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明末的军官职位.明代兵制的变迁明朝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的军事制度――卫所制。根据这种卫所制，在中央设前、后、中、左、右五军
1、明末的军官职位&&&&&&.明代兵制的变迁 明朝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的军事制度――卫所制。 根据这种卫所制，在中央设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作为全国最高军事。 五军都督府统辖若干都司，都司统辖设立在全国各州县的若干卫所，大体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设指挥使等官，管辖五个千户所。以一千二百人为一个千户所，设千户等官，管辖是个百户所。以一百二十人为一个百户所，设白户、总旗等官，管辖两个总旗，十个小旗。 截止1393年，即洪武26年，全国共有十七个都司，三个行都司，一个留守司，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军数约为一百二十万人。 当时卫所的兵源有四类，第一是“从征”，即原来的农民起义军战士，包括反元各部的战士；第二是“归附”，即投降的元军；第三是“谪发”，因“罪”而罚充的官吏或士民，称作“恩军”或“长生军”；第四是“垛集”，即征调平民充军，世世代代成为军户。 显而易见，在明朝的后期，兵源已经缺乏“从征”和“归附”来源，这样明军的组成就从明初时候颇有理想和斗志的“从征”军为主变成以“谪发”和“垛集”为主，部队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直接导致了战斗力的下降。 五军都督府的职责是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而军官的任命、军队的调遣则属于兵部。一旦战事开启，兵部则听从皇帝的旨意，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战事结束，将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卫所。 明朝政府通过这样的军事制度使得将帅的权力受到大幅削减，而皇帝控制了全部的兵权，卫所制度能够避免将帅拥兵自重的危险，但是却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况，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当然，在明朝的后期，这种现象得到了改变，由于明朝政府已经无力控制整个局势，就采用募兵制的做法，并且不得已的放任兵权的转移，明朝的中央集权转变成为地方军阀割据。 其实在清朝后期，甚至是每个王朝后期，比如东汉末年、唐朝末年，都出现了类似情况，由于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不得不在无力解决危机的情况下将兵权下放，这显然会来更大的危机，但是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在渴死和喝毒酒面前，任何的选择都将是错误，后人唯一应该反思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庞大国家的中央政府沦落到如此的窘迫。 而明朝就得从军屯制度说起。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明朝政府制定了军事屯地制度，其中规定：边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士受田一份（五十亩），由朝廷供给耕、种子、农具，三年后交纳赋税，每亩一斗。 1402年（建文4年）规定屯田赋税条例，军士一份屯田，征粮十二石，置于屯仓，由本军自行支配，余粮上缴，作为本卫官军俸饷。 这些政策刺激了军士屯田的积极性，在明朝初期，军屯政策不仅可以支付粮饷军需，还能略有剩余，军屯的税粮是早期明朝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 除军屯外，还有民屯。明初统治者多次组织人多地少的“狭乡”农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屯种，还把蒙古族人民迁徙到各地去屯种。这些屯民除移民外，还有“召募”和“罪徒”。他们直接由明朝地方政府管理，军屯则属於卫所管理。 自从宣宗之后，军屯渐渐衰废。《明史食货志》说，宣德时候，屡次核实各处军屯田地，年产余粮减半。英宗正统以后，军屯管理更加松弛，屯粮仅存三分之二。 造成军屯制度备破坏的根本原因是明朝政治的腐败，专制独裁的恶政就像是一头徘徊在明帝国周围的怪兽，它轻易撕碎任何改革改良的政策制度，慢慢将这个庞大帝国的血液吸干，最终连同这个帝国一起走向毁灭。 自明宣宗宣德以后，“臣僚宴乐，以奢相尚”，尤其是到英宗正统时土地迅速集中，朱姓皇族地主更加恶性膨胀。明朝政府给亲王庄田多达10万亩。 嘉靖时岁支各藩禄米至853万石，再加上一批皇亲国戚，构成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凭借政治特权，往往以“空地”、“闲地”、“退滩地”、“荒地”种种名目，向皇帝“奏讨”，“乞请”赐田，官僚地主也乘机大肆兼并土地。 剧烈的土地兼并，破坏了明初建立的屯田制度，原来的军屯，这时已经“田归豪室，赋累贫军”。 明朝政府因为军事的需要，将临时派遣的军官改为长期驻守，这样他们就成为了地方重要的军事长官，为了管理这些官员，明朝又设立了巡抚、总督的职位， 可以节制都司，因为打乱了卫所制的统辖系统，朝廷中贵戚官僚任意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地方将领把军士变为劳工，卫所军备军官更是任意役使，军士甚至被迫为权贵种田，沦为佃户，军官也开始向军士“卖闲”，比如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 剥削和不公正造成了军士的大量逃亡，而军官们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引以为利，一方面贪污缺额的军饷，另一方面向逃亡的军士敲诈勒索，于是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 另一方面，明代重文轻武，当时人人诵读的启蒙读物《神童诗》起首便是“少小需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军户子弟更是地位低下。 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加上社会地位过低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所以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严禁逃亡，但是军士逃亡的数字有增无减。 由于镇守太监和军官占夺屯田、役使军士，导致军士逃亡，屯田荒废。军屯制度崩溃。 据说1438年（正统三年），逃亡军士达数十万之多。山东一个百户所，原额为一百二十人，逃亡后只剩下一个人。 兵制的破坏导致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 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 到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 英宗正统末年，募兵制开始出现，世宗嘉靖年间，倭寇猖獗，募兵的数量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戚家军”和俞大猷的“俞家军”，从此之后，募兵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招募来的兵士也变成了军队的主力。 从卫所制到募兵制，是明朝兵制的重要变化。 明朝后期的历代政府都为军饷问题头疼不止，加上明朝后期几个皇帝是出了名的守财奴，于是募兵的粮饷，都是由朝廷通过“加派”和“加赋”等办法，转移到农民身上，随着卫所制的破坏，募兵的数量增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尤其是明朝末年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更是臭名昭著。 因为不堪忍受苛捐杂税，农民或者逃亡成为流民，或者揭竿而起，而明朝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又必须增加募兵，于是在恶性循环中，明朝应对乏策，走向了灭亡，这个问题吴思先生在他的《潜规则》“崇祯死弯”一章中有精彩的论述。 这个死弯纯粹属于明朝政府咎由自取，社会问题如火山爆发，令得明朝政府进退两难，其实是厚积薄发而已，崇祯固然是一个不幸的皇帝，但是明朝政府统治下比他更不幸的臣民比比皆是，而身为明朝政府的代理人为此而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并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明代的先进武器颇值一提，当年袁崇焕就是凭借火炮守住了山海关。 明代火器曾广泛用于军备，明末军营编制里，除一千人为骑射外，其余均为火器手。火器装备普及到一营兵的三分之一左右。嘉靖时，陕西总督曾铣说：“每一营（五千人大营）其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于九十万个，……，大连珠炮二百杆，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手把铳四百杆……盏口将军一百六十位。” 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枪的清兵，差距极大。 可是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恶政的作用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到了战争的时候，火炮陈旧不堪不能使用，士兵也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比如袁崇焕的助手就是死于走火。 更为可笑的是，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军队要调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 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和兵器的损失，明末统治者十分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明朝的长城在中国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 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也许是因为卫所制度的衰落。 明朝政府通过修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连为一体，其实也无异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 乌龟的防御姿态尚可称本能，而一个帝国的消极防御战略就只能是不思进取，或者忙于内讧。 明代长城被评价为明朝政府闭关锁国的特征之一，事实上修长城本身不能证明就是闭关锁国，不过明朝政府因为自身兵制的变化，军队战斗力的削弱，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却是毋庸置疑的，说修缮长城反映了明朝政府缺乏自信、畏惧少数民族的威胁，并不为过。 当年朱元璋自豪的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到了明朝后期却耗资极大，战斗力极差，是为中国历史上效率最低下的军队。 明朝的灭亡伴随着的是一系列战争的失败，每次失败固然都有指挥上、补给上的具体问题，但是究其根本，曾经击溃天下无敌蒙古骑兵的大明战士在明朝后期如此不堪一击，原因还在恶政导致兵制的变迁。2、北宋末南宋初赵构面临的政治形势严峻还是明末崇祯面临的政治形势严峻？-&&&&&&　　赵构：　　赵构于公元1121年（宋徽宗宣和三年）封为康王。公元1126年（钦宗靖康元年）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他曾以亲王身分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当年冬，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在河北磁州（今属河北）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得以免遭金兵俘虏。金兵再次包围开封时，受命为河北兵大元帅，宋廷令其率河北宋兵救援京师，但他移屯大名府（今属河北），继又转移到东平府（今属山东），以避敌锋。宋徽宗和钦宗为金兵俘虏北去，他于次年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代皇帝。　　宋高宗是南宋初年投降派的首领。南宋政权初建,他曾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但不久即赶走李纲，同宠臣汪伯彦、黄潜善等人放弃中原，从南京应天府逃到扬州，一意享乐。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旧历二月，金兵奔袭扬州，他狼狈渡江，经镇江府到杭州。迫于舆论压力，他不得不罢免汪伯彦、黄潜善等人。苗傅和刘正彦利用军士对朝政的不满，发动政变，杀宋高宗信用的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和一批宦官，逼迫宋高宗退位。文臣吕颐浩、张浚和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起兵“勤王”，宋高宗得以“复辟”。他继续派使臣向金朝乞降，哀诉自已逃到南方后，“所行益穷，所投日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要求金朝统治者“见哀而赦己”,不要再向南进军。对于抗金战争却不作任何有力的部署。九月，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即率臣僚南逃。十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随后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并自明州到定海（今浙江镇海），漂泊海上，逃到温州（今属浙江）。直到建炎四年夏金兵撤离江南后，他才又回到绍兴府（今浙江绍兴）、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等地，后将临安定为南宋的都城。　　金兵暂停南侵，宋高宗便抽调精兵镇压荆湖、江西、福建等路的农民起义军和盗匪，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虽然在防御金兵方面作了一些部署，任命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只把军事部署作为乞降的筹码，始终没有收复失地的打算。他把金朝派到南宋进行诱降活动的秦桧引为亲信,任为宰相,伙同秦桧加紧进行投降活动，竭力压制岳飞等将领的抗金要求。当绍兴十年(1140)各路宋军在对金战争中节节取胜时，宋高宗担心将领功大势重、尾大不掉，又怕迎回钦宗后自己必需退位，于是下令各路宋军班师，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十一年，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向金朝表示坚决议和的决心。不久，他与秦桧制造岳飞父子谋反冤案，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遂同金朝签定了屈辱投降的绍兴和议，向金称臣纳贡，以换取金承认自己在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的统治权。　　公元1141年（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和议签定后，按金朝规定，秦桧事实上成了终身宰相，宋高宗虽对他日益猜忌，却仍纵容他专权跋扈，对主张抗战的臣僚加以排斥和打击。即使在秦桧死后，宋高宗仍委任投降派万俟□、汤思退等人掌政，坚守对金和议条款，每年除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外，送给金统治者贺正旦、生辰等的礼物也“以巨万计”，只要金朝统治者索取玩好，宋高宗立即下令搜访送去。对其统治区的人民，却巧立名目增加搜括，使南宋的赋税名目比北宋时更多，剥削更加残酷。　　公元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秋，金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南侵，宋高宗又想再次逃离临安府。金海陵王渡江失败，被部下所杀(见采石之战)。宋高宗遣使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准备再次对金议和。宋高宗在当了三十六年皇帝以后，于公元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以“倦勤”，想多休养为由，传位给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他自称太上皇帝。　　崇祯：　　明思宗朱由检（），生于立春日，父朱常洛，母刘氏。崇祯为朱常洛第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勉，同时也是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 “无力回天”这四个字，可以概括崇祯的一生。 朱由检与其兄长朱由校在位时间均短（明光宗朱常洛生有七子，五子夭折，只有朱由检和明熹宗朱由校长大），16岁的崇祯继承帝位。此时明朝因小冰河期天气异常寒冷，灾荒频繁和外敌频繁入侵在风雨中飘摇。 天启七年（1627）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1628）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1629）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然而初登皇位的崇祯，在诛灭魏忠贤势力的同时，也促使明末庞大的文官势力更加膨胀。 16岁登基的崇祯执政时，明朝处于内乱、外患、地方势力割据、庞大的文官集团把持朝政，整个明帝国可谓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崇祯勤俭勤勉，兢兢业业，付出全部的精力与明末庞大的文官集团抗争，17年来用尽心力意图复兴明室，最终城破自缢。　　赵构的敌人一直都是金人，另一个威胁是徽钦二帝，还被当成俘虏回不来，他占领的南宋局面稳定，地位富裕，民生较好，南宋的税收依然是世界之冠，可以说除了打不过金国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可是崇祯不同，他刚登基时就有来自魏忠贤的威胁，除了魏忠贤，就有来自农民起义、来自手下官员、来自满洲的三方面敌对势力，可谓内忧外患。他的官员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目无尊上，他的百姓无田可中、饿殍满地、四处烽烟起义，满洲军势力逐渐强大、军将齐备、兵马优良，面对这种情况几乎是个死局，这种政治局面才称得上真正的严峻。3、明末清初的龙门帐现在还叫什么&&&&&&我国旧时的工商业的会计记账簿记虽然样式千差万别，但仔细究之，较为被民间广用的有起初的龙门账。明末清初晋商实行的“龙门账”，就是一套既简单又明确的商业会计法。其价值与意义对我国会计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龙门账”的“会龙门”至今仍然是科学的会计原理之一。有的会计学家甚至认为“龙门账”是我国会计的开端。具体说，“龙门账”对我国会计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促使记账方法向复式记账发展。由于“龙门账”需要对进、缴、存、该进行全面、连续的核算，过去单式记账法难于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促使记账方法朝复式记账发展。清末民初出现的“三脚账”，便是在“龙门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又在“龙门账”的基础上发展成“四脚账”，更具备了复式记账的某些条件。二是发展了记账原理，为现代商业会计奠定基础。“龙门账”能够根据商业经济活动的特点，把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比较科学地划为四大类，并阐明了进、缴、存、该相互间的依存关系，提出了“合龙门”的科学原理，是对会计学的重大贡献。三是初步确定了会计的基本职能。“龙门账”通过进、缴、存、该四大类的记账、复账、报账等几个环节对商业经营过程进行控制和观念总结，为经营管理提供信息，作为业主对今后工作决策的依据。基本上起到了能反映经营情况、监督经营行为和促进经营发展的作用，初步确定了会计基本职能。 后来发展产生的“跛脚账”即“三脚账”和“天地合账”即“四脚账”在陈家轩编《商业辞典》中指出“三脚账乃一账项而可过入两处之谓。例如某甲批货500元在日清簿记录，即以此账过入总簿某甲账项下，同时又可过入兑货簿，其性质等于新式簿记。”在李梦白的《对于中式簿记原理之另一贡献》中指出“跛脚账一名三脚账，除对外转拨项须同时记入来账与去账两方外，期于现银出纳及货物买卖账项，则仅记起一方……。惟于流水簿上现银出纳部分，每隔若干日加以结算，求出差额，以验银柜存款是否相符，谓文流水结存。”根据我国对三脚账的认识和研究，可看出记账程序一般为花流（又名草流）→清流（又名二流）→总清（又名分户簿）记账的规则为转账记两笔，现金仅记一笔。 四脚账是在三脚账的基础发展出来的。在陈家轩编《商业辞典》中解释到：“中国式簿记之复式簿记，俗称四脚账，又名天地合。即以一项货款分记于上下两格，上格记来账，下格记去账，而此上下二格所记数额必当符合，否则必有所遗漏或错误也。”在李孝林等著的《中外会计史比较研究》中指到：“四脚账之所以得名，可能是因为几既要按照复式记账的原则在流水簿使用两个账户，又要过入分户簿的两处对账户；也可能是由于流水簿上现金业务和转账业务都要记两笔。”四脚账的记账规则是草流→四脚账（又名日清账）→总清账。采用收付或来去等反向的记账标志。 在我国三脚账和四脚账的长期应用，知道封建社会结束还在沿用。后由于国外的入侵造成了我国本不完全的会计史料更遭到破坏。原有的经验也受到影响及破坏。未能继续发展沿用。开始了结合国外会计方法的新记账方式。4、明朝海南（琼州）人口有多少？明末呢？汉人有多少，黎族呢？少数民族又有多少？&&&&&&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海南省中南部的琼中县，白沙县，昌江县，东光县，乐东，陵水县，保亭县，甚至市，三亚市，其余散居在万宁，屯昌，琼海市七县的两个城镇，澄迈，儋县，定安县，海南省。由于分布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方言，服装等，声称有“合作伙伴”，“齐”气“，”美孚“，”本地“，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黎族人口为1247814。以农业为主，妇女熟练的，李鉴“，”礼单“闻名于世的。黎语，属于汉藏语族，壮，董丽方言，不同地区不同的方言。许多群众兼通中国。 1957年创造了拉丁字母的形式黎闻。 黎族的来源于古代百越一个。西汉曾经说过：“Luoyue，东汉，”“，”人“，隋唐”大俗“的名字，”官僚“的泛称中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黎族的祖先。 ，海南岛也包括在泛称为内。“李”专有的家庭，始于唐末，固定到了宋代，至今仍在使用。据考古发现，海南岛新石器时代遗址130，约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左右。历史学家和全国性学术研究的新时代的祖先们的黎族这些文物的主人是开发海南岛黎族的祖先。秦汉时期，海南岛的汉密切相关。汉武帝曾多次部队开放琼岛设置珠崖，儋耳郡，大陆汉族中国的一部分转移到海南岛，黎族土著人民生活在一起，后来，汉人大量移民对海南岛。“村村通”，苗族和回族也有迁移入岛。大量移民的移民，使一个国家的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养殖），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AD升世纪封建统治。南北朝和隋初中央政权统治的海南岛，更牢固，李 - 廖领袖冼夫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带领超过1000越盾（包括李祖先）和岭南的人越多，恳求梁莉 - 廖，后来，到了隋代。冼夫人正义，致力于团结，中原和海南岛之间的密切关系，促进李社会经济的发展，唐，宋时期，海南岛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密切，海南岛，贸易为唐代的交通枢纽，和中国南海的国家。唐代的规则和海南发展的高度重视李岛。地区生产的金，银，珍珠，玳瑁，等既作为“贡品”作为外贸产品的同时，李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的进一步成熟。黎族人有也得到了日益沉重的奴役和剥削。宋初，逃到崖州杰出的女家黄道婆年轻不堪忍受封建家庭的虐待，曾在崖州居留40年（有的说30年），学习黎族妇女棉纺织技术，后回到家乡乌泥泾（上海县华泾镇），提高了黎族传统纺织工艺的基础上棉创建一个国家的最先进的工具和技术，并发展做出了贡献的科学和技术。元初，封建统治者采取羁縻政策，任用“洞穴”世袭“10000”，“1000”，李在社会中阶级分化加速，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种族紧张局势，挑起黎族人民不断起义。明，清两代，封建地主经济占黎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大多数李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与当地汉族类似，正规市场和回族场，槟榔，椰子和牛的，只是在等待成为大宗货物出口到大陆。在五指山腹地仍保留着原始公社残余总农业生产方法。5、陆王心学在明末清初的命运&&&&&&由张载气学、周邵象数学，到程朱理学，再到陆王心学，构成宋明理学逐步发展演变全过程。张载提出虚空即气,以气为宇宙本体，邵雍则以象数演变探寻自然发展规律。程朱道学在吸收气学、象数学重要成分的同时，将社会伦理原则上升为终极规则——理。于是，道德伦理规范变成了绝对的权威，而人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则遭到忽略。因此，陆王心学就主要强调人的本心作为道德主体，自身就决定道德法则和伦理规范，使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凸现出来。由此可见，理学作为庞大的哲学体系，正是在这样的不断的演变中得到发展和深化的。 南宋陆象山和明代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系，是在与道学一系的辩论中不断发展的。心学的创始人陆象山，与朱子曾进行过多次辩论，辩论的范围涉及到理学的所有核心问题，辩论的影响也涉及当时的多个学派。朱陆之辩，以及后学就此展开的朱陆异同之辨，绵延至今达八百余年而不绝，而且还随着理学的传播扩展到日本和古代的朝鲜。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便是朱陆之辨的一个成果。阳明心学既是对象山心学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可看作是对于朱陆学说的综合。 陆九渊（），字子静，因其讲学于象山（江西贵溪上清镇东南的应天山），人称其为象山先生。江西抚州金溪人。 陆象山自幼悟性奇高，聪颖过人。三四岁时，在父亲跟前习字读书时，“遇事必问”，甚至提出了“天地何所穷际”的深奥问题。其父笑而不答，陆象山于是深思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八岁时，听人诵程程颐言论，觉得与孔子、孟子之言不同，于己有害。十六岁时，读三国六朝史，有感于“夷狄乱华”，便立志习武，以图收复失土，雪靖康之耻。34岁登进士第后，陆象山朝夕与友人问答论学，学术声名大振。其间收高徒杨简，自此开始讲学授徒，培养人材极多。 陆象山之学，与当时流行的，由朱子所弘扬并加以提倡的伊洛之学，有很大不同，由学者吕祖谦出面，邀陆象山与朱子相会于江西铅山县城东南的湖，欲使两家学术会归于一。史称“鹅湖之会”。但讨论的结果不仅未能达到会归的目的，反而使两派的学术分歧更加明显。朱子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邀陆象山做学术演讲。象山以《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直指学者之痼，致使闻者无不汗颜。朱陆在学术争论中所表现出的相互尊重、包容的品格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堪为今日的中国学界效法。 陆象山在仕途上，敢于改革积弊，理政有方，故而政绩显著，他在荆门一年半时间内，他政行令修，筑荆门城，兴办教育，修郡学贡院。监狱里竟没有一个囚犯，从而受到当地人的赞许。他最后殉职的荆门任上。他逝世后，许多人扶着他的灵柩痛哭，以致街道堵塞不通。 陆象山本人为学主张“不立文字”，反对学人埋沉于书册间，所以他本人的作品很少。他的一些书信、讲义、策对、诗作、序跋等，由其子陆持之编为遗文二十八卷，外集六卷。后人又益之以谥议、行状、语录、年谱，合为《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 王守仁（），字伯安，因曾筑室于会稽阳明洞，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 王阳明少时也颇有与众不同之处。据《年谱》记载，阳明原名为王云，五岁仍不能言，后遇一僧人，说原因在于名字中的“云”字将一切说破，建议改名。家人取《论语》“仁能守之”之意，更名为“守仁”。阳明十一岁时就能与客人作诗对答。其后在京师就读，曾问老师说：“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他却不以为然，说登第恐怕未必是第一等事，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学圣贤吧。 王阳明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古人将“立德、立言、立功”视为可彪炳史册的“三不朽”事业，王阳明则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将这三者合于一身的儒家人物。从立德上看，阳明同那些真诚的道学家一样，是一个身体力行的道德家，虽命运多舛，但终不移其志；从立言上看，阳明为“破心中贼”，而综合和发展了朱陆的学说；从立功上看，阳明由科举登第而进入仕途，他通晓兵法，善于用兵，屡平少数民族起义和王室的叛乱，建立起他所谓的“破山中贼”的功绩。 王阳明的学术生涯，是从曲解朱子的格物之说开始的。王阳明连续七日去“穷格”官署里的竹子，不想“劳思致疾”，于是感叹圣贤太难做了。由此对朱子之学产生怀疑，转向象山的心学一系。 王阳明的著作经后人不断的整理，在清代汇刊为《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 陆象山并未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心学。王阳明则明确地表明，“圣人之学，心学也”，把象山之学作为心学的代表。 孟子的心性之学对象山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象山自己说，他的学说是因读孟子而得。象山以继任孟子之学而自居。他发挥了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矣”的“尽心知性知天”的思路。 孟子讲心，都是人皆有之的个体之心。如果心只是个体之心，象山对心的概念进行了改造，把人皆有之的个体之心，发展为不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同心”。 “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 王阳明继承了陆象山的同心说，他也同样强调心的普遍性。“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圣人无二教，而学者无二学。” 心，即理。 心即理，理又作何解呢？王阳明则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认为，所谓理也就是心之条理，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可见，理也就是儒家的伦理。由此，阳明还把理等同于礼，作为儒家伦理具体体现的礼，也就是理，或者说也就是天理。把理作伦理性的解释，心学家与道学家是相同的。 心即理的命题，使作为一个知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心，成为一个与具有伦理含义的义理之心。在心学家看来，因为心本身就包含着义理（伦理），所以首要的问题并不是道学家所说的格物穷理，由外而内，而是如何“发明本心”，由内而外，把人人同有的义理之心发散于外，付诸实践。 为了说明儒家伦理是根于人心的，其根据在于内而不在于外，“万物皆备于我”，心学家还提出了“心外无物”的命题。为了说明“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象山和阳明各有一个在哲学史上著名的比喻：镜中观花和岩中花树。 有一天，象山问学生徐仲诚他：“《孟子》领会得怎样了？”仲诚答：“如镜中观花。”意思是在说自己还并不清楚。象山说：“我看也是这样。”他认为仲诚说“镜中观花”别有含义，说明仲诚已经领悟了。过了一会儿，仲诚问《中庸》的要旨在哪里？象山说：“我给你说的是内，你却说外。” 批评徐仲诚只知外不知内。 象山对于镜花的理解，正如心与万物。万物并不是独立于心而自在，而是由心发育出来的。因为心本身具有天理，所以由人之本心出发而看待万物时，万物莫不具有此理。 王阳明则用“岩中花树”的比喻来说明相似的道理。 王阳明游南镇，一个朋友指着石头中的花树，问他说：“你说天下没有心外之物，那么这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和我心有什么关系？” 王阳明回答说：“你见到这花之前，花与你的心各自寂静；你来看此花时，花进入我们的内心，此花便在心头显现出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岩中花树对于心来说，其存在本身及其意义的被确认，在于花在人心中的显现。 心外无物的观点，是对心即理的进一步发挥，也是对心即理的进一步论证。通过此论证，可以得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的结论，为心学接下来所提出的道德学说作准备。 程朱的性，负载的是理，那么陆王的心，负载的是什么？是良知。 心学家以良知作为人性本善的证明，以良知的蒙蔽或污染作为后天之恶的来源，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作为复心的具体方式。 象山认为，人的本心（即良知）是至善的，后天的不善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物欲对于本心的污染，这种说法和道学一系的观点一样。其二是本心的“放失”，人心只向名利上求索，故而失掉了人之本心。名利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物欲。 人心先天是本善的，后天虽然受到污染或“放失”，但人先天之善是可以恢复的。在象山看来，恢复的方法就是发明本心。发明本心，就是使每个个体都自觉认识到自己的本心是善良的，每个人都有成贤成圣、明德求善的自足的根据，率性而行，则无有不善。象山有时也按照孟子的说法，把发明本心称作求其放心，其意为通过修养寻找回放失的本心。 要发挥自身先天的善性，就要把自身内在的善性付诸于道德实践，外化于心外的事物。 在心学家看来，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病症，在于人们缺少道德实践的勇气，能知而不能行。儒家的伦理及其道理在圣贤留下的经典中说得真切明白，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去书册上体认儒家的伦理，而在于把儒家的伦理用之于道德践履。象山把儒学的实践工夫称之为尊德性，阳明则以知行合一论之。 《中庸》中有“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象山之学强调尊德性的一面，即强调道德的实践，朱子则强调道问学的一面，强调对于伦理的认识。在象山看来，由于人的本心是善良的，圣贤教人做人的道理也是清楚明白的，虽然人的本心在后天会受到污染或放失，但只要人能够认识到其本心中的善性，加以发扬和扩充，以之为指导去做事，就能够行善而不作恶。所以，道德修养的功夫，不在于向书册以及外在事物上求索，而在于向人的内心深处发掘。基于此，象山批评朱子的为学方法是“支离事业”，学生从中得到的只是关于儒家伦理以及圣贤言语支离破碎的知识，而在道德实践上却无甚益处。象山的批评点到了道学一派的要害所在，正象后人所讽刺的那样，“孔子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未见行”。在朱子一系中，儒家的学说发展成为一种学问和知识，为学变成了做学问，而不是和个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实践之学。 心学家们认为朱子学派把知与行割裂开了。象山的心学则强调了道德践履的一面。不过有一个问题，人虽然在先天本性或本心上是纯善而无恶的，但是人性或人的本心在后天上既然已经受到污染，那么发明本心，率性而行，如何能保证自己的行动是符合伦理的呢？显然，象山之学在道德实践中有流于自然放任的“危险”。 于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解决以上两问题。在他看来，朱子与象山的错误，都在割裂心与理。朱子是把理与心为二，象山则是把心与理为二，知行合一则可使心与理或理与心合而为一。 阳明强调知与行合一，但对于知的解释，却不同于朱熹。他从心学的立场上给予解说。他认为，与道德实践相对应的知，并不是对于外在事物之理的认识，而是对于引起或指导道德实践的主观意念的克制与省察。知行合一，就是“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万一有不善之念，就将不善的念彻底克制掉。王阳明把“一念发动”的促使行为的意识，纳入道德实践的范围，道德修养从道德行为本身扩大到道德意识，这是道德主义发展到极至的一种表现。 前面讲过，象山认为人之所以在后天有恶，根源在于善良的本心为物欲所害，那么若想恢复先天的本心，就要存心而去欲。这同道学没有太大的差别，同样是受到佛家禁欲思想的影响。 具体的修养方法，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居敬存养。按王阳明的解释，“居敬”便是存养工夫，亦即“存养此心之天理”。第二是省察克治。道德修养先是反省思诚，识得病根所在，接着要做真实切己的“克己”工夫，克除人欲，这也就是“破心中贼”。第三是事上磨炼。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还必须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得到实际的运用和体认，例如在事亲上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是孝，在事兄上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是悌。6、阅读下面的文字，按照要求作文。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傅山在《作字示儿孙》小序中写到，...&&&&&&褪去浮华求本真深夜滤去了所有的光影，留下最原始最自然的深邃的黑，不要掩饰，也无须去伪装。人们的心也由此沉淀得如此宁静，暴露得如此淋漓尽致。几度深思便觉褪去浮华，还以本真。当落叶旋着褪色的裙摆完成生命中最后一次轻盈的，它追求的是真实，纵使华颜已衰，却在最后的决绝中舞出生命的绚烂。当断墙残垣横亘在废墟的一隅沉默，它不需要任何修复，残损才是它想要留给世人的警示，因为那才是曾经岁月的真实。聆听古寺钟声，斑驳锈迹的钟鼎，也能发出禅意的淡定；抚过青瓦枯藤，残败的痕迹中，似摸过历史的纹路；放肆的笑声，无忌的哭喊，那是人们最真实情感的袒露。撕碎伪装的，抛弃所有的装饰，褪去繁华，我们需要的只是真实。华丽的辞藻，恭维的语调，冠冕堂皇的做作，只能是可笑的形式，那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本质。洗尽铅华的真实才是我们向往的，我们需要的是最真最诚实的话语，也许只是只言片语，也许只是低吟浅唱，却也能化作流过心底深海的暖流。当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更是经典而深刻。刻意地显示所拥有的富贵，这只能暴露你内心的虚荣。纵使金杯玉盏，又怎能相抵双手捧饮甘泉的痛快？不必让那些附庸的形式羁绊向往快乐真实的心，简单地看世界，追求真诚而非伪饰。有时城市太过喧嚣，太过华丽，闪烁的霓虹掩不住城市人内心的空虚，充斥耳膜的音乐躁动地纷乱了内心的琴弦。当一切繁华落尽，又能剩下什么让人喟叹？华丽的城市如同一杯卡布其诺，在氤氲的油中得到短暂的甜味，咀嚼之后除了苦涩别无所有。而那些大山里来的人，他们看似狂放的舞蹈，听似混杂的音域无不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正是那种无保留的情感宣泄，尽在他们眉目间舞蹈中或悲伤或欢乐的音乐，就解开心灵的枷锁，让心灵远飞。像稽康一般，在草屋前握铁，在月下抚琴，让天籁传来，让生活无比纯净。不为世间浮华言语所同化，不为人世虚幻情感所虏获。人，要追求本真。简洁而朴素，率性而为，超越于世俗的潜在规则与无言约定，言语逢迎与情意交接，去追求本真。拥有了本真，丢弃了浮华，你会得到纯天然的快乐！除去浮华装饰，看庭前花开花落天外云卷云舒。保持生命本色，让精神天空晴空一碧高远辽阔。试题分析：这是一篇作文，可从材料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做人要像写字、作文一样，要质朴、自然、直率、有真意，莫矫揉造作，投机取巧、浮躁，要重视心灵美、内在美；要有骨气、不能失去气节。在生活节奏加快，心态浮躁，信仰和理想缺失的现代社会，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尤为重要，所以可围绕价值观问题展开写作。可参考以下立意：①隐去浮华,追求本真②质朴为人，率真为事③外表的朴素与内心的华贵考点：能写论述类、实用类和文学类文章。能力层级为表达运用 E。7、明末的军官职位&&&&&&.明代兵制的变迁 明朝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的军事制度――卫所制。 根据这种卫所制，在中央设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 五军都督府统辖若干都司，都司统辖设立在全国各州县的若干卫所，大体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设指挥使等官，管辖五个千户所。以一千二百人为一个千户所，设千户等官，管辖是个百户所。以一百二十人为一个百户所，设白户、总旗等官，管辖两个总旗，十个小旗。 截止1393年，即洪武26年，全国共有十七个都司，三个行都司，一个留守司，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军数约为一百二十万人。 当时卫所的兵源有四类，第一是“从征”，即原来的农民起义军战士，包括反元各部的战士；第二是“归附”，即投降的元军；第三是“谪发”，因“罪”而罚充的官吏或士民，称作“恩军”或“长生军”；第四是“垛集”，即征调平民充军，世世代代成为军户。 显而易见，在明朝的后期，兵源已经缺乏“从征”和“归附”来源，这样明军的组成就从明初时候颇有理想和斗志的“从征”军为主变成以“谪发”和“垛集”为主，部队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直接导致了战斗力的下降。 五军都督府的职责是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而军官的任命、军队的调遣则属于兵部。一旦战事开启，兵部则听从皇帝的旨意，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战事结束，将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卫所。 明朝政府通过这样的军事制度使得将帅的权力受到大幅削减，而皇帝控制了全部的兵权，卫所制度能够避免将帅拥兵自重的危险，但是却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况，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当然，在明朝的后期，这种现象得到了改变，由于明朝政府已经无力控制整个局势，就采用募兵制的做法，并且不得已的放任兵权的转移，明朝的中央集权转变成为地方军阀割据。 其实在清朝后期，甚至是每个王朝后期，比如东汉末年、唐朝末年，都出现了类似情况，由于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不得不在无力解决危机的情况下将兵权下放，这显然会带来更大的危机，但是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在渴死和喝毒酒面前，任何的选择都将是错误，后人唯一应该反思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庞大国家的中央政府沦落到如此的窘迫。 而明朝就得从军屯制度说起。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明朝政府制定了军事屯地制度，其中规定：边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士受田一份（五十亩），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农具，三年后交纳赋税，每亩一斗。 1402年（建文4年）规定屯田赋税条例，军士一份屯田，征粮十二石，置于屯仓，由本军自行支配，余粮上缴，作为本卫官军俸饷。 这些政策刺激了军士屯田的积极性，在明朝初期，军屯政策不仅可以支付粮饷军需，还能略有剩余，军屯的税粮是早期明朝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 除军屯外，还有民屯。明初统治者多次组织人多地少的“狭乡”农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屯种，还把蒙古族人民迁徙到各地去屯种。这些屯民除移民外，还有“召募”和“罪徒”。他们直接由明朝地方政府管理，军屯则属於卫所管理。 自从宣宗之后，军屯渐渐衰废。《明史食货志》说，宣德时候，屡次核实各处军屯田地，年产余粮减半。英宗正统以后，军屯管理更加松弛，屯粮仅存三分之二。 造成军屯制度备破坏的根本原因是明朝政治的腐败，专制独裁的恶政就像是一头徘徊在明帝国周围的怪兽，它轻易撕碎任何改革改良的政策制度，慢慢将这个庞大帝国的血液吸干，最终连同这个帝国一起走向毁灭。 自明宣宗宣德以后，“臣僚宴乐，以奢相尚”，尤其是到英宗正统时土地迅速集中，朱姓皇族地主更加恶性膨胀。明朝政府给亲王庄田多达10万亩。 嘉靖时岁支各藩禄米至853万石，再加上一批皇亲国戚，构成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凭借政治特权，往往以“空地”、“闲地”、“退滩地”、“荒地”种种名目，向皇帝“奏讨”，“乞请”赐田，官僚地主也乘机大肆兼并土地。 剧烈的土地兼并，破坏了明初建立的屯田制度，原来的军屯，这时已经“田归豪室，赋累贫军”。 明朝政府因为军事的需要，将临时派遣的军官改为长期驻守，这样他们就成为了地方重要的军事长官，为了管理这些官员，明朝又设立了巡抚、总督的职位， 可以节制都司，因为打乱了卫所制的统辖系统，朝廷中贵戚官僚任意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地方将领把军士变为劳工，卫所军备军官更是任意役使，军士甚至被迫为权贵种田，沦为佃户，军官也开始向军士“卖闲”，比如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 剥削和不公正造成了军士的大量逃亡，而军官们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引以为利，一方面贪污缺额的军饷，另一方面向逃亡的军士敲诈勒索，于是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 另一方面，明代重文轻武，当时人人诵读的启蒙读物《神童诗》起首便是“少小需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军户子弟更是地位低下。 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加上社会地位过低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所以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严禁逃亡，但是军士逃亡的数字有增无减。 由于镇守太监和军官占夺屯田、役使军士，导致军士逃亡，屯田荒废。军屯制度崩溃。 据说1438年（正统三年），逃亡军士达数十万之多。山东一个百户所，原额为一百二十人，逃亡后只剩下一个人。 兵制的破坏导致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 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 到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 英宗正统末年，募兵制开始出现，世宗嘉靖年间，倭寇猖獗，募兵的数量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戚家军”和俞大猷的“俞家军”，从此之后，募兵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招募来的兵士也变成了军队的主力。 从卫所制到募兵制，是明朝兵制的重要变化。 明朝后期的历代政府都为军饷问题头疼不止，加上明朝后期几个皇帝是出了名的守财奴，于是募兵的粮饷，都是由朝廷通过“加派”和“加赋”等办法，转移到农民身上，随着卫所制的破坏，募兵的数量增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尤其是明朝末年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更是臭名昭著。 因为不堪忍受苛捐杂税，农民或者逃亡成为流民，或者揭竿而起，而明朝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又必须增加募兵，于是在恶性循环中，明朝应对乏策，走向了灭亡，这个问题吴思先生在他的《潜规则》“崇祯死弯”一章中有精彩的论述。 这个死弯纯粹属于明朝政府咎由自取，社会问题如火山爆发，令得明朝政府进退两难，其实是厚积薄发而已，崇祯固然是一个不幸的皇帝，但是明朝政府统治下比他更不幸的臣民比比皆是，而身为明朝政府的代理人为此而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并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明代的先进武器颇值一提，当年袁崇焕就是凭借火炮守住了山海关。 明代火器曾广泛用于军备，明末军营编制里，除一千人为骑射外，其余均为火器手。火器装备普及到一营兵的三分之一左右。嘉靖时，陕西总督曾铣说：“每一营（五千人大营）其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铅于九十万个，……，大连珠炮二百杆，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手把铳四百杆……盏口将军一百六十位。” 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兵，差距极大。 可是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恶政的作用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到了战争的时候，火炮陈旧不堪不能使用，士兵也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比如袁崇焕的助手就是死于走火。 更为可笑的是，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军队要调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 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和兵器的损失，明末统治者十分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明朝的长城在中国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 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也许是因为卫所制度的衰落。 明朝政府通过修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其实也无异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 乌龟的防御姿态尚可称本能，而一个帝国的消极防御战略就只能是不思进取，或者忙于内讧。 明代长城被评价为明朝政府闭关锁国的特征之一，事实上修长城本身不能证明就是闭关锁国，不过明朝政府因为自身兵制的变化，军队战斗力的削弱，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却是毋庸置疑的，说修缮长城反映了明朝政府缺乏自信、畏惧少数民族的威胁，并不为过。 当年朱元璋自豪的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到了明朝后期却耗资极大，战斗力极差，是为中国历史上效率最低下的军队。 明朝的灭亡伴随着的是一系列战争的失败，每次失败固然都有指挥上、补给上的具体问题，但是究其根本，曾经击溃天下无敌蒙古骑兵的大明战士在明朝后期如此不堪一击，原因还在恶政导致兵制的变迁。8、请问，纸牌以及麻将的基本玩法和规则是什么？&&&&&&中国纸牌　&&&&&&& 纸牌的历史悠久，起源唐朝后期，是一著名的数学家发明的，起初叫“叶子”，后逐步演变成“酒令叶子”。明初又演变成“数钱叶子”，明末化繁为简并演变成有“文钱”、“十字”、“索字”、“万字”的马掉牌（俗称麻雀牌）。清初，人们根据马掉牌把“文钱”绘成“饼”（饼的图案均为古钱状），把“索字”绘成“条”，保留了“万”，把“十字”绘成“红花”、“白花”、“洋千”，沿用至今，如皋、泰兴等生产厂家另加福、禄、寿、喜、才称“五喜”。 　　可以说（中国）纸牌就是麻将的祖先！有的地方也称纸牌为小牌。 　　纸牌共一百二十张，分为“万”、“条”、“饼”三门，另加“红堂”（红花）、“子华”（白花）、“老千”又称“老妖”、“老鞑子”，红花相当于麻将的红中，白花相当于麻将的白板，老千相当于麻将的发财，牌面的图案设计精细、古老、美观，纸牌的一端绘有：万、条、饼的识辨图案和一至九的数字标记，奇特的计数标记既不同于旧时的“草码”，又不同于罗马数字，更不于阿拉伯数字，其源无考，它的形象便记易懂，连文盲接触后即一目了然，对答如流。纸牌的另一端多为古代人物形象，牌中分别绘有“水浒”、“三国”、“西游记”、“道教”、“佛教”中的主要人物，如一至八条绘的是神话小说“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三、四、五饼分别是“西游记”中的“八戒”“唐僧”和“孙悟空”。 　　打纸牌的游戏规则从古延传至今，虽无明文规定，但规则统一，与麻将不同，只“碰”不“吃”，起牌后视其牌情，确定趋向。据说南通地区纸牌规则统中有分，如如东校“双将”，如皋校“单将”，吴窑一带来“老啃”还有叫什么“飘胡”。玩法至少两个人，多则随意，一般不会超过十人，最初时候和麻将一样是四个人，庄家最先摸牌，17张入手，其它人16张，之后看手里牌情况决定，一般玩家都会亮“喜”，（有称其为“车”的），由3张牌组合而成，胡牌后可加分（赢钱），在再次摸牌后如果手中牌有与“喜”牌中相同的牌可以过喜，好比麻将中的杠，也可以留着不过，看情况决定，一般玩家胡牌后如果有喜、鱼（相当于麻将里的幺）、九条这些牌，都可以加倍算分，飘胡就是刚刚摸完牌后，不论是不是庄家，只要有四张一样的牌就可以，当然在默的过程中最先摸到的就行，不必等摸完牌，不然就耽误了。喜的组合一般有十五个，在过去关里（山东、河北一带）还有更多喜的说法。由于年代的变迁，地方语言不同，文化的发展，玩法几乎被人遗忘了，更多的人都去玩麻将了，喜的组合更是变的不统一了，现在网络游戏和单机游戏都没有中国纸牌的影子了。纸牌的玩法还有一种说法，把玩纸牌称为咀和（zui hu），即使这样在网络里也很难找到相关的介绍和解释了。以后不久纸牌很可能会进入历史博物馆才能看到了。 　　下面我将我所知道的“喜”讲给大家：红花+白花+老千，称为红喜，八条+白花+九万，称为江喜，九条+九并+九万，称为九喜，鱼+一并+一万为幺喜，鱼+九并+一万称为虎子喜，红花+九条+老千称为喜，红花+九条+九万称为辘辘喜，其它的还有鱼+白花+红花、鱼+白花+老千、鱼+红花+老千、鱼+九条+白花、鱼+九条+红花、鱼+九条+老千、一并+九条+老千、一万+九条+老千，一共十五个，还有一些已经失传了。麻将玩法　　以下的叙述以广东麻将为基础。 　　洗牌：把牌全反扣过来，使牌面朝下。玩家双手搓动牌，使牌均匀而无序地运动，称为“洗牌”。 　　码牌：洗均匀之后，每人码36张牌，两张牌上下摞在一起为一墩，各自为18墩，并码成牌墙摆在自己门前，四人牌墙左右相接成正方形。 　　开牌：庄家掷骰，三颗骰子的总和所得的点数就是开牌的基数。以庄家为第一位，按逆时针方向顺序点数，数到点数的位置为开牌的牌墙。从右向左依次数到与点数相同的那一墩，由庄家开始抓下两墩牌，下一家再按顺时针方向顺序抓牌，直到每个人抓3次共12张牌，再由庄家跳牌(隔一墩)抓上层两牌，其他人依次各抓一张。庄家共有14张牌，其他人各有13张牌。 　　理牌、审牌、补花：分类整理手中的牌，整齐排列，审视牌势。如手中有花牌，首先由庄家补花，即是从牌墙的尾端取一张牌。另外三家依次逐一补花，若补回来的是花牌，则待该轮完结后再补。 　　行牌：行牌即是打牌进行过程。由庄家打出第一张牌开始，此过程包括抓牌、出牌、吃牌、碰牌、开杠（明杠、暗杠）、补直至和牌或荒牌 　　古代麻将玩法——洛书麻将 　　洛书打法是古代麻将的原始打法，将三张花色相同的序号牌相加，只要得到的数值为15就可以算作一副。而将头牌只能由花牌（财神、聚宝盆、与老鼠）和四风红中来做，序数牌不能做将牌。如果凑齐三张或四张将头牌也可以算作一副。叫听时押上多少筹码，就赢多少筹码，相应的也就会输多少筹码。9、明清建筑有何特点&&&&&&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建筑虽然在单体建筑的技术和造型上日趋定型，但在建筑群体组合、空间氛围的创造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中国历代都建有大量宫殿，但只有明清的宫殿——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得以保存至今，成为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现存的古城市和南北方民居也基本建于这一时期。明清北京城、明南京城是明清城市最杰出的代表。北京的四合院和江浙一带的民居则是中国民居最成功的典范。坛庙和帝王陵墓都是古代重要的建筑，目前北京依然较完整的保留有明清两代祭祀天地、社稷和帝王祖先的国家最高级别坛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北京天坛，至今仍以其沟通天地的神妙艺术打动人心。明代帝陵在继承前代形制的基础上自成一格，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制度。明十三陵是明清帝陵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者。 以往的建筑历史研究者，常常因明清时期单体建筑艺术性的下降而贬低明清建筑。实际上，明清建筑不仅在创造群体空间的艺术性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在建筑技术上也取得了进步。明清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这不仅简化了结构，还节省了大量木材，从而达到了以更少的材料取得更大建筑空间的效果。明清建筑还大量使用砖石，促进了砖石结构的发展。其间，中国普遍出现的无梁殿就是这种进步的具体体现。 总之，明清时期的建筑艺术并非一味地走下坡路，它仿佛是即将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夕阳，依然光华四射。 明清建筑 元朝严酷的统治终被推翻，中国又恢复了汉人掌权。但一心想恢复汉唐雄威的明朝皇帝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另一次辉煌——封建制度没落的颓势已无法挽回。在明朝，中央集权发展到极点，宰相被废除，皇帝成为官僚之长。特务政治也发展到极至，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十分发达。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但此时的儒学早没有了先秦时的朝气，其消极因素越来越显现出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与生产技术的提高，国内外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在中国萌出了芽。但面对儒学强大的势力，这芽始终没萌起来。此时期中国的科技发展出现了最后一个高峰，——近代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利玛窦、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宋应星作《天工开物》。明末对农民严酷的剥削引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清朝统治者南下夺取了革命的果实，延续明之君主独裁。他们歧视汉人，对汉族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但怀柔与高压并行，鼓励醉心利碌的奴才思想，且大兴文字狱，使学术发展受到阻碍。在经历了短暂的“康乾盛世”后，国势陡转，八旗子弟的弓箭长矛终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被迫终结，进入了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建筑方面，明清到达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后一个高峰，呈现出形体简练、细节繁琐的形象。官式建筑由於斗拱比例缩小，出檐深度减少，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因而呈现出拘束但稳重严谨的，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官式建筑已完全定型化、标准化，在清朝政府颁布了《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民间则有《营造正式》、《园治》。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此时期用砖建的房屋猛然增多，且城墙基本都以砖包砌，大式建筑也出现了砖建的“无梁殿”。的由于各地区建筑的发展，使区域特色开始明显。在园林艺术方面，清代的园林有较高的成就。 城市建设 1.帝都北京 2.一般城市 明清时期，城市数量迅速增加，都市结构也趋复杂，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因各种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军事据点，交通枢纽，而兴起的各类市镇，如景德镇，扬州，威海卫，厦门等，此时大小城市均有建砖城，护城河，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皆各有规则。现存保存比较完好的是明西安城墙。它始建于明洪武三至十一年(年)，是在唐长安皇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明隆庆四年(1570年)又加砖包砌，留存至今。明西安城的西、南两面城墙基本和唐长安皇城的城垣相同，东、北两面墙向外扩移了约三分之一。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城呈长方形，南垣长4255米，北垣长4262米，东垣长1886米，西垣长2708米，周长约13.7公里。城四面各筑一门，每座城门门楼三重：闸楼在外，箭楼居中，正楼最里，为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与围墙连接形成瓮城。在城墙四角各筑角楼一座。城墙上相间120米还有敌台(马面、墩台)98个，台上筑有敌楼，供士兵避风雨和储存物资用。城墙顶部外侧还修 有雉谍(垛墙)共5984个，上有垛口和文口，供射箭和了望用，内侧修有女墙无垛口，以防行人坠落，城外有护城河环绕。整个城墙气势雄伟，构成一个科学严密的古城堡防御体系。 钟楼座落在西安市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处。楼上曾有大铁钟一口，每晨击钟报时，故名钟楼。高36米，初建于明洪武十七年，原在西大街广济街口，明万历十年（1582年）移建于此。钟楼从下向上由基座、楼身和楼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呈正方形，四面开券洞门，由地平至楼顶通高36米。楼深广各五间，环以回廊，凭栏四望，可饱览古城全貌。楼分两层，三重檐四角攒顶。楼檐四角如凤展翅，绿琉璃覆盖的攒顶上为金色宝顶，一层墙壁刷白，显得雍容华贵，似唐风尤存。 建筑组群 此时期建筑组群采用院落重叠纵向扩展，与左右横向扩展配合，以通过不同封闭空间的变化来突出主体建筑，其中以北平明清故宫为典型，此时的建筑工匠，组织空间的尺度感相当灵活敏锐。 ★详见北京故宫 单体建筑 明清建筑具有明显的复古取向，官式建筑由於形式上斗拱比例缩小，出檐较短，柱的生起，侧脚，卷杀不再使用梁坊的比例沈重，屋顶柔和的线条轮廓消失，故不如唐宋的浪漫柔和，反而建立严肃，拘谨而硬朗的基调，明代的官式建筑已高度标准化，定型化，而清代则进一步制度化，不过民间建筑之地方特色十分明显。但也有极少数特例，如北京故宫线条复杂的角楼。 ★明清官式建筑详见北京故宫 飞云楼在万荣县解店镇东岳庙内，相传始建于唐，现存者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重建。楼面阔5间，进深5间，外观三层，内部实为五层，总高约23米。底层木柱林立，支撑楼体，构成棋盘式。楼体中央，四根分立的粗壮天柱直通顶层。这四根支柱，是飞云楼的主体支柱。通天柱周围，有32根木柱支擎，彼此牵制，结为整体。平面正方，中层平面变为折角十字，外绕一圈廊道，屋顶轮廓多变；第三层平面又恢复为方形，但屋顶形象与中层相似，最上再覆以一座十字脊屋顶。 飞云楼体量不大，但有四层屋檐，12个三角形屋顶侧面，32个屋角，给人以十分高大的感觉。各层屋顶也构成了飞云楼非常丰富的立面构图。屋角宛若万云簇拥，飞逸轻盈。此楼楼顶，以红、黄、绿五彩琉璃瓦铺盖，木面不髹漆，通体显现木材本色，醇黄若琥珀，楼身上悬有风铃，风荡铃响，清脆悦耳。 飞云楼楼体精巧奇特，像这样造型繁丽的建筑在宋元绘画中出现很多，但实物保存极少，所以它具有重要的价值。 广西容县真武阁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建在容县东门的古经略台上。阁三层，楼层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底层扩展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外观三层檐，歇山顶，高13.20米，屋檐挑出很大而柱高甚低，感觉比一般楼阁的出檐节奏加快，使得真武阁不象是一座三层建筑，倒很像是一座单层建筑而有三重屋檐，有强烈的韵律感和动势，但又较一般重檐建筑从容和层次鲜明。再加屋坡舒缓流畅，角翘简洁平缓，给全体增加了舒展大度的气魄，非常清新飘逸，是充分表现中国建筑屋顶美的杰作。底层平面比上二层大出很多，也使轮廓更显生动。真武阁不以浓丽华贵取胜，而以轻灵素雅见长。全阁用了近3000条坚如石制的铁黎木构件，全部外露木面，一律为灰黑色，三重屋面则是绿瓦灰脊，色调极淡雅柔和。登阁远望，隔着南岸广阔的平原，东南山岭巍然矗立，气势雄壮。阁本身高13米，加上台高近20米，也是周围区域观赏的对象。 在楼层有四、五根金柱，贯穿二、三层，其柱脚悬空，下离二层楼面5至25毫米，形成此建筑的一个特点。 宗教建筑 现存的佛寺，多数为明清两代重建或新建，尚存数千座，遍及全国。汉化寺院显示出两种：一、位于都市内的，特别是敕建的大寺院，多为典型的官式建筑，布局规范单一，总体规整对称。大体是：山门殿、天王殿，二者中间的院落安排钟、鼓二楼；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东配殿常为伽蓝殿，西配殿常为祖师殿。有此二重院落及山门、天王殿、大殿三殿者，方可称寺。此外，法堂、藏经殿及生活区之方丈、斋堂、云水堂等在后部配置，或设在两侧小院中。如北京广济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等即是。二、山村佛刹多因地制宜，布局在求规整中有变化。分布于四大名山和天台、庐山等山区的佛寺大多属于此类。明清大寺多在寺侧一院另辟罗汉堂，现在全国尚存十多处，尚有新建重者。为了便于七众受戒，经过特许的某些大寺院常设有永久性的戒坛殿。明、清时代，在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和华北一带，新建和重建了很多喇嘛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建筑风格的影响，有的已相当汉化，但总是保留着某些基本特点，使人一望而知。 此时期中国佛寺建筑上出现一种拱券式的砖结构殿堂，通称为“无梁殿”，如山西、南京灵谷寺、宝华山隆昌寺中都有此种殿堂建筑。这反映了明朝以来砖产量的增加，使早已应用在陵墓中的砖券技术运用到了地面建筑中来。五台山显通寺内的无量殿为用砖砌成的仿木结构重檐歇山顶的建筑，高20.3米。这座殿分上下两层，明七间暗三间，面宽28.2米，进深16米，砖券而成，三个连续拱并列，左右山墙成为拱脚，各间之间依靠开拱门联系，型制奇特，雕刻精湛，宏伟壮观，是我国古代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无量殿正面每层有七个阁洞，阁洞上嵌有砖雕匾额。无量殿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无梁建筑中的杰作。 明、清佛塔多种多样，形式众多。在造型上，塔的斗拱和塔檐很纤细，环绕塔身如同环带，轮廓线也与以前不同。由于塔的体型高耸，形象突出，在建筑群的总体轮廓上起很大作用，丰富了城市的立体构图，装点了风景名胜。佛塔的意义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规定，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审美对象。因而，不但道教、伊斯兰教等也建造了一些带有自己风格意蕴的塔，民间也造了一些风水塔(文风塔)、灯塔。在造型、风格、意匠、技艺等方面，它们都受到了佛塔的影响。广胜寺飞虹塔为例介绍。 飞虹塔在山西洪洞县城东北17公里广胜上寺，为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阁楼式琉璃塔。塔身外表通体贴琉璃面砖和琉璃瓦，琉璃浓淡不一，睛日映照，艳若飞虹，故得名。塔始建于汉，屡经重修，现存为明嘉靖六年（1527 年）重建， 天启二年（1622年）底层增建围廊塔平面八角形，十三级，高47.31米。塔身青砖砌成，各层皆有出檐，塔身由下至上渐变收分，形成挺拔的外轮廓。同时模仿木构建筑样式，在转角部位施用垂花柱，在平板枋、大额枋的表面雕刻花纹，斗拱和各种构件亦显得十分精致。形制与结构都体现了明代砖塔的典型作风。该塔外部塔檐、额枋、塔门以及各种装饰图案(如观音、罗汉、天王、金刚、龙虎、麟凤、花卉、鸟虫等),均为黄、绿蓝三色琉璃镶嵌，玲珑剔透，光彩夺目，形成绚丽繁缛的装饰风格，至今色泽如新，显示了明代山西地区的高超水平。塔中空，有踏道翻转，可攀登而上，为我国琉璃塔中的代表作。 金刚宝座式塔是一种群体塔，俗称“五塔”。它源于南亚次大陆，以佛陀迦耶大塔为典型代表。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曾有出现。但未被推广。藏传佛教大量采用此种五塔形式，作为宇宙模式的一种表征。除藏、蒙地区外，明清时代华北也修建了一些这类塔。以北京和承德地区为多。北京地区著名的有明代真觉寺塔，清代碧云寺塔和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等。 真觉寺坐落在北京西直门外，始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大修，为避雍正帝胤祯讳，更名大正觉寺。因寺内建有五塔，故俗称五塔寺。明永乐年间(1413年左右)，印度僧人班迪达来到北京，献上金佛5尊和印度式“佛陀迦耶塔”图样。永乐帝下旨建寺造塔，成化九年依所献图样建成。 金刚宝座塔由宝座和石塔两部分组成。宝座为7.7米的高台，系砖和汉白玉砌成，分6层，逐层由下而上收进0.5米，外观庄重。最下一层为须弥座，其上5层，每层是一排佛龛，每个佛龛内刻佛坐像一尊。宝座顶上平台，分列方形密檐式石塔5座：中央大塔13层，高约8米，象征毗卢遮那佛；四角小塔各11层，高约7米许，东塔象征阿辁佛；南塔象征宝生佛；西塔象征阿弥陀佛；北塔象征不空成就佛。5塔所象征的佛称五方佛。各塔均由上千块预先凿刻好的石块拼装而成。宝座南北正中辟券门，塔内有石阶44级，盘旋而上，通向宝座上层平台。台上还盖有下方上圆琉璃罩。塔座和塔身遍刻佛像、梵文和宗教装饰。中央大塔刻一双佛足迹，意为“佛迹遍天下”。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各部分比例匀称，给人以坚实而不可动摇的印象。 民居 北京四合院作是北方合院建筑的代表。它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有游廊联接，起居十分方便。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非常适合独家居住。院内，四面房子都向院落方向开门，一家人在里面和亲和美，其乐融融。由于院落宽敞，可在院内植树栽花，饲鸟养鱼，叠石造景。居住者不仅享有舒适的住房，还可分享大自然赐予的一片美好天地。 影壁是北京四合院大门内外的重要装饰壁面，绝大部分为砖料砌成，主要作用在于遮挡大门内外杂乱呆板的墙面和景物，美化大门的出人口，人们进出宅门时，迎面看到的首先是叠砌考究、雕饰精美的墙面和镶嵌在上面的吉辞颂语。通过一座小小的垂花门，便是四合院的内宅了。内宅是由北房、东西厢房和垂花门四面建筑围合起来的院落。封建社会，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南方地区的住宅院落很小，四周房屋连成一体，称作“一颗印”,适合于南方的气候条件.南方民居多使用穿斗式结构，房屋组合比较灵活，适于起伏不平的地形。南方民居多用粉墙黛瓦，给人以素雅之感。在南方，房屋的山墙喜欢作成“封火山墙”，可以认为它是硬山的一种夸张处理。在古代人口密集的南方一些城市，这种高出屋顶的山墙，确实能起到放火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一种很好的装饰效果。 客家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民居建筑。土楼分方形土楼和圆形土楼两种。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撼人心。客家人原是中国黄河中下游的汉民族，1900多年前在战乱频繁的年代被迫南迁。在这漫长的历史动乱年代中，客家人为避免外来的冲击，不得不恃山经营，聚族而居。起初用当地的生土、砂石和木条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多层的方形或圆形土楼，以抵抗外力压迫，防御匪盗。这种奇特的土楼，后来传布到福建、 广东、江西、广西一的带客家地区。从明朝中叶起，土楼愈建愈大。在古代乃至解放前，土楼始终是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的楼堡。 此外，我国其它地方的民居也都很有特色。总之，民居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法式”、“则例”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10、结合财政部门职能谈如何贯彻落实廉政准则推进财政领域反腐倡廉工作&&&&&&最佳答案毛泽东反腐倡廉故事清正廉洁率先垂范 打铁先需自身硬。只有自身清正廉洁者，才能自觉而坚决地反腐败。 大量事实说明，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毛泽东有超人之勇气，真乃古今之罕见，全党之表率！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 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 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 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 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徇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疾恶如仇亲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 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为整肃军纪，伸张正义，爱将如命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为了反腐倡廉，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以法反腐。毛泽东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廉政建设。 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 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泽东提议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 教育为本思想反腐 为了从思想上反腐，毛泽东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29年。他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许多思想，抱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二次党代会。会上，他不仅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而且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毛泽东一生中领导过多次整党整风运动。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之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整风运动。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中心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经过半年的整风，普遍提高了怎样做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的思想认识，并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一些经不起执政考验的腐败分子和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严肃的处理。仅湖南一省就处分了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66人，其中开除党籍的64人，受其他处分的202人。 精兵简政大刀阔斧 1940年前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关内出现了严重的人浮于事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妨碍了革命工作。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不顾别人劝阻，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向大会郑重提交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提案:坚决主张政府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避免老弱病残滥竽充数;对于机关应实施简政主义，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人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 李老先生的建议确系真知灼见，并击中了要害。但是，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对李老先生的提议，不仅不支持，甚至怀疑其动机。但是，李老先生提案却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与坚决支持。毛泽东认为李的提案“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在他的支持下，李的提案终被通过。在精兵方面;规定脱产部队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2%，脱产民政人员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1%。简政方面：重点紧缩上层机构的人员充实基层，合署办公，职责分明。随后，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工作。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此次精简取得了巨大成就:边区直属单位由35个减少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少到了279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精简了96%，只留下了4%;整个边区总共减少了经费、粮食预算人数十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奇迹般地出现了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为度过困难时期、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300多年前的明末，因腐败至极，激起了农民大起义。经过18年的浴血奋战，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李自成这个陕北小倌一跃成了新朝皇帝。但是，他因经不起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结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不到一年，这位堂堂百万起义大军的统帅，就惨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团手中，年仅39岁，昙花一现的大顺朝也随之夭亡，后人无不为之扼腕长叹！ 李自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深思。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史学者郭沫若，满怀激情，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 《甲》文一出，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蒋介石对此大张挞伐。毛泽东对此却欢迎之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作了全文转载，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申》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在这新旧社会更替，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变的关时刻，为了迎接胜利，毛泽东及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 在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会上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并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在他的倡议下，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作者：崇 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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