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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相寺出土黄夫人[（y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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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夫人[（yǎn）(古代饮器)形B（h&）(古代酒器)
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1983年信阳光山黄君孟夫妇墓出土
B是古代调酒之器。该B造型与传统的B不一样，上平顶盖，兽头形流，腹部内收中有圆形箅，后又弯曲上翘的，造型别致而充满灵性，是春秋中期南方地区出现的新器型。整个器表光洁无锈，中沿部优铭文16字，是黄君孟为其夫人所作的行器。
&黄君孟&夫妇墓&&赢姓子孙的繁华旧梦
黄国处于江淮之间，守东方诸国吸入淮河上游的门户，当南楚北进中原之要冲。在春秋前期，它与江、弦、道、柏等小国结盟，作为淮河流域最初与楚抗衡的小国，黄在前648年被楚所灭。著名的占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即是黄国贵族后裔。
1983年黄国故城城西南信阳光山县宝相寺发现春秋早期偏晚的&黄君孟&夫妇墓，是黄国的国君与夫人的合葬墓。出土有&黄君孟自乍行器&和&黄子乍黄夫人孟姬器&之铭的铜器和大量精美的玉器，蕴含着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相互渗透的诸多因素，表明了黄国处于夏夷两界之间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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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南部、淮河上游、大别山北麓，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数千年人类文明。近年来，我们普查发现了二十五处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其中信阳市平桥西南山嘴、潢川张集鲁寨、上油岗磨盘山等遗址发现了裴李岗文化的石磨盘、尖足缽、双耳罐等器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在上述地点进行了调查试掘工作①。
1979年，我们对淮滨县赵集沙冢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试掘，发现了一座完整的龙山文化早期墓葬②。该墓出土的器物与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晚二期的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说明了五千多年前，淮河流域的原始文化与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1979年至1980年，我们配合水利建设，在罗山县蟒张后李发掘了四十一座商周墓葬③，其中十九座是商代晚期中型井椁墓的墓式、铜器造型、纹饰和铭文等，都具有浓厚的殷墟文化特点。尽管在个别铜器、陶石器、木器漆和几何印纹陶器等方面具有某些地方特点，以及就地取材的棺椁质地，青膏泥填土等葬俗不同于中原，但从总体来说，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墓葬主人的身份，是代表商王统治该地区的中等军事奴隶主，很可能是商王武丁征伐荆楚取得胜利后派驻在大别山北麓的商代息国君主④。
奇怪的是，近年来我们调查了数十处遗址和发掘了近百座墓葬，可从未见到过典型的西周遗址和墓葬，甚至叠压在罗山蟒张后李商代晚期墓葬上面的周代墓葬，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而不见西周时期的典型墓葬。与此相反，近年来我们却发现了大批春秋早期的铜器墓：
⒈潢川县上油岗磨盘山“黄孙须颈子伯亚臣”墓⑤。
⒉信阳县长台关彭岗“番伯昶”墓和吴家店坟扒“番昶伯者君”墓⑥。
⒊罗山县高店窖藏“傒君单”铜器。⑦
⒋信阳市平桥西南山嘴“樊君樊夫人”合葬墓和三号春秋早期葬⑧。
⒌信阳县明港段湾墓和钢铁厂墓⑨。
⒍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合葬墓⑩。
以上几批春秋早期墓葬和出土的青铜器，代表着周王朝分封在信阳地区境内的诸侯国文化，其主要特征属于中原东周文化范畴，但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研究这批墓葬的形制、葬俗和青铜器、木器漆的特点，对于探讨信阳地区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春秋中期以后的墓葬，除信阳常态关一号楚墓11、固始侯古堆吴太子夫差夫人墓12和固始白狮子地一号楚墓13等大墓外，我们又发觉了光山黄大山、新县窖岗、商城风雨台、固始侯古堆和白狮子地、蝙蝙山等一大批中小型楚人陶器墓14.本文将以墓葬资料为主，说明春秋早期信阳地区诸侯国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以及春秋中期楚人占领信阳地区以后所形成的楚文化特点。
一、春秋早期的文化交流
&春秋早期的信阳地区是周王朝分封在该地区的诸侯国与南方的楚国争衡交锋的前哨阵地。据史籍记载，西周至春秋，信阳地区的诸侯国有申、息、弦、黄、蓼、蒋等，春秋中期以前陆续为楚所灭。
申，姜姓之国。顾铁符先生认为西申在南阳，东申在信阳。《左传·庄公六年》曰：“楚文王代申，过邓。”这个申，就是南阳的西申，也就是率领曾和西戎杀幽王、灭西周的申侯封地。《左传·哀公十七年》曰：“子谷曰‘……彭仲爽，申浮也，文王以为令伊，室县申、息……’”。这个申，指的是信阳的东申，楚文王起用申俘彭仲爽为令伊管辖信阳、息县一带的地方，培训出著名的“申、息之师”，成为楚国的主力部队之一。因此，西申和东申都是楚文王时所灭。
息，姬姓之国。《左传·庄公十四年》曰：“楚子（文王）如息，以食人享，遂灭息。”
弦国，《左传·僖公五年》曰：“楚斗谷于菟灭弦，可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
黄，嬴姓之国。《左传·僖公十一年》曰：“黄人不归楚贡。冬，楚人伐黄。”《左传·僖公十二年》曰：“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贡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灭黄。”
蓼，偃姓之国。《左传·文公五年》曰：“冬，楚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蒋，姬姓之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曰：“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左传·文公十年》杜注：“期思，古蒋国，楚灭之。”
综上所述，楚灭申，息约在公元前680年；灭弦在公元前655；灭黄在公元前648；灭蓼在公元前622年；灭蒋在公元前617年。楚国从楚文王灭申、息开始，由西向东用了七十余年时间才完全控制了信阳地区。
目前，从考古发掘资料方面能验证上述历史的，只有黄国青铜器。最近发掘的光山宝相寺“
黄君孟”夫妇合葬墓，是春秋早期黄国国君的典型墓，其年代下限是楚灭黄的公元前648年。该墓系单棺双椁土坑墓，铜礼器的组合是两鼎、两壶、两櫺 、一盘、一匜（黄君孟夫人葬品增加两鬲，两盉，一方座）。其墓葬型制、铜礼器的主要组合以及铭文和纹饰的主要特征，与中原文化相同。但是，在青膏泥填土、木器漆、虎形玉雕、丝织品和部分铜礼器（如盉、方座）等方面，则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因此，“黄君孟”夫妇合葬墓所代表的文化，是中原文化于南方文化的过渡型，对春秋中叶以后楚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潢川上油岗磨盘山出土的“黄孙须颈子伯亚臣”铜櫺无疑也是典型的黄器，被楚人子諆掠走后，作为礼器埋入墓中的16.罗山高店出土的“傒君单”礼器，与清宫旧藏“黄孙子傒君叔单”同属于黄国公族“黄孙子”。信阳吴家店坟扒出土的“傒仲谢子”铜削也是被掠走的黄人之物。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的两件“黄朱柢”鬲和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一件“黄季作季嬴宝鼎”，则是黄国女子的陪嫁物。至于《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收录的黄太子伯克盘、黄君簋、黄俞父盘等，未见实物和出土地点，暂不论及。以上黄国青铜器的出土，验证了史籍记载的黄国都城在潢川县西的隆古、黄君墓地在光山宝相寺，罗山高店是黄国公族“黄孙子傒君”的封邑等史实。黄国女子的陪嫁铜礼品器在湖北京山、随县出土，也验证了黄随联姻共同抗楚的史实。
关于番，李学勤先生正确地考证了“古潘、沈同音”，系一字的分化，这是令人信服的。但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春秋早期青铜器铭文中常见的“番君”、“番尹”、“番仲”等就是文献中的沈尹氏17，却是值得商榷的。文献中的楚国沈尹氏都出现在春秋中晚期。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曰：“沈尹将中军”；《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中的沈尹寿已进入春秋晚期；《左传·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中的沈尹戍及其儿子沈诸梁（即著名的叶公子高）则已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人物。文献中并没有春秋早期楚国沈尹氏经营北方的记载。相反，春秋早期楚武王正致力于江汉平原的统一。《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桓公九年楚围忧，桓公十二年伐绞，桓公十三年伐罗，庄公四年伐随，庄公六年楚文王才开始伐申过邓。
公元前680年楚灭申、息之后．楚国的势力才进入信阳地区，并且用了大半个世纪才推进到固始一带。因此，信阳县长台关彭岗“番伯昶”、信阳县吴家店坟扒“番昶伯者君”、桐柏县左庄拓“昶伯墉”等春秋早期铜器群，不可能属于楚国沈尹氏及其旁支昶氏，而应该是春秋早期“番伯”、“番昶伯”、“昶伯”的陪葬物。至于这批铜器与更为古朴的潢川彭店庙子岗“番君伯龙”铜器有什么联系？古代固始有没有二个番国？下面还将详细论述。
关于信阳市平桥西南山嘴“樊君樊夫人”合葬墓，我们已在简报结论部分指出：·这个樊是襄阳之樊；《舆地沿革表》卷十七记载：“樊国在城北汉江上，即今樊城地，为仲山甫所封。其灭于楚，盖在春秋之前。”然而墓葬出土器物都是春秋早期的典型器物。因而可以推断，楚在春秋以前灭樊之后，樊君樊夫人迁到了信阳。该合葬墓是M2(樊君墓)打破M1(樊夫人墓)。M1陪葬的樊夫人铜器十分讲究，连精致的“樊君夔宝盆”也陪葬在樊天人墓中。等到樊君死时，M2 (樊君墓)陪葬的铜器简单粗糙，连一件带铭文的铜器也投有，从中不是可以窥见一点亡国之君的窘态吗?已故于豪亮先生在论证羸姓樊国的铜器时，介绍了三件樊国铜器18：
1．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樊君道”铜匜，据说是解放纪在长沙杨家山西汉中晚期的刘骄墓中出土。
2．方浚益著《缀遗帝钟鼎彝器款识》卷八“樊君飞”'铜簠。
3．《三代吉金文存》卷五之二六“樊君作叔蠃尔滕”铜鬲。
于豪亮先生最后写道：“至于嬴姓之樊，因为不见于史籍记载，器物又只有—件见于著录，出土地点不明，其地望还是一个谜。这个问题通过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大概会解决。在考古发掘解决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作一些揣测。《路史·国名纪·丁商氏后篇》云：‘今襄之邓城有樊城镇，汉之樊县，有古樊城，樊，侯国也’。是否羸姓的樊国就在这里呢?这是第一种可能。”现在，信阳市平桥西南山嘴“樊君樊夫人”合葬摹的发现，证明了这第一种可能。樊夫人铜器上有“龙羸”二字，羸是她的夫姓。因此，这个樊是羸姓之樊。
关于息国的铜器，信阳地区一直没有发现。但近年却在湖北枝江百里洲和随县涡阳鲢鱼咀两处发现了息国铜器。枝江百里洲出土的鼎、簠、盘、匜和方壶，都具有典型的春秋早期中原文化特征19。其中铜篮铭文“考叔信父”和铜匜铭文“其公孙信父”业经于豪亮先生考证为“息公孙信父”20，并认为是楚灭息后把息侯及其后代迁到了枝江百里洲。随县涡阳鲢鱼咀出土的“鄎子行”盆，与信阳市平桥西“樊君宝盆”和信阳县明港钢铁厂出土的铜盆十分相似，都是圆形握手盖、两环耳、平底圆腹。通体饰蟠虺纹、高度在17厘米左右。因此，这件。“鄎子行”21盆无疑是春秋早期息国的器物，息国灭亡后流落到随县涡阳鲢鱼咀。
以上考古资料证明，春秋早期的信阳地区，正进行这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过程。以光山宝相寺“黄君盂”夫妇合葬墓为代表的江淮间诸侯小国已经有着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丝织业以及玉雕工艺。楚国军事奴隶主在经营北方的过程中，不断地模仿和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为以后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春秋中期的楚文化
春秋中期的楚国，继续向北征伐，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和邲之战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楚庄王问鼎之轻重也在这个时期。当时的信阳地区已经是楚国的后方基地。这个地区为楚国提供了大量兵源，组成了“申、息之师”。如《左传·成公六年》曰：“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确山县东)。”因此，在信阳附近，经常出土春秋中晚期的小型武士墓，往往一座小型墓只陪葬一把剑，或者是一剑—戈。
这一时期较早的一批铜器，应该是罗山县高店出土的“奚季宿车”铜器22，这批铜器有鼎二、壶一、盆一、盘一、匜一、舟一，戈一，短剑一，镞四。铜鼎已变成附耳带盖。腹部鼓圆，素面，饰一周凸弦纹。铜壶颈变细，腹部鼓圆，最宽腹径下降，也是素面饰绹索纹。铜盆的个体增大，双环耳加吊环，通体饰凸起的蟠虺纹呈半浮雕状。铜盘由附耳变成环耳，腹部和圈足上都是素面饰虺索纹。铜匜的横剖面趋向椭圆。铜戈的内隔板系锻制钻孔后再焊接于内的。铜戈厚重锋利，有四穿。铜短剑中间起脊，两边有刃并配有骨质剑鞘。铜镞是羽翼式，锋利实用。鼎、壶，盘、匜上的铭文都铸有“奚季宿车”。如前所述，奚氏是黄国的公族。同是罗山高店出土的春秋早期“黄孙子奚君叔单”应是“奚季宿车”的先人。罗山高店有一处边长500米左右的春秋古城，可能就是黄国的旁文奚氏的封邑。此处离淮河不远，隔河就是江国。楚灭黄在公元前648年，楚灭江在公元前623年，“奚季宿车”的下葬年代应该在公元前648年至公元前623年之间。因此，这批铜器可以作为春秋中期比较早的典型的铜器群。
春秋中期的中型楚墓在信阳地区发现不多，这可能与楚国致力于向北征伐有关。在信阳县明港钢铁厂发现的春秋早期铜器群中，有一件盘和一件匜具有春秋中期的特征。盘体浅簿，素面无纹饰，足呈“V”形，匜的横剖面呈椭圆形，颈部饰圆点重环纹，还有两件铜鬲，高档细足，素面无纹饰。这四件器物的特征显然不同于一起出土的其它11件春秋早期的铜器，但不知是出自一墓，还是两墓?无论如何，这四件器物代表着春秋中期楚国青铜文化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潢川、固始、淮滨一带发现了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墓，有的正在整理之中。已经发表的潢川彭店庙子岗“番君伯龙”铜盘和铜簋23，应属于春秋早期的铜器，但同墓所出土的鼎，方壶，罍却应当是春秋中期的器物。鼎为浅腹，双立耳外撇，三足比较细长，腹饰蟠螭纹．方壶腹部以云雷纹为地，上饰鸟纹，两鸟之间有高浮雕牛首，下部饰一对蟠螭纹，圈足外饰折线纹。罍为小直口，平沿，短束颈，深鼓腹，小平底，素面无纹饰，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小耳饰绚索纹。这三件铜器完全不同于盘、簋古朴的作风，而且细看铜色，铜质，厚簿也截然不同。盘、簋呈深黑色，鼎、方壶和罍呈浅灰色；盘、簋器体厚重，造型古朴，鼎、方壶和罍器壁较簿，锈蚀斑斑。因此，我们认为该墓是春秋中期的楚墓，鼎，方壶和罍是墓主人所造。盘，簋是春秋早期“番君伯龙”的器物。
固始北山口有一座春秋古城24，该城分内外城：外城相当大，无疑是楚国寝邱故城；内城只残存西，南两段城墙，西城墙全长1950米，南城墙全长920米，夯土层每层15一20厘米，夯窝为圆形，直径8，深l.5厘米。在寝邱之前，是否有个番国?宋洪适《隶释》著录之汉延熹三年楚相孙叔敖碑云：“……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而欲有尝，必于潘国，下湿绕埇，人所不贪，遂封潘乡，即固始也。”因此，《新唐书》所说沈氏为姬姓沈国之后也不会没有根据。有没有可能先有姬姓的番国封在固始，后被楚国所灭，以国为姓发展成后来楚国的沈尹氏。直到春秋晚期的固始侯古堆大墓中还发现楚国大将“鄱子”掠来的编钟。关于番君的青铜器，李学勤先生已列举了以下几件：
《遗文》6．32番君召簠。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4.13番君召鼎。
《周金文存》卷2有两件番君酬(?)伯鬲。
联系信阳、桐柏出土的“番伯”“番昶伯”、“昶伯”铜器，以及《贞松堂集古遗文》所录“番昶伯”铜器，“番君”应是分封在固始的姬姓诸侯国，“番伯”，“番昶伯”，“昶伯’应是番国的分支，发展到信阳与桐柏之间，就象黄君封在潢川隆古，其分支奚氏发展到罗山高店一样。番、黄两国友好相处，共同抵御楚国．楚灭番后，长期经营番国旧地的楚国贵族形成了以国为姓的沈尹氏，到春秋中晚期出现了沈尹戍、叶公子高这样的大人物。楚灭黄后，也形成了以国为姓的贵族集团，到战国时期出现了春申君黄歇这样的大人物。这也说明了中原华夏文化对楚文化的巨大影响。
顺便提一下，固始万营山一号墓出土了一件铜鼎和一件铜盆(待刊资料)。铜鼎与潢川彭店庙子岗铜鼎完全一样，都是浅腹，立耳外撇，蹄足细长。铜盆与罗山高店“奚季宿车”铜盆一样，通体饰凸起蟠虺纹。因此，固始万营山一号墓的年代也是春秋中期。近年来，固始、淮滨一带还发现了许多春秋中期铜兵器，说明这一带也是楚国的军事重镇。特别是楚国的期思(今淮滨期思)还出了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一是楚穆王九年(公元前617年)曾命“期恩公复遂为右司马25；另一位就是楚庄王的令尹孙叔敖，《淮南子，汜论训》记载：“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关于孙叔敖修期思陂和芍陂的地望、规模和作用，学术界争论不休，尚无定论。这是楚文化研究中农业考古的重要课题，限于篇幅，拟另文论述。
三、春秋战国之交的楚文化
楚共王以后；楚国向北征伐遇到了阻力。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射(楚)共王中目”，楚师战败，大将司马子反自杀，东南方向的吴国开始强大，威胁楚国。《左传·成公七年》曰：楚人申公巫臣逃到吴国，教吴军事，“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因此，春秋战国之交的信阳地区又成为楚国的军事重地，北御晋郑，东南防吴。固始侯古堆和白狮子地大墓的发掘，验证了上述历史背景。固始万营山二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固始万营山二号墓(待刊资料)出土了一批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鼎二，缶二，盘一、匜一，簠一、敦一、舟一，马衔二。马镖四。鼎为深腹矮兽面足，浅腹平底．匜为椭园形，兽面镂空鋬和流。簠为四兽面鋬，直口斜腹，通体饰细密的蟠虺纹。敦为圆形三乳丁足，器体呈盆状。舟为圆腹圜底，素面直口。铜簠盖底有铭文三字：“奚季风”．这批铜器与潢川县隆古高稻场出土的“蔡公子义”铜器同属于春秋晚期。据张政娘先生辨识，就是“蔡”字。
关于高稻场这批铜器，我们认为不是蔡国墓，而是楚墓的陪葬品。所谓“蔡公子义”铜簠的器底既然与器盖大小不一，上下不合，色泽不同。那就说明“蔡公子义”簠底是掠来之物。其它铜器如鼎，敦、缶、盘、匜、舟等都与固始万营山二号墓出土的铜器相似。高稻场这座楚墓的年代不会晚到楚昭王复国后的蔡楚战争时期，而应该是楚灵王诱杀蔡灵侯的灭蔡战争时期，即公元前531年前后(春秋晚期偏早)。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是春秋晚期大墓。根据铜簠和编钟铭文，结合史籍记载，我们已考证该墓是吴王夫差当太子时兵屯固始所娶的夫人墓(即宋景公的妹妹)26．但是，该墓的许多铜器都具有楚文化的特点，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吴国从吴王寿梦开始，“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重用楚国的逃亡大夫申公巫臣“教吴射御”，寿梦十七年，“以巫臣子弧庸为相，任以国政．”27吴王阖闾时期又重用楚人伍子胥等人，因此，吴文化受楚文化影响很深，再加上吴王夫差在固始娶的是宋国女子，固始又是吴楚战争的前线，墓中必然有许多战利品，如编钟就是楚国大将“鄱子”的战利品，后又成了吴王夫差夫人的陪葬品。因此，可以说固始侯古堆吴王夫差夫人墓揉合了楚国、吴国和宋国的文化特征。
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墓是典型的楚国大墓，其墓葬型制、出土文物酷似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墓。我们写简报时根据湖南省博物馆的意见，把该墓的年代定为春秋晚期)。最近，细该审墓出土的铜鼎，铜匜，铜兵器、铜熏炉，其年代应该推迟到战国初年楚惠王时期。再从文献记载看，吴国附晋、越国附楚，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以后，固始这个地方又回到楚国人手里。因此，楚惠王才能顺利地灭陈(公元前479年)、灭蔡(公元前447)。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楚灭陈蔡时期的武将。该墓出土众多的铜兵器和车马器，也证明墓主人生前是一位戎马倥偬的大将。
春秋晚期固始侯古堆吴墓和战国初年白狮子地楚墓分别以薄棺陪葬奴婢十七人和十三人。这说明春秋战国之交固始这个地方依然盛行殉人制度。联系到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也曾陪棺殉葬女性青少年二十一人，说明了江淮间军事奴隶主称霸一方，独行奴隶制。他们采用欺骗的手法，用薄棺或陪棺殉葬奴婢，一座墓殉葬13一21人，这在中原地区已经十分罕见了。
四战国中晚期出楚文化
战国时期，楚国农业已经落后，内政不稳，但号称雄兵百万，经常开拓国土。楚威王时期楚疆域北至中原，南到苍梧，东达海滨、西有黔中巫郡和滇池。在广大国境内，融合了华夏与苗巫诸文化，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楚文化。一九五七年发掘的信阳县长台关一号墓，就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代表。
关于该墓的年代，郭沫若同志·根据编钟铭文考证为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焚灭陆浑戎时期，顾铁符同志考证为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楚灭戎蛮子赤时期。我们认为，编钟的制作年代可能是春秋晚期，但墓内其它出土文物却证明该墓的埋葬时间要推迟到战国中期。理由有以下六点：
&1．该墓出土的其它铜器大部分都是素面无纹饰28。鼎为环形附耳，蹄足细长，平底浅腹，还附有鼎钩。敦体呈球状，兽足精美。铜壶双环耳有兽面铺首、三钮盖。盘为平底浅盘，双环耳。匜体轻薄，横剖面近圆形。还出现了高足铜罐、镂孔奁形器和铜箕，炭炉等。这些铜器的实用作风是春秋时期所没有的。
2．该墓出土的彩绘陶壶、平底升鼎、高足陶罐，浅盘陶豆等都是战国时期的作风，与长沙29、辉县30战国早期的出土陶器十分相似。
3．该墓出土的竹书文体与同出的编钟铭文不同，字体风格与战国中晚期的《鄂君启节》、《帛书》以及江陵望山一号墓简文、仰天湖25号墓简文相似。
4．该墓出土有木质跪俑、站俑和各种舞蹈俑，却没有殉人现象，显然要比同一地区的固始侯古堆、白狮子地和湖北曾侯乙等殉人的墓要进步一些，因此该墓的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早期．
5．该墓出土了错金嵌玉铁带钩二件，错金银铁带钩三件，说明铸铁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并运用于生产日常生活用品，也绝非春秋时期所能达到的水平。
6．该墓出土的矮裆陶鬲是断定年代下限的重要器物。根据近年的楚墓陶器分期研究，该墓的年代最晚只能到战国中期。
最近两年，信阳地区还发现了大批战国中晚期的陶器墓。其中，罗山蟒张有二十二座，光山黄大山有十五座，新县窑岗有五座，固始侯古堆和蝙蝠山有四座，商城风雨台有一座，共出土陶器三百余件(均为待刊资料)。这批陶器墓均为中小型土坑竖穴墓(只新县窑岗五座墓比较特殊，墓坑挖在风化片麻岩即麻姑石山上，坑内填充河砂)，一般都是3X4米的中型墓，只有个别是1．5X2米的小型墓。墓内除陶器外，很少有其它陪葬物。陶器的组合一般是鼎、豆、壶、罐、杯、盏。新县窑岗和光山黄大山还有陶盘和陶臣的组合。新县窑岗M1还出土了一件罕见的仿铜陶禁。罗山蟒张M13出土了一件用途不明的陶叉形器。固始侯古堆M2还发现大量的陶贝铺在墓底。这批陶器大部分属于明器，有的纯粹是象征性的(如鼎耳与器身不联，而是插在器身的圆孔中)。这反映了当时埋葬制度的根本变化。虽然仿铜礼器还留有奴隶社会的残余，但陪葬陶明器的商品化生产象征着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墓内清一色的陶器陪葬，宣告了商周青铜时代的结束。随着楚国奴隶主贵族的衰败，新兴的中小地主阶级开始哼握地方政权，成为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阶级基础。
(一)信阳地区墓葬所反映的楚文化发展序列，不能说是“一脉相承”，但已经有了粗线条的承袭关系。春秋早期的诸侯国文化对于楚文化在信阳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把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列入发展序列，供研究参考：
春秋早期：
潢川彭店庙子岗“番君伯龙”盘，簠；
信阳县长台关彭岗“番伯昶”青铜器；
信阳县吴家店坟扒“番昶伯者君”青铜器；
潢川上油岗磨盘山“黄孙须颈子伯亚臣”铜櫺；
信阳市平桥西“樊君樊夫人”青铜器；
信阳县明港段青铜器；
信阳县明港钢铁厂青铜器；
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妇青铜器；
春秋中期：
罗山高店“奚季宿车”铜器；
信阳县明港钢铁厂出土的盘、匜、鬲；
潢川彭店庙子岗出土的鼎、方壶，罍；
固始万营山一号墓出土的鼎、盆
春秋晚期：
固始万营山二号墓青铜器；
潢川县隆古高稻场“蔡公子义”铜器；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文物
战国早期：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墓出土文物
战国中期：信阳县长台关一号墓出土文物
战国晚期：
罗山蟒张上层陶器墓(23座)
光山黄大山陶器墓(15座)
新县窑岗陶器墓 (5座)
固始侯古堆二号墓出土文物
商城风雨台一号墓出土文物
固始蝙蝠山陶器墓(8座)
（二）上述发展序列研究，以及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合葬墓精美的文物，更加充实了下列观点：“光辉灿烂的楚文化不是孤立产生的，更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它是先进的中原文化技术与南方富饶的物质基础相结合的产物。早在新石器时代，堆滨沙冢龙山文化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无论在胎质、造型和轮制技术方面都要比同时期的屈家岭文化晚二期进步一些。商王武丁以后，南方的荆楚已经在中原商王朝的牢牢控制之下。这是既有文献可考。又有罗山蟒张商代墓地的考古实证。信阳地区出土的春秋早期诸侯小国的精美青铜器，不可能不对楚文化产生影响，楚文化到战国时期发展到顶峰，更加证明了中原文化技术所起的主导作用。这里凝聚着沦为战俘的中原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心血。我们相信，进一步搞好豫南考古工作，将为全国注目的楚文化研究，找出更多，更有力的答案！”31
(原载198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楚文化觅踪》)
①杨履选：《潢川县发现裴李岗文化类型的石磨盘》，{中原文物)1981年4期
②《河南淮滨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81年1期。
③《河南罗山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2期，《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4期。
④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1981年4期：欧潭生：《豫南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意义》，《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
⑤《河南潢川县发现黄国和蔡国铜器》，《文物》1980年1期。
⑥{河南信阳发现两批眷秋铜器》，《文物》1980年1期，李学勤先生认为铭文中的“甫”字应该是“番”字，见《论江淮间的春秋青铜器》，《文物》1980年l期。
⑦《河南罗山县发现春秋早期铜器》，《文物》1980年l期。
⑧《河南信阳市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期；《信阳市平桥西三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4期。
⑨《信阳县明港发现两批春秋早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年4期。
⑩待刊资料。
11《我国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一一信阳长台关发掘一座战国大墓》，《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9期。
12《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l期。
13《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和二号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4期。
14待刊资料。
15顾铁符：《信阳一号楚墓的地望与人物}，《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2期。
1617李学勤：《论江淮间的春秋青铜器》，《文物》1980年1期。
18于豪亮：《论息国和樊国的铜器》，《江汉考古》1980年2期。
1920《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春秋铜器》，《文物》1972年3期。
21程欣人：《随县郧阳出土樊、曾、息青铜器》，《江汉考古》1980年1期
22《罗山高店又发现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年4期。
23郑杰祥等；《河南潢川发现一批青铜器》，《文物》1979年9期。
24詹汉清：《固始县北山口春秋战国古城址调查报告》，《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
25《左传·文公十年》。
2631欧潭生：《豫南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意义》，《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
27《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28《河南信阳楚墓出上文物图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9《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长沙楚墓》，《考古学报》1959年1期。
30《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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