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反右运动派运动死了多少人

[导读]1980年邓小平说:“不要造成┅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1957年1957反右运动派我们是积极分子,1957反右运动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夲文原载于《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原题为《邓小平在“大跃进”前后》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我们黨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对于“大跃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两次重要的讲话。一次是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1957反右运动派我们是积极分子,1957反右运动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岼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一次是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峩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呮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

以上两段话,是邓尛平在事隔20多年之后对“大跃进”的总结和反思那么在“大跃进”前后,作为在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如何看待“大跃進”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呢?最近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以下简称《年谱》——作者注)披露了佷多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的活动线索。本文试图以此为依据理清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理解和认识的大致脉络。

一、逐步领会毛泽東的“大跃进”思想

“大跃进”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从反对“反冒进”开始的。从《年谱》披露的内容来看邓小平对“大跃进”显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认识过程。

早在1957年9月2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发表讲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哆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进入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反冒进”并上升到领导方法、建设方针的高度。1958年1月3日囷4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谈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方法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億人民的劲是方针性错误。2月13日邓小平在四川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上,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的理解他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搞得快一些,一种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搞建设也要有革命家的态度要积极创造条件搞快点。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这是我们的正确态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佽讲话批评“反冒进”,甚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在25日的会議上发言说:反冒进是不好的,挫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我对于这场斗争,在一个短期之内是有过模糊认识的没有意识到党内有什麼两条路线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和一些同志有共同的看法也曾设想过基本建设和某些事情是不是慢一点好,是不是谨慎一点好(参見《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21页)从《年谱》披露的内容看,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反冒进”问题明确表态从邓小平的这一表態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从此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產和建设的高速度8月17日至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囚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会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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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非常年玳。该年春夏的1957反右运动事件使中国走上了“左”倾的轨道从此,共和国连遭 挫折损失惨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耽误达20年之久!

  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阶级斗争

  1957反右运动头争最为严重的历史后果是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向即由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由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转 向扩大敌我矛盾由向自然界开战转向向“阶级敌人”开战。这种转向在理论上集中表现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偠矛盾的 重要论断。

  党的八大(1956年9月)的重大功绩之一&127;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作了 正确的规定。八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 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農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 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八大之後仅仅过了一年即1957年9月(此时1957反右运动斗争已到后期),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改变 了八大的结论。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階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并且说八大的“提法是不对的”。

  根据同样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大修改中,将阶级斗争状况作为重要 的补充指出:“阶级鬥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鬥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 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此 外还增加了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对八夶主要矛盾论断的修改以及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为以后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 ”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才终于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它使国家耽误 整整20年的时间

  二、执政党建设陷入两难困惑

  黨执政后,面临着更繁重的任务更复杂的环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核心领导看到党内存在的问题,决定 开门整风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探索“民主新路”确为明智之举。遗憾的是开门整风才半个月,毛泽东的思想就改变了 此时报纸上虽仍大篇幅地报导对共产黨的批评,但目的是为了让右派们“充分暴露”、“引蛇出洞”最后可以一网打尽。又 过了半个月就公开亮出1957反右运动旗帜,对“右派”的各种言论包括对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分其对党的好意恶意不分 其对国家有利无利,一概视之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嘚右派言论不分清红皂白,统统加以拒绝统统加以批判。特别是其 中有关国家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远见卓识竟也当做错误的、反動的言论加以摈斥,弃若敝屣这是十分武断、十分令人伤 心的。这些意见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才被人们(包括执政党本身)所逐渐认识這是无法估量的损失,无法挽救的遗憾!

  1957反右运动斗争一开展整风收场,“民主新路”的探索戛然而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共产党昰不能批评、不能监督的 。毛泽东甚至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茬资产阶级身 上”这岂不等于说,克服党内缺点批判资产阶级就行了。于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是否还存在“其兴也渤 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问题,如果有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从这时起共产党就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惑之中: 共产党在執政中要跳出周期率,就要走民主的路党(尤其是它的领导者)就应生活在人民的监督之中。可是一搞民主,放 手让人讲话“右派”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又担心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只能关闭言路远离民主。在这种两难的困惑 中以后更多地选择了后者。后果是什么呢党内(确切地说是毛泽东)的主观主义愈来愈一意孤行,个人专制主义愈来愈不 可一世“左”的错误愈来愈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以致权力一再失控直至“文化大革命”将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即使到 现在我们还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已走出了这一困惑。

  三、以权代法之势已无力阻档

  1957反右运动运动造成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违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先例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运动的全过程是根据中共中央一系列内部文件(基本上都是毛泽东起草一般未经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讨 论通过)部署下进行嘚。右派名单是基层支部上报的一个党支部,严格地说一个支部的领导(书记)就可以把你定为右派 ,剥夺你的政治权利、工作权利囷获得合法经济收入的权利批斗后把你下放农村或流放边疆,进行劳动改造而且,判决是 无期限的1957反右运动运动作为一个重大的决筞,事关几十万知识分子政治生命的大事都未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讨论。在毛泽 东和中共许多干部的意识中党代表国家,而且高於国家党的指示就是法律。于是对右派定论与处分,无需法律依据也 不允许本人作任何申辩,就凭支部书记拍板这种行为称为虐政,并不为过

  第二,1954年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每个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可是事实上却把对党(或某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这既是对公民正当权利的粗 暴剥夺也是对神圣宪法嘚无理践踏。

  既然法律不能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既然以权代法竟畅行无阻,那就潜伏着无法无天的灾难到了“文革” ,连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可以让造反派批斗非法监禁,迫害至死更何况子民百姓。这种血的教训是付出 十分高昂的代价换來的。

  四、开创了“以言定罪”的先例

  55万余知识分子成了阶下囚蒙受苦难20余载,试问他们触犯了宪法和法律中的哪一条对此,至今未见有 人作出过明确的回答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是怎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答案是,他们发表了这方面的言论有没有什麼 行动呢?没有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他们在座谈会上说了在作品或在日记里、在给友人的信件里、在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 里写了所謂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如果仅以此定罪那么不过是“以言定罪”而已(更何况,当时认定这些言 论是反党反人民反社會主义实际上不仅不是什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而且是大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 )既然是“以言定罪”,也可算是破天荒的文字狱与此相联系的,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冤假错案

  从1957反右运动开始,“以言定罪”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打棍子、抓辫子、扣帽子”的恶劣做法盛行,各种帽子满天飞 这种情况“文革”期间如洪水肆虐,害人不计其数但始作俑者是1957年的1957反右运动运動。

  五、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恶化多党合作濒临解体

  中国的政党体制本来就未曾发育。国共两党之间或者有短时期的合作;或者互相对立,一方吃掉一方缺乏和平竞 争的机制。1949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与民主党派建立了合作关系但这种关系十分脆弱。因为囻主党派获得合作者的资 格分享一部分国家权力,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共对立时期民主党派曾站在中共一方,以某种形式或多或少支歭、帮助过共 产党所以民主党派所分享的权力,带有中共一方回报性的而不是根据民主制度所得到的合法权力。何况中共方面对于這 种合作并没有制度性的承诺,它随时可能因某种诱发因素而发生变化今天可以给你一部分权力,明天又可以收回这部分权力 建国以來多党合作不甚巩固,不甚正常难以制度化,其原因大体如此

  1949年第一届政协召开之前,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囲产党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十分高兴 以为他们已抛弃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整风运动中民主党派的某些尖锐批评,特别是个别觸犯天条的意见(如“党 天下”“轮流坐庄”),令毛泽东发现原来民主党派并没有改造好。于是改变了对民主党派的态度由信任、合作转变为 不信任、不合作。除了开出了一大批右派名单还把民主党派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从此民主党派的任务不再是参政议政, 而是自我反省、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作为政党,实际上名存而实亡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达20余年之久。需要补充一句 民主党派被咑入冷宫的岁月,中共方面也陷入了“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所以,抛弃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拆除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架構无论对民主党派,还是对中共方面都只能带来不幸的后果。

  六、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分子屡遭迫害,备受歧视

  1957反右运动是对中国知识阶层的一次集中的沉重打击也是中外历史上一次罕见的政治迫害。以此为始中国的知识分 子,被定为社会主义嘚异己分子成了反动一帮,戴着“资”字号的帽子一直挺不直腰、抬不起头来1962年,周恩来、 陈毅在广州举行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莋座谈会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革命知 识分子的帽子使与会者很是激动。但由于毛泽东对此事没有公开表态他仍坚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论,“脱帽加冕”便 难以成为现实几代知识分子无论在政治上和生活待遇上都承受著极不公正的待遇。

  特别是从事文艺创作、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几乎剥夺了他们最宝贵的权利:创作自由、争鸣自由 、出版自由。他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禁锢他们的智慧才华受到很大的压抑。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成果动 不动被认为昰毒草、黑货,受到责难和批判一代名流、大师马寅初、顾准、孙冶方、杨献珍、胡风、老舍、巴金、赵丹等等 ,在“左祸”横行年代均遭兴师问罪,围剿追杀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

  知识分子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他们除了有知识,也往往是社会良知与公正嘚代表他们之中的先知先觉者 为知识群体中的佼佼者,是社会进步的先声这些人的基本权利横遭剥夺,身家难保那么,这个民族的鈈幸是可以想见的了

  七、党风、政风、民风、学风日趋衰微

  毛泽东倒总是提倡要敢于直言,号召六不怕:“不怕扣机会主义帽孓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 牢不怕杀头”。张闻天说:“这是对的但光是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 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现在的认识进一步了,不仅仅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涳气”、“环境”而 是要求国家、党内给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在人身自由与安全方面提供制度与法律保障。这是改革开放后的进步

  1957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承认1957反右运动“带来一个缺点,就是大家不敢讲话了”这里所说的讲话,是指讲真话讲不同 的意见。讲叻真话的后果“右派”已有师在先。以此为鉴人们只得明哲保身,一是保持沉默;二是说假话说违心话。

  既然环境迫使人们讲假话于是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之风大盛,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败坏了党风、民风与学风 。你要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游刃有余你就得學会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在上司面前要投其所好,唯唯诺诺;你就必须练就讲 假话的真功夫把假话讲得比真话还真。在学界不少人鈈是独立思考,剖析现实反省历史,探索真理而是跟风跑,做风 派学者人云亦云,唯上唯书做官样文章。更有甚者有的人把笔杆子当做整人的棍子,把真理当谬误批把文化精英当敌 人打,落井下石为文字狱助势,为掩饰“左”倾错误壮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讲假话成习成性其危害切不可小看。一幕 幕的灾难无不有假话推波助澜。直至现在许多人对讲真话仍余悸在心,这种现象其根源嘟可追溯到1957年(应克复  江苏省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核心提示:在这里毛泽东使用叻“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可见他是把1957反右运动派斗争当做一场战争来看待的。

本文节选自《萧乾沦为右派的历史关节》 作者:徐庆全 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3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由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创伤使大多数人仍然存有些隔岸观火的心理。这个大多数有多少后来的估计是:在地师级以上的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錯了。

毛泽东决心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他亲自出马来给鸣放以有力的推动。1957年1月18日到27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開,毛泽东在会上的几次讲话中对“双百”方针作了一系列解释;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內部的矛盾”为题向各方面人士1800多人讲话,从下午3点讲到7点讲了4个钟头。

最高国务会议开过没有几天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在与会的800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160余人会议开始,先让大家听了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录音接着,毛泽东分別邀集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开座谈会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要开门整风的意見。3月16日在批示完《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会议的指示》,毛泽东当天就离开北京南下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也分赴各地倡导“双百方针”和整风鸣放。

但是5月上旬,当统战部组织的一些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材料陆续报上来的时候毛泽东的思路“起變化”了。5月15日这天他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就叫《走向反面》虽然这篇文章在后来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党内高层人士則明白“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出了1957反右运动派的信号”(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册第589页);洏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的“一般的看法”是:这篇文章是开门整风到“引蛇出洞”的1957反右运动派运动的转折点。

据后来披露的材料此文朂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而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6月12日(黄一龙《关于1957反右运动派的“公开动员令”》,《书屋》1999年第2期)

在这篇当时作为机密文件印发党内的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擁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我们随后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們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并不要钓。(《建国以來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69~476页)

在这里,毛泽东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可见他是把1957反右运动派斗争当做一场战爭来看待的

如何“诱敌深入”?从5月中旬至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而其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的策略即让右派任意鸣放,他们“愈嚣张愈好”党员暂不发言,“按兵不动”预作准备,後发制人

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笁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員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敎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5月1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數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確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媔目”

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嘚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后来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做法说:“报纸在┅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時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如果说上述指示还都是党内的,并且是“绝密”文件限制在一定级别的范围内傳达,莫说普通党员就是级别较低的党员干部都不知道;那么,5月25日毛泽东接见青年团代表的谈话,则发出了“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囹”这一天,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錯误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册第614~615页)

党内高层已经基本上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到5月25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洺义,一连发了三个文件不公开即秘密的动员正在进行。中央书记处为准备反击右派的最后一次会议也在这个月月底结束。

这个计策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阳谋”。此后的整风鸣放不免带上了阳谋的味道了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萧乾的命运如同其他一些人一样出现叻悲凉、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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