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富二代_血色病毒_百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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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恐怖的富二代张凯说话的声音极小，但两个黑衣人墨镜后的眼睛都一齐向他瞄了过来。第一个黑衣人嘲笑道：“你不就是个靠父兄基业过日子的富二代吗？”他说着摸出了一把装着消音器的冲锋手枪。第二个黑衣人狞笑道：“如果你还想多活几年，多泡几次妞的话，就别来多管闲事。”张凯再次抚摸了电脑包里的黑色硬物一番，决定暂时不使用它。他从电脑包里抽出手，然后又把手伸进咖啡色的风衣里，摸出了一张支票，飞快地签了5万元，递给两个黑衣人说：“我现在就只能给你们这点钱了，公司的钱都在银行账户里呢。如果你们想要更多的钱也可以，但得让我跟家里打个电话。”两个黑衣人对望了一眼，还是没有说话。“我让家里给我送60万过来如何？”张凯继续蛊惑说。两个黑衣人押着杜简，对张凯点了点头：“走，带我们去你的车子。”张凯不慌不忙地出走出古墓，然后又走下荒山……公路边，张凯发动了一辆黑色宝马。杜简看着他，忽然对这个当年班上成绩最差的学生起了敬意，发自内心的敬意。“把车开到附近的动物园。”一个黑衣人冷冷地说。张凯顺从地把车开上公路，一边往指定的地点驰去，一边和两个黑衣人聊天：“你们也有家人吧？”第一个黑衣人说：“没有。”第二个黑衣人说：“跟没有差不多。”“你们就不想娶妻生子了吗？有个家多好啊，至少会有人等着你们平安地回去。”张凯的话非常有煽动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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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才刘科学博君一笑，开心就好，别太认真，别太计较为你枯燥的生活找点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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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要不要富二代VS穷二代：唐朝牛李党争是啥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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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VS穷二代：唐朝牛李党争是啥回事
& （1）牛党李党是怎样炼成的
&既然唐朝最著名的朋党之争就是牛李党争，那么两党的领袖人物牛僧孺与李德裕就首当其冲成为我们的历史写作的聚焦点，于是便有了这两位唐朝“圣斗士”的专章，高手过招当然也是精彩过人也。
关于牛李两党争论的焦点，不外乎如何取士和如何对待藩镇这两个核心问题。我们也知道牛党多科举出身的庶族寒士（也可称为“穷二代”或草根族吧），因此主张通过科举取士；而李党多是世族大家门第显赫（富二代或官二代），当然主张通过门荫取士，可谓是水火不相容针尖对麦芒。而对于不“听话”的强藩割据，一个主张严打一个主张姑息，也就是一个是主战派一个是主和派，相同的是大家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展开“圣战”。
在讲到牛李火拼之前，我们先来讲讲唐朝错综复杂的唐朝官场人员组成问题，作为一种必要的知识铺垫。
大家可能还记得伟大领袖李世民曾经叫他的妻舅高士廉编修过《氏族志》，所谓的氏族也就是贵族门阀阶层，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鼠儿子会打洞”，这一门阀等级制度也决定了你的仕途好坏，出身决定论是也，尤其是在初唐时代还沿袭南北朝大行其道的士族取仕制度，庶族更是没有问政的资格，而即使是士族内部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同是士族中人，做官的资格也是不平等的（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甚至还有地域歧视，比如初唐就有轻南重北（和轻女重男差不多也）、轻山东重关中的偏见，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官场的位置，可恶又无奈的旧制度啊。
直到庶族出身的武则天执政，开始抑制士族来扶持庶族地主阶层，广开门路科举取仕，才有点开始改变官场这种“近亲繁殖”的腐朽制度，给唐朝吏治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不过这也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因为据说唐世每年的进士及第也不过是二三十人而已，可谓是杯水车薪。而唐朝又重进士轻明经，同是科班出身，进士与明经在仕途上的待遇又是不相同的。
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的描述，士族入仕又分科班和非科班出身（门资），待遇也是不同的，正如现在的全日制大学和自学考试的文凭含金量不大一样是也，总之是带着十分明显的资历歧视，在这一点上古今同一。至于士流，也有流内与流外的区别，都分个三六九等的，文武百官还分清浊两派的（讲得你头都晕了吧），唐高祖李渊甚至规定“工商杂类，无预士流”，商人业主等“低贱阶层”甚至连入仕的资格都没有，围绕官场官位的争夺到了唐朝晚期更加趋于白热化，再加上出身属于杂类的宦官专权把握朝政卖官鬻爵，官位的争夺更加剧烈，原本属于朝官的位子几乎全都由宦官把持重新再分配了，于是源于政治资源争夺的南北司之争便你死我活势成水火，再加上依附宦官和依附皇帝之间的两派朝官的争权夺利，这便是晚唐政治毒瘤朋党之争产生的根本原因，通俗地说就是那句我们耳熟能详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据某些历史研究者认为，晚唐的牛李党争是因为李世民“民主”遗风的缺失、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藩镇割据三者互为条件和依托而形成的，因为政治趋于黑暗个人权势就会更加膨胀，此时的朝堂也只能是争权夺利的政治斗牛士的最疯狂竞技场，斗争的结果也只能是加速唐朝的积贫积弱甚至于亡国。
当时，士流的出路很窄，基本上就是做朝官（除非能学学岳不群勇敢“自宫”），而做朝官就必须考公务员资格，也就是进士及第，一年能中举中进士的又是那么少（难怪考试好把式范进一中举高兴得立马疯了），自然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宏伟态势（看看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人们趋之若鹜就知道了，不用多费口舌），官位资源那么少，在官场打混的各路人马不拉帮结派杀得天昏地暗那才是怪事。
何况中进士后还得走后门巴结公卿大臣（这事韩愈最有体会），由公卿大臣把这些有了做官资格的人向知贡举也就是考试官进行推销，才有上位的可能。上位之后，这些考试官又成了门生（进士）的师傅，于是自成一派，朋党由此有了滋生的肥沃土壤。
据说唐宪宗朝宰相崔群（曾和裴度救了“西班牙斗牛士”韩愈一命）就曾有一个很可乐的关于收门生的故事，也说明了中国人好“扎堆”的渊源。
话说崔群也曾是考试官（这职位很多人求着，不肥才怪），他的老婆见其位高权重，俗话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怂恿他利用手中权力兜点私，广置庄田以备用，不然退休后没资本啊。
“这事你就别掺和了，我早就未雨绸缪置了三十所庄园，可谓是良田遍地，你还杞人忧天了不成？”老崔居然神秘兮兮地对老婆道。
呀，这死鬼还真是精明过人，居然还背着我积攒“私房钱”了不成？于是眼睛瞪得像牛眼，十分吃惊，一路追问之下，才知道基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是风趣有加的崔宰相把自己前年取士之三十个才俊比喻成了自己的良田美园，这话应该说也没错，如果这三十个即将上位的门生以后在大唐政坛都出息了，那么崔老师当然是坐收渔利等着学生来孝敬了，这不是他的“良田”甚至于金矿吗？
所以对于大唐的这种怪事，史学大家范文澜也曾颇为感慨地说，考试官把自己录取的门生当作“良田”，门生把考试官当作衣食父母，这种独特的“师生关系”（自觉对比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汉大帮”什么的，其他的还有秘书帮或沙家帮等等），再加上进士间的同年关系（比如刘禹锡柳宗元同时进士及第，算是类似于现代的同学关系吧），以及进士与推荐者（公卿大臣）的关系（这个算是老乡同门甚至于是亲戚关系吧），环环相扣，如原始森林的藤缠树（刘三姐歌中也有唱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了一种中国官场的最独特的利益链，在仕途上自然就水乳交融地相互攀附援交，熟人好办事，朋党也就这样呼之欲出，这就叫做中国官场千百年不会过时并且经常能发扬光大的“金牌”关系学，十分博大精深，你不服不行。
士流做官除了算主流的公务员考试，还有另一条比较传统也比较隐秘的“门荫入仕”道路（可谓是中国特色啦），还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耶，果然应了那句老话：蛇有蛇道，鼠有鼠路。就看大家的看家本领够不够硬了。
比如李党的中坚人物郑覃就因为父亲郑珣瑜当过宰相，最后得以依凭父荫也官居宰相，可谓是那句骂人话“你全家都是宰相”的翻版，尝到“世袭”甜头的他当然是极力反对庶族寒门子弟通过考试和他争夺官位，于是极力主张废除科举考试，强化等级制度，还大放厥词说什么士有才者即管拿来用，何必附加什么八股取士才会吟诵的酸溜溜文辞才能入仕呢？这简直是脱裤子放屁（这家伙也太狂太口无遮拦了吧，可能人们仇官就是此种型号的）。
而李党的代表人物李德裕的情形和郑覃差不多，可谓是半斤八两，他们都是位极人臣的宰相之子，而牛李党争的最初“肇事者”就是李德裕的宝贝宰相父亲李吉甫。李德裕有如此威猛父亲当然也不用上科场小试牛刀就擒获了官座，而且最后也是做到了宰相职位，也是他妈的“全家都是宰相”的范儿，他当然和经历出身相同的郑覃同一鼻孔出气，也强烈反对科举取仕，认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公卿子弟当然比贱民出身的庶族官僚更加熟悉政事，不用公卿子弟简直就是唐朝政坛的一大损失。这个明摆着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因为公卿子弟从政素质和资历明显就比庶族子弟高几个班。难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对此，属于庶族寒门的牛党当然会针锋相对大力反击，因为人家已经是杀到了自己的地盘，要革自己的命了，哪有举手投降的道理？牛党代表人物牛僧孺和李宗闵（传说是牛党最大的幕后操盘手，曾经的李唐皇室远亲，李世民同父异母兄弟之后，隔了那么多代了，基本上和庶族也无异了）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也展开了大肆反攻，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杀声震天天雷阵阵的样子。
（2）富二代VS穷二代
总之，科班出身的和非科班出身（门荫派）的两大朋党为了各自利益杀红了眼，可谓是血染的风采，到了后来连同一朋党之间也有内部争斗，加上流内与流外、及第与不及第之间的争斗，统治阶级便门派林立，争斗不休，简直就是阴风惨惨血流成河，朋党之争也把唐廷最后的气数全玩完了，呜呼哀哉。
要讲到牛李党争的最初发源，还是牵涉到了以权谋私以大压小的李德裕宝贝父亲李吉甫身上。
这事发生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科举考试上。原本这事也不一定是必然发生的，不过偶然的一个事件居然也就造就了唐朝最波澜壮阔最激荡人心的朋党之争“牛李党争”，所以说偶然之中是会蕴含某种必然的，只要符合此种必然的所有条件。
话说当时考生牛僧孺、李宗闵居然斗胆在考卷里批评起朝政来，可能是初出茅庐“年轻气盛”报国心强吧，又或者是吃了豹子胆（如果是李林甫当政估计这两个初出茅庐没有多少资历的“学生哥”绝对不敢轻举妄动，恭维擦鞋还来不及呢，谁也不想把自己的前途当儿戏的），反正他们选择了做持不同政见者。
当然批评朝政也不是不可以，如果是在李世民的“民主”时代可能还因为批评皇帝而受到奖励（比如魏征），可惜这两人明显是生错了时代，他们那时已经处于政治急剧腐败的晚唐，如果还书生气十足地摸老虎屁股，基本上也就是自取其辱，没有别的结果。
尽管有正直考官认为两个人全部符合选官的条件，也把他们推荐给了唐宪宗。而当宰相李吉甫知道牛僧孺、李宗闵这两个兔崽子批评朝政揭露社会黑暗面，还连带着搂草打兔地揭了他的“伤疤”捅了他的天窗之后，这对他的政治前途相当不利，这两个可恶家伙也忒是活得不耐烦了吧，这不是公然和当朝宰相唱对台戏吗？哪个疙瘩出来的人有什么来头呢？
好，你不仁我也不义，我死不如你死，大家就摆开阵势死掐了，找领导的碴儿你难道是未开化的“生番”？那么我就先整一盘热辣辣的“火锅”给你们尝尝吧，到时候你们死都不知啥回事。
于是说干就干，李吉甫立马在皇帝面前阴参了牛僧孺、李宗闵一本，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吉甫就随便找点理由，比如说这两个人与主考官私人关系密切可能还是亲戚，这此中有没有徇私舞弊只有天知道什么的，这种算是引而不发的话题也，也很容易引起别人的美妙想像，和致命的什么作风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还不用负什么法律责任，一举两得也。因为这种捕风捉影的话唐宪宗也信得十足十，皇帝也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是很有问题（而真正徇私的却是李吉甫），至少没有做到回避，立马就把几个考试官给降了职，作为一种交待，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得到提拔，竹篮打水一场空，只怪自己没事学人捅什么马蜂窝，这不，不是被蜇了吗？
当然，目睹着李吉甫只手遮天，也引起了朝中有识之士的反弹，纷纷上书和皇帝论理，最后引起朝野一片哗然，大骂李吉甫小肚鸡肠疾贤妒能，利用职权之便打压青年才俊，目的就是为了专权，也争着为牛僧孺李宗闵鸣冤叫屈，要求彻查。迫于群情汹涌，连皇帝也表示有压力，只好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于同年又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免了他的相位。
经过这样一折腾，朝臣之中也森然分成了两个对立派别，也成为牛李党争的前哨战。虽然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成为党国要员，不过牛党和李党的班底基本已经是呼之欲出，只等待时间来淬打成钢而已，因此也可以认定为牛李党争的最初过招，属于是“和风细雨”型的，总之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只等春风雨露把它吹开并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啦。
时间悄悄地来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此时的牛李两党的中坚分子也逐渐成长为了朝廷要员，朋党之间的争权夺利也立马浮出海面并愈演愈烈，大家都为了各自的利益死掐，力争把对方赶走好霸占腾出来的官位。因为这年的科举考试终于促成了牛李党争的最终成军和全面爆发。
事情是这样的。
当年主持进士科考试的是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原本考试还算是中规中矩，而且主考官钱徽也算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那些狗官可以挪用辅助农业资金来作招待费用公款吃喝玩乐，他老人家却把它发到了农民手里，套用小沈阳一句话，纯爷们啊，可惜这样的一个好官却因为朋党之争和某些政敌的兴风作浪而丢了官。
原来是这次考试录取的三个特殊人物坏了大事。
这三人就是牛党领袖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考官杨汝士之弟殷士以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这次都鲤鱼跃龙门进士及第了。为此当过宰相的段文昌心里很不舒服，简直就是心理不平衡的那种，因为他向钱徽推荐的那些自己的亲善子弟都名落孙山（和韩愈斗得死去活来的翰林学士李绅也曾向钱徽引荐自己人，也未如愿），秉公办事唯才是取的钱徽于是受到记恨在心的段文昌的报复，他向唐穆宗奏称礼部营私舞弊贡举不公，暗示录取的人都是通过暗厢操作上位的。
这还了得，这是事关国家吏治的大事，唐穆宗也不敢怠慢，连忙征询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人可否有此事，他们也异口同声地说段文昌所揭发的是实情，简直就是“三人成虎”的翻版。
这下钱徽就摊上大事了，大大麻烦的那种。原本为了自保有人曾建议钱徽拿出段文昌写给他的举荐书信洗脱冤情，心高气傲又问心无愧的钱徽却不屑辨白，因为他最怕的是越描越黑，也只能清者自清了，为此还叫人烧了这些书信，一了百了，这事《旧唐书》等史书也有记载。后来为示慎重，唐穆宗还组织了复试，结果原榜录取的十四人中仅有三人勉强及第（考官不同标准不同当然结果也会大相径庭，正所谓就看你怎么说了），于是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逃脱不了干系而因此被贬官。政治上颇有作为的李德裕这样干，当然也是出于一点私心，因为十几年前自己的宰相老爹就是被李宗闵干翻的，现在风水轮流转，三十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我就是要看你李宗闵也有今天，一报还一报也，出来混迟早要还。
总之，牛李两党的梁子早已结上，当然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啦，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区别而已。
（3）“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反正，李、杨等人咬牙切齿怀恨在心，耐心等待报复机会，到时让我抓住你的把柄就往死里打，简直就是当官的堂而皇之利用公器打群架。史曰“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双方都从自己的政治集团私利出发，互相攻讦争吵不休，朝堂也成了名利的最佳竞技场。而且除了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甘露之变”前夕牛李两党都被当时执政的李训、郑注排斥做“在野党”之外，在唐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大体上都是由两党交替执政，然后掌权的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血腥官场大洗牌，搞得一派乌烟瘴气。目睹此种官场怪现象而无能为力的唐文宗为此曾充满悲哀地发出了“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叹。
正所谓现代人所说，坏的制度好人进去也会炼成坏人，果然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皇帝也知道，长此下去大唐江山难保也，那已经不是狗咬狗的纯好玩事儿了，而是上升到社稷安危的高度上了。
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当时雄心勃勃的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调到中央做国防部副部长，裴度还想推荐他为相，因为李德裕既是搞朋党的行家里手，也是晚唐一位比较有为的政治人物，李德裕的死对头李宗闵当时因为依附权宦当上了宰相，立马利用职权之便把政治新星李德裕排挤出朝弄到偏远的义成（治滑州）去做节度使。
不仅如此，情况不是一般的坏啊，牛党还嫌义成地势重要，颇有战略意义，容易起事，于是忙不迭调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让其山高皇帝远地独自“逍遥”，更加没有染指朝廷政务的可能，也就是在剑南西川任上，曾任翰林学士也能摇几下笔杆子的李德裕有了和大唐第一美女诗人薛涛的亲密接触，“互放光芒”的交会是也，于是日与唱和，薛涛还由此写下了著名的《筹边楼》一诗，还算是风流快活，不再想到被逐离朝的痛苦，乐只思蜀啦，果然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然后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朋党为奸官官相护。牛党领袖李牛二人当时位高权重，于是又合力把拥护李德裕的朝官全部排斥贬官，到了830年，连主战派名相裴度也被逐出朝去做了节度使，从此朝中尽是牛党天下，可谓是不一般的牛，牛B哄哄也。
可是这世道还是讲风水轮流转的，不然的话很多人更加眼前一片漆黑非“自杀感染”不成（人活的就图人生转机也，虽然上帝给每个人的机会也不太多），因为此后牛李两党又俄罗斯转盘般地轮流做庄为相，继续“开片”，弄得朝中硝烟弥漫的样子。
到了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因想改变唐朝政治格局有心励精图治一番而发动未遂政变差点被宦官害死的唐文宗也终于鞠躬尽瘁了。皇帝一死，继位问题就成了政治大事件，围绕新皇帝的拥立权宦们也进行了一番殊死搏杀，最终牛党和他们依靠的宦官所支持的皇位继承人在争夺皇位中败下阵来，由另一派宦官拥立唐武宗取得帝位，从此牛气冲天的牛党便失势了。
得到武宗信任的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为宰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辉煌时期，晚唐的“会昌中兴”也成了可能。李德裕会昌年间在平叛、灭佛、大破回鹘等方面都有不俗表现，也因此跻身唐朝名相之列，可惜政绩并不能成为李德裕的“免死金牌”和护身符，最后他也是因朋党之争被贬郁郁而死。最搞的是，简直就是“骨灰级”朋党领袖的李德裕任宰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脸严肃正经八百地给唐武宗论及朋党的危害，这简直就是大贪官做廉政报告一样滑稽，滑天下之大稽的那种，这不是彻头彻尾的“掩耳盗铃”又是什么？真令人有点忍俊不禁。不知聪明绝顶的李德裕在对皇帝说这番话时是不是曾经脸红，这也是本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可惜正史没有答案。
根据历史大家范文澜的描述，德裕兄“他说，要做好政治，必须分清群臣的邪正。邪正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也指正人为邪，人主鉴别邪正，确是难事。他提出鉴别的方法是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所以正人一心事君，邪人专闹朋党。”（《中国通史》第三册）
原本李德裕就是唐朝最著名的朋党头目之一，事实上他也是曾结交大权宦仇士良的手下宦官监军杨钦义才登上了相位的，他却在皇帝面前大论什么“以是否依附宦官来区别邪正”，当然这个标准笼统来说并不错，毕竟晚唐宦官就是搞死大唐的乱源，代表着腐朽势力，但是在晚唐那种宦官主军专权不依附巴结就根本没有出路的独特情况下又必须要正确判断，不能一棍子打死一船人。
所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再说你李德裕也不是“门前清”的人，甚至是屁股有屎的人，虽然你依附宦官做得很巧妙，不比牛党为了官位那么“死皮赖脸”一味死缠，比最凶猛的蟒蛇还能缠人，甚至于常人还不易看出来，但你也不能五十步笑百步吧？是不是斗争太厉害把自己都斗晕了把自己也套进去而不知呢？
最可笑的是，搞朋党的行家里手李德裕还一口咬定正人不会闹朋党（因为他自己就自诩是正人君子，正所谓“如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是也），结成朋党以便徇私舞弊的那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他此种“正人君子”的身上（只有为党国效劳鞠躬尽瘁的份），而且他认为和牛党进行殊死搏斗也只是在维护社会正义，也就是他把自己假定成了代表正义的那一方（和小萝莉说“代表月亮消灭你”基本一个套路），基于这种糊涂理论他甚至不能发觉自己是在闹朋党（或者是在玩“驼鸟政策”），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像李宗闵、牛僧孺那样在排斥异己大搞清洗运动，即使是清洗异己也是为大唐清除牛鬼蛇神纯洁革命队伍而已，决不是挟私报仇。
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就比如李德裕反对著名诗人白居易拜相一事，就是典型的朋党习气，这一点他想赖也赖不掉，这是有史可查的，不管他曾为大唐做出过什么丰功伟绩。
史载，会昌二年（公元842年），颇想干出点政绩的唐武宗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什么的，居然想用廉颇老矣的“病秧子”白居易为相，其时白居易已经是七十一岁的老人，而且得了中风病也有三四年了，根本照顾自己的个人生活都有问题，更加不用说能视政，也不知皇帝以什么理由要老白做如此责任重大的官，恐怕他老人家连最后赋诗的力气都没了，这个明显是一种“拍胸脯”决策的蠢事，当然遭到比较有政治决断力的李德裕的反对，因为明摆着老白是不堪作相。
李德裕说，白居易又老又病，不可能当宰相，如果要推荐一个人，他的堂弟白敏中能文能武，倒可以任用为相。
唐朝老狐狸之一李德裕基本上就是玩那招“金蝉脱壳”之计。
因为李德裕之所以拼命阻止长安居不易的老白上位，也就是闹朋党的阴魂不散是也。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比较正直不大喜欢拉帮结派甚至避朋党如瘟疫（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何时倒霉，有时早上可能还耀武扬威晚上便被贬到千里之外了，正如那句广东俗话所说“今天不知明日事”也）的老白也逃脱不了被朋党冷箭之伤，呜呼哀哉。
说白了，李德裕之所以强烈反对唐武宗拜老白为相，并不是出于公心（尽管装得很像），而是因为老白妻族杨氏属于李宗闵朋党，从此他也被打上了牛党的“政治印章”，洗脱不了干系（就像超级书呆子李商隐的情形一样），简直就是疯狂的株连九族。
为此，颇有自知之明也没有多大政治野心的“诗王”白居易早在唐文宗朝就为了避免朋党的牵连，而经常请求外任无意仕进，这个用意最明显不过，他力求做闲散官的直接原因当然就是不想别人把自己当作箭靶来射击啦，颇为明智的自保计策也，原来“中庸之道”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能保命啊，正所谓是非皆因强出头。
就是这样李德裕还是不放过老白，还是放心不下提防有加（一个重病号啊），从这也可以想像其时的牛李党争是如何的草木皆兵了。
后来颇有心计又狡猾大大的李德裕为了避嫌疑假意举荐了白敏中，造成了李德裕唯才是举的假象，给人以一种不闹朋党“举贤不避亲”的好印象，这正如他非常巧妙地讨好宦官杨钦义得以推荐为相一样，都是一种高智商的表现，简直是把政治权术玩得出神入化登峰造极了。然而明理又心里亮堂的人却不会因为他闹朋党的轻重程度和巧妙程度而放他一马，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拙劣把戏。
这正如范文澜老先生所说，“不加区别地一概排斥的做法，连不在排斥之列的白居易也感到不安，退避唯恐不速，足见朋党相争，受伤害的人是很多的。”因为闹朋党也分个三六九等，李宗闵、牛僧孺是牛党领袖，在排斥之列可以说得过去，而一般为了一口饭而混的一般徒党徒孙也不加区分地全部当作邪人狗腿子加以驱逐排斥，搞国民党那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地毡式残酷迫害，可见朋党之争之烈及之劣。即使是牛党领袖李宗闵、牛僧孺两人闹朋党的性质和程度也有不同，李宗闵依附宦官，牛僧孺依附李宗闵，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二进宫和三进宫当然有点区别），一概看作邪人予以严打，也可见自诩为“正人”的李德裕的邪恶无比。
反正自从唐穆宗即位后，因为宦官拥立皇帝有功，势力更加如日中天，于是围绕宦官专权的中心思想和主题，朝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分化组合（也可以当作是宦官争权的另一条战线吧），朋党之争也愈演愈烈，成了星火燎原之势。
总之，由于新皇帝的频繁更替，朝中的权宦和朝官也只能走马灯般地频繁更迭，颇有军阀混战时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景象。
唐穆宗一接手做皇帝，首先就斥退了走权宦吐突承璀（唐宪宗红人）门路的宰相皇甫镈（主和派），不久由皇甫镈荐举的宰相令狐楚（牛党中坚）也被罢免，可谓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官场大洗牌，大换血是也。前文已经讲过元稹交结宦官得做知制诰而受到了同僚苍蝇般地讨厌之事，可见当时的各派朝官的怨怼之心是多么的深重，简直就是水火不相容。
一生以“巧官”和“巧婚”出名的元稹为了达到升官的目的，不惜以帮助权宦破坏名相裴度的平叛计划作为条件，搞风搞雨，唐宪宗一死，基本上对藩镇的用兵也变成了虎头蛇尾，早已雷声大雨点小，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随着对河北三镇用兵的草草结束，风流元稹也顺利地当上了位极人臣的宰相。接下来，当然是宦官和朝中新贵元稹展开了对主战派的肃反和围剿，一度想把裴度排挤出朝，好在有一批休戚与共的朝官力保裴度留任，新皇帝怕大规模清洗对自己的统治也不利，维稳大过天也，这官场地震也不好玩啊，于是又来了个和稀泥般的“折中“方案，让裴度、元稹同做宰相，以平息各派政治势力的怨恨和明争暗斗。
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方针当然也只能换来暂时的平静而已，因为所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只不过是巧妙地掩盖了起来罢了，比驼鸟遇到危险时的所作所为高明不了多少，而且底下的交锋暗涌会更加激烈。
果然不出所料，此后两派继续为自己的权利争斗不休，元稹这个投机取巧的风流才子最后在相位上还没有坐热（只做了几个月宰相），就和裴度一起被免去相位，呜呼哀哉，简直就是政坛笑话一桩，滑稽至极。
这两人一倒，就让另一个走宦官门路当过唐宪宗宰相的李逢吉（曾“揭发”李党领袖之一的李绅写反诗的那个人，据说此人还是牛党精神领袖什么的，牛僧孺等充其量只是他的政治衣钵承继人）又枯木逢春梅开二度当上了宰相，果然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是也。
歪打正着的李逢吉于是在公元823年引牛僧孺作相，目的也就是利用老牛来阻止很有威望的李德裕入朝为相（当政治工具用的那种），牛党算是胜了一个大回合。第二年，唐穆宗服丹药中毒而死，更加荒淫无耻嬉戏起来毫无顾虑的唐敬宗接班继位，宰相李逢吉又和权宦王守澄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几乎把满朝有为的文武百官全都排挤出朝。
牛僧孺也不含糊，李德裕被贬西川时，曾因一个吐蕃将领投降而兵不血刃收复了一个军事重镇维州，这简直就是喜从天降飞来横福，狗屎运啊。捡到死老鼠的李德裕立马向朝廷表功，以为回朝美梦立马实现了，谁知牛僧孺一个和吐蕃修好没好处的奏折给皇帝后立马粉碎了李德裕的升官美梦，后来老牛还让皇帝下诏命令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以免事态恶化。
这个简直是咄咄怪事，李德裕差点气疯，到手的肥肉还给人家，这算是哪门子事啊？从以上的所作所为，所以范文澜老先生也认为牛曾孺虽然算不上大奸大恶之人，至少也是庸才一个。
总之这样无原则地斗来斗去的没有个休止，两党轮番执政专门做的就是残酷无情地打击政敌，搞得腥风血雨令人胆寒。最后因为“正人君子”李德裕做得太过手段也太辣，不仅牛党恨之入骨﹐连作为腐朽阶层的宦官也看不过眼，对他十分不满。
宦官是当时的实际执政者，当他们认为耀武扬威的李德裕可能会跨过底线踩到他们的政治红线的时候，于是就密谋策划收集李德裕。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李德裕的总后台唐武宗终于鞠躬尽瘁，装傻皇帝唐宣宗华丽登场。唐宣宗被唐武宗捉弄得非常狼狈，早就厌恶了“为虎作伥”的权臣李德裕，上位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密谋整垮前任皇帝的治政班底，于是唐武宗红人李德裕首当其冲被清洗出去，贬出外地，顺理成章地李党政治集团也纷纷被排挤出朝，也就是那种树倒猢狲散的“骨牌效应”。李党一倒霉，也就是意味着牛党会咸鱼翻生，继续翻身当主人了。此时倒霉已久的牛党猛人令狐绹﹑崔铉等人相继入相，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也被从荒远奉召还朝，可惜李宗闵还不及还朝就鞠躬尽瘁了。最终李党领袖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并死于贬所（后来牛僧孺也病死了），牛李两党之争也终于以牛党大获全胜而华丽谢幕。
最后，我们来定性牛李党争的性质。
关于此事，史学界从来都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据某些百科知识介绍，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牛党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李党则代表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见不同，也包括对礼法、门风等文化传统的态度之异，基本上陈老先生认为牛党是新兴的庶族地主，而李党则是没落的门阀世族；而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李党是革新派，牛党是保守党，所以李党是进步的，而牛党是反动的；而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从晚唐的腐败政治背景来考量，撇开李德裕的所谓政绩，单从争权夺利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可以用著名历史小姐苏三的那句名言来解读：“洪洞县里无好人”。果然正应了伟人的话，有人的地方都分左中右。
而关于牛党领袖的问题，很多人认为牛僧孺只是一个挂名党魁而已，可以说不是名符其实的那种。因为据说老牛还算是一个有廉洁正直名声的官僚，不大喜欢扎堆谋私，后来还因为不想同流合污而毅然决然辞了相位，这个在腐朽黑暗的晚唐不是有很多官僚能做到的，用现代话说简直就是“拒腐蚀，永不占”的先进典型人物，最重要的是关于牛僧孺进行党派斗争的神马事在史书上却难得一见，而且很多人猜测老牛只是牛党的实际领袖李宗闵拉过来当作自己的党争筹码而已，就看中老牛的“正人君子”这一角色，他做牛党首领最多是名誉主席的那种（挂李宗闵岂不成了“李李党争”，这确实有点拗口，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此外，更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牛党的祖师爷级领袖应该是李逢吉，牛僧孺和李宗闵只是他的徒子徒孙罢了，因为在宪宗时代两位政坛重量级人物李逢吉和裴度（也算是李党教父级人马啦）就进行过党派殊死搏斗，李德裕还被视为裴度的政治衣钵承继者。关于这一点，也有人提出了在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被当作牛党的领袖；而李党的领袖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绅。果然是有根据的，姑且听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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