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学习培养成为一种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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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习培养成为一种爱好
把学习培养成为一种爱好
今年4月，我同齐续春副主席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坐中巴车要走两三个小时，与其云天雾地地闲聊，不如吸收一点有用的知识。于是，我请齐续春同志向大家讲一讲自己的人生感悟。
齐续春既当过农民、工人、教师，又当过副县长、副市长、副省长。他说，当了领导，经常坐在主席台上，其实，台下许多人都比自己优秀，只不过他们没有赶上自己这样好的机遇。懂得了这个道理，在工作中就会“待下级如平级、待平级如上级”。他还说：“逆境使人谦虚谨慎，顺境使人心浮气躁。如果视顺境如逆境，可保一生平安！”这些发自肺腑的人生感悟，实实在在、富有哲理。代表团中的一些年轻人说：“这一课听晚了！”
访问结束时，齐续春对我说：“你让我讲，我讲了；你是不是也应该到我们民革中央机关讲一次？”我是很重情义的。对于如此诚恳的邀请，我没有理由、也不好意思回绝。6月11日，我到民革中央机关讲了一次；今天到这里来，也是为了“还债”，而且是“加倍偿还”。
关于学习问题，较常见的讲法是逻辑推理“三段论”：一上来先引用古今中外的劝学名言，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紧接着介绍几种学习方法；最后讲“长期坚持、必有好处”。在一般单位，这种讲法不失为一种选择。但是，民革中央和周铁农主席历来重视机关建设，尤其重视干部的学习问题。在民革系统，读书学习已经蔚然成风。面对高素质的听众，采用上述“三段论”式的讲法，显然不合时宜。我准备就学习中经常遇到的一些矛盾和困惑，逐一剖析，并作力所能及的回答。因此，今天不能算是“讲课”，只是围绕学习问题的“集体谈心”，是一次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与坦诚对话。&
围绕“把学习培养成为一种爱好”这一主题，我谈8点看法：
一、“爱好”是克服“学习疲劳症”的有效方法
有人问，在相对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怎样克服“学习疲劳症”？我认为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把学习培养成为个人爱好”。
我没有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上过一年小学，母亲没有上过学，他们深知不识字的艰难。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对我说：“要好好认字。不认字，将来就是个‘睁眼瞎’！”家庭启蒙教育使我比较早地懂得了“认字”的重要性。家里没有书，就借同学的书来读。当时并不感到读书枯燥，反而觉得很有意思。
把读书培养成为一种爱好，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事。当时，我在郑州大学中文系学习。刚一入学，就被学校图书馆几十万藏书所吸引。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宽松的学习环境。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尽情地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不仅不会有人说三道四，还会受到领导的鼓励。半个世纪以前，一些喜欢读书而不大喜欢参加某些集体活动的学生，往往被批评为走“白专道路”，以致在学生中造成不敢读书、不敢钻研学问的不正常风气。
就在这一大背景下，1962年3月，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陈毅同志对与会的知识分子说：“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陈毅说：“不重视专业学习，我们国家的科学文化就将永远落后。”陈毅同志的讲话传到郑州大学以后，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全校很快就兴起了学习热潮。教务处把北京大学中文系500种“阅读书目”印发给全校师生，供大家选读。图书馆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架阅览室向学生开放。浓厚的学习氛围，良好的阅读环境，为我们开启了知识之门。为了多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我主动放弃了对“考100分”的追求，把考试目标调整为80分以上。在轻松的状态下，学习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愉快的吸收。除了上课，白天我到开架阅览室读书；晚上把从图书馆借来的小开本图书带到宿舍阅读；星期日带着干粮，到河南省图书馆阅读中外名著，摘抄有关资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46年过去了，我的学习兴趣未减，读书爱好未改。
人的爱好多种多样，习惯也各不相同：有人喜欢爬山，有人喜欢打球，有人喜欢游泳，有人喜欢跑步。持续不断地爱好同一件事情，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一种习惯。“爱好”一旦转化为“习惯”，就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有人曾经作过测算：游泳1小时消耗360卡路里，打羽毛球1小时消耗456卡路里，跑步1小时消耗900卡路里，爬山1小时消耗的热量更多。喜欢运动的人常常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可是很少有人抱怨“苦”和“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运动已经成为他们的爱好，进而成为一种习惯，“苦”和“累”融入了他们对运动的“快乐感受”之中。
有人也测算过，读书1小时，大约消耗13卡路里，热量消耗相当于游泳的二十七分之一、打羽毛球的三十五分之一、跑步的六十九分之一。可见，抱怨读书“苦”和“累”是缺乏依据、没有道理的。英国文学家理查·斯蒂尔爵士说过：“阅读之于心灵，犹如运动之于身体一样重要。”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像喜欢运动那样，把学习培养成为一种个人爱好，进而养成一种阅读习惯，天天坚持、风雨无阻。
“爱好”和“习惯”功效奇特：没有学习爱好和习惯，读起书来会觉得枯燥乏味，有了学习爱好和习惯，读起书来会觉得兴味盎然；没有学习爱好和习惯，读起书来会觉得又苦又累，有了学习爱好和习惯，读起书来会感到轻松愉快；没有学习爱好，读书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了学习爱好和习惯，读书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容易做到手不释卷。有志于通过阅读开阔视野、提升能力、陶冶情操的同志，不妨从培养自己的学习爱好和习惯做起。&&&
&&& 二、“需求”是“可持续学习”的推动力
&&& 学习的推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爱好；二是需求，包括工作需求、信息需求、生活需求、心理需求、审美需求和休闲需求。我想通过20多年前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谈谈工作需求对“可持续学习”的鞭策与激励作用。
&&& 1985年初，新华社免去我的山东分社社长职务，调我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最初让我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室副总编辑，10个月之后，又让我担任总编辑室总编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而我的知识储备并没有同步增长。我对摄影报道很不熟悉，对国际问题知之甚少。1985年4月我开始独立值班发稿。一天夜里，新华社国际部一位编辑收到一篇关于美国问题的稿件，由于涉及敏感问题，需要向值班副总编辑请示。当时，总编辑室有两位副总编辑对国际问题比较熟悉，这位同志想把稿件送给他们中的一位。他先打电话到总编辑室值班室，向秘书打听当晚哪位副总编辑值班。当秘书告诉他是我在值班时，这位同志停了一下，说：“那就算了吧！”
“那就算了吧！”这5个字简单明了、含义深刻。我大学毕业后在新华社山东分社从事农业报道长达20年，可以说是山沟沟里出来的“农村记者”，对国际问题连“一知半解”的水平也达不到。这位编辑是国际部美国问题专家，涉及美国的重要稿件，连他都觉得“拿不准”，我怎么能对稿件作出正确判断呢？即使这位编辑当天晚上真的把稿件送到我的手里，我还得请教熟悉国际问题的老同志。
“那就算了吧！”听了这句话，心里的确很不舒服。但是，我冷静地想了想，反而觉得它包含着一位老编辑对我的了解、理解与体谅，绝不能误认为是对新上任的年轻领导干部的不尊重。
这件小事，使我懂得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绝不会因为职务的提升和岗位的变动而“自动提高”。新闻单位的领导干部虽然有很高的级别，但不是“官”，只是带兵打仗的“兵头”。如果不下功夫刻苦学习，尽快提高自己的能力和造诣，就难以取得审发稿件和组织指挥报道的发言权，就会成为徒有虚名的业务领导干部。
为了弥补知识缺陷，我抓住自己的薄弱环节，首先从学习国际知识入手。我请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同志帮我从部队测绘部门找来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放在写字台的一角，经常转动、查看。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重大事件，我都让值班秘书把相关资料借来，仔细阅读。外事局安排我会见外宾，会见前几小时，我从国际部资料室借来几大本资料，尽量熟悉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况。我把这种学习方法叫做“突击充电”。我还向熟悉某一国家和地区情况的编辑、记者请教，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思考。
对于摄影报道，我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我借阅过不少资料照片，阅读了许多摄影理论著作，潜心研究摄影报道规律。从1986年开始，我陆续撰写了《新闻摄影理论研究和新闻摄影改革》《电视的冲击和报纸总编辑的慧眼》《新闻照片的思想内涵》《捕捉改革大潮的精彩瞬间》《把正在发生的事件摄入镜头》《“摄影形象”：一个值得精心研究的重要课题》等摄影理论文章。持续不断地学习和思考，逐渐弥补了我的一些知识缺陷。
提高造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段时间里，某一方面的知识缺陷刚刚得到弥补，新的知识缺陷又会暴露出来，这可以说是“工作需求”对学习的“可持续推动”。进入新世纪之后，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明显感到自己破解难题的能力同党、国家和人民的要求很不适应。要破解这些难题，就必须刻苦学习，吸收新知识，拓展新视野。
2004年，为了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我阅读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在这本书中写道：“一个人的眼界局限于太小的领域，是令人扫兴而且危险的。一个人全力以赴，力求解决某些刻不容缓的局部问题，结果却发现他的努力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的世界面前失败了。”这段话使我认识到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打破自己的“眼界局限”。
这一年，我还阅读了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写的《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作者认为，以化石能源和线性的物质过程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即“一切照旧”的A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变革的方向是以可再生能源和物质再生性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的B模式。作者提出，到2020年，全世界应减少80%的二氧化碳净排放；世界人口应稳定于80亿或者更少；要努力消除贫困，尽快恢复地球的自然生态体系。作者还认为，B模式的本质不是不要发展，而是从追求更大的发展转变为追求更好的发展。
长期以来，一谈经济发展，我们的眼睛就会盯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减，而对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发展规律、发展道路、发展原则、发展方法、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方针等问题则关注不够、研究不够。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还有许多“盲区”。由于知识欠缺，对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新现象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如保护耕地，我们对开发区和城镇建设滥占耕地问题看得比较清楚，而对汽车占用土地这一潜在威胁则未予以足够重视。《B模式》的作者断言，如果中国有朝一日达到日本每两人一辆汽车的拥有率，那么，全国汽车总量将增加到6亿多辆，仅新修道路和停车场两项，就需要占用1300万公顷土地，折合1.95亿亩，占全国现有耕地总面积10％以上。阅读了这些篇章，我感到震撼。对于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能否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确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兴衰成败的重大课题。不断学习新知识，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对于诸如此类的苗头性、趋向性问题就能及时发现。
“工作需求推动学习、学习提升工作水准”，这就是工作与学习的辩证关系。&&&&&
三、“学习计划”应该以“人生规划”为指导
一些同志问：“你有没有学习计划，应该怎样制定计划？”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人生感悟。
&&& 上个世纪70年代，我曾经拟定过“学习计划”。不能说这种“学习计划”完全没有用处,但在实践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学习计划”离不开“人生规划”。只有用积极的“人生规划”指导和带动“学习计划”，这样的计划才有意义。
&&& 1985年1月1日，我即将离开工作和生活了20余年的新华社山东分社，奉调到总社工作。在当天的日记中，我把自己的一生大体划分为三个“20年”：第一个“20年”是学习和积累知识的“20年”；第二个“20年”是在新华社分社记者岗位上锻炼成长的“20年”；第三个“20年”理应是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的“20年”。在日记的结尾，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下个世纪的2004年，是我人生第三个‘20年’的截止期。到了那个时候，我只希望能有资格说一句：‘无愧于党的培养和人民的重托’！”
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的20多年，我主要是围绕“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这一人生目标安排学习计划的。
举一个关于两个“舆论场”学习和研究的例子。
&&& 我对人民群众“口头舆论场”的关注始于1997年。当时，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国内外热点增多，人民群众对一些重大问题议论纷纷，舆论引导的难度明显增大。在那段时间里，我集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舆论的有关论述。1842年12月28日，《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境内遭到查禁，马克思为此写了7篇文章，抗议普鲁士专制政府对进步报纸的迫害。在《好报刊和坏报刊》一文中，马克思写道：“究竟什么样的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呢？因此，谁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马克思关于“表达社会舆论”和“歪曲社会舆论”的论述给了我很大启发。从这两个命题中，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表达社会舆论而不歪曲社会舆论”，是新闻媒体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前提和基础；而要“表达社会舆论”，就必须“正视社会舆论”“了解社会舆论”“研究社会舆论”。
&&& 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一些外国哲学家的著作。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说：“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公共舆论又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不值一顾的是它的具体意识和具体表达，值得重视的是在那具体表达中只是隐隐约约地映现着的本质基础。”“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这几段论述，使我对“公众舆论”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
经过学习和思考，在1998年1月8日召开的新华社工作会议上，我对“两个舆论场”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媒体着力营造的“舆论场”。老百姓从自身的感受出发，他们每时每刻都会关注一些共同的领域、共同的问题，在口口相授之中形成民间的“口头舆论场”。
从那时到现在，我围绕两个“舆论场”继续探索，进一步认识到两个“舆论场”相互脱节的危险性。有的地方对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包括对网络论坛和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营造的社会舆论了解得不够及时，反应比较迟钝。在许多时候，人民群众对某一社会问题已经议论纷纷，可是我们的媒体却很少谈及；或者虽然作了报道，但与人民群众对事件关心的程度、关注的角度以及对信息总量的需求相差甚远。这种反差的存在，使得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两个舆论场互不衔接、互不交融。对人民群众的正确舆论，主流媒体没有及时给予肯定性的报道；对一些模糊认识，主流媒体没有及时给予解释和疏导；对一段时间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错讹流言、传闻，主流媒体没有及时予以澄清。
对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和网上舆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麻痹症”和“新闻麻痹症”。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揭示了一条规律：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基本情绪了解得越多，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强；对人民群众的情绪了解得越少，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小，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弱。如果两个“舆论场”根本不能重叠，主流媒体就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　　
围绕“两个舆论场”的学习和探索，已经被近年来的实践所验证。尤其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社会各界对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包括网上舆论和手机舆论越来越重视。2009年6月，人民网曾推出“网络问政”大型调查。网友普遍认为，社会在进步，执政方式也要随着变化。他们期待各级政府建立与网民沟通的工作机制，借助新的信息交流方式，了解国情民情、管理社会。如今，各级领导干部走向网络前台，倾听网络民意、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十几年前围绕“两个舆论场”的学习、探索与思考，能对实际工作多少起一点启迪和推动作用，我感到欣慰。
我学习和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关于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
重大突发事件在突然之间爆发，新闻信息在一瞬间传递，信息量十分巨大，容易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在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外界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我们可以用行政的办法对其进行“封锁”，可以在较长时间里“秘而不宣”，或者可以采取“慢三拍”的方法。但是，在互联网十分发达的时代，在信息传播渠道四通八达的时代，对影响范围大的突发事件进行“严密封锁”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动作迟缓，或者隐瞒不报，就会陷于被动局面，因为从受众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不少人有先入为主的信息接受习惯，而且容易形成“思维定式”。一旦形成一种看法，外界就很难改变。橡皮发展史也给了我很大启发。最初，欧洲人用面包屑擦铅笔笔迹；1770年，英国一位工程师发明了用天然橡胶制成的橡皮擦；后来，又有人采用硫化工艺制成不掉屑的高级橡皮擦。不论橡皮工艺怎样改进，一张白纸上一旦被人画上黑色的铅笔道道，再用橡皮去擦抹，不管多么用力，总会留下一些印痕。同样道理，如果人民群众最先接触的是西方新闻媒体关于中国突发事件的片面报道，那么，这一被歪曲了的形象将会在他们的头脑中残存很长时间，即使花费几倍的工夫，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这些歪曲报道的影响。事实上，当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时，主流媒体如果能够及时报道，会抑制谣言传播的空间，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
2003年2月25日上午，新华社两名记者到北大、清华采访，中午在清华大学荷园餐厅二楼就餐，突然听见“轰”的一声巨响。记者撂下饭碗，冲向一楼爆炸现场。一个目击者说：“到处是火药味，地上没有纸屑，不像是鞭炮，像是自制的土炸弹。”在餐厅门外面，记者看到有3个受伤的人被送上警车。他们在现场一边观察采访，一边用手机向编辑部口述新闻稿。由于报道及时，受到海内外媒体和网民的好评。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从媒体对北大、清华食堂爆炸事件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中国媒体发生的变化，它们开始“优先报道老百姓关心的新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说：北大、清华爆炸事件之所以没有成为社会热点，没有被境外媒体大肆炒作，主要是因为新华社及时报道了消息。当天曾有人传说这次爆炸死了好几百人，新华社消息播发之后，流言立即消失。
一旦打破“后发制人”的思维定势，被动局面就容易得到扭转。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伊拉克籍报道员贾迈勒·哈希姆·艾哈迈德以最快的速度发出伊拉克遭攻击的消息，时效超过世界其他各类媒体。法新、路透、美联等西方通讯社称赞新华社关于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消息“时效快得难以想象”。香港一家报纸对新华社抢发第一条快讯发表了评论，赞誉“新华社10秒领先全球”。在激烈的国际新闻竞争中，特别是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被动”与“主动”有时只有几秒钟之差。如今，“准确、客观、及时、充分”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反映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原则。
从1986年1月14日担任总编辑室总编辑算起，我在总编辑岗位上度过了7896个日日夜夜。“无愧于党的培养和人民的重托”这句话催促着我、激励着我，使我在这个岗位上不敢稍有懈怠。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使我深切感受到，积极的“人生规划”可以影响和带动自己的学习计划，使学习和研究工作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吸收知识，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工作有利、对社会有利。&&&
四、“忙人”要想多学习一些东西，只能靠“自我加压”
一些同志问我：“你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读书？”
“忙” 的确可以成为不读书或者少读书的的借口。前不久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了一次“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在回答“您在读书中最大的困扰是什么”的问题时，40% 的人选择了“工作太忙，抽不出太多时间读书”；22.7%的人选择“应酬太多，读书时间被挤占”。
那么，“忙人”究竟有没有时间读书？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忙人支配时间的特点和规律作一点分析。
“忙人”的时间有3个特点：一是不完整性。他们的时间大都被一个接着一个的紧急任务切割得支离破碎，很难像专家那样，一连几个月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个课题。二是不均衡性。有时可供支配的时间多一点，有时可供支配的时间少一点，不仅年与年不同、月与月不同，就是一天和一天之间，可供支配时间的长度也大不一样。三是不规律性。“忙人”的时间没有一定的周期和规律，呈现出很不规则的状况。
鉴于上述特点，“忙人”要想挤出时间读书，必须想方设法把零碎的缝隙时间转化为相对完整的阅读时间。我把这种支配时间的方法叫做“化零为整”和“零存整取”，也可以说是“缝隙时间”的利用。
以学习《列宁选集》为例。《列宁选集》第１卷858页，第２卷1005页，第３卷933页，第４卷765页，４卷合计3561页。由于工作繁忙，要在短期内读完这４大本书，的确有一定困难。为了解决学习经典著作同时间紧缺的矛盾，1973年元旦我拟定了一个总体学习计划：按照每小时平均10页的阅读速度，将《列宁选集》1—4卷通读一遍需要356个小时。如果每天挤出1小时，不到一年就可以把《列宁选集》1—4卷通读一遍。有了这个总体规划，零碎时间就像珍珠一样被串了起来。实践的结果是只用了６个月，就把《列宁选集》通读了一遍。
忙人一年到头紧张地工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时间学习。外出办事，要坐飞机或者汽车，这些路途中时间就是学习的好时机。近几年，我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工作，出国访问的机会相对多了一些，到非洲、欧洲一些国家，坐飞机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为了充分利用空中时间，我把《红与黑》《巴黎圣母院》《简爱》《老人与海》《茶花女》《汤姆大叔的小屋》《少年维特的烦恼》等世界名著朗读本以及“世界历史”、“中国历史”音频资料输入“MP3”和“MP4”，飞机起飞以后，就戴上耳机“听名著”和“听历史”。一位空中小姐看到我一路上都在听“MP3”，就对我的秘书说：“你们总编辑很新潮，这么爱听音乐！”其实我只是利用新潮的“MP3”和“MP4”，在学习世界名著和世界历史。
乘坐长途汽车也是一样。最近几年，我多次带领调研组到基层作专题调研，还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为了利用好“公路上的时间”，只要条件允许，我就诚恳地邀请代表团中的专家、学者向大家普及相关学科的知识。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院士，用外行人听得懂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复杂系统分析与控制、随机控制、过程控制、故障检测与诊断等方面的知识；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佐书讲述了培养记忆力、观察力、注意力、想象力的重要性；国防大学原校长裴怀亮上将回顾自己戎马一生，讲述了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道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导师李义虎对台海局势作了透彻的分析；经济学家吕薇就房价走势和人民币汇率问题，谈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颠簸的汽车上，专家、学者所作的“科普报告”，使我们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受到了启迪。一些年轻同志开玩笑说：“我们的代表团真成了‘学习型代表团’！”
“忙人”要想挤出时间学习，既要注意“自觉支配”，又要注意“强制支配”。一些在学术上较有成就的人，自觉支配时间的观念很强。1903年，数学家科尔证明2的67次方减去1是个合数，解开了200年来一直被人当作质数的谜团。别人问他“解决这个问题花了多少时间”，科尔回答说：“３年内的全部星期天。”这些杰出人才安排时间主要靠自觉。但是，根据我的体验，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自觉性是很有限的。劳累了一整天，有时夜晚还要加班处理疑难问题，回到家，腰酸腿疼，我也非常想斜靠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频频换台。学习与其说是靠“自觉”，不如说是靠“自我加压”，说白了，就是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1981年，我在中央党校新闻班学习。党校藏书较多，是学习的好地方。为了在有限时间里多读一些书，我给自己施加了一点压力：把全学期的150天划分为50个单元，３天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要读两本书。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或者书比较厚，３天读不完两本，可以与上、下两个单元合并计算，即９天必须读６本书。为了确保阅读质量，我还给自己规定了记卡片的任务：每天记卡片不少于10张，完不成任务就早起床、晚睡觉。党校给每个学员发了1本电影票，每个周末都有电影。为了抵御“电影诱惑”，我把所有的电影票都退掉了，让自己想看也看不成。吃过早饭，只要不上课，就钻进党校图书馆的专业阅览室，阅读与新闻学有关的书籍。“自我加压”的结果是：半年时间读了104本与新闻学有关的书籍，记下了4000多张新闻学资料卡片。　　
&&& 这次“自我加压”的实践，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一种潜在的“爆发力”。在平常的日子里，这种“爆发力”容易被自己忽视，一旦外界给了自己一种压力，或者自己给了自己一种无法改变、无法撤回的压力，这种潜在的能力就会爆发出来，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自己67岁寿辰前夜，约请几位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吃便饭。他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许多朋友问我读书的秘诀。如果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要像榨油一样，学会“自我加压”。　
五、既要“学以致用”，又要“学以备用”
一些同志问：“学与用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我的看法是既要“学以致用”，又要“学以备用”。
&&& 2003年3月，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在21项职权中，有7项属于立法范畴，包括制定法律、修改法律、解释法律、撤销行政法规和监督宪法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主要议程也是审议立法、修法议案，决定同外国缔结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要忠实地履行职责，必须具备渊博的法律知识，而在我的知识结构中，法律是最薄弱的环节。尽管当时“年逾花甲”，我还是下决心补上法律这一课。
年纪大了，学习法律不能像法学院的学生那样，从头至尾按部就班地进行。何况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特别多，仅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法律就超过300个，其中现行有效的法律200多个，涵盖了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如果加上国务院制定的600多个行政法规、各省（区、市）制定的8000多个地方性法规和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我国法律、法规、条例及司法解释的总数近万个。海量的法律，要想有效地学习，必须研究适合自己实际状况的方法。我采用的方法是“为用而学、学以致用、以用促学”。
2006年4月上旬，我以全国人大中菲友好小组主席的身份，陪同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访问北京、成都、拉萨。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中有不少专家，其中一位参议员正在研究菲律宾的“区域自治法”，他很想了解西藏自治区人大制定的法律同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哪些不同之处。为了完成这次外事接待任务，离京之前，我突击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资料。我向客人介绍说，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比如，在执行全国性法定节假日的基础上，西藏自治机关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列入自治区的节假日。根据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因素，西藏自治机关将职工每周工作时间调整为35小时，比其他省、市每周工作时间少5小时。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1981年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西藏少数民族历史婚俗等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规定对1981年以前已经形成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婚姻关系，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者，准予维持。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知识帮了我的大忙，使我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外事接待任务。
&&& 在常委会审议关于立法、修法、释法议案之前突击学法，是最常用的学习方法。2007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城乡规划法草案。草案第57 条规定，“因撤销行政许可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重新学习了行政许可法。该法第 76 条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被许可人”和“当事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当事人”既包括被许可人，也包括其他利害关系人。从实践层面来看，因撤销行政许可而蒙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被许可人，还有可能包括其他利害关系人。因此，我建议将城乡规划法草案中的“被许可人”改为“当事人”，也就是说，因撤销行政许可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不论其是“被许可人”还是“其他利害关系人”，均应依法给予赔偿。常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对城乡规划法草案进行了相应修改。
我还注意把人民群众的关注点作为学习法律的重点。2007年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反垄断法草案。在此之前，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多次组织、策划、协调企业商议方便面涨价幅度、步骤、时间，扰乱了市场价格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人民群众对此议论纷纷，强烈要求执法机关依法予以惩处。国家发改委虽然表示要对违法违规行业协会依法作出处理，但处理的法律依据不足，迟迟没有下手。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这一社会热点问题，我认真研究了反垄断法草案，发现草案第 54 条虽有“行业协会等组织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这样的表述，但不太具体，难以操作；第45 条和第 46 条虽然规定对有垄断行为的经营者应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但一些行业协会并没有“违法所得”，也无法计算其上一年度的“销售额”，这将导致反垄断法草案对行业协会失去约束力。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出发，我建议草案应将行业协会应负的法律责任具体化，明确规定行业协会等组织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审议通过的反垄断法第46条中专门增加了一款，规定“行业协会违反本法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所学的法律知识派上了用场，人民群众的意愿在法律条款中得到体现，这就是“学以致用”和“学以备用”。
六、学习不是为了“寻章摘句”，而是为了“寻找启发”
一些同志问：“怎样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我认为，“转化”两个字抓住了学习的本质。我愿就“知识转化”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学习不是为了背诵一些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更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为了从书籍中寻找启发，以便找到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形成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这是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的关键所在。
举例来说，在大量的“名医医案选”相继问世的时候，有人花费很大精力，撰写了一本百万字的《误诊学》，专门研究临床错误诊断发生的规律和防范措施。误诊学从诊断学的另一个侧面，分析、研究在诊治工作中未能获得正确诊断和及时、全面诊断的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无独有偶，在许多人争相研究成功经验的时候，有人专门撰写了20万字的《失败论》，系统分析导致失败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明确提出人的“错误病”这一概念。作者认为，“错误病”是人的思维系统和行为系统方面的疾病，是正常人发生的认识错误和实践错误。错误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对错误的固执态度，都可能成为“错误病”的诱因。
我学习《误诊学》和《失败论》，不是想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而是想从中寻找在新闻报道工作中减少失误的启示。人们常说“吃一堑、长一智”，新闻工作者经常吃堑，在吃堑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长智，这就是失误和教训的“功劳”。当然，人们从失误中学习的能力有明显差异。就新闻工作者来说，认识失误、总结教训的能力大体可分为三个档次：一是“只吃堑、不长智”，或者是“经常吃堑，很少长智”；二是“吃了一堑，只长一智”，不善于举一反三，发生失误之后，只有在同样条件下才能汲取这一教训，“吃堑”和“长智”的比例差不多是一比一；三是不仅自己吃堑时会增长智慧，而且还善于借前人之堑长自己之智、借他人之堑长自己之智。
我进而提出，编辑、记者学习《误诊学》和《失败论》，就是要领悟了举一反三的真谛，懂得由此及彼的道理，从一次失误中可以推知其余，从多次失误中可以产生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要“以史为镜”，善于从过去的失误和教训中学习，增长自己的智慧；要“以人为镜”，善于从他人的失误和教训中学习，增长自己的智慧；要“以己为镜”，善于从自己过去的失误和教训中学习，防止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把个人阅读得到的启示讲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学习像蜜蜂采蜜。生产一克蜂蜜，工蜂要采集约1500至1600朵花的花蜜；制造1千克蜂蜜，需要采集150万至160万朵花的花蜜。如果工蜂不知道选择和提炼，把数以百万计的花朵运进蜂巢，将会给蜜蜂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
学习像开采金矿。每吨金矿石的含金量超过10克，就算富矿。人们之所以要开采一吨矿石，就是为了提炼其中蕴涵着的10克黄金。同样道理，我们之所以要阅读几百页的书籍，就是为了寻找珍贵的启示。谁懂得了采蜜和炼金的道理，谁就领略了学习的真谛。
要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必须培养自己的联想习惯。要根据已经获取的知识，通过不同路径进行分析，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深入思考，力求把各类知识“串联”起来，由此及彼、深入开掘，举一反三、获得新知。
以阅读《篮球比赛规则》一书为例。一百多年前篮球运动诞生时，只是在球场两端挂两个篮筐，对双方上场运动员的人数和比赛时间都没有作严格规定。比赛开始时，裁判员把篮球往球场中央一抛，双方队员蜂拥进场，任意奔跑，粗暴抢球，互相扭打。为了改变球场上的混乱局面，篮球运动发明人詹姆斯·奈史密斯制订了13条非常简单的比赛规则，规定上场运动员不准抱球跑，不准抱人、推人、绊人，不准打人。有了这些原始的竞赛规则，篮球场上粗暴厮打的现象明显减少。在此后的100多年间，每当一种新的不文明动作在球场上出现，国际篮坛就着手研究抑制这种不文明动作的办法，对篮球比赛规则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改和补充。10年前，国际通用的篮球比赛规则已经发展到10章、61条，据说还有一些新的比赛规则在酝酿和试验的过程中。这些越来越细、越来越严的比赛规则，为参赛球队创造了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了世界篮球技术的进步。
从篮球比赛规则的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发展史，我联想到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法律法规有待完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时有发生。价格欺诈、质量欺诈、品牌欺诈、服务承诺欺诈，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互不信任。试想一下，在一个缺少规则、缺乏诚信的大市场上，经济活动怎么能正常开展？我觉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者都应该从篮球运动发展史受到启示。要针对种种见利忘义的不文明行为，不断规范市场主体规则和市场客体规则，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自主与监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只有尽快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才能确保新机制的正常运行。于是，我撰写了一篇题为“从篮球比赛规则想到的”评论文章。这篇评论在《人民日报》刊登之后，引起读者的共鸣。《人民论坛精粹》一书在对这篇文章进行评析时写道：文章的论题旨在论述健全法制对于规范竞争的重要性。作者别开生面，将这一较为抽象的议题论述得如此深入浅出、娓娓动听，“这主要取决于作者对面临的矛盾以及如何解决矛盾具有真切的认识和丰富的联想力”。其实，这篇评论的灵感来自篮球运动发展史。作品的成功主要是《篮球比赛规则》一书的功劳，而不是我的功劳。
七、既要阅读“有字的书”，又要学习“无字天书”
一些同志问：“怎样把书本知识同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有字的书”和“无字天书”的关系。
&&&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的讲话中谈到“有字的书”和“无字天书”。他说：“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同志的介绍，毛泽东同志为了读好“无字天书”，一生中作了大量社会调查，这对于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应该借鉴这种求知方法，在刻苦读书的同时，要十分注意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读好这部“无字天书”。
&&& 今年5月27日，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召开的“人大新闻宣传研讨会”上，以“成就性报道应同我国‘发展中国家属性’相吻合”为题发了言，这就是阅读“无字天书”的一个成果。
宣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两会”新闻报道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多年来，新闻媒体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对于这一点，应予充分肯定。但是我认为，成就性报道必须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一致，同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相吻合。
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13年前。1997年党的十五大前夕，一名外国驻京记者向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领导人说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但是，我看了中国传媒关于中国形势的报道，这里翻一番，那里翻两番。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很快就会实现现代化，初级阶段还需要不需要100年？”这件事引发了我对成就性报道客观效果的思考。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我头一次意识到“成就报道”的作用并非全是“正面的”，有“有效”、“无效”和“反效”之分。过头的、过量的“大好形势”宣传，不仅不能准确反映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容易导致人们对中国国情的误判，常常产生事与愿违的“反效果”。我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坚定性主要表现在能否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发展阶段的总体判断上来。我下决心把全面、系统、周密、深入地了解国情、研究国情作为一门“必修课”，尽快扭转虽然生活在中国的国土上，对国情却不甚了解的被动局面，使我们的形势宣传更加符合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
&&& 我对这一问题的再次关注是2007年。当时全国各地正在筹备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活动，媒体刊载了大量成就性报道。30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以上；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近100倍，城乡居民储蓄增长了700多倍。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适当介绍中国取得的成就，很有必要，但如果把话说得太满、太过，就会脱离初级阶段“不发达状态”的基本国情，从而引起外宾的误解。前些年，我们国家派出的代表团负责同志在非洲发表演讲，当讲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时，会场上发出阵阵笑声。有的非洲朋友对中国记者说：“你们真幽默。中国已经这样发达，还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 生活中遇到的大量实例，使我意识到“夸富”至少有三大害处：一是容易使一些领导干部滋生自满情绪，一旦头脑发热，就会作出偏离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错误决策；二是“夸富”有可能诱发“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的蔓延，最近一段时间，西方发达国家借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主张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三是“夸富”不仅使一些发达国家终止了对中国的发展援助，而且把发展中国家对获取中国援助的“胃口”吊得很高。大家从互联网上可能已经看到，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开始受到质疑。这一动向值得深思。
为了澄清关于“中国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误传和误解，近几年，我在向外宾介绍中国情况时，既介绍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又介绍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存在的问题；既介绍经济总量，又介绍人均拥有量；既介绍中国发达地区发生的变化，又介绍贫困地区的实际状况。比如，今年5月11日，在北京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伊中友好小组代表团时，我向客人们介绍了几组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10月公布的数据，2008年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第105位；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居世界第130位；按照世界银行的资料，200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是8613美元。非洲的利比亚、赤道几内亚、塞舌尔、加蓬、毛里求斯、南非等12个国家人均GDP都高于中国，排名在中国之前。根据联合国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至今尚有1.5亿贫困人口，相当于伊朗全国总人口的两倍多，贫困人口总量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
不回避初级阶段存在的基本矛盾和问题，既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又介绍中国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差距，这种坦诚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只会赢得外国朋友的理解、信任与尊重，绝不会损害我们国家的整体形象。
&&& 阅读“无字天书”，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靠扎扎实实的生活积累、思想积累、素材积累。有时几十年前获得的知识，在特定的环境中会突然迸发出来，变成比较有价值的材料。
2002年11月9日，党的十六大分组审议总书记的报告。鉴于前些年一些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我建议在报告中增加“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内容，旗帜鲜明地铲除形式主义公害。为了阐明形式主义的特征和危害，我讲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山东农村采访时积累的一个典型事例。
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鲁西北一些农村让老百姓“挑灯夜战”，推水车浇地。晚上黑咕隆咚的，浇地容易跑水，费力、费时又费钱。当地农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水车的链子卸下来，推着空水车在井台上彻夜转圈。剖析“不挂链子推水车”的方法，可以发现形式主义的三个典型特征：一是推水车不挂链子，尽管不出水，但可以起到应付上级“大检查”的作用。当村干部打着灯笼或者拿着手电筒巡回督战时，老远就能听到井台上的水车响。二是不挂链子推水车，虽然看起来也“忙忙碌碌”，但不是真推，既省力气，又能给上级派来的“检查团”留下良好印象。过去有人说“出力不讨好”，不挂链子推水车可以说是“不出力，也讨好”。三是不挂链子，自然车不出水来，忽视了推水车本身的要求，忘记了推水车的根本目的，归根结底属于一种只有付出、没有效益的“应付性劳动”。我认为，现实生活中各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与“不挂链子推水车”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建议在党内采取两条措施：一是严格按照德、能、勤、绩、廉的标准选拔干部，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把那些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党政领导干部排除在选拔任用之外。二是新闻宣传单位要增强对形式主义的识别能力，对于“不挂链子”“不出水”的空转式的“工作经验”，不仅不能加以宣扬，而且要予以批评和揭露。
这一发言在小组会上引起了共鸣，所提建议也被采纳。《十六大报告》第10部分增加了“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内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无字天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八、辩证地看待“网上阅读”，不要人为堵塞吸收知识的渠道
一些同志谈到，网上阅读快捷、检索方便；也有一些同志列举了网上阅读的诸多不便。可见网上阅读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我愿意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亲身体验。
当今世界，知识更新速度明显加快，要想与时俱进，必须善于利用网络吸收新知识。据2009年3月北京市统计局向社会公开发布的《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城镇居民在其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日均阅读书刊时间22分钟、上互联网时间32分钟。今年“4·23”世界读书日期间进行的第七次国民阅读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电子阅读器销量已占全球市场的20%。据业界预测，到2020年，我国90%的图书品种将同时采用数字和纸张两种方式发行；到2030年，将有90%的图书采取网络版本，传统的纸质读物有可能降至10% 。这两份报告都说明，互联网阅读已经成为一种吸收知识的渠道和方式，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都难以扭转这种发展态势。
&&& 我在互联网上阅读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养成的习惯。我觉得互联网阅读方便、快捷、高效，面对屏幕，容易激发对相关问题的联想与思考。互联网上有一些公益性质的数字图书馆，从这些网站下载图书，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我们可以有选择地把有价值的数字图书下载到自己的“数字图书馆”，分类存储，以便抽时间阅读。
&&& 我的“个人数字图书馆”目前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闻学著作”“经济学著作”“心理学著作”“管理学著作”“法学著作”“中外历史”“领导科学”“外交与外事”“国际战略研究”“人权理论”“道德情操”“生活方式”“宗教与哲学”“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古今中外军事著作”“人物传记与成才规律”“新兴学科纵览”“百科知识”等18个大类，每个大类下面又分若干小类。平时尽量利用零碎时间下载数字图书，分别存储在各类目录之下。2008年春节，是我20多年来第一个既不值班、开会，又不审阅稿件的休闲式春节。假日里，除了陪伴家人，剩余时间都用来从网上下载数字图书。《道德情操论》《大脑如何思维》《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未来时速》《统帅决胜之道》《健全的思想》《精神现象学》《数字化生存》《享受宁静》等204部数字图书，分别存储在“个人数字图书馆”的18个大类之中。
网上阅读与纸上阅读不同。过去阅读纸质图书，总是先把有价值的内容摘抄下来。网上阅读恰恰相反，最好把没有明显参阅价值的内容大段大段地删除。比如，一部30万字的专著，用一两个小时，把对自己帮助不大的29万多字删去，留下对自己有启迪作用的几千字，仔细阅读、思考，并撰写学习笔记。在“个人数字图书馆”中，同名保存两个文件：一个是这本书的全文；一个是阅读这本书的摘记。美国俄勒冈大学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证实，人的形象记忆并不依赖于大脑中额外的储存空间，而取决于人们忽略不相关事物的能力。快速地、果断地把无用信息过滤掉，有助于增强我们对有价值信息的记忆力。这是在有限时间里大量吸收新知识的有效方法。
“学习”是一个内涵丰富、值得从多个角度反复探讨的话题。需要说明的是，学习方法因人而异。同一种方法，一部分人觉得有用，另一部分人不一定觉得有用。今天谈到的，只是个人的“一孔之见”，是不是有用，只能由在座的朋友们自己去感悟、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选择、自己去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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