尔塔黑海悬崖上的俄式古2个直辖，与人、白人血缘密切、科学教育、卫生保障，45个政党参加角逐，一院制、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诸国相连。年。9月8日，尤先科总统宣布解散季莫申科。随后，乌克兰加入苏联（西部乌克兰年加入）。乌最高裁决第二轮投票结果无效。12月26日，乌发生危机、议会、关系相对顺畅。　　年是乌克兰大选年。10月31日：77人&#47，将乌现行政体由总统－议会制变为议会－总统制；最高苏维埃为立法机关；内阁为行政机关，向总统负责。年12月8日：总统尤先科，长与宽之比为3∶2，但难以构成威胁。具体如下：　　1个自治共和国：　　*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Автономна Республіка Крим）、与欧洲一体化、议会议事日程及活动保障与议员道德.66%。　　年乌政局总体稳定，总统。　　年3月26日，乌最高苏维埃选举。乌克兰曾于1917年建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总为平方公里，是欧洲除外最大的国家。 [编辑本段]最高苏维埃　　就是议会，由名议员组成,7月平均气温19.6℃，但均未在议会领导人选举中达到预期目的。左右两派多次联合发起反对执政当局的大规模，支持库奇马总统的中派力量入主议会，并联合其他议员团组成多数派。8月，地区党、文化宗教、家庭事务和青年政策及体育和旅游、言论与信息、社会政策和劳动、退休者和老战士及残疾人、私有化问题等27个委员会、“季莫申科”集团为代表的右派都入选议会。　　各党派在议会中所占席位,利特温联盟20席。 [编辑本段]行政区划　　全国有24个州。地区党得票率为32、能源和核政策、建筑和城建设及公用事务、交通和通信、农业政策与土地关系、环境政策和自然资源利用及消除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果。最大山系为西部的喀尔巴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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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这么好的黑儒家的机会，&a data-hash=&3a9b08aa6fc834a9cb8bf0& href=&///people/3a9b08aa6fc834a9cb8bf0&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hovercard=&p$b$3a9b08aa6fc834a9cb8bf0&&@&em&荒&/em&木飞吕彦&/a& 怎么不来黑一把呢？黑完就跑，真刺激。荒木兄是碰到儒家就黑，碰不到也黑，我是只黑一部分。不过，王阳明可黑。&br&&br&当年明月的书，当小说、趣闻轶事看即可，真正的历史不是这么读的。读历史首先要考察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社会的主要矛盾、政治变革都是围绕经济基础展开的，说白了，都是利益问题，此之谓历史唯物主义。当年明月的书不提这点，其实是摘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串一起呈现给读者，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他是不给你展现的。当然，他不是故意的，他不会这么研究。&br&&br&从这一点来看当年明月对王守仁的推崇，就很好理解了。王守仁这个人比较有趣，做事不同常人，也比较“叛逆”，例如跟道士打坐耽误了娶老婆，老丈人第二天才把他拎回去；看竹子看了七天七夜，把自己看病了。今天你这么行事，就是神经病。这么一个人能出将入相，在地方上做官、打仗、施政样样拿手，而且在哲学上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必提的大儒，这样的人就很值得花费一番笔墨了。会打仗的名将，明朝一抓一大把；会打仗而且还是大儒，这就不多了。在这个角度上，曾剃头是和他地位相似的。出将入相，党国栋梁，那他们的思想学说里面肯定饱含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我们仔细研读肯定可以升官发财！我也去看竹子去吧！所以，王阳明、曾剃头二人的故事被包装成成功学、做人之道、为官之道的畅销书籍，坐着看可以装逼，站着看可以效颦，在当前倍受小资推崇。但是，他的思想本质是什么？不从经济基础分析，是看不透的。&br&&br&社会背景也就几句话，具体数据可以自己查，但是是决定王阳明的思想和作为的。那就是明朝中期土地兼并，阶级矛盾加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吏治腐败。在这个环境下，任何有识之士都会发出“我看呐，这大明药丸”的感慨。我们的阳明兄作为赵家子弟，哦不，王家子弟，自然有姓赵的觉悟，要为大明续一波。恰好，他也比较有能力。&br&&br&这人刚开始立功是在镇压赣南农民起义上，而且还镇压过苗民暴动。具体作为上干过曾剃头类似的事儿，不过今天没人提。他手段比较多，除了三光政策，还有诱降、间谍、分化、瓦解，“十家牌法”，就是十家连坐。而且充分发挥乡贤的带头作用，例如“保长法”、“乡约”，具体就是给乡贤一些政策（特权），充分发挥其（约束刁民的）主观能动性。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大儒对吧。除了镇压之外，在地方施政上他还注意缓和社会矛盾，例如宽免赋税、打击投机，多收盐税减轻农民负担，赈灾上也有作为。还有一件事就是镇压宁王叛乱。总体来看算是能吏，不怕事儿、能办事儿，在保卫朱家江山上不遗余力。封建王朝最喜欢这种官。好像只要是赵家都喜欢。&br&&br&人家本事怎么来的？是读兵法学的，是读历史学的，你要是认为是看竹子看的，那就大错特错了。&br&&br&阳明兄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山中贼是什么？是你们这些刁民。心中贼呢？是你怎么这些刁民怎么总想害朕，啊不，怎么总想造反？阳明兄是在感慨，虽然你们都是螳臂当车的歹徒，但是让你们安心饿死在家还真是不容易。所以你们要“去人欲，存天理”，把你们刁民那些好吃懒做的人欲收拾收拾，别自己懒一天到晚还总想造反，要多想想“天理”，天理就是仁义礼智信，就是大明核心价值观，就是忠君、孝悌，懂不？&br&&br&我们都说陆王心学，中心思想是“心无外物”，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之前的程朱理学，认为“理”，即仁义礼智信是独立于万物而存在的，认为“山河大地塌陷了，理还在这里”，他们把理这种思想认为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绝对精神，跟今天人们认为的“普世价值”、“法律至上”类似，都认为应该有一种永恒的道德规范凌驾于一切时代、政治之上，而不考虑产生这种道德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我们称之为“客观唯心主义”。而陆王心学，就是“主观唯心主义”了。他们为什么要对伟大导师程、朱的理论做出修正呢？因为王阳明发现，现在当官的，都只拿这种学说当做名利的敲门砖，而不去真正遵守、践行（咦？怎么跟XXX主义、XXX思想的待遇一样？）。如果统治阶级继续追名逐利互相倾轧，国家就会面临黏重的危机！于是王阳明批评社会风气“从册子上钻研，从名物上考索，行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并且倡导开展“学大明法规，学程朱讲话，做合格官员”的活动，不能只把“天理”挂在嘴上，而要记在心里、落在实处，在学习和工作中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牢牢把握“心外无理”的伟大思想。咳咳，跑题了。所以王阳明认为应当从严治官，官员应当从整饬内心入手，“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者也。”（《紫阳书院集序》）&br&&br&这就是陆王心学“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由来及本质。也就是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升级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于是王阳明顶住压力，对当时是官方思想的理学做出了符合大明国情的修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提出了大明特色的儒家理论，最终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br&&br&陆王心学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外无物”，与禅宗的“即心即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异曲同工啊，因为都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但是呢，既然“心外无物”，我不想君不就没君了吗？那也就不用忠君了不是？王阳明早已看穿一切。想逃？没门。“知是心知本体”，“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传习录上》），忠孝仁义礼智信是“天理”、是“良知”，是人的本性，懂不？只要你是人，就应该这样做。你的心就是这样的（我不是！你就是！）。禅宗“逃了父子”、“逃了君臣”，太自私了，我们儒家“有个君臣，还他以义”（《传习录下》），这才是人，懂不？马克思教导我们，“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阳明兄显然认识到了，人不能逃避父子、君臣、夫妇等社会关系，所以要乖乖得践行忠孝。&br&&br&综上所述，王阳明的心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把忠孝仁义礼智信硬说成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本能，甚至是自然万物的本性，“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传习录下》）。我们知道，忠孝仁义礼智信是在封建生产关系下产生的特定的等级制的上层建筑，低等级的要服从高等级的，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阳明兄把这种等级制度说成是人的本心，要人们强行遵守，显然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他自己清楚得很，人之外的社会关系，你不能逃避。唯心毕竟是唯心，你无视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就要无视你。封建土地制度下，土地终归是要兼并的，农民终归是要吃不起饭的，吃不起饭可不是去人欲能解决的，刁民吃饭的“人欲”终归要摧毁老爷们的“天理”。所以你再殚精竭虑，大明终归是药丸的。&br&&br&那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对待王阳明的心学呢？首先我们认识清楚了其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本质，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经济条件下，去理解这种思想的产生和目的。其次，唯心主义脱离客观规律，是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想打仗要学兵法，想当官要学习业务，不能依靠什么心学，而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与具体学科结合，弄清、掌握、利用客观规律。第三，所谓有关王阳明的成功学畅销书，也就那么回事，不要被骗子收智商税。我不姓赵，凭什么要去遵循什么天理，给皇帝磕头，对吧？&br&&br&对于题主的问题，在国际上的地位，我不知道外国人怎么看，这种唯心思想很像黑格尔和康德，但是由于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的局限性，心学的辩证法也是很朴素的，要归在古代唯心哲学的一类里面。至于与其比肩嘛，当然他和曾剃头是好基友了，都剃过头，都是官方认证的“大儒”和“圣人”，都是药丸的修补匠，曾军事上名气大，王哲学史上地位高。但是——想践行他们的思想，先问问自己姓不姓赵。&br&&br&我说的只是一部分，至于王阳明的“格物学”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有空再分析吧。
这么好的黑儒家的机会， 怎么不来黑一把呢？黑完就跑，真刺激。荒木兄是碰到儒家就黑，碰不到也黑，我是只黑一部分。不过，王阳明可黑。 当年明月的书，当小说、趣闻轶事看即可，真正的历史不是这么读的。读历史首先要考察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方…
？？？？？啥叫全力援助？非得亲自出兵吗？军事经济援助不算全力援助？？？&br&解密档案美为啥不直接介入国共内战&br&　原题:“1947年的合纵连横”&br&1947年，距离1948年的“三大决战”仅一年。这一年，无论对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来说，都是太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16日，孟良崮战役结束，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全系美械装备的甲种装备师整编74师全线溃败，师长张灵甫阵亡。11月6日，石门市解放，改名石家庄，中正街改名解放大街。这是全国第一个被解放的城市。&br&1947年，中共在军事上的狂飙突进引起国际政坛上巨大的不安，美国是这一股“不安”势力的代表。一份资料表明:自日本投降之日至1946年7月止，美国援华物资价值7亿8千多万美元，超过了抗战时期的美国援华物资之价值。到了1946年7月，国民党军的装备大致为1/4美械、1/2日械、1/4国械，有45个师（旅）与交警部队为全美械，其中自然包括那支被全盘歼灭的王牌74师。而到了1947年以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不仅放慢了速度，而且减缓了热情。对此，军事学家的共识是:美国在援助国民党打内战时态度并不积极。其原因何在？不少人认为是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抗战时期的美械装备所致，还有一支声音认为，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小瞧，导致它在提供援助时有些“手软”:杀鸡焉用牛刀？&br&一份刚刚公开的绝密档案打翻了所有这一切推断。&br&倘若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冷漠仅仅起源于国民党有关官员的个人贪污行为，那么在抗战刚刚结束之际，美国不会在短时间内对国民党政府巨额投入，其后又迅速改变主张。导致美国迅速转向的原因何在呢？难道真的是由于对中共力量的轻视吗？&br&美国政府眼中的国共军事力量&br&一份编号为OIR Report No.4387、当时标署为“秘密”的文件《国务院关于支配中共军队规模主要因素的报告（日）》表明:美国情报机构在国、共两方的军事实力方面，掌握了相当翔实的一手数据，作为“局外人”，对这场战争的了解超过了多数“局内人”，将全盘局势尽收眼底。隔岸观火，既不干己事，则看得透彻。&br&美国比国民政府更早意识到了中共军队扩张的程度，两年的关键性扩张，使得从1947年开始，中共具备了采取全面攻势的条件，并已经在采取这种攻势。&br&扩张是这样实现的:的10年间，虽然共军的绝对数量提高不少，但扩张速度相对平缓。爆发性的扩张发生在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的两年间。美国政府的论点是:在人口密集的中国，“不是可以募集到的人力资源，而是可以得到的军火和供应是共产党军队扩充的支配性因素。”报告中写到。因此，日军溃败之际留在东北（满洲国）的大批军火落入共军手中，其直接结果是军队规模瞬间扩大一倍。&br&与此同时，美国还预见到:共产党军队可能会再次达到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的增长速度。1947年7月到1948年7月期间，可预见的扩张可能不会超过并且或许不会达到目前将近100万军队的三分之一。&br&导致这个结论的原因不是单一的。第一，仍然是军火制约。即使不停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枪支，再次获得日军撤退时如此多的枪支也不太有可能了（这一次，共军得到的是25万支枪，而此前我们一共拥有的才30万支枪。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枪支增加的幅度与军队扩张的倍数呈现正相关）。不仅如此，后来国民党军队很少使用以前口径的日本步枪，来自国民党士兵的缴获很少有机会去补充日本弹药的存货，因此，在满洲缴获的日本弹药存货消耗殆尽之后，获得弹药补给将日益变成一个难题。第二，共产党区域，尤其是华北的粮食供应短缺也成为制约因素。&br&上述结论意味着:尽管到目前为止，共产党军队在数量上仍然处于劣势，但扩张已经结束，枪声已经打响，一场全国性的、决定生死的战争已经展开，这场战争的结局将是你死或者我活，没有中间道路。&br&既然大战在前，不可避免，此时的美国必须要做出一个判断，这判断立足于双方军事力量、作战能力的对比之上。&br&美国情报人员在选择措辞时极为审慎，或许是由于这是一份供给重要官员决策时用的关键材料，因此没有使用导向式的语言，但其大意已经相当明确了:“国民党军队的大战略（这个战略目前将一流部队用来防守半孤立的前哨城市）、战场指挥官的选拔（一些指挥官在军事领导方面笨拙不堪）以及增加人和物的供应（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严重的腐败）代表着南京政府最终要为之负责的决心和行动。”&br&该报告认为:“共产党军队的扩充与国民党军力的下降有着直接关联。”国民党节节败退带来的后果将是共产党军队势力的进一步增强。在弹药、粮食的双重限定下，此刻共军能否维持其规模甚至进一步扩大，取决了他们缴获国民党军队武器的速度。这个速度将如何呢？在描述国民政府“半孤立”、“笨拙”、“严重的腐败”这些词语的提示下，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br&苏联会参战吗？&br&美国关心的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会引发的一系列世界的问题--世界势力的此消彼长。正是其对自身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考虑，使其一度做出了支援国民党政府的决策；也是同样的原因，令他们在意识到国民党政府打不赢这场战斗的同时，改变了一贯的姿态，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更具体地说，促使美国做出这个决定的，除了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之外，关键性的因素只有一个:&br&苏联会不会冒着极大风险（这风险可能是有苏联涉及其中的战争）支援中国共产党打赢这场内战？&br&在中国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br&1947年，在中国这杆天平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观望、在试探。使其任何一方向天平加重一枚砝码都是十分艰难的事。对于美国来说，只有一件事能够促使其重新掂量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问题，那就是苏联对共军的大规模援助。与此同时，美国也意识到，一旦美国对国民政府提供足够的武器支持以改变中国内战形势，它必须要冒苏联这个风险。&br&苏联会在中国内战当中支援中共吗？&br&在下结论之前，美国看到的第一个事实加重了它的不安:1945年8月至1946年4月底，由于8月14日中苏条约的签订，苏联暂时占领了满洲。在此期间，中国国民政府试图调动军队进驻满洲从而重建中国的统治，却遭到这一地区的地方志愿军以及苏联占领当局的阻挡和延误。国民党行动的自由遭到严重限制，且满洲的港口设施拒绝提供给政府使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军队进驻满洲得到了自由行动的许可。而那次大规模日军武器的获得，则跟这一事实相关。&br&编号为ORE.45的机密文件《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日）》的附件中说，“当奉天完全处于苏联控制之下并由苏军来保卫之时，一名受过训练的美国观察员亲眼所见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军队开进奉天的日军军火库，随后又看到这支军队全副武装地露面（包括一名日本人、一名满洲前傀儡政权军官以及一名大连的捷克难民的其他渠道，声称在苏联控制区域发生过类似获取日军装备的事件）。”&br&苏联在占领满洲国的短暂时期对共军大开方便之门，其倾向性再明显不过。对这一举动的强烈不安，促使美国政府加强情报力量，对苏联在华的一切行动给予监控，并研究其深藏其后的动机。&br&结论是出人意料的。&br&美国在获知苏联让共军拿走了绝大部分日军军火之后，又得知了苏联的几点举动:他们在工业发达的满洲国拆毁了大批工厂设备，对满洲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造成致命性创伤，使得在没有大量基建投资的情况下，这些体系绝不可能得到恢复。而这些被拆下来的机器大部分被运往苏联。同时，另外的可靠情报显示:满洲的苏联共产党控制区域内，大量的大豆、谷物和煤炭输入了西伯利亚。对此，美国做出的结论是:“苏联政策旨在将满洲变成为苏联远东提供粮食和原材料的非工业化渠道。”拆毁满洲的机器，除了供给苏联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满洲对苏联的军事威胁程度大大降低。&br&而在美国最为关心的、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方面，“一名中国观察员报告说，1946年6月或者是7月间他目击了这样的事例:一列从苏联返回的全副武装的火车，其中一节车厢上满载着手榴弹和炮弹。”这名被冠以“中国观察员”名目的中国人显然是一名被安插的美国间谍，他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但还不够。美国对此忧心忡忡。他们迫切地想要获得更多情报，“对中苏共产党合乎常理联系渠道进行直接观察的众多途径的减少，导致越来越难获得证据证明目前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到什么程度。目前我们已经做出尝试，除了中国国民政府官员以外，尽可能提供别的渠道证据。”&br&美国大连总领事报告说，6月23日一艘载有卡车、轮胎和汽车配件苏联轮船离开大连驶往烟台（一般是一天的航程）。一天后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烟台的人员注意到这艘满载着包括卡车、中国乘客在内的轮船抵达烟台。根据烟台的渠道，同一艘轮船在6月7日进港，那趟航程装载的是生铁和“木箱子”。据报告，这两趟航程的装卸由中共士兵在夜间“非常神秘地”地加以执行。报告进一步宣称，苏联舰船安排它抵达烟台的时间，明显利用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船只停泊，以免遭中国国民党空袭。&br&经过了艰难的侦测，美国情报部门最终获取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情报，这些证据表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确有其事，但并不是如一开始预想的“无私援助”那么简单。“有证据表明苏联利用其从满洲获得的日本关东军物资来交换粮食”，与此同时，一条哈尔滨和苏联之间的铁路已被恢复，源源不断地向苏联运送大豆、小麦、牛肉、猪肉、高粱、稷以及皮毛，用来交换煤炭、柴油、香水、火柴、香烟和其他商品。至于“其他商品”，美军的解释是“军事补给品”。美军因此绷紧了某一根神经，致力于监测在每次战役中出现的来源不明的军火。他们认为1947年中期争夺四平街的战役中共产党火力有所增强是可疑的，但得不到任何渠道的确定。他们还怀疑在中共和苏联高层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沟通，但缺乏可靠且有力的情报支援，以至于最后得到的情报全是来之于国民党方面、“有可能是'在事后伪造'出来的，旨在指控苏联的罪行”的一些文件。&br&透过这份刚刚被公布的日的美国秘密文件（编号为ORE.45，机密），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美国情报机构的窘境:整个中共内部是一块铁板，一根针也透不进去，他们无法从中安插任何一枚钉子。而国民党方面就不同了，他们在那里安排了大批线人，可惜的是，这些人能尽到的力量非常有限。&br&苏联第三个重要的举动是:训练出了一支北朝鲜共产主义军队，协助东北共军进行战斗。美国情报员还观察到了这一事实，即他们为这支军队提供的粮食，事实上跟苏联将粮食从北朝鲜地区输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大连的行为有关。对北朝鲜粮食的攫取造成了这一地区的粮荒。&br&偷窃机器、有偿提供军火、在支援中共战斗方面倚重第三方，所有一切被观测到的举动限制了苏联的诚意。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苏联方面“避免直接行动”，之所以这样，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这种计划的代价，即:不加隐匿地干涉中国可能会加大与美国冲突的风险。&br&不仅如此，虽然美国承认在中共、苏联之间存在合作，但它对这一合作的定义是:中共是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美国认为:苏联是否期待或者希望接下来几年出现一个完全共产主义化的中国值得怀疑。原因有二:第一，中共统一全国之后，苏联无力扶植和指挥一个全中国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证券；第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可能对苏联在不远将来的经济需要贡献不大。&br&在这篇报告的最后，美国情报部门有足够的证据得出如下结论:苏联实际上倾向于混乱的继续以及中国地区主义的发展。“苏联可能理所当然地以为，一旦取得中国中央权力的中共，将会表露出与现在的中国国民党政权所具备的、同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而“共产主义中国”一旦成立，它将不会成为苏联共产主义世界的傀儡。&br&这份材料最后得出的结论令美国政府大大松了一口气:苏联采取至少不大引人注目的步骤来支持中国共产党，只是为了加剧中国政局的不稳定而已。&br&转载解密档案：美国为何没有直接介入国共间内战&br&&br&&br&转载资料:美国援助内战时期国民党&br&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br&&br&　　美援对台湾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海内外学术界虽然对美援问题做了一些研究[1]，但主要着眼于经济援助，对军事援助未作全面系统的探讨。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资料匮乏，因为军援属于机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开放的相关资料都比较少。笔者拟以目前能够看到的资料，勾勒美国对台军援的概貌，以期对美援的军事方面有更多的了解。&br&一、 美国对台军事援助的背景&br&1948年2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开发台湾协定》，规定双方共同开发台湾的矿产资源。6月，美国派遣技术调查团到台湾考察，决定向台湾提供价值800万美元的化肥，共8.4万吨，台湾则以茶叶540万磅、凤梨罐头6万箱、樟脑260万磅偿还这笔债务。[2]其后，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在整个对华援助中均占很小的比例，且以经济援助为主。&br&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2月8日，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面对如此巨变，美国一方面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的立场，一方面开始重估其对台政策。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对台立场的报告(NSC37/8号文件)，认为美国应“致力于采取外交及经济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占据这些岛屿”，因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会使中国共产党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为自己赢得支持，从而妨碍我们为对付苏联在满洲、蒙古、新疆的活动而利用中国人的民族统一感情的做法”。这份文件指出，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大量扩大经济援助计划以及不动用美国军队的军事援助计划，尽力继续保证福摩萨免于为共产党所控制。援助计划可以包括重新设立军事顾问团，以及作为援助计划的前提，让福摩萨的中国政权进行管理和组织上的调整，以改善该岛屿的总体防御地位。”但是，鉴于国民党政权在把大量黄金和美钞抢运到台湾的同时，也把贪污腐败行为带到了该岛，“任何外部援助将收效甚微并被大量挥霍”，所以，美国政府可以根据已有法律继续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但任何进一步的援助将取决于台湾当局的“未来表现”。[3]&br&美国军方对这份文件很不满意，主张美国应该做出更多努力，不让中共取得台湾，这些努力应包括“政治、经济的援助，以及除了公开的军事行动之外的军事指导和援助。”[4]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只好交由总统杜鲁门做出裁决。杜鲁门对国务院的对台政策投了赞成票。&br&日上午，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就美国对台政策发表正式声明。他说，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宗旨，台湾被归还给了中国，“在过去4年中，美国和其他盟国接受了中国对该岛的管辖。”他接着说：&br&美国对福摩萨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br&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在美国政府看来，福摩萨的资源足以使他们得到他们认为保卫该岛所必需的物资。美国政府建议依据现有的法律授权继续实施经济合作署的经济援助计划。[5]&br&杜鲁门的声明似乎表示美国要“放弃”台湾，不再介入台湾问题了。对台湾的援助仅限于已有的项目，不再增加任何军援和经援。1月12日，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长篇演说。他在讲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安全问题时，划出了一条从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经冲绳往南到菲律宾群岛的防卫线。[6]他把台湾排除在了美国承担军事义务的范围之外。&br&然而，国际局势的演变和美国国内的反共声浪，使得有意“放弃”台湾的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等人不得不采取折衷立场，对台湾暂时采取“放”而不“弃”的过渡性政策，把1948年“援华法”确定的款项中未用完部分的有效期(日到期)延长到日，并由国会通过1950会计年度援台金额4000万美金[7]，以有限度的对台援助保持与台湾当局的关系。&br&日凌晨朝鲜战争的爆发为美国对台政策的逆转提供了契机，本来准备“放弃”台湾的美国改变初衷，开始采取全面扶持台湾的政策。美国军方也乘机再次提出了援助台湾之事。随着中国与美国在朝鲜战场、联合国和双边关系中的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全面展开，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对华政策逐渐形成，对台湾则开始大规模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加强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原来就坚决主张援助台湾的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更加活跃起来。当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时，以共和党为主的亲蒋反共势力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在负责执行美国政策的人员中，就有了“一个他们的自己人”，使美国政府不可能再“出卖”蒋介石和“姑息”中共。[8]&br&日，艾奇逊致电美国驻台湾“大使馆”，要求“大使馆”向台湾方面通报，美国政府“准备向中华民国提供一定的军事物资，用来防御台湾，抵制任何可能受到的进攻”。艾奇逊同时提出了台湾方面必须遵守的4项条件，并要求台湾方面出具书面保证，如果台湾当局做不到，就违背了美国政府的意图，美国将考虑停止援助。[9]&br&1月30日，美国驻台“大使”兰金将此文件呈送给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美援的运用没有严格的监督之权，致使大量美援被贪污浪费或不当使用。美国政府吸取以前的教训，对台湾当局接收和运用美援提出了前提条件。对于这样的条件，急于向美国求援的台湾当局自无不答应之理。2月9日，美国与台湾当局达成《共同防御援助协议》，[10]这个协议成为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并予以监督的法律文书。&br&2月16日，美国政府决定拨交国防部6711.89万美元，作为对台湾和泰国的军事援助，其中5000万美元是给台湾的。除了先前拨交的用于陆军计划的6434.45万美元外，美国政府又于5月给台湾提供2120余万美元用于海、空军计划。[11]5月1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NSC48—5”号文件决定：美国政府应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增强台湾军队的实力，用于台湾的防卫和其他目的。[12]至此，美国开始执行大规模援台的政策。除军事援助外，1951年6月底美国又增拨台湾经援款4170万美元，使得1951年度的经援总额达到9770万美元。[13]&br&二、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概况&br&二战结束后，美国与台湾之间就有了军事联系。1945年10月，美国海空军的一部分官兵，以协助中国接收台湾为名，进驻台湾。不久，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派大批现役军官常驻台湾，负责“组织、装备和训练”蒋介石急需的“国民党新军”。1946年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规定，美国在台湾有自由经营各种企业，使用基隆、高雄海港等特权。1947年12月，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海军协定》，规定中国提供基隆和高雄作为美国的海军基地。1948年7月，台南机场禁止中国民用飞机降落，完全由美国空军占用，新竹机场也变成美国第十三航空队的基地。1949年11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秘密军事协定，规定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5个师的武器装备，16只军舰，以及雷达装置和飞机零件等。同月，美国开始利用“中国商业国际公司”把各种武器运到台湾，并以陆、海、空军人员充任该公司的“顾问”，协助布置台湾的“防务”。1950年2月，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前司令柯克上将以该公司首席顾问的名义到台湾，担任蒋介石的高级顾问。[14]即使在杜鲁门总统打算“放弃”台湾的情况下，美国对台军援也未曾停止。&br&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和1艘运输舰开始巡弋台湾海峡，美台关系迅速升温，美援政策由原来的经济复兴为主转为军事安全为主，美国对台军援比例随之提高。&br&日，麦克阿瑟为挽救“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颓势，曾要求蒋介石派遣第52军赴朝增援。30日，由麦克阿瑟派来的7艘运输舰、3艘货船抵达台湾基隆港，30架C-47型运输机也在新竹和松山机场着陆。第52军获得各种军车200余辆，火炮约千门，各种器材2万余吨。[15]虽然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第52军最终未赴朝鲜，但该军却乘这个机会实现了美械化。&br&日，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简称“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将军抵达台北，这是美台军事联系进一步加强的明显标志。此后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数量呈逐年增加之势。以军事援助款项为例，1951年度为7100万美元，1952年度为2.75亿美元，1953年度为3亿美元，1954年度增加至3.2亿美元。[16]&br&美军顾问团到达台湾后，提出了军事援助的目标，即让台湾军队发展到如下规模：&br&(一)陆军：10个军，每个军25000人，每个军2个步兵师，并有后备力量;1个独立步兵师(10837人);1支装甲部队(30040人);1个团的伞兵作战部队(3660人)。&br&(二)海军： 6艘驱逐舰、7艘护航驱逐舰、10艘坦克登陆艇、6艘登陆艇、3艘车辆登陆艇、13艘扫雷舰、1艘布雷舰、2艘辅助摩托扫雷舰、1艘内河炮舰、11艘炮舰、5艘摩托炮舰、2艘巡逻艇、1艘巡逻护卫艇、3艘猎潜艇、1个旅的海军陆战队、1个团的海军警卫队、2个营的海军履带式登陆车。&br&(三)空军：1个全天候战斗机中队、12个战斗轰炸机中队、6个轻型轰炸机中队、6个运输机中队、1个侦察机中队、6个团的高射炮部队、1个团的探照灯部队。[17]&br&在美国军事顾问的支持下，到1952年末，台湾军事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军力重整工作完成25%，陆军、空军的作战能力提高到同等建制美军的50%、海军达100%。[18]&br&1953年上半年，美国军事援助的主要内容是：提供由20个师、1个独立师和1个装甲旅组成的10个兵团部队的培训和设备。[19]年，美国为台湾的军事发展提供了大约3.829亿美元，帮助台湾当局发展了一支由重新组建的21个师组成的陆军(每个师约10000人)，据估计，这些陆军拥有大约40%的实际战斗力效率(按美国的标准)，一支战斗力效率约为40%的小型海军以及一支战斗力效率约为35%的小型空军。1954年美国军事援助的目标是实际增加这些部队的战斗力。[20]&br&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题为《中国国民党军队水平回顾》的备忘录中指出，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援助计划，台湾陆军应从294500人增加至357000人，这就需要另外提供价值1.11亿美元的初级装备;维持军队的费用，应在每年3500万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740万美元。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应加强台湾海军参与防卫台湾、澎湖列岛及沿海岛屿的能力和两栖作战的能力，并且与地面部队相协调;海军陆战队应扩大至3个，这就需要支出1000万美元为海军陆战队增加初级装备，其维持费用则从每年2800万美元增加至5000万美元。至于台湾空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用更新式的喷气式飞机装备全天候的作战中队，这个计划估计在日能够完成，1955年提供6900万美元，1956年提供2.32亿美元，以后每年提供4200万美元。[21]&br&日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促成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双方军事联系进一步加强。1955年4月，美国在台湾成立“台湾联络中心”，其任务是“统一调配”台湾地区的美蒋军队。11月，该机构扩大并改名为“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22]&br&日，美军协防台湾司令殷格索中将致函台湾军方称，他“以美军协防台湾司令身份为美国最高指挥官”，他本人担任海军部门的指挥官，并指派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团长为陆军指挥官，第十三特种航空队司令为空军指挥官。美军顾问团团长除担任陆军部门的指挥官外，还“继续在太平洋美军司令直接指挥下负责办理各项联防互助及直接军事援助业务”。[23]1956年底，该司令部通知台湾当局，此后“美军协防台湾司令”是台湾地区最高长官，台湾的“各项有关军事政策的防务”，都由他决定。[24]&br&日，美台达成协议，由美国拨款在台湾中部修建可以起降B-52战略轰炸机的大型机场。[25]5月7日，美国和台湾同时宣布，一支装备“斗牛士”战术导弹的美国空军部队将驻扎台湾。[26]这种导弹是美国较先进的武器，既可携带普通弹头，又可携带核弹头，其实际效用主要在于携带核弹头。5月8日，美国协防台湾司令殷格索中将说;“这种富有机动性的战术新武器，在台湾使用，是中美两国为强化防务措施，共同阻遏共产党侵略时所采取的合乎逻辑的行动。”[27]与之相呼应的是，4—5月间，美国、南朝鲜和台湾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试射了“斗牛士”导弹。[28]&br&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题为《美国对台湾和中华民国的政策》的文件(NSC5723号)，阐述美国的对台立场。该文件重申了如下3点：(1)台湾和澎湖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岛屿安全链中的一环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2)国民党政府作为“以自由中国取代共产党中国的活动中心”具有重要地位;(3)台湾军队不仅对保卫国民党控制的领土，而且对美国东亚基本军事安全战略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文件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当局。[29]11月18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另外一支“斗牛士”导弹部队将于11月底抵达台湾，以加强台湾的导弹部队实力。[30]&br&日，美国副国务卿赫脱致函蒋介石说，美国同意为国民党训练一支3000人的空降部队，以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但是，这一项目要纳入1958财政年度之内，而不额外增加拨款;且这支部队的使用要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换文的规定，事先必须征得美国的同意。[31] 3月14日，美国宣布把“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和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等17个美国驻台机构合并为“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其司令官有指挥在台湾地区的美军和蒋军的“全权”。[32]&br&1958年7月，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亲西方的政权被推翻。美国为防止伊拉克革命蔓延，公然出兵黎巴嫩，同时宣布其驻在东亚的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台湾当局也调兵遣将，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工作。8月4日，蒋介石同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和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司令兼驻台军事顾问团指挥官史慕德会谈，要求美国在台湾部署“逆风”式导弹和F-86战斗机，在台湾永久性部署一个空军大队的F-100战斗机，并要求第七舰队在台海地区炫耀武力。除部署F-100战斗机大队外，蒋介石的其他要求都得到了满足。[33]&br&日，美台海军在台湾南部沿海举行大规模的名为“蓝星”的海上登陆联合两栖作战演习。5月11日，美国空军部长夏普访台，决定向台湾军队提供F-104战斗机，以加强其战斗力。9月27日，美台空军在屏东空军基地，第一次举行名为“天兵一号”的联合空降作战演习。1960年12月，美军顾问团团长戴伦宣布：自1951年5月美国军事顾问团成立到1960年11月，美国给予台湾当局的军事援助总额达20亿美元。戴伦还说，美国军事顾问团正在对国民党军队进行“适应原子战争情况的训练”。[34]&br&日，美国空军部长储克特访问台湾，授权美军顾问团团长宣布美国将向台湾提供最新式的F-104C战斗机。日，美军顾问团代表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交付了一批F-104C战斗机。[35]&br&三、美国对台军援的类目及运作&br&美国对台军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军事援助(Military Assistance)，一类是直接军协(Direct Forces Support，亦称军协援助)。军协援助包括若干军民通用的物资，及一些在当地加工后即可使用的半成品，“如部队给养副食品及服装所需的黄豆、小麦、棉花等;若干军用之消耗品及保养器材，如汽油、机械配件及兵工所需之的各式五金器材”[36]。上述物资虽然也属于普通的民用品，但却是指定供军方专用的。军协援助由国外进口的物资以美金拨款支付，财政年度，美国约拨款1亿美元，占经援总额的8.4%;其中计划型援助仅占13.3%，大部分均为物资援助;在台采购者则由相对基金支付，共约109.5亿台币，占该基金赠款支出的55%。[37]&br&美国对台军事援助主要是以赠予为主的，其中贷款占的比例极少，这也说明美国对台湾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提供近乎无偿的军事援助来发展台湾的军事力量。&br&年，台湾国民党政权通过直接军援和军协援助所获得的军援资金大概可分为五大类:&br&1.装备：如船舰、飞机、坦克、军火武器等直接的军用装备，机场、港口等军事设施及零件供应、装备维修等服务。&br&2.培训：包括现场在职受训、赴美进修及高级专业调训所需的资金及美军顾问团日常生活工作所需费用。&br&3.发展：基本武器弹药的大量生产与研发。&br&4.行政：全面改革受援部队的组织以提高行政效率。&br&5.运输：承运、分类并督导军援物品确实运至使用单位。[38]&br&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工程的办理主要通过“国防部军事工程委员会”会议来决定。“国防部军事工程委员会”成立于日，其主要职责是协调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建设项目的计划、实施和监督事宜，以使物资、设备、原料和技术的利用达到最高的效率和最优的结果。军事工程委员会除了承担军事建设项目外，也要承担非军事援助项目或对这些项目提供帮助。军事工程委员会必须与“联勤总部”紧密合作，并听取美援会、共同安全署、美军顾问团及怀特公司的建议。&br&军事工程委员会在“国防部”的直接领导下，由“国防部”、“经济部”、“台湾省政府”、“海军部”、“陆军部”、“空军部”、“联勤总部”的代表组成，主任委员由“国防部”的代表担任。&br&委员会下设工程总处，负责如下事项：(1)军援建设项目的计划、实施和监督;(2)支付和保管被划拨给军援建设项目的相对基金;(3)审查和签署工程合同;(4)购买(或征用)、分配和掌控建筑物资;(5)雇用和管理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接收和处置设备。工程总处设总处长1名，负责工程的实施、监督和核查工作;设副处长2名，协助总处长工作，其中一人为军官，另一人为文官。总处长由“国防部”提名，获经济安定委员会同意后任命。&br&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商议工程总处处长提交的所有事项，以及委员会负责的军援建设事务，如有必要，可召开特别会议，具体时间由主任委员决定。每个建设项目都设项目工程师，根据计划、预算和程序在项目现场履行职责。[39]&br&参加这类会议的人员有：“军事工程委员会”、“国防部”、“财政部”、“经济部”、“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联勤总部”、共同安全署、怀特公司、美国“大使馆”及美军顾问团各有关成员。军事工程委员会会议先后讨论了嘉义机场的修建工程、海军活动房屋增加工程、1A-5专案实践营房工程、1A-1炮兵学校专案工程、油池油管工程、运输署14A汽车修理工厂专案工程等等。还商议改革空军建筑工程处，制定了空军工兵总队的职责和其他各项规定。&br&1965年一般经援终止后，美国对台军援的质与量，均起了根本的变化，军援款项逐年缩减，且赠予性军品逐年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信用贷款采购。美国还鼓励国民党政权自行购买防卫性装备与物资。当台湾的经济实力已经可以自立负担防卫军费后，美国在减少军援的同时，也开始设法增加对台军售。&br&四、结语&br&美国对台军援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持续时间长。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与台湾的军事联系一直未曾中断，即使在1950年上半年美国打算“放弃”台湾且拒绝增加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对台军援仍未停止。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对台军援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美台并于1954年底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形成同盟关系。美国致力于提高台湾军队的防御能力，提供了大量最新式的武器装备。日美国停止对台经济援助之后，军援没有停止，而是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其二，军援金额大于经援金额。截止1965年6月，美国对台军援总价值为23.8亿美元，经援总价值约15亿美元。 这与美国对外援助的总体趋向也是相符的。&br&通过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台湾海陆空三军军队得到了较好的改造。1949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时的情形非常糟糕，正如当时的“国防部长”郭寄峤所说：“各部队自大陆抵台后，番号繁多，兵员不足，装备残破，素质低劣，战力有限。”美军顾问团来台后，美援武器陆续运到，国民党军官纷纷赴美受训;同时“国防部”改制，军政与军令分开，全力推行科学化与制度化。至1954年3月，郭寄峤报告军事情形时说：“国军经数年整建，已有长足进步，军纪、士气、战斗力已提高，后备力量之培养积储，已奠下反攻复国的坚厚基础，并且树立了现代化国防军的宏久规模。”[40]&br&台湾军队的后勤工作是由联勤部队负责，他们主要承担军人保险、军中福利、军眷服务、外事服务等，最重要的是美援物资的受收工作，其处理效率颇高。台湾军需生产水平也有较大提高，火箭、无后坐力炮、汽油弹等均可自制，并已达到出口水平，两度接受美援订货，足以说明其产品已具有国际水准。联勤生产的汽油弹，其威力与美军朝鲜战争中使用者已不相上下。&br&自1949年以来，如果从人均的角度来看，台湾供养着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据估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约有60万军队，军事对台湾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五六十年代的大部分年份里，台湾的军事设施始终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左右，而作为“国防”负担的防务支出占台湾“政府”支出的65%左右。据美国学者何保山统计， 年，美国向台湾提供的军援约有27亿美援。[41] 正是依靠了大量的美援，台湾才未被沉重的军事负担压垮，使台湾当局在保证防务的同时，能够稳步进行经济建设。&br&美台之间虽然存在诸多分歧，但是由于有比较多的利益重合点，美国军援在台运作的成效还是很明显的。通过美国的军事援助，台湾军队的训练制度得以确立，军事装备得到改善，重整或新建了不少规模庞大的军事基地。在美国的帮助下，台湾军队实现了现代化，使台湾当局在军事上获得了与中国大陆隔峡相峙的资本。&br&台湾当局在接受美国军援增加军事实力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军事约束。由于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对台湾当局采取了一定的制约措施。美国军援的种类和数量都是依据美国对本国敌人的能力、意向及军事威胁的评估来确定，而不是以受援方台湾当局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台湾当局十分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吞下的一颗苦果。&br&美国还通过对军援物资的控制，并以军事顾问团对于台湾军队的渗透，使台湾当局在军事、外交及发展策略上均受制于美国，成功地造成台湾在军事等方面依赖美国的局面。&br&通过援助，美国获得了台湾这个可靠的远东军事基地，从而有效地节省了美国的国防成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在援外咨文中强调：由于“自由世界”的军力能在共产势力范围的邻近地区建立起来，美国空军、海军与中距离导弹所构成的吓阻力量，藉“友好国家”基地的使用更增强其威力。这样，美国在对中国大陆以及苏联保持相当的军事威慑力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美军的牺牲。艾森豪威尔还指出：如果没有“盟国“的武力，美国将变成一个军营，人民将被广泛征召，而且每年的经费预算要比目前超出上亿美元。[42]&br&从1960年代初开始，美国在亚洲的视线越来越多地聚焦于南越。考虑到台湾日趋经济繁荣，财力日渐丰厚，美国开始削减对台湾的军事援助。1964年度美国通过军事援助顾问团向台湾提供的援助总额从1.33亿美元下降到9480万美元。1965年，在国会的压力下，约翰逊政府进一步削减对外援助金额，台湾在9个“前沿防卫国家”中是军事援助份额削减最多的一个。&br&其后，美国对台军援的削减经历了三个阶段。年为第一阶段，由于国会的掣肘，美国行政当局开始着手大幅度削减对台军援。国民党方面虽然感到不快，但由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中国大陆试验核武器问题等一系列因素的困扰，并没有与美国方面进行频繁之交涉。年为第二阶段，美国决心加大削减对台军援之幅度，制定的削减计划曾遭到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1968年美国削减对台军援之活动进入第三阶段。由于美国执意削减对台军援，蒋经国等部分国民党高层不得不面对现实，思考军援削减后的对策，考虑按照美国的意图调整其军力结构。1969年，国民党终于着手削减军队，台湾“国防部”从1969年6月开始实施裁军减员和改善装备的计划。从1971年开始，美国对台军事援助的方式有了明显的改变，由原来的无偿援助为主过渡到以军事销售为主。1974年美国宣布停止对台湾的无偿军事援助。此后，军事销售成为美国对台湾当局进行援助的另一种方式。美国军售壮大了台湾的军事实力，反过来，台湾作为美国的一个重要军火倾销市场，又为美国的军火商带来了大量的美元收益。&br&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和军火销售，使美台在战略、军事、政治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特殊的关系，对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造成了重大且持久的影响。&br&[1] 主要论著有：Neil H. Jacoby，US. Aid to Taiwan：A Study of Foreign Aid，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1966);赵既昌：《美援的运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文馨莹：《经济奇迹的背后——台湾美援经验的政经分析()》，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张健：《美援与台湾经济发展》，《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牛可：《美援与战后台湾的经济改造》，《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此外，海峡两岸还有几篇以美国援台为主题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论著的共同特点，都是重经援，轻军援。&br&[2] 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0页。&br&[3]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提交的报告稿》，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2卷上册，第8—13页。&br&[4]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页。&br&[5]《日总统的记者招待会》，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2卷上册，第26—27页。&br&[6]《亚洲的危机——对美国政策的检讨(国务卿艾奇逊的讲话)，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1卷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br&[7]《中美经济合作》，“中华民国年鉴社”编：《中华民国年鉴》，台北，“中华民国年鉴社”1951年版，第691页。&br&[8] [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邬国孚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br&[9] 《艾奇逊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华盛顿，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2卷上册，第71—72页。&br&[10] 《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复美国驻华代办照会全文》，周琇环编：《台湾光复后美援史料》第2册《军协计划(二)》，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428页。&br&[11]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br&[12][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1951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7), Vol. 6，pp. 37—38.&br&[13] 《中美经济合作》，“中华民国年鉴社”编：《中华民国年鉴》，台北，“中华民国年鉴社”1952年版，第583页。&br&[14] 郑留芳：《美国对台湾的侵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8、10页。&br&[15] 赵学功：《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br&[16] 郑留芳：《美国对台湾的侵略》，第26页。&br&[17]FRUS，，Vol. 14，pp. 66-70.&br&[18] FRUS，，Vol 1，p. 554.&br&[19]FRUS，，Vol. 14，pp. 196-197.&br&[20]FRUS，，Vol. 14，pp. 318-320.&br&[21]FRUS，，Vol. 14，pp. 351-352.&br&[22] 李之信编：《美蒋奴役下的台湾》，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br&[23]日《中央日报》。&br&[24]李之信编：《美蒋奴役下的台湾》，第13页。&br&[25]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页。&br&[26]《美台在台北发表的联合公报》(日)，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br&[27]日《中华日报》，转引自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北,中华日报社1981年版，第133页。&br&[28]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br&[29]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年的中美关系》，第306页。&br&[30]谢仁钊：《外交》，教育与文化社、中华年报编辑委员会合编：《中华年报(中华民国四十六年度国内外事情总汇)》，台北：中国新闻出版社1958年版，第10页。&br&[31]FRUS, , Vol. 19, pp. 4-5.&br&[32]李之信编：《美蒋奴役下的台湾》，第14页。&br&[33]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年的中美关系》，第311页。&br&[34]《美台关系大事记》，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340页。&br&[35]《美台关系大事记》，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342、343页。&br&[36] 文馨莹：《经济奇迹的背后——台湾美援经验的政经分析()》，第110页。&br&[37] 赵既昌：《美援的运用》，第44页。&br&[38] 文馨莹：《经济奇迹的背后——台湾美援经验的政经分析()》，第109页。&br&[39] 《军事工程委员会组织规程》，周琇环编：《台湾光复后美援史料》第1册《军协计划(一)》，台北：“国史馆”1998年版，第162-170页。&br&[40] 《美援与军事(中)》，日台北《工商日报》，周琇环编：《台湾光复后美援史料》第2册《军协计划(二)》，第602、603页。&br&[41] [美]何保山著，上海市政协编译工作委员会译：《台湾经济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br&[42] 艾森豪威尔：《美国共同安全计划咨文》，台北《国际经济资料月刊》1959年第5期，第15、18页。&br&斯大林军事援助中共&br&1945年8月，斯大林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互派大使，这似乎使蒋看到了一丝解决中国政治危机的希望，因为，他不希望与中共兵戎相见，而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甚至希望直接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对话。他心里明白，说服斯大林放弃支持中共打内战，对于了却他的上述心愿至关重要。他特别希望斯大林在国共危机加剧，中国处于生死存亡之交，仅仅充当和平使者的角色。&br&当年12月，蒋介石差遣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但是会见毫无积极成果。日，他对蒋经国许诺说：“苏联政府不会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19页）&br&此后，蒋介石对中共做出了实质性让步：首先，承诺中共的合法地位，邀请中共代表进入国民政府。其次，他答应中共可以拥有不超过20个师的独立武装，并可管辖若干省份。当然蒋也有一个不容置疑的条件：中共必须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后来，即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蒋和毛进行了众所周知的重庆谈判，“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把戏都是他们看着莫斯科眼色上演的。（详见《中国手册》 ，纽约，1947年）难怪后来蒋介石在他的书中抱怨，由于苏联的误导和强迫（美国也不能脱离干系），他错误地与毛泽东举行了和平谈判，致使他失去了利用优势兵力剿灭共军和可能性，最终导致国军战场失利。（详见蒋介石《苏维埃俄国在中国》纽约，1965年，109页）&br&事实上，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也对重庆谈判厌恶至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斯大林说服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并且强迫他与他不共戴天的敌人进行私人会面。毛泽东说，他当时为革命领袖和导师的背叛行为深感压抑，但又不得不从命。但是毛后来又说，“我不得不去，因为这是斯大林同志的要求。”（《毛最后的秘密，中共领袖的传记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安娜. 彼得罗索娃著，莫斯科，2004，《百年》杂志）&br&1946年6月，国共之战终于爆发。时隔多年，俄罗斯历史学家列多夫斯基，对于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讲了一些实话，对苏共与中共那时的关系披露以及内幕分析也相对客观，他有如下的论述：“苏联政府在苏军解放了满洲之后，便取将满洲交与中国共产党人之手的方针。合约所订苏军撤离满洲的期限一到（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国民政府遂决计向满洲派遣其部队，意在占领苏联红军撤离区域，但是莫斯科不允许国民政府向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派遣兵力；不允许从地方居民中进行部队改编和警力扩充，使得国民政府失去了组建和使用国民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可能性。苏联政府还宣布，原服务于日本关东军的工矿企业以及其他设施，皆作为战利品属于苏联。部分企业设备还被运往苏联境内。”（《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9页）不仅如此，列多夫斯基还披露，“苏共授意中共向满洲派遣自己的军队——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来，即日，中共在派遣到满洲军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另说，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其兵力来源是地方游击武装和被中共控制的八路军，人数将近100万人（另说27万人。），使得中共得以开展武装斗争攫取满洲政权，并以此为主要根据地依托在全中国展开与国民政府的权力角逐。”（《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9页）&br&1947年年初，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共的支持下重创国民政府军队，挥师松花江流域，占领满南，伺机进攻满北。特别是，在斯大林派遣苏共军事顾问、装甲兵顾问、航空兵顾问、炮兵和政工顾问加盟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之后，东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苏联满载枪炮、弹药和医疗设备的运输车辆源源不断地越过中苏边境，开入中国东北地区，苏军援助中共的坦克、装甲车伴随左右，苏联红军的歼击机和轰炸机也呼啸着飞进中国的领空！&br&俄罗斯历史学家列多夫斯基披露：“东北民主联军在满洲战役结束之后，其主要任务就是以此地为主要后方确保军事战役，旨在占领中国北部和其他地区。此外，满洲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从这里，并且通过这里从苏联接受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等。特别是，恢复中国北方直至通往长江的铁路甚为关键。苏共派遣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前来协助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输。苏联专业技能极高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帮助满洲的中共政权恢复铁路建设，还帮助他们修建和修复了很多民用设施。” （《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70页）&br&当时深得毛泽东宠幸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为了协调苏联不断增加的援助工作，建议苏共直接派遣工作组前来东北地区协助中共工作。于是，1948年，苏共应中共之邀派遣专家顾问团前来东北。（《：苏联与满洲革命根据地》，О.波利索夫著，莫斯科，1957年版，137页）那时候，中共的很多战役策划和制定，均在苏联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和弗拉基沃斯托克与苏共军事专家共同完成，东北民主联军步兵和坦克部队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都是在苏军阿穆尔河的太平洋舰队的军舰协同火力配合之下完成。&br&此后，战局更为复杂，截止1947年4月，国民政府军损失了大约69000官兵。共军缴获国军的装备系有，3800门火炮，4000挺机关枪，113000枝步枪以及其他大量弹药和军事战利品。东北地区的各次战斗中，也有一些苏联军事顾问阵亡。&br&1947年底，毛泽东认为机会成熟可以去拜见斯大林了，熟料他多次的拜见请求遭到克里姆林宫的拒绝。“但是那时，在基本军事战役在中国展开之前，他拒绝见他。斯大林不愿意邀请一个游击队领袖前来克里姆林宫喝茶而给西方和蒋介石一个口实——说毛泽东为苏联充当间谍。”（安娜. 彼得罗索娃《毛最后的秘密，中共领袖的传记中鲜为人知的细节》，莫斯科，2004，《百年》杂志）&br&1948年年终，共军控制了东北地区战场的主动权，他们依托东北，在中国北部、中部和南部发动总攻。苏共派遣的顾问也出现在共军部队中以协调他们的军事行动，并付出了生命的 代价。俄罗斯历史学家В.杰里岑在他的《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78页）一书中披露，“在一个居民点上，一发炮弹击中一种一辆汽车，3名苏联军事顾问阵亡，一名中校，两名少校。翌日，在同一地点，切廖姆什金上尉触雷身亡。仅在1948年12月，旅顺苏军野战医院便救治了15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都是因参加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而负伤的。”&br&中共虽然战绩不菲，可是毛泽东依旧觉得与国民党的军事博弈并不轻松，他要求苏共援助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是他决定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的主要意图。“毛希望和斯大林探讨中国的局势，以及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期望得到斯大林的答复，主要期望得到实际上的援助：武器、弹药、其他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很多东西。”（《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117页）后来，毛泽东前往莫斯科的行程一拖再拖，斯大林遂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看个究竟。俄罗斯历史学家В.杰里岑在他的《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78页）一书中谈及米高扬密访中共大本营西柏坡的目的时，用了“检查之旅”的字眼，足以反映出当时斯大林对中共的怀疑和防范心态。米高扬返回莫斯科之后，向苏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他中国之行的书面汇报，里面面是说了好话的：“1948年年终，中国共产党人的战斗行动展开迅速，进展良好。在中国北部进行了决战。得到了我们全部给予中国的、70万日本关东军武器的中国革命军，向北京方向的中国中心挺近。”( А.列托夫斯基文集，54-55页)&br&1949年2月，毛泽东向苏联借债3亿美元，希望苏共提供日常必需品、石化产品和汽车（他提出的具体数字是3000辆）等物资。他还特别提到希望得到白银，以便在中国发放硬通货币。当然，毛泽东对苏共是否会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发放这么一大笔有偿债务，心里也没底。他曾经说：“3亿美元是我们的请求，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会给我们这个数额，或多或少，假如你们不给，我们也不会生气。” （В.杰里岑，《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79页）“中共的领导人甚至表示希望从1949年开始在随后三年的时间里分期得到这笔巨款，并说，他们将来会连本带利偿还这笔债务。” ( А.列托夫斯基文集，73页)&br&周恩来说得更加具体，希望苏联提供共产党军队极其匮乏的反坦克武器（那时解放军里只有150件这样的武器）。还希望苏联提供重型坦克（那时共军的作战坦克最重的不超过15吨，徐州缴获的70辆坦克，大部分都已损坏）。他还说，共产党部队还希望苏联提供制造军火的原材料，比如梯恩梯等。苏联最好连军事专家带设备一起提供。此外，中国急缺善于组建军队、实施军事教学和组织后方以及军工生产的苏联顾问。对此，苏联政府代表的答复是：“我们原则上同意帮助组织军火生产和派遣顾问，但是关于高射炮和反坦克炮，我无可奉告，有待禀告莫斯科考虑。”（ А.列托夫斯基文集，71-72页)不久，周恩来又向苏联伸手：“我们想要钢轨、液化石油气、大约5000辆汽车和其他产品……” （ А.列托夫斯基文集，71-72页)&br&日，斯大林会见中共代表团，中国向苏联借贷的事情才算有了眉目。当时会见现场的苏联速记员速记的内容如下：&br&“关于借贷。斯大林同志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签订这样的协议在两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年息为1%的3亿美元贷款将以设备、汽车和其他材料、货品的形式，按每年6000万的数额，分5年提供。&br&中国将在贷款全部提供完成之后10年内偿还贷款。为此，斯大林同志说，毛泽东在给他的电报中说，1%的年息对于这笔贷款来说太低了，应当提息。” （ А.列托夫斯基文集，85-88页)&br&斯大林在谈完贷款问题之后说：“我们还准备向你们提供上海黄浦江江面的扫雷援助，包括专家（我方很多）和扫雷艇。我们还可以向满洲政府出售几艘扫雷艇，并且在大连、旅顺和弗拉基沃斯托克为扫雷培养中国水兵。”斯大林还开玩笑说：“可以把他们（被培训的中共水兵）卖给中央政府哦。”他还慷慨地表示，苏联可以为中共提供40架歼击机，以消灭马步芳的骑兵。他还想帮助帮助中共建立海军，打捞中国近海的沉船，并协助修理。特别是，斯大林表示他愿意为中共组建空军：“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一个飞机装配厂，我们可以给你们最先进的战斗机，想要捷克的，想要俄国的都行，目的就是你们用这些飞机培养自己的空军干部。 ” （ А.列托夫斯基文集，85-88页)&br&由此可以看出，上个世纪40年代后半叶，国民政府军队与之作战的，早已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共部队，而是被斯大林的机枪大炮和飞机军舰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作战。更有甚者，根据В.杰里岑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在中共军队中的苏联军事顾问（包括军官和士兵），就有102人阵亡，700人受伤（不包括受伤后死亡的）。此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中共军队进攻沿海港口的战斗中，苏军还出动军舰掩护港口工人的日常作业，以及从保护苏联源源不断地给共军输送弹药和补给船只。共军内战中所需要的一切几乎全部来源于苏联。另外，几乎每支中共部队都配备10名左右的苏联顾问，协调各个部门的行动和保证战斗分队的效率。（В.杰里岑，《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86-285页）&br&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不久，特别希望借用外力将远遁台湾的蒋介石斩草除根，希望将美苏卷入台海战争。中共基于国力不强和军力不足的原因，希望斯大林持续提供更多的军援。毛泽东在给当时中共驻莫斯科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中这样说：“……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我们希望你们为此与斯大林同志交换意见，苏联是否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就是在6个月的时间里，为我们在莫斯科准备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场务技术工人。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用于攻克台湾的军事战役使用的100-200架战斗机，40-80架轰炸机。）在组建海军方面，我们也希望苏联帮助我们。我们建议，明年下半年，即我军对台湾发起进攻的时候，除西藏之外，整个中国大陆都将为我所占领。”（《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109页）&br&毛泽东一席话，又让斯大林觉得这里既有空可钻，也要慎重行事。他先是狡猾地对毛泽东说：“军援是不可排除的，但是援助的形式要考虑。这里主要的是不给美国人以口实。至于说，司令部工作人员和教官，我们可在任何时间派出。其他问题要考虑一下。” （ А.列托夫斯基文集，125页)然而，斯大林并没有派遣苏联军事专家前来中国，而仅仅将已经派来的航空团驻华时间加以延长。该团团长是苏军卫国战争时期曾经建功立业的伊万科热杜，他的航空团先是被派往援助中共抗击国民党军队，后来又参加了朝鲜战争。毛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感谢。他恳求斯大林，希望这支苏军空军为刘伯承进攻西藏提供支持。在俄罗斯人眼中，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善于耍滑头和献媚的东方市侩，因为他知道，斯大林喜欢他下一步的行动。果然，他讨到了斯大林的欢心：“你们准备进攻西藏，这很好。应该把西藏人控制在手里。” （ А.列托夫斯基文集，135-136页)&br&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对毛泽东承诺：“苏联和中国永远是兄弟。”毛泽东听罢满心欢喜。此后，中共请求莫斯科援助的呼声渐高。不久，即1950年1月，周恩来访问莫斯科，多次会见斯大林落实援助问题。其部分会谈纪要根据当时克里姆林宫的俄文笔录整理如下：&br&“斯大林问：依靠苏联发往中国可武装六十个师的武器装备，多少个师已完成整编？周恩来解释道，十个师已经得到了武器装备，三个师的装备转交朝鲜人，七个师的装备用于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军队。斯大林问，（如果）需要制造用于三英寸口径火炮和高射炮的122毫米炮弹的机床，我们可提供帮助。（ А.列托夫斯基文集，156页）斯大林还像以往一样，没有立即答应周恩来为中共提供10个高射炮团的请求，因为，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下”。周恩来还提出，中国需要750名苏联经济专家，140名苏联教师和工作人员支援中国的教育和其他领域。&br&此外，会谈中还提到了从大陆内地到西藏的空中运输问题。中共提到希望苏联支援带氧气设备和防冰冻的四引擎的运输机。因为，中共原有的双引擎飞机根本飞不到拉萨，飞五分之三的路程就得降落。周恩来希望苏联支援中国20架四引擎运输机，以确保完成对西藏的军事行动。&br&1950年，苏军中将巴基茨基（П.Ф.Батицкий），受斯大林委托和中共之邀率领苏联防空部队顾问团抵达上海。他在苏联号称“冷面将军”，心狠手辣，曾经亲干掉了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br&1950年2月，巴基茨基乘专机飞抵上海走马上任。 说起当时的上海，俄罗斯作家舒金在他的作品中写道：“蒋介石的空军系统地轰炸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对大型工业中心和几百万人口的、最重要的中国港口上海实施猛烈的突袭。轰炸导致建筑和设施损毁，造成人员伤亡。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向苏联政府求援，以改善上海空防。”（A.舒金《巴基茨基将军的故事》，莫斯科，2001，第201页）&br&根据作家舒金的描述，巴基茨基甫一抵沪，便立即开始视察空防，他很快就发现，此前由苏联空军和解放军联合建立的所谓空防，几乎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解放军的高炮部队、苏军的战斗机、雷达系统和通讯系统尽管参加了防空战斗，却在蒋军的猛烈轰炸之下，七零八落，毫无成效。解放军的炮兵要不就是因为苏军战斗机起飞，担心误伤而不敢开炮，要么就是苏军飞机升空了还在盲目地对空射击，共军防空完全没有章法。后来，巴基茨基不仅对上海整个空防部队进行了重新部署，还特别对解放军各级领导机构进行了梳理，为中共军队制定了他的一套与苏联军事专家协同作战的军事领导模式。上海空防初具成效后，巴基茨基的领导体系经验和空防部署模式，还被用于北京、东北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空防改造。&br&1950年3月之后，苏联军事顾问团全面接管了上海防空，蒋军的轰炸机遭到解放军和苏军的联合围歼。与此同时，苏联军事顾问团立即开始培训中共战斗机飞行员，他们的培训课程甚至就在作战飞机上展开。当时，苏军在上海空防部署的作战飞机是米格-15，驻沪苏联军机计有238架，后来这些飞机全部交与中共，成为中共空军首批作战飞机。（Г.克里沃舍娃《俄罗斯和苏联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空军损失，统计学研究》莫斯科，页）
？？？？？啥叫全力援助？非得亲自出兵吗？军事经济援助不算全力援助？？？ 解密档案美为啥不直接介入国共内战 原题:“1947年的合纵连横” 1947年，距离1948年的“三大决战”仅一年。这一年，无论对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来说，都是太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1…
&p&核心只有一点:毛泽东抓住了战争的本质与规律，并利用其超强的实践能力将其熟练应用。这是军校里教再多也不一定能学会的东西。&/p&&p&如果看毛选多了，就会发现老毛这个人有个习惯。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都要从最根本开始说起。这是他从年轻就养成的习惯，引用他写给黎锦熙的信为例。&/p&&blockquote&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 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blockquote&&p&这段内容可以清晰的看出毛一直在寻找“本源”。那时的他还很迷惑，不知道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在哪，直到遇见了马克思。老毛最后选择马克思，不是头脑发热，是老马解决了他心中最大的问题:本源是什么？自那之后，老毛就开始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世界上的一切。把一切的本质与规律都给慢慢的找了出来。比如毛选开篇第一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可以把这段话戏称为革命第一定理。这二十六个字可以说把辛亥革命以来的绝大多数问题都解决了。辛亥革命为什么成功？成果为什么被窃取？孙中山为何一直失败？共产党为什么组织不起大规模革命？我们怎样才能革命成功？无数关键问题都可以从段话里找出答案。&/p&&p&这就是找出“本源”的好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变得如此简单。老毛用这个定理推出了最关键的结论:革命必须联合农民。老毛因为这个结论数次被批评，被打成少数派，也因为这个结论而成功领导了中国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成立了新中国。理论的先进并不是成功的所有，还需要另外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实践。老毛这个人实践能力可以说是亿中无一。到一个地方，做一件事，总是要把需要的方方面面都调查清楚再进行。事成以后，还要反反复复的总结经验教训。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提升理论。这二者形成了一个无可阻挡的正循环，也正是在这种体系的带领下，共产党才超越他的一切前辈，完成了历史使命。&/p&&p&革命是如此，战争也是如此。老毛将自己的战争思想体系集中体现在了两篇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老毛在其中系统阐述了战争的本源是什么：&/p&&blockquote&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形式。&br&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blockquote&&p&再以这个本源为基础，开始阐述宏观层面上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战争的规律是什么，战争的性质是什么。再由大入小的阐述微观层面上我们该如何防御，如何反围剿，如何撤退，如何反攻，怎样集中兵力，怎样打运动战，怎样速决战等等以及为何要这样做。&/p&&p&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战争。革命早期，许多军官和战士持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战争就是打垮敌人，打赢了就一切顺利。很遗憾他们未能透过战争的表象看到战争的实质，他们无法理解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该怎么打。举个例子，毛在井冈山关于军事有两点区别于他人的理解。第一:要持续建设根据地。第二:尽量避免非歼灭战的战斗。很多人对此非常不解，打仗就打仗，建设什么根据地啊！打跑敌人就行了，干嘛非得要歼灭战？我们来看看老毛是怎么说的:&/p&&blockquote&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⑴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br&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br&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br&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blockquote&&p&水平就是高啊！当大家还沉浸在建立根据地和打胜仗的喜悦时，老毛已经敏锐的意识到了未来的问题与危机。打仗的本质是什么？为了革命胜利！这个目标还太远，就说当下打仗是为了什么？很简单，保护根据地，保护革命火种。只是没头苍蝇的到处乱打是保护不了根据地。红军本身力量单薄，根据地大多又是在山上或者偏僻的地方，这里物质缺乏，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红军每次战斗后既不能得到有效休息，也不能及时补充装备与兵员，有时甚至吃饭都是个大问题。如果只是打仗而不做建设工作，那红军只会越打越累，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弱小的红军能保护根据地吗？当然不能！所以我们要建设根据地，自给自足，维持日常与损耗；所以要打歼灭战，因为只有歼灭战才能迅速得到大量物质缴获和兵员补充。其他非歼灭的战斗只会耗损己方的力量。敌人有仓库有兵工厂补充，红军拿什么补充？&/p&&p&这就是老毛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得到的面对现实种种困境的解决办法。从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逻辑清晰，从大到小，层层递进。事实上，一切都是按照他的剧本在走。四次反围剿后，因为疏于根据地建设，又加上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五次反围剿直接被撵出了老巢。之后由毛统领全局，这两条被迅速执行，红军也才因此日益强壮。&/p&&p&毛透过一切现象抓住了战争的本质。再从这个本质探究战争的规律然后为己所用，针对现实制定了各种战略与战术。所以我们可以从毛选中多次看到毛一次次的预言战争的发展，并且事实一次次的证明他的正确。这样一套体系加实践，安有战而不胜的道理？打个比方，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蒋 校长（前后各空一格表示尊敬）只能从这个现象知道苹果熟了，秋天到了。老毛却能从这个现象想到更深的东西，什么力量把苹果摘下来的？这个力量是什么？然后苦思冥想写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再用这里面的定理去解释天地万物，并且利用这万千世界。你说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