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体育课跑步的时候突然感觉头晕目眩眼黑，面色苍白，冒冷汗_百度知道
在上体育课跑步的时候突然感觉头晕目眩眼黑，面色苍白，冒冷汗
在上体育课跑步的时候突然感觉头晕目眩眼黑，面色苍白，冒冷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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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色苍白等.9 mmol/L即可诊断低血糖，口服糖水、含糖饮料。低血糖症是一组多种病因引起的以静脉血浆葡萄糖（简称血糖）浓度过低，临床上以交感神经兴奋和脑细胞缺氧为主要特点的综合征。低血糖的症状通常表现为出汗、饥饿、心慌、颤抖、饼干、面包。建议您出现症状时监测血糖。如果确诊是低血糖造成的，对于轻中度低血糖，严重者还可出现精神不集中、躁动、易怒甚至昏迷等，或进食糖果、馒头等即可缓解你好，结合您的描述，多考虑低血糖造成的可能。低血糖是指成年人空腹血糖浓度低于2.8mmol/L。糖尿病患者血糖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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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丽灿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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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丽灿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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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丽灿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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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丽灿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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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丽灿医生
任丽灿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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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丽灿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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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丽灿医生
任丽灿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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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丽灿医生
低血糖出现不一定一直都会出现，有可能在饿或者没有休息好情况下，或者躺在休息忽然站起来也会导致低血糖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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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文学》第三期 散文
　　李乃洁，1937年出生，吉林省梨树县人。曾当过兵，作过小学教师。196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任吉林省财贸学院教师，中共吉林省委财贸干事，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处长，中共怀德县委副书记，公主岭市（地级）副市长，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吉林省财政厅副厅长，1991年任财政厅厅长。1994年兼任吉林省地税局局长。1997年10月离开行政岗位，出任吉林省证券公司董事长。2003年3月退休。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六届吉林省委委员。吉林省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常委。
　　我的爷爷
　　爷爷在我不满三岁时便因病故去了，因此，他在我的头脑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里关于爷爷的一些记述，主要是小时候听父辈们说的。
　　我家祖籍山东登州府。我爷爷的爷爷跟着屯邻从山东老家逃荒来到东北，在梨树县城西边二十多华里的乌拉把街(现为喇嘛甸乡柳树营村)安家落户了，靠租种大户人家的土地为生。到爷爷出生时，家里的大人孩子，似乎基本可以吃饱饭了。
　　爷爷七八岁时被送进私塾念了几年书，不仅能够读书写字，还学会了打算盘。因此，爷爷十几岁就被送到县城一家商店学徒。由于有了几年私塾的底子，再加上他本人勤奋好学，没用几年时间，爷爷就成了账房先生。后来，他与另外两个人合伙开了一个叫“三合记”的粮米铺，由于经营得法，赚了几个钱。爷爷用赚来的钱，在县城买卖大街西头购置了一个前后有十二间房子的院落。这时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已故去，爷爷也娶妻生子，并且也与几个哥兄弟分家另过了。他就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到县城。我就出生在爷爷购置的这个院落里。
　　“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侵占东北后，买卖就不大好做了。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统治者对中国人实行粮食配给制。普通老百姓平时只准吃粗粮，即高粱米、小米、苞米面等，城里人主要是配给由粮米厂统一加工的很粗的高粱米，并美其名曰“文化米”。发现谁家吃大米、白面，就打成经济犯，经营大米、白面更不用说了。这样，爷爷他们就只好把粮米铺关了。
　　后来，爷爷不知通过什么门路，居然在县城北边、离县城四十华里的榆树台镇税务所谋了个差事，不久还当上了所长。虽然这税务所没有多大，也就五七个人，但毕竟是个收税的部门，而且爷爷还是个所长，收入也还可以。爷爷能混上这样一个差事，自然得益于能写会算(因为当时东北的小县城里会写字算账的人很少)，但也与他喜欢交际、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分不开。
　　爷爷无论是自己做买卖，还是在税务所做事，都很注重交际，在场面上也比较讲究。逢年过节，爷爷都不忘给那些有用又够得上的有权有势的人家送礼，或者请人到家里吃饭。
　　大概是出于交际的需要，爷爷很注重家里的家具和摆设，一有钱就购置一些看着像样的家具。爷爷奶奶住的房间里，有春节供奉祖宗的八仙桌，桌子两边各放着一把高靠背的木椅。在老式木柜前摆放着宽大的条凳，上面铺着狗皮褥子；炕上总是铺着缝有布面的毡子，炕的中间则摆放着紫檀色的小炕桌，以供客人坐在炕上喝茶用。爷爷不吸烟，可是却置备了一个铜质水烟袋，是专供客人用的。爷爷还购置了一个铜火锅和一个专供吃火锅的方桌，以备春节期间请客用。每到大年除夕，八仙桌靠着的墙壁上就挂上带有图像的家谱，桌上则摆着擦拭铮亮、盛着供品的锡制供器。父亲和叔叔们多次对我说：“你爷爷在世时，总是愿意购置家庭摆设，而你奶奶则总是想积攒钱买地。”奶奶用平时过家节省下来的钱，在老屯买了五垧薄田。
　　爷爷平时也很注意与邻里搞好关系，对生活非常困难的左邻右舍，给予一定的照顾。爷爷常说，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最重要。他还告诫父亲、叔叔：无论是张作霖当政，还是日本人当政，咱们小老百姓要想混碗饭吃，都只能逆来顺受，老老实实做事。
　　爷爷把家搬到县城，只住了他买的院子里六间上房中的四间，其余都出租。租房户家境大都比较困难。这些人家，有的是本地的，有的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对交不起房租的房户，爷爷就告诉家里人少收或免收。住在临街平房的一户姓马的人家，就是从山东老家逃荒来的。两口子带着四个孩子，就靠男的挑八股绳(用扁担和绳子替人家挑东西)挣钱糊口，生活非常艰难。爷爷就不让收他家的房租，逢年过节，还打发人去看看。有一年大年三十，马家因没钱，什么年货也没置办。爷爷知道后，让叔叔给送去几斤面和一条子猪肉，还有几副写好的对联和福字。爷爷说：“大过年的，怎么也得让人家吃顿饺子，光大人还好说，还有好几个孩子呢!”
　　爷爷大概觉得，自己能生活得好一些，都得益于小时候读的那几年书。因此，他也很注重子女的教育。爷爷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到了读书年龄，都送他们到学校读书。爷爷的大儿子，即我的伯父（东北人习惯称大爷），很小就过继给了我四奶。因为四奶年轻守寡，膝下无子女。四奶守着几垧薄田住在农村，这伯父只读了两年私塾，就在农村务农了。我父亲和大姑都读到中学，三叔不愿读书，爷爷为此没少打他，后来实在没办法，小学毕业后送到城里一家鞋店当学徒。爷爷故去后，家境愈来愈差了，我二姑就只读了小学，老叔、老姑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就辍学了。
　　爷爷注重读书，因而也就更喜欢愿意读书的子女。父亲和大姑在兄弟姐妹中最愿意读书，成绩也比较好，爷爷也就最喜欢父亲和大姑。在那个时代，一般只注重对男孩子的教育培养，对于花钱送女孩子上学，多数家庭不甚重视。爷爷对子女则一视同仁。我的大姑很愿意念书，学习成绩也好，小学毕业以后又考取了国高(日伪统治时期的中学)，爷爷就供她继续上学。爷爷故去时，大姑只念到国高二年级(那时国高是四年制)。奶奶不主张让大姑继续读书，奶奶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不如早点找个婆家。奶奶不但这么说，而且也开始行动，张罗着给大姑找人家。大姑一气之下，便和一个同学背着奶奶跑到辽阳市，考上了一家日本人开办的纺纱株式会社，当了一名职员。当然，最后大姑还是没有逃脱奶奶给她设计的婚姻陷阱。
　　爷爷病故时只有五十几岁，是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的。爷爷的丧事，在那个年代算是办得很风光的。我时常听父辈们说：你爷爷过世时，在家停了七天，每天都有来吊丧的人。这似乎也说明爷爷在世时人缘很不错。爷爷死后，我们的家境就每况愈下了。我记事后，多次听姑姑和叔叔们说“要是你爷爷在，这事情就好办了”，“要是你爷爷在，这事就不会弄到这样”，“要是你爷爷在，咱家也不会过到这个地步”，等等。然而，爷爷毕竟已经不在了。
　　我的奶奶
　　妈妈在世时，我和奶奶接触并不多。那时我们全家住在爷爷买的六间上房靠东边的四间里。这四间房，西边两间是里外屋，最东边是一间，当中的一间是灶房兼过道，我们当地习惯称“外屋”。奶奶住在西边两间的外间，里间是我三叔、三婶和一个堂弟住，两个姑姑和奶奶一起住。妈妈带着我和小弟弟住在东屋，一个最小的叔叔，按照奶奶的规定由妈妈伺候，也和我们住在一起。爸爸当时一个人在乡下小学教书，平时很少回家。大姑在辽阳市的一家日本人开办的纺纱株式会社做事，只有年节才回来。
　　那时，我们全家在一起过，吃的是一个锅里的饭菜，由妈妈和婶婶轮流做。平时，奶奶和叔叔、姑姑在奶奶炕上的一张大饭桌上吃，爸爸回来也要和奶奶一起吃；妈妈和婶婶，以及我们孙子辈的则分别在自己屋里吃。但奶奶吃饭时，妈妈和婶婶谁负责做饭，谁就在一旁伺候，直到奶奶那张桌的人吃完，并且得把饭桌收拾利索了，才能回到自己屋里吃饭。平时我只在妈妈屋子里玩，很少到奶奶屋里去，因为见到奶奶总有几分惧怕。
　　爷爷在世时，自然爷爷是一家之主，但家庭生活的具体事项则由奶奶说了算。爷爷故去后，家里家外就自然都由奶奶一个人做主了。奶奶个子比较高，并有一双天足(在奶奶那个年代，女人差不多都裹脚，对少数不裹脚的，人们称谓“天足”)，走起路来很快。妈妈去世后，奶奶有时外出办事带着我，我只有小跑才跟得上。奶奶出去，一是参加亲朋好友或左邻右舍的红白喜事，再就是求人办事。妈妈在世时，奶奶从未带我出去过。妈妈故去后，大概是看我没人照顾，奶奶才带我出去。在我的印象中，奶奶总是很忙，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外面去。跟奶奶出去，若是参加红白喜事，我就可以坐席吃顿好的饭菜；若是到亲朋好友家，有时也会吃到好的东西。尽管如此，我打心里是不愿意跟着奶奶的。这是因为妈妈的死与奶奶有直接关系。
　　妈妈是1942年初春、农历正月廿九去世的。那时我只有四岁半。妈妈去世的前一年，爸爸调到了县城西南二十多里的老城窝堡小学。这所小学，是一个只有五十几名学生的初级小学。五十几名学生分四个年级，只有一个教室，教师只有爸爸自己。爸爸去了以后，按照他前任的办法，把妈妈接了去。妈妈自然得把我和不到一周岁的小弟弟带去。这样，妈妈既可以照顾爸爸的饮食起居，又可以义务担当学校的杂役。
　　妈妈去了不久，买了一头小猪。在妈妈的精心饲养下，冬天就长成一百多斤重的大猪了。进了腊月，学校就快放寒假了，认为时机已到，妈妈就求人把猪杀了。按乡里的规矩，杀猪要请左邻右舍吃饭的，但妈妈很节俭，只煮了十来斤腰条肉和一些血肠招待客人。妈妈说：“咱家自打你爷爷死以后，这两年过年都没杀猪，这回咱们第一年出来单过，还杀了猪，怎么也得把这猪完完整整地拿回家去，好让你奶奶她们高兴高兴。”学校放假了，爸爸向乡邻借了一辆马车，妈妈把一块块早已按照部位切开冻好的猪肉放在麻袋里装到车上。然后，妈妈、爸爸、我和弟弟一起坐上大马车，冒着刺骨的寒风，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我们到了家，全家人都很乐和。没有几天，就过大年了。不知什么原因，当时我们家过春节有个规矩：初一至初三全家都吃素，初四以后才能吃荤菜。初四一大早，奶奶就张罗要煮肉，并亲自到南院仓房的大缸里翻妈妈带回来的猪肉。突然，奶奶从仓房回到灶房，带着一脸怒气质问妈妈：“你不说整个猪完完整整都给我拿回来了吗?四个肘子，怎么就剩三个了？那个前肘子哪儿去了?”正在烧火做饭的妈妈规规矩矩地回答说：“回来时，是我亲手装的麻袋，四个肘子一个都不少啊！”奶奶一听更火了，大声冲着妈妈喊道：“你当我不识数啊!三个四个我数不清？”随着话音，奶奶拿起一个盛饭用的泥瓦盆，使劲摔在地上，盆被摔成了十几片。妈妈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回到自己屋里，顺手关上门，趴在炕上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哭，那哭声饱含着十分的委屈。
　　这一天，妈妈一直没有起来，也没有吃东西，奶奶也一直阴沉着脸。除了小叔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外，再没有人过来看妈妈。家里人都很惧怕奶奶，连爸爸也不例外。那天下午，三叔去了仓房好一会儿，回来小声地向奶奶说：“那猪肘子是四个，刚才我去仓房里又数了一遍。”奶奶瞪了三叔一眼，没好气地说：“就你识数!”此后，再没有人敢吱声了。
　　第二天，妈妈说脑袋疼，但还是照常起来干活。初六早晨，妈妈伺候小叔、弟弟和我吃完早饭，让小叔到外面叫一辆马车，带着我和弟弟，坐车去姥姥家了。姥姥家住在东门里，我们用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妈妈到了姥姥家，还是头疼，而且发高烧，浑身难受。舅舅请了中医，抓了几服药让妈妈吃。几天过去了，妈妈的病仍不见好转。后来又找西医看，说妈妈得了急性脑炎，并每天给打针。可是，妈妈的病仍不见好转。这时姥姥着急了，跟我说：“你妈病成这样，你爸爸也不来看看，你们老李家没人了?”说完，打发人去我家捎了个口信。第二天，爸爸到姥姥家来了，见妈妈病得确实很重，便决定把妈妈接回去。姥姥也没有阻拦。大概是因为姥姥家的两个舅舅都已娶妻生子，一大家子人，妈妈继续病在姥姥家，也有很多不便。再说按当时的习俗，嫁出去的女人是不能死在娘家的。
　　妈妈回到家以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严重了。大概是由于持续发烧的原因，妈妈排不出尿，老舅听说后，请来了县城最好的医生诊治。医生说，必须马上给妈妈下导尿管导尿，否则就很危险。可是奶奶说什么也不让。她认为，一个年轻女子的下身是不能让外人给插管子的，何况是个男大夫，那就更不行。结果没过几天，妈妈便与世长辞了。
　　后来我听说舅舅们曾提出上法院控告我的奶奶，但姥姥不让。姥姥说：“人都死了，告有什么用，再说还扔下两个孩子。”妈妈死后的几年，一提到妈妈，姥姥、舅舅、舅母就说：“不是你奶奶，你妈就不会得那种病，得了病也不会没的那么快。”姥姥多次说过：“哪有大年初四摔盆的，那不就是摔丧盆吗？”姥姥还说：“早知道你奶奶那样，我决不会把你妈许配给你们老李家。”
　　要不是因为奶奶，妈妈不会死。这个看法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远也抹不掉的烙印。
　　妈妈去世后不久，爸爸就一个人回到农村小学教书去了。我由于感冒发烧，后来又染上了伤寒病，直到五月才好。一周岁多的小弟弟，由从未照顾过小孩的二姑照顾。过了不到半年，弟弟由于拉痢疾，没有及时治疗，也很快没了。弟弟的死，更加重了我对奶奶不好的看法。在我的印象中，奶奶并不喜欢弟弟，从未看见奶奶抱过弟弟，奶奶还说过弟弟“是个累赘”的话。就是在弟弟病得很重时，奶奶也没有张罗请医生，只有二姑和三婶在家里找出过去别人吃剩的药给弟弟服。人们都说，弟弟的病如果及时找大夫看，是不会死的。
　　奶奶似乎还喜欢我，有时高兴了，就说：“大孙子，到奶奶这儿坐一会儿。”有时看见我的脸手弄脏了，便喊姑姑或叔叔帮我洗干净。但在我的内心里，和奶奶总是有一层厚厚的隔膜。平时只要奶奶不叫我，我总是躲她远远的。
　　妈妈死了不到一年，奶奶也病倒在炕上。奶奶得的什么病，我始终不清楚，就听说她成天喊腰腿疼痛。因为那年春天我就让父亲接到了喇嘛甸，也没在梨树老家。直到奶奶病危时，我才随父亲回来。回来就见奶奶瘫痪在炕上。在她临终的前几天，总是说胡话。一天，她叫我到她跟前，拉着我的手说：“我对不起你的两个妈啊!”说着她眼角流下了几颗黄豆大的泪珠。奶奶的话使我很受感动，但更使我迷惑，怎么说“对不起”我的“两个妈”呢？这个问号，我一直想把它解开，但又不知问谁好。
　　奶奶死后的第二年，我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一天晚饭后，只有三婶和我两个人坐在三婶的屋子里唠嗑，说到我母亲的死时，突然想到奶奶临终前几天对我说的话，我便问三婶：“奶奶怎么说对不起我的两个妈呢？”三婶告诉我说：“你爸爸在娶你妈之前，就曾娶过一房，你那先房妈到咱家，你奶奶就看不上人家，总给气受，才过门一年多，就跳井死了。”
　　直到我十几岁，爸爸才向我说了先房妈妈的事情。后来，我的大姑也向我讲述了奶奶如何给先房妈妈气受，先房妈妈如何被逼自杀的经过。
　　原来爸爸上中学时，奶奶就给订了婚。女的是城西农村的，是奶奶亲自选的，奶奶认为农村姑娘能干活。但爸爸和我的先房妈妈结婚后不久，奶奶就看不上人家，说人家粗手大脚，走路干活动静大，做针线活针脚也大，做的饭菜不可口，不是咸就是淡，甚至把做好的饭菜摔在地上。本来爸爸和先房妈妈感情很好，后来，奶奶竟然不让爸爸和先房妈妈在一起。爸爸结婚时正在四平师道学校读书，每当放假回家睡觉时，奶奶就亲自给铺被褥，让爸爸睡在炕头，让先房妈妈睡在炕梢，中间用东西隔开。开始用裤腰带，后来改用炕桌，再后来在炕桌上放一个装满水的饭碗，第二天早晨起来要检查，看碗里的水是否洒了。爸爸对奶奶，从来是言听计从、逆来顺受的，正如他自己说的：“睡觉时我把身子紧靠在炕头的墙上，生怕翻身时把碗里的水碰洒了。”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农村妇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有用死来表示反抗。他们结婚不到两年，爸爸暑假结束，返回学校的第二天，先房妈妈便跳井自尽了。
　　奶奶对我的三婶娘要好一些。因为三婶的娘家是城西南条子河村有名的大户人家。三婶的父亲，每隔一两个月就骑着大洋马来我们家看看，并多次警告奶奶：“谁要是给我姑娘气受，我就找人把他的腿打断了。”后来听父亲说，他的奶奶也是很厉害的。奶奶在年轻时也受过她的婆婆的气。“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奶奶一旦当了婆婆，自然也要施展婆婆的威严了。
　　感受伟人的细致与非凡
　　孙国府
　　孙国府，中共党员，日出生，籍贯河南，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曾任财政部党组秘书、办公厅部长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国财经报社社长。
　　毛主席听取财政部工作汇报
　　毛主席在发表《论十大关系》之前，从1956年2月至4月，在中南海颐年堂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日，毛主席与中央其他领导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起听取了财政部工作汇报。财政部由副部长金明主汇报，汇报内容共分六个部分：一、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财政计划的执行情况；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财政收入；三、加速资金积累速度的问题；四、合理分配和节约地使用资金的问题；五、健全各级财政管理制度的问题以及国家预算和银行信贷计划相互结合的问题；六、加强政治工作。
　　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认真细致,不断提出问题，发表评论和意见，从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反映了他的一些重要思想、理论观点，特别是有关财政经济的一些思考和见解，读来深受教益和启迪。
　　“这是几年来中国人民财政历史的真正面貌”
　　毛主席对财政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如何更好地改进工作方式方法等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听取了“一五”、“二五”计划期间的有关财政收支执行和预计情况汇报后，毛主席问到：“自从1950年以来，每年的财政收支数字是多少？”毛主席听了回答后指出：“我们从1950年60亿起家（注：指当年财政收入），亿元，这是几年来中国人民财政历史的真正面貌。”当汇报到“为了使国营企业更好地关心本身的收入，有利于企业的经济核算，拟从1956年起，对国营企业开始推行周转税，同时逐步推行用利润和折旧金抵顶支出的制度”时，毛主席说：“财政部门现在已注意向经济部门要钱，以上这些办法过去没有听说过，可以看出工作比过去有进步。”毛主席接着问到：“为什么实行这个制度？”毛主席听到回答后说：“这是采取朝三暮四的办法，喂猴子，钱还是那么多，但是喂了猴子又能使猴子高兴，这个办法很好。”当汇报到测算第二个五年计划财政收入所依据的几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指标（注：汇报材料中的统计表只列了1957年和1962年两年的产量指标）时，毛主席指出：“这个表有用，做得好，应当搞一个六年的历史比较表，并且应当把电力、糖、重型机械等等指标加进去。”
　　“注意，这就是我们的家底”
　　毛主席对我国财政经济状况非常关心，对提高财政收入寄予期望。
　　当汇报到“截至1955年底，国营企业、社会文教事业单位、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以及国防系统的固定资产总值共为508.34亿元”时，毛主席问：“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合营以后,他们的固定资产是多少?”听完回答后毛主席说:“把这一部分和现在的国家固定资产总值加起来还不算多，不过只有200多亿美元，和四大家族财产比，不算多。注意，这就是我们的家底，搞了几年，只有这样多。”当汇报到1956年拟定的预算控制数为303.25亿元，实现了“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7年的收入指标时，毛主席问：“1956年总收入303亿元会不会超过？”陈云同志回答：“不一定，收入可能少收，因为收入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但是支出是花不完的。”毛主席接着又问：“既然花不完，为什么支出打这么大呢？”周总理回答：“正是因为花不完，所以今年要多安排一些支出，以免年终结余过多。”当汇报到关于“三五”计划的财政收入问题目前尚无核算根据时，毛主席指出：“对第三个五年收入计划，也可以估计一下，要有点浪漫主义，不怕主观主义。”
　　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强调不要轻易削减生产。他指出：“计划是死的，人力和物力是活的，只能一死一活。现在不是说猪多、猪鬃多了吗？结论是不要轻易削减生产，有些产品生产多了，不要怕。”
　　“这个政策可以，比较稳当”
　　由于农民负担问题，既关系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也关系到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毛主席对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非常关注，强调要兼顾到国家和农民两方面的利益。
　　当汇报到1952年―1956年各年的农业产量和农业税情况时，毛主席问到：“1952年以前的各年数字是多少？”毛主席听后说：“1955年农业丰收，但农业税负担比1954年减轻了，所以‘万岁’就来了。1956年是否能够搞到431亿斤（注：指农业税及附加预计数），要看农业生产情况如何。”当汇报到根据有关情况分析，“今后在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和农副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农民负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时，毛主席说：“讲来讲去，目的就在这里。适当提高农民负担，我是赞成的。”当汇报到计征农业税的产量和实际产量差距很大，一般低30%时，毛主席说：“这也有好处，这样农民可以富一点，你们也好打主意。”当汇报到测算的1957年和1962年全国农业及副业净产值、农民农业税负担和其他开支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时，毛主席说：“这个政策可以，比较稳当，每年农业投资不少，农业生产是会发展的，在增产的基础上虽然要向农民多要些，但给农民留下的，也比过去多了，这是可以的。”当汇报到“为了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民除了农业税收等负担外，还要另外出一笔钱”时，毛主席指出：“如果加上为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农民负担的开支，在1956年农民扣除农业税负担和其他开支后，每人平均收入是否123元（注：指测算的1962年农民人均净收入），还应当研究一下。”当汇报到拟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比例税制，根据上年实际产量计算按社征收时，毛主席说：“这个办法你们今年可以搞。”
　　“应当把研究机构建立起来，并培养几个博士和专家”
　　毛主席对加强财政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非常重视和支持。
　　当汇报到“关于财政工作如何更好地为发展经济服务研究不够”时，毛主席说：“只讲研究不够还不行，应当把研究机构建立起来，并培养几个博士和专家。”当汇报到“财政部应当经常研究企业完成降低成本计划等情况”时，毛主席指出：“没有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即使年年讲研究不够，结果仍然是年年没有研究。”当汇报到拟成立财政科学研究所时，毛主席说：“这样就很好。”当汇报到“提倡研究经济情况，有计划地解决财政工作中的关键性问题，并组织司局长以上干部深入现场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总结典型经验指导工作”时，毛主席说：“这一条很好。”当汇报到“准备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和改进今后工作的要求，着手草拟国家预算法，以便改进国家预算的设计和管理工作”时，毛主席说：“国家预算还有预算法。”
　　“这是漫天要价，除非有几个金鸡生蛋才行”
　　毛主席对有关部门不顾客观实际盲目提出财政资金需求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并要求财政部正确看待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既要重视又要坚持原则。
　　当汇报到“二五”计划期间财政总收入预计数为2800亿元，为“一五”计划预计执行数的206.65%时，李先念同志说：“第二个五年计划财政支出各部门提出的数字是3800亿元，而不是2800亿元。”毛主席指出：“哪里要得了这么多，这是漫天要价，除非有几个金鸡生蛋才行。”汇报结束时，毛主席强调：“对建设部门意见要注意，但你们也不要一被攻就守不住阵地，全线崩溃。还有地方攻你们‘一级半财政’（注：指中央一级财政是完整的，而地方财政因缺乏主动权，被称作半级财政），什么‘条条不健全’，‘系统财政未健全’。建立起来恐怕要几年。”
　　“工业部门吃‘仍归’的饭，财政部门吃‘但是’的饭”
　　毛主席充分肯定了财政监督检查的作用，并强调发挥好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各自的积极性。
　　当汇报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是为基本建设事业单位服务的，其工作“对于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完成建设计划，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时，有一位领导同志讲到：“按照财政部现在的做法是又少又慢。”毛主席指出：“有一个机关审查一下是好的，只要审查得快，审查得好，是有好处的。”当汇报到“中央各主管部门审核建设预算时，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派人参加会审，以便各种问题能够在上边协商解决并可缩短审核的时间”时，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监查会审就会暴露矛盾。”当汇报到“经过建行审查建设预算后削减下来的资金，仍归主管部门掌握，主管部门有权调剂使用或用来进行预备建设项目，但是财政部门应当监督主管部门及时把这笔资金投入建设，防止资金的积压浪费现象”时，毛主席指出：“这个办法很好，这叫做工业部门吃‘仍归’的饭，财政部门吃‘但是’的饭，有这样的两条就很好。”当汇报到如何解决建设银行在预付材料款工作中的缺点问题时，毛主席说：“总而言之，要促进工程的进行，而不是妨害工程的进行。”
　　“你们财政部门，如何挖掘潜力？还是依靠生产部门”
　　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强调要发挥地方部门积极性和保障个人自主权。
　　当汇报到“财政管理体制应当保证国家财政的统一领导、保证国家进行重点建设的需要、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并且应当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时，毛主席强调说：“这句话（注：指应当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很重要。”当汇报到目前的财政管理体制还没有跟上经济情况的变化，特别是许多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财政经济工作发展的要求时，毛主席指出：“这个问题，要与地方的同志一起开会，要与地方党政的负责同志在一起扯一扯，才能搞得起来，光靠你们是不行的。”当汇报到今后必须努力挖掘国营企业向国家缴款的收入潜力，加速资金的积累速度时，毛主席说：“你们财政部门，如何挖掘潜力？还是依靠生产部门，依靠薄一波和贾拓夫同志。”
　　当汇报到今后应积极地有步骤地开展农村保险业务时，薄一波同志说：“保险就是保险税，除了赔偿费以外，其余都是税收，这就是向农民要钱的一种花样。我看农民不见得愿意保险，这个问题要慎重。”毛主席指出：“愿保就保，不愿保就不保，我是政府主席，我就没有保人寿险。”周总理说：“这件事情要稳当点，不要重复过去的偏差。”
　　“这句话在修辞上有毛病”
　　毛主席听取汇报认真仔细，对汇报稿的体例、结构非常关注,并对汇报稿中的两处文字修辞方面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
　　汇报一开始，毛主席就问：“其他几个部的报告都是开头先写机构多少、人员多少，你们怎么不写？”金明同志回答：“也写了，但写在后面，在‘政治工作’部分。”毛主席说:“这样变变写法也很好。”
　　当汇报到“合理分配和节约地使用资金的问题”这个题目时，毛主席说：“这句话在修辞上有毛病，如果用‘地’前后（注：指“合理分配”和“节约使用”）都要用，如果不用‘地’，前后都不必用。”当汇报到“几年来各级党政对财政部门的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视的”时，毛主席说：“这句话有毛病，既然‘十分’重视以后，和下边文章联系不上，就不要加强了，所以应当把‘十分重视’改为‘相当重视’。”
　　这是毛主席生平唯一一次系统听取财政部工作汇报，从毛主席听取汇报时的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言谈风趣幽默，形象生动，一语中的，他不仅十分关心重视财政工作，对财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而且对做好财政工作给予了具体指示，强调充分调动财政部、主管部门和地方几个积极性，要求财政部门坚持原则，注重政策，讲求工作方式方法，加强财政管理和财政研究。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毛主席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虽然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重温毛主席当年的重要指示，对我们做好新时期的财政工作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将激励我们大力推进财政发展与改革，更好地为国理财、为民服务。
　　毛主席亲笔审改
　　回复涉税人民来信
　　日，上海《大公报》曹谷冰先生给毛主席写信，就税收工作特别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施行不久的《货物税暂行条例》反映了有关问题和意见。毛主席收到来信后批请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回复，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李予昂4月10日拟写了回信，陈云、薄一波同志4月12日报呈毛主席审定。
　　回信针对曹谷冰提出的问题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答复。一是关于印花税征收问题，二是货物补税问题，三是关于“虚盈实赔的厂商一律根据虚盈数字征税”问题。
　　毛主席于4月14日亲笔审改了给曹谷冰的回信，短短的近千字回信，竟作了多处修改，有的虽一字之差，但改后语意更为精准，文字更为顺畅。一是对标点符号作了7处修改。二是将原文中对曹谷冰直爽地提出意见“我们很欢迎”，改为“极表欢迎”,表现了对“意见”更为坦诚的态度。三是将原文“愿以后多多反映工商各界税务工作的建议”中的“愿”改为“望”。四是在原文“如此则多囤原料的厂商占了便宜”中的“厂商”前加了一“大”字，具体限定为“大厂商”，使表述更为清晰准确。五是原文讲自二月一日起，按新条例所订税率实施，“各厂商应依新税法，报验纳税，如有钻空偷漏情事，不仅应依法补税，且须受到法律的制裁”，毛主席将其改为“各地事同一律，未便变更”，语言简洁，语气平和，体现了毛主席对税收政策制度、通信体例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六是将原文存货补税面临一些问题，“当即告诫各地执行机关特别审慎”，改为“自当告诫各地执行机关审慎办理”，使语句前后衔接更为连贯通畅。七是将原文结尾处“尊意以为如何仍希见复”，改为“尊意如以为尚有未当之处，仍祈见示为盼”，用语周全、委婉，体现了平等作风和良好文风。八是将原文落款署名由“税务总局李予昂”改为“中央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李予昂”，在时间“四月十日”之前加上了年度“一九五O年”，使得公文格式更为规范严谨，同时也体现了对来信人的尊重。毛主席亲笔修改审定给曹谷冰的复信后于4月14日签批给薄一波同志：“一波同志：此件请交李予昂缮正迳寄上海大公报曹谷冰。”
　　从毛主席处理曹谷冰的来信过程可以看出:一是毛主席非常重视人民来信。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毛主席日理万机，但对一封普通的人民来信却如此重视。来信处理可以说经历了“曲折复杂”过程，财政部税务总局拟写回复，报经陈云、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审批,经毛主席之手就“两进两出”。二是毛主席对财政税收工作非常重视和支持，并且对有关税收政策的细节也相当熟悉。三是办理迅速，工作高效。从公文运转过程可以看出，曹谷冰3月26日给毛主席写信，经过上述多个运转环节，毛主席4月14日就审批签发了。四是毛主席对复信从政策制度、文字修辞到标点符号、公文格式多处亲笔修改，使得文字表达更为贴切,充分体现了毛主席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文风。
　　珍贵的档案
　　闪光的记录
　　――“周恩来同志对邢台地震救灾经费问题的批示”回顾
　　这是一份珍贵的档案――“周恩来同志对邢台地震救灾经费问题的批示”。
　　1966年3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地震，为做好救灾工作，尽快恢复灾区人民生产生活，时任河北省委书记闫达开、内务部部长曾山就救灾经费问题分别向周恩来同志写了报告，周恩来同志作了重要批示。
　　在闫达开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提出“需修建房屋50万间，平均每间造价60元，需款3000万元”时，周恩来同志批注：“减少10万间，600万元。”在“报告”提出“补充牲畜1万头，每头350元，共需350万元。补充饲草1000万斤，需40万元，合计共需390万元”时，周恩来同志批注：“补充牲畜2000头，只需70万元，加饲草500万斤（包括内蒙古捐助3000头所需饲草），需20万元，共为90万元，减少300万元。”“上述两项共减少900万元”。在“报告”提出“灾后抢救费900万元”时，周恩来同志批示：“节约为500万元，减少400万元。”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列出算式，逐项加减。并对照曾山同志的报告作了批示：“照此计算，只应定为(列出算式)3670万元。因此应定在3500万元上下，与曾山同志报告的数目接近。”最后，周恩来同志将报告批转有关部门领导：“现送上闫达开、曾山两同志的报告，并附注了我个人的意见，请予以考虑。”
　　透过周恩来同志的批示可以看出,在当时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比较困难的情况下(1966年全国财政收入仅558.71亿元),周恩来同志殚精竭虑,心系人民,立足国情,严把支出,既体现了周恩来同志严谨细致、求真务实、厉行节约、谦逊民主的工作作风和高尚品德,也说明了周恩来同志对财政工作的关心、支持和重视。
　　挨饿的记忆
　　廖路明
　　廖路明，1963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奉新县。1985年8月江西财经学院（现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经济学博士。现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
　　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这是人之常情。然而中国历史上能真正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时候却并不多。即使是我们这茬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人，也或多或少都有挨饿的记忆。像我这样农村长大的人，这个记忆就更深刻。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农村人吃饭定口粮大概是从“大跃进”以后开始的。当时人祸加天灾，致使全国的粮食供应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的老家江西是全国粮食主产区，盛产大米，可农民的粮食照样不够吃。那时一个农村男劳力的口粮大概是每年360斤稻谷，妇女、老人、孩子依次递减。按70%的稻谷出米率计算，一个男劳力一天不到7两米。由于缺少副食，没有油水，这点米充其量只够一个男劳力吃饱一顿饭。因此，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做饭都要搭红薯、萝卜、南瓜等杂粮。就拿我家来说吧，柴锅做饭，经常一半是米饭，一半是杂粮。每人吃饭前须先吃一碗杂粮，然后才可以吃米饭。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粮食紧张，最难的还是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每天她都要为一家人的吃饭问题犯愁，为这一点紧巴巴的口粮而精打细算。家里平时由奶奶做饭。记忆中奶奶和母亲在做饭的问题上常有分歧。奶奶总愿意把米饭做得硬一些，认为硬饭撑时候，不容易饿。而母亲则要奶奶把米饭做得尽可能软一些，她总是说：“老人家，就这点米，饭做硬了，一人半碗就没了。做软一些，一人盛一碗后还有剩。”另外，奶奶更愿意拿粳米做饭，认为粳米饭有油性，口感好。而母亲则要奶奶尽可能拿籼米做饭，她总是说：“谁都知道粳米饭好吃，可做出来的饭不如籼米饭出数。”
　　我弟弟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当时尚处哺乳期的母亲由于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奶水严重不足。襁褓中的弟弟饿得天天又哭又闹，弄得母亲心情十分烦闷。有一天她无奈地对奶奶说，连大人都吃不饱，现在又多了一张嘴，以后的日子恐怕会更艰难，不如给孩子找个好人家，让他有口饱饭吃。只是奶奶执意不肯――她老人家硬是用米汤、菜粥把年幼的弟弟养活了下来。
　　在我们那个时候的农村，有两件事是很辛苦的，那就是上山砍柴和“双抢”。我家地处丘陵地区，薪柴须步行到20里远的山区去砍伐，往返近40里。最早是肩挑，后来改用人力平板车拉运。 “双抢”，即抢收抢种。江西每年酷热难耐的七八月份早稻要抢收，晚稻要抢种。俗话说误天误地不能误农时，这个时候是江西农活儿最繁忙的季节。母亲总是说，平时饿肚子没关系，但只要上山砍柴或参加“双抢”，那么饭是要管饱的。这项“政策”对我和弟弟有极大的诱惑，除积极参加季节性的“双抢”外，平时只要一到休息日，我们兄弟俩就主动扛起扁担或拉上人力平板车上山砍柴，为的只是能吃上顿饱饭。
　　哥哥大我9岁，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和父母一样，成了当时家里挣工分的劳动力。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候我和弟弟每天晚上洗漱完毕后，总会问母亲一句：“妈妈，今天晚上有饭吃吗？”母亲的回答也总是一句话：“孩子，早点睡，睡着了不饿。”我们兄弟俩知道，即使真的剩下了一点米饭，也是母亲留给父亲和大哥吃的，因为他们第二天一早还要出工。其实，母亲的话只说对了一半，睡着了是不觉得饿，可饿了是不容易睡着的。
　　晚上没饭吃，最难受的还是第二天上早课。和现在孩子上学情形有些不同，那时我们一般是早上六点半左右到校，先上一节早自习，再上一节正课，然后八点左右放学回家吃早饭。记得上早课时，胃里早已空空如也，整个人无精打采，头晕目眩，注意力完全集中不起来。苦苦熬到放学铃响，立刻来了点精神，常常是箭步冲出教室，飞奔回家。
　　我在家里吃不饱，可有时居然在外面还能找到充饥的东西。上小学四五年级时，坐同桌的是我们生产队队长的儿子。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不爱读书，可老师布置的作业又不能不做，看我吃不饱，就提议我替他做作业，作为交换，他每天带一荷包红薯片给我吃。就这样，我替同桌做了一年多的作业，他每天或多或少地给我带一些吃的东西来。
　　饿肚子的残酷现实催生了农村木匠、泥水匠、篾匠、裁缝等行业的兴旺。那时农村还处在自给自足的阶段，除少数东西必须用钱购买外，绝大多数生产和生活用品，如家具、房子、衣服等，都是请民间的手工匠人解决。这些匠人被请去做工，不仅每天能挣块儿八毛的工钱，而且东家要负责一天三顿饭。这样在外做工，不仅挣了零花钱，吃饱了饭，还省了家里的口粮。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许多农村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出去学一门手艺的重要原因。
　　吃不饱饭也激化了许多的家庭矛盾。有一天，隔壁邻居一位老太太端着一碗菜粥站在家门口，高高地挑起碗里的青菜往嘴里送。这一情景恰巧被她的儿媳妇看见。儿媳妇认为，老太太此举是想告诉别人自家晚辈不孝顺，只给老人吃青菜，不让老人吃米饭。就为此事，婆媳打了一场“生死架”。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国内形势逐渐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允许农民有少量的“自留田”。我们一家六口大概分到了两分水田。忙完生产队的事情后，每家每户工余时间对“自留田”都是精耕细作，粮食产量比生产队的普遍高出很多。我当时八九岁年纪，看到这种情形，就懵里懵懂地问父亲：“既然农民自己种田产量那么高，干嘛不把田都分给农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听我这么一说，赶紧捂住我的嘴，“老天爷，说不得的，这可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啊。”
　　开始能吃饱饭，大概是从1978年农村分田到户以后。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农产品逐渐丰富起来。当时我刚到县城上高中，在寄宿的三年里，虽然副食的供应仍不够充裕，但一天三顿饭有保证了，而且每天不用限量。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农民吃饱饭后，干活有劲头，生产大变样，好像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当我在上班的路上听到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老人家倡导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人民获益良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让老百姓吃饱了饭，让种田的农民吃饱了饭。当然，也让我吃饱了饭。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快速发展，不仅粮食充足了，各类副食种类也充足了。看看农贸市场，看看超市，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很快，我们不仅吃饱了，也吃好了。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吃饭”之类的应酬开始多起来。我们有盛情好客的传统，无论副食还是主食，总是往多里点。每每看到粮食被浪费，我都会想起过去吃不饱饭的情景，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现在许多地方用餐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吃什么取什么，吃多少盛多少，避免了浪费。我觉得这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创意。
　　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吃饱了”、“吃好了”之后，近些年来，什么瘦肉精、三聚氰胺、农药残留和各种添加剂的超标使用等，频频出现在了食品中，于是现在人们又开始担心“吃不安全”了。但愿这个时期快点过去，来到既能吃饱、吃好，又能吃得安全的时代。这，才是“吃饭”的新境界。
　　不过，无论以后“吃”到什么境界，过去挨饿的经历都是永远不会、也不应该忘记的。
　　状元、棋后及其他
　　詹静涛
　　詹静涛，曾任文教行政司、行政政法司副司长，信息中心主任，国库司司长，现任行政政法司司长。工作之余喜欢读点历史、文学，偶尔写点短文。
　　自科举制度废除后，状元之名渐息，只留下 “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一句俗语。近些年热炒高考，状元之声又起，初时高考状元还加上引号，后来就直书文科状元、理科状元了。不仅省高考第一者称为状元，市、县、区高考第一者也称为状元，甚至出现某县高职理科状元之称，一时间状元满天飞。2010年据说仅省级状元就出了200多个，有文科状元、理科状元，有裸分状元、加分状元，民族地区有汉语状元、少数民族语状元，还有保送生的编外状元，等等。有人戏谑地说，看来需要设立状元的国家标准了。且不说科举属于“毕业”考，得中进士者就委任官职，与高考的入学考不是一回事，仅从珍稀度来讲，科举时的状元乃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全国考试（殿试，得中者称为进士）第一者，并由皇帝朱笔钦定。之前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会试，得中者称为贡士）第一者称为会元，省里考试（乡试，得中者称为举人）第一者只能称为解元（如唐伯虎乡试第一称为唐解元）。至于县、府、院的童生入学考试（得中者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第一者只称为案首。由解元而会元再状元，称连中三元，是读书人参加科举梦寐以求的最高目标，历史上能连中三元的人是很少有的，科举制度实施1300年也只有十几个人连中三元，平均100年才有一个。而中国目前高考是分省（区、市）考试录取，还没有全国高考第一人，哪来的“状元”？什么东西一多就贬值，一个状元是宝贝，成千上万个状元就不珍贵了。有研究者调查，自1997年到2006年各省的高考状元，在从政、经商、作学问等领域，没有出现一个杰出人才。其实，不仅是现代，即使是科举时代，真正的状元有大成就的也不多。现在所谓的状元就是一种炒作，毕业中学炒（有的甚至追溯到就读过的小学），录取高校炒，赞助企业炒，甚至市、县政府也跟着炒，说到底炒作的都是各自的利益。
　　再有，中国自谢军获得世界女子国际象棋第一后，“棋后”美誉充斥各类报导。后来，诸宸在国际比赛中一骑绝尘，也被封为“棋后”。更有罗雪娟的“蛙后”、高敏和高晶晶的“跳水皇后”等等。俗话讲“胜者为王”，这胜者为“后”怎么想怎么别扭。“后”乃帝王正妻，是依附帝王而存在的，是以美色和宠爱被帝王从众多女子中挑选出来的，总觉得与通过层层搏杀获胜的第一人不是一回事。不知“棋后”何以面对男子第一的“棋王”，二人并列一起，一“王”一“后”岂不成了夫妻。这种尴尬事在日果然出现，是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上，组织者专门组织一场围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三棋对抗赛，由中国三种棋的顶尖高手分别用围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进行循环对弈，出战者分别是“棋圣”聂卫平、“棋王”胡荣华和“棋后”谢军。如按此排序必然尴尬。组织者煞费苦心，排列出：“棋后、棋圣、棋王超级对抗赛”，有意用棋圣将棋王与棋后隔开，否则就让人感觉有点暧昧了。其实，棋后、蛙后和跳水皇后等以女王、女皇称之要比以“后”称之贴切的多。
　　还经常有称位列前三名者为名列“三甲”。新华网就曾发布一篇文章《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沪京苏名列三甲》。文章的本意是说上海、北京、江苏三省市位列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前三名，就想当然的用了“三甲”这个词。这又是错误借用科举概念。科举进士考试结果确实分为三甲，但是指三批，不是三人。即：一甲三人，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称进士出身；三甲又若干人，称同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虽然也称进士，但名次靠后，身份较低，与现在大专生也称大学生相似。曾国藩就是同进士出身，但后来做了大官，极不愿人家提及其位列三甲的“大专”身份。一日闲暇，曾国藩与友人对对子为乐。曾国藩出“如夫人”（小老婆的雅称），友人对“同进士”，甚是工整。但曾国藩闻之勃然，很不高兴，友人亦悔失言戳到曾的短处。看来“三甲”也是不能随便叫的。
　　现代社会借用古时称呼并非不可，借用得当甚感贴切，并充满情趣、诙谐。诸如有文化、能写文章的人称为“秀才”，县长称为“县太爷”，管钱的称为“财神爷”，中央到地方巡视的官员称为“钦差大臣”，乃至比赛第一者称为“××王”，等等。但状元、棋后等具有特定含义和一定排他性的称呼，随意使用出来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科举状元知多少
　　说状元须从科举考试说起。中国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清朝沿袭明制，后期逐步走向没落，终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间长达1300年。一般讲的科举制度主要是宋朝以后特别是明、清的科举制度。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不断完善，不断规范，也就不断死板，不断僵化，最后走向灭亡。
　　科举最基础的考试是童生试（也称小考），是取得生员（俗称秀才）资格的入学考试。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省学政主持）合格后，送入府、县学宫，称入学，受教官的月课与考校。科举的正式考试分为三级，即乡试，在各省城举行，科考合格的生员可以参加，得中者称为举人，第一者称为解元；会试，在京城由礼部主持，各省的举人都可应考，得中者称为贡士，第一者称为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对贡士的再次考试、重新排序，合格者称为进士，第一者由皇帝朱笔钦定，称为状元。状元之称始于唐代，考试结束后，由门下省写成状子，呈皇帝恩准，状子头名当时叫“状头”，后觉得不雅，改为“状元”。或说进士金榜又称“状”，其第一名即为“状元”。据有人考证，在我国1300年的科举史上，共产生状元约592个，如加上南唐、前蜀、后蜀、南汉、西夏、伪齐、大西、太平天国等非正统政权的状元及历代的武状元，总数约886个。
　　头名状元属谁家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是唐朝的孙伏伽。孙伏伽（？~658），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人，在隋朝做过大理寺史、万年县法曹等小官，后入唐朝为官，以敢于给皇帝提建议和意见而著称，并因之被唐高祖破格提拔为治书侍御史。唐高祖武德五年，孙伏伽因提意见皇帝不满意而被免官。恰好这年举行唐朝建立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他参加进士科考试。30人参加考试，录取了4人。唐高祖看到他的名字，想到他的意见虽不中听，但确怀至诚恳切之心，就用笔圈上他的名字，并授予刑部郎中。其时科考还没有像明、清那样严格规范，也还无“状元”之名。武则天时，才开始皇帝亲自主持殿试钦定进士等级。只是因为唐高祖亲笔圈了他的名字，后人遂尊他为第一个状元。也有人说，以他当年考试情形，充其量也就算个“会元”而已。
　　史海沉浮状元郎
　　一般来说，考中状元还是有一定功底和实力的，状元中也出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唐朝山水田园诗人、画家王维，大书法家柳公权；宋朝名相吕蒙正，词人张孝祥，思想家、文学家陈亮，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清朝撰写《续资治通鉴》的毕沅，两为帝师的翁同，教育家、实业家张謇，等等。但从总体上来讲，状元有大成就的不是很多。886人中，可找到一些传记资料的只有507人，也就是说，有300多个状元甚至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科举本是以文取士，但初唐的王杨卢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大小李杜（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以及范仲淹、晏殊、司马光、陆游、辛弃疾等文学大家均未得中状元。《古文观止》收唐、宋、明三代33人文章，无一人为状元。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一直以白居易为学习榜样，被评价“词艺颇类白居易”，结果是白居易没中状元，白敏中倒中了状元。杜甫是连进士都没考上，蒲松龄更是屡次应省试皆落第，71岁始成贡生（秀才），论起来还不如范进。
　　而有些人得中状元则是阴差阳错，纯属偶然。明建文帝1400年殿试，因第一名王艮长得太丑，降为第二名榜眼，原第二名胡广捡个便宜得中状元。明成祖1424年殿试，原拟孙曰恭为状元，因当时竖着写字，曰恭连起来是个“暴”字，暴虐之人怎能做状元，于是降为第三名探花，换上个叫邢宽的为状元，以“宽”制“暴”。明嘉靖皇帝1544年殿试，见第一名叫吴情，就说：无情之人怎堪为状元。也将吴情降为探花，换秦鸣雷为状元。文天祥得中状元也是名字占了便宜。当时正值南宋末年，蒙古大军不断南侵，南宋江山岌岌可危，宋理宗赵昀于1256年举行丙辰科殿试，见到文天祥的名字大喜：天祥，宋之瑞也！遂点为状元。文天祥就势将自己的字改为“宋瑞”。当然，文天祥也没有辜负赵昀的关爱，不屈不挠组织抗击蒙古铁蹄，但大厦已倾，独木难支，文天祥给大宋朝带来的“瑞”也是很有限的。
　　第一人中最后人
　　刘春霖（），直隶肃宁（今河北肃宁）人，是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科考状元，第二年清廷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和两湖总督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一再建议下，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因此刘春霖也就成了最后一个状元。刘自嘲是“第一人中最后人”。刘春霖中状元有许多传说，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当年清政府内忧外患，京师久旱无雨，慈禧太后正值七十大寿，想讨个吉兆。阅卷大臣将殿试排序呈上，第一名是朱汝珍，慈禧立即想到珍妃，又见是广东人，想起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广东人，遂弃之不取。接下来看到刘春霖的名字，即大喜说：春霖，春霖，春风化雨，普降甘霖。又见是直隶肃宁人，更喜道：肃宁，肃宁，肃靖安宁。再看试卷，小楷工整秀丽，更加喜欢，即取为状元。刘春霖中状元后，照例授予翰林院修撰，民国时做过袁世凯的总统府内史（相当秘书长），后任过直隶省教育厅长，再后退隐北平。1932年，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曾重金聘请刘春霖出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刘春霖严词拒之：“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颇有气节。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做出什么有影响的大事情。
　　三人行谁是我师
　　――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几句贴心话
　　肖书胜
　　肖书胜，1955年生于湖北武汉。1973年下乡做农民，1976年进城当工人，1978年入校学会计，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30多年来先后在财政部会计司、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从事与会计有关的工作。现为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主任。
　　回首我50多年走过的弯弯曲曲的道路，留下的深浅不一的足迹，有一些往事总是在不经意间想起，久久难以忘怀。我十分感激那些在我探索人生道路时为我指点迷津的贵人，他们的一句贴心话，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你就上我家去看书吧”――杨松
　　杨松是我中学同学，中等身材，方脸庞，大眼睛，留着小分头，看样子很机灵。去他家之前，我真不知道一个家庭竟然可以拥有一个类似学校图书馆一样的藏书。那天下午放学后，他见我好奇他手中握着的一本课外书，就友好地说了一句：“你就上我家去看书吧。”就是这句话，使我对书产生了兴趣，从此和书做了朋友。
　　那是40多年前，“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们一群12~13岁的毛孩子小学毕业，手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懵懵懂懂地迈进了中学校门，迎接我们的是不时传来的“读书无用，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和满楼道的标语、大字报。我们班50多人，每天上课，教室里就像一个多功能厅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1~2排座位上，我和杨松等十几个比较喜欢学习，也可以说比较老实的孩子，竖着耳朵在听老师讲课。老师战战兢兢站在讲台上，有时怕我们听不见干脆就站在我们课桌前，凭着良心和仅有的一点职业道德在照本宣科，时时还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冲出个红卫兵来造他的反；教室中后部是个茶馆，男男女女几十个不谙世事但充满幻想，多少具备一点造反精神的小孩，将书包扔在一边，围成几个圈子，或站或坐或躺，谈天说地，东拉西扯。男孩子喝水，抽烟，女孩子嗑瓜子，嚼话梅，大家议论最多的，都是一些道听途说与“文化大革命”、与“造反派”有关的新闻，他们以为这才是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还有一些孩子一连好多天都不露面，不知道跑哪儿玩去了，反正家长不问，老师绝对是不敢管的。我们每天坐在前面听课，也是全神贯注，高度紧张，否则听不清，但还是时常被后面的嘈杂声分心走神。这种情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便以后稍有好转，整个学习过程也是断断续续，时好时坏，有一段时间学校干脆就不开门了，老师学生统统放假。在这种环境下，老师不敢教或不愿意教，学生也乐得逍遥自在，谁还有兴趣看课外书？我也不知道杨松怎样养成这样一个“毛病”。
　　从学校出来，拐过两个路口再往前不到100米就来到杨松家，不到10分钟路程。上到二楼进入他家客厅，他推开左边第一间房门，我眼前顿时一亮，仿佛来到学校图书馆，满屋的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在那个年代，普通家庭很多都是4~5个孩子，家长为了维持一家生计整天劳作，哪有闲钱，哪有精力去积攒这么多图书？我很难想象。可是杨松与我们不同，他属于书香子弟，只有一个妹妹上小学，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温文尔雅，待人和气，在政府机关工作。她妈妈笑眯眯地对我说，“欢迎欢迎，随便翻，随便看”。面对主人的热情，我有点手足无措，不知从哪儿下手。杨松赶紧过来替我解围，他知道我比较喜欢历史，熟练地从书架上取出吴晗先生主编的一本历史书递给我：“你先看这本，完了再来换。”从那天起，我成了他们家“图书馆”的常客，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换书，慢慢和他们家人熟了，也有了主见，自己挑选一些喜欢的书籍细细品味，那种感觉真好，是一种说不出的享受。我父母虽没有什么文化，但十分支持我看书，并不是他们觉悟有多高，而是他们担心如果我整天在外闲逛容易学坏。几年下来，书看了一些，学问没增长多少，鼻梁上却不得不增添了一项“专用设备”，从上高中开始我就在同学中率先戴上了眼镜。我们班的同学，初中毕业后40%继续在本校上高中，其余下放到咸宁蒲圻茶场劳动。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脸皮不知不觉开始厚起来，我养成了到处蹭书看的“坏习惯”。因为那时书很少，家里也很穷，脸皮不厚书就借不到手。不管什么书，不管有没有封面，是否缺页，只要能弄到手，我就会窃喜好几天，茶饭无思，一口气看完。顺便说明一下，那时人们阶级觉悟都很高，“黄色”书籍你是看不到的。再往后，不管是高中毕业插队下乡，招工进城当上工人，“糊里糊涂”考上大学，还是统一分配北京工作，我都一直保持看书的习惯，成了一种爱好，一种消遣。书虽看得很杂，不成体系，而且多是一些普通书籍，但慢慢通过读书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书越读，心里就越感到惭愧，自己懂的东西实在太少，太不够用了。直到这时我才似乎明白一点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
　　“去试一下吧，考不上回来继续当你的工人”――周星源
　　我们“青年班”的几个兄弟都把周星源叫“胖子”。其实他不胖，除了个头比我们稍高一点，骨架比我们大一号，脸上没有几两肉。周星源是我们青年班的青工，是和我们同一时间从农村抽回城的知青。那年头，左邻右舍谁家孩子从农村插队招工回城，不亚于今天农村孩子考进了大学，跳过了“龙门”。
　　我所在的单位，是一个国营大型建筑公司。我们青年班的工作，是负责新建建筑物的室内外水电、供暖设备安装，俗称“水暖工”，这在我们公司可算是一个好工种，因为多数时间呆在室内，风吹雨淋的时候很少。我们那批从鄂西北偏远农村招到公司当学徒的知青，足足有好几百号人，能分到我们这个工种的，只有很少一部分，绝大部分知青都分到各个施工队，常年累月站在高空脚手架上工作，既辛苦又危险，其中包括我高中同班的几个女同学。
　　我们班的清一色“和尚”，6个人中除了胡班长已参加几年工作且年长我们几岁是师傅外，其他5人都是20岁出头刚刚成为工人阶级的毛头小子，皮肤都不白，饭量都挺大，因为在农村“野”了几年，大家都喜欢和话语不多的“胖子”开玩笑。学徒期间，我们每月工资第一年是18元，第二年22元，第三年26元。那时我们都不懂什么叫“通货膨胀”，一块钱就和电视剧《借枪》里说的一样是大钱了。我每月兜里揣着18元钱，多少有点“大款”的感觉，因为它比我们在枣阳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四季不见钱，拼死拼活干一年，工分不够口粮钱”要好得多。现在有钱了，18元工资除了交给父母一部分补贴家用，给弟弟几块钱零花，自己所剩无几，这一点钱还要负责解决我过早（早饭）和午饭开支，以及平时零用。正因为有点财权，白天上班兄弟几个说说笑笑，快乐工作一天，偶尔下班或周末，哥儿几个还可以相邀一起看一场电影，或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那时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精神上没有太多负担，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这样的惬意生活突然有一天被“讨厌”的胖子打破了，那是1977年夏末秋初的一个傍晚，在下班路上，周星源边走边和我讲话，就是他的这些话，我的平静生活发生了根本改变。
　　那天他很冷静地对我说：我父亲告诉我，过一段时间国家要组织考试，考上了就可以去上大学，你可以去试一下。我听后没有反应，觉得这和我没有关系。以前在农村插队，推荐上大学这等好事不会轮到我们普通工人子弟头上，现在有一份稳定工作，哥儿几个相处不错，这样混下去也是蛮好的，再说以前在学校里学得不扎实，数理化忘得差不多了，现在考试考什么内容，看什么书，天知道！周星源父母都是大学讲师，有条件复习，信息也灵通，我没法和他比。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考试上大学”这回事。这时离正式考试只有40多天。当天回家我没把它当回事，没有和家里人说，一觉睡到天大亮。哪知第二天上班，周星源又和我说起这事，还说公司里已经有好些人准备报名，他希望我和他做个伴。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很快又平静下来，我还是没觉得上大学有哪点比现在当工人自由自在。以后几天，周星源又有几次做我的工作，胡班长也劝我去报名，而且还鼓励我说我肚子里有点墨水。也许我太迟钝了，太懒惰了，他们的苦口婆心没有打动我。直到几天后，突然有一天一向脾气温和的周星源发了火，他的一句话点醒了我。那天，他很生气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苕”（武汉话，特指傻，犟）？你去试一下又不丢人，考上了就去上大学，考不上回来继续当你的工人！我无言以对，觉得他骂得有些道理，只得答应去报名，但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烦他，嫌他隆Ｏ衷诨叵肫鹫馐拢腋械讲皇撬拢俏也皇短Ь佟
　　从那天开始，我凭自己感觉进入紧急复习状态，四处找资料，自己的，哥哥姐姐的，从别处借来的，旧课本，旧报纸杂志，凡是带字的可能有用的，统统搜集过来。由于恢复高考第一年考试由各省命题，市面上没有今天大家都知道的大纲、辅导教材这样的资料，家里人也不知道怎样复习，也没有想到去请人辅导，因此复习完全靠我个人撞大运。那时单位也不给假，白天照常上班，晚上挑灯夜战，每天只能睡很少几个小时。上下班途中是我复习的好时间，无论是站在长江轮渡船上，还是挤在过江公共汽车里，满脑子都在背自己归纳总结的“自创题”，好几次站在车上睡着了，过了站，直到总站才被人叫醒。
　　经过一段时间突击，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武昌实验中学高考考场，凭着40天左右时间的复习，更多的是靠以前的积累，我硬着头皮一门门课考下来。我记得最后一门课考完回到家，天已经大黑，一进门，身子一软就瘫在床上，只觉得精疲力竭，好累好累。母亲给我做的好吃的，一口也不想吃，家里人问我的话，一句也懒得答，昏昏沉沉睡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醒来身体好像散了架。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恢复了正常，也几乎忘了这件事，因为从开始就没有抱幻想，每天上班继续嘻嘻哈哈和胖子开着玩笑。突然有一天，党支部组织委员小喻在远处手举一张白纸大声叫我：快来快来，你要请客！我没反应过来，接过来一看，是大学“入学体验通知”。虽然1977年高考录取率比较低，570多万人报考，29.3万人录取，但我和周星源都是幸运儿，两人都上了大学。我是我们家不知多少代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到财政部工作，就这样眼睛一闭一睁，30多年过去了。
　　“这个‘的’字可以拿掉”
　　――蒋岗
　　看了这个标题，也许有人说这是虚构，多一个“的”字与少一个“的”字有多大关系？我告诉大家，这是我遇到的真事，主人翁叫蒋岗，一个受人尊敬的可爱老头，今年已经80多岁，仍然成天笑呵呵地四处走动，接触社会，锻炼身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和我现在年龄差不多，只有50多岁。
　　我至今仍然十分清晰地记得我刚到财政部时的情景。那是1982年年初，春节刚过。一个天气十分晴朗的下午，北京街头隐约可见积雪，虽然春寒料峭，万木凋零，但和煦的阳光照在脸上，还是让人感到一丝春的气息。我裹着哥哥送的半新军大衣，脚穿一双橡胶鞋，拎着一个黄色帆布包，活像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从千里之外乘火车来到北京，一路打听财政部，到人事司干部处报了到。集中学习培训后分配到会计制度司二处，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蒋岗。
　　当时蒋岗是二处处长，几年后荣升副司长，仍然分管我们处。他待人和气，说话轻声细语，一开口那标准的江苏普通话，总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吴侬软语。在会计司工作的十几年里，他对于我来说，是领导，似老师，更像朋友。虽然他年长我们30岁，但除了正式场合，我们都喜欢叫他老蒋！不管你怎么称呼他，他都是笑呵呵回应你，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司里的年轻人都愿意和他接近，甚至和他开玩笑，他从来也不恼。我们平时叫他老蒋很自然，但有时周末去他家蹭饭还叫他老蒋，就感到辈份有点乱，因为他那两个小不了我们几岁的女儿一口一声叫我们“叔叔”，多少让我们有点不自在。在老蒋手下工作这些年，精神上很愉快，生活上也得到照顾，工作上受到的教导更多。在我印象最深处，对我今后几十年工作有很大影响的，是他对工作的投入，对公文质量的苛求。他不止一次，十分严肃、十分认真地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你们下了班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休息时，要像看小说一样看《财务与会计》杂志。我们觉得这也太夸张了，要求太高了，虽然当面不好顶撞，但心里暗暗好笑，《财务与会计》能和小说比吗？看小说是一种放松，看《财务与会计》可是要费脑子的。
　　我想具体说一下老蒋为什么要拿掉那个“的”字。大约是1986年，记不清是哪个月份了，我们处起草一份以财政部名义致某部委的公函，提醒他们在贯彻企业会计制度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通过这份文件的起草，我明白了许多道理，领悟了什么叫“认真”，什么叫“严谨”。那时机关里没有计算机，所有公文都是手工起草，层层审核，送交最高负责人签发后，交办公厅文秘处集中打印、寄发。在文件起草阶段，司内领导对文稿进行的修改，一般都是改一次，经办人抄一遍，改几次，经办人抄几遍。老蒋的工作习惯是深入群众，文稿送到他那后，他经常把我们经办人叫到跟前，围坐在一起讨论，一起修改。他有想法很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有想法也是毫不拘束地提出来。这时我们的关系，一点不像领导在指导我们修改文稿，而像几个哥儿们在观看足球比赛，品头论足，各抒己见。这份公函的出台也是这样。每次讨论完毕，我按大家商定的修改意见，从头到尾抄一遍，然后交给他。几遍下来，我认为已经没有问题，处里其他同志也认为改得很好了，但老蒋还是不签字。以后又打磨了几次，我又抄了几遍。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我抄了多少遍，终于有一天，他说可以了，在“司领导”一栏签了字，我马上拿去办理了相关手续，准备明天一上班就送部领导签发。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再抄了。谁知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刚进办公室，老蒋又在对面房间叫我。我以为是催我去送文件，刚进他的房间，他就十分认真地对我说：“昨天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又好好琢磨了一下这个稿子，我觉得这个‘的’字完全可以拿掉，这样‘口感’要好一些，你拿去再抄一遍”。听了这话，我开始没有反应过来，等我明白过来两眼就有点发酸，一时间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就是我们的老蒋！我们的领导！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认真，这样辛苦，图的啥呀？多一个“的”与少一个“的”有多大关系？你何苦睡觉时还要想它？与老蒋相比，我感到十分惭愧，为什么我想到的是如何早点将文件脱手，早点清闲，而他考虑的是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对公文质量永无止境地追求？我们俩的差距为什么这样大呢？心灵的震撼使我好像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做人做事的道理：做事先做人，做人要有一点精神，好好珍惜每一天，做好手中每一项工作，能做多好就做多好。
　　十几年后，因工作调动我恋恋不舍离开了会计司，离开了可敬可亲的老蒋。但无论我在哪儿工作，我都养成了一丝不苟的工作习惯。有同事劝我潇洒一点，别太认真了，但我改不了这个毛病。因为每当我处理一份份文件资料时，眼前时常会浮现出老蒋笑眯眯的神情，仿佛他还在和我讨论那个“的”字的去留。
　　“缓事急办，急事缓办”
――张庆荫
　　这不是哲学家在讲课，也不是相声演员在说“弯弯绕”，而是几十年从事人事工作，曾多年担任财政部人事司司长的张庆荫传授给我的工作诀窍，多年来屡试不爽。如果他当初将此作为“专利”申请保护，我今天断然是不敢说出来的。张司长说这话的时间大约是1997年，他从人事司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不久，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就聘其为顾问。我那时也刚好在中注协工作，作为上任不久的副秘书长，分管综合部工作，其中包括人事工作，常常有事向张司长请教。
　　那天，我手捧一大摞推荐信、求职简历等资料，走进张司长的办公室，因为正值协会准备招录一批工作人员，各方面闻讯送来很多资料，有学生自荐的，老师推荐的，还有专家介绍的。从资料介绍情况来看，这些硕士以上毕业生综合素质都不错，无论是专业课成绩，理论研究成果，实习表现，还有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成绩等等，各有千秋。如何从中筛选出合适人选，提交秘书长办公会讨论，我有点犯难：一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经验，资料看了好几遍，感到个个都优秀，个个都不忍心放弃，但名额有限；二是担心时间长了误事，工作不能在我这儿停顿。为此，只得来找张司长求教。
　　明白我的来意后，张司长略一思索，一字一顿慢慢说出8个字：“缓事急办，急事缓办”，末了还加了一句，这是我几十年工作摸索出的经验。我听了如堕五里雾中，实在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和解决我的难题有什么关系。随着张司长进一步解释，我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原来张司长说的“缓事急办，急事缓办”，不能望文生义。所谓“缓事”，泛指工作中的琐碎小事，对全局没有影响的事务性的事，应该“急办”，尽快处理，不要积压；所谓“急事”，泛指工作中的大事，影响全局的重要事，应该“缓办”，处理时要慎之又慎，考虑周全，不要图快，不要怕有人在旁边催。一言以蔽之，作为一个领导，要将主要精力用来想大事，办大事，不能在小事上耗费太多工夫。大事要办得稳妥，小事要办得麻利。在张司长指导下，我的难题很快得到妥善解决。
　　打那以后，我脑子似乎开了窍。平常遇事，首先要分析是“急事”还是“缓事”，然后从容办理；其次是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头脑也比较冷静，也要区分“急事”或“缓事”后再处理。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又慢慢悟出一点，急与缓都是相对的，“急事”与“急事”相比，“缓事”与“缓事”相比，哪个更“急”，哪个更“缓”，也需要排个队。在以后十几年工作中，岗位虽多次变动，大事小事遇到不少，我不会因为身旁有人催，就将“急事”当“缓事”办，也不会因为没人催，就将“缓事”当“急事”办。找到这种感觉后，工作起来十分顺手，心里也比较踏实，睡觉好像也比以前香了。从自己多年的实践来看，我觉得张司长这句话，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生动精辟，易于操作，适用性比较强。您若不信，不妨试一试。
　　人生道路虽然比较漫长，但放在历史长河中丈量只是弹指一挥间。一晃我已虚度50多个春秋，开始理解“夕阳”为啥无限好了。我十分感激并深深怀念50多年来我有幸遇到的各位老师，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不是用言传而是用身教在给我上课。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学无止境。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我这辈子一直行进在寻访老师的征途中。
　　一个梨乡人的记忆
　　罗瑜平
　　罗瑜平， 1969年2月出生，四川苍溪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有百多篇（首）诗歌、小说、& 诗见于《星星》、《诗潮》、《扬子江》、《中国诗歌》、《 诗世界》、《四川日报》等报纸杂志；有十多篇（首）作品获得市、县精神产品文艺奖；出版诗集《女人的村庄》、《梦中的蝴蝶》。
　　他是位老财政人，他娓娓叙说梨的故事，打动了我。他带我走进他的内心，走进他牵肠挂肚的产业……
　　――题记
　　我的故乡盛产一种梨，名“苍溪雪梨”，深棕色的表皮呈现出一种历尽沧桑的粗糙。果皮很薄，果肉洁白细嫩，美味多汁，用这种雪梨做的梨膏有消食化痰、止咳润肺、生津止渴之功效。如今雪梨走到哪里，故乡儿女的美名就传到哪里。每每给远道而来的朋友捎一箱故乡雪梨，看到朋友灿烂如阳光般的笑脸，我心中的自豪感就油然而升。当与儿孙们乐滋滋分享一个硕大的故乡雪梨时，我的记忆就回到迢遥的时光河中……
　　启蒙校坐落梨花园
　　金象蹄神奔万里，双溪潮水达三江。
　　我的启蒙校就坐落在云峰曹家沟金象山下，人称“二龙戏珠”之宝地上，是十里方圆遐迩闻名的一所“保国民校”。这里，土地肥沃，一年四季溪水涌流，风光秀丽。民国时期，县城富豪人家陶友三选中这里，建了一座有名的“私家梨花园”，面积达50余亩，我的启蒙校就被这梨花园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每年春季，我们置身于花的海洋，放牧朗朗读书声；每个秋季，我们徜徉于果林，收获知识与甜蜜。梨园主人每年都要到梨花园查看雪梨生长情况并安排发展，不到5年，学校周围的土地被他全部买下，栽上了横竖成行的私家梨，实行梨树与红桔间植，一行梨树，一行红桔，成山成片，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梨花仙境图。
　　梨园主人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委员之一，非常精明，富有眼光。为了壮大发展，他专门请了技术员常年住在梨花园，负责雪梨培植管理。后来，这技术员一家三口都住进了梨花园，他们十分效忠园主，一天都在梨园中劳动，忙着修枝、松土、追肥、治虫，技术好，能经营，会管理，雪梨年年丰收，在曹家沟、曹家嘴、曹家山和青盐沟等地，美名远播，人们敬称“花儿客”。他们最高的一招就是在梨花园周围用铁钉刺密密麻麻安了一道绿色围墙，有两米多高，人畜进不去，鸡鸭飞不过，既保护了花枝，也防了偷果贼。一天，梨园主人来了，绕绿色围墙走了一圈，竟花去半天工夫，他虽累却连声表扬做得好，中午还请“花儿客”一家共用午餐，好酒好菜热情相待，连杯喝醉了“花儿客”。这“花儿客”很聪明，借酒装疯说：“我效忠主人，主人也应关心我呀！”梨园主人倒也很开明，当即表态并把他们从草棚里搬进了高大的瓦房，划了三间让他们住，“花儿客”从此对梨园主人更是百呼百应，效忠有佳。
　　三月梨花开，学童观花来。这“花儿客”平时不准周边任何人进入梨花园的领地，可是他对学生、老师就不同了。在梨花盛开时，老师常常把数十位学童排成长队，讲清规矩后，再领进梨花园。梨花园只有四道门，即东、西、南、北方各一道门，老师带我们从东门进西门出，全长五里路正好用一下午时间走完。梨园风光映衬着天真无邪美丽可爱的孩童，花如人，人如花，梨花园简直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
　　“花儿客”夹在我们中间，边走边热情地介绍，俨然老师一样，关于梨的知识，我大多都是从他那里学到的，参加工作以后，我对故乡雪梨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或许源于那时的影响吧。“花儿客”也有个我们一般大的儿子，他爱儿子，也爱我们，但他的儿子却不能像我们一样进学堂读书。我经常看见他瘦瘦的儿子爬在教室外一棵大梨树的枝丫里，睁着大眼睛，通过教室的窗户，定定地盯着墙壁上的黑板。“花儿客”在我们结束参观时羞涩地说：“我们这些客人是没有能力建梨园的，如同我们没有能力送儿子进学堂一样，客人没有资本，没有土地，没有文化，也没有权势，有的只是力气，只有买田帮工度日当客户的命！”这些话那时听来，我似懂非懂，今天想来，我的眼眶不禁潮湿起来，心想要是他们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多好，他的儿子不也就可以进学堂读书了吗？
　　起风了，梨花像雪花般飘落，绿叶簇拥着青青的果实垒满枝头。果子在孩童的目光中一天天长大，到了秋天就成熟了。梨园主人又一次进园了，望着累累果实缀满了枝头，禁不住笑逐颜开。“花儿客”心里也甜蜜蜜的，又想方设法防风吹，防鸟吃，防蜂叮，一周后，梨园主人安排收果，百余人肩挑背驮送往县城，总是卖上好价钱。梨园主人还算有人性，丰收了不忘给“花儿客”优待加工钱，还送梨给学校师生品尝，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吃到了梨，尝到了梨子的滋味。曹家沟两岸除了这块梨园外，农家没有梨树，只有桃李，在民国时期，单户单株梨树栽植常有，但在大片土地上建园，却还是一个新鲜事。梨花园的影响是深远的，今天的曹家沟、青盐沟，一到春天尽是梨花的海洋，一到秋天尽是果的世界，家家户户都靠它修小洋楼呢！
　　机关门对梨研馆
　　20岁那年，我被党组织安排到回水人民公社工作，当时我背上铺盖卷步行4个多小时进入了回水，面前却出现三条路，一条公路通广元，一条小道通河坝，一条小道直通乡政府门口，正在犹豫之时，恰好遇上一个人在路边，他告诉我最好走一条近路，这条路从农场（梨研所）穿过梨园中心直达乡政府。于是我沿着他指引的方向前进，进入梨园中心。正是梨子成熟的时候，小碗大的梨，水桶粗的树干，枝枝都被压弯了腰。梨园约10余亩，金黄色的果子垒在树上，像一座座小山，壮观极了。这么大的梨园，这一定是在民国时期就有的。到了乡政府，乡党委书记叫我搞办公室工作。了解中，我得知乡党委书记就是从梨研所所长的位置上调过来的，对面的梨园是民国二十三年县城的富豪陶友三建起来的，我启蒙校周围的梨园也是他的，在城内的住地（今天的县招待所）也建有梨园，共建有3处。抛开某些因素，现在故乡雪梨的发展与他不无关系。
　　随着时代变化，这片梨园也在政治的波涛中不断变革，名字也在不同时期染上政治色彩，先后被命名为“回水农场”、“农科所五七干校”、“梨研所”，在科技发达，人民生活富足，改革开放，社会和谐发展的今天，这才有了它真正意义上的本名“梨博园”。
　　梨研所起了样板示范作用，百姓参观学习，自发种植，联成大片，梨园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10余亩发展到上百亩、上千亩、上万亩，梨研所成了“梨博园”，梨乡成了梨花的海洋、果的天堂。每到雪梨成熟的季节，上好的梨都会送往北京以及全国各地进行宣传、展示，深得四方客人的青睐和喜爱，从而赢得了“中国雪梨之乡”的美誉。
　　步行绕千山
　　故乡是山区农业大县，属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土壤肥沃。
　　施家梨已有六百年的栽培历史，它凭借肉白如雪、清香无渣、味甘如蜜、入口即化的特点以及宽胸理气、止渴生津、国优果砂、润肺生发之功效，深受客人欢迎。
　　施家梨的发展虽然历史久远，但在乡村成规模发展还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才拥有今天的繁荣局面。历届县委、县政府把种植雪梨列为重点项目抓，“山区人民要致富，决心大栽雪梨树”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在只有徒步下乡的情况下，各级领导跑遍千山万水，科技干部深入基层指导，财政干部筹措扶持资金，雪梨苗终于在老百姓的理解和感激的目光中扎根苍山大地。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故乡雪梨以庭院经济的模式迅猛发展，几乎家家有雪梨园，全县栽植总面积超过15万亩，年可实现优质商品果8000万公斤。品种改良逐年加快，“雪梨之乡”响誉全国乃至海外。看着今天雪梨在梨乡大地上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为曾经的付出而颇感自豪，也为那些曾为雪梨的发展而作出贡献如今却已离开人世的同志感到自豪，我们的心血没有白费！
　　故乡的梨儿甜
　　今天的梨乡人，在改革中奋进，在开放中搏击，正打造十乡百村千组万户生态文化园工程。故乡是个万宝山，山山水水梨花盛开，树树枝枝果实累累，梨花仙果脆香甜，生态家园代代传。故乡雪梨，装点了秀美山川，装满了梨乡人民的钱袋，富了百姓生活，甜了梨乡的每个日子。
　　故乡以花为媒，以节招商，迎来了天下无数客商，引来了四海宾客文人，梨花已变为出口之宝，梨叶成了生态家园不可替代的角色，梨枝远走他乡传宗接代，梨果深入寻常百姓家美化着幸福的生活。夏天，当你进入梨园，头顶是绿色大棚，让你看不见天，晒不到太阳；秋天，当你进入梨园，头顶是沉甸甸的金黄果子，挡住你的视线，迷住你的心。雪梨子孙万代，要繁衍就得靠优果雪梨的枝条。说来也很残酷，当你用它接种时，得先粉身碎节，再接骨连皮，从而脱胎换骨，死而再生。几十年下来，龙山等地不少百姓仅靠它就成了百万富翁。
　　将雪梨生产加工成罐头、饮料，目前已经畅销海内外。20世纪90年代开征特产税，第一年计征50余万元，第二年计征300万元，第三年征税总额达1000万元。所征税款不仅夯实了财力基础，而且实现了富民强县之目的，推进了经济发展。而今的梨农日子过得很香甜，有余粮，有存款，有流动资金，有治病的医疗费，有送子女读书的供给，还修了家门口的水泥路、抗旱池、鸡圈、牛圈、兔窝，更修有高大宽敞的住宿洋楼。这一切，都会吸引你的脚步向它走近，让你的心永远失落在这里，不想再找回。
　　梨博园万树迎花仙
　　梨乡还流传着仙女在九龙山下游览梨花园的动人故事。
　　传说那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早晨，天空突降大雨，雨后烟雾袭来，九龙山周围披上了一件漂亮的轻纱。溪河岸边有一户人家是闻名十里的富人，他家花园中有3棵施家梨，树形高大，枝叶茂盛，正值绽花的旺盛期，梨花把房前屋后打扮得十分美丽。
　　就在大雨结束时，这家主人站在门前，呼吸雨后的新鲜空气，一回头看见梨树的顶端出现了一个美女，只见她静静地注视着梨花。主人问她是谁，是不是山后的王家小姐，岂知话音刚一落，赏花女悄然离去，了无踪影。连续3天，主人走遍了九龙山，问遍了周边的百姓，结果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个美丽的女子。于是主人猜测说：“这可能是天上的仙女随着雷电来到了我的梨园！”从此，梨花仙子的名声传遍了九龙山。
　　如今，故乡雪梨被命名为“沙梨之王”，故乡被誉为“雪梨之乡”。县委、县政府树立了梨花仙子的女神像，坐落苍城，迎接四海宾客。故乡举行重大节日活动时，特别是三月梨花节都要开展梨花仙子评选活动。最近几年连续办的四届梨花节，更是有声有色，故乡梨文化有了厚重的底蕴。
　　梨博园，是梨乡文化的标志。这里有中央领导对雪梨的评价，有历代诗人歌吟故乡的诗文，有雪梨文化展览馆，有雕塑、亭阁、楼台、泉池，有千亩梨园，有农耕生活体验园，有地道的农家乐。
　　梨博园迎来了梨花仙子，更迎来了天下四面八方的宾朋。闲暇之余，与老朋友在阳光中漫步梨博园，心潮澎湃，不禁赋诗一首：
　　风吹梨海千山笑，
　　日破云涛万里红；
　　玉洁冰心梨花女，
　　奇彩博园舞蛟龙。
　　现将此诗献与诸君，让我们记住梨花，记住雪梨，记住故乡人！
　　怀念钢笔
　　苗福生
　　苗福生, 中国财经报社副总编辑。1964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年在中央财经大学任教。1992年调入中国财经报社工作至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曾经尝试电视剧、文学评论、小说、随笔、新闻等多种文体写作，与人合著 、诗歌、公文写作鉴赏辞典、写作教材若干。任中国记者协会理事、北京写作学会副会长，首都青年记者编辑协会理事。
　　我用过多少支圆珠笔已经记不得了，但是用过多少支钢笔却印象很深。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先用石笔。这是一种很脆的像火柴棍长短，比火柴棍略粗的一种来自天然的石材笔，写在自备的比书本稍大的黑色石板上。我们那里的农村孩子，就是在这样的小石板上，开始一笔一画学习汉字。这种东西现在的孩子已经见不到了。等到在小石板上涂涂改改，能把汉字的基本笔划写清楚了，开始改用铅笔。铅笔用起来费钱费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