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般都说是精英革命，没有民众的参与，所以失败了。其实，推翻清王朝就是最大的成功，而且民众也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四川保路运动便证明了这一点。

政治总是要在公共空间展示的，中国近代的历次革命运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街头会成为动员民众的政治空间，民众成为街头政治的中坚力量。

辛亥革命之前，成都街头的政治化便已见端倪，诸如排外运动、商人罢市、旗人骚乱、以及革命党的武装暴动等频繁出现。例如1905年由于抗议政府强迫加征每店户每月500～1000铜元的商税，一个大规模的罢市爆发。各商店歇业，“散布各处的商贩禁止出售任何商品”，那些为生计冒险上街的小贩的摊子被捣毁 。

1907年革命派计划在成都发动武装起义，召集四千余哥老会成员于11月聚集成都，当他们埋伏在小天竺、安顺桥以及茶店子等候起事之时，密谋暴露而失败。

1911年夏，当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后，一个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在湖南、湖北、广东以及四川爆发。当成都市民意识到铁路是“存亡关键”，而竭尽全力加入“破约保路”运动时，街头立即成为政治斗争的巨大舞台，公众集会成为发动民众最有效之工具。

四川铁路总公司举行集会，会场所在的岳府街成为“人的河流” ，估计有约五千人参加，几位运动领袖演讲路权与国家命运之关系，当会议达到高潮之时，“与会群众多痛哭失声，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

保路同志会派代表向中央政府请愿，在南较场举行的大规模的送别仪式上，赴京代表发誓不达目的决不回川，此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在另一集会上，当一个小学生代表同学发言，建议每个学生每天向运动捐钱二文，与会者多被深深打动。

一位老者上台搂着这孩子，声泪俱下地说：“我辈所以必争路争爱国者，皆为此辈小兄弟计也”，在场万余民众亦失声痛哭，甚至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表示道：“我亦四川人，我亦爱国者”。显然，以公众集会作为宣传工具来唤起民众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改良者与下层民众首次加入同一政治性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同志会以街道、职业、社会集团为基础建立了许多分会，如太平街分会、妇女分会、学生分会、丝帮分会、甚至乞丐分会。各店铺则组织“一钱会” ，即成员每人每天捐钱一文给保路同志会。

该组织发起于东大街，又传到南纱帽街，后来进一步扩展至童子街、梓橦街和马王庙街。各分会的成立如“雨后春笋”，短期内便出现在每个街道。一些行会诸如木材和丝业等也组织了行业“一钱会”，仅丝业在几天之内便有二百余人加入。根据地方报载，一天时间内仅回民即组织分会二十余个。

四川保路同志会在全城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据传教士的观察，当时公开演讲成为“明显的街头一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广为发行，每期达一万五千份左右。每天《报告》在公共场所一贴出，便人头躜动，讨论热烈。

此时改良精英也尽量利用街头来发动民众，其方法从张贴政治传单到以大众娱乐的方式作政治宣传，诸如金钱板、大鼓书这样的“下里巴人”演唱都得以运用。

这时庙宇也被用作政治目的，一则关于公开演讲的告白告诉我们，同志会的演讲会在三义庙、火神庙、延庆寺和文昌宫举行，敦促士绅、商人和街道居民参加。因此，传统的宗教崇拜的场所转变成了政治动员的舞台。

下层民众响应运动的号召进行罢市。据描述，在罢市期间各街商店关闭，各业停工，整个城市像停了摆的钟：

成都本是一个摩踵接肩、繁荣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织绸的机声，打金街首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听不见了。还有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楝起来了。

这个城市从未这么安静过，就像突然失去了活力，以至于市民们对这失去的喧嚣甚感不惯。罢市立即影响了许多贫民的生计，然他们又不得不跟随主流。为帮助他们克服难关，同志会在铁路公司之下组织了“施济局”，向三万多贫民发放米钱。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之日。四川高等学堂的美国人那爱德（Luther Knight）所摄

这一时期改良精英对下层民众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他们总是藐视民众的道德和思想，然而在民众积极参与保路运动之后，他们也不得不被下层民众积极投入运动、出席集会、捐钱出力的热情所感动。

一位轿夫在捐出他的血汗钱时说道：“苦力也是公民” ，虽然我们可以说他们对“公民” 的含义恐怕并不十分明白，但无疑这种表白说明了他们对地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民间艺人团体也派代表到同志会表达对运动的支持。

在保路分会的组织下，街民们举着旗子在四川总督赵尔丰出行经过之处，跪在烂泥里向其请愿。这些活动都使精英意识到民众是一支可以用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强大力量。

在改良精英的支持和鼓动下，民众以修筑“先皇台”（即祭祀光绪皇帝的大祭坛）来占据街头，以纪念死于1908年的光绪皇帝为手段来表达政治声音。类似的仪式也深入到各家各户，在几天时间之内，各商家、铺户和居民的前厅都供起了光绪牌位，门上贴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句取自光绪圣谕的对联，因为光绪被视为铁路商办的支持者。各街民众在“先皇台”前昼夜焚香跪拜，整个城市是一派沸沸扬扬。

一位西方目击者写到：“这个城市的每家都立有一书有‘光绪皇帝灵位’的黄牌，配以摘抄自准四川商人自办铁路的圣谕。各交通要道都立有跨街的大牌坊，置放有光绪画像，灵位前有花瓶、香案以及其他物品”。祭奠往往能激起人们的情感，在肃穆的祭坛前，香烟缭绕，仪式庄严，人们哭号跪拜，其情绪相互感染。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氛围，感受到人们无限悲愤的心境。

显然，修建牌坊、竖立灵位、烧香祭祀、跪拜街头等等，这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宗教仪式，而是反抗。例如街头牌坊实际上也被民众用来发泄不满：由于街头建有光绪灵牌，致使官员不敢像往常那样骑马或坐轿上街，若有官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则必为民众所攻击。护督赵尔丰对此亦有觉察，指责：

省中各街衢皆搭盖席棚，供设德宗景皇帝万岁牌，舆马不得过。如去之必有所借口，更有头顶万岁牌为护符。种种窒碍，不得不密为陈告。

因此，街头的宗教仪式犹如西方城市中的节日游行，不仅是社会关系的大众戏剧，而且也可能是权力关系的战场。就像法国革命中的三色徽章和爱国坛一样，保路运动中祭坛和灵位也 “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 。

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冲突中，地方政治文化得以重新建构。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宗教仪式被用于政治目的，精英和民众都史无前例地卷入到地方政治之中。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法国革命与保路运动在形式上虽有相似之处，但它们的文化土壤、追求目标、运用手段、领袖素质等都迥然不同。法国革命是“有意识地与其过去分离并奠定新社会的基础”，但成都的精英们只把其目标限定在经济利益之内。

不过，如果我们充份理解成都只有十年“启蒙” 的历史，我们仍有理由认为保路运动在地方政治中，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即使地方精英并未试图反对清政府，但却是他们第一次组织民众挑战大清政权。

这些公共仪式体现了精英的策略，他们意识到宗教仪式是他们斗争的绝好工具。然而，精英并不想走得太远，从保路运动一开始，精英便竭力避免与政府的直接对抗，并试图把运动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保路同志会发布告示称：

人人负有维持秩序之义务，今千万祷祝数事：

(一) 勿在街上聚群！

(四) 不得侮辱官府！

(五) 油盐柴米一切饮食照常发卖！

能守秩序，便是国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父勉其子，兄勉其弟，紧记这几句话。

当改良精英力图发动民众之时，他们强调的外人及其财产应得到保护，不得让官府丢掉脸面。显然，他们试图使运动运行在“理性”的轨道上，在与权力斗争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生活的稳定。

可以说在保路初期，运动在领袖们的设计之下平稳发展，但成都惨案导致了情况的逆转，和平请愿演变为反清“暴乱”。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罗纶和其他八位运动领导，全城为之震惊。民众立即聚集示威，很快参加者达千人以上，群情激愤，男女老幼一只手拿着焚香，另一只手端着黄色的光绪灵位，涌向总督衙门。

大家哭喊着：“还我罗纶；还我罗纶！”吁请释放运动的领导人。街头曾经是民众的活动空间，但这时精英在街头也充当了一个关键角色。成都市民从未见过如此的场面：警察在前面开道，穿长衫的士绅领头，后面跟着无数的下层民众。城市精英和下层民众占在一起，在“公共舞台” 上演出了一场生动的“社会戏剧”。

这场和平示威以血案结束。虽然“百姓哀求拜跪”，但清军并没有因此怜悯，赵尔丰令兵丁在总督衙门前大开杀戒，瞬间人们四散、店铺关门，母亲在街上嘶声力竭地寻找失散的孩子，总督衙门前顷刻间留下二十余具淌血的尸体，以及散乱的鞋子和打破的光绪灵位。

赵尔丰下令向请愿民众开枪

为成都惨案修建的纪念碑（成都人民公园内）

赵进而派兵把守各街口禁止人们通过。大部份参加者都是下层民众，在这次遇难的人中，26位的身份得到证实，其中16个是织匠、刻匠、学徒、裁缝和小贩。当遇难者家属领回尸体时，官府竟迫使他们承认死者是“土匪”，并付40个银元。

惨案导致了民众和清政府的直接对抗，和平的保路运动立即演变成为暴力的革命。正如一个目击者以悲愤的心情所写的竹枝词：

为防止暴动，赵宣布宵禁，关闭城门以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成都惨案使人们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其愤怒，在赵尔丰的告示上涂鸦便是其方法之一。李劼人写道：

过了一夜，但凡通衢要道，有军警梭巡地方，告示还象昨天那样：白纸，黑字，胭脂关防。其他一些偏僻街道的告示，或者被人撕得七零八落，或者告示上遭上土红桴炭什么的批得一塌糊涂。……最多是一派谩骂：“放屁！放狗屁！放你赵屠户娘的狗屁！”

李劼人的《大波》描述了波澜壮阔的四川保路运动

成都民众还发明了所谓“水电报” ，作为与外界联系的工具：即将成千上万的小木片放进河里，随水飘到各处，上记成都发生的事件，呼吁外界支持。这一方法被外人称为“聪明的发明”。

政府对和平请愿的血腥镇压，造成了人民的武装反抗。民众开始组织保路同志军以作为自己的军事武装，从各郊县涌入。以哥老会成员为主的同志军手持刀矛，高举旗帜，每支或数千或上万，汇集城外准备攻城。成都市民正急切地盼望同志军入城，此消息立即散布全城。

一天早上，当在街头玩耍的小孩看见有人骑马朝南门而来，便边跑边叫，“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一位传教士描述道：“正在理发的顾客也披头散发地跑出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脸惊讶”。一些人叫着：“他们从南门来了！”另一些人却嚷道：“北门已经攻破！”随后人们得知这只是一场误会。这时的成都街头充满着躁动不安，恐慌像野火一样蔓延全城。

研究中国宗教的人类学家马丁（Emily Ahern） 指出：“国民可用仪式反对权威”，辛亥革命中的成都街头所发生的一切，便印证了这一观点。

马丁的著作《中国的仪式和政治》

人类学家还发现，宗教仪式、节日庆典以及大众娱乐往往在社会剧变之时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文化传统可被政治运动的领导人用于发动民众以对抗权力。

在过去，下层民众习惯于远离政治，对任何反抗煽动总是心怀疑虑。然而，政治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后，即大众宗教和街头文化被精英用作发动民众的工具之时，情况则发生了极大地变化，他们像参加宗教或街头节日庆典那样投入到反抗运动之中。

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虽然民众与改良精英在爱国的旗帜下站在一起，但是他们有着不同的既得利益。对改良者来说，利用民众力量迫使政府收回铁路国有政策，但他们并不想把其苦心经营的社会秩序毁于一旦。

然而对民众来讲，运动可以扩展为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好的社会环境的斗争。

因此这种合作难以持久，一旦辛亥革命在全国爆发，他们的联盟很快趋于破裂。革命没有带来幸福和稳定，反而进入了一个更为糟糕的时代。这是革命者和民众都所料未及的。

大众文化在政治运动特别是在保路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并不表明街头政治决定了运动的方向，以前的研究已经指出武装起义的决定性作用。探索保路运动中的街头政治，意味着使我们的研究从精英的活动延伸到民众的角色，即从表面的政治波浪深入到波浪下面的潜流，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场运动，进而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这次运动以及改良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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