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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记者 (长篇小说）--作　者：石野 &&
zyesheng 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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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历经九死一生的传奇人物！这是中国惟一的一位从中国海军陆战队走出来的政法记者、中国第一卧底记者为正义而战的震憾实录！这是一部刺痛中国人神经的书！
　　作者简介
　　石野，七十年代初出生于湖北大冶农村，中学时因家中遭火灾而被迫辍学，做过农民、下过矿井、做过保镖、在中国海军陆战队服过役，在南方和北方做过10年政法记者。曾任《南方都市报》、《首都公安报》、《科学时报.今周刊》、《京华时报》等多家中央、省级报纸的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机动记者部主任、记者和编辑。现为京城自由新闻人(QQ：、)。
　　至今已在国内百多家报刊发表各类文章4000余篇，300多万字，作品曾被国内外多家报刊和网站转载，其卧底历险的传奇经历曾被《知音》、《家庭》、《华西都市报》、《华商报》、《文摘报》等多家畅销报刊及各大网站介绍过。著有长篇舆论监督报告文学三部曲：《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及《新闻现场――我的北京记者生涯》（即出），长篇纪实《天理难容――中国首宗记者自诉案始末》、《审判医院》、《拯救父亲――中国癌症现状调查实录》及记者三部曲之一《流浪记者》等即将出版。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历经九死一生的传奇人物！这是中国惟一的一位从中国海军陆战队走出来的政法记者、中国第一卧底记者为正义而战的震憾实录！这是一部刺痛中国人神经的书！
　　曾担任过医院领导的老父亲竟死在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医院中！为替父请命，北戴河女护士长怒告任职医院；四川民工讨工钱，竟惨遭恶老板屠刀杀死；七旬“死人”还魂状告公安局，诉讼五年无结果；打黑警察举报上司遭追杀，被迫携枪进京上访；因为援助遭遗弃的打工妹母子，揭露了河南籍“爱情骗子”邓世祥的真面目，侠义记者却惨遭无良男人的诬陷诽谤，从而引发出国内首宗记者自诉案，正义记者陷入生活困境。
　　从湖北大冶贫困乡村走出的豪气男儿石野，跨过中国海军陆战队的特殊训练场，从一个没有文凭的退伍军人，刻苦自学成才，终成长为《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等多家畅销报纸的著名政法记者，经历极富传奇色彩。他以陆战队员的果敢，以笔为刀，勇敢地为数名弱者伸张正义，揭开了许多惊人的黑幕；因为实施舆论监督，他曾经三次走上法庭，多次遭人追杀，四次死里逃生，被人戴上手铐非法拘禁过十一天；在中国新闻史上抒写了独特的“正义”两字，倍受民众的尊重和爱戴，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特著文称赞他为“人民需要石野这样一把明晃晃的利剑！”；多次为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法提案的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教授称赞道：“石野是我所见到的极富正义感的记者！他的故事令我很感动！”。
　　本书是首部记录中国第一卧底记者石野独特的传奇经历、痛苦的内心独白、艰辛的舆论监督历程的纪实力作，同时还记录了古清生、庄晓斌、刘晴等京城自由撰稿人的众生相，以及众多流浪记者的酸楚生活。本书可视为作者的第一本书《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续篇，两书相得益彰，故事既有紧密联系内容又截然不同。石野的十年记者生涯的正义之旅，充满了云波诡谲，惊心动魄，读来扣人心弦，让人深切感受到舆论监督艰难的同时，更为其那可贵的浩然正气而热血沸腾，荡气回肠！
第一章(一） 怀揣83元人民币闯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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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初夏，当我背着背包从中国海军陆战队走出来时，我背负着美丽的梦想和憧憬，决定闯荡羊城，以圆我的记者和作家梦。
　　无法想象之后的十年间，从南国到北国，从羊城到京都，我的新闻之旅竟会是如此的跌宕起伏，云波诡谲。我在刀光剑影和惊心动魄中演绎着我的职业人生。
　　那时，刚从部队出来的我并不知道，在这羊城繁华世界的灯红绿影下，也隐藏虎穴。自从我踏上这块被成千上万的外来工淘得热火朝天日新月异的羊城马路，我的生命就开始经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从湛江走出来的我身着一套陈旧的海洋迷彩服，将全部家当装在背包里，坐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那个时候我爱上了地方上一位毕业于某高校、其父是当地富翁的女孩子。痴心妄想地爱上后，无情的现实却一下子击碎了我的爱情梦。生性倔强的我不顾他人的劝告，决定以流浪的方式来忘却失恋的忧伤。
　　其实，广州对我而言还不算是完全陌生，早在我当兵前的那年暑期，我在一位老乡的哄骗下曾来到这里“淘金”，那厮在“帮助”我花光了本来就很可怜的一丁点儿血汗钱后，就来了个脚底抹油，悄悄溜了，扔下一个举目无亲、手足无措的我，害得我甭说回家的路费，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走投无路之余，我只好找到了民政部门，对方回答道：那你就进收容站吧。懵懵懂懂的我当时还真不知道收容为何物，居然还真的攥着对方开的一张请求收容的条子来到了附近的收容所。一打听，几个面无表情的工作人员瞪着眼睛告诉我：收容与进看守所差不多，既没有自由，还要受到人身限制，在里面要干活，直等到你挣到一定数目的钱以后，才会用一个破旧的火车皮拉你回去。一个露着满嘴大黄牙的广东佬歪着头看着我：个傻×，你还不如跟我们一起混，保你有钱花，有饭吃。出门在外，我最怕挨上那不光彩的事儿，只好另想办法。于是，我径直朝广州火车站走去，决定偷偷地扒火车回去。最后，我到底还是爬上了一列开往武昌的直快车，一路上想方设法躲避查票，揣着一颗咚咚咚直跳的心，终于踏上了湖北的土地。
　　四年之后的今天，我像一条鱼，又一次游入了广州这座城市。跟随着一大群男男女女，浑身臭汗的我好不容易挤出了火车。我东张西望地来到附近的公共汽车站边，不知所措。人海茫茫，我整个人也茫茫然。此时我除了身上这一套旧军装外，包里仅揣了83元钱！这是我彻底抛开湛江那位千金小姐的爱情后身上仅剩的现金了。我相信，凭着我在部队发表的那一大叠作品和那些立功获奖证书，还有一张老家湖北省黄石市作家协会会员证，一定能找一份好工作。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得找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
　　此时，头顶上的那轮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炉，把我面前的世界炙烤得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流花火车站附近的行人熙熙攘攘，各式各样的大小汽车如过江之鲫。我知道，我的这双脚一踏上羊城这块土地，就注定了要过着露宿车站的流浪漂泊的生活。此时此刻，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很快先找到一个栖身之处。一大群操着四川口音的民工从我背后的出站口汹涌而出，他们很快就把正在踯躅不前的我裹挟在人流中。我看到这些背着大包小包、灰头土面的民工们，将满是淘金的希望绽放在他们净是汗水和灰土的脸面上，让头顶上的太阳炙烤得闪闪放光。他们在一个小头目样的小个男人的带领下，尽管一个个让背上沉重的包袱压得佝偻着腰身，他们却一个个兴奋异常，仿佛来这儿不是靠血汗和苦力挣一块块的钱，而是来这儿的土地上捡钱似的。
　　他们满怀希望和憧憬的表情感染了我。我看到他们前呼后拥地上了一辆“广州火车站――中山大学”的公共汽车，不知是他们上车的热情吸引了我，还是就这辆车人少，反正，鬼使神差，我也跟着上了车。一直到了新港路的中山大学，也就是终点站，我又跟随着这伙四川民工下了车。
　　下车后，我又是一片茫茫然，不知应该往哪儿去。在我的对面就是闻名遐迩的中山大学，大门顶上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校名，在阳光照映下，显得熠熠闪光，令我这从没有进过大学门的外地人汗颜。我想，要是我也能在这儿念上几年书后毕业出来，也许找起工作来要容易得多了。
　　在车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我早已是又干又渴了。我跑到旁边的一家报亭买了几份报纸，又买了一支大雪糕，几口下去，还是不解渴，干脆买了一瓶矿泉水，灌了大半瓶下去，才算止住了渴。我顺着中大的正门，像只无头的苍蝇，沿着新港西路往西走去。
　　刚走不远，无意中我发现有三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老在我的后面跟随着。只见他们时而凑在一块窃窃私语，时而又分开在我的后面跟踪着。奇怪，他们为何要跟踪我呢？此时我正走到一家技校门口，正要歇口气，刚停住脚，那三个小青年就一下子围了上来。他们那不怀好意的眼睛直盯着我上下打量着，其中一个还嬉皮笑脸的，似乎我的身上有什么值钱东西似的。我看到他们冲我不阴不阳地笑，我就也冲他们笑笑。谁知看到我有了反应，其中为首的一个胖子呼的冲上来，一把拉着我的衣领，怪声怪气地问道：“喂，你身上这套迷彩是从哪儿弄来的，不会是偷的吧？”“这肯定是偷来的！一个乡巴佬哪里有这种迷彩服？老实交待，是从哪里偷来的？”另一个家伙说话的口气更加粗暴。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看中了我身上的这套海洋迷彩呀！这套海洋迷彩服，一般的部队是没有的，当时绝大多数部队只有那种常见的略带草绿色的战地迷彩服，而我们这种迷彩服只有海军陆战队才有；就是海军陆战队，也并非每人都有，只有两栖侦察队的，或是前往南沙西沙执行任务的官兵才能拥有。这种海洋迷彩服，样式虽然与普通的迷彩服差不多，颜色却截然不同。海洋迷彩服，顾名思义，它的色彩与海洋极为相近，是那种天蓝色。守卫海疆时，敌人一般很难发现。由于这种海洋迷彩服色彩鲜明，做工精巧，只有特种部队的官兵在执行特种任务时才拥有，所以，平时甭说一般的老百姓，就是一般的军人看来，也都是梦寐以求的奢侈品。据说，以前官兵在退役转回地方时，就像要上交军衔、军徽、军章一样，按规定这套军服也是要上交的，后来才允许同军装一起带回家去。只是，像这种迷彩服4年兵役期间才会发一套。现在，我穿着这套迷彩服除了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兵，还有就是旅途上方便，透汗性能比一般的衣服好，而且还很耐脏。
　　没想到，这三个流氓看中了我身上这套海洋迷彩服，也想掠去穿上威风威风。听到他们夹杂着广东话的普通话，看着他们那神气活现的样子，我知道，他们此时就是想欺侮我这个外来的打工仔。但我怎么可能给他们呢？这可是我的心爱之物！
　　那三个小流氓还以为我会识相，乖乖地脱下衣服拱手相让，没想到好半天了我还是无动于衷。那个小胖子火了，见威胁不成就上前准备动手脱我的衣服；另一个上前挥拳就打!我赶紧闪身躲开，此时我还不想还手，毕竟人生地不熟的。这时候，过路人都围上来看热闹。我想走走不开，想跑也跑不掉。索性放下身上的背包，学着影视里那些走江湖的样子，双手抱拳，小心翼翼地说：“朋友，真对不起，我只是一个退伍军人，是来广州找战友的，不知在哪方面得罪了你们，请……”谁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两个家伙就从两侧向我扑来。我虽然躲得快，左腿还是挨了一下，我刚想回击，但还是又忍着了。我抓起地上的背包，准备避开。见我想走，一个家伙骂了一句脏话，一把抓住我的背包扔在了满是灰土的地上。这一下我再也忍不住了，还没待他的拳头打过来，我迅速抓住他的右前臂顺势往后一拉，只听一声怪叫，那个笨重的身子往前一蹿就扑倒在了地上。没想到这个大块头的家伙只不过是只纸老虎。看到他倒地，就更激起了我好胜的性子。说真的，初来乍到的我，在此人生地疏的，从没想要在大街上闯祸。谁知他们得寸进尺，逼得我实在没有退路了。见同伴吃亏，另两个家伙呲牙咧嘴、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我赶紧往后一退，马上双手出击，手快脚快，来了个“扑腹撂档”，一下子就将其中一个打翻在地；然后，我又反转身，闪开那个“老鹰掏拳”的家伙，赶紧一侧身，顺应他的扑式，从他的两腿和下部反击。突如其来的反击令那家伙痛得呲牙咧嘴，哎呀一声趴在地上。刚从地上爬起来的那个胖子，看到两个同伙也都倒下了，虽然不停地用广州话骂我，手脚乱晃着，但却已吓得倒退两步。我本想再上前教训他们一下，又怕闯出大祸，到时有理无处申就麻烦了。
　　其实，早在我上小学时就开始跟村中大人练拳脚，还玩过龙灯狮子。平时我更是在庄稼地里摸爬滚打，很早就开始了艰苦的体力劳作；高二那年，因家中突遇大火，被迫辍学的我又去建筑工地提灰桶，挑砖上楼，锻炼出一身好力气；特别是，我又经过了几年部队生活的操练，海军陆战队的艰苦训练，使得我早练就了一身铮铮铁骨，一出手打翻面前这几个叫得凶而只不过是花拳绣腿的小流氓，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三个家伙见我的身手如此迅捷，也不敢轻易上前，再说他们又都是寻衅滋事，已受到围观路人的指责；他们看到我一副不怕死的样子，终于知道我这个退伍兵不但力气大，而且根本不怕打架，于是，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扔下几句叽里呱啦的广州话，冲我威胁了一通，悻悻地走了。
　　打跑了三个小流氓，我也不想在此久留，赶紧沿着新港西路向前走去。走了半里路，看看背后无人，便向右边的一个小巷拐进去。不远处就是一家省级技校的后门。此时已是日落黄昏时分，天就要黑了，甭说找工作，能找一个便宜的住处就算不错了。奔波了一天，我从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个盒饭。路过这儿的几家大排档时，从那儿散发出来的饭菜香味，诱得我不由连咽几下口水，我这时才知道肚子早就饿得咕咕直叫了。我直奔附近一家小食店，花3元钱要了一大盘素炒粉，又花2元钱要了一碗馄饨。这才混了个大半饱。
　　饭后夜幕已经降临，我赶紧四处找住处。前面百多米远就是一家技校。我决定去学校里面的招待所看看。一般来说招待所的价钱不会贵，不像外面价目吓人。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门口的门卫室，见里面有两个保安一边在抽烟，一边正在热火朝天地下象棋呢。为了办事方便，我特意买了一包湖南产的“白沙”香烟。我走上前去，很客气掏出两支烟，笑容可掬地向他们一人发了一支。我的这一招还真见效，那两个保安马上停止“战斗”为我让座。两人一胖一瘦，年纪都不相上下，瘦的老成些，姓王，叫王保卫，湖北咸宁人；胖的是湖南人，虽然长得牛高马大，但满脸憨厚。他慢吞吞地自我介绍说，他叫雷振。这响亮的名字有些如雷贯耳的味道，马上让我想到了《高山下的花环》小说中那位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老军长雷振。不过，彼雷振非此雷振也。他们看到我这一身打扮，都不约而同地问道：“哟，老乡，是刚从部队出来的吧？不过你这一身迷彩服还真够彩的，我也只是在电视里见过，还没穿过呢。”没想到，这两个保安都是从部队出来的，这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们马上就亲热地交谈起来。王保卫听说了我的情况后，马上说：咱们都是当过兵的，战友战友亲如兄弟么！有困难大家要帮助。如不嫌弃，你今晚就在我们这儿凑合一晚上吧，正好有个同事去天河那边看他媳妇去了。
　　雷振忙不迭地帮我放东西，为我倒来一杯白开水：你先歇口气，等下我们一起去前面冲个凉吧，晚上饿了，我们这儿还能煮面条的。
　　我简直是受宠若惊，高兴得连连致谢。
　　在两位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洗好衣服后，我心怀感激地陪两位新朋友上班。正坐着说话，一位面目慈善的老师走了过来。他姓洪，是保卫科的负责人。他仔细地瞧了瞧我，突然说道：“呀，你不就是下午在新港路被人围攻的那个小伙子吗？怎么样，后来那三个家伙没找你的麻烦吧？”我一听，暗叫不好，怎么在这儿还有人认识我，而且还知道我与人打架呢？这下完了，说不定人家要赶我走呢。谁知，当这位姓洪的老师获知我打架的经过后，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对我赞不绝口，连夸我的身手不错。王保卫和雷振见状，更是高兴，一连说了好多称赞我的话，还说他们想留我在这儿住一个晚上。洪老师满口就答应了。大家一边抽烟，一边很开心地说了一会。老洪又说，那个陕西保安在上班时不是老睡觉吗，我看干脆把他炒掉，就让这个小伙子来干吧。他不是要找工作吗？明天我找学校说说。
　　我与王保卫和雷振已混熟了，他们刚才还在谈及帮我找工作的事呢，没想到老洪竟主动说出来了。这真令我高兴至极。王保卫乐呵呵地说：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成同事了。雷振笑嘻嘻地说：“石野呀，你好、好运气，这真是打瞌睡……睡时有人给你送……送来了枕头……”雷振一激动，说话就有些结巴。
　　第二天，老洪还真“炒”掉了那位上班时总是吊儿郎当的陕西保安，让我顶了他的位子。只是，当我看到那小青年耷拉着脑袋，卷着被子悻悻地离开学校时，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如果不是我，也许他不会这么快被“炒鱿鱼”。
　　学校一共有6名保安，其中像王保卫等三人是由附近的派出所直接分过来的；另外像我和雷振就是学校内招的，也叫内保。6个人轮流分守前后校门口和学生宿舍大楼。工作是三班倒，每天8个小时。我们除了值夜班时睡在各自的岗位上外，平时都统一住在学校后面自行车棚里面，不是楼房，也不是平房，而是铁皮房。30多平方米的小地方，放着三张上下两层的铁架床，挤着五六个大老爷们，真够难受的。每到周末，王保卫的老婆和一个四川保安的老婆就会准时过来，这儿又无处可去，只能在这小房里将就过一两夜。我和雷振等三个没成家的，尽管总被弄得很难堪，但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而最难受的是这里面太热。在这个火炉一样的夏天，由于铁棚子里除了一扇铁门，四周都密不透风，一到白天，头顶上的太阳烤得里面热得像个正在燃烧的铁炉子。有时白天我们热得受不了，就拉一根长水管，将自来水哗啦啦的直往铁棚顶上浇，但那铁皮凉得快也热得快，水一干，那火气就又在头顶上烧腾起来了，根本不管用。学校领导一直说要为保安们改造住房，但口头“解决”了好久，一直到我后来走时也没见“解决”。
　　这是一家省级技工学校，有3000多名学生和100多位老师。学校有前后两个大门，白天则只需一名保安看守，夜里就得要两个人。另外我们还要轮流看守学生宿舍的大门口，防止有人混进去偷东西。平时工作倒也不算累，只是得把每天的8个小时守到点。
　　一个月后，老洪调离了保卫科，去了其他的单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姓李的胖子。他个子不高，满脸横肉，大腹便便，上下一般粗，整个人像极了一只煤气罐。我们后来都偷偷地叫他“煤气罐”，那些学生也是这么称呼他。“煤气罐”是广州人，初中文化，据说他父亲曾是这家学校的老领导，早在几年前死了，他就接了他老爸的班，成为了一名老师。他先是到体校去进修了两年，出来后做了一段时间的体育老师，但由于上课老是出差错，学生们总爱起哄，没办法，就让他到了保卫科负责学校的保卫工作。这位老李外表看上去笑眯眯的，对人也很热情，但心眼却很小，爱记仇。以前在这儿的好多保安都是因为与他搞不来而离开的。后来他被调到后勤部，老洪接管保卫科，可没想到只半年时间，他又来到了保卫科。
　　因为“煤气罐”和老洪一直搞不到一块儿去，尽管老洪已调离，但他还是对老洪招的人都有成见。除了一个校内保安是“煤气罐”安排进来的外，王保卫和两个贵州保安是辖地派出所分过来的，而雷振和我则是老洪招聘来的，所以他一直对我们心怀成见。我和雷振当然斗不过这个保卫科的领导，最后终于还是我俩先后离开了这里。
　　先离开的是雷振。雷振身高1.84米，铁塔般的块头，来自湖南农村，当过三年陆军。他很老实，也很讲义气，就是说话有些结巴。我一直在想，他的被“炒鱿鱼”，与他平时说话结巴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是临近暑假的一天晚上，快上晚自习了，一位学生突然发现他那辆新买的自行车的后轮胎不知被谁刺了一个洞。于是他就气呼呼地跑来问正在学生宿舍大楼门口值班的雷振：“我的车轮胎被人给刺了滚大洞，你坐在这儿难道没有看到吗？”
　　如果是他的自行车在这儿丢了，那还真是保安的责任，但像这种车轮胎被人刺了个眼之类的事情，如果都往值勤的保安身上推，还真有些说不过去，但偏偏这个学生是个学习差劲、没碴找碴的愣头青，就冲他发起火来，好像他的车轮胎就是雷振刺破似的。起先，雷振只是解释，还没有想到要与一个学生发生冲突。偏偏这几日雷振失恋了，他那位在老家的女朋友因为他一下子拿不出两万元钱的彩礼，坚决与他分手了，弄得重感情的雷振两眼红红的难受了好多天。这个晚上，心情郁闷的他连晚饭也没吃就来上晚班了，没想到一来就被这个学生给弄得下不了台。雷振一急就显得更结巴起来，不知是那学生成心作弄他呢，还是真的跟他过不去，见雷振结结巴巴地说不出几句话来，他就更来劲了。嗓门一大，就吸引了一大群正准备上晚自习的男女学生，大家围在那儿看热闹。那个惟恐天下不乱的学生见来了这么多人，又欺雷不善言辩，就干脆咬他态度不好，还先骂人，就对他破口大骂，他的几位同班同学也跟着过来，对雷又骂又推的。见这小子无事生非，故意当这么多人的面侮辱自己，雷终于也忍无可忍地与他们发生了推拉。但吃亏的却是雷振，对方人多，他不但身上挨了几下，还被人推倒在地上。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的雷一下子气急了，就一把抓住那个小子了几下。
　　我和王保卫获知后赶紧跑过来劝架，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劝开。不过，这下就把事情弄大了。不管谁是谁非，但学校里的保安打学生，一下子坏影响就出来了，结果一直闹到了校长那儿。在弄清楚原因后，校长最后虽然只是训了雷振一顿，但“煤气罐”却很生气，认为他刚从后勤部调过来当保卫科长，就闹出了这样一件在群众中影响恶劣的事来，很让他的面子过不去，当晚下班后就让雷振写检讨。这个时候，成为风箱里老鼠般的雷振气得在一边直生闷气，我怕他伤了身子，为他倒了一杯水，又拿来半包没有分完的“白沙”烟，竭力安慰这位受了一肚子委屈的老兄。
　　第二天夜晚，快下晚自习时，“煤气罐”跑来问我雷振的检讨书写好没有，明天就得交给学校里。我说，我看到他早写好了，不过他现在正在学生宿舍门口值班。他让我一起过去看看。我们快到学生宿舍门口时，透过昏暗的夜灯，我老远看到苦着脸的雷振爬在值勤的那张小桌子上，他的旁边正好有几个学生围着，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场风波，还有人在问，那只自行车轮胎到底是谁弄的。谁知，这时候，沉闷了半天也没写出一个字来的雷振突然气嘟嘟地用他那夹杂着浓浓乡音的普通话叫喊道：“还在问，我没瞧见么！我……没瞧见……没……看见……么……妈的……”雷振的普通话本来就很不标准，平时总是带有一种浓浓的地方口音，他这一结结巴巴地发牢骚，如果不仔细听，还真像是“煤气罐……煤气罐……妈的……煤气罐……”我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没想到我身边的“煤气罐”气得用广州话话冲着前面恶狠狠地骂了句：“丢你老姆，这臭小子竟敢背地里这样骂我……”还不待我回过神来，“煤气罐”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了上去，指着雷振的鼻子大骂道：“你上班动手打学生，还死不认错，现在又背后里敢骂人！你现在就收拾好东西，给我滚蛋……”
　　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弄得目瞪口呆起来！大家只是看着“煤气罐”在那儿唾沫四溅，冲着茫然不知所措的雷振暴跳如雷地叫骂着。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就是再解释也没有用了。受了一肚子气的雷振，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就拎着个破旧的大皮箱，凄凄凉凉地走了。我和王保卫尽管很难受，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我跑到校内的小卖部赊了两包“白沙”烟，塞到他的包里。
　　雷振走后，只过了两个月时间，我也与“煤气罐”闹翻了，离开了这家学校。我之所以离开这儿，与两件事有关。
　　第一件事，我介绍过来的一个所谓的北京大学高才生原来却是一个江湖骗子，骗走了学校电话亭的1000多元电话费。那个骗子姓金，江苏人，名叫金国华（这名字估计也是假的了），是我在中大门口认识的。他中等个子，长着付小白脸，衣着很时髦，戴着一副金边近视眼镜，能说会道，能喝酒又能抽烟。他说是来广州看望他的姐姐的，聊着聊着就熟了，临分手时我给他留下了门卫室的电话。金的年纪与我差不多，后来经常过来玩，一来二去，就与学校里的人混熟了。当他得知学校有一个专为学生服务的收费电话没人管后，就要求接手管理。这电话也是由保卫科管的，当时“煤气罐”要求我作金的担保人，就像我当时是由王保卫作担保时一样，如何万一有什么事，好找到人。我就担保了，当时学校支付金的月薪也是500元，与我们几个保安的一样，只是上下班时间长一些，要日夜守着。但这小子不知用什么手段在计费器里搞了名堂，每个月从中贪污电话费。一个月后，他拿了2000多元的电话费逃之夭夭了。结果承担责任的当然是我，保卫科后来就扣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另外一件事，我们村子里来了五个南下寻工的年轻人，他们在羊城受骗，身无分文，我让他们在学校里住了两个夜晚，当时“煤气罐”虽然表面上答应，但私下里却是不满。
　　我们村里那三男两女，小的只有14岁，大的也只不过20岁。他们交了500元劳务费，说是可以去珠海某电子厂工作的，谁知却从湖北被人骗到广州火车站后就无人管了。这些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后来费了好大力气找到了我。我马上为他们寻找落脚地，四处借路费。经过好说歹说，“煤气罐”到底还是让他们住在了学校里，但不能超过三天。我从学校厨房里借来一只大电饭锅，自己卖来米面，为这些来自家乡的难兄难弟们做饭。当天晚上，我在学校大门口值班，因大雨下个不停，我让其中一个身体孱弱的小老乡睡在门卫室里，结果被“煤气罐”知道了，他将这鸡毛蒜皮的小事故意来个借题发挥，竟当着两位同事和几个学生的面指责我不该让陌生人睡在门卫室里。这事我本来已与他打了几次招呼，只差没点头哈腰了，没想到他还是如此故意找我的碴。我也火了，马上与他顶了起来，并说月底发了工资就走人。我当时还想，像我这样一个从海军陆战队里出来的军人，在偌大的一个广州城里还找不到一份保安的工作做么？我本来就是抱着记者作家的梦想而出来的，保安不过是我的临时过渡。那小子还以为我打算在这个破地方干一辈子保安，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第二天，早已是捉襟见肘的我东借西挪，好不容易为我那几位小老乡凑齐了回家的路费，把他们送上了返乡的火车。
　　到了月底，我就向“煤气罐”正式辞职。看到我真的要走，他竟竭力地挽留我。毕竟，在这几个月时间里，我虽然根本不满意这份保安工作，但我以军人的作风，对工作兢兢业业，从没出过什么差错，从不像王保卫和雷振他们一样，上班时不是高卷裤脚、趿拉着双拖鞋，就是抽烟喝酒下围棋；虽然那一身灰不溜秋的保安服看起来就像旧时的伪军服，远没我们的那几套蓝白交替的海军军装好看，但我在上班时都穿得整整齐齐。同时，我与这里的学生关系处得都不错，在师生中口碑很好。
　　“煤气罐”见我去意已定，只好罢了，但他在结算工资时，居然多支付了我半月的工资。我也没客气，就收下了。临走时， “煤气罐”往我手里塞香烟，有些恋恋不舍地说：“石野，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性子太直，不过，我也知道你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在这儿做一个小保安还真是委屈你了。有些事情，因为是工作，还望你多包涵。以后有空，你可以随时来这儿，也可以继续住在保卫室……”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当然不可能再回到这儿借住了。当我一年后重新回到这儿时，我是以《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身份上门采访。
[本帖最后由 zyesheng 于
21:53 编辑]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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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二） 我给香港富婆当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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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那个技校后，我像只断线的风筝，在羊城街头四处飘荡。白天，我四处为工作的事而奔波；夜里，我就住到每月花300元钱租下的农民屋里长吁短叹。虽然当时广州的报刊也不少，但南下的人才也实在多，所以，对于我这个既无文凭又无后门的退伍兵，要想进入报社做记者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尽管我明白困难重重，但我从来没有气馁，没有断过记者梦。梦想是美丽的，但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
　　报社一时进不了，我得先找一份工作谋生，一边读书写作，一边等候时机。一天，我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寻到了位于滨江路的爱群大酒店。这是一家建于解放初的老牌五星酒店，是早年间羊城最豪华的大酒店，也是当时羊城的一景。这儿有一家文化公司在招文员。当我挤上去应试时，一位小姐问我是什么文凭，我赶紧灵活地撒了个谎，回答是本科的。对方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毕业证呢？”我忙说道：“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的……但毕业证我不小心给弄丢了，喏，这就是我在部队时发表的作品……”那位小姐认真地翻了翻我的作品，又看了看我拿出的几张获奖证书，说：“本来我们这儿是一定要查看毕业证原件的，不过，我们也不是太古板，我们香港公司主要看能力；只要是人才，一定会用你……我看你的诗歌和小说写得还不错。这样吧，你填完表后赶紧做试题吧，时间一个小时。到时我们再决定是否录用你。”
　　说罢，这位小姐拿出了几份现成的试卷，让我和同来的20多人一起做。那上面全是有关心理学的问答卷，比如：“如果你在上下班途中碰到有人正在偷你的东西，你将会如何做――”下面就是四个答案：A、你会马上大声喊叫“抓小偷”；B、你不敢吭声，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C、你想叫但又怕惹是生非，所以干脆转过身子去；D、你会马上抓紧你的钱包，并会对他怒目而视。还有的题目是要求你针对现实生活的事例，进行想象和创作，比如：“李先生一天突然发现他的妻子有了婚外情，如果你是他，你将会如何处理此事呢？”后面没有答案，要求应答者自己完成。还有一些试题夹杂着一些英文，我虽然不大懂，但连猜带推测，倒也能猜着七八十。
　　我平时爱读书看报，更阅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名著，这些试题对于我来说还不是很难。我只花了40多分钟，就答完了所有的题目。在部队做文书时早就练习就的那一笔还算不错的楷书，加上我的答案都很贴近现实生活，让两个专门现场阅卷的小姐很快就给我打了一个高分。一位女主管过来与我面谈。我口若悬河，对答如流，声音洪亮，对方当场就拍板录用了我。由于需要大量的文稿，他们当天下午就要求我上班。我就像打瞌睡时捡到个枕头一样，自然喜不自禁地答应了。
　　我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结合现实生活编写一些有关心理学方面的小故事和问答卷。然后主管把订好的稿子发到香港，再由那边出卖给有关报刊，或是编成小册出售。
　　刚开始几天我很卖力，做得很起劲，但很快，我的心里就有了疙瘩。因为在这儿工作尽管还不是很累，但很压抑。主要是因为那个香港老板管理太苛刻，对员工极不尊重。老板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每周来这儿看看，我也只见过他两次。公司有50多名员工，每天上午8时必须准时报到，工作时不准随意说话，更不准交头接耳。上厕所时，小便不能超过3分钟，大便不能超过10分钟，违反者每次罚款20元，超过3次就得被“炒鱿鱼”。那个长鼻子老板虽然人在香港，但却像幽灵一样，无时不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谁在上班时打了一个呵欠，谁多说了一句话，谁在吃口香糖，甚至谁放了个响屁招来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他马上就会知道。那个时候虽然办公室里还没有安装探头之类的东西，但老板却有办法“透视”。
　　记得有一次，一位从华师大刚毕业到这儿工作的林姓小姑娘，因为她生性活泼，爱说爱笑，上班时不是见缝插针地与人说上一两句话，就是嘻嘻呵呵地乐上两句，尽管她写的东西很不错，但她为此常遭到老板的呵斥。一次，小林因为赶着上班而没有吃早餐，她借上洗手间之名，偷偷地躲到开水房里泡方便面吃，结果，她的面还没有完全泡好，就被远在香港的老板知道了，让她马上就去接电话，并让她马上扔掉方便面。气得小姑娘两眼红红的，最后只好将那刚泡好的方便面扔到了垃圾桶里。
　　当然，工作上严格些我们大都还没什么意见，但老板在一些细小事情上的做法却总是不尊重我们，随意侵害我们的尊严。公司没有食堂，平时的午餐都是我们自己解决。午餐和午休时间加起来也只有一个半钟。所以中午我们在极有限的一个半小时内，必须吃完饭。当时，在爱群大酒店一带大都是比较豪华的大酒店，大排档和小食店还很少，要想买到10元钱一份的盒饭得跑好远一段路。
　　一天中午，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吃了便宜的盒饭后，感觉肚子里不舒服，到了上班时，肚子里就翻江倒海般的难受起来。按公司的规定，这个时候是不允许我们外出看病的，于是只好忍着，拼命地往肚子里灌开水。水一喝多了，肠胃就更不舒服，同时害得我们每隔不多久就得往洗手间跑，来来往往地自然影响了其他同事的工作。我们几个人都受到主管极为严厉的呵斥。那个徐娘半老的女主管更是对我们不客气，临下班时把我们几个叫到她的办公室里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直骂了个狗血喷头。我气急了，当即顶撞她：我们都是吃坏了肚子，你以为你公司的洗手间是厨房呀？也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吧？这话当然把这主管惹火了，于是她摞下别人不管，就把矛头直指向我，并当场宣布扣除我半个月的工资。我气呼呼地骂了她一句：去你妈的，你们这样不尊重人，老子不干了！你马上给我结算工钱，老子现在就走人！
　　在我的据理力争下，女主管最终还是没有扣除我的工资。但在背后把我说得一无是处。几个早就有怨气的同事，看到我带头与老板作对，都兴奋地激动起来，就许多不合理的规矩纷纷向公司提出抗议。我和一位曾在日本留过学的福建人趁热打铁怂恿大家：我们每天工作都超过了10个小时，一定要向老板要求增加工资才行，当然还有这儿的那么多臭规矩，简直太没人味了，还不如一起炒了他的鱿鱼，大家一起走人……结果，几个本来就对公司不满的员工，决定跟随我俩离开。这一招出其不意，弄得好多工作没法继续，一些必须交的稿子一下子就断线了，使得公司那本来就是流水线作业的东西全给打乱了。气得那个匆匆从香港赶过来的老头子差点没吐血！
　　结束了这为期两个月的白领生活，我又成为了一名流浪者。
　　好在此时我的手头还有1000多元钱，这比起我刚从湛江来广州时好多了。要知道，那时我出来流浪时身上只有83元钱呢。我像只断线的风筝一样，在广州满世界转，想重新寻找一个工作。可是，我削尖了脑袋在招聘的人海里转了十几天，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是连保安员这样的工作，也是一个职位往往引来几百人应聘，而且其中不但有复员军人，还有来自武术之乡如少林寺呀、河北沧州呀、天津静海霍元甲家乡呀的应聘者，一律身材高大，身体壮实。而且保安的工资待遇都很低，除了一些大酒店大宾馆里的保安工资高一些外，其他的都只不过是五六百元，虽然包住，但不包吃，如果除去吃饭，每月就所剩无几了。连这些条件都很低的保安员都是僧多粥少，别说像新闻记者编辑之类的高级人才了。我转悠了十几天，身上那点钱就消失过半，尽管我每天都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广州不行，我决定去深圳走一走。早在当兵前的那年，我曾怀揣发财的梦想去过一趟深圳，可是还没等我双脚跨入特区的大门，就被边防检查站的武警给挡回来了。因为我没有边境证。
　　我听说同村的两个小学同学高中毕业后就来到深圳，在外企里打工，每月都有好几千元钱的收入。我在部队时还曾收到其中一个叫继发的同学来信，劝我赶紧退伍，早点回地方打工挣钱，绝对比当兵强。当时还真说得我心里直痒痒。据说人家早发了，不但在我们那个穷村子里盖起了三层钢筋水泥屋，还娶了一个很美的媳妇，现在夫妻都在深圳，每月都有近万元的收入呢。我还听说，我们陆战旅的好多战友，现在也在深圳和珠海给人做保镖，每月收入很不菲，有人还被香港老板带到香港和国外去做私人保镖，那收入更高。我现在只是一个人，是单枪匹马闯世界，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去闯荡。我出来前受那些文学报刊的影响，都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幻想着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像当时南方的打工作家安子、周崇贤等那样，圆自己的作家梦。但很快发现那只不过是黑夜里的乌托邦。现在自己在外转了这么长时间，直叹外面的世界真是太无奈呢。这现实生活还真被那个长发披肩的台湾歌星齐秦唱出了人生的真谛。
　　当天下午，我从广州火车站上了一辆开往深圳的公共汽车，黄昏时分到达了深圳宝安的边防检查站。当我看到那位威风凛凛的武警官兵，暗叫不好：我怎么又忘记了，进特区是需要办理边境证的呢？5年前，懵懵懂懂的我就是因为没有边境证而被拦载在这儿的；5年后，我又忘记了办理证件。我难道又会因为边防证而无缘进入深圳吗？几名全副武装的武警上车来查证了。这时，一高个武警走到我面前，我赶紧站起来，告诉他：我刚从部队出来找工作，来不及办理边境证，但我绝对不是坏人。就在我正要从袋子里掏出我的退伍证和有关证书给他看时，谁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们都是当兵的人，一看你是个老兵――你这海洋迷彩服是海军陆战队的吧？我×，真漂亮！我们穿的都是那种土得掉渣的迷彩服。”然后，他很友好地说了声：出门在外，咱们当过兵的人都是战友呀！祝你早日发财！
　　真没想到，仅凭身上的这身海洋迷彩服我就过关了！我还没来得及向那位不知名的战友致谢，他早跑到后面车上检查去了。
　　深圳对于我，除了车水马龙的大街，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广告牌，就是一片茫茫然。第一次踏上深圳这片热土，那感觉还真有些像偷渡到美国淘金的人，刚踏上美国时一样，激动而新奇。下车后，我赶紧买来一份深圳地图和几张当地的报纸，然后找了个墙旮旯，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翻看报纸上面的招聘信息。没有招记者编辑的，我就找保安的。
　　还好，我很快看到一则招聘保安的广告，地址就在宝安区的观澜镇。一打听，那地方离这儿很远。我一手拿地图，一路打听，转了几趟车，三个小时后才寻到那儿。当我赶到那家电子公司的大门时，已是黄昏时分了。这个时候人家肯定早下班了，今晚看来只好在这儿住下了。心里虽然这样懊恼地想着，但我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走进了那家电子公司的大门。
　　我来到三楼，刚进入办公室的大门，看到有两个年轻人正从那里面走出来，他们经过靠门外的一张办公桌时，其中一个不小心将桌子的一份报纸带到了地上，但那个青年人却视而不见，眼皮也不抬一下，就扬长而去了。我见状，赶紧弯下腰身将那张报纸捡了起来，放到了桌子上。一个中年男人问我：“我们都要下班了，你还进来做什么呀？去去去，有事明天再说吧……”说罢，挥手就想将我赶出门外去。我正要开口，忽然嗅到一阵沁人肺腑的清香，只听一个女声对那男人说道：“阿明，这儿没有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接着，从里面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位年轻女人来，问我：“先生，你有事吗？”我赶紧回答：“我是来应聘的，不知……”“我们上午人就招满了，不再招人了，你快点走吧。”那个右腋下夹着小黑包，正要离开的中年人冲我说了一句，但看到那女的没有立即要我走的样子，只好嘟嘟嚷嚷的先离开了。
　　真是令人泄气，我跑了那么远的路，没想到却扑了个空，这儿人早就招满了。我移了移背上沉重的背包，用手背擦拭额上的汗水，还是有些不甘心地问道：“请问老板，我是退伍军人，最能吃苦耐劳。你这儿还有其他的工作吗？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呀？”没想到，这女人笑了，并很客气地伸出手，示意我坐在旁边的那个真皮大沙发上，然后又让一个文员给我打了一杯水，说：“我们这儿只招4个保安，这几天却涌来一百多人，要的人早就招好了。”她的话使我大失所望，这女老板都说招满了，看来今天真没戏了。不过，我看到她对人的态度还不错，不像别的老板总是一副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的样子。我赶紧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请问老板，你这儿还有别的工作吗？我今天下午从广州赶到这儿来的，看到报纸上面的广告，就赶紧找过来了。”这女老板向后背着两手，在我的面前踱了几个方步，然后扬着头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有什么特长?会不会武艺?会不会开车?为什么要来深圳特区?以后有何打算？她像放连珠炮一样，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
　　我连忙站起来，像在部队时回答领导问话一样，声音洪亮地一一做了回答。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她又仔细地翻阅了我随身携带的那些作品，还有我的部分获奖证书。我悄悄地观察到，这女老板的脸上慢慢地露出了微笑。直到这个时候，我才仔细地打量了对方：她大约30岁，中等身材，腰身很苗条，是称得上“杨柳腰”的那种；留着一头披肩长发，瘦长的脖子，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显得很有神，是那种风情万种的女人的眼睛；只可惜肤色稍黑了一些、而且脸上还长着几个小疙瘩。与这儿的白领女性一样，她也化了很浓的妆，口红涂得像我们家乡那熟透了的西红柿，谁碰一下，也许会立马流出红红的液汁来。刚才那一阵浓浓的香水味，就是从她的身上散发出来的。
　　“没想到你一个当兵的还能诗会文呀。”我窘得连摆手：“老板过奖了，爱好文学只是我的梦想，不能当饭吃。不过，我当过兵，从小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力气还是有的。我没有文凭，只能做一些力气活罢了……”就这样，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谈了半个多小时，里面的几个文员早就离开了。待我看到外面夜色已降临，华灯初上时，这才回过神来：只顾说话，没想到天早黑了，更要命的是，我的工作还八字没有一撇呢！看到我焦急的样子，那女人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是特种部队出来的，也没想到你这个当兵的还真能吹。这样吧，时间不早了，我请你吃饭去吧。”我忙推辞道：“不行不行，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呢，我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明天还得去找工作……”没想到，她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人真可爱，话到这儿，你还不明白吗？我已录用你了!要不，哪有老板会轻易请手下员工吃饭的……”这真是踏破铁履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乐得差点跳起来！没想到，我这么容易就找到了工作。更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面前这位女老板还请我吃饭!
　　晚餐是在离公司不远的一家小酒店吃的。女老板让我点菜，我就点了一个蒜茸油麦菜，她笑了笑，又点了一个基尾虾，一个清蒸螃蟹，还要了一个老母鸡炖汤和两听珠江纯生啤酒。在交谈中我了解到，这位女老板姓邓，叫邓玲，她要求我今后就叫她玲姐。她老家在广州，她后来随父去了香港，嫁了一个台湾人，生有一子，现在香港读书。公司是她和老公合伙开的，主要经营电动机、电子管等设备，深圳和东莞各有一个电子厂。那个阿明是她老公的弟弟。我一听说那么大年纪的中年人都是她老公的弟弟，心想她老公一定不会年轻了。她告诉我，她一个女人在外忙生意常会碰到这事那事的，所以一直想找一个保镖，得知我是海军陆战队出来的，又能写些文章，对我很满意。她还告诉我，我刚进门时，她看到我弯下身子去捡起掉在地上的报纸，说明我是个心细的人。看到我风尘仆仆地四处闯荡，看得出我是一个胆子较大的人。没想到，我那一个细小的动作，竟给她留下了那么好的印象。其实，这些只不过是我在部队里所养成的一个习惯而已。
　　初次相逢，这位老板不但给了我工作，还如此盛情款待我，实在让我这个流浪者受宠若惊。为了对她表示感谢，我趁她上洗水间时，咬牙跑去买单。谁知一结张账，就这么四菜一汤，竟有300元！就在我用哆嗦的双手从里面掏钱时，邓玲早抢先付了钱，她不高兴地瞪着我说：“告诉你，以后跟老板一起出来吃饭，你不要充大，更不要付什么账！”吓得我倒吸一口冷气。乖乖，囊中羞涩的我本来是打肿脸充胖子，只是出于感激才想请她吃饭的，谁知对方根本不买我的账。
　　第二天，我就开始在这儿上班了。我是老板的私人保镖。我的工作时间不固定，也不算累。平时总是跟着老板，称得上形影不离。上班时，我就坐在老板外面的办公室里，还可以看看报纸，但不允许在里面抽烟喝酒；如果有客人来谈生意，我就得保持警惕守在门外，四处走动；如果老板外出，我就得紧跟随其左右，同进同出。
　　老板的办公室在三层，里面装饰得很豪华。我们在一个大套里办公，老板在里面，我和三个女文员在外面的大厅里，那个叫阿明的中年人则在老板相邻的一间大房子里，会计和出纳各据一间。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阿明是老板的亲戚，是财务主管，那3个文员，一个是文秘，一个是打字员，另外一个是业务主管。我们这家公司的总老板住在香港，平时很少来，只是有时偶尔来个电话询问公司的情况。
　　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元，食宿都由公司里包。由于我尽心尽职地保护着老板的安全，跟上跟下，还常抢着打扫卫生，帮文秘写些材料，得到大家一致好评，连那个总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阿明也对我转变了态度。我与上上下下都相处得很融洽。但是，朝夕相处不多久后，这位女老板的真实面目渐渐露出来了。尽管她平时见外人总是一副笑脸，但对手下人却总是拉着脸，还动不动对人发火，发起火来更像一个母夜叉；她还爱骂人，骂起人来有时脏话连篇，弄得办公室里几个人除了埋头工作，都不敢多说一句话，连那个一向牛皮哄哄的老男人阿明也是对她噤若寒蝉。
　　第二个月，我的工资一下子就长到了3000元。可是，就在这时，我却与这位女老板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一天夜晚，我陪着她去深南大道的一家大酒店请客户吃饭，在对方几个人的车轮战术中，不胜酒力的邓玲喝得醉烂如泥。为防出事，我和司机一起把她送回公司。一路上，女老板一直伏在我的肩膀上，醉语喃喃，酒气醺天，还吐了我一身。到了她的住处后，她又要我端茶送水。忙碌了大半天，我一看时间已是深夜1时多了，就想回宿舍睡觉。我们都住在同一幢楼，老板和阿明住在三楼，我和几个保安住在一楼，不过我是单独一个房间。
　　就在我要走时，醉眼的老板一再要求我为她倒一杯牛奶；我端过去后，她又要求我喂她喝。由于她是躺在床上，我只好扶她起来喝。扶着她穿得薄如蝉蜕、散发着酒气和汗味的身体，我不由一阵心慌。还没待我放下杯子，她喷着酒气，突然一下搂住了我。我吓得一个激灵，条件反射似地躲避开了，结果一不小心，失手把大半牛奶洒在了老板身上，还让她滑倒在了地板上。她“哎呀”叫了一声，我手忙脚乱地想扶她起来，但又觉不妥，只好跑到外面喊保姆过来服侍主人。她见状，气得用广东话骂了我几句。我吓得不敢再吭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趁机溜之大吉。
　　第二天，她很快就好了，但一看到我就怒目而视，不是吹胡子就是瞪眼睛，弄得我一整天都无法安宁。以前我在余暇看书写作时，她看到了从没有反对，还会凑过来品评几句；此事发生后，她一看到我看书就来气，总会找借口打断我，想方设法布置给我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有一次，当她看到我利用午休时间正在办公楼里写作时，竟然当着几位男女同事的面讽刺我说：我这儿可是做生意的贸易公司，不是读书写作的场所，我每月花费几千元钱，你可得明白工作的重要性，不要整天把心思都放在读书看报上，更不要总时做着什么作家梦呀记者梦的……
　　她的所作所为与我们刚相识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其实，再蠢的男人也知道这个女人的心思，只是，我是一个很看重感情的人，尽管我此时早已失恋，但那时我的生活和青春一直让湛江那个美丽的倩影所占据着，不可能让其他的女性轻易进入我的心灵。再说，我对她根本不感兴趣，尽管她也算是一个长相不错的年轻女人。在这一个多月时间内，我看到了她性格上的一些不健全的东西。同时我也获知，她以前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后来与那个几乎都可以做她爷爷的老板搞上了，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说白了，她只不过是对方的一个“二奶”。那个台湾老板的老婆已60多了，他们的外孙都快30岁了，平时很少让老头子过来，也不让这女人回去看她的儿子。她一个人在深圳，总是被那个阿明看守着，尽管她可以自由支配数百万元的流动资金，但却没有人身自由，活得没有尊严，内心一直是很无奈和寂寞的。所以有时她总是背着那个阿明，偷偷地去找男人。据了解，她在深圳的情人就有三四个，在我之前的那个保镖据说也做过她一段时间的情人。不知是玩厌了，还是他们真的合不来，总之最后是邓玲出了一笔钱将他打发走了。这件事以后，每次我跟她一起外出办事时，总有些提心吊胆的，像防母狼一样防着她。同时，我也不可能将我的宝贵青春和时间浪费在这里，只不过是想在这儿过渡一下，等积攒了一些钱，还是想回广州去。深圳这个地方报纸不多，发展空间也不大，还是省会广州好得多。当然，这儿是中国最大最富有的经济特区，要想打工赚钱，这儿自然比其他地方好，但在我的心目中，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比赚钱要重要得多。
　　邓玲老板也许没有料到，像我这样一个四处漂泊的穷小子，居然会如此不给她面子，这就使极为恼怒。发生那事以后，她就常对我冷嘲热讽，我虽然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心里却窝火透了，心想，拿到这个月的工资，我就炒她的鱿鱼。
　　谁知几天后，又出了一件事。一天中午，我跟随着冷若冰霜的女老板来到了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请几个台湾商人吃饭。我实在不愿与这些人一起吃喝，就守在包间外面。可能是又怕有人灌她的酒吧，老板再三让我陪着一起吃，只是吩咐我尽量少说话。
　　席间，几个肥头大耳的台湾商人，用那不标准的普通话高谈阔论海峡两岸的有关情况。谈着谈着，其中一个胖子竟说不希望台湾回归祖国，还是独立好，说大陆有着十多亿人口，又穷又落后，一回归台湾就会变穷；另一个家伙也随声附和着说：就是就是，我也反对回归。我瞪了这两个家伙一眼，忍无可忍地站起来回敬道：“你是中国人吗？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就要回归了，澳门也要收回主权了，台湾省很快也会回到母亲怀抱的，这是祖国的统一。你们说出这样的话不觉得丢人吗？世界上哪一个炎黄子孙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早统一？”邓玲见我愈来愈激动，生怕得罪了客人，慌得急忙朝我使眼神，并用脚尖从桌子底下踢我。我没有理睬她，继续指着那两个商人的脸骂道：“既然你们不希望自己的祖国统一，那你们为什么还跑到深圳来做生意呀？你应该与那些洋鬼子们去做呀？”我一番慷慨激昂的话，把那两个家伙骂得张口结舌。见他们满面通红地不再吭声，我这才气嘟嘟的扔下碗筷扬长而去。
　　当我的女老板气呼呼地跑过来要我回去向她的客人赔礼道歉时，我气得朝她凶狠狠地骂了一声：“去他妈的！我没揍他们就已经是便宜他们了！告诉你，我不干了！”
　　当天晚上，我背着背包离开了公司，结束了我的第一次保镖生涯。后来，在我的几位战友介绍下，我还到过南海和中山做过保镖，但时间都很短。现在，我还有不少从陆战旅一起走出来的战友在南方给那些有钱人做保镖。而我认为，给有钱人做保镖，尽管收入不菲，但却是一种受罪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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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三） 我是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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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辞去保镖的工作后，没有直接返回广州，却突然一阵头脑发热，决定外出流浪去。于是我从深圳直接坐火车去了贵州和云南，在贵高原转悠了两个多月，邂逅了一份不成熟的爱情，直到花光了身上的最后一分钱，这才回到了羊城。
　　我暂时借住在一位流浪记者朋友家中，便又开始了找工作的行程。其间，尽管我也曾混入一家小报做了一个多月的记者，但那根本不是正规的报社，除了写些花边新闻，还逼你四处拉广告，特别是，工资总是拿不到手。我很快就走人了。虽然正规一些报社的记者和编辑工作比较难找，但我并不气馁，我相信凡事都有一个过程，这过程也许就是曲折和磨难。
　　在那些不正规的小报里根本学不到什么，好的报社又难进入，那门槛也太高。做其他的事吧，我又没有任何特长，继续做保安吧，但此时早对那份工作厌倦了。是的，人生的路有千万条，但哪一条属于我呢？苦闷之余，我忍饥挨饿地读书，想从书本里找到生活的真谛，找到能慰藉灵魂的真理，使漂泊不定的心有一个安静的栖身之地。我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呀，但我的梦想却总是这么难以抵达彼岸。肚皮饿，肉体累，也许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但心灵的饥饿，思想的空洞，对于一个正在四处寻梦的年轻人来说，那才是最为可怕的。苦闷之余，我决定换一种独特的活法。
　　我决定重返生活的最底层，以一种苦难来磨炼自己，洗礼自己困惑的灵魂――当然，这也是现实生活带来的无奈。我从报纸上获悉，在广州这地方，单在建筑工地做苦力的民工就有几百万人。那些不怎么识字的民工都能在广州生存下去，难道说我就无法活下去吗？好多民工不是通过奋发图强，成为成功人士么？我就不信这个邪！尽管我从没有跨入大学的门槛，但在特种部队当过兵，在军级政治部做过文化宣传工作，还在军地多家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最重要的是，我是怀揣着记者和作家的梦想跑出来闯世界的。我既不能世俗，也不能气馁。如果即使我真的一无所有了，我还有力气，更有梦想。一个身上有力气心中有梦想的年轻人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眼前的不顺利也许是暂时的，自己认准的路就得勇往直前地走下去。
　　就像我前不久突然想出外流浪一样，我决定暂时不再找报社，先去建筑队卖苦力。对，我这就去建筑工地卖苦力去！我要一种独特的方式磨炼自己的意志，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阅读和思索生活。
　　我打通了一位在羊城某工地打工的朋友的传呼，他在电话里获知我想跟他一起去建筑工地上打工时，当即在那头乐得哈哈大笑：“我说石野呀，你在开什么玩笑呀，你是一个文化人，又是特种部队出来的，虽然一时找不到记者做，但你随便在广州找个什么工作都要比在建筑工地里强得多呀？你不要吃这苦头了，民工是什么，你还不知道吗？民工是最被人瞧不起最苦最累而又最危险的职业呀！如果不是出于无奈，我想这世界上还没有人真的会愿做民工……这样吧，我手头还有几百元钱，你先拿去花，以后等你做记者赚到了钱再还给我吧。”
　　朋友当然无法理解我的心情。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现在就想找一家建筑工地做事。我不相信做一个建筑工地的民工也要找什么熟人。我携带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几本爱看的书，就坐车来到了白云区的新市镇。那个时的新市还没有现在这么繁华，正处于大兴土木阶段。这儿四处都是高高耸立的高脚架子，到处是轰轰烈烈的建筑场面。此时正是九月份，南国的天气还是炎热的时候。下车后，我随意拐入路边不远的一家机器轰隆的建筑工地。这里四处尘土飞扬，呛人的灰土卷着热风扑面而来。建筑工地的楼房已建了一半，几百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在烈日下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听说我是来找工的，几个满面灰土的民工操作四川口音说：“前面那个门口挂着木牌子的就是老板的办公室。”我来到那个用砖木搭起来的简易屋子，里面正有几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个留着短发的青年人看到我进来，连忙直起身子问我的来意。他个子不高，满面和气，穿着一件样式新颖的衬衫，领上满是黑乎乎的灰尘，尽管如此，他的前胸还打着一条红色领带。当他得知我是来这儿找工作做时，似乎有些惊讶，因为尽管我也是身体结实，肌肉发达，这个时候也被南方的太阳晒得黑乎乎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不是那种在建筑工地干活的人。
　　我见他态度和蔼，立即把自己的经历和目前的情况做了一番介绍。他翻看了我的有关证件后，说：“瞧你这结实的肌肉，你有力气不用怀疑，只是这建筑工地的活儿，是最苦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受得了的……”我笑着说：“我也是从农村里出来的，现在又当了几年兵，什么苦活儿我都做过，以前我就做过泥工的学徒。什么样的力气活我都能做。”对方看到我这么大的决心，也不好再说什么，就递给我一支烟，与我攀谈起来。在交谈中，我打听到这位小个子老板姓罗，四川农村人，以前也是靠在建筑工地上做泥工为生，后来在广州的建筑工地里混的时间长了，也就认识了一些包工头和老板，自己就做起了小老板来。从事建筑的投资，动则是百万千万的，小罗当然没有这么多钱投资，但他从那些大老板手中承包一些活来干，自己再从家乡或外面找人来做，这样所得的钱远比卖力气来得多了。
　　我还了解到，这个建筑工地有大大小小的老板十几个，他只是其中专门负责粉刷内外墙的，比起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面做墙的泥工师傅，这儿还算是轻的活。如果在这儿做小工的话，一天也就15元钱，主要工作就是筛沙、运沙、和泥、提灰桶。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有时夜里还要加班。我问：“这儿什么样的活儿最累，什么样的活工资高？”罗老板挠了挠头皮，说：“在我们这种地方再多也多不到哪儿去呀，挣的都是一些苦力钱哟！要说最累的活儿，我看只有扛水泥了，一包水泥可是整整100斤呢？”我连忙问道：“你这里是计时工，还是计件工呢？扛一包是多少钱？”“这种活儿太累，都是计件的，扛一包水泥5角钱。”1包5角，10包5块，100包就是50元钱。如果我能扛上一个月，就可以挣到1000多元了。虽然累一些，可这样做挣的钱多，比起每天15元的计时工来说，强多了。尽管我此时不只是为了挣钱，但能多挣一分钱，对于我这穷光蛋而言终究是一件好事。我拍了拍胸部，对罗老板说：“你就让我扛水泥吧。你放心，人家能扛多少，我也能扛多少。”
　　就这样，我从当天下午开始，就在这家工地上扛起了水泥。当了几年兵后，我从保安到文员，从文员到保镖，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靠出卖汗水和苦力的民工。
　　我本来就是农民，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鄂东南大冶大箕铺的那个叫石应高的贫穷村子里。他们老实本分，任劳任怨，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在乡村劳作。从我懂事起，我就开始跟随着父母在土地上翻滚。我的出身和我所生活的环境早就决定了我从小就得吃苦耐劳的秉性。不说日晒雨淋的辛苦，不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其实早从十多岁开始，我就下地做农活；读高一那年，因为家中失火，使本来就贫困的家里更加一贫如洗，还欠下一大堆债，我只好辍学打工还债，为了生计不得不像村里的庄稼汉一样去出卖自己的苦力。
　　为了修缮被烧毁的房屋，家里欠下了一大笔的债，我只好辍学回家，四处打短工还债。也就是这年冬天，我和乡镇里100多名青年男女一起，背着行李来到了大冶梁子湖边的黄金湖乡的一家大型农场。这儿是大冶和鄂州市交界地，三面环水，湖水一望无际；空气新鲜，鱼肥菱美，有的是米饭吃。正像电影《洪湖自卫队》里韩英所唱的那样：“四处野鸭和莲藕，秋收满帆稻满仓”。这儿尽管水土资源丰富，环境清静，但路途遥远，交通偏僻，经济不发达，需要大量的劳力来耕耘。这儿有一个大型国营农场，有一万多名职工。后来地方有关部门为充分利用这儿的资源，就地取材，办起了一个占地近千亩的大型红砖厂。县里就从我们这个镇招了一批初高中毕业生，来这儿开发土地。刚开始时，据镇里的有关部门称，这个砖厂是国有的，可以农转非的，听说每月还有固定的工资和劳保福利，就像我们那时县城里的工人一样，生老病死都由国家包了。当时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就是冲着能吃上商品粮，能转为正式工人而来寻梦的。
　　几辆汽车把我们拉到这里时，就像当年城里的知青来到偏僻的乡里。一到农场，我们这些身体壮实的年轻人就受到了领导和职工的热烈欢迎。当分场的一位党委书记知道我能写会画，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后，很高兴地找我谈话，并任命我为红砖厂的团支部书记；那两个厂长看到我个子虽然不是牛高马大，但脸膛黝黑，浑身肌肉发达，是块做力气活的好料，当场任命我为制坯车间的主任，工资比其他职工每月要多30元钱，还可以独立睡一个房间。
　　这儿的泥土很好，大部分是红色的，一眼望去，满眼是红土地，很是好看。这红砖厂有两个车间，一个叫制坯车间，一个叫烧成车间，顾名思义，制坯车间主要是挖土运土，然后用机器将这些用水和匀的土送到制砖机里制成一块块的红砖坯，然后用人工将这些制成的砖坯码成垛子，上面盖上厚厚的稻草，等风吹干后，再送到烧成车间；烧成车间是专门负责看炉火烧成砖的，我们把风干的砖坯送到煤窑里面烧制，3天3夜（当然还得看火候）后，那土色的砖坯子就成为了磕磕响的红砖了。制作过程看起来很简单，但要想将一砣泥制成合格的红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每天顶着烈日，指挥着我的那一批老乡们挖土，抽水，踩泥，将一车车上好的红土用板车拖到卷扬机中加工成均匀的泥，然后再加工成一块块的红砖。砖成型后，要马上拉到外面早就做好了的土垛上一排排的码好，砖与砖之间，既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太紧会使砖不容易风干；太松，又会使这尚未风干的砖垮塌下来。一排一排的码上几米高后，再在上面盖上稻草，以防太阳直晒，出现裂口而成为废品。
　　谁知，现实很快就打破了我们的梦想。我们辛辛苦苦地干了一个多月后，农场里却不按时给我们发工资。吃的伙食又差，做饭的人是厂长的亲戚，在做饭和买菜时经常做手脚，弄得我们这些人怨声载道，后来此事一直闹到农场领导那儿。由于这里工作实在太苦，那所谓的“农转非”原本就是子虚乌有。领到工资后，大家再也不想什么城镇户口了，都一哄而散，回到了各自的村里。
　　由于家中有着一大笔债等着要还，我赶紧又加入到铜录山、龙角山、冯家山等处的私营矿井中，做起了下窑底挑矿石的苦力。学过中国地理的人大都知道，地处鄂东南的大冶矿藏丰富，铜铁矿在全国居前列，遍布了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的各类矿物质，主要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和铝矿，其中以铜铁矿最多。大冶铜录山镇的铜录山古铜矿遗址的发现和开掘，是世界冶金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大冶的采矿冶炼技术时间之早、规模之大、技术之高，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这儿的大大小小矿区随处可见。当时大冶除了国有的铜铁矿外，更多的是私营的小铜铁矿。就像河南山西那些地方的大小煤矿抢占国有煤矿一样，这儿的许多农民就自己投资或以乡镇的名义投资开采，所以在80年代，鄂东南一带山脉随处可看到轰轰烈烈的开采矿产的场面，到处可见满目疮痍的矿石。由于铜铁矿矿石的价钱远比煤矿高，如果机遇好能碰到品位高的富矿，那么老板就会一夜成为百万或千万富翁。正因为采矿的利润极大，所以许多唯利是图的老板常不顾工人的死活，只要测到哪儿有铜铁矿，都会恨不得马上把整个山脉掀开，把里面那些金光闪闪光彩夺目的矿石直接装到大车里。加了赶时间，他们常雇用远近农村里的青壮年劳力来炸石、采矿，拼命地往外拉矿。当然真正的高品位矿石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时要横向纵向的挖掘开好多石头才能见到，有时挖了几个月也是一场空。这就更需要大量的劳力来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
　　对于那些从地底挖掘出来的石头或矿石，都要从深深的地底下运到地面上来。对于那些投资大的老板来说，即使是使用机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大多数资金不多而又不愿投资的小老板而言，更是一件头疼的事，而这一浩大的工程，往往都是靠人工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点地地底下搬出来。这也就为附近农村那些富余劳力提供了挣钱的机会。但由于下到地底下拉矿，危险性极大，生命如同悬在一根线上，稍有不慎都会命断地下，成为地下冤鬼，所以不是特别需要钱用的话，一般的农民是不大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
　　但为了早日还债，我还是选择了下矿井。我们在3000多米的地底下用铁丝做成的苑兜，挑着七八十斤重的矿石，从地下沿着那流着臭水、四处湿漉漉的碎石路，一步一个印，一步一串汗，像一条负重的老牛一样慢慢爬上来。我有时一天可以挑一吨多矿石，即使是这样，累死累活一天也就挣二三十元钱。每到夜晚，我的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浑身疼痛，特别是浸着汗水挑担子的双肩，磨破了皮，渗出了血，一天下来，总是肿得老高。有时伤处会把我从睡梦中疼得醒过来，我只好呲牙咧嘴地用一块生姜敷在那上面揉呀揉呀，就这样又在麻木和疼痛中枕着湿漉漉的枕头昏睡过去。由于这玩命的活儿太苦、太累，当时正在长身体的我实在没法与那些身强力壮的成年人相比，我一般是挑一天就歇一天。做这样玩命的苦力活，我还不敢让家里人知道，如果母亲知道了，说什么也不会让我这样做的。
　　下煤矿是经常死人的，下窑挖矿石死的人更多。与我们一起下矿的工人，经常有人是立着走下去，躺着被抬出来。所幸的是，我虽然也出过几次危险，比如说思想开小差、路滑、担子打闪而差点掉下窑洞下的深渊，但我每次都是化险为夷，要不，我那绚丽的青春和梦想，也许早就化成半缕青烟，成为真正的地狱底下的冤魂了。
　　正因为有了这些用汗水和血迹涂写的独特经历，加上我后来在部队时的几年锻炼，使得我对于在江湖上流浪的艰难险阻，从来都没有当一回事。当然，我也没有想到，在革命队伍里混了几年后，我却没有混出什么名堂，却又会重新转回到出卖苦力的队伍中。
　　在这家建筑工地里，包好的水泥被汽车运到工地大门口后，需要人力一包包的从车上扛下来，放在一边码好，然后，再一包接一包的扛到工地的仓库里去。车后门打开后，沿着拖斗放上两块厚厚的木板，四个人站在车厢里头，两个人一组，从上面抬起一包装得结实的水泥往扛背上一扔，然后就负着100斤重的水泥沿着木板走下去，扛到目的地码好。来回路程有好几百米远。虽然天气很热，但我们这些扛水泥的，得穿上一件外衣，或是在肩膀上垫一条厚毛巾，这样既可以防止身上的汗水把水泥袋浸湿，又可以保护肩上的皮肉不受磨损。对于我来说，肩上扛着百斤重的东西倒还没事，最难受的是，我的那两个伙计从车上抬起水泥往肩膀上一扔时，那一瞬间的重量可不是100斤了，而是150斤，是200斤！直砸得你眼冒金星，全身每个毛孔都打颤。如果体力不好，脚底下没劲或是腰板没力的人，还真是吃不消。刚开始时，我还能承受，但一连扛了二三十包后，我的双腿僵直，全身酸疼，浑身每一块骨头就像遭小虫噬一样难受。到了晚上，我双脚僵直，全身酸疼，累得连晚饭也没吃就一下子倒在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那情景，真有点像新兵连刚开始军训那样，一到夜晚，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能马上上床睡觉。
　　第二天，我真累得差点起不来了。罗老板也看出我很累，就劝我不要再扛了，以防累坏了身子。但我不可能就这样败下阵来，便又咬牙上工了。几天过去后，我的腰身不再像第一天那样酸痛了，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负重的劳作。毕竟我以前就经常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呀！
　　我们这种活儿虽然很累，但不是天天都有干的，有时工地的进展需要加快了，就不停地有大货车装着水泥进来，每逢此时，我们几个人就会累得气喘吁吁臭汗直流。最多的时候，我一天曾扛过260多包。如果没有货来，我们就从仓库里将放好的水泥又一包包地扛到那些小板车去不了的地方。没有水泥扛时，我们也可休息，也可帮别的组做一天15元的计时工。我在顺应了这儿的艰苦生活后，只要一有空，我就埋头读书；到了晚上，我不再是早早睡觉了，而是挑灯夜读和写作。
　　后来，那位好心的罗老板见我这样爱看书，就特意照顾我，给我分了一间单独的小房间，里面有电灯，有一个小电扇。这样，我在夜里再也听不到工友们那雷鸣般的呼噜声了，再也听不到那些工友在半夜里和着老鼠的吱吱尖叫发出的那种刺耳的磨牙声和梦呓声了。白天我拼命地干活，夜里我就埋头看书。老舍的《骆驼祥子》、《二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名著，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完的。
　　由于出的汗水多，消耗的体力大，我的饭量也像新兵连时在北部湾“海训”时那样，陡然大增，一顿饭可以吃五六个大馒头，吃好几大碗米饭。那种没油少汤的菜，或是那种浮着大肥肉的加餐，我都会毫不眨眼地吞下去。很快，我的皮肤又晒得黝黑了。这个时候的我，哪像是曾在部队大机关里耍过笔杆子的兵？我又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成为了一个靠出卖自己苦力的民工。
　　我在这家建筑工地干了一个多月后，怀揣用辛勤的汗水挣到的2000多元钱又返回到羊城。我在石碑村租了一个小房子，每天就是跑大大小小的人才市场，就是买回好几份报纸，寻找那上面的招聘广告。
　　我又开始编织我的记者梦了。
　　这个时候，我已在羊城流浪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也不想再做什么保安，更不想从事其他的工作，我那时就只有一个念头：进报社做记者。我的这种心境，就像曾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诗人文森特?阿勒克桑德雷所说那样：要么是个诗人，要么什么都不是。此时的我除了民工的身份外，什么都不是。但是，我这个从没有迈进大学门槛的复员军人，早就有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梦想，那就是通过自己的拼搏成为一个记者作家，而此时我最大的理想是：我要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是的，要么我就做一名记者，要么我什么都不做。
　　一年多后，那位好心的四川罗老板也从新市来到天河员村的一家建筑工地。一天他从当日的《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小罗有些似是而非地打了一个电话到报社，好不容易找到我的电话，当他问我：“请问你这是真名还是笔名呀？”我回答说：“是真名还是笔名都不重要么，反正我是石野。”“呵，我以前也有一个朋友叫石野，他当时跟我们一起在新市的建筑工地做事时，他就特别好学，最想做记者……”我一听，这不是那个好心的罗老板是谁呀？我不由乐了，冲着话简大叫一声：“罗老板，我就是你认识的那个石野呀！”罗老板高兴极了，他在那头连叫道：“嗬，石野，原来你真的做了记者呀？！我现在有一场院官司，我得请你帮我呀……”他当即驾驶着摩托车，飞也似地来到广州大道中的南方日报大楼与我见面。我们两个马上拥抱成一团。
　　经过一年多的打拼，小罗不但从市郊搬到了城里，而且在员村租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还把老婆小孩从四川老家接了过来。为了来往方便，他还特意购买了一辆新的摩托车。没想到，小罗刚到员村这家建筑工地不久，就因为工程款的问题与当地一个财大气粗的包工头发生了经济纠纷。要钱，人家不给；打官司，又怕打不过人家。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他从《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了我发表在头版头条的那篇《吃霸王饭 打无辜人》的新闻。
　　中午，我带着罗老板来到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一边喝酒，一边叙别后之情。后来，我在深入了解关情况后，帮助他写了一份起诉书，将那位故意拖欠一百多名四川民工工钱的那家公司的包工头告上了天河区法院，并拿回了他们应得的工钱。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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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一） 初圆记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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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生活如何辛苦，如何颠沛流离，我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我总是对自己充满了自信。我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人，是能在文字方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人。是的，我从没有进过大学校门，没有什么文凭，但我相信自己是有写作才能的。如果我真的是不爱读书不爱写作，如果我真的是一个不着边际只是编织肥皂泡般梦想的人，那么我也许早就放弃记者作家梦了。但这个美丽的梦在我上学时开始就在我的心灵深处扎根了，这萦绕着我青春和生命的梦想一直伴随着我成长，就像一棵永不枯萎的长青树一样，在我的心头枝繁叶茂。我在学生时代一次次的作文获奖，我那一篇又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都证明了我的成绩；尤其是在部队那几年，我的作品更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并在中央级报刊发表近百篇文章，有的还获过奖。那些篇什虽显幼稚，但毕竟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是我在漫漫文学征途上一步一个脚印的轨迹。我甚至对自己充满了这样的自信：我目前的成绩虽然算不上什么，但是，从写作基础和目前的成绩来说，肯定不会亚于那些从正规大学中文系、新闻系毕业出来的大学生。
　　也许有人要这样问我：不就是一个文凭吗？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假文凭随处可见，南方做假文凭不是更容易么？你为何不做一个假文凭呢？说心里话，当我一次又一次因为没有文凭而被人拒之于门外时，我不是没有动过做假文凭的念头。那时的羊城街头小巷五花八门的做假广告随处可见，只需花个几百元钱，就可以拿到一个名牌大学的红本子，别说专科本科，就是硕士博士文凭也是随时可以炮制出来的。但这种脏乱的念头很快就随风而逝。我是军人，诚实是做人最起码的本质，我不愿做假，也不可能去做假，同时我也明白，这种行为是一种违法的劣行。高尔基、狄更斯、杰克?伦敦、高玉宝等，这些写出了激动人心作品的中外作家不是从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什么文凭吗？他们有的连一天校门都有没进，不也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而写出了一本本杰作吗？我就不相信，没上过大学就不能圆自己的梦想！我不相信，没有文凭就不能进报社做记者！我相信，只要不懈地努力，只要脚踏实地地去追求，好的机遇肯定会像凌波仙子一样，翩翩地降临到奋发图强的丑小鸭身上的。
　　第一次机遇终于来到，尽管是那么不尽如人意。那是我离开新市的建筑工地之后的第三个月，一天上午，当我满头大汗地从广州先烈中路一家大型的人才市场失望地走出来时，忽然看到十几名满面生辉的年轻人，一看就是刚从大学出来找工作的大学生。他们正紧紧跟随着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从里面走出来。我发现那领头的中年人一手捏着一叠简历，一手正举着一张广告牌，那上面几个大字吸引了我的眼光：《健康某某报》招聘编辑记者。上午我在这家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里挤了几个来回，也就看到两家杂志在招兵买马，但对方开出的条件很高很苛刻，我只好识趣地走开，但没有看到有报纸在招人。看到这些汗水涔涔的年轻人跟着人家往外走，我猜他们肯定是去面试的。不管结果如何，我也跟着去一趟，就是进不了人家的大门，也好去认一下门，日后说不定还可以投稿。
　　我一声不响地跟随着这伙人，在那位中年人的带领下，很快就来到了附近的一家省级科研机关。报社在三楼。面试的都在外面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候。由于这里面透气不好，没空调、电扇，光线又不好，我就随手拿了几张那份《健康某某报》跑到走廊外面看。这是一家由某公司与广东省某科研所合办的一家专业报，主要是宣传健康，宣扬健康元素方面的周报。看了一会儿，一位眉清目秀的高个青年人走了过来，问我：你是应聘的吧，怎么不跟在后面等待呀？我说：那儿人太多太挤，不如等人家面试完了我再去。我先看看报纸还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随后我又问道：请问你是在这儿上班吗？他点了点头。几句话下来，我们马上就聊了起来。他叫刘靓，比我大两岁，江西人，是这儿的采访部主任。刘靓翻了翻我的作品说：你的文笔不错呀，也发了不少文章，凭你的条件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赶紧告诉他说：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文凭。刘靓挠了挠头皮说：搞文字工作的，应有悟性，与文凭没有多大的关系。他的这句话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接着他悄悄地告诉我说：我看你这人好实在。我们的社长是部队出来的，也在部队做过宣传工作。你到时可如实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接着，他又提醒我在面试时什么样的话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
　　等那些大学生面试完后，我在刘靓的带领下走进了社长办。社长姓张，三十五六岁，戴着一副金边近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一听口音，我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他得知我的经历后，马上就显出很欣赏的样子。在看完我的简历和资料后，他说道：我们这儿都要求应聘者是本科生，但你的情况特殊。我也是从部队出来的，当兵的人都能吃苦耐劳。这样吧，我就破格录用你吧，试用期3个月，每月底薪600元，以后视成绩再加。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我一听这么快就被录取了，很高兴。尽管我在应聘时经常碰到一些不很正规的报社，有私人办的，有与人合作的，有的是打着报社的牌子实际上是拉广告的，名义上是记者，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拉广告的广告员。有的不但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定金，还常拖欠工资。当时像那样的小报在羊城有好几十家。我还曾经受过一次骗。这家报纸虽然我也是此时才听说过，但看到他们的办公条件还可以，起码也是在省级的科研大院里面，我刚才也从采访部主任刘靓那儿了解了不少情况，看来不会是那种骗人的小报。我很高兴，不仅是因为我这个当时连表都没填的人现在终于成为3名录取者之一，而且这次终于能圆我的记者梦了。
　　当时报社还没有什么记者证，采访时就开介绍信。报社给每人都印制了名片。当我拿到两盒名片时，捧着名片仔细地端详了半天，在我名字后面的那记者编辑几个字，更是令我备感温馨，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回我真地成为了一名记者。记得当兵前，我最大的奢望是能进入县文化馆搞专业创作，进入县报社做一名记者。现在，我终于成为了一名记者，尽管这家报纸名不经传，但好歹也算是一家省级报纸，这样说来，比起我家乡的那县报不知好多少了。
　　刚开始时，社长只是让我写新闻，抓好的社会新闻。我也一连发表了好几篇稿子。尽管在试用期间，社长许诺每月只有600元工资，其他的什么补贴都没有，但我每天干得十分起劲，每天都赶到报社报到。当时与我同进报社的除了一位一周后就自行离开的大学生外，还有一个叫闵红松的小伙子。我们在刘靓的带领下除了采访就是编稿。与我们一个办公室的还有一位叫张艳的高个子姑娘，她来自大西北，毕业于兰州大学外语系，白肤白皙，身材高挑，长得很漂亮，是块做演员的好料子。本来她可以找到份好的工作，但她也像我一样，爱好文学，总想圆记者作家梦，就屈就进入了这家报社。她的工作主要是编稿和画版式。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后面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很快就粉碎了我的第一次记者梦。
　　我从建筑工地挣来的那笔血汗钱很快就没有了，但我想到只要能挨到月底就有工资了。为了节约钱，我从不敢跟同事们一起去吃什么盒饭，中午不是啃一两个馒头，就是买个面包凑合一餐，到了晚上就回到出租房里煮面吃。好不容熬到月底，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谁知报社却说由于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了；这还不算，那个张社长还要求我们从现在起不要写新闻稿子，称那种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根本下不出蛋，赚不来一分钱，还得白占版面，一再要求我们出去拉广告，特别是医药和保健方面的广告。这个月，刘靓和张艳没有拿到工资，我和小闵两个新来的自然更是没有领到一分钱。在坚持了半个多月后，报社除了发给每人几大包某药品公司用来抵广告费的“神仙草药茶”外，还是没钱。这下不单是我们新来的，就连刘靓都不干了。一天下午，刘靓因为工资的事和张社长在办公室里吵了起来。原来，刘靓本来在郊区的花都一家报纸做部门主任，是被这个张社长许诺以很高的待遇才过来的。第一个月他拿到了1000多元钱的工资，但随后几个月连起码的工资都拿不到，只是拿到过两次广告的提成费。我还了解到，这家报纸原来是某部门承包给张社长的，挂的是报纸的牌子，其实主要是做药品和保健品生意。报纸虽然每周都出版，但发行量很不固定，如果谁出钱在上面做了广告，这期的报纸就特意多印一部分。本来张社长说好赚到钱后按比例给刘靓提成的，但后来却总不兑现，没想到后来连基本工资也不给了。
　　我和小闵得知这个情况后，心里一下凉了半截，没想到这个军官转业的上司也搞这种骗人的把戏。这天下班后，上午还在对人大发脾气的张社长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问长问短，大大夸奖我工作努力。接着，他付给了我400元钱。我问他这是什么钱，他摊着双手颇为无奈地对我说：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因为报社这几个月老是亏损，实在是没钱，等下个月一定给我补上。他还悄悄对我说，刘靓已无法胜任他的工作了，他准备让他走人。同时他再三暗示我，如果我听他的话，好好跟着他干，那个采访部主任的职位以后肯定是我的。我听得心里直打鼓：我只是想做好一个记者，在报社里好好的学一些真本领，此时还没有想到要去做什么主任。自己的业务水平不高，又怎能去指挥别人？在这儿做记者编辑的谁不是大学出来的呢？当时我不置可否，也没把这话放到心上去，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社长的用心良苦。我看到第一个月就把我的工资从600元降到400元，心中自然不快。但此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也不好争什么，随手就接过来了，这毕竟是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工资呢。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社长只是付了我一个人的工钱，而其他的都没支付分文。
　　由于“谈判”破裂，第二天刘靓提出辞职，并要求张付清所拖欠的工资，两人又在办公室里吵了起来。此时刘靓妻子阿芳正好赶来，见状急忙上前护着老公，并气得冲过去怒骂张社长。这样一来，双方吵着吵着，就推搡了起来。我和小闵赶紧跑上前去劝架，没想，报社的编辑部主任老于、财务主管小潘以及那个保卫部主任老李（当然只不过是一个看门的保安）都闻声冲了进来。这伙人二话不说，围着刘靓夫妇就拳打脚踢。张艳和几位女记者早吓得花容失色，愣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小闵见刘靓夫妇要吃大亏，赶紧冲上前去阻拦对方。小闵戴着近视眼镜，在推搡中竟也挨了几下。那个平时脸色清高、掌握报社财经大权的矮个子小潘和那个保安不但当众殴打刘靓夫妇，而且对劝架的小闵动手，我几次要冲上前去，但都被满脸怒火的张社长用眼神严厉地阻止住了。但是，当我看到刘靓夫妇已被他们几个按倒在地，见义勇为的小闵也被李保安卡着脖子按在地板上直翻白眼，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猛地冲上前去，对那几个恃强凌弱的家伙连拖带拉，并冲李保安的屁股狠踢了几脚。对方自然没想到我会在此关键时刻出手，而且出手又快又猛，一下子将他们几个全推翻在地。我毫不理会张社长气急败坏的神情，一边对几个行凶者怒目而视，一边护着刘靓夫妇和小闵赶紧往外撤。
　　这一闹，在那个省级科研大楼里弄得影响很坏。我们将那个社长的恶行向上级主管部门作了反映。后来，刘靓和小闵的钱虽然都被扣除了部分，但毕竟都要到了手。我们仨辞职后，张艳和几位同事也愤而离去。据说一下子弄得那家小报差点儿瘫痪。
　　刚做了一个多月的记者，我又失业了。房租一交，我身上又几乎是分文不剩了。获知我的窘境后，刘靓夫妇当即邀请我前往他家住，并说他们虽然是一居室，但可以在厅里为我摆张小床。他感激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关键时候帮了我，我也没什么感谢你，以后我们就是朋友。我经济状况比你好些，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们住的就有你住的……”就这样，我随同刘靓夫妇从中大附近搬到了石碑村，暂时和他们住在了一块儿。
　　石碑村位于广州天河区的东南边。由于那几年聚集在那儿的流浪记者太多，以致像北京鲁迅文学院附后的“中国作家村”、圆明园附近的“流浪画家村”、北京通州宋庄的“流浪艺术家村”一样，那时的石碑村被我们这些人戏称为“中国流浪记者村”。因为在这儿居住过的记者前后有三四百人。著名的流浪记者有曾华锋、刘靓、谭海清、南岛、闵红松、李志、詹政凯、傅星、罗斯文、傅东流等人。
　　在此居住期间，我认识了大批流浪记者。后来，我在《广东法制报》、《中国引进报》、《广州红绿灯报》做记者期间，曾先后都在这儿居住过。虽然时常搬家，但搬来搬去还是在这个小村子里。直到1997年春节后，我因无钱交房租，无法忍受那个长得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八姑样的女房东逼债，就在一个黑夜里搬离了那个小窝，住到了河南的客村和赤岗一带。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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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二） 1997的春节，1块8毛钱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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