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正文
微信扫一扫分享到朋友圈
南都周刊 记者 苏岭 实习生 于爽安徽滁州 江苏南京 浙江杭州 湖南怀化 上海 广东东莞 广州 报道一个专业化的拐卖儿童网络正在形成。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每天都有孩子面临危险。全国每年记录在案的失踪儿童数以千计，他们或被贩卖他乡，或被致残行乞，或因伤病夭折。为找回丢失的孩子，亲人们付出了所有努力，甚至自发成立了全国范围的寻子联盟，有的家庭耗费数十万元，行遍大半个中国。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曾通过扑克牌通缉萨达姆部属。一个名叫沈浩的普通安徽人也从中获得了灵感，制作了一副“寻子扑克”。有多少孩子能被找回来？哪些场所正在成为新的危险地带？这些失踪儿童过着怎样的生活？本报记者辗转数省，获得上千名失踪儿童的资料，揭示贩童网络和寻子联盟较量的惊人内情。上篇 万里寻子记　　有一个男孩：虎头圆脸，大眼睛，壮实，笑时会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连带左脸上细长的抓痕也显得可爱，现在却成了10000副扑克牌上的“方块A”和“黑桃A”。　　他叫戴特株，小名“特特”，1999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属虎。　　家中长辈视他为掌上明珠，但他只是中国一个普通城市里普通家庭的小男孩。之所以提他，是因为5岁那一年，他在自家门前突然失踪了。　　特特再也没有回来，戴家的命运从此改变。一家人天各一方，父亲戴宏科和母亲王丽玫去了江西永兴县料理铁矿粉加工厂的生意；奶奶李丽华在自责和众人的责备声中度过了一年，精神恍惚，最后去了在昆明的女儿家休养；爷爷戴子初性子执拗，他宣布：“我这一生不做事了，到死专找孩子。”　　两年间，戴子初走遍大半个中国，行程上万里，尝尽世态炎凉，成为中国数千个寻找失踪孩子家庭中的一员。　　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失踪儿童数以千计。绝大多数家长不认为孩子是自己走失的，他们怀疑被人骗拐。尽管他们施尽浑身解数，儿童被解救回来的速度仍远不及失踪的速度。　　“寻子扑克”是一些家长绝望下的尝试。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曾通过扑克牌通缉萨达姆的部属，两年后，一个叫沈浩的安徽滁州人从中获得了灵感，开始寻访失踪儿童家庭。日，第一批10000副“寻子扑克”运抵沈家。　　26个家庭的27个孩子，率先成为这副暗红色、印着“寻”字扑克牌中的“A”到“K”，每个家庭为此付出了600元的费用。　　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寻子扑克能够流传到收买儿童量大的偏远贫困地区，从而带出被拐卖儿童的信息，解救更多的孩子。初踏寻找路　　戴特株的失踪来得突然。　　日下午5点半，写完作业的特特自行下楼去玩。往常，奶奶李丽华都会准时在6点半下楼接回孙子，但这一天，她忙着辅导比特特大三岁的孙女戴明珠写作业，没有立即下楼。　　戴家位于怀化市嫩溪垅街口不远处，距怀化火车站不足百米，此处街贩走卒云集，戴家在附近则拥有多处物业。晚上七点半，一个租了戴家商铺的人到三楼的戴家打水，对李丽华说：“特特在下面蹲着哭呢，好像跟小朋友翻纸牌输了。”李丽华当时并未在意。　　然而，半小时过后，当李丽华下楼去接孙子时，特特已经影踪全无。　　一家人顿时乱了套。在长沙的戴子初当即包了辆出租车赶回怀化，通知家人赶紧报案。所有的怀化亲威开始了满城寻找。但这天晚上，戴家一无所获。　　第二天一早，戴家兵分三路：一路前往怀化电台，连播两天的寻人消息，每天播15次；一路到电视台和报社，刊登寻人启事；还有一路去打印悬赏10万元的寻人启事，印出后再分头前往火车站、汽车站和市交通要道散发。　　所有人都心情阴郁。戴子初说，那时他“一跟人说话，眼泪就会流出来”。　　晚上12点，他们又到了怀化市鹤城区派出所。前一天晚上他们已经报过案，但因为那时离特特丢失还不足24小时，警方不能立案；如今，24小时已过。　　做笔录的警员发问：“走失？拐卖？他杀还是绑架？”　　戴子初流着泪说：“可能是拐卖。”　　“拐卖的话，你要拿出证据，绑架也是这样。如果是他杀，那你要找到尸骨。”　　最终，派出所还是没有立案。　　戴家人只好耐着性子回家等待，等待有人听到戴家寻人的消息后提供线索。　　两三天后，果然有人来电话了。　　“我看见一个小孩被一个女人抱走了。”有人说，并形容了那个女人的模样。　　“我看见你的小孩被放到一个车上。”有人描述了一番车子的形状。　　又有人十分肯定，见到的就是戴家的特特。　　每条线索戴家都闻风而去，却徒劳而返。　　愁云笼罩了整个戴家。那些天，王丽玫躺倒在床，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戴宏科已经六神无主。能够拿主意的只剩下戴子初。　　“两三天工夫特特肯定被带远，光在怀化发寻人启事显然不行。”戴子初考虑着下一步方案，决定扩大寻找范围。　　他们给28个省区下辖的所有市、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发去了装有两份寻人启事的信函，请求他们协查。2800多封信，从查实地址、邮编到装订，戴家人和另外3个亲戚花了一个星期，去邮局邮寄时拉了好几板车。　　戴子初后来只收到了3封回复。一封来自湖北，两封来自湖南，说当地有人买了小孩。他们打电话去了解，但都不是特特。周树贤 男，1996年出生。头顶双旋，日在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石马市场失踪。当天有一五岁小妹称被一男子带走。全国大拉网　　特特在哪儿？是被卖给别家收养了吗？养父母对他好还是不好？他有没有哭闹？还能记得亲人吗？……特特失踪后，戴家人愁肠千结，牵挂特特的安危。　　谁都不愿做最坏的打算——特特已经不在人世。　　在特特失踪23天之后，日，戴家发动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寻人攻势。　　戴子初组织了4组共16人的寻人小组，分别由李丽华、儿子戴宏科、自己的叔伯兄弟和他们的妻子领队，分赴福建、浙江、广东、海南、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地，负责在省会城市、大的市县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散发寻人启事。他自己则负责举报人的异地线索查证。一个在长沙的朋友帮忙负责后勤。除领队是自家人外，其他成员皆外聘而来，包食宿行费用，并按日付给三四十元钱的工资。　　更多的报料电话打了进来，有人还自称人贩子或认识人贩子。不过，接听多了，戴子初大致摸出了规律。多数人会在电话中这样说：“我没钱打电话了，你汇100元话费过来。”一开始，戴子初总会及时汇钱过去，接着第二个电话来了：“在某某路的桥上等，过来后小孩可以送过来，不过要给几个路费钱。”　　戴子初于是要求和小孩说话。一开始，打来电话的人总说好，但片刻之后就换了说词，说因为生疏了，孩子不肯讲话。　　戴子初学会了应对：第一要先看照片；第二索要电话，尽可能核查来电人的身份，确定真实性；第三要求去派出所看孩子。但类似的骗局，此后他还是经历了80多次。　　去派出所看孩子，有时也会麻烦不断。戴子初说，在他走过的某些偏僻之地，经常钱给了，烟也送了，孩子还是看不到，因为派出所要通过村里的书记。可是有时今天书记不在家，明日派出所说要开会，等真正腾出时间带去见小孩时，小孩已经不见。后来有人偷偷告诉他，一个小时前小孩还在家里。　　失财也在所难免。戴子初掉过两部手机，都是举报人跟他同宿时趁机拿走的。最奇的一次是在河南驻马店。一个长相和穿着都还不错的年轻女子从长沙经洛阳，一路跟他到驻马店。相安无事四个晚上之后，戴子初被窃1000多元。至今他想起此事仍觉蹊跷：那女子看起来像个正经人，跟了那么久就图1000多元？　　短短两年的寻找中，戴子初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人趁火打劫，有人落井下石，当然也不乏慷慨热忱之人。　　湖南某地派出所有人打电话说，听闻邻县有户人家在武汉当军官的哥哥，花5000元给弟弟买了一个5岁男孩。他当即联络涉地派出所，对方马上派人去核实，确认了有这样一名男孩。戴子初迅速赶往当地，当地派出所所长亲自开车随行。村子在山里面，警员们跟着他徒步翻山两小时。　　但是，不立案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戴子初曾接到举报，说只要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找到一个人，就能找到孩子。三个举报人分别从广东、安徽、河南三地打来电话，口音不一样，说的却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人。　　戴子初查实确有这个地点、也试打过这个电话号码，确实有人接听。　　怕惊动对方，戴子初写报告，到涉事地湖南株州市公安局，请他们帮助协查。见他抱着一大堆资料前来，领导动了恻隐之心，开会研究2小时后决定帮查。一个工作人员问他：“立案了没有？”戴子初答复说没有。“没有立案我们不能协查。要怀化市公安局来人。”对方说。戴子初于是折回老家，请求怀化市公安局派人，但公安局回答说，没有立案不能出警。　　儿童失踪，只有立了案的才最终有可能被解救。但因各种原因——无指向、无有效线索、无证据、不清楚案件性质不予立案的失踪儿童仍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戴家只是其中之一；江西九江人余小锐之子余冠雄失踪6年也至今未被立案。一些家庭因此猜测，不立案是因为这样的案子难破，公安部门怕影响破案率。　　几次遭遇之后，戴子初知道自己不能再陷入这个怪圈。他再不敢轻易找派出所，决定用生意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我和举报人一起秘访，尽量接近孩子。秘访不成，再找派出所。”他说。　　两年的寻访过程中，戴子初已经了解到，福建、广东和河南一些偏僻乡村里，经常会有人收买儿童。当然，大多都是男童，买去“养儿防老”。但当地很少有人举报或提供线索。有一次，一个举报人告诉戴子初，那个被他举报收养男孩的家庭，事后打电话骂他，威胁他。　　不光如此，外地人还没走近村子，村里人便知道了这一信息，于是纷纷将收买来的孩子藏起。　　“几千年存留下来的封建观念和乡村陋习，为拐卖孩子的犯罪行为提供了犯罪的温床。”知名安全防范教育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说。　　2005年除夕，戴家团聚。面对一桌的饭菜，所有人面色沉重，默不出声。门外鞭炮突然炸响，王丽玫猛地哭了起来，跑回自己的房间。其余的人再也忍不住，涕泪纵横。　　寻人小组于日出发，一直跑到2005年春节前；节后再次出发，2006年5月初回到怀化，又寻找了两个月方才收兵，跑遍了长江、淮河以南的所有南方省份，以及河北、山东、陕西三省。　　戴特株依然似泥牛入海，踪迹全无。而他的亲人们，到了崩溃的边缘。自责没有照看好孙子的李丽华渐渐出现了精神病的倾向；戴子初的饮食起居已经完全混乱，他常常十七八个小时不睡觉，说了上句想不起下句。“以前喜欢乐观(热闹的意思)，现在喜欢静坐。”　　戴子初常想，自己与特特的距离是否曾经只有几步之遥？一想及此，他心中更添一份难过。　　戴子初后来估算，一条看人线索的开销大约两三千元，包括：来回路费1000多元，请派出所吃饭几百元，感情费1个警察200元(两个警察400元，以此类推)、村干部100元，举报人辛苦费一二百元，通常给这些人发五至六包“芙蓉王”香烟，每包20多元。　　两年多的寻找，戴家已经花费了40多万元。其中，发放出去的500万份寻人启事的开支就高达28万元。原本殷实的家底渐空。　　下一步呢？“就是卖房也得找下去。”戴子初说。自发的寻子联盟　　在最初找寻之时，戴子初只是关心他的特特，因此每当确定不是，他转身就走；但渐渐地，他的脚步放慢了。　　这两年，他尝尽辛酸和世态炎凉，深有感触，也越发同情起那些与特特有同样不幸遭遇的孩子们。　　他曾亲耳听广东省陆丰县某派出所所长说，那里一个村近四年买了400个孩子；在河北时，他也听说了有个县买进了100多名小孩。一次，在去河南的火车上，他还见到有对夫妇带着六个小孩，年龄大都在5至8岁间，彼此相貌却有颇多不似之处，凭直觉判断，那绝不可能是一家人。　　“如果把全国失踪儿童家庭联合起来，大家互通信息，可能容易找到孩子。再说人多了，公安部门可能会更重视一些。”他暗想。　　此时，戴子初尚不知贵州、云南和广东等省份已经自发形成了各自的寻子联盟。失踪儿童的家庭在找寻过程中认识，互通声气，到如今，大一些的联盟已联络了60多个家庭。这些家庭彼此安慰，互相传授经验，也互相支持和鼓励。　　自发形成的寻子联盟集中在云南、贵州、广东、河南四省。这些地区的寻子联盟联络人说，仅他们掌握的失踪儿童名单已有上千名。寻子联盟向本报发来了名单，至截稿前，其中593人已经电话核实。　　戴子初后来听说了这些寻子联盟，专程跑了一趟和他们交流信息。和他一样，寻子联盟中的每一个家庭，都经历了报案、找媒体发布寻人消息、贴寻人启事、追踪每条线索，继而心力交瘁的过程。　　戴子初稍感宽慰的是自家家底还算殷实，所以尽管花费数十万，尚能应付。但联盟里的许多家庭，生活已因此陷入困顿。　　在贵州铜仁做服装生意的浙江台州人冯常平花费已经超过30万，在广东东莞横沥镇经商的河南人刘军花了10万，在东莞石龙镇市场卖肉的茂名人崔小兰10万，在深圳南山区南园百货商场经营床上用品的陈思勇花了10万，广东从化的李奕平花了5万元。冯常平和李奕平的孩子，现在都在“寻人扑克”上。　　更多家庭虽然只花费了几千元，但那已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他们从农村进城务工，居住在大城市的城中村，以贵阳和昆明两个城市最为典型。　　戴子初曾去过贵阳寻子联盟联络人王万军的家。孩子失踪后，王家耗尽钱财，家中以砍断的木桩做凳，“全部家当一个担子就能挑起”。原来“高高大大、标致(相貌好)”的王万军，在经历了6年找寻之后委靡得不成样子。记者手记 列一份名单　　手边是一堆寻亲资料，沉重而令人压抑。　　那是贵州、云南、广东三省寻子联盟提供的失踪儿童名单：贵阳市231人，昆明市178人及52张照片，广东109人及32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张张稚气犹存的脸，如今变成了一个个冰冷的序号。日，本报记者辗转数省，采访“寻子扑克”背后的失踪儿童家庭。我们从广州出发，半个月时间里采访了20多个失踪儿童的家庭，获得了关于贩卖儿童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失踪儿童数以千计，这些失踪的儿童，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家长的命运。　　贵州、云南、广东是失踪儿童的主要流出大省。列出一份上述地区的名单，就能大致勾勒出中国儿童成批失踪的严峻现实。　　失踪儿童名单最早列于1998年。8年过去，一些信息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大限度地核实原始资料，其实就是对这些不知去向的儿童最真实的报道。　　之后的6天里，我们决定用最原始的方式逐一拨打名单中的电话号码。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认了31个失踪的孩子如今已被找回。　　接听我们的电话时，很多家长仍然奔波在寻子路上，当跟他们提议换个座机时，他们连声说：“没事没事，这个就好。”或许，在寻找孩子的长久奔波中，他们已经习惯了长途加漫游。　　昆明陈侃的父亲陈先生在电话里谈起儿子时，依然赞不绝口。电话里一个老年妇女在一旁说：“一提起儿子他就高兴了。”更确切地说，他是沉浸在同儿子一起生活的幸福回忆里。　　询问孩子的出生日期，绝大多数家长都会稍做犹豫，甚至已有家长说不清楚确切时间；但对于孩子失踪的日期，家长们都会脱口而出，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对于他们而言，这个时间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孩子降生的瞬间。　　新的生活固然可以开始，痛苦的博弈之后也可以选择逃避回忆。但更多的家长仍然清楚记得孩子失踪前的情况、失踪地点、衣着，没有丝毫含混。　　他们主动提出要提供孩子照片。尽管没有一个家长会发电子邮件，但所有家长都通过短信索要了邮箱地址。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托人扫描照片然后发出的邮件，但两天之后，躺在信箱里的是21张照片和相关资料。　　确认的、致谢的、救助的……我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陌生号码的手机短信。直到29日晚上11点多，王媛的妈妈和哥哥依然在网吧里给记者传照片；失踪儿童刘河的父亲打来电话，希望我们能够再等等，语气中充满了焦急和恳求，这使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拖延了截止时间。排版的前一刻钟，东莞失踪儿童叶明的母亲打来电话，请求将酬谢金额附在孩子照片旁。　　8月25日到8月30日，6天时间里，我们最终确认了一份有593个失踪儿童的完全名单。（实习生刘媛对本专题亦有贡献）一个专业的贩卖儿童网络　　与各地寻子联盟初步沟通、交流之后汇总的信息让戴子初目瞪口呆。此前，他从未想过儿童贩卖已经成为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寻子联盟初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儿童成批失踪案正在大幅上升，并出现了由南向北的扩散趋势。南方的贵州、云南、四川、广东成为儿童失踪的主要地区；福建的晋江、莆田，广东的潮汕地区和海陆丰地区，河南省，则成为失踪儿童的主要流入地。　　一个职业化的拐卖儿童网络正在形成，甚至出现了对拐的现象——两地的人贩子将手中拐来的小孩集体互卖。在贵州，居然有一些家长卖掉了自己的骨肉！　　王大伟教授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整体犯罪大环境基本一致。1978年开始，中国犯罪活动数量就开始有所上升，1983年开始出现“严打”，其中就包括拐卖儿童现象。而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如今的拐卖儿童现象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拐卖儿童出现了区域化的倾向，甚至在这个地区形成了一种亚文化。比如在福建的一个小村庄，100多个人都在拐卖儿童，几乎成为这个村庄的风气了；罪犯以妇女为主，70%的作案人员都为女性。因为妇女带着儿童时不易被怀疑，而且她们经验丰富，懂得如何去控制孩子；专业化趋势也出现了。现在的人贩子懂得如何去哄骗孩子，不让其哭闹，懂得如何瞒住警方，躲过纠察。”王大伟说。　　但一些失踪儿童的家长说，虽然警方对人贩子的打击力度大，有时却未必能解救出孩子。人贩子抓了，判了刑，也搞清了孩子被卖后的姓名和地址，但孩子还是可能回不了家。贵州兴义的周宪忠说，拐走他儿子的人贩子曾经交待小孩在福建莆田某地，但5年过去，至今仍不能返家。时间一长，不是无头案也可能被拖成“无头案”。　　更多的场所正在成为新的危险地带。火车站、商场、市场、公园仍然是主要的儿童失踪场所，但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自家门口或自家门面店门口、小学或幼儿园门口失踪。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儿童，都成为人贩子的寻觅对象。　　听闻这些之后，戴子初陡生绝望。特特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单凭一己之力，能有结果吗？寻子联盟VS人贩子　　一头是不惜铤而走险的人贩子，一头是各地的失踪儿童家庭和寻子联盟，一场拐卖与解救间的较量，在日益猖獗的人口贩卖现象下开始了。　　寻子联盟以集体的力量寻求外界帮助，主动找媒体报道、到北京上访，以引起政府对儿童失踪案的高度重视。但他们心里更清楚，自身力量毕竟有限，要解救孩子，最终仍要借助警方的力量。　　警方解救孩子是通过人贩子提供的线索进行，寻子联盟开始利用各自关系接触人贩子。　　他们通过一个朋友假称手里有“货”(人贩子对被拐带孩子的称呼)，接近一个人贩子并搞到了他的一本电话号码本，里面记录了六个省40多人的手机号码。寻子联盟分头试打电话，发现都确有其人。其中，“四妹”、“老三”、“老四”、“燕妈”、“何妹”、“刘妹”显示多次，“四妹”和“小燕”甚至有多个地点的号码。　　寻子联盟分析，那些反复出现的人出现一次可能就是搞了一批小孩；“四妹”和“小燕”似乎是联络点。秘访后他们发现，这些人都是收买一条线，有人还曾因贩卖孩子被判刑。　　这些电话号码，戴子初用信签纸一一记录下来，每栏1个记满了8页。原始电话号码本被寻子联盟仔细收藏了起来，留作日后的寻子线索。　　就在这当口，戴子初接到一条信息：河南林州市东窑镇上庄村7组一次买进了5个男孩，由村里在外跑出租车的王义增和王建林送进村。王书林、赵广增、王华兴、王树光、王朝炯各买一个，其中王书林是村会计。他马上转给东莞寻子联盟。联络人刘军老家在河南，便让父亲前去查证，确有其事，只是孩子都没见到。　　一些幸运的孩子就在寻子联盟与警方的通力合作下被安全解救回来。（插图 图片：扑克牌背后的千名幼儿03）中国失踪儿童分布图总体趋势：儿童成批失踪现象，已呈现由南往北扩散趋势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广东、广西等南方省份-湖北、安徽、河南、北京、新疆等北方省份1995年至2005年10月共解救被拐卖儿童98名，从破案情况看，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呈上升势头，1995年至1997年，平均每年以48%的速度增长。　　1996年至2005年8月，全省共立拐卖儿童案件407起，被拐卖儿童439名，其中男性315名，占80%。　　1997年至2005年10月，全市共发生拐卖儿童案件118起，被拐卖儿童124名。2005年1月至8月，全市共发现被拐卖儿童53名，与去年同期发现被拐卖儿童数20相比，上升1.5倍。　　1995年至1998年上半年，共解救本省被拐出的儿童245名，解救外省被拐入的儿童834名，拐出与拐入比例为1：3.4　　1997年各地公安机关共接报儿童失踪案件54起，比前三年总数的51起还多3起。其中，半数以上的报警案件属于儿童被拐骗、盗卖案　　自1993年以来，全省共报失踪儿童487名，仅遵义市红花岗区近年共有100名儿童失踪。遵义地区1993年至1996年共立盗抢、绑架儿童案件526起，立案数逐年上升。　　截至日，昆明仍有200余名儿童下落不明；鲁甸县每年有数十名婴幼儿被人贩子拐卖至福建、山东、广东、广西等地。　　广东揭西人林舜明是东莞寻子联盟的发起人，其子林杰涛日失踪。孩子失踪后几天，林舜明便接到一个电话，说孩子被两个人拐走，自己曾跟他们一起混，后来发生了矛盾，因为身上没钱，如果林舜明能给几百元，就告知这些人经常在何处活动。林舜明立刻报了案，然后跟举报者相约见面，给了400元后，举报人说了地址和两个人名。派出所抓走此人，后对林舜明说信息不实。其间几经反复，10个月后，警方还是循此两人的线索找回林杰涛。　　每年会有多少孩子被解救回来？一份来自中国儿童安全网的数据表明，1996年，全国共解救儿童1563名，1997年解救儿童1299名，月解救儿童1015名。但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拐卖儿童犯罪的情况仍很猖獗。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说，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建立类似美国“安珀预警机制”系统的能力，但他认为，火车站和汽车站的联防非常重要。“孩子都是通过汽车和火车运输出去，这些渠道的警察和乘警执勤时，对带小孩子的人群多看一眼，多盘查一句，可能就能堵截一些。”　　孩子到底怎样才能回家？日，戴子初以虚拟的全国打拐办副主任的身份总结了四点：进行全国拐卖人口普查；登记各地非父母所生孩子资料，汇总到全国打拐办；严厉打击买卖双方，买方也要正法；严格查办落户问题。寻子扑克（图说 图片：扑克牌背后的千名幼儿04）沈浩和他的寻子扑克。 武维炜 摄　　几乎每天都有孩子被解救回来，但也有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孩子在丢失。　　不管其他家庭成员的想法如何，戴子初不改初衷。只有找到特特，那长期空置、满是灰尘的房子才能重新焕发生气。　　但是，特特的失踪至今仍未立案，戴子初只能通过生意人的方式继续进行寻找。眼看着希望越来越渺茫，于是，2006年3月，当沈浩带着印制“寻子扑克”的想法找上门来时，戴子初毫不犹豫地签了协议。　　“500万份的寻子启事都印了，10000副扑克算什么？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他说。之后，他又把沈浩推荐给了寻子联盟。　　38岁的沈浩从不打牌，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从扑克牌上寻找想法。　　沈浩早在2001年便建立了一家寻人网站。2005年10月下旬，他接受了一个替人寻找亲生父母的委托，在从武汉返回滁州的火车上，他看到有人打扑克，不由眼前一亮：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曾用扑克牌通缉他们要抓捕的战犯；相较网络，扑克更易将信息传递到边远、贫穷的地方。　　2004年，单只新疆阿克苏地区就有400个孩子被拐骗，需要的家庭肯定很多，凑齐52张扑克牌应该不难。　　2006年3月，沈浩专门到贵州、云南、广东、江西和湖南等儿童丢失大省跑了一个半月，结果一圈下来只征集到8个家庭。南昌的一个家长一开始热情接待他，然而，沈浩一提出要收600元的费用，那人转身便走；同样在贵阳和昆明，每次都有几十人围过来，但一提钱，马上散去。　　丢失了孩子的家长见识过各种各样的骗术，沈浩被当成了骗子。　　沈浩说，他早有了心理准备。他与江苏徐州“联合寻人网”的刘志德为制作寻人扑克，从去年底开始整整策划了4个月，考虑到了每个细节，包括可能遭遇的非议、心理承受，甚至是面对失子家长时要说的话——第一句说什么，接下去的每一句又要说些什么。　　寻子扑克是宁波三A集团出资免费付印的，也因此，沈浩对失踪儿童家长收取费用引来了相当大的争议。但一些表示认可的人士说，这一做法应该比无偿的志愿行为更能持久。　　寻子扑克最终收录了26个家庭的27名孩子。不过，戴子初倒有些后悔当初的推荐。寻子联盟中参与的家长接到扑克后，都打电话给他，不满扑克上留的联系人是沈浩和刘志勇。　　“最关心的只能是家长，我们24小时都开机。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事，万一有价值的电话打来，被耽搁了？”家长们说。　　但沈浩认为，自己是按当初签署的协议格式执行。　　不过，这10000副扑克并未进入流通市场，沈浩也还未考虑如何将让它传到偏远的地区。一部分寻子扑克被寄给了参与的家长、各地的媒体，全国失踪人群爱心大搜索活动，而大部分至今仍存放在沈浩家中。　　不过，上了网的“寻子扑克”还是有些效果。有网友发现“红桃8”上的一个男孩(李继阳和李元胡)极像河北邢台威县某村收养的男孩郭某某，沈浩通知了家长李健。南京市民李敏的儿子李宗宇(方块8)像被淮北某人收买，有其手机号码，沈浩也转给了李敏。这两个案子，警方目前正在核实中。　　对李敏一家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日，她两岁半的儿子李宗宇在自家小区五福家园内失踪。当晚，李敏和丈夫在南京市内四处张贴寻人启事，但第二天他们发现全被当做牛皮癣广告给撕了。再贴，再被撕。反复多次。　　“在中国，丢了一个小孩就跟丢一个小狗一样。我心里好难过，也替孩子难过。我对不起孩子。”8月11日晚，面对记者的采访，一直沉默的李有祥突然失声痛哭，交握的双手紧紧拳着。　　他清楚记得那时正值网络虐猫事件热炒，在南京主要交通要道和人行隧道口都张贴着“保护动物”的宣传启事。　　“小时候大人拿拐佬子(南京方言)来吓唬我。但我长这么大，周围只有死的，没有哪个是被拐佬子带走的。”李敏想不通，现在的南京怎么会有拐佬子。孩子会不会被卖为乞讨工具？她想问又不敢问。　　儿子失踪之后，李敏说她看透了人性，而他们夫妻间也几乎闹出一场感情危机。后来，李敏和李有祥带了些随身物品，从家里搬了出来，在邻近地区找了间月租100多元的大杂院民房住下，李敏说不敢回家。　　奔波快一年的李奕平虽然印了扑克，但已经心生无奈，指望孩子大了后知道自己的身世，能去网上找资料，然后自己回来。“我不信这辈子找不回特特”　　丢的孩子找不回来，又有孩子陆续失踪。　　北京的曹秀英不愿再提及往事。她的儿子1984年在太原某公园内失踪，时年3岁。她找了20多年，“说一次，伤心一次”，已经精疲力尽。后来她生了个女儿，如今19岁，正上大学二年级。　　敏夫妇急待公安部门消息之时，另一对南京夫妇卞其勇和薛兰青的苦日子才起头。7月27日，拐佬子出现在南京夫子庙内的依迪地下时尚广场，他们两岁的儿子卞宇涵在自家开的“青青时尚小屋”门前失踪。之后，卞其勇连续7天没吃饭，8天没睡觉。8月3日早上8点在夫子庙派出所门口，他晕倒在地。　　闻讯后，李敏打电话给卞其勇，安慰并传授自己的经验，提出保持联络，互相支持，直到找回孩子。　　8月8日，广东东莞电视台发布一则大朗镇新失踪儿童的寻人启事，这是8月份大朗镇发生的第4起；8月22日，李启方则在昆明街头看到又新贴出了两张寻人启事。　　“我会继续寻找。明年我要向全国所有的小学写信找特特。还找不到的话，过六年，我向全国所有的中学写信。我不信这辈子找不回特特。”戴子初说。　　日，今年春节后就一直出门在外的戴子初首次回到怀化的家。一个黑色的公文皮包片刻不离他身：里面装着寻人资料和6本巴掌大小的日记本，其中4本日记本已经记满。自特特失踪的第二天起，他就坚持将每天接到的电话和经历记录下来。包里另外还装了一套单衣。　　那是他长年出门在外寻找特特的全部行当。失踪儿童的三级预防机制远期预防1.邻里守望2.认识家门在孩子刚懂事的时候可以教给他们这样一首儿歌：早晨太阳升在东，夜里马勺北斗星。街道门牌要记清，会人东西南北中。另外还可以教给孩子一些防护知识，告诉孩子同人贩子斗智斗勇。3.防拐常识家长要从小教育孩子学会“say no to strangers”，这句话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英国传入的。刚刚传到中国时，大家觉得这有悖中华民族“五讲四美”原则，后来慢慢接受了，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现在，我们又对这句话进行了修正，换成：“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样既保护了自己，又很有礼貌。日，北京发生一起保姆拐卖婴儿的犯罪案例，引起社会广泛舆论。北京市专门为此做了一个“危机预测”的调查，一共六道题，每题6分，具体如下：1.居住地区在人口集中地；2.孩子小于3岁；3.父母从事服务行业；4.孩子无固定人看管；5.父母为外来打工人员；6 居住地在三环以外。如果答案为“是”，就加5分，如果全部做完后的答案大于20分，说明孩子应该成为重点监测对象。近期预防如果孩子一旦失踪或被拐，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到各个广播站播报寻人启事，比如超市等公共场所。第二步是运用“十人四追法”。具体是：发现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里，找10个人分成四个方向，每组两人分别追赶；另外一人守候在家中，接受各种反馈信息或等待孩子有可能打来的电话；最后一人是对孩子外貌比较清楚的直系亲属，直奔火车站或长途汽车站堵截人贩子，因为很有可能这时人贩子已经准备带孩子离开。第三步才是报警。因为警方要到24小时之后才可能立案，而孩子刚刚丢失的一段时间往往最珍贵，所以立案前，应想尽一切方式进行自救。日常预防孩子丢失之后，家长要配合公安机关积极开展救助工作；但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也要告诉孩子，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想办法自救。我们特意编了一首儿歌：斗智斗勇智为先，多听多看记心间，要吃要喝足睡觉，争取同情事多谈，学会留下小标记，拔腿逃跑要果断。如何解救首先对于家长来说，要做的就是相信公安机关，配合公安机关的安排。同时家长也开展积极的自救，不放弃任何希望，有了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一定要双方配合。其次要鼓励孩子自己回来。现在有很多孩子长大后也会主动寻找亲生父母。两个设想：一是，从孩子诞生之日起，就给孩子像挂项链那样的将孩子的详细信息挂在胸前，防御拐卖；另一个想法可能有些异想天开。现在孩子在种牛痘时都会留下一个井字形的伤疤，这个伤疤是会跟着孩子一辈子的。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将一些孩子自身的信息来代替这个井字形的伤疤？比如孩子父亲的姓氏等。(本文根据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的采访录音整理)“安珀预警”(AmberAlert)“安珀预警”系统根据一名在1996年被绑架及谋杀的9岁德州女孩命名。这是一套儿童绑架反应系统，通过无线电台、电视台、路边电子告示牌和紧急广播系统在案发后最短时间内通报有关绑架嫌犯与受害者的情况，寻求社会的帮助。美国司法部号说，自从“安珀紧急通告”实施以来，已经有100名被绑架的孩子安全找回。下篇 我是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希腊神话里对人的追问。如果不从哲学角度，几乎每个人都回答得出。但对于那些失踪儿童，这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也许穷尽他们的一生，也找不到答案。寻找亲生父母的小镇青年　　什么都可以忘记，就是不能忘记家。　　这是王清顺到江苏丰县那天发的誓。他以为自己可以做到，但还是忘了那一天的具体日子。更要命的是，他竟然忘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名字。似乎是“李丙贵”、“石英”、“李兵”和“菲菲”？这样，“李勇”也未见得是自己的原名。　　王清顺没忘的是爸爸那张长满络腮胡子的脸。爸爸是公安，高大魁梧，经常对他扬起巴掌。可惜自己不会画画，否则拿着父亲的画像去寻，早已认回了亲生父母。　　在王清顺被拐到江苏丰县18年后，老家和父母亲留给他的最后印象，只剩下了海椒和芭蕉叶。他管辣椒叫“海椒”，每餐都要吃点，保持至今；依然记得外婆家院中央有棵芭蕉树；他叫爸爸“父亲”，叫妈妈“母亲”。　　中国话为什么差异那么大？王清顺纳闷这件事。大大和娘(现在的爸爸和妈妈的称呼)曾经想送他回家，但听不懂他的话，只能作罢。幸好他们肯花2000多元钱买下他，不然，他就被那个拐带他的人扔河里了。　　王清顺无法确定自己今年是否真的23岁，那是大大和娘根据他到的时候可能5岁推测他生于1983年。　　我是谁？王清顺渴望找到答案。尽管当别人说他不是三个姐姐的亲弟弟时，他将拳头使劲挥了过去。姐姐们对他极好。三姐初中毕业便辍学打工，寄钱回家供他念书；二姐夫拿出十万元，让他在杭州汽车东站旁的自行车市场里开店，卖电瓶车。二姐夫帮别人开挖掘车，月薪3000元，而二姐还在家里务农。　　王清顺一度想删掉脑子里这个问题。　　高三那年，大大、娘、舅妈和两个姨妈被派出所罚款2000多元。因为买了他，大大被拘留一周。他们以为是他举报，都转过脸去。后来还是二姐出面，他们才又和他说话。　　家里的收成，一年也就3000多元。王清顺懂得了大大和娘的付出。他决定弃学，免得考不上(大学)丢脸，考上了又让大大和娘为难，然后出门打工。　　“你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视找家。”想起娘这句话时，王清顺已在天津当保安。于是，他给沈浩写信。日，沈浩把信贴在了网上。这封信成为最早的失踪孩子的来信。贵州媒体觉得王清顺像贵州那边的人，帮他登了寻人启事。很多人闻讯而来，结果都不是。看来不那么容易，王清顺决定把这问题放一放，先挣钱。挣到了钱，踏遍西南三省，还愁找不到亲生父母？　　但是日，王清顺再度想起了这个问题。这天，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从他身边经过。他惊呆了，那么像想像中的父亲的形象。他后悔没有拉住那个人，将他的样子拍下来。　　王清顺一直觉得自己和父亲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每照镜子就宛如看到了父亲。如果在自己的照片加上络腮胡子，再弄些皱纹，应该十足父亲的模样吧？他心里猜测着，决定哪一天去试试。　　不过，父亲和母亲虽然是必须要找的，但他明白，自己的家在江苏丰县。“我是谁？”这个问题同样困扰了陈俊鹏很久。户籍上写着，他是山东东明县小井乡陈寨村人，日出生，但即使是父亲事实上也不清楚他的真实年龄，因为他是从人贩子　　手中买下的，那时大约四五岁的模样。　　陈俊鹏只记得自己是被人从长着一棵梧桐树的幼儿园中骗出，在他印象中，他的家应该在平原地带，没有东北冷，也没有南方热，有人植桑养蚕。　　陈俊鹏曾经试图问养父自己的来历，但养父母总是搪塞过去。姐姐只是说，他因为身体不好，才来到了他们家。养父母对他极好，为了供他念书，他们的亲生女儿、他的姐姐初中毕业便去了广东打工；七年前，养母患上精神病，他们家几乎被拖垮，但养父仍然坚持让他读书。　　跟王清顺一样，陈俊鹏与现在的家人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找到家，他想让两家像亲戚一样来往，自己还呆在现在这个家。艰难的认同　　身份的难题，王清顺和陈俊鹏只遭遇一次，广东东莞林舜明的儿子林杰涛和河南毛安瑞的女儿毛璐瑶却困惑过两回。　　在被收养地想家时，他们不知道家在哪里；被解救回来时，他们答不上自己从哪里来。不过这个问题对他们的父母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日，相隔10个月后再见到儿子时，林舜明不由地大哭起来。站在面前的儿子像是从旧社会归来，又黑又瘦，衣服破旧不堪，脚上套着一双绿色水鞋。他猛地跑上前，将儿子抱起。可林杰涛却又踢又闹，从他怀里挣扎出来。换成妻子上前，同样如此。　　“我是你爸爸，她是你妈妈。”林舜明急了，用潮州话唤他。　　林杰涛躲到警察身后，望向别处。他又用白话说了一遍，没有反应。想起儿子是从江西解救回来，他用普通话再重复一遍，林杰涛还是不搭理。　　林舜明意识到儿子已经忘了他们，再度泪下。儿子不认自己，不能用强，否则可能又会受到伤害。还好，儿子听警察的话，肯跟他们回家。　　林杰涛身上散发出一股臭味，林舜明的妻子马上给他洗澡。他上身穿了7件衫，小水鞋里有很多沙，脚上3双袜子，下穿3条裤，里面有丢时穿的两件衣服。　　晚上，林舜明跟林杰涛一起睡，跟从前一样。他用普通话告诉儿子自己卖什么，儿子喜欢玩什么。　　类似的话，林舜明讲了一周。林杰涛慢慢听懂了普通话和潮州话，回忆起过去，开始接纳自己的父母。可他们听不懂他的江西话。　　一段时间后，林杰涛开始能说普通话和潮州话。他告诉父母有两个人说带他去买玩具，然后他就跟他们走了；到那家后，没挨过打，整天在家门口玩水和沙，很久才冲冲凉，最不喜欢天天都吃辣椒、晚上一个人睡。多的，他也说不出来。　　5岁的毛璐瑶也在被拐卖10个月后回到家，一样不认识父母。毛安瑞反复跟她讲家里的事和她喜欢些什么后，才逐渐恢复对家的记忆。　　失踪那天早上，毛璐瑶自己走去村中心小学。她进了校门，把书包放到学前班教室里，手里捏着妈妈给的一毛钱，走出校门，准备买个包子当早餐。在校门口，一个认识的阿姨对毛璐瑶说带她去找妈妈。阿姨的女儿站在一旁，毛璐瑶知道她是五年级的学生。毛璐瑶便跟她们走了。　　毛安瑞后来听警方说，这个女人交代，她本是去拐另一个女孩，没等到，见到毛璐瑶便改了主意。她以1万多元将毛璐瑶卖给娘家河南安阳县城的一户经商人家，这家有两个大男孩，生活富裕，一心想要个女孩。　　警方解救很顺利，对方没加阻拦。毛安瑞没有追究对方责任，女儿回来了，她的心就安了。乞童：处处无家处处家　　在失踪儿童中，像林杰涛和毛璐瑶那样幸运的孩子不超过一半。被收养的孩子虽然不知自己身份，但就算在最偏僻、穷困之地，起码有个家。而那些流徙在城市街头的乞讨儿童，根本无法确知明天将行往何处。　　2006年7月，一则网络传言则令家长们心生惊悸。传言说，某家失子数年后，男主人外地出差，在某火车站发现一乞童，怜其不幸，给了点钱。乞童却不放他走，死死抱住他的腿。仔细一看，竟是失踪已久的儿子，其时被断舌，不能言语。　　某知名女演员的朋友即是这则传言的草本，不过，其子并非断舌、双腿全残。因为伤痛太深，他们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乞童中是否有失踪儿童？多年之前，武汉的国亚已经有了这样的疑虑。　　2001年在武汉街头某处，国亚看见一个小女孩趴一个板子上乞讨，脚脖子、小腿还有脚面全都溃烂。几个月后，他又看见了那个小女孩，脚脖子的骨头已经露出来了。　　几年后，国亚看到一则报道，提及一个拐卖儿童集团将拐到的儿童致残，做乞讨工具。他一下想到那个小女孩，再去找时，女孩已经不见。　　国亚开始关注在街头乞讨的受伤、残废小孩，包括卖艺小孩。他直觉背后的成人不可能是孩子的亲人。为此，他在一个乞讨点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有个人趁人少时将小孩讨到的钱倒进自己的包里。他追上去问其与小孩的关系，那人忙说“不认识”。问小孩，都沉默不语。　　国亚也遇到过威胁。一次他看见一个约6岁的小孩在街头卖艺，边哭边做，旁边有大孩子敲锣。当小孩不想做时，大小孩就凑近耳边说了几句，小孩于是继续哭着做。他看不下去，过去拉住孩子准备往派出所送。走不及远，又看到相似的情形。再往前，还有一处。然后出来了几个年轻人，让他别管闲事。围观的市民见状过来帮他，年轻人趁乱溜走。　　无人指认的孩子先送派出所，再转送福利院。国亚觉得还是没有真的帮到孩子。每逢休息或出差的空闲，他便带着相机上街，搜寻那些乞童，拍下来贴到网上。他期望孩子的父母或跟孩子相关的人看到，然后把孩子带回家。　　日，《广州日报》证实了失踪儿童被卖作乞童的可能性：深圳警方在打击操控未成年犯罪活动中，获解救的乞童不仅有从出生地直接拐带来的，还有从人贩子手中转买来的。那些无辜的亡灵　　无论身处何地，在社会的关注下，乞童队伍中的失踪儿童仍然有归家的可能。有些孩子却永远消失了身影，留给父母的是无处凭吊的悲痛。　　湖北黄冈市的12岁少年吴昊便在其中。日，吴昊随父亲去附近超市喝榨果汁。这天，母亲陈少林去广州出差。当晚要加班的父亲很快喝完，对他说了句“早点喝完回家”后就径直去了公司。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吴昊从不上网，平日上下学和去体育馆打乒乓球都是自己坐公车，偶尔外出也会提前跟家里打招呼，吴父一向很放心。　　晚上9点，吴父加班回来，儿子却还没回家。到超市一问，服务员说吴昊7点10分左右已经喝完果汁回家了。吴父心中顿生不祥之感。　　直到晚上12点，吴父仍未找到儿子，便前往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值班人员归因于监护人失职，认定孩子是去网吧或是同学家，让家人继续寻找。吴父不得已跪在了值班人员面前。值班人员反复解释说时间不足24小时，不能立案。　　3月27日，吴昊失踪第三天，搜索依然没有任何结果。刚赶回家的陈少林偶然听说江边看见有被挖掉内脏和眼睛的童尸，担心是自家孩子，立刻报案要求侦查。一位工作人员向当地派出所打电话查询后说，没有此事。　　3月29日，黄冈市又一个10岁男孩神秘失踪，31日，有人在长江里发现了该男孩的尸体。4月15日和21日，又有两例相似案件发生。　　一时间，黄冈市的家长惶恐不安，寸步不离孩子。　　不久，第六个孩子又失踪了。家长沿长江展开拉网式搜寻，其中一人骑摩托车发现了正被犯罪嫌疑人带往江边的孩子，上前解救出孩子，并将犯罪嫌疑人扭送到公安局。　　在审判中，犯罪嫌疑人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喜欢小孩。于是法庭将其定罪为猥亵儿童。　　陈少林不服，她凭直觉认为那人杀害了自己的儿子，要求重审。黄冈市公安部门开始不予重视。无奈之下，陈少林联系其余失踪孩子的父母上访北京。几经周折，得到了“要求尽快处理此案”的批复，此案重审。　　2005年8月，犯罪嫌疑人承认自己此前两度蹲监，三个月内曾利用诱骗和威胁的方式共挟持6名男孩，其中一名因路遇警车，被他放走，4名被杀抛尸长江，其中就有吴昊。　　日，法院终审判处凶手死刑。这一天陈少林没有去审判现场，不是因为担心自己情绪失控，而是在奔波了9个月之后，她终于支撑不住，病倒在床。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陈少林希望找到儿子的尸体，让儿子的亡灵不再漂泊。
分享给好友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第一步 打开微信底部扫一扫
第二步 扫下面的文章二维码
第三步 右上角点击转发
相关文章Relevant
现如今,飞机以舒适、方便与节省时间等原因成为出行首选的交通方式之一.可你是否知道,为何不能喝飞机上的冲泡茶饮,又为何在...
■ 点击上面蓝字一键关注 ▲QIBU生活微刊为什么同样的动作,别人摆出来风情万种,而你摆出来像僵尸呢,看看视频就知道了,里面...
导读:中国的许多有钱人把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也能成为贵族,但当他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
这铅笔画,太牛了!
还有不到两个月,2014年就过去了.最近一个国外网友挑选了他认为2014年最了不起的照片.他挑选的多是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少...
澳大利亚一名女摄影师离群索居12年拍摄的无数绝美风景照片近期在网上爆红,照片中奇异的澳大利亚自然风光让人惊叹. 该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